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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皇后、贵妃和德妃三位娘娘有孕了！”苏岚看小皇帝的样子，便知其是真的不知道，笑笑告诉他道。
“她们都有孕了，什么时候的事情？”赵昺听了一愣，却说不出是喜是悲，只是觉得心跳很快，好一会儿才又问道。
“官家出宫时，皇后觉得不舒服，请太医诊脉才发现的，说已经有两个月了。贵妃和德妃也相继发现，时间都差不多！”苏岚看小皇帝乍听到笑笑呆愣的样子，有些好笑地回答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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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３２章 烦心事儿
赵昺听说三个后妃都怀孕了，并没有感到什么惊喜，更多的却是惊吓。想想自己今年才十六岁，在前世只是初中生的年纪，又娶了一帮豆蔻年华的少女，再过上段日子身后又跟着一群吱哇乱叫的‘小萝卜头儿’，这日子该怎么过啊？
“官家，你是怎么啦？家中添丁皆是喜事呀！”苏岚看着小皇帝一脸黑线欲哭无泪的样子，与他人得知有后的欢心不已的模样完全不同，又给其斟上杯水道。
“苏姐姐，朕没当过爹，也不知道如何当爹！”赵昺哭丧着脸道。他前世当了一辈子光棍，只有当儿子的经历，看人家当爹的份儿，今天就突然轮到自己当准爹了，让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官家，这……有了孩子自然就会了！”这个问题苏岚同样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更觉陛下的问题好笑，憋着笑言道。
“唉，一下子就三个，这真愁死了！”赵昺将杯中的水又一饮而尽道。
“官家，这是喜事，宫中添丁，皇族开枝散叶，太后闻知后乐得合不上嘴，看到官家这个样子一定要训斥的。”苏岚又为皇帝斟上水道。
“太后也是偏心眼儿，今天去请安，太后只留她们用早膳，却将朕打发回来了，到底是儿子重要，还是孙子重要呢？”赵昺又把水一口喝了下去，愤然地道。
“官家肯定是误会了，太后留下皇后娘娘叙话，必是为了选秀之事，非是有意不留官家用膳。”苏岚看小皇帝把水当成了酒似的喝，这次便只给其斟了半杯道。
“选秀？！”赵昺听了却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跳了起来大声道。
“官家这又怎么啦？按照惯例宫中每年都会选进些秀女，放些人出去，现下几位娘娘都有孕了，更应该增加人侍奉官家。”苏岚笑着解释道。
“后妃六人便足矣，不必在劳民伤财，扰乱民间了。”赵昺摆摆手言道。
“皇后也曾对太后禀明官家的意思，却被太后驳斥。”苏岚替皇后说话道。
“哦，此次她却是明事理的。”赵昺笑笑道。他明白皇后作为后宫之主，最忌讳的便是‘妒’，不能因为心存私念而坏了皇家繁衍的大事，所以即便心中极为不情愿，也要为皇帝丈夫张罗选秀充实后宫，否则就是未尽职责。
“官家真是有趣，历朝历代皇帝后宫即便不是佳丽三千，也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官家却言六人足矣！”苏岚听了轻笑着道，抬头却发现陛下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摸摸脸庞惊疑地说，“官家为何如此看着奴婢？”
“朕在想为何受孕的不是姐姐呢？”赵昺歪歪脑袋，眼睛依然不离苏岚的脸庞问道。
“那自然是奴婢没有福气了……”苏岚听了低下头，娇羞中又带失落地轻声道，手里的帕子已经被拧成了麻花。
“朕晋封姐姐为嫔便是了，也省的太后操心啦！”赵昺笑嘻嘻地道。其本是自己宠幸的第一个女人，若是怀孕只需顺势加个封号即可。可事与愿违，其她几个人都有孕了，偏偏这边放了空枪，那他只好顺水推舟了。
“官家……不要浑说！”苏岚脸色绯红地低声道，“奴婢也听闻太后有意从去年选进的宫人中迁转几人，但是奴婢风华已逝，没有那份福气了。”
“太后是不是还想着抬下程家之女？”赵昺听了却是立刻心生警觉，皱皱眉问道。
“程姑娘无论是家世，还是色艺皆是俱佳，官家为何对其心存芥蒂呢？”苏岚反问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长的不错，也颇有才艺，但是德性有亏，留在宫中必然会祸乱宫廷，今年定要将其放出宫去。”赵昺可不想玩儿什么宫心计，尤其这位主争强好胜，却又心胸狭隘，容不下她人。即便不会转迁，以其性格也可能会威胁到自己未出生孩子的性命，一劳永逸的除去隐患只能将其尽早逐出宫去。
“官家，程姑娘若是被放出宫去，只怕也会被世人厌弃，孤老一生了。”苏岚却是心软了，心有不忍地道。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总比日后遗祸宫中，害死家人要好的多，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赵昺毫不怜惜地道。不过他也知道随着小生命们的降生，宫中和谐的局面也许就将被打破，上演一幕幕兄弟阋墙的惨剧。想想真是心烦……
虽然对喜从天降毫无准备，不过赵昺还是很快接受了。且他的精力又很快转到即将开始的征西上，他近日接连召见兵部官员，详细询问了粮草、器械、服装、军饷的准备，兵员士气等情况，又召江南西部制置使江钲入京，听取其意见，会同枢密司制定作战计划。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了解情况的只限于正、副相和尚书省、枢密院侍郎以上官员及相关职司主官，但是今天举行的有关西征的廷议中，他却与众臣出现了分歧。按照他的意思，此次征西的主将兼管军政，如此即便于加强统一指挥，也便于调度辖区物资。可他的意见却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连陈任翁和江璆都不例外，以为应由朝廷派遣大员坐镇指挥，统筹全局。
