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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破裂，对子女的伤害，其实我是深有体会的，要不是那场意外的反右风暴，何以至此。

  二、初尝“黄连”的孤儿

  我五岁，父母离异。两代孤儿苦，各有不幸。

  1931年到1945年，中国大地上蔓延着抗日的战火，接着内战的硝烟又弥漫全国直到1949年。我是在这些战火硝烟中挣扎着、逃亡着、成长着；我的家也不断地迁徙和变化。

  1936年的夏季，我五岁，妈妈在长沙教育厅工作时，请假带着我和姐姐去探望在上海铁路上做事的爸爸。上海街道两旁，高楼林立，绿树飘逸，夹竹桃与卖花姑娘手里的玫瑰争红斗艳。我沐浴着暖风，浏览着美丽的景色。叫卖水果的声音诱惑着使我放慢脚步。可妈妈牵着我的手一步不停地紧赶着走，我喊：“阿爸！”（母亲性格刚强，自认不亚于男人，不让我们喊她妈妈而是呼她为“阿爸”，因此我们喊父亲则为：“爷爷”——音yaya湖南人有如此叫法的），可妈妈仿佛没听见，没理我，我抬头看着妈妈，只见她双眼无神、脸皮蜡黄、嘴角下垂，我不敢再开口了，把视线从水果摊上移开，一面紧跟着妈妈的脚步，一面仰头看看街两旁的大树。树上传来了蝉鸣，真好听，像爸爸吹口哨。好象爸爸在叫我的小名：“小毛，来！咱们划拳，赢菱角。”不由得，我脚底下开始小跑起来。“跑什么？不是慢腾腾，就是疯跑。”妈妈一边呵斥，一边拽紧我的手。我辩解道：“我想快点见到爷爷。”妈妈没有吭声，反而放慢了脚步，一脸颓丧的表情。姐姐一言不发、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终于到了，这是上海一家小旅社，不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家。踩着嘎吱嘎吱的木楼梯，我们上了三楼，楼道里有许多房门。妈妈推开一扇房门，只见爸爸坐在一张靠椅上，右手放在一张只有一把暖壶和几个杯子的小桌上，手指轻轻地敲打桌面。我还以为爸爸一定会像以往一样跑过来抱我，可没有。爸爸的脸像妈妈一样，阴沉沉的。爸爸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拉着妈妈的手，或是用臂挽着妈妈的肩。只是指了指桌旁的一张旧铜床让妈妈坐下。我也不敢凑上前去，扯着妈妈的衣襟，半依在妈妈的身旁偷眼瞧着他们。这哪像我住过的家，我真想哭，但看着爸妈一言不发，我也不敢出声，沉默，火山爆发前的沉默。还是急性子妈妈忍不住了：“健魂，为什么约我们到旅馆来谈，我们的家呢？”爸爸说：“没有了。”妈妈说：“还没离婚，你就把家撤了，做得真厉害！你为什么提出离婚？”爸爸说：“贺衡，我们俩性格合不来。”妈妈嚷道：“你这个没良心的，这么多年我为你担惊受怕，救你出死牢，生养两个女儿，你就这么一句话打发了？”爸爸说：“恩是恩，生活是生活。”妈妈又说：“难道就不能挽回了。”爸爸说“我需要性格温柔，对我体贴的，从长远来说我和你一起生活不合适，我已经遇到合适的，三个人怎能并存？”只见妈妈嘴角往下撇，双泪流出，双肩抽动，妈妈哽咽地说：“健魂，你好无情！”。我不知他们说话的含义，只因为妈妈哭了，吓得我也哭起来。姐姐大概明白了，把头卡在铜床的栏杆里嚷嚷：“你们要离婚，我也不活啦！”爸爸忙把姐姐轻轻地抱出来说：“这是大人的事你不懂啊！”姐姐说：“那你不要我和小毛了。”爸爸说：“步超，你和小毛先跟着妈妈过，12岁时到我这里来读书。”妈妈说：“步超，妈妈能把你们带大，不要求他了。”妈妈擦干眼泪对爸爸说：“哼！三个人不能并存，你们两个正等着过甜蜜生活呢，我也不会为你去死，离就离吧！”爸爸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和一只钢笔放在桌上。妈妈提笔在这两张纸上签了字，爸爸也签了字。一人收起一张。爸爸走到妈妈身边轻轻地说：“贺衡，我对不起你了。”他扶着妈妈的双肩，眼睛红了，妈妈把头靠在爸爸胸前，他们俩人抱头痛哭了。

