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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钟鸿
王蒙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一代人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了。
钟鸿的往事令人唏嘘。早在半个世纪前，我们就认识她了，她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热情开朗，美丽聪慧，她和市里的青年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她也是地下时期参加革命的，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
她在《北京文艺》（即现在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居然引起了批判，后来在五十年代的那个夏天，叫做不平凡的夏天，划成了“右派”。
在我也获得了相同的遭遇以后，见到她，她的第一句话是：“这次，深刻呀。”仍然毫无怀疑，毫无自我保护，仍然像清澈的湖水一样迎接着恶风浊浪。
后来我们一起在门头沟区檀柘寺附近的一担石沟市委造林大队处劳动。她养猪，我们更多的人是种地。她穿着工作服，一身的猪饲料味道，脸红扑扑的，大眼睛仍然闪光。
后来她的眼睛也算一项罪名，不知她知不知道，有人断定长着这样的眼睛的人一定会有问题。美目倩兮，罪莫大兮。如果她长得像猪八戒的表妹，说不定会得到更多的平安与福气。这也是一种逆向淘汰即劣胜优败。另外，从政治上精神上修理一个形象好的女性，说不定也是一种弗洛伊德吧，尤其在许多人生活得压抑的时刻。谁知道呢？
后来我得知，她的家庭生活也解体了，一个女性能遇到的不幸，她都遇到了。
然而，她是坚强的，她没有倒，她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她仍然是文艺人，电视剧，戏曲电视，编刊物，出书，成绩蜚然，应可【创建和谐家园】。
环境有时候是严酷的，历史是曲折的，无辜的人有时候受到了太多的试练和折磨，有为的人却从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深沉，洗掉了许多浮躁之气。我同情她的遭遇，也佩服她的坚强与始终如一的努力。
我还欠着她一个“账”，就是说，一九七九年我写《布礼》的时候，就直接使用了也可以说是掠夺了她的小诗，作为《布礼》的主人公的诗作：《冬小麦之歌》，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观念，也说明了我对钟鸿的此作的印象之深与对她的遭遇的不平，我曾经想通过这个“挪用”来提醒人们注意一下钟鸿的命运。钟鸿的诗和我的中篇小说在一起。
感谢钟鸿的宽大，没有【创建和谐家园】我的侵权，谢谢了。谨用此篇小文来弥补一下我的过失吧，愿钟鸿不老，新作迭出，更愿她对祖国的民主法制进步的祝愿一天天落实，使后人们生活得更加合理而且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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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个人有点犹豫。但是几经斟酌，觉得使用这个标题为钟鸿女士的这部自传性的记实之作的前言，还不失为贴切。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而忘我奋斗；此外她年轻时是一位秀雅而美丽的姑娘，革命的憧憬与文学梦想同时孕育于怀。她经历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婚姻的畸形幻灭，劳动改造岁月的酷暑寒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世伤痛．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遗留下的所有痛苦，似乎都挤压在一个女性身上，因而当我读罢书稿后，深感这是一曲人生咏叹的悲歌，心灵久久为之失衡。掩卷深思，这曲巾帼红颜悲歌之源，始自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又经反右运动，膨胀于疯狂的文革年代。