此事让赵昺十分烦恼，他的观点是出于作战需要，但是众臣的出发点则是国家制度。其实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能顺利收复西川，只是操作上有分歧，可赵昺也难以说服对方。而在大战即将开始之际，上层却无法形成统一，使他焦虑又无奈。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孔子删定《诗经》，保留先秦的一首民谣《北山》，不仅为后世所熟知，也是学者们借以佐证中国的政治“家天下”的传统。但是后世人们所不知的是在宋朝却有另一番解读，也成为大宋士人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论基础。
在大宋的士大夫看来，对此句的误读是读书不求甚解之故。其实《北山》这首民谣所表达者，无关“家天下”与“财产权”，而是臣民在抱怨国王分配徭役的不公：都是君王之事，为什么惟独我这么辛苦？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句来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权”状态，并不是说天下土地归王私有。
且自战国以降、封建制解体以来，除了严格实行均田制的短暂时代，中国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赵宋立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更是谈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换言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创建和谐家园】宣示。
如此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又确有“家天下”的味道，但宋朝学者有一番解释，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
根据他们的阐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以天下为家。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
另外太祖立国后，又以分权制衡建立起政治制度。顶层设计上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赋、司法与赈济，同负监察一路州县官的职责。帅司专掌一路军事和治安。作为路级机构，四司既各专其职，又相互督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看似叠床架屋，却使任何地方大员都不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祸患。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兵权在握的武将擅权，甚至割据一方，除了采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制外，往往在出兵时会遣大员或是皇帝宦官监军。在这种制度下，领兵的将领往往要看监军的脸色形势，不仅被束缚住手脚，还会延误战机，甚至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势。这种血的教训在宋朝屡见不鲜，以致出现童贯这个宦官领兵作战的奇事，北宋的灭亡与这种体制不无关系。
但是赵昺却无法驳倒众臣，在南宋末的襄樊之战中正是因为吕氏兄弟的背叛才导致两淮失守，终于导致亡国。而在他们看来根本原因就是朝廷对吕文德的信任，没有依照祖制遣重臣坐镇两淮，才导致其在失去监察的情况下，欺上瞒下，不断做大，以致朝廷对其失去控制，导致了整个抗蒙战争的失败。
西川的地理位置同样重要，而重庆则扼住长江通往中下游的水路，向西可以取川蜀。众臣们以为在夺取重庆后，领兵的将领一旦有了叛心，只要控制了长江水道就可以阻挡平叛大军，向西则能占据四川，从而脱离朝廷，称王于川蜀。
当下意见相左的双方陷入了僵局，可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数万军兵整装待发。赵昺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但僵持下去就会错过战机，而妥协他又难以接受。正在他苦思之际，王德进来称应节严和刘黻两位知事请求觐见，说是编敕初稿已经完成，请陛下御览审核。
赵昺听了会心一笑，他知道俩老头儿也定是为此事而来，毕竟僵持下去会导致矛盾的激化，这也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才假借奉书之名前来商讨，寻求解决的方法，他当然是有请了。可没想到的是，俩老头儿还真的带来一摞书稿，他此刻哪里有心思细读，便随口让他们讲解叙述。
两人相视一笑，似并不以此为杵，由刘黻先行解说，而赵昺只能如从前一般坐下听讲。其先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严格开始讲起，这就相当于本书的前言。本质上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国家的行政机构是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二级都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不是地方自行产生的自治机构。