  当时我看到那莫名其妙的离别场面，只晓得哇哇大哭。没想到妈妈倒不哭了，还往我背上打了一巴掌：“哭有什么用？”可我受此委屈，哭得更凶了。他们又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听见妈妈对我说：“我们走吧！”临出门，爸爸终于抱起了我，亲了亲我的脸，还说：“长到十二岁，我接你们来上中学。”

  妈妈带着我们姐妹离开了爸爸，直奔火车站。一路上，我不再注意周围的景色，似乎也听不见任何诱人的声音。不断萦绕在脑海中的只有和父亲短短的相见又匆匆别离的情景。其时虽然不明白大人的事，但已感到从此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温暖的家，也许从此开始了第一个梦——希望有个能得到父爱和母爱的完美家庭。

  不久以后，我才听妈妈说爸爸和另一个阿姨结婚了，而且快生小孩了。

  1951年，我参加北京支援上海的三五反运动时，父亲在杭州铁路局任局长，我抽空去看望他。当时我已经20岁了，竟然在与久别的父亲重逢时的第一句问话是：“为什么要和我妈离婚？”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

  直到我自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后，才体会到人之间，要达到理解、谅解、融合和宽容是很艰难的。爱情这首歌最甜美也最苦涩，世界上的事没有一成不变的，爱情亦如是，甜蜜欢快的乐曲往往变奏为凄凉悲情的旋律。

  父亲虽然早与母亲离异。但他一直惦念着母亲，1954年他被调至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到京后，他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替他买点礼品送母亲。我在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花了25元买了一张富有艺术性的竹椅，为他们圆了逝而未泯的湘竹情梦。1983年初，父亲闻听母亲病危，专门跑到天坛南门母亲的家来看她。临离去时，父亲摸了摸母亲的脸说：“好好休息，以后我再来看你。”母亲说：“要看，就现在多看几眼。”父亲没有再说一句话，站在一旁的我，早已为这生的永别，泪水扑簌。

  1983年4月25日母亲去世，我在母亲的遗物中，看到一张画在信笺上的画：一支桃花含苞初放，纯真、羞怯而妩媚。无意中顺手翻过来，看到一首诗：-忆昔携手下金陵，不问前途吉与凶。几经沧桑几经秋，几多恩爱几多仇。今君挈女独归去，何日魂还共度秋。健题1936年]“健”这不是父亲钟健魂的‘健’吗？1936年正是我五岁，他们离婚的时候，而母亲的桃花是1929年画的，正是母亲与父亲初婚不久送给父亲的。啊！我才明白了当时他们为什么一边离婚，一边抱头痛哭。他们感情是深沉的，然而母亲脾气暴躁，经常吵嘴，使父亲痛苦，久而久之，移情别恋，无可奈何。人生啊！各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夫妻离异。

  如今父亲已经一百零二岁了，他把他自存的一些材料交给了我，其中有个信封，上面写着“恩人的材料，保存好。”我抽出一看，一张是1927年救他出死牢的吴仲孚的叔叔在全国解放后写给父亲的回信，告知吴及其家中情况。一张则是母亲写的寻找吴仲孚营救父亲的经过。父亲并未忘记大革命时期，母亲帮他从死牢中救出的恩典，所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也才会在离别三十余年后还来看望垂死的妈妈。其实他也很爱我和姐姐，在我被划成右派后，他专诚来看我，鼓励我，当我生了小女儿，他写信祝贺，并抱起小外孙女亲吻她的小脸。直到现在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很关心地问及我和女儿的生活。因此我也早理解了父亲。

