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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晋义晋八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沿内水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沿中水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沿外水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议，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我是关心则乱啊！”赵昺意识到自己参与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其实不止是干涉指挥之嫌，且这种做法是有害无利，也正如前世皇后吴曦所言自己是摆不正身份。
想想自己不在是固守琼州一隅的时候了，那时自己只有一府之地，不足百万人口。说是皇帝，其实做的也就是一个知府的工作，腆着肚子往大里说也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的小军阀。自己事事过问，甚至亲征也说的过去，可当下自己已经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管理着数千万的人口，谦虚的说也能算上个皇帝了。
不过他依然延续了此前的管理方式，大事小情还都想一一过问。如此辛苦说好听点儿是事必躬亲，难听点儿就是不想放权，欲做一个【创建和谐家园】。如此不仅让赵昺觉得自己很累、很烦，也时常感到力有不逮。太后也曾劝过他将些事情交给底下人去做，皇后甚至还给他开了批判会，不过他嘴上虽然答应了，但是心中却是不服，依然如故。
直到刚才孙恺一句无心的玩笑让赵昺忽然醒悟。明白“锦囊”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最终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条件下，这种预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
而那种事无巨细全部指挥的“锦囊计”其实已经超越了现下的技术能力，属于不懂军事的人的脑洞了。明智的统帅或将军，一般不会对一线作战做太多干扰，却是制定大方向后，授权前线将领临机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这正是历代帝王亲身经验的体现。
同理，处理政务也是一样，各地政情、民情都有不同，而远在百里、千里、万里之外的赵昺自然不能完全了解每一个事件的细节，并能有针对性的做出处理方案，他若是仅凭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处理，也许有效，也许就会适得其反。而地方官却是不同，他们能够直面事件，并能了解事件始末，从而根据事件的演化及时做出妥善处置。
赵昺意识到自己工作方法有误后也是冷汗直流，如果再这么下去，自己就也走上了当年大将出征，皇帝授予阵图的瞎指挥老路上了。于是他断然退出了会议，改由韩振主持会议，但内容也只是涉及战略方向和方针，针对可能出现的战略问题制定相应预案。至于具体的作战计划，赵昺则授权赵孟锦去制定和执行，战术问题下放到军、师，他只要结果。
江东作战会议也随之很快结束，在授予兵符之后，众将各归驻地紧锣密鼓的展开。而赵昺很快就对自己此前的决定大呼幸运。在西征之战中，他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但同时也授予了天祥机宜之权，可以对作战计划进行调整和改变，而不需层层请示，导致贻误战机。
进军川蜀面临的第一关就是冲破三峡天险。长江三峡处于长江中、下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荆州平原、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东北部有巫、巴山脉环绕。西部有川江、嘉陵江之险，以及成都平原之富。北部有汉中，能通中原，进关中。同时由于山高水险、河谷幽深、关隘丛生，三峡又具备与外界阻隔、封闭的条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
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它西起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迄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五县市，全长约四百里。这里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礁滩接踵，夹岸峰插云天，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自古就有“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的说法。
