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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欣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她父亲在白洋淀一带是有名的士绅，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就是他办的。抗战胜利后，地方政府时兴选举了，结果他被选上了县长。那位县党部的老【创建和谐家园】被选掉。只是没想到，这个当时全县开心的进步事件，十几年以后给他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解放战争时，中欣的妈妈偷偷离家，跑到了延安。那时她十六岁。有了她的这一次叛逆，就可以理解她女儿的第二次叛逆。

  那时的延安，一批已安顿下来的老干部正如饥似渴地盼望有一个女人，因而那些到了延安的年轻女子，从一踏上这块土地，便被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男多女少，在这块严格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土地上，一切都按一种简单又原始的制度进行分配。有资格讨女人的，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八年军龄，或八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简称“二八团”。中欣的母亲到延安时，中欣的父亲这几条早就够了，且一表人材，血气方刚。不知组织部门怎么掰开了揉碎了地做了几番工作，那一天，中欣的父亲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带了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只温驯的小毛驴，到自然科学院女生宿舍去把中欣的母亲驮走了。这一驮走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前几年去世。

  中欣的父亲姓赵，革命后改了一个很时兴的单名――赵耀。他说是在长征途中朱老总给起的。后来有人说其实是红四方面军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湖北老乡陈昌浩给起的，文革中还有人专门去外调过，朱老总没找着，陈昌浩已【创建和谐家园】了，这事便成为了一个悬案。可可问中欣究竟是谁起的。中欣说，我看是陈昌浩起的。在这些事上，老爷子精明得很，他要承认是陈昌浩起的，文革那阵子还不给斗死呀。你想想，他见到朱老总是到延安以后，和陈昌浩可是从长征一开始就在一起的。

  中欣父亲的赵姓家族，据说和赵宋王朝还有一些联系。在他家乡的族谱上，可以上溯到宋朝的一位皇戚，至今他家乡的赵姓还严格地按那一族的辈分字派起名字。中欣的父亲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名字，但他从来不说。他的五个儿女，分别叫北定，南进，东胜，西平，中欣。东南西北中，全占满了，可可第一次听见中欣家五个孩子的名字时，倒吸了一口气说，真是有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王侯气魄。要是在每一个名字后面加一个“王”字－－北定王，南进王，东胜王，西平王，中欣王，就更是了不得了。后来可可发现，许多老干部家的子女，都有这样一类俯瞰河山万土归我的名字。有的家里给孩子起的名字稍稍平和一些，但也充满了胜利者一路凯旋插标为疆的豪情，如“晋冀”，“鲁豫”，“延京”，“赣生”，“宁生”，“沪生”……到得后来，建国，和平，抗美，援朝，超英，赶美，跃进，卫星，建设……将这些名字串起来，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编年史。直到后来，全国人民也不论地位高低了，都参与到这一革命命名热潮中来，红兵，卫东，立新，学锋，大桥，爱国，向党，向工，向农，向军，……到文革中，更出现了宋要武，张敢闯，薛青彪，刘四念，陈决胜，王金猴，孙九大直至魏人民服务，洪遍全球，詹无不胜一类连形式都彻底革了命的名字，成为新中国命名学一大观。可可曾问过父亲，解放前那些党国【创建和谐家园】及知识文化界名人的孩子，是否也按这一类思路起名字？父亲想了很久，说，好像没有多少这一类名字。除了蒋介石，将两个儿子起名经国纬国之外，很少有跟着瞎起哄的。你看看，那时代留下来的人，有几个叫民生、民权、民族、北伐、清党，抗日的？名字是私人的事，再说，还有家族字派的规矩，不好乱起的。所以，【创建和谐家园】大官员们的名字，都没有共产 党的响亮。可可的父亲说了一串【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的名字，又说了一串共产 党干部的名字，说着说着便自己笑了起来。

  后来，出了一个【创建和谐家园】的时候，可可的父亲说，这名字叫的，和我们这里街巷人家的孩子叫水货，火生，咬脐一类呢。

  赵家五个孩子排列有序。单数为女，双数是男。中欣说，她们兄弟姐妹间隔紧密，不到一年就是一个，几年间快把她妈生死。本来，按她老爸的意思，还要不断生下去。那时是供给制，生多少就有多少份衣物口粮，保姆也由公家派。后来她妈在生下中欣后，偷偷将自己做了手术。据说中欣的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中欣的母亲也第一次奋起反抗了。中欣的母亲说，我千辛万苦跑到延安嫁给你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别人都在轰轰烈烈地建设新中国，只有我，一年到头挺个大肚子，啥也干不成！

  其实，解放初期，像中欣母亲这样专职在家轰轰烈烈生孩子的干部夫人多的是，现在去查一查，哪一家不都是五六个七八个。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每个人还有一个苏联名字：娜塔莎，阿寥沙，安娜，安德烈，柳芭。许多年不用了，今天偶尔听电视电影里有谁喊一声，还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些名字，是五十年代初苏联专家援华的时候给起的。那时，有过高小学历，又在延安抗大深造过的中欣的父亲，算是那一批老干部中文化高的。因此，很快就被军方派往一个大型国防企业作领导工作。那些国防企业从设备到技术到原材料都由苏联老大哥提供。