  今天我自己重演了儿时亲眼看到的父母离异的悲剧，虽然没有让我的孩子目睹那难堪的场面，但也会让他们尝尽失去完整家庭的苦酒。今夜让他们好好地睡吧，不要打搅他们甜蜜的梦啊！

  我却失眠了，我怎么会是反党【创建和谐家园】的反革命右派？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把党比作母亲，我不过是她怀里的一只小绵羊。为什么要遭到家破人散的命运？想不通啊！想不通！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渐白孤灯灭。”从此我长夜辗转反侧。

  我到底是一个应被铲除的魔鬼，还是一头无辜的绵羊？

  我是怎样走向革命的，我又是怎样被划成右派的？往事绵绵

  三、温暖的池塘

  离开上海的小旅馆，妈妈就又带着我和姐姐回到长沙。

  可她在长沙市教育厅的工作却丢了，于是妈妈带我们回到她的老家——长沙塴圹羊凤塘。

  一踏上乡间小路，就由汽车换上了人推的独轮车。包着铁皮的木轮碾着凹凸不平的黄土小路，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随着这首古老的歌，摇摇摆摆地坐在行李上的我，放目田野的风光——笔直青翠的竹林，梗直、强硬而又永远充满自信地迎风挺立。这已是1936年夏末了，绿油油的橘子树挂满金色的橘子，诱人馋涎欲滴；比玫瑰大三四倍的粉色芙蓉花在一人多高的枝干上芳菲展放——真令人心旷神怡。啊！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我暂时忘记了离别父亲的悲情。

  蹬上十几层石头台阶，走入一个无围墙的大院。院子的北边，是所大宅院，朝南的大黑门，门上油漆着金色的大字对联，无非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类的。

  进入宅门，转过屏风，就是头一进院落，后面还有两进。每栋房屋都有中堂、东西屋。三进院子后有猪圈、仓库等。母亲的哥哥、嫂嫂和两个外甥，本来就住这里。母亲的姐姐贺定华一家也回老家来了。

  在这个大院落里住着母亲兄妹三家人，十来个孩子，好热闹啊！跳绳、踢毽子，捉迷藏。可妈妈没呆几天就进城找工作去了。

  约半年时光，终于把妈妈盼回来了，好高兴啊！可是与妈妈一块回来的还有一个伯伯，妈妈和伯伯住一屋，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依偎在妈妈怀里睡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妈妈也不向我说明原因，表弟表妹们悄悄地跟我说：“那是你后爸爸。”于是想起母亲讲过的一些有关后爸爸、后妈妈虐待孩子的故事，我很害怕。

  但我这位后爸爸是个最温和不过的人，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名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在长沙一师当过毛泽东老师。

  妈妈让我呼继父为黎伯伯。虽然黎伯伯很温和，可我不敢跟他接近，觉得妈妈也变得离我远了，生疏了。哦！我多想自己的爸爸呀！爸爸的怀抱好宽敞啊！爸爸亲我时，胡子扎着我，我总是一边躲、一边笑；爸爸会和我们逗乐，猜谜语，做手影，划拳但这一切、一切再也没有了。想着想着我就哭了，连妈妈也讨厌了：“哭什么？又没死人。”