我与钟鸿女士初识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我作为初涉文坛的一个青年作者，她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在一些文学会议上，她虽然只是旁听或记录，但出于对党领导的理性认知，我还是把她当成党的潜影。可是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在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这位安静而儒雅的女士，竟然先于王蒙、燕祥、友梅、绍棠和我划成右派分子。当时，虽然我已惶惶不可终日，但还是为她划右而感到不解，听说她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一首题为《冬小麦之歌》的小诗，成为她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佐证之一。那首小诗诗文如下：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了
冰雪封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仅今天的读者会觉得其荒唐，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过滤其诗中的几行文字，也很难从其词语里找出反党【创建和谐家园】的因子来，促成钟鸿开始了她人生的冰雪炭途。
也算是一种机缘吧，笔者在没有被送进“大墙”为囚之前，曾有幸与钟鸿在一起改造过一段时间，虽然时间荏苒，已然流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钟鸿在那个年代的形影，仍然鲜活如初：那地方是一个大山峡谷，名叫“一担石沟”，她当时干的活是喂猪，每天从山下挑着猪食，一步步地攀登石崖，把猪食挑送到山上的猪舍。有时也上山割荆，背着一捆捆荆枝，从大山之巅下来。当时，我只看到她欢快地接受惩罚性的劳动，不解她内心深处的沧桑。
直到今天，她把这部生命自白的书稿，摆到我的书桌上，我才从其字里行间得知了她心灵上承载的重轲。她是个蹚过苦水河的女人，燕祥曾这样总结钟鸿的经历，说她是“把女人的一切不幸，都集中于一身的女性。”这真是对钟鸿一语中的的解析。书中，关于两次婚姻的不幸描述，已让我内心酸楚；她儿子的遭遇，更是催人泪下——特别是次子小建一在文革时期，为一本红宝书而变成跛足、后又过早离开人世的章节，让我为身为母亲的钟鸿而心灵震颤……
静夜深思，不禁在内心深处升腾起对钟鸿的深深的惋惜之情。她出身名门，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武道和东方文采两种基因：她的生父钟皿浪，从北伐战争直到革命战争，可谓披荆斩棘的一代浴血帅才，是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早期的党员之一；她的母亲是唐代的诗相贺知章的后代，当属于名门闺秀；加上她的继父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长沙任教时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无论从遗传学的“硬件”，还是她自身的资质上讲，都能成为中华一代天骄。但是历经几十年的蹉跎岁月之后，云霄大鹏与尘世哀雁的强烈反差，让人唏嘘感叹之余，深感到世道之有失公允。
笔者非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深感绵软的笔锋，无力解析历史的冷面和怪诞。但笔者知道钟鸿个人痛苦的心灵史，绝不属于她个人，而隶属于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台风不停地刮，大树低头，小树折腰，上至开国元勋下至黎民百姓，皮肉里都留下了时代强台风肆虐的烙痕。不是吗？好在她凭着生命的毅力和人生的理想，她闯过了“台风”季节，坚强地活下来，而且为社会作出贡献。笔者希望钟鸿女士更加珍惜人生的黄昏斜阳，让多采的半支莲在晚霞中潇洒摇曳。序文忌长，就此住笔。
半支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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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于苦难的土壤，
历经多少世态炎凉。
能否绽放七彩的花朵?
能否寻到美丽的霞光?
第一章混沌入世
一、 死后生
如果说我像一朵“半支莲”花，一朵“死不了”花，那是从我不平凡的出生开始。
母亲常说起关于我出生的故事：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全东北，就在这灾难发生不久，1931年11月7日我诞生了。