  那些苏联名字，由苏联老大哥亲自命名的为正宗――有更讲究的，还应该有一个苏联教父，类似中国的干爹――也有的是为赶时髦自行其是起的。有的干脆取代了原来的大名――如王娜佳，张秋莎，赵尼娅……这种亦中亦苏的名字，成为中国五十年代的一道靓丽风景，也成为那一阶层的特权。后来中苏交恶了，有的人便将名字稍作变动，如王娜，张莎，赵小娅，依然比咱们原来的秋菊，腊月，春梅，兰英要洋气许多。后来，这类经过汉化的洋名渐渐在老百姓中流行开来，今天已有泛滥成灾之势。

  中欣原来的苏联名字叫柳芭，是一个苏联专家用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中一个女游击队员的名字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当然早已不用了，但那个女游击队员自由无羁不管不顾打死也不投降的性子却留了下来。这一点，是中欣的父亲始料所不及的。

  第三章

  第一次去见岳父，可可一直记得很清楚。不管岳父大人的意愿如何，从法理上说他们结成翁婿关系已是事实。

  那天，一对新人在口袋里揣了一些糖果，乘车去了西北郊的中央党校。经过一套很繁杂的手续，中欣的父亲从校园深处向接待室走来。中欣远远地就看见了自己的父亲，说声来了，便拉着可可快步迎了上去。在互相走近的时候，两个男人已将对方打量了个够。中欣父亲那时刚刚六十，身板硬朗，穿着一身不戴领章帽花的将校呢制服，迈着那种铿铿锵锵的军人步伐直朝他们逼了过来。要是在战场上，这架式足以让敌手心虚的。中欣大约早已忘记了与父亲在电话中那一场决绝的争执。此时的她已是个胜利者。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她冲上去吊在父亲的脖子上，撒起娇来。父亲一脸的哭笑不得，连声说，搞什么名堂，搞什么名堂，你也不看看这是在什么地方。嘴上虽然这么说，却没有任何的拒斥躲闪。他是喜欢小女儿吊在自己脖子上的。这既掩饰了他在与女婿的第一轮角力中失败的尴尬，也慰籍了女儿对他深深的伤害。父亲在他女儿的【创建和谐家园】蛋子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说，长不大，疯丫头。可可觉得岳父这两巴掌的寓意很深，一是显示了长辈的至尊，二是表现了他与女儿能如此亲切，三是告诉女婿，那【创建和谐家园】蛋子他是有资格去拍的。女儿叫了起来，你把我打疼了！父亲说，这是在大马路上，要是在家里，比这还要疼。这话是双关的，说给女儿听的同时，也说给了女婿听。但可可能接受，它毕竟表达了一种和解，甚至是妥协。

  可可的一位朋友曾经对他说过，翁婿之间，其实是一对永远的天敌。一个男人，生养了一个娇嫩的小女儿，在怀里，在膝上将她呵护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有一天，另一个年轻的男人要把她带走，并且据为己有，这其实是很残酷的呢。更残酷的是，在这种较量中，永远是年老的那个男人败下阵来。他没有办法将心爱的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无论是他的时间，还是他的伦理，都不可能。后来，可可果然在好几次婚礼上看到，做岳父的比做岳母的更为伤感。那是一种掩藏着的，透进骨子的伤感。

  许多年后，可可想起朋友的这番话，心中第一次对岳父升起了一种敬意。不是他最终默认了女儿的叛逆，而是他在这场较量中，受到双重失败的打击下，真正像一个老兵那样，隐忍又悲壮地退下阵来。没有叫唤，没有报复，只独自一人将伤口拭干净。许多经历过战场上生死成败的人，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中欣的父亲将他们带到他在党校的宿舍。那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套间，外间是书房，里间是卧室，还有一个小卫生间。书桌上堆放着许多书刊报纸文件和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可可原以为岳父会对他提出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祖宗八代的各种历史情况。没想到坐定之后，岳父便像汇报一般说起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开了哪些哪些课，传达了哪些哪些文件，哪些哪些课是由谁谁谁来讲授的，有时还复述一下课程的内容。有些内容如果属于保密范围，他便说这些不能对你们说，只传达到省军级。又说中国今后会怎么怎么样，在二十世纪末会成为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国家。一直到最后才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然后，特别对可可说，当时的延安，也有一些像你这样的青年，他们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如释重负地说完这一番话后，站起身来，说，颐和园就在隔壁，我带你们去颐和园玩。

