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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加’和执政的经历，赵昺意识到前世的那些经验和知识已不够用了，他不得不潜下心来研究那些自己从前最厌恶的经史。这两年他床头的游记和地志已经换成了历代史书，以从中吸取经验，而他有了这么多年名师教导的底子，加上超乎常人的领悟能力，潜下心来还是有所得的。
如此应节严的问题是难不住他的，这六条中，除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并限制贫富两极分化的，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守二千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允许地方官员行政过程中背公营私，不允许对民众滥用刑罚，制造冤案，不允许买卖官职，【创建和谐家园】纳贿，其中有一条还包括郡守二千石的子弟，换一句话说干部子弟如借父母之势为非作歹，也在监察范围之内，比之文帝时权力已经有所扩大了。
“陛下对汉设刺史一职监察地方官员似另有所想，且以为无益于国家治理。”应节严话似平淡，可谁都听得出来，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不错！”赵昺回答的很干脆，并不否认自己的看法道，“文帝与武帝设刺史一职监察地方本是临时之策，当时国家内部社会动荡不定，地方豪强欺压百姓，郡守暴虐，权贵们更是横行不法；外有匈奴压境，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社会上**连续不断，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就不得不派遣刺史来巡行下属的郡县。”
“初时刺史并无固定的治所，也无自己的属官。但随着发展，刺史不仅有了固定的治所，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属官，且也干涉起郡守在地方上的行政事务。成帝时任御史中丞薛宣在奏疏中讲到当时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时言：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可见其害。”
“而刺史直接插手干预郡守的事务，直接干预所属诸郡的行政事务，那么它的行为方式已远远超出监察官的范围了，它自然而然地成为郡县一级以上的一级行政机构。一旦局面形成，刺史作为监察机构的功能便逐渐消失了，业已成为郡县以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刺史与郡守之间就成为利益共同体了，且州部刺史控制的区域比郡县大得多，一旦朝廷由于内部的分裂和矛盾的出现，对地方控制力下降时，州部与朝廷势必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朕以为此乃亡国之道也！”
“陛下所言正是。东汉后期，汉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为州牧，刘焉等以朝廷重臣出任州牧，当时刘焉是太常卿，以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董卓之乱以后，朝廷分裂，各地的州牧便成为各地的诸侯王了，州牧的官职亦可父子世袭。正如刘昭注《后汉书》中所言：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刘黻点头称是，引经据典道。
“嗯，彼时郡的地盘小，郡与郡之间，互相有一定的牵制，故要称雄一方比较困难，而州的地盘大了，州牧的地位高了，州牧在地方上军权、政权、财权、民事裁判权全部掌握在手的时候，朝廷的政令自然被置之脑后。留下来的问题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看鹿死谁手！”赵昺颔首道，却又若有所思。
他突然想到汉末由于州牧的权力增大导致尾大不掉而最终造成地方割据的局面，后来明清两代巡抚和总督的职能和地位的演化，实际上也是监察系统逐渐演化成新的行政系统，最终尾大不掉，一旦风吹草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便会发生变化，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的东南互保，慈禧只能承认既成事实，它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各地的独立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以后，联省自治的思想抬头，最终还是靠内战来结束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才能回归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于是历史又一次重演，再一次缩小地方的行政机构，重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系统，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这几乎是中国两千年历史难以跳出的、反复不断循环的圈子。
