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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几，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复争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陕西，知泾州，刘涣等谄事中正，而鹿阝延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已而涣等进擢，舜臣降黜，权归中正，谤归陛下。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上手诏问公所从知。公曰：

  　　“臣得之兵客，非一人言，事之有无，惟陛下知之。若无，臣不敢避妄言之罪。

  　　万一有之，不可不察。”

  　　诏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阁门只候。公言：“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阁门只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英宗山陵，公为仪仗使，赐金五十两，银合三百两。三上章辞，从之。

  　　边吏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公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惊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窃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万。西方用兵，盖自是始矣。

  　　兼翰林侍读学士。登州有不成婚妇，谋杀其夫伤而不死者。吏疑问即承，知州事许遵谳之。有司当妇绞而诏贷之。遵上议，准律，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妇当减二等，不当绞。诏公与王安石议之，安石是遵议。公言：

  　　“谋杀犹故杀也，皆一事，不可分为二，若谋为所因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议，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权知审官院。百官上尊号，公当答诏。上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上大悦，手诏答公：“非卿朕不闻此言，善为答词，使中外晓然，知朕至诚，非欺众邀名者。”遂终身不复受尊号。

  　　执政以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

  　　公言：“两府所赐，以匹两计止二万，未足以救灾，宜自文臣两省武臣宗室剌史以上皆减半。”公与学士王珪、王安石同对。公言：“救灾节用，且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安石曰：“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公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争议不已。王珪进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司马光言是也。然所费无几，恐伤国体，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择。”上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兼史馆修撰。上问公可为谏官者，公荐吕诲，诲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诏公与张茂则同相视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监丞宋昌言策，乞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水东流，若东流日深，北流自浅，薪刍渐备，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时议者多不同，公于上前，反覆论难，甚苦，卒从之。后皆如公言，赐诏奖谕。

  　　王安石始为政，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建为青苗、助役、水利、均输之政，置提举官四十余员，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公上疏，逆陈其利害，曰：“后当如是。”行之十余年，无一不如公言者。天下传诵，以公为真宰相，虽田父野老，皆号公司马相公，而妇人孺子，知其为君实也。

  　　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公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公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然则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公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朝廷之事不能尽知，借使闻之道路，又不知其虚实也。”上曰：“闻则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米斗十余钱，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公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罢之幸甚。”上曰：“未罢也。”公曰：“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斛，则省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公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有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公曰：“此皆细事，不足烦人主，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则陛下职也。”上曰：“然。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趋出。上曰：“卿得无以惠卿之言不乐乎？”公曰：“不敢。”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罢其法。安石称疾求去。

  　　会拜公枢密副使，公上章力辞，至六七。曰：“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上遣人谓公：“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公言：“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青苗法卒不罢，公亦卒不受命。

  　　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意谓吕惠卿。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公求补外，上犹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朝辞进对，犹乞免本路青苗、助役。

  　　宣抚使下令，分义勇四番，欲以更戍边，选诸军骁勇，募闾里恶少为奇兵，调民为干粮麦少饭，虽内郡不被边，皆修城池楼橹如边郡，且遣兵就粮长安、河中、邠，三辅骚然。公上疏，极言：“方凶岁，公私困弊，不可举事，而永兴一路城池楼橹皆不急，干粮麦少饭昔尝造，后无用腐弃之，宣抚司令，臣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坐之。”于是一路独得免。

  　　顷之，诏移之许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归。自是绝口不论事。

  　　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国。

  　　至熙宁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罢。

  　　又以书责宰相吴充：“天子仁圣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丰五年，公忽得语涩疾，自疑当中风，乃豫作遗表，大略如六事加详尽，感慨亲书，缄封置卧内，且死，当以授所善范纯仁、范祖禹使上之。

  　　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台，四任提举崇福宫。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资政殿学士。

  　　神宗崩，公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公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

  　　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遗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从之。下诏榜朝堂，而当时有不欲者，于诏语中设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太皇太后封诏草以问公。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

  　　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时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皆应诏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惩天下言者皆以非职而言，赎铜三十斤。公具论其情，且请改赐诏书，行之天下。从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

  　　公方草具所当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罢减皇城内觇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无状者三十余人，戒敕中外无敢苛刻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及民所养户马宽保马限，皆从中出，大臣不与。公上疏谢：“当今急务，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当万死。”诏除公知陈州，且过阙入见，使者劳问，相望于道，至则拜门下侍郎，公力辞，不许。数赐手诏：“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公不敢复辞，以覃恩迁通议大夫。