三峡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区域通常采用水战和山地战的战争模式，决定了其区域内通常使用舟船、【创建和谐家园】、浮桥、堡寨、关隘等天然武器和工事，也决定了三峡区域的占有者的战略格局只能是防御为主。而要在三峡区域进行的进攻性战役，就是摧毁三峡的军事防御工事，冲破三峡天险。
三峡既然军事地位突出，那么必然也会设防，历代在峡谷两岸修建了诸多的堡寨，并在险要之处筑城，布置重兵防守。不过在蒙元先后平定川蜀和江南后，这些军事堡寨便丧失了其军事价值，且蒙元不擅攻坚，又担心有抵抗者利用这些堡寨形成割据，便拆的拆、废的废，只保留少部分作为驿站使用。
蒙元自废武功对于大宋西征来说可以算是件幸事，但是在大宋收复江南，尤其是攻取峡口外的夷陵、江陵等城池后，蒙元也意识到宋军有可能会溯江而上征伐川蜀。于是试图恢复峡谷中的军事堡寨，但是拆起来容易，重建却难了，所以只能采用重点防守的策略，利用峡谷中的关隘阻敌西进。
三峡的第一个峡叫瞿塘峡，又叫夔峡。长江到了这里骤然变狭，最窄的地方只有三十余丈。两岸峭崖壁立，山势险峻，滚滚江水倾入峡谷，浪涛翻卷，奔腾咆哮。峡口称夔门，素有“夔门天下雄”之谓，意思是说，天下最雄伟的地方莫过于夔门了，却也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江水川急。而瞿塘峡全长只有十数里，若是顺利而下，人在船上也就是抽两支烟的工夫，就经过了，而溯流而上最快也需要数天的功夫。
我们熟知的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就建在瞿塘峡口，此处地势险要，难攻易守，蒙元再次重修城垒，屯驻重兵。而这里绝非一城，而是一整套防御设施，兵寨群利用险峻山势，依山傍石修建，自成一体。每座兵寨犹如一座城堡，寨前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上有寨门，寨内有石房，寨周有射击孔、瞭望孔、箭楼、通道。寨与寨之间以点带线，有兵道相联，有瞭望孔互相联络，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而船行此处，速度缓慢，夹江的堡寨便可万箭齐发，以滚木礌石狙击过江船只，甚至可以在上游释放火船，巨筏摧毁整个船队，可要想攻取却是难上加难
第１０４９章 皆有学问
赵昺获知敌军已经加强三峡的防御后，在西征军事会议上有针对性的提出水步共进的策略，双方交替掩护，利用水军搭载的火炮提供火力支援，步军攻城拔寨清除沿途堡寨保护航道，为水军船队的通过护航，以图通过这段最为危险的水道。
天祥在达到江陵与西征军会合后，即可召开会议传达陛下的旨意和定下的作战方针，听取西征军的各项准备工作汇报，以便择日进军。会上众将表示坚决执行陛下的命令，夺取川蜀，解凌霄城之围。而天祥也对西征军的各项准备工作给予了肯定，一切似乎都按照赵昺的意图在发展。
可在此后的军事会议上，征西军都统祁斌却对皇帝水陆并进的安排提出了异议。其以为从在一些险段，敌军设有关隘，水军船队经过时极易遭到两岸敌军夹击，而步军此时再行攻击将十分困难。且陆路通行十分艰难，难以跟上水军，以他之意是步军先行，一边疏通道路，一边攻城拔寨，掩护水军船队通过三峡险段。
祁斌的建议等于颠覆了皇帝的既定战略，天祥怎么敢擅自决断，但他也没有武断的否定祁斌的建议，而是立刻召集熟知川蜀地理的军民问询，并派随从到民间查访，以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连续几日的调查，他还真的发现实地与当初陛下所知还是有差距的。
赵昺看了战报暗自叹息，暗叹自己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心中大骂搜括来的那些地方志和游记中的记载也太不靠谱了，而事务局那些探子倒是尽心了，连有关传说都搜集来了，但还是出了问题。
从江南入川的道路何时有的早就不可查，最早是世代居住在峡江两岸的远古居民，在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时通行往来，沿江走出了许多断断续续的人行道。数千年前，峡江中就流传有大禹治水的故事。淮南子修务曾云大禹，“决巫山，令江水得东过。”大禹治水，就是沿江而行。巫峡飞凤峰下大禹接收神女天书的授书台，即伫立于江水边。
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早已为世人熟悉，人们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开道，铺设木材，将沿峡江的小路连接。但由于地震、泥石流、滑坡、坍塌等原因，三峡沿江古道时断时续。同时，也因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三峡沿江古道在许多历史阶段得到过修治与延伸。
三峡沿江古道，主要是由人行道、纤道与驿道发展而来。为方便峡江两岸通行，人们对古道进行了无数次整治与修理。由于峡江古道的复杂性，人们将古道按通行功能分为：纤道、驿道、人行道，又按着道路的结构特点分成：砭道、槽道、栈道。