“以史为鉴可知兴废。”应节严这时又说话了，“历代帝王皆深谙此道，官大了，权重了，朝廷往往指挥不动了，其自成体系，且可一手遮天，何以制之？太祖立国，分天下为路、府、州、县分治，路分设帅司、监司和仓司，路府设通判皆由朝廷派员担任，相互监察制衡，便是以此避免出现汉、唐割据之祸出现。陛下也要引以为戒，不可不查啊！”
“嗯。”赵昺看向应节严，老头儿的如今已经是须发皆白，再难觅一根黑的，眼睛如初见时一样明亮、深邃，充满着洞察一切的睿智，但今天其中却有着忧郁和担心。至此他再不明白两人前来之意那就是装傻了，其是借回报俢敕之事，前来劝谏自己的。
“陛下，汉武帝当初设置十三刺史，而其职品位不高，但是却能制衡食禄两千石的郡守，其中虽有弊端，可其一路巡视的过程，对地方官员行政多少有一些威慑和约束的作用，使地方官员多少有一些收敛。其中却也有不畏权贵者，做了两任刺史以后，很快便提升为秩二千石的郡守，所以他们行部郡国时都很努力，如朱博、翟方进，都是如此晋升的，可却入了酷吏之列。陛下从中可有所感悟！”应节严也看着小皇帝的脸色，见其脸色变幻，便意识到他应领会了自己的话中之意。
“朕明白！”应节严言罢，赵昺却是愣了下才答道。他听出老头儿的话起先可以说是提醒和劝谏，但此时就有了警告之意了。
赵昺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知道当君王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在位权重的大人物，那就支持小人物起来造反，让小人物作撬棒，以观大人物的动向：如果大人物收敛听话了，便到此为止；如果不听话，那就放手让小人物去作梗，打压大人物的威风，而小人物有君王的支持，也有恃无恐，自能领悟君王的意图，尽心尽力，君王则能利用这种关系，谋求权力结构的平衡。
如果小人物出了问题，或者当局面临难以收拾的局面时，那对小人物可以弃之若敝屣，或作为替罪羊，那也无碍大局。为君者之所以使用小人物亦出于无奈，只因大人物不听号令和指挥而已，而小人物则宁可肝脑涂地，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为君主所用，则也为以小制大提供了可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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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３５章 时代抉择
随着应节严的话锋一转，赵昺已经明白他们的苦心，其是以历史【创建和谐家园】对地方监督监察制度作为一个切入口来对自己进行劝谏。想想自己入主江南两年以来，那些曾追随自己的军将们皆晋升高位，且以加强江防为名委以重任，总领军政，而那些州府官员则像他们的幕僚，地位大大下降。
赵昺如此做出除了论功行赏外，不外乎有借此打压文臣，抬高武臣地位的意思。但他如此做当然也存在着风险，他们掌管着数万军兵，占据着战略要地，时间一长以他们的地位不难与那些文官沆瀣一气，如此监察系统对他们来说便如同虚设，脱离中央的监管。
不过赵昺并非没有考虑到这种风险，他一直将财权和人事任命权牢牢的抓在手里，没有钱、没有人，他们即便想造反也不成。此外他还通过事务局对各部进行监控，通过主管军政的虞侯进行牵制，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能及时获知，果断处置。可他也清楚这并非是万全之策，也不可能万全堵住所有漏洞，但却是当前最有效的方法。
为了能搅动朝廷这滩浑水，赵昺也却如历代帝王所采用的方式——起用新人。他先是将御前办的几位亲信分赴各重地担任要职，又把在琼州招揽和培养的一批官员安【创建和谐家园】朝廷和地方担任基层官员，尤其是县乡。以打破地方势力的垄断，并推行自己的政策，而随着退役官兵转入地方掌管基层武装力量和强力部门，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对地方的统驭。
在巩固地方政权的同时，赵昺对朝廷也展开渗透，利用陈宜中谋反案将自己的亲信班底开始安插到各部，并提拔江璆和陈则翁兄弟入阁，加强自己在朝中的话语权。且又以改造临安城为契机，将周毅骤然晋升高位，打破了朝中用人的规矩，给那些三心二意者以警示。而周毅也确实争气，领会了自己的意图，给自己长了脸，成功的打开了局面，为自己下一步动作打下了基础。
现在俩老头儿明里暗里的点出了这两件事情，给赵昺的感觉自己的所为已经与阁臣们产生了分歧，而能让应节严和刘黻两人联袂而来也说明事态很严重。当然他并不以为两人已经与自己分心，恰恰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才会予以提醒，可如何解决这件事情让他有些头疼！
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赵昺站起身走到窗前，一阵凉爽的秋风吹了进来，让他精神一振。此时窗外的花圃中百花依然争艳，似乎在冬天到来前展示自己最后的芬芳。抬头看看天，夏日总是阴沉的天空随着秋天的到来变的豁然开朗，正应了秋高气爽的老话。看看小西湖中的一池秋水，在风的吹拂下泛起层层涟漪，将水波推向岸边。