  在中欣的父亲去卫生间的时候，可可小声对中欣说，挺可爱的，像中学生一样。

  中欣的父亲说话的时候，可可一直微笑着，很认真地听他说。但与其说他是在听岳父所讲的内容，还不如说他是在听一个一生坚定地将自己献给了革命事业的人的某种精神。在见岳父之前，可可曾准备好与岳父深入坦诚地交换一些想法，探讨一些问题。在听完岳父的讲话之后，他感觉自己原来准备要说的那些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知道，自己要说的话会像飞去来器，旋转了一圈，依然回到自己这里，它什么也碰不着。

  中欣的父亲以行军的速度，带着他们俩在颐和园里走满了一大圈，然后走出大门。他说，我不能留你们吃饭，我们这个班的学员，进餐是预定好的。

  第一次与岳父见面，可可说的话，自始至终加起来也超不过十句。他感觉到，岳父并不想听他说什么。他要让这个夺走自己小女儿的小伙子知道，自己依然是至高无尚的。

  5

  那一年，可可和中欣的儿子出生了。当时，可可刚考取研究生。他是直接以初中学历考上的。学业压力很大。为了不给可可的父母添麻烦，也想偿还一下结婚几年未还家的思念之情，中欣是回北京生产的。

  外孙出世之前，中欣的母亲问，给孩子起了名字没有？

  中欣说，正编呢。

  中欣的母亲说，你爸想让他姓赵，不知杨可可家答不答应？

  中欣听了有些惊讶，不知父亲为何会生出这么一个突兀的念头，便笑着问妈妈：姓了赵就走上革命道路了？

  中欣兄弟姐妹五个，三女二男。大姐北定生的是儿子，名字早已起定－－再说对方家是独子，要人家改姓说不过去。二姐没孩子，她说她不要。大哥生了个女儿，二哥也是个女儿。

  中欣说，爸爸从来不信这一套的，怎么现在想起这档子事儿来？

  那时，中欣父亲正经历着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从中央党校出来，在某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还没有待上两年，一纸命令下来：退居二线。再不久，一刀切，回了家。六十多岁，便开始了干休所小院里的养老生活。不管怎么说，文革时他还在台上－－虽然常常是在批斗会的台上，但他毕竟没有退出中国革命的舞台。他们这些人，已经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里到外地政治化了。他们没有想过死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在家养老等死的心理准备。他们只准备了在战场上战死，或最后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两种死法，是他们逃避死亡恐惧的最好方式。现在，一批最不怕死的人，开始恐惧在无所事事中向死亡一步步走近。

  回家后，中欣父亲的身体一下子就衰落了，人比当年文革中挨批斗的时候还消沉。中欣记得，当年每次挨斗回来，父亲一进门，刚摘下牌子，便中气十足地骂起人来。拉起窗帘吃鸡，或者情绪激昂地写申诉材料。那实在还是一副亢奋的战斗状态。

  中欣的妈妈说，你跟杨可可和你公公商量一下，他们不同意就算了。

  中欣说，不就是个姓名吗，他们不会不同意的。

  几天后，中欣便在床上给可可和公公各写了一封信。果然，可可和公公很快地回了信，说孩子是两家的后代，跟谁家姓都一样。可可还说，咱杨家孙子多，眼下已有四个了，往后说不定还会有一两个，就把咱的儿子贡献给老赵家吧。他在这段话后面的括弧中加了一句：此话不要让你爸知道。

  中欣的父亲让自己的外孙姓了赵，还正正规规地按赵家的宗族字派给外孙起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名字：赵归华。赵是他老人家的姓。归是赵家的宗族字派，华是振兴中华的华。老赵家的字派是十二字一轮――承，平，盛，世，天，下，归，一，芳，泽，万，代。轮到中欣的儿子，该是“归”字辈了。中欣这才知道，这样算来，自己该是“下”字辈的。心想，幸亏老爷子当初没按老规矩给他们几个孩子起名字，要不然名字中间嵌个“下”字，怎么也不好叫的：赵下蛋？赵下棋？赵下车？赵下河……她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后怕。父亲说，你们女娃儿，可以不按字派来，你们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中欣问父亲他原来按字派起的名字叫什么。老人狡黠地一笑，说，老子不告诉你。中欣便胡猜：赵天狗？赵天堂？赵天水……老人憋了半天，噗哧一下笑出声来，骂道：鬼丫头，敢开老子的玩笑！

  那是中欣回家后见到父亲最欢乐的一笑。

  月子里，中欣的父亲每天都要来看外孙许多次，有时半夜也爬起来看看。偶尔听见孩子的啼哭声，便会在被子里大叫起来：中欣－－中欣－－给我华儿吃！你把我华儿饿死了－－你把我的华儿压死了！

  中欣的妈妈说，小孩子是要哭一哭的，不哭就有毛病了。你这么大喊大叫，把他还吓着了。

  后来赵归华哭的时候，老人便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径直闯进中欣的屋子，狠狠地说：你就知道自己睡！中欣哭笑不得地说，您没看见吗，我这儿正给他换尿布呢！我的儿子我不知道疼吗？您把自己折腾坏了，我可担待不起！