峡江滩多水急，古代木船逆水而上，大型船队若无纤夫拉纤相助，很难通过三峡天险，小型船只在遇到险滩时，亦需要盘滩起驳，靠船工和纤夫拉船才能平安渡过，纤道应运而生。因此三峡自有木船通行，峡江边便有纤道存在。
有时纤道在无路的江边沙滩石梁上，有时纤道利用了江边的人行道。峡江地势险要，中有大石沿岸矗立，犬牙交错，水不能直流，行船极为艰难。纤夫在无路的岩石峭壁上拉纤，必须攀缘向前。为保证生命安全，减少拉纤危险，纤夫们会对常走的纤道进行挖凿、垒石、铺石、凿眼等方式进行修治。
驿道，是古代封建王朝传达政令、维持统治的交通道路。在古代，驿道的主要作用是人行、货运、通邮、军事通道。栈道指沿悬崖峭壁修建的一种道路，又称阁道、复道。绝大部分修建于悬崖峭壁、绝壁湍流之上，凿孔架木、在石岩上开凿的台阶、小道。
“砭道”在方言中指山坡上的道路。这种砭道是人们方便行走的道路，如同鲁迅在故乡中所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槽道是开凿于峡谷区域绝壁或临江绝壁上，形如槽一样的通道。槽道一般向江面开口，当开口封闭时，也称隧道。
不过这些道路最初的形式只是悬崖绝壁间零星的、断续的、不完整的小道，供纤夫或行旅之人行走其间。但是赵昺从古籍中的记载获知，峡江中的道路统治者或是商旅为了便于运载货物，或是行军，或是传递信息，皆对纤道和栈道及驿道进行修整。以他所知就有多次：
按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将兵下江关，破威虏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述将王政斩满首降于彭。可见此战岑彭讨伐公孙述之战是溯长江而上破荆门的。而自古以来三峡航运艰难复杂，要想溯江入川，非纤夫挽船相助不可。所以，此记载亦可作为三峡纤道早有整修的参考依据。
三国时期，关羽大意失荆州，被东吴将领马忠捉住后杀害。章武元年，刘备亲率七十万大军自蜀中沿长江三峡东进伐吴，替关羽报仇。当年蜀军沿江而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也留下许多沿江通道。只是后来刘备被东吴火烧连营，兵败夷陵，“追者甚急，备乃烧铠断道”，使三峡古道遭到毁坏。
在唐代，邮驿空前发展，三峡内已有宜昌至巴东界二百三十里通驿道，已有上都至黔中道的黔州驿路达归州的记载。宋代对西陵峡栈道亦有记载。宋人黄庭坚作黔南道中行记，记其在下牢关游三游洞，曰：“至三游间一径，栈阁绕山腹，下视深谿悚人，一径穿山腹，黝暗，出洞乃明。洞中略可容百人。”黄所说道路环境与今相同，说明该处栈阁式栈道在宋时已经修复，形成他中所说穿越三游洞山腹的一径之说。
而在川蜀抗蒙的战争中，为联通夔峡与阳口城的南岸陆路通道，宋廷也曾组织蜀中军民在以前山上乡民取水的道路基础上加以改建，在长江南岸瞿塘峡的绝壁上以人工开凿方形石孔，一个接着一个，自上而下成“之”字形排列由山腰到江边，延伸到崖顶的栈道。
此外山川早水还记载了另一条重要的三峡古栈道夔峡纤道。按书载：北岸崖壁脚下有一条小径，下可以通向大溪口对岸的白菜背，上可以到峡谷以外的瀼溪口。还有一条称为川鄂大道的巴东沿江古道，东起黄岩，西至巫山，全长六十余里。但此道有两处地段十分险峻，无法用作运输，仅能作纤道。
赵昺根据这些记载发现历代修建的几条断断续续的道路可以连接起来，他便据此设计出了水路兵进的作战计划，欲以水军战船搭载物资，步军在岸上进军，相互配合打通进川通路，直逼重庆。但是得到天祥的回报才知自己却没有考虑到此间的道路经过千百年，其中有的地段已经废弃，有的遭到破坏，还有的因为地震等灾害已经崩塌，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如此一来，赵昺的制定的入川作战计划根本难以实现，也幸亏天祥在发现问题后当机立断做出了改变。因而他暗叫侥幸，若是换了一个死板的去督军，不顾现实情况依然坚决执行自己的作战计划，那么很可能使得西征半路夭折。也或他人发现了计划与现实情况脱机，却又没有担当，转而回报御前，一来一往之间错过了机会，也许就是胎死腹中了。
好在天祥有气魄、有担当，先斩后奏据现实情况更改了计划，派出山地团及辎重旅工程营先行，一边修复旧路，一边开辟新路，并清除夺占沿途敌军堡寨，保障航道的安全。而另一方面，其也派出一队小型战船作为先锋队勘察航道、侦察敌情，且为山地团提供火力支援和物资补给。主力随后跟进，作为后援
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但赵昺也知道比之自己的懊悔，天祥的压力却是更大。现下谁都知道自己号称不败，且威严日盛，军中将领又多是他一手提拔培养的，对自己有种盲目的迷信。而其虽有机宜之权，却居然敢不经请示便擅自更改御定的作战计划，实在是胆大包天了，难免引起质疑和反对，甚至抗命不遵。
所以赵昺在读过天祥送来的奏表后，不仅及时做了批示，同意了其的决定，还盛赞其行事果断，有担当，并令诸将务必听从相调遣，不可妄自猜测，违者必定严惩。批示完毕，一刻也没耽搁，立即命以八百里加急送往夷陵。
“噗嗤”
“宸妃笑什么？”为了防止他又擅自出宫，对赵昺的监管又再次加强，除了有孕的三人外，其他三人，加上新晋的苏岚，四个人轮流住进致远堂看守。今日宸妃王妤在旁侍奉，突然笑了起来，他皱皱眉问道。
