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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拟定这些长期的计划时，我们心里十分明了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我们的新型战车才会正式问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建造一种训练用的战车。我们自英国所购入的卡登-路易式（CardenLoyd）小型战车的底盘就很适合于这种用途，实际上它本是为了作20mm高射炮的载运车而设计的。它的尺寸仅能加装配备有机枪的小型炮塔，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它在1934年就可以开始使用，至少可以供我们作演习之用，以候我们真正战斗战车的出现。于是我们就决定生产这种号称“Panzer Ⅰ”型的战车。在1932年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料想到将来我们还会使用这种小型的训练战车来作战的。
我们所规划的主要型式的战车，因为生产上的困难，拖延的时间远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所以鲁兹将军就决定制造第二种应急的战车：这就是所谓“PanzerⅡ”型，它配备一门20mm炮及一挺机枪，由MAN公司负责制造。
在1932年的夏季，鲁兹将军第一次组织了一个包含加强步兵团和战车营的混合演习——当然，战车营所用的装备仍然还是模型。不过，这是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后，德国第一次拥有了正式的装甲搜索车，这种车辆是照我们的规格所建造的，车上配备装甲，使用六轮卡车的底盘。从前小孩子们总是用他们的铅笔戳穿我们模型战车的帆布外壳，以窥察它内部的究竟，但是这一次却使他们失望了。从前步兵们也总是利用棍棒和石头来防御我们的假战车，如今也被装甲车制服了。甚至于刺刀也不是战车的对手。
在这一次演习中对于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所有可能性都曾经加以试验。骑兵方面对于我们的演习曾经发出过一些相当不客观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成功是如此的明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去注意他们那些滥调。事实上，有许多清醒的青年骑兵军官也对我们这种新发展极表兴趣，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他们认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骑兵只有配备新兵器和采用新方法，才能够使那传统的骑兵战争原理获得返老还童的机会。
1932年的大演习是老迈年高的兴登堡元帅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在讲评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使我很感钦佩的，就是这位老元帅非常清楚地了解错误所在。在谈到骑兵军的领导能力方面，他曾经这样说道：“在战争中只有简单才可以获得成功。我曾经视察过骑兵军的司令部，我所看到的却一点都不简单。”他这段评语的确非常中肯。
1933年希特勒做了德国的国务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月初，在柏林汽车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中，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并听到他的讲演。德国的首揆亲自主持这样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已经是一件不常见的稀罕事，而他所说的话又更与其他的要人在这种场合所惯说的完全不同。他宣布取消对于汽车的捐税，谈到新的国道计划和准备大量生产廉价的“人民汽车”。
勃洛姆堡将军（Gen.von Blomberg）的出任国防部长，和赖兴瑙将军（Gen.von Reichenau）的出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对于我的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近代化的观念，所以至少在国防部的最高层，对于我的这个装甲兵的理想是表示同情的。此外，我不久就看出来希特勒本人对于这个摩托化和装甲的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我第一次获得印证是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orf）的兵工署近代兵器展示会上。在这一展示会中我分到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将有关摩托化部队的一切最新发展展示给希特勒看。我展出的兵力有一个机车排、一个战防炮排、一个战车排（所用的就是Panzer I型的轻型战车）、一个轻装甲搜索车排和一个重装甲搜索车排。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动作的敏捷感到十分的满意，他一再地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次展示之后，我就深信只要有机会再当面陈述意见，那么这位政府的首脑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近代化国防军的建议的。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长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一次的军力展示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首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是和俾斯麦一样的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代表过去德国的政策仍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新任的首揆。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的这种勇气是很值得称赞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难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胡恩莱（A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中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也允诺亲临的。