  一次，中欣的妈妈说，真是隔代亲。当初五个孩子，一个一个下地，你看都没怎么看一眼，谁的生日在哪一天，至今你也没弄清楚。老人犟嘴说，我一次就给你请了两个保姆。

  中欣的妈妈说，所以呀，孩子们跟保姆比跟你亲。

  老人这才不做声了。

  儿子满月后，可可请了几天假，来京接母子俩回去。启程那天，中欣的父亲很沮丧，一早起来直到吃午饭，闷在自己的房里不出来。临行前，可可一家三口去向老人道别，老人从大书柜里拿出一只牛皮匣子递给可可说，这是一架德国造的望远镜，我的战利品，送给华儿。可可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小小的距离，说，他两眼才长这么一点开呢。老人说，长大快得很。

  可可谢了老人。在将望远镜装进旅行包时，可可发现，在斑斑驳驳的皮壳上，已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赵归华孙儿留念。爷爷赵耀”。

  老人破天荒地为他们要了一辆小轿车。在中欣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单独给家人要过车。

  这个被命名为赵归华的小男孩的出世，给这两家人带来许多微妙的变化。这个浑沌未开的小人儿，既是可可的儿子，可可父亲的孙子，同时也是中欣的儿子，中欣父亲的外孙，这都是不可更改的血亲关系。于是，可可的父亲与中欣的父亲，这两个曾在两个营垒中遥遥对立，又天远地隔的老人，因了这个第三代，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联结。

  第四章

  如今，赵归华已是大一的学生了，在南方一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千禧之夜，他给父母发来一份精美的电子贺卡，又带声响又带动画，一条稚拙可爱的小龙飞过来飞过去。赵归华说，寒假期间准备去本地一家电脑公司打工，挣一点钱。然后和几个同学一块去旅游，春节可能不回家了。可可复信说，不行，暑期再做此类安排，春节要去看北京爷爷。改姓之后，对孩子称呼两边的老人便是北京爷爷和武汉爷爷。许多年来，也就这么叫了下来。儿子复信说，那他直接去北京，打工一事已经答应了那家公司，挣的钱可做新学年的学费。又问，北京爷爷家有电脑没有？上网没有？如果没有，他便不能去了。从高一起，儿子就沾上了电脑，可以三日无鱼肉，不可一日无电脑。上大学后，他还做了一个自己的主页，成立了他们高中几十个同学的“网上班会”，天南地北的，天天有人来这儿聚。

  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纪老人，一个与世隔绝的单身女儿，哪里扯得上什么电脑、上网呢？但中欣还是打电话问了北定。北定说，我们要那玩意儿干嘛？我们现在连电视都不开。过了一会儿，北定又打电话过来说，爸爸说去买一台，问买什么牌子的？老爷子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中欣不安起来。她说，先别买！为孩子的一句话，买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犯不着！你们平日也用不上它。

  几天之后，北定打电话来说，电脑已经买了。那天她刚说暂时别慌买，老头子就跟她急了，说，用老子的钱买点东西，老子还作不了主了？当即逼她找人去中关村挑了一台拖回家来。现在已经安好了。只是她不会用，要不然可以和在美国的东胜发伊妹儿了。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还未全部长成，便各自东西了。先是各自到东西南北中去当兵，八十年代初，除了中欣留在老家湖北以外，都陆陆续续调回了北京。几年之后，南进一家去了深圳，东胜跟丈夫去了美国，北定和西平留在北京。北定一直守着老爷子，西平却是常年不见踪影的。西平是他们老赵家改革开放的先驱，一直在做各类大大小小的生意。做得好的时候，香车华屋歌舞宴饮。做得不好的时候，被人追得鸡飞狗跳墙，常回家里讨些盘缠钱外出避风头。中欣记得那年生孩子回家，西平已经在折腾一些小买卖了。一次他拿回家几个手掌大小的电子计算器，给中欣演示了一番，按几个数字，按一个“＋”，再按几个数字，按一个“＝”，得数就在那个小窗口上清清楚楚地蹦了出来。那时候，这种玩意在用了千百年算盘的中国大地上，还是一个稀罕物。在此之前，中欣只在机关的财务处见过那种手摇式的计算器，沉甸甸的，像一架英文打字机，左手推一下排挡杆，右手转一下摇柄，跳出一个数字，算一道题，还不如算盘快呢。如今这掌心薄薄的一片，嘀嘀嗒嗒一点，成千上万的大数字，一眨眼就算出来了。西平见中欣一副惊讶神色，夸耀说，加减乘除平方开方百分比，啥都会，怎么样？当家庭主妇了，来一个！中欣问他是哪弄来的。西平说，一个朋友从国外捎来的，一般人要，150元。你要，100元。那时，100元还是一笔不小的钱，相当于她和可可俩人一个月的工资。再说刚添了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多了。便说以后再买吧。西平说，你真想要，50元给你算了。中欣便买了一只。这是他们手足之间第一次做生意，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不知是自己少给了西平钱呢，还是西平多蒙了自己的钱。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将西平臭骂了一通：你这个二道贩子！你这个跑单帮的，你跟你妹妹做起买卖来了！你老实说，你这玩意儿哪来的？究竟多少钱一个？西平说是秦家的老二从香港弄回来的。按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折价，45元一只。西平说，我没赚中欣的钱，要是别人，少了100元，我还不稀罕卖呢。西平说的秦家，是中欣父亲的老上级，当时正是位高权重之际。西平一说秦家的老二，把老爷子噎了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说，咱们不管他老二老三，咱们不做这些下作事。西平说，您哪，您这就太落伍啦！这巴掌大的小东西算个啥？现在呢，毕家的晋军，武家的和平都在捣腾军火了。您不信？给我钱，明儿我就给您扛一挺机关枪回来。