“官家，这些臣子上的奏章，怎么都是些废话，连下了场雨，粮食涨价等等这些琐事都要上奏，而官家却要天天熬夜批阅，写上句朕知道了、朕十分生气、朕甚欣慰便又送回，臣妾觉得实在有些可笑。”王妤笑着道。
“那汝以为奏表上都应当写些什么呢？”赵昺放下笔，扭脸又问道。
“当然是军国大事，最起码也应当是地方政情，而非这些孩子已经入学、请求入朝朝贺或是一句陛下万安这些家常话。”王妤认真地道。
“汝以为这些官员都是消遣朕呢？”赵昺看其样子觉得好笑地道。
“臣妾以为他们消遣官家自然是不敢，但写这些废话的官儿不是庸才，也是能力有所欠缺。难道官家不觉的日日面对废话连篇的奏章不烦吗？”王妤想了想答道。
“爱妃错了，这位奏折上写下雨了的官员，乃是广西一位知府，其革除了当地硐民的陋规，办学教化百姓，并修桥铺路，教民耕织，是位十分有作为的官员。”赵昺言道，“其所治之地常年干旱，在赴任前朕曾表示关注，他每每上奏下雨，是表明其记住了朕的嘱咐，而朕也能从中获知当地雨水是否充足。”
“这位时时请安的，乃是朕开府时就在府中担任书吏，时时伴随身边，如今却也是执掌一方的转运使了，其时时请安，送些当地的土特产，与朕说些家中琐事，也是表示未忘当日之情，同时禀明当地社情。”
“原来如此，是臣妾愚笨，却不知这看似废话的言语，其中还有学问。”王妤也不是愚笨之人，皇帝略做解释便明白了其中的用意，点点头道。
她明白了实际上，这些字看起来虽然很像废话，但奏折作为沟通皇帝和大臣之间重要的媒介，皇帝透过奏折想看清的可不止是事情本身，还有汇报这些事情的那个人。有什么样的君臣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奏折互动，奏折上的字，以及奏折本身都是大臣想要传达给皇帝的信息。
当君臣关系好的时候，奏折批示会像春风拂面，情不自禁地道出心中的满意；而君臣关系如果出现了问题，奏折上的朱批就是狂风骤雨了，奏折上的话也是满满的火药味。可见，奏折的一来一往，就算是三言两语闲话家常，其中也暗藏机锋。
另外奏折也能作为皇帝了解民情的手段，其中确实可能出现些废话，除了沟通、联络君臣之间的感情，也是君臣关系密切的表现外；另一方面，也能帮助皇帝事无巨细的了解到了当地的情况，有助于治理。毕竟皇帝出京巡视非是简单的事情，要亲临现场还是很难的，至于那些看着很有趣的，也只是看着很有趣罢了
第１０５０章 看似废话
如今公满案，还有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奏表要处理回复，赵昺的工作量是大大增加，每天可谓是废寝忘食，也让身边的人，尤其是几个老婆心疼，但又十分不解。因为这些奏表都是未经中书，而是直接从地方送入宫中的，也就是说与大宋上奏的制度有违，且这样事无巨细都要奏一下的样子，在他人看来更像是小皇帝自找麻烦。
不过究其根本这麻烦还真是赵昺自找的。当初他初到这个时代就赶上了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和特殊地位拉起了一支队伍，并逃到了琼州。其中虽有像应节严和江璆及邓光荐、陈则翁这样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如蔡完义、蔡乔、黄显耀及庄思齐等这样的小官吏及小地主出身的人，可更多的是出身军旅和草莽及底层社会的人。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化水平普遍低下。不过在开始时并无什么影响，那时候人数少，大家又是聚居一处，有什么事情无论的公堂议事，还是私下里讨论，基本无需动笔，即便行也是简单明了，就事论事，无非是用词缺乏斟酌，看着有失雅。
但是随着队伍壮大，尤其赵昺继承大统，行朝迁至琼州，定府城为行在后，他也住进宫中。如此一来，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且一切都正规起来，公往来也亦要依照旧时的定制。随迁而来的官员的化素质要比帅府一帮人要高的多，且又多有官场经验，这对他们来说不叫事情，对帅府一班人可就要了命啦！
按照大宋的奏疏的规制，人臣对上行须符合“奏议宜雅”的写作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和语言雅正的语体规范。于是公作者要多引经据典，就是以此来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符合道统，起码可以保证不出格，不失范，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驳斥。
同时在写劝谏类书时，常引用古训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道统的框架之内，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长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开篇必须要引用圣人之言，否则便无法成。