  妈妈说话的口气从来是这样凶狠，妈妈从来不亲我也很少抱我，我只好常常把泪水含在眼里，到枕头上痛快地流吧。

  妈妈和黎伯伯在羊凤塘住了几天，就去了北平。妈妈说过些日子来接我和姐姐，我笑了，我期待着那一天。

  妈妈走后，我和表兄弟妹们同到乡间小学读书。大大小小的同学挤满一堂，不分班级，每天稀里糊涂地上学。

  最快乐的是放学后和兄弟姐妹们跳到池塘里摸鱼。滑溜溜的小鱼，从腿之间躜来躜去，我就是不敢抓。表哥抓了一条扔给我，还把我吓哭了。但就是这样，每天还要去。不管怎么说，那温暖的水，那嬉笑声，那七扭八歪随意生长的塘边垂柳，那滑头的小鱼，那飞来飞去，不停叫唤的小鸟——都使我感到无拘无束，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不会看见表兄弟妹围着自己的父母撒娇的样子；也不会听见舅母姨妈喊自己小宝贝的亲昵的声音。因为每当看到听到这些时，也正是我感到冷落之时，我为什么就得不到父母的爱抚呢？有一次来了个客人，带来一些糖果，让孩子们吃。姨妈说：“宝贝们快谢谢叔叔。”孩子们一起说了声：“谢谢！”就哗啦围了过去。我姐姐长得高大壮实，从来都像男孩一样，大大咧咧地，姨妈比较喜欢她，所以她也毫不在乎地涌过去。只有我远远地看着，我心眼细，认为自己不是“宝贝”，怎好贸然过去。客人指着我问：“这是谁家孩子，怎么没见过呀！长得怪疼人的。”客人拿了几块糖果给我，我轻声说：“谢谢！”客人问：“你爸爸在哪工作呀！”哪知听了这句普通的问话，我突然抽搐地哭起来。姨妈说：“小毛，你哭什么呀！好好回答叔叔的话。”没想到我哭得更厉害了，我最怕别人问我爸爸、妈妈，我没有爸爸，妈妈也随人走了。姨妈只好替我答道：“她是我妹妹的孩子，她妈北平做事去了，小毛，别哭了，真成了个林黛玉。”从此林黛玉成了我小时的外号。我怕别人的讥笑，只敢躲在被子里想爸爸想妈妈。但不论怎样，这里究竟是妈妈的老家，也就是我的老家，这里有我喜欢的的池塘，这里有小鸟悠闲轻快的歌唱，天天和表兄表弟表妹们一起玩，还是很高兴的。

  1937年初，我曾随姨母和姨父全家迁往姨父的山庄——安徽宣城新河庄。这里有山有水，比长沙老家风景更秀丽。新地方新感觉，使我们这些孩子格外高兴，我也日益开朗。常和表弟妹们到家门前的小池塘里玩耍，抬个大脚盆放在池塘里当船划，从芦苇中穿梭，笑声撒满池塘。池塘里的鱼比长沙的个大，我们抓不住它们，姨父的亲友常捞几条大鱼送给我们改善伙食，现在犹记姨母做的酒糟鱼，其味实在鲜美无比。

  在我后来出版的《梦未了》诗集中，就有描写这段生活的小诗。

  《小木盆》

  一只小木盆，

  载着弟和我，

  莲蓬间穿，

  芦苇中过，

  摘一把菱角，

  撒一湖欢歌。

  《生命之歌》

  小三妹，两岁多，

  走起路来像鸭婆，

  忽闻母鸡咯咯叫，

  一摇一摆奔鸡窝。

  掏出热乎乎鸡蛋一个，

  磕开皮，张开小嘴仰脖喝。

  从孩提时代，我已学会从不幸中寻找欢乐，也许这是我后来能闯过大难生存下来的因素之一。但我的孩子为什么也重复了我的命运，他们是生长于新中国的孩子，他们应该只得到阳光，可他们居然也命运多舛。