  　　初，神宗皇帝以英伟绝人之资，励精求治，凛凛乎汉宣帝、唐太宗之上矣。

  　　而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小人得乘间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后者慕之，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圣，独见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终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复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

  　　元丰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至嗣位，民日夜引领以观新政，而进说者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欲稍损其甚者，毛举数事以塞人言。公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官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使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罢之。当时悦服，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

  　　公以为：“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凡所进退，皆天下所谓当然者，然后朝廷清明，人主始得闻天下利害之实。”遂罢保甲团教，依义勇法，岁一阅。保马不复买，见在者还盐牧给诸军。

  　　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钱皆除其息。京东铸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盐及福建茶法，皆复其旧。独川、陕茶，以边用，未即罢。遣使相视，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钱谷皆领之尚书。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隶五曹及寺监者，皆归户部，便尚书周知其数，量入以为出。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时独免役、青苗、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也。

  　　山陵毕，迁公正议大夫。公自以不与顺命，不敢当，诏不许。

  　　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诏公与尚书左丞吕公著朝会，与执政异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率用熙宁以前法。有未便，州县监司节级以闻，为一路一州一县法。诏即日行之。又论西戎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为非。时异议者甚众，公持之益坚。其后太师文彦博议与公合，众不能夺。又论将官之害，诏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之。又乞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公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于郡守中举转运使、提点刑狱，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为十科，以求天下遗才，命文臣升朝以上，岁举经明行修一人，以为进士高选。皆从之。

  　　拜左仆射。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许以肩舆，三日一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公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公肩舆至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对延和殿，再拜。遂罢青苗钱，专行常平粜籴法，以岁上中下孰为三等，谷贱及下等则增价籴，贵及上等则减价粜，惟中等则否，及下等而不籴，及上等而不粜皆坐之。时二圣恭俭慈孝，视民如伤，虚己以听公。公知无不为，以身任天下之责。

  　　数月复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时方躬祀明堂，礼成不贺二圣皆临其丧，哭之哀甚，辍视朝三日。

  　　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夏县，官其亲族十人。

  　　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自以遭遇圣明，言听计从，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赢，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

  　　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集注太玄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场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北谘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初，公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命公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讫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载。其是非颖似之间，皆有辩论，一事而数说者，必考合异同而归之一，作《考异》以志之。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赐名《资治通鉴》，诏迩英读其书，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书成，拜资政殿学士，赐金帛甚厚。

  　　娶张氏，礼部尚书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国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孙二人，植、桓皆承务郎。

  　　公历事四朝，皆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报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故虽议论违忤，而神宗识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资政殿学士，盖有意复用公也。夫复用公者，岂徒然哉，将必行其所言。公亦识其意，故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呜呼，若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谓不负所知矣，其报之也大。

  　　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其余，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谨状。

  杨荐字说

  　　杨君以其所名荐，请字于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韧，戴冕而垂旒，一献之礼，宾主百拜，俯偻而后食。夫所为饮食者，为饱也，所为衣服者，为暖也。若直曰饱暖而已，则夫古之君子，其无乃为纷纷而无益，迂阔而过当耶。盖君子小人之分，生于足与不足之间，若是足以已矣，而必为之节文。故其所以养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凛乎其若处女之在闺也，兢兢乎其若怀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于其墙，不义者不敢过其门。惟其所为者，止于足以已矣之间，则人亦狎之而轻，加之以不义。

  　　由此观之，凡世之所谓纷纷而无益、迂阔而过当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孔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错也，而必茅之为藉，是君子之过以自尊也。予欲杨君子过以自尊，故因其名荐而取诸《易》以为之字。杨君有俊才，聪明果敢有过于人，而余独忧其所以自爱重者不至而已矣。

  张厚之忠甫字说

  　　张厚之忠甫，乐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学，信道而笃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苏轼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远，言有约而义博者，渴必饮，饥必食，食必五谷，饮必水。此夫妇之愚所共知，而圣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后仁，智者得之而后智。施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无所适而不可，是饥渴饮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夫骄且吝，岂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虽孔子可庶几，人而不能恕，虽周公不足观也。先生之所以遗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未于此矣。然而曾子谓之忠恕，诗人谓之忠厚。以吾观之，忠与恕与厚，是三言者，圣人之所谓一道也。或谓之谷，或谓之米，或谓之饭，此岂二物也哉。然谓谷米谓米饭则不可。故吾愿子贯三言而并佩之。将有为也，将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后从之。此孔子、曾子、诗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赵德麟字说