有机会看看希特勒与他的忠实信徒们，应该是件极有趣的事，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于历史是很有研究的，在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定会演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纳粹党的革命也已经到达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作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6)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建立之中，在1933年这一年有相当的进展。利用模型战车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和演习，已澄清了战车与各种兵器间的关系，并且也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念：把战车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充分配合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近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完全展现威力。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绌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数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了，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更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尤其是制造高硬度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的脆弱。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的确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的时期后，其品质才符合了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战车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项产品我们一直都远比敌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可能会抵补许多其他的弱点。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将军（Gen.F.von Fritsch）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一致认可并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位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地准备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总觉得他是所有陆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知己。从前他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于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以下这一段小故事很能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格。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战车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地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专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专家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才会完全被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奇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Beck），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FieldMarshal Graf von Molth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7)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A）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Gen.von Schleicher），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Gen.von Bredow）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创建和谐家园】），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arshal von Ma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annenberg Memoria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于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是很能够了解的。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来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我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为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之下，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决定把现有的各单位拼凑起来组成一个装甲师，并对它实施四个星期的训练。这个计划在1935年夏天就开始付诸实行。这个训练师由魏克斯（Gen.von Weichs）将军指挥，它在明斯特-拉格尔（Munster-Lager）演习地【创建和谐家园】，照着四种不同的战术任务进行有系统的演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训练下级的部队指挥官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战术问题，主要是为了表示大规模的使用战车和它们的支持武器的作战行动，在事实上是绝对可能的。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位将军对于这些演习的经过非常有兴趣。鲁兹将军曾经请求希特勒亲临指导，但是由于他的侍卫人员的消极反对，遂终于没有来。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8)