另外宋代人推崇古人，喜欢引用古人经书中的语言来说明当下的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更具有说服力，你的能力和学问总不能超越先贤，让你无法驳斥。而作者也正是通过引经据典，援古以证今，是思不出位的构思方法，而使章的论证无懈可击，虽有绑架之嫌，却也达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场形成了固有的风，公大量引用经书，几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经书如论语孟子周易尚书春秋礼记诗经等都被反复引用。完全抛弃了汉代用经简洁利落的特征，喜欢引用较长的字，喜欢大量铺陈，在说明同一论点时经常反复援引经，同时对引用的字大加阐释、随意演绎。
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翻陈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经传语句，这就对阅读公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体来看，宋代公的用经给人以繁琐之感，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公的难度。这种用经方式弊端显著，不仅有害意，还妨碍公的传播。
在赵昺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作为实用体，只有写得浅切直白、干净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反观宋代公，其无节制用经的写作方式，使得公丧失了固有的价值，不利于公效力的发挥。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赵昺最直观的感觉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个理工男，写作水平本就不高，对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这些奏疏在他看来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测，所以骤然接触这么高深的东西，为了防止出现误读，起初都是在几位老师的辅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废话连篇。
如赵昺这么大的知识分子都不知所云，他手下的那些盲、半盲的家伙们看得更是云里雾里的。而此时诸将也分赴各方，即便在京中的，他因为住进行宫，像过去那样在一起说话也几无可能，只能遵照制度上疏言事。
但奏章是国家正式公，在程式、运转关系以及缮写的字体等方面，也都有繁琐的规定，违者就会受到处分。他们那写作水平根本过不了中书省的审核，从而直接就被驳回，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话也不便在公中陈述。
如此情况下，赵昺不便，众人也抱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会误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简单明了，行少用艰涩难懂的用词，但积习难改，短时间内难以见效。另外奏表的呈递流程也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他只能另辟蹊径，让亲信诸将可以将不能明言的话另行呈直接送到宫中的御前办，而不必经过中书省呈报。
赵昺这样做本就无奈之举，此类奏表更似私信的公，无一定的规则与程式，也为列入国家正是书之内，就是为了君臣之间沟通方便而已。奏表送入宫中后，他起初读后会另行回复，但后来觉得太过麻烦，就直接在原来的奏章上空白处直接批阅回复，然后由送书人或驿传送回具奏人。
后来御前办二室的主事蔡乔觉得这样太过随便，且应该抄录一份存案备查，然后再行发还具奏人。赵昺想想也是，便同意了。于是御前办便针对此事专门拟定了一个章程，凡是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御前办抄录一份，以供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个别事关机密之件，或因具奏人的请求，或皇帝认为不宜公开的即留原本在宫中，不做抄录，不加批示。
此外为了方便传递和保管，御前办还对此类奏表的样式和呈递程序做了规定，这样一来本是非正规的书形式就成了半正式公，被圈内人称作密札。赵昺也希望以此多一个了解地方情况和信息的渠道，弥补自己无法周知的不足，同时也借此联络君臣感情。
再后来随着江南的收复，赵昺的身边人也逐步扩散开来，这个圈子也随之扩大。这些人不论官职大小，身份高低，只要得到他的许可都可以通过密札奏事。另外密札的内容也包括的越来越多，初期不过是各地气候、民风民俗等内容，以帮助皇帝更好的体察民情。后来就发展到对官场舞弊等事的揭露。到了现在更是发展到关系民生者，皆可风闻入奏。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就问安，说些废话吧！