在帝王制度下，如何使一个如此庞大的官僚机器能有效地运行，从春秋战国起，便成为一个摆在中国思想家面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中国监察制度的背景和起源，便是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官僚制成型以后，如何调控这个庞大官僚机器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是偏重于伦理观念，强调以礼治国，通过礼仪制度来确定人与人之间从家庭到国家及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
但这一套庞大的官僚机器自上而下如何运转，专靠礼仪制度那就显得不足了，它需要法令来统一国家各级官僚机构执行相应的政策，如何保证各级机构的官吏真正履行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法令，那就把监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三个层次：君、臣、民。其中的君，代表决策系统。臣，作为官僚机构的运行者，代表行政系统。民，是代表广大受统治管理的民众。这三者的关系，是君王通过官吏来管理民众，以使整个社会生活得以有效运行，故其行政管理结构是君管臣，臣管民……
第１０３３章 另有所指
敕是被赵作为以法治国的基础工作，但是由于蒙元入侵，典籍基本上散失殆尽，要想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就要征集旧典并加以整理。 因此这项工作艰巨又繁重，他指令刘黻专门负责此事，至今已经历时近两年，但进度依然缓慢，现下也只完成总纲的草案。
按惯例草案修撰完毕，众臣商讨后定初稿，再行颁布广泛征集意见，最后再交由皇帝审阅后定稿颁行。可刘黻和应节严在这个时候就交由自己审阅，不是不行，但是赵总觉得透着古怪，就像非年非节的有人给你送礼一般。加上他以为两人是借机讨论征西之事，但他们绝口不提，又令他有些失望。
此刻刘黻说的又是老调重弹，讲到了国家的行政系统。君臣有了分工，而君如何管臣，臣的人数那么多，分布的面那么广，仅靠君王一个人是无法明察一切的，那就需要在官僚机构内部建立互相制衡的系统，而这个互相制衡的系统，相对于官僚行政系统就需要相对独立地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完整的监控系统，以便有效地调节行政官僚系统的运行，这就是监察系统。
可赵听着听着就觉得俩老头儿此时与自己讨论之事，好像醉翁之意又不在酒，似乎在给自己下套，但他一时也勘不破，只能耐着性子听。但终归心中有事，看着那尺把高的文卷，不知道要几时才能说的完，不免着急起来。
“儒家治吏，讲的是伦理，靠的官员自律，两位先生以为可对？”赵终于按捺不住，趁刘黻喝茶润嗓子的空当插嘴道。他知道有需求便有人来思考和回答这方面的问题，进而历史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而儒家讲的是自律，他如此问自然也有对西征另遣重臣监督有不满之意。
“陛下所言不错，但世人非圣贤，皆有趋利之心，非是仅靠自律便可解决，因而便需要有法及有司来加以限制和监控。”应节严在旁不慌不忙地答道。
“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此与陛下常言的依法治国并不未杵。”刘黻也接着道，“儒法二家治国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亦是相辅相承。而从圣王的角度讲，只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因时而异，侧重往往也只是一时的需要。”
“嗯，两位先生所言极是，继续吧！”两个老头儿两句话便将赵的话头给打断了，只能接着听，可被怼了回来，不无郁闷。但他也知此理也对，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下》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纲之网。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此陛下想必也以知晓。”刘黻此时接着讲道。
“朕知道！”赵点点头，有些心不在焉地道。早在琼州，此节应节严和邓光荐都给他讲过，不过应节严侧重的是圣王之道，邓光荐则是君臣之道。
他知道这里人主便是指君王；啬夫，在古代是乡官的称谓，《管子君臣》把啬夫分为两类，吏啬夫和人啬夫，其云：“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在汉代啬夫也是乡官的名称，有的时候县令也称啬夫，秦代有县啬夫，总之啬夫是基层政权的官吏。
韩非子这里讲的是在啬夫管辖的区域内有失火的事件，啬夫要追究他失责的行为。失火以后，官吏自己去救火，那只是你一个人的个人行为，说明你做官还没有到位，为官的责任是组织民众一起去救火，他应该“操鞭使人役万夫”，调动所有的组织资源去扑灭火灾，那才算尽职。
其观点是君王的职责在于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而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儿出了乱子，责任在官吏，官吏有贪渎**的行为，亦不能去责怪百姓。故明主的职责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顺了。