  老人满脸涨红，怔怔地望着西平，半晌说不出话来。在中欣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子女面前站在了下风。

  中欣回家以后，发现花50元买的那个计算器，在几个月间，竟像蝗虫一样一拨又一拨地出现了――made in hangkang，made in 【创建和谐家园】，made in japan ……价钱也没个谱，有的三五十，有的一两百。还有电子表，录音机，傻瓜像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奇装异服－－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到来了。

  7

  忙乱中，春节很快就临近了。在这期间，中欣为了老赵家新世纪的第一大聚会，几乎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聚会做了很多事：给美国的东胜发电子邮件，给深圳的南进打电话，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西平。一个个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终于约定了这一次的龙年全家大聚会。并说好各自一定要把配偶子女一并带回来，不带回来的就是小乌龟，到时将小乌龟贴他一脸－－就像孩提时代玩扑克牌那样。中欣甚至把话都说到了绝处：哪怕老爷子以后的追悼会你们不回来都行，反正他也不知道了。但这一次一定得回来，让他活着看到比死了看到好。

  在此之前，赵家最后一次的大团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中欣的妈妈还在。该生的孩子都生了，该离的婚还没有离。那是赵家有史以来家族成员最多最全的一次聚会。那一次还专门到首都照像馆去照了一张规规矩矩的全家福。那张全家福至今还挂在中欣父亲书房里的墙上。书房正墙的中间是赵耀同志身着那套英武的将军服，在一九五五年受衔后拍的标准像：肩上扛的是少将一朵花。左边是一九七一年赵家的五个孩子先后全都当了兵时与父母的合影。在那种男女不分的军装包裹下，是一副副还没长硬朗的身子骨和一张张透着单纯稚气的脸。只是母亲的眼里有许多的忧郁，父亲的神色中有些许怆然－－那时，他已被剥去了军装，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老式斜纹布旧军服，在一片新得发亮的绿军装中间，显得有些萎缩。一向讲究衣饰的母亲，只穿了一件剪裁稍稍别致的春装－－那尖领比当时普通常见的要大一点而已。父亲那张将军照的右边，挂的便是八十年代那张全家团圆像：两个老人，五个子女，五个配偶，四个第三代，总共十六个人，将那画面挤得满满当当。

  那个时候，对赵家来说，甚或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段平平和和的好日子。刚从许多年的混乱中走出来，尚未走进另一种混乱。父母身体还算健康。父亲业已渡过了离休的危机时期。五个孩子的五个家庭都建立了起来，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一个个也是不愁吃穿。既无什么风险，也没太大的贫富悬殊。况且还有一个个很诱人的美丽远景等在前头：到什么什么时候翻两番啦，到什么什么时候进小康啦……反正，是一个让人心平气和又充满向往的时期。

  那次回去，可可也是一个人物了。他读完研究生，留校任了教。发表了一些据说是很有份量的论文。那些论文，中欣家的人都没有看过，既便看到也不会感兴趣，但那毕竟是在一些权威报刊上发表出来的。在北京的时候，还有国家体改委的电话打到赵家来找可可的。因此，中欣的父亲与可可的话稍稍多了起来。他对可可研究的东西不清楚，便讲自己打仗的经历。但往往他一开口，几个子女就一块起哄：又来了又来了！你那几个段子我们都能背下来了－－老子把他的裆一抓，他小子的眼睛就直勾勾了……大家一片哗然。老人也笑了，边笑边骂道：你们这些小锤子！没有老子的那一抓，你们现在早就给小日本当亡国奴了。孩子们说，你把小日本说得多好，你抓他的裆，他还能让你生了这么一大堆－－劈刺－－西平对着父亲做了一个捅刺刀的动作：早就让你“死啦死啦的”。