  第三章山河破碎童心碎

  一、啊！北平

  1937年初夏，母亲来安徽姨母家将我和姐姐接去北平，美梦来了。

  北平拥有祖国古老的文化和建筑，红墙绿瓦的宫殿，古色古香的花园，云雾缭绕的静静的白塔，雕龙刻凤的玉石栏杆……这些

  在孩子的眼里，简直像神话世界。

  继父是学者，在北平师范大学执教并领导编纂《中国大词

  典》，母亲就在大词典编纂处任缮写员。继父回到家中总是埋头书案，对我们姐妹语言不多，但和蔼待人。我和姐姐能天天得到妈妈的爱抚，幼小的心灵充满阳光。我想此刻妈妈也是幸福的：继父比她大十几岁，他允许妈妈带来自己的孩子抚养并使我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和继父共建家庭时，签了个协议，主要内容是继父不必与原配离婚，母亲也不用别人称她为黎夫人，依旧称她贺先生；继父则协助母亲将她的两个孩子培养成才。继父1938年写给母亲的一首诗中，也表现了他们结合的过程。

  继父以第三人称写到：

  “君从北地巡南服，为广钞胥试翰文，文白锦迥三道策，中西合璧一佳人，芙蓉丰嫣卷金发，杨柳纤腰衬玉臀。一声愿上燕都去，摒挡双雏向前路，汉皋环佩解芬芳，鄂渚方舟欣际遇；但愿称名免小妻，不望当门为大妇，婧娥粗识汉宫仪”

  看来“摒挡双雏向前路”并非妈妈的目的。妈妈从上海回来，只身再去长沙寻找工作时，正好遇到继父在长沙招考国语专修班学员，母亲投考被录取，后又与继父结成伉俪，随继父去了北平，将我与姐姐继续留在长沙乡下。当时我惶恐、悲伤，以为母亲也像父亲一样遗弃我和姐姐，其实是我的误会，母亲并没有“摒弃”自己的“双雏”，她到北平安排好工作和住房后，就接我们到北平，她是在为我们开辟“向前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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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原韵奉答鹏先生

  金陵三度风兼雨，游踪万里来和去，清泪洒车茵，

  牢愁似水纹。乌江辞上柳，忍舍双雏否？奋翅拨云间，将雏北地来。

  附继父仿汪一厂作菩萨蛮赠澹江女士

  江南一路烟和雨，蘼芜采向山头去，应忆旧时茵，

  鸳鸯戏水蚊。慈乌辞故柳，莫恋双雏否？愿汝笑开颜，青春不再来。”

  妈妈正像她词中所说：“忍舍双雏否？奋翅拨云间，将雏北地来。”妈妈果然奋翅将我和姐姐接到北平。

  妈妈性格不像爸爸那样温和，但我懂得妈妈是爱我们的。和妈妈在一起时，妈妈老给我和姐姐买麦精鱼肝油吃，我永远忘不了那又甜又鲜的味道；还用猪油、酱油拌稀饭，还为我们做最好吃的红烧肉——体会母亲的爱与日俱增，与年共长，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

  北平没有上海那么热闹，但很安静，楼房很少，平房多、院子大。有许多清朝留下的王府，我当时不知道，直到20几年后，我才去看过有上百间房子，由许多游廊和小花园组合的恭王府。大部分王府已被占为现代机关和平民住宅，面目全非。1937年我们家住在一所普通大院的后院中的一明两暗的三间平房里。房子的玻璃窗亮堂堂的。不像长沙东乡羊凤塘老家的窗子是纸糊的。妈妈和继父天天去上班，我和姐姐也准备上正规小学了。这小学的名字很特别，叫“豆芽菜胡同”小学。妈妈带我们到小学报名后说：“这里离我机关不远，带你们去认认路，经过北海公园就到了。”我欢呼地拍起手来：“上公园了，上公园了。”在公园里，我和姐姐赛跑、追蝴蝶。姐姐还想去爬白塔，妈妈说：“今天我就请了半天假，咱们走吧！以后每到星期天我就带你们玩，北平玩的地方多啦！有皇帝住过的宫殿，还有颐和园，那才是最大的公园呢！”