“商鞅的《商君书禁使》云：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若使马，马能焉，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刘黻见皇帝点头，又接着讲道，同时抬头看向其。
“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赵知道其意在相询自己是否能听得懂，点点头道，又示意其可以继续。
他知道这一段话讲的道理，一是讲在国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指“事合”，然而从利益关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谋私利，势必侵害国家公共利益。驺与虞是养马与赶马的马夫，如果马也能视、能言，那么驺虞的一切劣行恶迹便不能有任何隐瞒，故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相反的一面，这就是所谓“合而利异者”。
商鞅，他是以这个来比喻官民的关系。官员是统治和管理民众的，官民这二者是国家行政机构必备的要素，这是讲合。然而在利益关系上，如果官员谋取个人的私利，那必然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民众能视能言那么官员的任何私恶皆会被揭发出来，官员便无所逃其恶。
马是看得见，不会说话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如果放开百姓的言论，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那为官的怎么办呢？就只能利用在官的职能以治民，从而保全自己。
反之，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利合而恶同”，如果事情的双方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话，即使是父亲问儿子，君主问臣下，也不会道明利害关系的真相。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官吏与官吏之间，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好恶也是相同的，故要出问题时，往往是串案、窝案。
诸如现代在一个单位内，搞的一点小金库，如果单位内的一把手在单位成员之间的分配是均衡的，大家都受益，即使那小金库的收入是非法的，在小金库内部相关人员之间，由于有共同的利益，谁也不会出头告发这件事。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一些部门事业单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带出来班子内一批人都参与其事并利益共享，这就是串案窝案连绵不绝的原因。
商鞅的意思就是要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要建立监察机构，必须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和管辖上的隶属关系相异而不是相合，这是我们建立监察制度，组织监察机构在思想认识上最基本的前提。当然也是宋朝政治制度相互制衡的理论基础。而赵的回答也是出自商鞅之言，其所说的丞与监是地方行政机构的两个系统，丞是行政系统，监是监察系统。
丞相的行政系统，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百官之长，也就是朝廷负责日常政务的长官，郡县的地方行政长官在隶属关系上是属于丞相管辖的，而丞相任免的权力则在皇帝。另一个则是与丞相这个行政系统并立的监察系统，在地位上贰于丞相。
御史本来是皇帝左右记言记事的官员，通常是作为皇帝左右亲信发展起来的，是皇帝身旁的耳目，办理秘书事务的成员，原始的地位不高，但是与皇帝的关系比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更亲密一些。而丞相位高权重，不便差遣时，便让身边的御史去办一些事务，皇帝要查办的一些案子往往让御史去办，御史台的长官便是御史大夫，副职是御史中丞。
在地方上的监属于御史台管辖，故“置丞立监”是地方上两个平行的机构，丞是行政机构，监是监察机构。秦代地方行政系统是郡县二级制，郡的行政长官有守、监、尉，守是郡的行政长官，他的佐贰便是丞。监，负责地方的监察，尉是负责军兵和地方的治安。
而县一级在秦的时候，设令和丞，县令是一县之长，有时亦称县长，丞是县令的佐贰。县丞还负责县内的仓储和刑狱，大的县还有尉，县尉负责地方的治安。县一级没有监，郡的监负责属下诸县，故“置丞立监”反映了地方行政系统的两个平行的子系统，一个是行政，一个是监察，分别上属于丞相府和御史台。
中央对地方行政机构政绩的考察，亦有两套平行的体系，一是自下而上的上计制度，即地方向中央上报的年度政绩考核报告，包括户口的损益、垦田数字、赋税的收支、徭役的征派、地方的灾变及治安状况，类似于当前年终的总结。这一套上计的制度古已有之，在战国时便已实施了，但现在似乎以gdp为主了。
二是自上而下的派遣御史到地方上去巡视或巡行，由巡视的御史向中央报告地方官吏执政的状况，正如当今中央派巡视组赴全国各地视察那样，这样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渠道的考察，才能确认地方行政的状态，前者是行政系统的考核，后者是监察系统的考评。