赵昺看着窗外的秋景，沉闷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他知道中央对地方完善的监督监察制度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政令的通畅、吏治的整顿是有益的。再就监察制度本身来说，这个问题如果要从纵向展开，可以成为一部专史，如果从横向展开，那还涉及中央的监察系统，整个御史台的职能。从地方的角度展开，便涉及整个地方行政制度上的沿革，不仅要懂得历史，还要懂得现实意义。
同时它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制度。但赵昺以为除了制度，根本还是人的问题，人的价值观念异变以后，他对待制度的态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么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所以严格地监察行政的全过程才成为制度执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如今虽说没有一部完整的宋律，但是继承和颁布的敕令不谓不多，可效果如何，执行状况又如何，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不要以为有法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差甚远。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给人看的，办事自有潜规则。而单靠制度治人有它的局限性，最根本要管好官员，要摆正社会风气，在观念上要正能压邪。
赵昺通过与应节严两人一番长叹，一番梳理后感触颇深，但也有了另外的认识。他深知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统治思想及社会变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所以宋代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
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想导向，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监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再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统治者的思想已达到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的共识。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国者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为后世君主必须恪守的制度保障。
这种政治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称得上是最开明与宽容的。作为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为后代所继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时代，除却王朝鼎革之际，从未再上演过皇权倾覆与地方割据的大乱局面，说其泽被后世，也是绝不夸张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同样不会有完美的制度，自然大宋留下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但以赵昺的体会，大宋非是后世人眼中那么美妙的黄金时代，亦非那么不堪的‘弱宋’，更多的是时代的选择。
不可否认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误读者往往抽离大前提，不分时段区域，观过度美化宋朝者，以偏概全的认知性误读，但也有极度美化者将宋朝政治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模式。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夸饰的支撑性依据，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事实。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的强化，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它**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现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气节可言，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有人将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新旧党争说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一字之差的症结，旨在抹杀民主共和与君主**的本质差异。