不过赵昺近日却从这些废话中听出了一种情绪，他们以为大宋偏据琼州时，将不过几百，兵不过十万，钱粮也不充足，却只一战就收复了整个江南。如今大宋仅禁军就有三十余万，每岁收取的税赋就能抵琼州十年之数，现下既然决定用兵，就不能打一场有限的战争，而是一举收复中原，将蒙元远逐塞北。
这些话看似牢骚，但赵昺却明白此种情绪很危险，尤其是这些抱怨多出现在少壮的青年臣和武将之中。他们既有出身老营，如今进入朝中军政部门的低级官员，也有新训营出来的各级军官及一些帅府出身的官，还有当初跨海投身行朝的士子。
这些人在收复江南后纷纷入职，他们的官职虽然不高，却已经成了军中和行政系统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受赵昺的影响，希望能够革除弊政，富国强兵，一雪前耻，建立一个超越汉唐的帝国。可以说思想比较激进，工作上也是极富热情，积极进取，也是赵昺忠心的拥护者，来日是他实现自己目标的支持者。
但是赵昺此刻却觉得这种思潮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以他前世的经历来看历史，一个世界大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他前世那个时代，也正是国力上升，民族自豪感日渐增强的时期，当时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成功的大国都是打出来，比如mg打赢了一战、二战，然后就成为了世界大国。中国只要敢于拼命，不怕牺牲，先干掉fb、再找机会干掉rb，最后再干掉mg，力压es，然后中国就会成为新的世界大国。
那时的赵昺也是这种思想的拥趸者，他学习造船同样是因为心怀一个大国梦，想着有一天自己参与设计制造的战舰可以横行各大洋，威压各国。可当他真的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时候，却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这样真干了，结果会死的很惨。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赵昺当然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对历史史实能够重新审视，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得出的结论就是凡是后起的大国企图靠“打”来实现上位的基本都被灭了。
我们回顾过去近现代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一些国家起初崛起势头很猛，但是结局却往往是被人打的鼻青面肿，惨不忍睹。拿破仑时代，拿破仑企图利用自己的军队进一步扩大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与英国进行了激烈的碰撞，英国为此组织了六次反法同盟，最后在滑铁卢战役打败了拿破仑，英国维持老大地位，法国从十九世纪起一蹶不振，在整个世纪沦落成二流国家。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俄罗斯力量发展，与英国的冲突上升，最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结果俄罗斯战败。十九世纪末德国崛起，英国开始各种限制德国，结果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割地赔款。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都急于当世界霸主，各自组织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军事集团，美国组建了北约，苏联组织了华约，两者进行了持续四十四年激烈的冷战，结果苏联垮了，美国胜了。
回顾现代世界历史只有两个国家获得了成功，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美国在获得独立之后一直在休养生息，发展自己。二十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才开始发展大洋海军。不管欧洲战事如何发展，美国人都自顾自的发展经济。
直到一战爆发的末期才加入协约国与德国作战，战争胜利之后，很快就将军队撤回了美国，继续发展。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才直接派兵卷入欧洲战争，加入二战，打败德意日，最后成为世界的新霸主。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在近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本土基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战争破坏都在发展，虽然有短时冲突和战争，但是其主要精力仍然是放在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上。所以看国家的兴衰犹如潮水一样潮起潮落，起起伏伏。对于崛起大国来讲，它今天上升势头不意味着永远持续;当一个国家开始崛起的时候，它所面临的国际风险、挑战的压力也不断扩大。