这一次训练演习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当那表示演习结束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弗里奇上将就开玩笑地说道：“就只是漏了一件事。这个气球上面似乎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战车，顶好！’的字样。”鲁兹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原先希望这个司令部也和其他主要的兵种一样，能够获得总司令部（General Command）的权限，但是因为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的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就正式成立了：
第一装甲师由魏克斯将军任师长，驻在魏玛（Weimar）；
第二装甲师由古德里安上校任师长，驻在维尔茨堡（Wurzburg）；
第三装甲师由费斯曼（Fes【创建和谐家园】ann）将军任师长，驻在柏林。
关于1935年一个德国装甲师的编制可以参看表1。
〖〗10月1日我离开了柏林，由中央的幕僚工作又转到部队指挥官的岗位。装甲兵司令部留在鲁兹将军的手里，使我很感到放心。因为参谋本部以内有一部分人是极力反对我们的，我很担心我的继任参谋长是否能够坚强不屈地去反抗他们的压力。新参谋长是鲍卢斯上校（Col.Paulus），他后来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之役升为元帅，并在那里成为苏联人的俘虏。此外我还更担心陆军最高司令部（OKH）中的装甲兵总监部是否会改变我们原先所拟定的发展计划。果然一切不出我所料：参谋总长又获得了胜利。他为了达到密切支援步兵的目的，又成立了所谓“装甲旅”。在1936年成立的第四装甲旅就是被指定担任这种任务。此外，由于骑兵方面也希望对于摩托化部队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所以预定将要成立的新装甲师就暂行停止成立，而另外成立了三个“轻型师”（Light Divisions）。这种轻型师的编制包括有：两个摩托化的步兵团、一个搜索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营和其他种种的支援单位。
除了“轻型师”以外，又成立了四个摩托化的步兵师，这就是把一个正规的步兵师完全加以摩托化，所以需要相当数量的摩托化运输工具。最后这些摩托化的步兵师被编成了一个陆军第十四军，轻型师则被编成为陆军第十五军，而装甲兵司令部则改为陆军第十六军，下面直辖三个装甲师，而这三个军则又由第四军区所统辖，它的司令部设在莱比锡（Leipzig），司令为勃劳希契将军，今后一切的训练和发展都由他负责指挥。
各兵种都有它特殊的颜色，这是表示在肩章上面的。在这个时候，所有战车团和战防营所用的颜色还是原有的红色；装甲搜索营的颜色先改成黄色，以后又改成褐色；装甲师中的步兵团和乘机车的步兵都佩绿色的肩章。轻型师中的骑兵团则仍保持骑兵的黄色；而摩托化步兵团则仍继续用步兵的白色标识。这些事都使步兵总监部和骑兵总监部之间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
我对于这种把我们的摩托化装甲兵力分割使用的办法表示十分遗憾，但是那时候，我却没有力量能够制止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损失在以后也只是补救了一部分而已。
由于其他兵种在编制上所犯的各种错误，更使我们在摩托化方面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受到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举例来说，陆军总监弗洛姆将军（Gen.Fromm）就曾经命令把所有各步兵团中的第十四（战防）连都加以摩托化。当我向他说明这些连是要和步兵在一起作战的，最好还是保留用马牵引的时候，他却负气地回答我说：“步兵也希望有几辆汽车呵！”我又要求不要把第十四连加以摩托化，而改以将重炮兵营加以摩托化，但是这个建议却又被否决。所以重炮却始终还是用马拖，这个在以后的战争中，尤其是在苏联战场上，造成了许多不幸的后果。
发展其他各种有履带的车辆以供战车支援部队应用的理想，始终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在步兵、炮兵和其他师属单位的密切配合下，战车的野战效能将会明显增加。我们希望有一种轻型的装甲半履带车辆，以供步兵、战斗工兵和救护人员使用；有一种带装甲的自行火炮，以供炮兵和战防营使用；另外还需要数种各种型式的战车，以供搜索营和通信营使用。但是我们各师的装备却始终都没有达到充足的标准。尽管德国的工业界，凭着它那有限的设备，已经是尽量地提高产量，但是它的产品还是不够正在扩张中的摩托化国防军、党卫军和工业界本身的需要。虽然专家们曾经一再地提出警告，但是最高统帅对于某些在政治上有特权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却从不加以限制。当我谈到1941年的军事情势的时候，会再度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加以讨论。
在这个时候我正在维尔茨堡的师部里，和这些问题都只有间接的关系。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我这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加以编组和训练，它里面的分子相当的复杂，具有各种不同的军事背景。1935年到1936年的冬天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我在维尔茨堡的人缘儿很不坏，而且这个地方的风景又很秀美，我准备在那里买一栋小房子，作久住的打算。
在1936年的春天，我们都被希特勒决定重新占领莱茵河地区的计划所骇倒了。因为这种占领只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姿态而已，所以并没有使用战车部队。虽然我的装甲师也接到了警戒的命令，并且把兵力集中在明辛根（Munsingen）军事训练地区中，但是战车部队却还是留在正常的后方位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紧张现象。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都回复到平时的状态。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9)
那年8月1日我升任了少将。
在那年秋季大演习中，惟一参加的装甲部队就只有一个第四战车团。把这样一个单独的战车团配合在步兵师的结构以内，当然使我们的战斗能力无从表现出来。
这一次演习时，许多来宾中间有一位是新自远东归来的泽克特上将（Col.Gen.von Seeckt），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将这种新型装甲部队的观念讲给他听，这是他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此外我也和新闻界应邀参观的代表们，谈论到这种新兵种的组织和作战的方法。