南京，头道高井八号的小门前，一位30岁左右，着灰色旧西装的男子，吃力地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年轻孕妇，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快！快！快上医院。”
那时南京城里石板路多，跑起来比较吃力，虽然入冬，车夫跑过几条街，就不断擦汗了。车上的男子名叫钟健魂，他眉头紧皱，神情焦灼。约摸半个小时。人力车夫在一家不大的妇产医院门口停了下来，钟健魂匆匆付了车钱，好心的车夫帮他把孕妇抬进了急诊室。
急诊室的一位年轻男大夫问：“怎么？要生产了？”钟健魂回答：“不！不！”“要小产？”“噢，噢，不是！不是！”“哪到底怎么回事？”钟健魂说：“可能，可能是吃了安眠药。”年轻大夫瞟了他一眼，说：“我们这里就管接生。”钟健魂说：“求求您救救她吧！”一直背着身整理药柜的上了年纪的女大夫转过身来说：“看样子也快临产了，给她检查一下吧！”青年大夫顺手写了个单子交给钟健魂说：“去收费处办手续！”钟健魂一看写着大洋20元，先是一愣神，接着从衣襟里掏出一块怀表递向大夫说：“我没带那么多钱，把这块表押下可以吗？”青年大夫一看是块欧米伽怀表，也就不说甚么，接了过来。
这块欧米伽怀表是钟健魂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当军事教官时，为了保证时间的准确性而购买的，如今往事何处去寻？唯有此表紧贴胸膛，滴滴嗒嗒的声音随着他的心脏跳动，使他时刻忘不了那如火如荼的日子：参加“【创建和谐家园】”、“东征”、“沙基惨案”……尤其是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誓大会。随后是北伐进军、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革命、前进、胜利……直到秋收起义，军队被打散，到处找不到党。
被捕、逃亡、流浪……职业不稳定，白色恐怖下没有人信任他，心情烦躁……紧贴胸前的欧米伽仍然不停的跳动，为什么不告诉我：何时能重回党的怀抱？何时重振雄风？
但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救活衡衡！”只好拿出了心爱的欧米伽怀表暂作抵押。
经过两小时的洗肠胃抢救，孕妇：“哎！”了一声，醒过来了。钟健魂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说：“好了，好了，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接着用温厚的手掌抚摩着孕妇那张鸭蛋型的脸，那脸上的一双微微向上翘的杏眼慢慢地睁开了，那天蓝色的眼波中洋溢着蕴蓄了好久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那位女大夫说：“小两口吵架，嚷两句也就行啦，何必走极端！何况还怀有孩子，算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
孕妇姓贺名澹江字衡。她说：“大夫，您老人家不知我有多苦啊！”钟健魂忙拦阻她：“衡衡，大夫忙着呢，咱们先回家吧！”贺衡的火暴脾气一下子炸开：“回去！回去！我到哪里弄钞票填补你的牌桌？”钟健魂恳求地说：“衡衡，别说了，我对不起你。”贺衡生气地嚷道：“你不要管我。”说着猛地坐起来，忽然肚子疼得喊了起来：“哎呀，哎哟！”女大夫敏感地问：“是不是要生产了？到日子了吗？”钟健魂说：“差不多了。”女大夫说：“唉！真是！小王，快准备吧！”那个年轻男大夫满脸不高兴地嘟囔着说；“真倒霉，今天是礼拜天，我的朋友一会儿还要来找我。”女大夫看了看满面愁云的钟健魂对小王说：“咱们好事做到底吧！”小王对钟健魂说：“回去拿30块大头来。”钟健魂哦了一声道：“我这就去！”贺衡嚷道：“你上哪去拿呀！”钟健魂低声地说：“衡衡，别急！我去想办法。”贺衡气鼓鼓地说：“你找个差事丢一个差事，谁借钱给你呀！也只有求我姐姐想想办法吧！”钟健魂说：“好吧！那我去了，你好好休息。我尽快回来。”贺衡把头转了过去不再理睬他。女大夫瞧他很尴尬，忙解围道：“钟先生，你就快去吧！”钟健魂如得令一般：“是！”转身迈开军人的步伐匆匆走去。
大夫们把贺衡推进产房，他们在做着接生的准备。贺衡躺在产床上，气犹未消，又强忍着生理上的疼痛，昨天的事和遥远的往事断断续续涌上心头。这倒好，多少转移了她产前的阵疼感觉。