  妈妈工作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就在与北海相连的一个大公园里，1947年我再来北平时才知道这个大公园就是中南海。大词典编纂处房子很多，都很宽阔高大，后来晓得其名曰：《怀仁堂》。有很多戴眼镜的叔叔和衣着整洁的阿姨在大办公室里伏案看书和写字。所有人都对继父很尊重，对妈妈也很客气。大厅门口摆着两盆比我略高的小树，树上结了许多绿色紫色小圆果。我从没见过，好奇地来回围着小树看。有个叔叔过来摘了一个紫果给我，我把双手背在身后说：“不要。妈妈说过，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妈妈过来了：“江静（我当时的学名），叔叔给你，你就拿着吧。”我这才欣喜地接过来。叔叔说：“这叫无花果，不开花，就结果子，颜色变紫就熟啦。吃吧，很甜。”在妈妈允许的目光下我咬破果子，真是终身难忘的滋味，白色的乳汁，有着水果的清香，牛奶的甜美，是仙果吗？吮吸着果汁，仿佛在品尝我当时的幸福生活，不是吗？天天能得到妈妈的呵护而且马上就要成为正式的小学生了。五十年后我将这经常涌出的记忆结合坎坷的遭遇，写了这么首诗：

  无花果

  虽然上帝夺去了你开花的权利

  但你用绿叶也要培育果子

  紫色的果子包含清香的乳汁

  比所有的花果更加珍奇。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预习小学的课本，忽然，传来很响的飞机声。我忙跑到院子仰头观看，管家务的王玉娥阿姨说：“快进去，是日本飞机。”我看见了飞机机翼上的红圆巴巴，对，这是日本飞机，我大声嚷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我的喊声淹没在飞机浓重的嗡嗡声里，可还是把王阿姨吓得忙捂住我的嘴。这是1937年6月底，我五岁半了，但已学会唱许多东北流亡学生传唱的抗日歌曲：如‘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伤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小小的心灵已经有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九月十八”发生在1931年，也正是我出世的那年，真是“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诗经.大雅.桑柔）

  没过几天，也就是1937年7月7日的夜晚，我隐隐听到炮声。第二天一醒来，听大人说：“日本人打进北京城了。”才发现整个城市的气氛变了，邻居们不时的从大门缝偷着往外瞧，王阿姨不准我们姐妹出房门，说是外面在抓小孩呢。傍晚妈妈回来了，惊惶失措地说：“日本鬼子进城了，你们不要出门。”又一个傍晚，妈妈气喘嘘嘘地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得了啦！日本兵追着我直喊：‘花姑娘！花姑娘！’我赶快跳上一辆洋车逃回来了。”妈妈不敢上班去了。又过了几天，妈妈说：“咱们得赶快离开北平。”妈妈和王阿姨连夜收拾行李。不几天，妈妈就带着我们姐妹和王阿姨先离开北平，继父所在的学校将迁至陕西西安，过几天他将乘由学校安排的飞机离开北平直达西安。妈妈带我们离开北平的那一天，走出院门，我才看见两旁商店门口悬挂上了有红巴巴的日本国旗，顿时感觉仿佛遭遇了强盗。我被迫离开了可爱的北平，我的豆芽菜小学呢？还有那紫色的无花果呢？都成了记忆和梦幻。

  几年以后，我才懂得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继侵略我国东北以后，又在北平西南郊宛平县的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进一步全面侵略我国。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战死宛平沙场，以身殉国，八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二、刺刀下的侮辱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逃亡的生活开始了。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还有王阿姨分坐两辆人力车、奔向前门北平火车站。妈妈用黑头巾裹住头脸，仿佛是个老太婆。我坐在妈妈脚下的行李上，一路上不仅看见到处悬挂着日本国旗，还看见卖日本货的招牌，踏着木拖鞋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上的日本女人，荷刀枪巡逻的凶狠狠的日本兵，真想再喊一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不敢，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心头。