1937年又平安地度过了。我们正在忙于训练我们的装甲部队，以整师的兵力作各种的演习。在鲁兹将军的指导之下，我在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注意！装甲车！》（Achtung!Panzer!）。这本书对于装甲兵的发展历史和我们对于德国装甲兵建军的基本意见，都有所阐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比正常的公文程序，使我们的计划获得更广泛的同情。此外，我为了驳斥一些反对者的意见，又常在专门的军事刊物中发表见解。在1937年10月15日出版的德国军官协会的会刊上面，我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由于其内容把我们的努力和当时各种不同的意见做了生动的描述，所以我认为可以在这里加以节录。
使用火力和运动的战车攻击
一个外行人每当他想到战车攻击的时候，就一定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康布雷和亚眠（Amiens）战役中的钢铁巨怪。他会想到许多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在战车压力之下，像稻草一样被碾得粉碎；他会记得那些战车如何地突破了堑壕，碾碎了机关枪；他还会记得当那些战车在战场上犁过的时候，排气管中发出红色的火焰，形成一种恐怖的景象，这种“战车的恐怖”常被人认为就是我们在1918年8月8日溃败的原因之一。这种碾路的战术只不过是战车所能担任各种工作中的一种而已——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因为上一次大战在许多评论家的心中所产生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所以使他们仅获得极为皮相的认识，以为战车攻击就必定是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勇猛直前的攻击，将敌人轧碎在它们的履带之下（这对于敌人的炮兵和战防炮的火力都构成一个良好的目标）。不管高级指挥部的企图是怎样，也不管地形是怎样，都应该这样的硬攻。战车的火力一向被低估，战车被当作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东西，容易因故障而被敌军捕获。同时大家也认为防御者在防御战车方面享有较大优势，所以大家认为使用战车的奇袭已经是不可能了。的确，战场上有许多不利于战车操作的因素，如有烟雾、树木、地形上的种种障碍物，而战防炮和普通的炮兵却可以不顾自己的死伤，而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防御兵力的位置一定是正对着战车准备进攻的地区；他们可以利用强力望远镜透过烟幕和黑暗，而发现敌人，何况虽然他们也戴着钢盔，但是却还是能够听得清楚。
照这样看，战车的攻击似乎已经不再有前途。那么是否应该像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战车应该被当作废铁卖掉，所谓战车时代就这们被简单跳过了吗？假使的确是如此，那么一切在战术上翻陈出新的顾虑都可以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候1914年到1919年间的阵地战的重演了。不过当你对于地面的情形还没弄清楚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鲁莽地跳下去。除非我们的批评家能够发明一种更新和更好的陆上攻击战术，否则我们必须明确认知，只要运用适当，战车至今仍是一个最好的陆上攻击武器。不过为了使战车攻击的性质更易于明了，我们首先要介绍近代战车的特征。
装甲
凡是要准备进行激烈战斗的一切战车，其装甲的程度至少要有防御机关枪所射出的穿甲弹的能力。若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战防武器和战车，则这样的防护还嫌不够，所以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诸国，它们现在所订制的战车都是具有相当强度的装甲的。举例来说，为了要击穿法国“Char 2C”型战车的外壳，至少要用75mm口径的火炮。假使在第一波的攻击中，攻方的战车能够不为敌人的防御火力所击毁，那么这些战车就可以说是已经克服了它们最危险的敌人，并发挥了战车的威力。由于战防武器多被战车的火力所摧折，所以敌人的步兵和工兵就不会再有多大的抵抗力，甚至连轻型战车也可以很容易地把他们扫荡干净。不过，假设守方能够产生一种有效的战防武器，它的力量可以击穿所有攻方战车的装甲，而且又能够不失时机将这种武器配置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那么战车攻击要想成功，就必须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若是敌人的防御力量不仅集中而且又有足够的纵深，那么这种攻击就可能会完全失败。“矛”与“盾”的争雄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装甲兵也和过去的要塞部队、海军和最近的空军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有精密的计算。事实上，这种争雄的现象将会永远存在着，不过结果却可以时常改变，但若以此为理由而取消战车在陆战中的地位，那么实在是毫无道理。假使我们不用战车，那么难道步兵身上所穿着的军服会比钢甲的抵抗力更强么？
运动
曾经有人说过：“只有运动才能获得胜利。”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所以就想利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技术工具来证明这条真理。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与敌军接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利用人与马的脚腿、铁路，而最近又有汽车和飞机。一旦与敌军接触之后，则运动能力一般即为敌军火力所限制。为了解除这种限制，所以就必须击毁敌人使之不能发生作用，或使之撤出原有的位置。这个目标可以用优势的火力来达到，在优势火力之下可以使敌人的抵抗崩溃。在静止位置的火力具有一定限度的有效射程。这就是步兵所能利用的掩护火力的极限，当步兵一到了这个极限之后，重武器和炮兵就必须要移转它们的阵地，以使步兵在继续前进时能继续获得火力的支援。此种作战方式需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因此要准备这样的攻击就一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由于不易掩敌人的耳目，所以奇袭的效果（制胜的重要因素）就很难于达到。即令在最初发动攻击时，敌人尚不知晓，但是一经发动之后敌人就必然会将预备兵力集中起来，以图阻止攻方的突入。因为现在的预备兵力可以摩托化，所以要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其工作比之以前就要容易得多了。因此，在今天以步炮协同为基础的攻击要想成功的话，其机会要比上一次大战更小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0)