  　　宋有天下百余年，所与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疏远侧微，而不私其亲。

  　　故宗室之贤，未有以勋名闻者。神宗皇帝实始慨然，欲出其英才与天下共之，增立教养选举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备。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见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与越王之孙、华原公之子签书君令畤游。得其为人，博学而文，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而敏于为政。予以为有杞梓之用，瑚琏之贵，将必显闻于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汉武帝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以荐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

  　　“盖”之为言疑之也。夫兽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岂求之武帝而未见所以致麟者欤？汉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雁为祥，二子非疑之，盖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贤，而主上虚已尽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闻，此真获麟者也。麟固不求获，不幸而有是德与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学道观妙，澹泊自守，以富贵为浮云，而文章议论，载其令名而驰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为之说。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讳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于乡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惮远宦，官阙，选土人有行义者摄。公摄录参军。眉山尉有得盗芦菔根者，实窃，而所持刃误中主人。尉幸赏，以劫闻。狱掾受贼，掠成之。太守将虑囚，囚坐庑下泣涕，衣尽湿。公适过之，知其冤，咋谓盗曰：“汝冤，盍自言，吾为汝直之。”盗果称冤，移狱。公既直其事，而尉、掾争不已，复移狱，竟杀盗。公坐逸囚罢归。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后三十余年，公昼日见盗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暂对，我叩头争之，曰：‘不可以我故惊公。’是以至今。公寿尽今日，我为公荷担而往。暂对，即生人天，子孙寿禄，朱紫满门矣。”公具以语家人，沐浴衣冠就寝而卒。轼幼时闻此语。已而外祖父寿九十。舅氏始贵显，寿八十五。曾孙皆仕有声，同时为监司者三人。玄孙宦学益盛。而尉、掾之子孙微矣。或谓盗德公之深，不忍烦公，暂对可也，而狱久不决，岂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欤？绍圣二年三月九日，轼在惠州，读陶潜所作外祖《孟嘉传》，云：“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意凄然悲之。乃记公之逸事以遗程氏，庶几渊明之心也。

  颍滨遗老传上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见先生而叹曰：“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子必不负吾志。”

  　　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曰：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也。

  　　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

  　　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谓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

  　　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

  　　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辙告之曰：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箠必用，州县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介甫意合，即谓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卢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君独来见，何也？”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阳叔曰：“君意谓如何？”对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阳叔曰：“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阳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至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札子，乞催之。”惠卿觉非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之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复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

  　　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和歙绩溪。

  　　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明年，至京师，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欲革弊事，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中外忧之。辙言曰：

  　　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祚，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小臣贪冒荣利，奔竞【创建和谐家园】。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小臣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罢黜小臣，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

  　　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

  　　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小臣，而置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小臣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

  　　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复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吕惠卿始谄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后势钧力抗，则倾陷介甫，甚于仇雠，世尤恶之。时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不预贬窜。辙具疏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之。

  　　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说为《诗书新义》以考试天下士，学者病之。君实改为新格，而势亦难行。方议未定，辙言：“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牙磐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若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多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又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式。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众皆以为便，而君实始不悦矣。

  　　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

  　　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祐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

  　　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职者以为当。

  　　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国虽屡遣使，而未修职贡。二年，夏始来贺登极，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然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

  　　顷者四人虽至，而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是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创建和谐家园】。今若又不许，使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今议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

  　　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

  　　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复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

  　　于是朝廷许还五寨，夏人遂服。辙寻迁起居郎，为中书舍人。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

  　　初，元丰中，河决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因导之北流。水性已顺，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岁有决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微仲、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知之。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浅，异日或从北界入海，则河朔无以御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诸公莫能夺。吕晦叔时为中书相，辙间见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晦叔惊曰：“君何言欤？”对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晦叔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晦叔亦以病没。

  　　辙迁户部侍郎，尝因转对言曰：

  　　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畜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

  　　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画，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当以例物招置，而出军衣粮，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户部亦有赖矣。

  　　朝廷重违近制，卒不能改，寻又言：

  　　臣谨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恐合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昧死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富，其道无由。

  　　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举，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

  　　今不早救，后患必甚。

  　　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

  　　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

  　　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分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朝廷以为然，从之，惟都水监仍旧。

  　　辙自为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辙兼领其事。吏有白中孚者，进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