  火车站已挤满逃难的人，妈妈和王阿姨提着行李分别拉着我们姐妹的手走进站台。这时过来两个日本兵，叽里咕噜地呵斥，做着手势，让妈妈和王阿姨放下行李。日本兵用刺刀挑着我们捆被包的绳子，妈妈忙把绳子解开，被包、箱子都散开了。日本兵用刺刀一层层挑开被子、褥子，一件件挑开衣物——我们四个人像木头一样一旁呆看着，日本兵把被褥、什物挑得乱七八糟，将装在鞋盒里的一对玉酒杯拿起，两个日本兵分了，各自放入已经鼓鼓囔囔的衣袋里；还对躺在被褥上的我的布娃娃胸口狠狠地扎上一刀，里面的荞麦皮流出来了，我一阵心疼，仿佛我的心在淌血。妈妈感觉到我的手在哆嗦，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从妈妈的紧握的手中我仿佛得到了力量，咬住嘴唇忍住泪。日本兵找到点好处就向我们一挥手：“八格鸦鲁！”转身又去拦阻别的旅客。妈妈和王阿姨忙不迭地胡乱地把被包捆上、盖上箱子就匆匆踏上人挤人的火车。多少年后，妈妈才说：“那次真险，我缝在被子犄角的金镯子他们没发现，布娃娃倒遭了殃，江静，当时你要哭了，就可能出大事了。”我说：“我懂！日本兵是魔鬼。我才不会在他们面前哭呢。”姐姐说：“林黛玉变薛宝钗了。”我说：“我现在真想哭呢，我可怜的毛毛被捅了一刺刀。（我这样称呼我的布娃娃）。”姐姐又说：“唉，林黛玉怎么就变不了薛宝钗呢？”姐姐已经十岁，读过许多书。我悟性也不低，《红楼梦》的故事也知道一点了。

  上火车不久，我窝在坐椅上，随着火车的摇晃，逐渐进入梦乡。似乎仍在北平的家中，正在收拾书包，抚摸着那些彩色的课本，翻开了第一页：“小猫跳，小狗叫——”这些字我不但认识也会写了，我想我一定会成为优秀生。王阿姨催我赶快吃早饭，于是

  我把书小心翼翼地整齐地放入书包后，就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喝着猪油酱油还加青菜的可口的米粥。一会儿米粥变成了台阶上清甜的、紫色的无花果？王阿姨变成了老师，含笑地送给我一个有卡通画的铅笔盒，我高兴地接过来，“谢谢”二字还没出口，忽然日本兵咧着血盆大口，端着刺刀一下就把铅笔盒挑翻，哗啦啦！铅笔、橡皮、铅笔刀撒了一地。正要去检，只见刺刀向我胸口刺来。“哇！”地一声，我哭了！只听妈妈说：“江静，醒醒！”我睁眼一看：姐姐和王阿姨也睡着了，随着火车的晃荡，她们的头也随之轻轻晃动，她们又在再做什么梦呢？妈妈睁着警惕的眼睛，扫看四周。四周烟雾腾腾，人头躜动，咳嗽吐痰——平时最爱干净的妈妈不忍受也得忍受了。我想此刻妈妈只希望火车跑得越快越好。

  我没有去打搅妈妈，看着窗外一幅幅山水画从眼前飞过，难道这些画都要被日本鬼子抢去？这满车的同胞都是被日本鬼子赶出家园的，到哪里去？还能回美丽的北平吗？北海、颐和园、家、豆芽菜小学、无花果、娃娃毛毛、刚升起的美梦都一一被日本鬼子的刺刀捅碎了，愁绪如雾，慢慢扩大。流亡之歌在心房回荡：“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三、海浪它疯了