所以要想成功的话就必须这样：不顾敌军火力的阻挠，尽可能迅速移动，并一直向前运动，使敌人无法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最后把攻势深深地带到敌人防线的后方去。主张战车战术的人，认为在有利的环境之下，战车是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而持怀疑论的人则认为“奇袭”已经不再可能，而使战车攻击成功的条件也不会再存在。那么是不是战车真的不能够向敌人实行奇袭呢？不管兵器和技术的新旧，假使能够收到奇袭之效，那么在战争中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1916年，库尔将军（Gen.von Kuhl）曾经向德军最高统帅部建议，要想突破敌阵，则在发动攻势的时候就一定首先要注意到奇袭的因素，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新的兵器和技术能供他来达到这种理想。虽然如此，但是由于奇袭成功，1918年的3月攻势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效果。假使除了普通的“用奇”以外，再加上新的兵器，则奇袭的效果更会大量增加，不过新兵器却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战车可以比从前的一切方法，更具有较大的运动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经突破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向前进展，不至于停滞下来。我们相信只要条件许可，这种运动就一定可以继续下去，这些条件也就是战车攻击成功的条件，例如地形适当便于集中兵力、敌人防线上有漏洞、敌人的战车兵力居于劣势的地位等等。有人指责我们不能在任何的条件之下，都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认为战车没有力量冲破要塞。但是我们却要指出其他的兵种，在许多方面具有的攻击力量比我们还要少，毕竟任何兵种都不会是“万能”的。
有人曾经说过，任何武器只有在它新出现和不害怕守方对抗工具的时候，它才会发挥出来它的最高效力。所以炮兵是可悲的了！它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空军也是可悲的了！防空武器的效力日益增强。我们相信任何武器的效力都是一个相对的因素，要看对抗它的兵器效力的大小来决定。假使战车对优势之敌作战——敌人具有更多的战车或是更优越的战防武器——则它可能一样会被击败，会减低它的效力。假使情况正相反，则它可能又会获得惊人的成功。任何兵器的效力不仅是要看对方的力量大小来决定，而且还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愿意把最新技术的发展立即作最大限度的利用，使你在这一个时代中总是居于最优越的地位。从这个观念来看，战车就不会自认它已经被其他的武器所压倒了。曾经有这种说法：“守方炮兵的炮弹，其速度要比攻方战车中所射出的为快。”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事实的究竟。可是远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就已经可以把几百辆战车马上集中在步兵战线的后方，在敌军火力之下一直突入敌阵，为十几个步兵师或骑兵师开路。在达成这种任务时，甚至完全不用炮兵的掩护射击，那就是说敌人的炮兵在事先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仅仅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敌人的炮火才能够对于正在运动中的战车加以重创；而且只要战车突破敌阵之后，敌人的炮兵不久就完全销声匿迹，甚至于对后续的步兵都不会有杀伤力。在上一次大战中，炮兵曾经使用一种准备射击的战术，将所有的炮火都完全事先集中瞄准在假想的危险地区，但是结果也还是失败了。防御的炮火可以使尘土飞扬，烟雾纷起，使战车中的乘员的视界受到相当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是可以忍受的，甚至在平时训练中我们已学会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事实上现在战车在黑夜和大雾中都可以靠罗盘来定方向，照样的前进。
所以在以战车攻击为基础的攻势中，胜利的主角就是战车本身，而并不是步兵。战车攻击失败了，则全部攻势也失败了；若是战车攻击成功，则胜利就已经成为定局。
火力
装甲和运动不过是战车武器的两个战斗特征而已，而第三个最重要的特征却是火力。
战车上的火炮在战车静止和运动时，都可以开炮射击。在两种情形之下都是使用直接瞄准的方法。当战车静止的时候，射程可以很迅速地加以调整，所以只要消耗极少量的弹药就可以把目标击毁；当战车在运动的时候，因为观测上的困难，所以就很难认清目标，不过战车却也有一个长处，就是它的炮位离地面相当的高，在地面上有草木的掩护时，对攻击特别有效。这种高车身，虽引起人家的批评，认为容易成为敌军火力的良好目标，但是对于战车炮手的利益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运动中要是有射击的必要，则短射程的精确度还是很好的，但是射程一长，速度较高或是战车在不平的地面上行走的时候，精确度就会大幅减低。
在任何情况之下，战车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那就是在它向敌阵推进时能带着本身的火力一同运动。我们当然也承认在静止位置的炮火具有更高的精确度，但是只有运动才可以获得胜利！现在战车的攻击是否还是采取过去的碾路战术，对着一个配备着强大步兵、炮兵和战防武器的纵深敌阵，一头直撞过去呢？绝对不是这样的。作这样想法的人，所认识的就只是一种号称“步兵战车”的武器，这种武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完全是以配合步兵为主要的着眼点，这种观念我们实在保持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用几个星期甚至于几个月的时间，专门从事于搜索的工作，我们也不愿意消耗过多的弹药。我们所想要做到的，就是利用极短的时间，尽量地深入敌后，以控制敌人的整个防线。我们十分明了战车的火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作“有计划的炮兵准备射击”和“集中火力的轰击”；我们的企图恰好相反，希望用一颗单独准确的炮弹，在一击之下就把目标击毁。因为我们并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教训，即使用最强大的炮兵向敌人轰击达一个星期之久，却依然无法使步兵获得必胜的保证。我们的敌人曾经教会了我们，叫我们了解到，一个成功而迅速的战车攻击，在一个够宽的正面上，从各方面纵深地突入敌人的防御体系之内，其所能获得的胜利要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采取的有限进攻法为大。我们的炮弹一定要对着特定的目标才开始发射，不能像从前那种无的放矢的办法，用弹幕来掩护步兵的爬行。当我们的攻击具有足够的集中、宽度和纵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暴露出来的敌方目标，都完全加以击毁。