“昨天，对，就是昨天晚上，当我挺着大肚子忙了一天家务，到九点多钟，已经精疲力尽，可是在牌桌上泡了一天的健魂还不收场，反而喊道：“贺衡！快拿点钱来。”我一边应道：“啊！”一边暗自思忖：“又输光了！唉！”挺着大肚子，艰难地弯腰翻抽屉。一看，剩下的钱还不够明天买菜呢，这日子怎么过呀？可他还在高声地催促。我勃然怒道：‘好吧，这日子不过啦！’抓起抽屉里仅有的一块大洋和几个铜板扔给了他。随后我走进里屋关上了房门，躺在床上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取出床头柜抽屉里的安眠药小瓶，它似乎对我说：‘都咽下去，都咽下去，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打开药瓶盖一看，还有半瓶，鬼使神差地我就将它全部倒进了嘴里，拿起半杯水咕隆咕隆吞入肚内。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现在醒过来了，仿佛从一条黄沙弥漫、阴风惨惨的小道踉跄地逃了出来。庆幸又恍惚，昨夜为什么会奔向那条黄泉路呢？苦啊！难啊……生活难道就没有甜吗？哎哟！哎哟！肚子里的小生命在拳打脚蹬地往外拱，孩子，你也活过来了？你为什么这样着急地也要来尝人间的烦恼呢？还是人间确实也有蜜糖吸引着你？”
在阵疼的间隙，她抚摩肚子的手感到了婴儿的心跳，一股甜丝丝的暖流涌入心田。她仿佛听到了窗外小鸟的叫声；她又看见了阳光下熠熠发光的梧桐树；似乎回到大革命时代；回到了她在湖南长郡中学上政治班的校园。往事像电影的画面一一闪现：
“1926年春天，北伐军攻占了长沙，长郡中学里，忽然来了一位军事教员。他组织了一个政治军事学习班，我们女子师范一些学生也去参加听课了。学习班的这位教官年青、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尤其在他宣传革命道理时，声音是那么雄浑有力，像男中音在唱着一首情感醇厚的歌。我被他吸引住了，这就是钟健魂，国民革命军的青年军官。他们北伐到长沙后，暂时驻下来继续发动群众。在政治班学习，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有不懂的下了课，就去请教钟教官。他只比我大几岁，又是同乡，谈得来。不久我们就漫步在校园的梧桐树下。小鸟在枝头唧唧喳喳不停地说情话，我俩树下切切私语，只怕太阳落山。就在当年秋季北伐军攻打武昌前，我们成婚了，健魂奉命进军武汉，我仍留学校读书。
他在武昌农【创建和谐家园】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我也想去武汉。他说他工作流动性很大，让我就在长沙等他。没多久，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反目，【创建和谐家园】员被追杀，我真担心健魂的安全。
1927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我一人住在长沙长郡中学后面，我们婚后租住的一间小屋里，不思茶饭，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出神。天色渐黑，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但我不敢开门，在那兵慌马乱的年月，万一有什么坏人闯进来，怎么办？“砰！砰！”敲门声低沉而急切。我大声问：“谁？”“我！快！”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很熟悉，噢！是他，是他。我忙下床跑过去拉开门闩。迅速挤进门来的健魂，衣裳褴褛、蓬头垢面。我紧紧地拥抱住他，再也不能让他离开了。
在熄了灯的小屋里，健魂轻轻地向我叙述这些日子他的经历。
他参加南昌《八一》起义打散后，组织派他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发动矿工，他深入矿井，宣传组织了矿工队，参加了秋收起义。他带领的一营人先攻取了湖南醴陵县城，接着攻打浏阳县城时，却遭遇全军覆没。在夜雾迷漫中他从血泊中爬出来，逃出浏阳城，悄悄地进了长沙。到长沙立即去找组织，但联络站已搬家，不知去向，天擦黑儿才溜回家中，又能相见，好幸运啊！
哪知这甜蜜的夜晚刚过，接踵而来的是黑色的白天。第二天，健魂刚换上洁净的衣服，刚吃上一口我为他用木屉蒸的喷香的粳米饭和红辣子炒豆豉。一个便衣和两个【创建和谐家园】兵闯进家门，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带走，我好声哀求、大声嚷嚷、紧拉硬拽、都没用，健魂被那些恶鬼抓走了，原来他还是没有逃脱特务的监视。
更深的恐惧，更深的黑暗笼罩着小屋，似乎到处是健魂的影子，却又不知上哪里去找他，我心乱如麻。
谁知过了十几天，一个陌生男人给我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衡：速找中服内衣一件换洗。魂’‘是他的亲笔字，他还活着，他还活着！真让我喜出望外。’‘可是为什么要特别说找‘中服’？先把送信人打发走吧。我马上找出一套干净的中式内衣和一个袁大头银元给了来人。送信人走后，我细细捉摸纸条的含意。“中服”“速找中服”。啊！是谐音，是要我“速找仲孚”，仲孚姓吴，是健魂在长郡中学政治班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在听了钟的课后，吴加入了【创建和谐家园】，他们师生情意笃厚，难道吴仲孚有办法救他？黄昏后，我用热毛巾抚平了红肿的双眼，略收拾整齐，买了盒点心，就去吴家求吴救钟。