  那次回家，中欣最感意外的是，子女们都敢跟老爷子开玩笑了，有的玩笑甚至还开得很过分。从小到大，父亲在他们心中是威严又神圣的天王。远远听见他皮鞋的踏踏声，汗毛都会立正的。父亲的话，就是他们的最高指示－－当然，父亲许多的话本来就是毛主席的话，他任何时候都能找到适用的毛主席的话。他曾说，毛主席真是不简单，把这个世界上的话都说尽了。到得后来，孩子们不光拿他说的话开玩笑，也拿毛主席说的话开玩笑了。比如家里剩了一点饭，便会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另一个便答道：“闲时吃稀，忙时吃干！”

  开始的时候，一听见这类亵渎的语言，老人会立刻翻脸，勃然大怒：你们跟老子放屁！

  要是回到往日，孩子们要吓得打哆嗦了。可后来一点都不气短了，一句话就能把老爷子顶到墙角旮旯里，噎得老人半天说不出话来：您还这么护着他呀？您当年西路军的亏吃少啦？您文化大革命的亏吃少啦？您的彭老总是怎么死的？

  子女们跟他起哄，老人便去给几个孙子辈讲。偶尔被他们的父母撞见，便会说上他几句：别给小孩子说这些，怪吓人的。要是谁把谁抓个一下呢？

  每当这种时候，老人便会沉默了，会一下子现出苍老和呆滞来。

  寂寞的时候，他也会去给可可讲。可可总是微微地笑着，很专注地听他讲。对于可可来说，如果“红军”曾经是一个政治符号的话，那么现在，红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兴趣听岳父讲那些往事。他的中国革命史知识在许多时候能与岳父的讲述对接，并能读出教科书上不曾有的东西。只是他发现，岳父给他讲的那些，大多也是教科书上的，电影中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只讲和日本人打仗，不讲和【创建和谐家园】打仗。岳父跟日本人只打过那么几仗，讲来讲去便常常出现重复……（后来，可可了解到，有的人从来就没跟日本人打过仗。八年抗战，半个日本人都没见过，更不要说“把他的裆一抓”了。）可可想，岳父不谈与【创建和谐家园】打仗的事，大约是怕他这个【创建和谐家园】的后代听了不舒服。他体味出了老人的善意，还是主动提到了国共间的几场大仗。岳父却不接他的话头。可可发现，岳父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了解非常少，岳父在这方面的知识，大约也只是来源于电影、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可可便给他说抗战中的那些著名的战役，说内战中【创建和谐家园】为什么失败，说【创建和谐家园】政府与美国和苏俄的关系，说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说自己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之后是如何看待那个日益【创建和谐家园】的政府……可可的坦诚，广博，无拘无束甚或离经叛道，一开始都让岳父十分意外，不知如何应对，他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听。中欣对父亲的这种反映也十分意外，有几次她都担心父亲会和这个异端女婿争吵起来的。

  可可笑着说，怎么会呢，只要以诚相见，有什么事不好说呢？其实，我倒真想他和我争一次，他把太多的想法憋在肚子里。可可说，大半个世纪的严酷现实，这些老人们――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言说能力。可可说，有数十年间，他没有听过父亲讲自己，他那一张嘴，仿佛永远只用来讲课的。直到八十年代，政治宽松了一些，他才听见了父亲心里的一些声音。

  但是，他依然没有听见岳父的声音。

  第五章

  老赵家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年龄相差都不大，到了七【创建和谐家园】岁的时候，叽叽喳喳闹成一窝。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那个小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他们的尖叫声笑闹声脚步声和将什么东西打翻打碎的声音。寒暑假中，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往这儿一扔，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两个老人便成了顾头不顾尾的正副班长。用老爷子的话来说：来了一帮子自由主义捣蛋兵。不过，他们的父母不在的时候，老人便可以痛痛快快地给他们讲叙往事。他把自己手上，胳膊上，腿上，背脊上，脸上，还有头发日益稀落的脑瓜皮上数十处大大小小的伤疤，一处一处讲给他们听。结果关于这些伤疤的来历，这第三代比他们的父母们知道的还要清楚些。孩子们在一起复述的时候，还常常引起争议，便又常常一窝蜂涌到老人面前去查证。

  外孙姓了赵之后，中欣的父母对他的关注就特别多了起来。头些年，常常由中欣的妈妈出面，要中欣在寒暑假期间将赵归华送到北京去。可可曾笑说，这是跟咱杨家争夺革命第三代呢。说是这么说，大多还是随了老人的意思，把孩子送过去。一来是那几年可可很忙，假期也有许多活动。二来可可的父母年事日高，成天看管一个“七【创建和谐家园】，嫌死狗”的孩子，也够累的。送去北京一段时间，可以清静一下。再就是中欣觉得自己远隔千山万水，未给父母多少慰籍，按父母的意愿将儿子送回去，也算是尽一点心意。就这样，赵归华小小年纪，在相隔千里的两地之间来来去去，也成了一个亲善大使。去的时候，武汉爷爷让他带些糕点，回的时候，北京爷爷让他稍点补品。两个老人有意无意间从孩子嘴里套一点对方的情况：在家干啥呀？吃什么呀？身体好不好呀？给你讲什么故事呀……虽然两位老人从未过谋面，甚至连一句话也未曾应答过，但彼此也不全然陌生。