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若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帝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为“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必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所以说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集权。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缺乏依据，也违背史实的。
赵昺一番思索后，觉得自己现下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理性的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在转过身时心中已经有了定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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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３６章 烫手山芋
“朕同意遣重臣主持征西，但遣何人前去，又如何授权呢？”赵昺看向俩老头儿沉着脸言道。
“这”刘黻听了面色一喜，可转眼即逝，他看向应节严却没有作答。
“陛下以为何人合适呢？”应节严也没有马上作答，沉吟片刻又看向小皇帝道。
“朕以为此次出兵虽是以夺得重庆为作战目标，但是战争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发展有所扩大，如此也将主持整个川蜀的防务及牵制陕甘之敌的重任，因而此人不仅熟知军事，且要有主政一方的能力。”此前两人力求遣重臣主持征西，但说到人选又犹豫起来，赵昺想了想言道。
“陛下所言极是，但是此人要德才兼备，尤其是要忠于陛下！”刘黻点点头道。
“嗯，川蜀远离中枢，主持之人确是要选一个干臣。”应节严点点头道，不过面色也是有些沉重。
皮球踢了几个来回，双方都冷了场，赵昺看着俩老头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又有些好笑。其实谁都知道主持川蜀军政乃是位高权重，但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南渡以来主持川蜀的历任官员都是下场凄惨，让人视之畏途，避之不及。
川蜀地区地形封闭，也是少有的富庶之地，可与江浙相媲美，但也是山高皇帝远之地。这块平和之地在朝廷南渡之后却骤然成了军事重地，抵御金、蒙入侵的前线，为朝廷所重视，派遣重兵大将防守。
宋廷针对四川防御体系布置之措施，大体而言，宣抚使为指挥单位，可对四川防御体系发号施令，川北诸军为作战单位，制置使权位低于宣抚使，对川北诸军亦有指挥权，都统制仅可控制该都统司之部队，无法统率川北诸军，后勤单位可控制财权，宋廷先后以随【创建和谐家园】运使、都转运使以及转领掌握之。
为南宋为抗击外敌，于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宣抚处置使，前往四川设置防御体系，高宗因对张浚信任，而以其宣抚处置四川，并授以便宜权，可掌理四川之全权。但由于张浚将便宜权授予属下程千秋及王以宁，或是属下官员滥用便宜权。
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抚司所遣官，如有合从权措置如事，自合申听本司，仅限宣抚处置使司掌有便宜权，并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隶川、陕宣抚司节制。其后因张浚属下李允杀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于鄂州，宋廷诏李允落职，令其还川陜宣抚处置使司供职，此事件虽未导致张浚受罚，限缩张浚便宜权范围，却显著减弱高宗对于张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张浚便宜权。
宋廷此时仅是限制张浚在四川之权力，仍希望张浚在四川筹措防务，但在富平之战后，由于宋军大溃，张浚谋求挽回颓势，极力筹措粮饷，遂与宋廷发生财政争论，终导致宋廷将张浚召回。但赵昺以为张浚去职主要还是因为其职权过度膨胀，招致宋廷疑惧，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张浚去蜀后，宋廷为符合宋金战争之需求，亦为调整四川军权及财权关系，在四川施行一连串措施，逐步将四川军权与财权分割，并调整宣抚使职权，不复在四川常设，任期不定，且事毕则罢，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开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启战端，其后又需面对蒙古之挑战，宋廷遂再次改变对四川政策。