果然吴仲孚设法救健魂出狱，并协助健魂带着我连夜逃出长沙。
唉！这些年到处流浪和失业，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投奔在南京的姐姐贺定华。定华在舅外公黄兴的夫人主办的贫儿教养院当教员，工薪低微，还要养活我们，真难啊！健魂寄人篱下，无业无望，心头苦闷，打麻将消愁，也是难免啊！”
贺衡回忆到此，无限辛酸！偏偏肚子里的小家伙又在踢蹬了，而且是那么的强烈，使她难以忍受，她【创建和谐家园】着，对肚子里的孩子说：“你为什么偏要在苦难的岁月来到这苦难的人间呢？”
在那个混沌世界里的婴儿，却像一株“死不了，”不管不顾地，拼命地从大地、从母腹内拱了出来。它——她，就是不甘命运摆布，在这充满内忧外患的社会中挣扎着求生存、求发展的我；虽然不受社会宠爱，却是一个苦恋生活，孜孜求索，不断追求【创建和谐家园】的小女子。
二、小房子破了
时光如白驹过隙，小婴儿好似卡通片中跳跃的画面，转眼我已八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继父黎锦熙与母亲随往。1939年，母亲要生小妹妹了，就去四川铜梁县将寄居在姨母家的我和姐姐钟步超接到离铜梁不远、条件较好的合川县居住。我们在一家书铺后租了两间房子，书店老板很和气，他给了我随意借书阅读的机会。
我从书店借来许多文艺书籍：《家》《春》《秋》《子夜》《红楼梦》等，八岁的我，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地一本本吞噬。究竟是孩子，影响最深的还是安徒生的、格林的世界著名童话。这些童话虽然讲的大部分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却都宣扬了爱情的美好、忠贞，人品的善良和勇敢。那些为纯真的爱做出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故事使我终身难忘。
《小人鱼姑娘》中，那个人鱼三公主，为了能爱上人间她见过的那位英俊王子，宁愿答应女巫苛刻的条件：割去她秀丽的长发和灵巧的舌头，让鱼尾变成人的双脚。鱼尾虽然变成了一双秀美的人脚，可是一沾地就如踩在钉板上。但她终于伴随在她心爱的王子的左右，虽然她不会说话，但她的美丽、温柔赢得了王子的欢心。王子每次打猎和举办舞会都带着她，她的舞姿非常婀娜，脚板虽然痛得直刺心脏，她却以快乐的笑容遮掩痛苦。
有一天，王子带着她乘轮船去迎娶邻国公主，她独自在惨淡的月光下，靠着船桅痛苦地呼唤她的两位姐姐，问她们：“我该怎么办？”姐姐们替她去请教女巫，女巫捎话捎刀给她：“你得不到王子，而且，在王子和公主成婚后，在太阳升起之时你将变成泡沫，你只有把他们杀了，将他们的血涂在你的脚上，你就可以回到水宫，继续做人鱼公主。”
人鱼姑娘轻轻走进王子的新房，看了看纱帐里幸福的新婚夫妇，多么可爱的一对啊！她双手合十向他们祝福，转身回到桅栏，向她的姐姐们告别，她说：“我宁愿变成泡沫，也决不去伤害这对幸福的人儿。”太阳从水平线上露出了金光，她对游在船边海水中里急得乱蹦的姐姐们说：“再见了！”她将刀扔进了海里，双手伸向了太阳。她，连同她那白色的长裙，瞬间变成一串闪着金光的泡沫消逝云空。人鱼姑娘对爱的执意地追求和她自我牺牲的善良，深深感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还有个讲述“猪女婿”的故事，表达了执着的爱情，终于战胜了邪恶，争取到幸福。一个国王出门去打仗，临行时对三个女儿说：“你们三人在家不要乱跑，尤其不要去后花园那个小屋。”国王走后，过了些日子，大姐说：“爸爸为什么不让咱们到后院小屋去？真想看看。”好奇心也促使二姐同意，只有三公主不愿违背父意，但她还是随着姐姐们一块去了后院。当她们走近小屋时，犹疑了一会儿，仍忍不住还是推开了紧闭的房门。房子空空的，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本大书。大姐走过去翻看。呀！第一页写了这样一句话：“国王的大公主要嫁给从东边来的王子。”大姐高兴地说：“二妹你也来翻翻。”二公主翻开第二页，上面写着：“国王的二公主将会嫁给从南边来的一位王子。”轮到三公主了，可她总是踌躇不前，两个姐姐轻轻推她过去。并说：“快翻呀！”三公主颤颤巍巍地揭开第三页，“啊！”只听三妹一声惊叫，面色煞白。二位姐姐奇怪地走过去一看：跳入眼帘的是：“国王的三公主要嫁给从西边来的一头大黑猪。”姐姐们也吓得发抖，忙把妹妹拥着出了小屋。大姐一个劲地怪自己闯的祸，二姐安慰道：“不知什么人写的，妹妹，别信以为真。”大姐也说：“咱们是公主自然是都要嫁给王子的。”