于是我们就能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足以让我们的预备兵力迅速地钻进去，这是在1918年所不能够办到的。我们所需要的预备兵力也一定要采取装甲师的编制，因为我们不相信其他的部队会具有足够的战斗力、速度和机动力，足以充分发挥出这种攻击和突破的威力。所以，我们并不把战车当作一种辅助性的兵器看待，不再认为它只是帮助步兵进攻的工具。因为假使还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又要回到1916年的情况，而未来的战争在一开始就会形成阵地战，绝无速战速决的可能性了。不管未来敌人的武器是如何的优越，各种口径的火炮在射程和精确度上是如何的进步，炮兵运用在技术上是如何的发展，也都不足以动摇我们的信心。相反的，我们却仍然认定了战车是现代攻击战中的最好武器，我们绝不改变我们的信心，除非技术专家能够把一个更好的武器拿给我们看。虽然有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只有火力才能够为运动开路”，但是我们却还是反对那种耗费时间的炮兵准备射击，因为它将奇袭的效果完全都丧失掉了。相反的，我们相信，结合引擎和钢板的力量，在诸如适当的地形、奇袭和集中运用的重要条件配合下，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射击，就能把火力带入敌阵。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1)
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也是引起批评的一点。他们说：把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攻击的力量，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如果把战车分配给步兵使用，是否也是值得加以考虑的呢？假使说在今天步兵没有战车就不能够实行攻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说：凡是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帮助其他兵种前进的武器，自然就应该算是一种主要的武器。至于说战车是否应该配属给步兵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下列的假想战例来作一个澄清的说明：
红蓝两军正在对战之中。双方都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战车营。红军方面把所有的战车都配给各步兵师，而蓝军则将其集中编成装甲师，由最高统帅部加以直接的控制。假使战线的长度是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战车所不可能通过的，100英里是战车很难运用的，另外100英里则是适合于战车活动的地形。那么在实战的时候就会有下列的现象发生：红军因为把战车分配给各师使用，所以有一部分战车被配置在战车所不能活动的地区，结果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另外一部分战车虽然可以活动，但是受地形的限制太大，也使它们成功的希望变得非常的微弱。结果在战车最便于活动的地区，红军所能使用的战车却不过只是它的全部兵力的一小部分而已。反过来看，蓝军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把全部的装甲兵力都集中在一起，用在最有利的地区，以求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它在这个地区的战车数量至少可以为敌人的一倍，而在其他取守势的地区，也只会受到敌方的小规模的战车攻击。假使说一个步兵师具有50门战防炮，那么它对付50辆战车的攻击，就要比对付200辆战车容易得多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把战车分配给各步兵师的观念，只不过是重新回到1916年到1917年的最初英国战术的旧路，事实上这完全是失败的，一直等到康布雷之后，英国战车使用大量集中的战术，才算是获得了成功。
利用战车的装甲，迅速地攻入敌阵，把我们摩托化的大炮直接地打中在目标上面，我们相信这种办法一定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说：“摩托车辆并不能算是一种新武器，它只是一种运输旧武器的新方法而已。”当然内燃机是并不能够发射炮弹的，假使我们说战车是一种新武器的话，那么实际上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一种新的兵种，正好像海军中的潜水艇，也被称为新武器是一样的。我们相信我们是一种新武器，将来的成功可以在战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假使我们的攻击一定要成功，那么所有其他的兵器在空间和时间上就一定要完全和我们相配合。因此为了使我们的武器能够充分地发挥效果，我们要求一切必要的支援部队都一定要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机动性，甚至在平时，这些兵种都应该由我们直接指挥。为了得到最大的决战机会，所需要的不是集中的步兵，而是集中的战车。
1937年的秋天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和一些外国的贵宾们都来亲临参观了，这些贵宾中有英国的元帅地弗内尔爵士（Sir Cyril Deverell），意大利的元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和墨索里尼本人。参加演习的装甲部队有费斯曼将军所指挥的第三装甲师和第一装甲旅，至于我本人则在统监部担任装甲演习的裁判工作。
这些演习的正面结果都足以证明装甲师是可以被当作一个单位使用的。补给和修理设备似乎还不够充足，这方面需要迅速地加以改善。我对于这些现象都曾经向装甲兵团司令部提出建议，但不幸未立即获得上级的采纳，所以在1938年的春季演习中，这些缺点又再度被公开暴露出来。
在演习的最后一天，为了展现实力给外国的贵宾们看，所以就又举行了一次总攻击的演习，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由我负责指挥。虽然所使用的不过只是训练用的小型战车Panzer Ⅰ型，但是其景象却已经够动人了。
在演习完毕之后，就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创建和谐家园】，接着就由弗里奇上将招待外国贵宾午餐，我也被邀请出席。我曾经获得了一个机会和许多外国贵宾们谈了一些话。巴多格里奥谈到他在埃塞俄比亚（Abyssinian）的作战经验。那位英国元帅问我对于摩托化的意见。至于英国的青年军官们则对于在未来的战场上，是否也可以像这次演习中一样地把许多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他们似乎不太相信此种战术的可行性，他们比较倾向于把战车当作步兵支援武器的理论。无论如何，这些谈话都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礼物啦礼物网（www.liwula.com）是一个专门买礼物的网站B2C商城，礼物啦商城可以买各种礼物，生日礼物,结婚礼物,纪念日礼物,商务礼物,圣诞礼物,情人节礼物,节日礼物,送男朋友,送男生,送老公,送女朋友,送女生,送老婆,浪漫的生日礼物,有创意的生日礼物,与众不同的礼物,独特礼物,各种礼品，礼物啦商城是最全的礼物网站。礼物啦送礼网www.liwula.com