由于宣抚使手握便宜权，掌握四川之全权，宋廷恐惧其职权过大，遂逐步对其裁抑。将宣抚使司对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为申状，压制宣抚使职权，并为分王似之权，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副使，又削夺宣抚使之军权，改由都统制吴玠负责措置边防。
在富平之战后，宋廷便开始限制宣抚使之便宜权，却导致都统制吴玠之崛起，因独掌军权而为宣抚副使，更将宣抚使兵权改由都统制吴玠掌理，承认其对川北诸军之指挥权，四川因此进入武臣宣抚使时期。吴玠掌握军权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因此陷入两难之尴尬局面，必须依赖吴玠等吴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筹备防务，以【创建和谐家园】厚爵笼络之，另一方面又必须防制其权势过大，不复在四川常设宣抚使，以分化四川事权。
宋廷同时针对宣抚使之人事权进行限制，武臣方面，按南宋武臣官名，地位由高到低依序为都统、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军中武职原由大将或宣抚使自行任命，绍兴议和以后，宋廷规定统制官以上武官由宣抚司推荐，枢密院授予付身，都统制可自行辟任其余军官，23藉由掌控高级将官之任命权，以强化对四川军权之控制。
至于职之派授，原可自行任命四川官员宋廷遂逐步限制宣抚使之军权，但张浚出蜀后，宋廷限制宣抚使军权，都统制吴玠因此掌握军权，宋廷承认其对于川北诸军之指挥权。但吴玠以拥有军权而为宣抚副使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又在四川暂时取消宣抚使之设置，改以职权较低之兵部侍郎胡世将为安抚制置使，以避免与吴玠之职权爆发冲突，仅有官员部分人事权。。
由四川粮运问题冲突观察，宋廷此时之地位颇为尴尬，一方面为安抚吴玠，以其人马任职转运使司，默许其对财权之控制，一方面又恐惧吴玠掌握财权后之不良后果，试图压低吴玠人马权位，且由中央派任转运使以分其权。
绍兴九年九月，因吴玠病死，原安抚制置使胡世将由权主管宣抚司职事改为宣抚副使，又因指挥宋军抵抗金人，导致其声威日隆，便宜权自如遇军事及赏罚等，待报不及，许一面便宜施行，仅及军事和官员赏罚，扩大至官吏黜陟，等同于张浚之便宜权。对武将之控制力亦因此提高，由于杨政及吴璘仍必须听命宣抚使节制，郑刚中仍能以其职权强迫两人听命。
但伴随着郑刚中因兼掌财权，招致朝臣攻击而去职，宋廷因此裁撤宣抚使司，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因统领吴玠旧部，又因胡世将为分郭浩之权，以吴璘同节制陜西诸路军马，逐渐在陕西诸将中居于领导地位。但宋廷对于宣抚使一职除授相当慎重，吴璘虽荣宠已极，但直至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海陵王南侵，宋廷急需四川发动对金军反攻，以减轻东南之军事压力，才不得不以宣抚使之职授予吴璘，命其率蜀军北伐。
吴璘虽与其兄吴玠先后以武臣身份出任宣抚使，但观察两人之职权，吴玠拥有四川军权，且对财权有一定影响力，吴璘仅有军权，虽曾命武人知州，如以阿林哲同知洮州、王宏知兰州等，但当时是基于宋金战争之需要，且宋廷规定凡臣执政官为宣抚使，则总领官用申状受约束，武臣为宣抚使则抗礼平牒焉，以限制吴璘职权向财权之侵夺，其职权显然远不如其兄。
赵昺以为武臣宣抚使之勃兴在吴玠为宣抚副使时代，宋廷虽以吴璘为宣抚使，但其职权受宋廷限制，局限于军权，其后吴挺虽世袭兴州都统制，但宋廷始终不以宣抚使要职授之，显示宋廷对武臣宣抚使忌惮之深。绍兴九年六月，吴玠病死，宋廷鉴于其之跋扈，又因其后宣抚副使郑刚中兼领财权，宋廷认为宣抚使权力过大，进而裁撤宣抚使司。
自吴璘死后十余年间，宋廷调整宣抚使职权，以其入蜀处置事务，且事毕则罢，任期不定，因此先后以虞允、王炎、郑闻、沈夏、程松、吴曦七人为宣抚使或宣抚副使，吴璘、程松、吴曦均因率军北伐而为宣抚使，孝宗因吴璘病死及策应北伐，以虞允为宣抚使，先后两次入蜀。
可见川蜀制置使及都统制均针对军队之指挥权而交奏于朝，显示宋廷以安抚制置使及都统制分领兵权，安抚制置使及制置使可指挥都统制，也说明宋廷不愿以一司独掌军权，而倾向使两司抗衡，可交奏于朝，以便于从中控制。
但基于与赵昺面临的同样原因四川距离临安遥远，宋廷控制不易。因此必须有一方面大将主持四川防务，吴玠死后，宋廷不得不允许吴璘、吴挺及吴曦世袭兴州都统制，因此形成四川吴氏将门。不过宋廷对吴氏将门之态度颇为暧昧，对他们并不放心，一方面以【创建和谐家园】厚爵笼络之，一方面又极力防备其职权过度扩展，遂有一系列裁抑吴氏将门之措施。
宋廷压制吴氏将门方法有四：在四川设置三位都统制分权、召武将入朝封以【创建和谐家园】、以大将之子为质以及利州路的分割。用这些非常之策，在赵昺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的方法来加以控制也是被逼的没招儿了。而另外的措施就是控制财权，来约束坐镇川蜀的大将。