  北京那边孩子多，场地大，又没有父母管束，甚至连假期的作业都被外公给“赦免”了，孩子一去就乐不思蜀。只有一次，大约是赵归华【创建和谐家园】岁那年的暑假里，中欣往北京打电话，正巧是儿子接的，儿子刚说一声我要回家便有了哭腔。中欣问怎么啦？儿子抽泣着说，北京爷爷打我。中欣问，为什么打你，你干什么坏事了？中欣心想，父亲宠孩子已经宠得不像样子了，一般性的错误，是绝不会动粗的，肯定是儿子干下了天大的坏事。儿子说，我什么坏事都没做！我们唱歌，他就打我。中欣说，你胡扯什么呀，你们唱歌爷爷会打你？儿子委屈地大叫起来：你不信问外婆！大约中欣的妈妈一直就在电话旁边，此时她接过电话说，都是些孩子事，没什么。这阵子你爸的心情不好，逮谁骂谁呢。前些天还站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朝天吼了好大一阵子，吼得隔壁李司令家的狗都不敢叫了。中欣问，他吼些什么？中欣妈说，还有什么呢？有耳朵的都听得出来。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我们是吃老百姓的粮长的血肉！啊！哪个【创建和谐家园】的忘了本，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答应－－哎，扯都扯不进屋来。

  中欣说，那有孩子们的什么事呢？

  妈妈说，那些日子外面也乱得很，你大哥二哥大姐都把孩子送这儿来了，整天关在院子里，归华来了就更热闹了。

  中欣的妈妈遮遮掩掩弯来绕去，终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赵归华去了以后，几个孩子突然都开始唱起一首歌子来。那曲调挺耳熟，，是开运动会，表彰会，晚会颁奖时常放的那支曲子。词也简简单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几个孩子出出进进地唱，有事无事地唱。起先，老人也没在意。偶尔一次，老人问西平的女儿，唱的什么呢？车轱辘一样翻过来倒过去的？西平的女儿说，唱红军的歌。老爷子一听高兴了，便要他们再唱唱。几个孩子一块大声唱的时候，老爷子还没听清楚歌词，还笑着一下一下地用手押着拍子。当他要西平的女儿把歌词一句一句念给他听了之后，一下就翻了脸。大吼道：你们这群小王八羔子！是谁教你们唱的？孩子们吓懵了，一致将手指戳向赵归华。老爷子抡起巴掌“啪”的一下煽在赵归华的【创建和谐家园】蛋子上，煽得他一个趔趄。赵归华当即嚎啕大哭起来。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那歌子的歌词是这样的：那个驼子要当红军，那个红军不要驼子，因为驼子的背太高，容易暴露目标……

  中欣的妈妈说，老爷子是借孩子撒气呢，打了以后又后悔得要命。他把外孙拖到怀里，问外孙是谁教的。赵归华一边抽泣一边说，他们班上的同学都会唱，他是听会的。听完外孙的话，老爷子沉默了。

  西平的女儿不解地问，红军要驼子吗？

  老爷子站起身，往外走去，弄得几个孩子哭的和不哭的都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一桩什么严峻的事。

  中欣对可可说了儿子在北京的遭遇和父亲异常的情绪，问可可要不要让儿子提前回来。可可说，没关系，儿子过两天就会忘了那一巴掌的。但是你父亲忘不掉。你妈妈说得对，他是拿他们撒气。你知道，几个孩子乱唱的一首歌子，解构了你父亲一生奉为神圣的东西。

  9

  岳父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他甚至从来不回自己的恩施老家。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从湖北各个穷乡僻壤走出去的老革命，纷纷回乡探亲祭祖，为自己挑选一块最后的栖息之地。有的人死了以后，也确实很隆重地移骨故土。那些回去的革命老人，地方政府已专门为他们僻出陵园，修建了豪华的纪念堂。但中欣的父亲却从来没提起过这方面的事。关于父亲的经历，中欣家的几个孩子们也知道得非常少。尽管父亲给他们讲过许多革命年代的故事，但他们发现这些故事并不是父亲的故事。

  中欣和可可对老人一些往事的了解，是很晚以后。

  儿子一周岁的时候，中欣在单位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已经到武汉来了，来开一个会，住在军区第四招待所，要中欣带了儿子去看他－－后来中欣从妈妈那里知道，父亲是专程从北京到武汉的，他是想见见那个已经姓了赵的外孙。