韶光易逝，大公主十六岁时，从东边来了位王子向国王求娶一位女儿。国王将大公主嫁给了他。第二年，从南边来了位王子，迎娶了二公主。三公主看到书上的预言在姐姐们身上兑现了，她心里直打鼓，郁郁不乐。
第三年，三公主也十六岁了，她更是日夜不安。偏偏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冬日，一头会人言的黑猪来到国门，求娶三公主。国王可能早知天命难违，答应了，并在宫中为他们举行了婚宴。晚上，三公主发现，她的丈夫是个英俊多情的王子，猪皮原是件外衣。她问丈夫为什么白天要穿上猪皮？她丈夫说：“不要多问，只要你永远爱我，就可以【创建和谐家园】了。”天将破晓，三公主默祷：“亲爱的丈夫，我是永远爱你的，你不要再吓我了。”她悄悄地下床，将丈夫的猪皮拎起，扔在火炉里烧了。只听到丈夫大叫一声：“糟了！今后你要穿破三双铁鞋，戳弯三根铁拐杖才能找到我。”三公主马上回到床边，想拥抱丈夫，可她扑了个空，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她整整哭了一天，从黎明到黑夜。第二天一早，她就去找铁匠打了三双铁鞋，三根铁拐杖，然后告别父亲，去寻找丈夫。经过风伯、雷公、雨婆的指点，她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三双铁鞋穿破了，三根铁拐仗戳弯了，在一个遥远的森林里，她想休息会儿，可周围没有住家，只有一个奇怪的小屋，没有门，有个天窗。她想起风伯、雷公、雨婆让她留好他们请她吃完烧鸡剩下的骨头，说困难时用得着。于是她把鸡骨头拿出来，没想到两根骨头一对就连在一起了。她就把所有骨头联成一个梯子，爬上天窗。她看见室内无人，倒很干净，有床，桌上还有食物。她把骨梯拉上来，再放进室内，她顺梯下去。她实在又饥又渴了，忙从水缸里舀了水喝，吃了桌上的面包，随后倒在床上呼呼地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呀！日夜思念的英俊的丈夫就站在她身边。丈夫说：“你忠诚的爱化解了女巫的魔法，可恶的猪皮没有了。”
爱！使王子摆脱了女巫的陷害，他带着亲爱的妻子回到自己的祖国，继承了王位。
这些充满幻想、变化的动人的故事，滋润着我的心田。
就在这个夏季，1939年8月我跳班考上了合川县某小学的高小一年级。发榜那天，看到榜上有我名字，高兴得心花怒放。
回家的路上，我用零花钱买了个漂亮的玩具小房子。我多么喜欢它，它是我最初的美梦。我五岁父母离异，就失去了自己的家，长期寄居姨妈家中，又在抗日战争的流亡生活里，目睹许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沦为露宿街头的乞丐我同情他们，也许是有一点点同病相怜。房子！象征着温暖的家，我希望我有一个完整的家，也希望所有没房子的人都有自己的家，所以我喜欢这个小房子玩具。它是个洋式的小平房，尖顶红瓦，黄墙拱门，内墙淡绿，有床有桌椅有瓶花。我将它揣在怀里，蹦蹦跳跳地沿着小河往家走。
沙滩在阳光下闪烁，踩在这柔软的天然地毯上，好舒服啊！我眯着眼睛承受着艳阳的抚摩。思绪伸延、扩展像桑蚕吐出缕缕丝线。仿佛小房子变大了，我也长成美丽的少女，穿着缀有星星、月亮的天蓝色的长裙和许多同龄少女伴随着音乐在房中跳舞。忽然一位英俊的少年背着【创建和谐家园】，穿着猎服走了进来。他放下【创建和谐家园】，参加到舞蹈的行列。他舞姿潇洒、轻捷。他最后和我跳舞时，我似乎已精疲力尽，他突然抱起我飞快地旋转，转呀！转呀！似乎在云端上旋转。好象是在安徒生童话中，好象童话中少女遇见了王子，除了幸福，忘记了一切。就在这时，忽然一片乌云携带冰雹砸来，我坠地而醒，原来是一块石头拌倒了我。我站起身时，石头没有磕破我的皮肉，小房子的裂片却从怀中掉了出来。啊！小房子保护了我，牺牲了自己。无限惋惜，变成泪水。小房子、小房子，我的梦啊，你怎么碎了？我将小房子的裂片检起，带回家，用糨子、纸片将它们补缀起来。它虽然碎了，却是我心中理想的家，是我的梦，是我跳班考上高小，心情愉快而做的一个天真幼稚的美梦。
唉！没想到的是小房子的遭遇竟预示了我未来的命运。
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一直在追求着各种各样的美梦。然而总是梦生、梦灭，美梦、恶梦，循环往复。
从何说起？就从我生命最颠倒、最昏暗的一页开始吧！
第二章大房子坍塌
一、我的大房子塌了
“人生初开的花多甜，它结出的果子太苦”（哈代）
一只温柔洁白的小绵羊，正在广阔的草原上蹦蹦跳跳，享受生命的欢乐。哪知一个暴雷猛然在它头顶炸开，将它打倒在地，它喘着气、它挣扎着。
1958年6月1日，26岁的我和32岁的丈夫查汝强、到东单街道办事处去办理离婚的手续。亲手拆散我付出极大代价精心营造的家——“我的大房子”。美梦变成了恶梦。