在赵昺所处的这个时代，同样的戏码也在上演。先是契丹、大宋称雄东亚，结果女真崛起，契丹亡国，大宋退居江南；而女真在夺得霸主后，也维持了不过百年，就被蒙古所灭，曾经辉煌的大宋也随之走到了历史尽头。蒙元也建立起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超级帝国，而其成就直到现代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
不过历史依然按照自有的套路在前行，当下虽然自己奋力改变着历史，但是立国尚不足二十年的蒙元王朝已经走向分裂和衰落，可他知道即便自己不出现，蒙元也难以维系百年，依然会很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第１０５１章 北伐也要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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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并非不愿大举北伐，一战而定天下，但也有诸多的不得已。这不仅是他独自的看法，朝中不少大臣与有识之士皆认为时机未至，每当形势紧张时，应节严甚至几次入宫劝他不可轻信人言，万勿轻举妄动，千万不可因一时之气而冒险。而他也非糊涂之人，深知其中的危险，当前非是北伐之时。
首先从政治上看，自收复江南之后，赵昺对叛官和附敌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其中不乏士人阶层。使得江南士人阶层认为他太过残暴，苛待士人，从而心生不满。接着便是陈宜中谋逆案，又有一大批江南士人被镇压，还牵扯到行朝中的一部分官员。其后又借与吴家大婚对江南官僚世家进行了打压，导致江南士人对他十分愤恨。
所以说现在江南政治局面看似风平浪静，但却危机四伏。而在回复江南后，经历多年战乱的百姓也是民心思定，不愿意发动大规模战争。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里，战争怎么打？战争离不开政治。面对这种险恶的政治局面，战争还怎么继续？
再就是经济上的考虑，战争是要有经济保障的。“十万之师，日费千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经济困难也是难以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极重要原因。
当前军队的开支是大头，现下禁军兵力有四十万之众，按照每人每人给粮三升，伙食钱五十文计算，就需要粮食一万两千石，以时价每石八百文计算，两项合计就达到近三万贯，这个数目只多不少，因为军官和水军的伙食费还要高于普通士兵，仅此一项每年就达到一千一百万贯。
再一个是穿衣和装备，当兵的总不能光着【创建和谐家园】空着手上战场吧！装备不必年年更换可以另算，但每人夏冬各两套军服，还有靴帽是不能少的，即便每套保守的算也要五贯钱左右，一年就是八百万贯。武器虽然不用年年更新，但是训练也要有损耗，需要时时维护，消耗弹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就是官兵的薪酬，现在实行的是募兵制，是要给工资的。考虑到当前的生活水平，一个三口之家月需六贯才能维持生活，所以赵昺将新入伍的士兵薪酬定为每月六贯，随着其服役年限的增加，到七年退役时最高可得十二贯。而军官也会随着职务的晋升而增加，最低的队正起薪是十贯，而最高的枢密使可达三百贯，所以每年薪酬开支最少也要四百万贯。
但是这些仅仅是最基本的开支，每逢重大节日和国家大事要赏赐，作战要有战时补贴。受伤、牺牲要有抚恤，退役要给补助金。而这些仅仅是人头费，每年的开支就达到二千万贯之多。另外武器和装备更新也是大头，且需要进行储备，以备战时损耗。今年还没有过完，赵昺投入到军器监的钱就已经超过五百万贯。
除禁军之外，还有厢军近二十万，他们的待遇和武器装备上虽然要少于禁军，但也不是个小数目。为了防止泉州军背国投元的事件重演，赵昺也将厢军所需列为由朝廷供给，而不是由驻地州府负担，每年也需要费用在千万贯左右。
所以当前就是维持这样规模的军队，每年朝廷花费就要在四千万贯左右。而有的人会说，反正闲着也会花费这么多钱，何不出兵征战，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
有这种想法的人，赵昺只能说其脑袋让驴踢了，战争一起可以说无人能置身事外。和平时期，军队的额外的消耗无非是训练所需的弹药和装备更新。但是打起仗来，物资消耗就不是成倍增长了，而是成几何线性增加，伤亡更是不可避免，相应用于抚恤和治疗的开支也会增加。
战时征调民夫运输粮草，人家也并非是自带干粮白给你干活的，不仅要免除税赋，还要供给饭食钱，而他们也要吃饭的，每运一趟只民夫就要消耗三分之二的粮食。且由于路途艰辛，累病死者比之士兵也相差无几，同样也需要朝廷出钱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