  那天下午，中欣和可可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来到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军区第四招待所，找到父亲的客房。客房外厅里已坐了四五位老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军装却没缀领章帽徽。那时还没有恢复军衔制，看不出谁的官大谁的官小。单看那一个个的神情派头，职位也都不会低。看见女儿女婿和外孙进来，中欣的父亲将屋里的人一个个向他们介绍了一番，果然都是些司令政委参谋长什么的。然后让一个个叫伯伯叫叔叔。其中有一个没戴领章帽徽的小老头，中欣的父亲指着他说－－赵部长，我的革命领路人，按辈份，是我叔，你们该叫爷，小家伙该叫太爷爷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都是一路过雪过山草地的。他望了几个老伙伴一眼，说，当初，从川鄂边区出发的人，现在没剩几个了。老人们说，都死光了，看还有没有五十个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能活得这么久啊！

  说了一会儿话，一个中年军人来请老首长们吃饭。菜很丰盛，酒是茅台。服务员给每人斟满酒后，中欣的父亲说，给我们的小伢也来一杯红葡萄酒吧。服务员给赵归华倒了一杯红葡萄酒，中欣的父亲用筷子头蘸了一点塞到那小嘴里，一边说，叫老子爷爷！小归华一边辣皱了眉头，一边稚气地叫了一声：老子爷爷－－众人都大笑了起来。赵部长对中欣的父亲说，你听见了吧，他说老子是爷爷呢。众人又笑。中欣的父亲也笑，骂了一句，小锤子，鹦鹉学舌！说着将外孙从中欣的怀里拉过来，放到自己的膝上，喂他吃菜。

  喝酒间，老人们开始回忆往事。一片粗话间，过往岁月中的那些残酷，苦难，血腥和光荣一段接一段活鲜鲜地蹦了出来。他们从肉搏说到“架飞机”，从朱老总编的那首“吃牛皮歌”，说到彭老总的“万言书”，有谁说到了左路军，说到了西路军，大伙突然都不做声了。顿了一会儿，赵部长说了一声，真是惨哪！几万人哪，就那么没了－－那时的几万人，不是现在的几万人哪……一位老人说，喝酒喝酒－－眨了眨泪眼，将一满杯酒倒进喉咙，众人也都跟着将杯中的酒一口喝干。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这类话题。

  从那以后，中欣和可可与赵部长家有了一些往来。有时受中欣的父母之托，他们会在年节时提上些礼物去看望他。中欣的父亲说，赵部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人。

  来来去去间，中欣父亲的一些往事也渐渐知道了一些。

  赵部长比中欣的父亲瘦小，且黑，显老。细细一看，那眉眼间依然可以见到赵家的模样，但赵部长的脸比中欣父亲生动得多，象一个狡诘又快乐的老农。在家时候，就穿一件老掉牙的灰中山装，也像是一个老农穿了一件从亲戚那儿弄来的一件不太合体的衣服。可可想，共产 党挑选干部，是不是也要讲究一点形象的？有几次可可拐弯抹角探问过赵部长，这么老的资格，怎么就做到这样一个职务？赵部长说，我哪是个当官的料子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只是一个赶马混骡子。说完一笑，不再细说。

  赵部长其实是一个二级部的部长，还是个副职，最多一个副师级，退下来很早，文革前就赋闲了，是他们那一拨人中进步最小的。一次，可可问起他，岳父怎么说您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赵部长笑笑说，那是你岳父日撅我呢，日撅是湖北的土话，意思是讽刺，嘲弄，开玩笑，类似于北方的“开涮”。赵部长说，我只是比他早吃几年军粮，哪敢当他的引路人唷？

  几年后，军区战史编辑室要一些老人写回忆录，说准备出一本书。赵部长把中欣和可可都叫了去，说自己文化低，拉拉杂杂写了一大摞，懒婆娘裹脚又臭又长，自己的几个孩子都不习文，让他们俩给看一看，润色一下。

  在赵部长的生涩字迹间，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故乡赵家坪，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原名，知道了那座穷困偏僻的鄂西小山村，在三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也知道了当初年方十四的父亲是如何在这位赵部长的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见中欣和可可凑着头一起津津有味地读他的那些文字，赵部长说，这些都是给组织上看的，当不得真。

  可可问，当真是怎么回事呢？

  赵部长说，当真的可不敢给你们说。

  经不住中欣可可一再央求，赵部长说，你们先把我的稿子改出来。

  中欣和可可将赵部长那一摞拉拉杂杂的稿子拿回去弄了好几天，拿来交给赵部长的时候说，您的故事不讲，我们的稿子不给。

  赵部长说，你们逼我犯错误哟。我讲了，你们的父亲不高兴。

  赵部长愈是卖关子，愈是逗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中欣说，我们党不是讲实事求是吗，只要当真，有什么讲不得？

  赵部长说，哪有什么实事求是哦。我们晓得编了多少故事？

  赵部长拗不过他们，终于放开来说了。

  赵部长说，我说的这些，不要去问你们的父亲。要不然，你们的父亲会和我翻脸呢。他最不愿意提这些事。我成全了你们的父亲，我也害了他。至今，也不知你们的父亲是谢我呢，还是怨我。

  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