这天街旁的绒树树冠的朵朵红丝花，依旧秀丽，但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们默默无言一前一后地走着。八年前，此时节俩人是情话绵绵，现在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进了东单办事处婚姻登记处，一位30多岁的女办事员接待我们。她留着短发，中高个，兰色的干部服，显得朴实、和善。她问清了我们的来意后，用探索的眼光说道：“我看你们很般配，又都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为什么要离婚？”空气凝固了几秒钟，查汝强开口了：“因为她是右派！”这简单的一句话像是批斗会上一片“打倒右派分子”的声浪，向我冲击而来；又好象当头被打了一闷棍。我一阵晕眩，眼泪随即涌上眼眶，我忍住不让它掉下来，低下头，静了静心。女办事员用手轻轻地触动一下我的臂膀说：“你过来一下！”我站起身随她到办公室的另一端，她对我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为你协调。”我说：“谢谢您，不用了。”她说：“你再考虑一下，你们还有孩子。”我说：“既然他已绝情，没必要挽回了，至于孩子”我的喉头哽咽了。
孩子，我可怜的小强、小鸿，从此你们没有完整的家了，但这不是妈妈的过错，即使妈妈委曲求全，这个家也是难以维持。妈妈被打成右派，被社会抛弃，你们的爸爸为了自己的前程，他已铁了心要拆散咱们的家了。思想至此，我抬起头正视着女办事员说：“我会给孩子们更多的爱，孩子是可怜的，但夫妻间强扭的瓜也是不甜的。”来办事处之前，支部书记老甄也曾经对我说：“如果你不同意，支部就不批准老查提出的离婚要求。”仍然出于以上的思考，我向支书表示我同意离婚，我不愿意成为人家的包袱。但我万万没想到老查会在办事处提出的离婚理由是：“因为她是右派！”。虽然这是真话，他完全可以说：“性格不合”吗？何必在我的伤口上又撒下一把盐。
女办事员只能以无可奈何的表情给我们签发了离婚证书。彼时政策并没有明文规定或暗示对右派配偶必须离婚，所以女办事员和支部书记才会徵求我的意见。其实查汝强他当时思想里认为我只是世界观的问题。在婚姻上他也是犹疑的，曾问过我：“离了婚，你和孩子怎么生活？”不愿示弱的我回答：“有什么不能过的？”他心里明白我并非真正的敌人，但他改变不了风向，改变不了“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的指示。改变不了遵循指示每个单位总得打几个右派的结果，他看我是被打定了的，他禁不住社会的压力，他要考虑他个人的前途，他不愿有个“右派”妻子；何况有新的港湾在向他召唤，所以他在婚姻登记处，出语尖利、不留余地。1958年5月28日支部白天通知我定案结果，当晚他向我提出离婚，6月1日去的街道办事处。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查汝强遭遇批判，不停的检讨和劳动也折磨了他许多年。
听宣传部老友余梓林说，他与查汝强1959年同在房山周口店南韩继村劳动时，组长王某派老查赶大车，这一下难坏了查汝强这位白面书生，他不知怎么吆喝拉车的驴骡，它们听不懂他的话，就是不走，急得他双眉拧起了疙瘩，，老余发现后，告诉他对骡马的语言：“‘走’是‘驾’，‘吁’是‘停’，再加以鞭子的方向性的动作。”
查汝强当时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兼马列主义讲师团团长。王组长是讲师团的成员，在这次运动中整人甚狠，可谓“二号借风者”因为王“革命觉悟高”，是一名飞扬跋扈的“借风者”，此刻他被派为领导下放干部的组长。他可以飞扬跋扈地呵斥和查汝强了。尽管老查每天赶车已累得筋疲力尽，到晚上班会上，王某依然要对老查找茬批判，要老查做思想检查。
文革后期老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自然辨证法研究室主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来临，他的才智又得到发挥，写文著述；出国几次访问和讲学。可惜仅仅舒坦了十个春秋，1990年他就去世，年仅64岁。
九十年代初，宣传部老同志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开始年年聚会，我与老查也像老朋友一样见面、点头、问好。1988年聚会午餐时，他还特地坐在我身边，问我：“生活得好吗？”我当然如下回答：“很好！”此时我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同时为《曹雪芹》电视剧的拍摄筹集经费。他微笑地对我说：“能不能帮我拉点赞助？”“干什么？”“我还想出国讲学。”我说：“不好办。”为剧组拉赞助名义大，才能得到支持。当时我觉得他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世事？是书生气，还是太不了解我，我从来不为个人私利奋斗，不为自己，也不为别的个人。另外他不觉得我们的距离早已遥远了吗？难道在他心里没有这个距离？