  火车到天津后，改乘海轮去青岛，再转火车回长沙。

  海轮船舱里人很多，我和姐姐睡在三等舱的一个二层床的上铺。开始觉得很新鲜，老下床在船舱里跑来跑去。不时到舱外看大海，一片汪洋，波浪起伏，无边无际，海尽头是天，天尽头是海。俯视近处，可见与船共游的粉色海蛰。夜雾降临，大浪涌起，妈妈让我进船舱快上床去。我趴在床上，好象躺在摇篮里，我和姐姐轻轻地唱起‘摇篮曲’。渐渐眼皮合住了。忽然像掉进了搅拌机，天昏

  地转，是梦吗？不是！突然我“哇！哇！”地吐了，花生米、面条。第一次坐海船，禁不住海浪的颠簸。奇怪的是我没有哭，不过是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每每回想这段儿时的经历：刺刀镌刻的是仇恨；大海的摔打，却像一场人生的演习。比起我成人后所遇到的生活风暴，这掀天覆地的海浪也不过如同池塘的涟漪。

  四、逃难四川

  逃过日本兵的刺刀，经受颠簸的海洋，我们到了武汉。也许是天意，偏偏在这里遇见了从安徽逃难到武汉的姨妈一家。

  据表妹姚一平回忆：芦沟桥事变后，姨父【创建和谐家园】回到部队。当战火逼近安徽宣城，炮声迅及耳边，姨母一家仓皇逃难。逃难的人很多，坐不上汽车，姨妈雇了个挑夫，挑着两个箩筐，箩筐里坐着五岁的表弟监复和四岁的表妹一平。他们的叔叔徒步背着两岁的三表妹山平，姨母抱着100天的四表妹南平坐独轮车。风餐露宿、日行夜走，回首尚可见芜湖在战火中燃烧。

  母亲写信告之姨妈安徽若吃紧的速来武汉会合。此后就再没有得到姨妈的消息，母亲非常焦急，每天到窗口张望来往逃难的人群，我们就住在武汉码头附近的旅馆，希望能看到姨妈。

  姨妈一家人好不容易踉踉跄跄奔到了武汉，正在码头上徘徊，举目寻亲时，恰在楼上眺望的母亲，突然看见姨妈的老同学廖明华，忙下楼问廖：“看见我姐姐一家吗？”廖说已到江边码头。母亲忙跑去接姨妈一家到了旅馆。

  不久武汉也呆不住了，母亲就让我和姐姐随姨妈回长沙老家，她去陕西北师大找继父去了。

  长沙也非安全之地，姨妈又带着全家和我与姐姐、表兄贺克美去了四川铜梁县，当时姨父所在部队就驻扎该地。

  四川地处中国内陆，高山环绕，物产丰富，成了逃难的好去处，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命名陪都）。许多行政单位和工厂企业也迁移西南。铜梁县，位于重庆不远的西北方——嘉陵江畔。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没能迈过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但他们却对四川狂轰滥炸，连铜梁这座小山城也未放过。

  那是1938年，几乎每天都有防空警报。警报一响，我们马上躲进后院的小树林，或者将四方桌搬到院内树底下，桌上铺上几床浸透水的棉被。居然有天炸弹就落在小树林旁，吓得婶婶（姨父的弟妹）慌了神，乱跑，抱着孩子跳进树林旁的小河里。当大家把她拉起来时，她不仅像个落汤鸡，一只鞋子掉到水里也找不到啦，两眼还在发直。战争啊！可恶的日本鬼子，为什么不依不饶地欺负我们中国人？真恨死他们了。

  铜梁，除了留给我轰炸的恐怖感，也留给我许多甜美的回忆：我们表兄弟妹加起来7个孩子，真热闹啊！我已经上小学了，我不那么爱哭了。每天和兄弟姐妹们到小树林里拣红豆、捉迷藏，采桑

  叶养蚕宝宝。院子里夏天有红色的夹竹桃花，冬天墙边有浅黄色的腊梅花，院中长着一棵高大的柚子树，白花喷发清香。我和表弟表妹爬到对称的两棵大树上轮流唱抗日歌曲，我们最爱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