正是由于四川距离临安遥远，其经济有一定独立性，对临安之上供也多因军兴而被截用，导致四川财赋止供本路之费，张浚入蜀设置防御体系后，财权多属于附属地位，吴玠在世时便对财权颇多侵夺。而川蜀向来是以天府之国自称，财税足以支撑一地所费，加上地形封闭，一旦失控就有割据称王的可能。
宋廷也是有感于四川财权被侵夺之危险，便于绍兴议和后，逐渐将财权独立，以加强对四川经济之控制，重命四川上供罗布等，增加贡品外，并让他们将四川内藏钱帛送交行在。而为打破四川经济之独立性，又先后命四川岁拨总制钱一百七十三万余缗交左藏库以供国用。
宋朝君臣是用尽心思来防止川蜀发生激变，但也限制了镇守川蜀将领对于局势的掌控，在蒙古人来攻时导致一片混乱，成都城在敌来攻时居然无兵可调，仅纠集起三百衙役前去抵御，结果可想而知，一座重镇就这么被敌轻易得手，不得不退守重庆依靠山水之险来屏护江南。也正是因为如此，川蜀也成了朝中重臣们心中的一根拔不出去刺。
在赵昺看来，几位宰执和阁臣力主由朝廷遣重臣主持川蜀战事并无恶意，也是出于维护朝廷利益的角度出发，却依然没有跳出权力制衡的禁锢，希望能以此扼制武将割据之心。对此他以为是老几位说好听点儿是未雨绸缪，说难听点儿是多心了，他以为当下的形势已经不能与彼时相较，尚不具备割据的条件
“臣以为当从宰执中选一位重臣前往川蜀主持战事！”沉默良久，应节严喝了杯水打破了沉默道。
“咝遣宰执前往是不是过了！”赵昺听了吸口凉气道，“川蜀虽为战略要地，但历来朝廷只是以朝臣挂侍郎衔宣抚川蜀，以宰执前往尚无先例啊！”赵昺听了却是一惊，心中暗想别不是因为自己逼得太狠，导致老头儿要亲自出征吧！
“陛下，臣以为并不为过。”应节严捋捋胡须道，“当下入川作战是以湖广制置司所属为主力，粮草辎重也皆是由其供应。而湖广置使江钲原为殿前禁军都指挥使，后又为同知枢密使，早已位列宰执，以一侍郎前去主持战事，即便江钲大度能遵命而行，但其属下却难免会心存芥蒂，若是处处擎肘岂不坏了陛下的大计！”
“应知事所虑不错，若是仅以一部官员主持难免会处处受制，难以展开手脚。此外也难免会让江钲多想，另其心生怨恨！”刘黻也点头道。
“有理！”赵昺坐回案前道。刚刚应节严说的还是比较含蓄，而刘黻则直白的多。自己遣一阁臣前往，两者地位不对等，又难免出现争执，吃亏的肯定是朝臣一方。而如此也有以小制大之嫌，令江钲心存疑虑，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信任
第１０３７章 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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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派遣一位国家级领导主持这次征西作战达成了共识，但是派谁去呢？当下朝中共有左、右相和三位参知政事，枢密使一职由赵昺兼任，副使韩振勉强也能跻身其中，可其是武臣自然被不在考虑之列，剩下的五人便成了候选人。
这五位宰执除了刘黻之外或多或少都有领军经验，陆秀夫出仕初为李庭芝的幕僚，协助其处理军务，由于其心思缜密，做事有条理，又不张扬，深得李庭芝的信任，并推荐他进入朝廷。其后在行朝陆秀夫又以右相兼任枢密副使协调各部，指挥军队作战，直至到琼后才卸任。
右相文天祥领军则是在国破之际募兵勤王开始的，但时间极为短暂。其军事经验更多的是来自于主动离开行朝，在剑南开府抗元这一时期。虽然最终在外有强敌，内无支援的情况最终失败，可近两年艰难的独自领兵生涯也使他得到了锻炼。后在收复江南的战役中负责领导协调湖广各部义军，指挥禁军收复江西地区。
应节严本身就是个传奇，他是文武双进士，曾在两淮置司担任主管军事情报的幕僚，还组织和指挥过战斗，且历任地方和中央各级官员。帅府组建后以王师的身份成为赵昺的重要幕僚，并主持帅府军政，在朝中文武官员中拥有极大的威望，但其在琼州多年多是做的幕后工作，少有的亲临前方指挥作战。
江璆应该是几位宰执中最具军事经验的，他自幼跟随叔父江万载组建义军抗元，从最基层的军官做起，直至独自领军。在帅府初建时期也是从事军事工作，对帅府的组建和训练可谓居功甚伟，而赵昺的军事知识也多来自于其的教授，当然作为帝师也深受他的信任。
“陛下，臣愿意主持征西之战！”正当赵昺权衡之时，应节严站起身施礼【创建和谐家园】道。
“不可！”赵昺想都没想便否决了，老头儿都七十多岁了，还要挂帅出征，自己于心何忍啊！
“陛下，臣虽老朽，但尚能为陛下分忧。”应节严再次【创建和谐家园】道。
“先生志比廉颇，勇如黄汉升。由先生主持西征，朕亦最为安心，可毕竟岁月不饶人，朕……”赵昺起身搀扶，让应节严坐下，他想解释几句，可话未说完，已经哽噎难言。
“陛下勿要难过，古人尚不畏马革裹尸，臣又有何惧，亦好过安然死于床榻之上！”见小皇帝动了情，应节严眼圈也红了，但他依然满脸笑意地安慰其道。
“朕即便是亲征西川也绝不会让先生以古稀之年万里远征，否则朕良心难安！”赵昺喝口茶，稳定了下情绪，决然地说道。
“陛下……”
“应知事，不要再言，朕决心已定！”赵昺见其还想说，摆摆手抢先道。
“陛下以为由谁主持西征事宜为好呢？”刘黻已经感受到了小皇帝的态度，为了避免两人再起争论，接过话道。
“两位以为江知事如何？”赵昺重新坐下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