展开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序幕，第一件大事就是我意外的升了中将。在2月2日的夜间我获得了这个消息，同时就接到命令，叫我出席定在2月4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当我在2月4日的清早，在柏林街上走过的时候，有一个熟人从电车里面向我打招呼，并且恭喜我已经升任了陆军第十六军的军长。这对于我才是一个完全的奇袭，我赶紧去买了一份早报，打开一看就更使我惊异非常，有大批高级将领都被免职，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我的好朋友鲁兹将军。这个事件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总理官邸中的会议上可以听到一点端倪。三军的高级将领都【创建和谐家园】在一间大厅里面，成半圆形的坐着。希特勒走进来向我们报告说，他已经把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免职，原因是由于他那个不名誉的婚姻。同时他也必须要将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上将免职，因为弗氏已经触犯了某种罪行。关于其他的被免职人员，希特勒并没有一一加以解释。当时我们大家都呆住了，因为我们都深知我们的老长官在人格上是毫无弱点的，这种严重的打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创痛颇深。这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实，但是身为德国首揆的人照理是不应该信口开河的。希特勒把他的话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大厅，而我们也就接着解散了。当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事件的真相，所以当然有无从说起之感。
勃洛姆堡的事件比较清楚，他的留任当然是不在考虑之列。至于弗里奇上将的事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必须成立军事法庭来侦讯的事件。军事法庭组成之后，由戈林充任庭长，尽管如此，判决还是认为弗里奇完全无罪，这种诬赖的指控完全是无事实根据的。在定案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又被召集，听取最高军事法庭庭长海兹将军（Gen.Heitz），宣读这个案件的判词。在那冗长的判决书之前，希特勒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为这次事件向我们表示歉意，并且表示今后将不会再犯这种过错。我们就要求把弗里奇上将完全复职。可是继任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上将却只是做到了让弗里奇恢复现役，被命令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荣誉团长，却再没有给他一个实缺。这对于他所受到的损失真是不能补偿于万一。那个制造伪证进行诬告的人，希特勒固然已经命令把他交付军法审判，但是在幕后策动这次卑鄙行为的人却还是安然无恙。那个诬告者被判了【创建和谐家园】，也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已。8月11日在葛洛斯邦（Gross Born）地区举行的军事训练中，弗里奇上将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指挥官，13日，希特勒在该地视察演习，但两人始终不曾见面。
在等待证实清白的几个月间，弗里奇上将始终有尊严地保持沉默，获得大众一致的尊敬。姑且不论这种面对政敌的态度是否正确，但在真相大白后，使一般人对他的人格更为尊崇。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自称陆海空军总司令。由于国防部长一席一直虚悬着，常务次长（或译部长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Gen.Wilhelm Keitel），就一直代理部务，不过凯特尔却并无指挥权。他自称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军务总监（Chef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简称为OKW与OKH大有区别。OKW为三军统帅部，OKH为陆军统帅部。——译者注）。第四军区的司令官已经换成了赖兴瑙将军，他控制着三个摩托化军，他倒是一个思想进步、智力优秀的军人，不久之后我们之间就相处得非常的友好。
1938年2月4日是陆军高级指挥体系的第二个“黑日”，第一个“黑日”是1934年6月30日。德国的“将官团”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有所表示，这是常为人所责备的。不过这种责备也只有用在少数最高级人员身上才可以说是恰当，因为多数的将领都是如堕五里雾中。即以弗里奇事件而言，整个事件开始之初，一般将官根本无从了解，必须要等军事法庭判决之后，真相大白，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大家虽然曾经要求，甚至于催促新任的陆军总司令采取行动，但是他却并没有决心那样去做。同时，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外交方面也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德奥合并”事变。所以陆军方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不过弗里奇事件却的确可以证明德国元首与陆军将领之间严重缺乏共信。虽然我官卑职小不够资格晓得内幕的秘密，但是我却已经有了这种感觉。
从我那可敬的老上司手里，我接受了我的新职。第十六军的参谋长还是鲍卢斯上校，他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是一个聪明努力的标准好参谋长，他的纯洁和忠诚是毫无可疑的。以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这位不幸的第六军团的司令被俘之后，曾经有许多人批评攻击他。照我个人的看法，除非鲍卢斯本人能够有机会将他不幸的遭遇公布出来，否则我对于这一切的流言都一律不接受。
这个时候，我手下的三个装甲师也都换了新的师长：
第一师师长：施密特将军（Gen.Rudoff Schmidt）。
第二师师长：法伊尔将军（Gen.Veiel）。