从办事处出来，我只身回到我的办公室而没有回到和老查同住的东交民巷市委宿舍，那曾经是我营造的甜蜜的“家”；现在它只是一个空壳，这里再没有孩子们的笑声，再没有夜半的切切私语。坍塌了，坍塌了，我的大房子。
这天是星期日，办公室静悄悄，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我栽种的那盆五颜六色的“死不了”，阳光照得它生气盎然，蓬蓬勃勃，难怪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太阳花”。我抹去眼泪，凝视着心爱的小花，我应该学你，哪怕只有一点阳光，就可以呈现艳丽，虽然现在我头上笼罩着沉重的阴霾，心中却幻想着太阳早点出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不是一再让我早日认“罪”，早日摘帽，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吗？年轻天真的我相信这就是党的政策，美梦又悄悄在心中升起：“‘死不了’啊！我一定要像你那样，努力去追寻阳光，蓬勃、灿烂地活着，成长着，献给人们一份愉悦。”
当我站在窗前，又做梦时，哪里会知道我后来虽然熬到了摘帽，但仍然被周围的人称为“摘帽右派”，“另类”对待。当年杨述部长是出于好心劝我不要再对抗，争取早日重回人民队伍；同时怕我继续对抗而被加重处分。他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后事会如何发展。
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耳机。一个娇嫩、清脆、甜美的声音跳入耳中：“妈妈！今天是红日历（星期日），你怎么还不回来？”我说：“哦！小鸿（建一小名）宝贝，妈妈今天要加班。”鸿儿说：“今天是儿童节，您加完班，和爸爸早点回来！外婆一早就到幼儿园接我和哥哥回家了。”我说：“好！乖孩子。”
中午，我想查汝强此刻不会在宿舍里，至少是吃午饭去了。于是我走到宿舍，开门拿走了我的衣服、日记本和抽屉里800元的一半。没想到的是：过了个把月，查汝强竟然打电话对我说：“抽屉里的钱，你怎么拿走了一半？”我反问道：“怎么？”他说：“我的收入比你多呀！你拿一半不合适吧！”我回答：“夫妻财产是共同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他底气不足地说：“哦，哦，那就算了吧！”挂上了电话。我真觉得他太小气了。为了保护孩子的利益，我给大儿子小强买了新毛衣和一床新被，并直接和部里财务处的同志说好，从老查的工资中扣除这笔钱，老查对此当然不满。管他呢？反正以后不会再和他打交道了。
当天我回到西单成方街35号母亲家，（后来此地为新建的长话大楼征用）。母亲和孩子们热情地迎接我，母亲在饭桌上已摆上了栗子红烧肉、芥末白菜墩等各种诱人的菜肴。孩子追问：“爸爸为什么没来？”我只好随便找个理由骗了他们。
入夜，看着两个宝宝甜甜地睡了，我写了简短的日记：“6月1日在这个日子里，我和汝强伤害了孩子，我们离婚了。小强由他抚育，小鸿（建一）归我抚养。可怜的小强，你要离开亲爱的妈妈和小鸿了。我可怜的孩子啊！你对妈妈是那样的依恋，惟恐失去妈妈的爱啊！”25年后，我重读此日记，在页后的空白处又补记了几句：“1983年9月5日，二十五年过去后，重看上面这段日记，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也让我心酸，这是永远不能愈合的的伤痕啊！”1999年，四十一年后，偶然看到强儿给他女儿的信，更感受到他心灵创伤的深刻。他信上写了这样几句话：“慧儿：自我幼时父母离婚后，就感到哪儿都不是我的家，直到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才有家的感觉。”
现在回想当年在孩子问题的处理上简单化了。我为什么不把两个孩子都留在我身边呢？当时我被下放劳改，孩子也只能委托母亲和姨妈照料，为减轻老人的负担，我就把强儿交给了他爸爸。事实上过了不久，在我通过组织扣了查汝强一点工资为强儿买毛衣，查不高兴后，我曾托部里同事老查清华的同学储传亨与查商量：强儿仍由我抚养，他没有同意，从此每到我休息日，我像过去一样将强儿接回外婆家与我和他弟弟叙天伦之乐。寒暑假也接强儿来外婆家住。强儿初中三年级去内蒙插队后，我也尽力照顾他，让他弟弟去看他并带去收音机和他准备在当地购房之部分用款以及外婆亲手做的剁辣椒等，但这些仍抚平不了他心灵的伤痕。
家庭破裂，对子女的伤害，其实我是深有体会的，要不是那场意外的反右风暴，何以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