第三师师长：希魏本堡将军（Gen.Geyr von Schwepp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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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0日16点钟的时候，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突然召见我。从他的口中我知晓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就是希特勒决定兼并奥地利，所以有一部分部队都会接到进军奥地利的命令。他对我说：“你还是暂时亲自率领着你的老第二师。”我就指出来，这种办【创建和谐家园】使现任师长法伊尔将军很难堪，而且法伊尔本人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将官。贝克回答道：“那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上级的命令要你指挥摩托化部队执行任务的。”于是我就建议可以动员第十六军的军部，那么除了原有的第二装甲师以外，还可以再临时编入其他的部队。贝克同意了我这一建议，并且决定将另外一个也指定担任占领任务的党卫军装甲师交给我指挥。最后他还和我说：“假使要想吞并奥地利的话，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回到军部之后，马上就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并且考虑如何来完成这个任务。大约在20点钟的时候，贝克又再度召见我，他命令我在21点到22点之间，要通知第二装甲师和“希特勒近卫师”在帕绍（Passau）附近集中。现在我才知道所有准备进军奥地利的部队都由博克上将（Col.Gen.von Bock）率领，在我军南面的步兵师将渡过莱茵河，其他各单位则直趋蒂罗尔（Tyrol）。
在23点到24点之间，我一方面用电话通知第二装甲师的师长，另一方面我也亲自和“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接头。各单位都立即向目的地帕绍开动。近卫师对于奉行这个命令并不太感困难，可是第二师却不那样简单，因为它的师长率领着一部分幕僚正在演习旅行之中。首先要把他们接回师部，虽然如此复杂，命令还是很快地付之执行，部队也就立即开始行动。
从第二师驻地维尔茨堡到帕绍平均距离是250英里，由帕绍到维也纳又是170英里。从柏林到维也纳则为598英里。
迪特里希离开我的办公室以前，曾说他要立刻去见希特勒，向他请示。我几乎已经料准，这一次兼并的行为是不必经过任何战斗就可以完成的。我觉得两国的人民都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所以我就想到为了表示我们友好的感情起见，所有的战车上面都应该悬旗结彩。我就请迪特里希代向希特勒请示，希望他能够批准我这样的做法，半个钟点之后，迪特里希报告我说已经获得批准了。
在3月11日大约20点钟的时候，第十六军军部人员到达了帕绍。在那里我们接到命令，定于12日上午8时开入奥地利。到了深夜的时候，法伊尔将军才率领第二师到达了帕绍。他不仅没有奥地利的地图，而且所拥有的燃料也不够再前进的需要。关于地图方面，我找到了一本普通旅客所用的旅行指南，交给他去应急。燃料问题就比较难于解决。固然帕绍地方有一个陆军燃料仓库，但是它却是指定给防守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部队使用的，并且曾经有命令说除非下了动员令，否则绝对不许动用。那个负责的主管不仅事先不晓得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深夜之中也找不到人。仓库的管理员忠于他们的职守，当然拒绝把油交给我们使用，最后我只好用威胁的手段才算是勉强地达到了目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机动的供应纵队，所以也必须临时想办法。帕绍的市长帮助我们征调了一些卡车，我们就利用它们匆匆忙忙组成了一支油料运输队。此外，我们前进的时候，也要求奥地利的一切加油站都开放供我们使用。
尽管法伊尔师长用尽了一切的努力，他的部队还是没有赶得上能够在整8点钟的时候越过边界。一直等到9点钟的时候，第二装甲师的第一个单位才爬过了高起的边界障碍物，受到了奥地利那一面人民的欢迎。师的前卫部队是由第五、第七两个装甲搜索营和第二机车步兵营所组成。这个前卫部队很快就通过了林茨（Linz），向圣珀尔滕（St.Polten）进发。
我本人和第二师的主力一同前进，而近卫师从柏林出发，现在也赶上了，就做了我们的后卫。战车上悬旗结彩的办法似乎十分成功，奥地利人民都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都把从前的勋章挂在胸前，当我们驾车经过的时候，都向我们举手敬礼。只要战车一停下来，马上就被鲜花所盖满，同时有许多人都拿出食物来硬要送给那些士兵，他们与士兵握手，与士兵接吻，有许多都流出了欢乐的眼泪。一路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本来是一家人，由于政治上不幸的错误使他们分离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团圆了。
我们沿着一条路线前进，在12点钟以前，我就到了林茨，我马上就去拜会当地的首长向他致敬，并且匆匆地吃了一顿午餐。正当我离开这个城市准备继续向圣珀尔滕前进的时候，我遇见了党卫军的总司令希姆莱盖世太保的头子。 （Himmler）和另外两个奥地利的阁员。他们告诉我元首大约在15点就要到达林茨，所以就要求我负责当地的警戒。于是我就命令我的前卫暂留圣珀尔滕待命，另外命令第二师开始部署警戒的工作。奥地利陆军的驻防部队也要求参加这个工作，我马上就允许了他们的要求。不久街道上就挤满了6万多民众。这些群众都非常的热心而紧张，他们一再对着德国军人高声的欢呼着。
差不多到了暮色苍黄的时候，希特勒才进入了林茨市。我就在市界以外迎候着他，亲眼看到他以凯旋的姿态进入这个城市的全部经过。我也听到他在市会堂的阳台上所发表的讲演。在这几个钟点之内，我所看到的热烈景象，似乎是我一生之内所仅见的。希特勒在讲演完毕之后，就到医院中去慰问前几天在暴动中负伤的人，然后才回到旅邸休息，我就在那里向他报告，准备立即向维也纳前进。从他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这种民众所表示出来的热情，也是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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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约在21点钟离开林茨，到了半夜就抵达圣珀尔滕。我命令我的前卫部队立即前进，并亲自在这个纵队的前头领导，在大雪迷茫的黑夜里，奔向维也纳。在3月13日的夜间1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维也纳。
进入维也纳的时候，维也纳所举行的庆祝合并的火炬大【创建和谐家园】才刚刚结束，街上还挤满了快乐而兴奋的人民。所以当第一个德国兵被他们发现的时候，那个热烈欢迎的情形真是难于想象的。这个前卫部队从维也纳歌剧院前走过，前面由奥地利的军乐队引导着，接受了奥地利维也纳驻军司令司徒福尔（Gen.Stumpfl）将军的检阅。在部队通过了之后，四处又发出了一片欢呼的声音。我被人抬起送到了休息的地方，我大衣上面的扣子马上给人扯光了，当作他们的纪念品。我们全体都受到极友好的招待。
在稍事休息之后，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拜访奥地利陆军中的高级将领，结果在各处都受到极有礼貌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