“陛下所言不错，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然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应节严接过话茬道。
“嗯，秦汉置丞、监，本意是设立两个互不统属的系统，以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借以防止地方官员借助权力以谋私利。但由于为丞与为监者都在郡守一元化领导之下，各有自己的利益范围，那就很难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它的影响和作用有限，不可能实现长期而有效的管理。”赵略一沉吟言道。
“正是如此。”应节严说道，“在秦之前是地方长官亲自到朝廷上计簿，可从西汉始，郡国守相不再自行上计了，而是派遣丞或长史代替自己上计，汉代地方郡县的行政机构，专门设上计掾，汉代郡的数目比秦多了，有一百零三个郡，每年秋冬之交，上计掾到京师上计簿。”
“但郡守的升徙黜陟，皆以上计考课的次第为准，那么郡守上计的内容是否正确，丞相府无法对这一百零三个郡一一核实，而郡守与尉在地方上的权力很大，如果与监勾结一气，完全可以一手遮天，任意地营私舞弊、贪赃纳贿，中央下达的政策措施到了地方便走样了，叫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故还需要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更有效的管理，才可保障朝廷对地方的管理如臂之使指，运行自如。”
“墨子曾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则是指兼听则明。除了以计簿作为对地方官考核的根据之外，汉初除郡监，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辞诏凡九条，监二岁更，以中月奏事，启朝廷直接监察地方之例。”应节严话音刚落，刘黻又接着言道。
“不错，此正可遏制丞与监相互庇护，已为后世历代采用！”赵点点头，可总觉的俩人说话似乎有些跑题了，其中似乎另有所指……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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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３４章 以史为鉴
俩老头的话题从国家政治制度，转到了官制，又引着自己跑到了历代的监察制度上，让赵昺不由的顺着他们的话题聊开了，由奏闻也变成了君臣对答。可起初的那种不好的预感又冒出头儿来，却又一时摸不清俩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只能接着话题聊了。
“入汉之后，复置监御史，监察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吏苛刻、踰侈，及弩力十石以上等九项，一般是三月还监，满两年轮换，引为制度！”刘黻继续言道。
“不错，但效果非尽人意吧？”赵昺喝口茶轻笑道。他知道汉初中央派出的监御史，但范围只在京畿三府，即冯翊、扶风、弘农三郡，也非常设，满两年更换他人，其监察的对象是郡县的官吏，并不是代替郡县行政。
在制度设计上监郡的御史是定期到指定的地方考察，然后回朝廷述职，御史不是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两年便要更换，这样可避免御史在地方久任与地方郡守建立共同的利益关系。可想象与施行的效果往往是两回事，即便有了防范措施，仍能出现监御史与郡守互相勾结，包庇地方贪吏的事。
“陛下深愔其中成败，看来外界所传陛下不读经史乃是不实之言，误会了陛下！”刘黻听了捋捋胡须一副甚是欣慰的模样笑道。
“刘知事拗赞了，还是几位先生悉心教导之功！”赵昺心中已有警惕，自然不会被‘蒙蔽’，便转手将功劳送给了应节严。
“臣可不敢居功，还是陛下勤奋，多年来能够读书不缀！”应节严却不接招，而是指指书房中几个矗立的大书架言道。
“嗯，陛下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然对前人所为有了独特的见解！”刘黻笑着点点头，接着话题道，“正是因为看到了其帝便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使丞相出刺地方，并督监察御史，以求解决吏治上的贪墨之风！”
“丞相遣使分刺州郡事实上也只有一时之效，却使得地方屋上架屋，机构重叠，职责叠加，不仅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还为后世留下隐患！”赵昺给俩老头儿亲手斟上茶水道。
汉时由丞相府派丞相史到地方监察地方行政，包括由御史台派出的监御史也成为被监察的对象。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与后世明朝的秘密警察倒有一比，先是设立锦衣卫进行特务活动，可皇帝又觉得他们全力太大感到不放心，便由身边的宦官成立东厂来监督锦衣卫，后来又觉得东厂也不可控了，就再选一帮亲信宦官建立西厂监督东厂，最后导致宦官权力爆棚，连皇帝也管不了啦！
“陛下对此为何有此感悟呢？”应节严说道。
“自然是历史教训！”赵昺又给自己斟上茶，放下茶壶道，“汉武帝当政时以为‘天下郡守多为奸吏’，为了加强监督，才有元封五年设立十三部刺史。而所谓十三部刺史，即除京畿诸郡外，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监察区，设一刺史负责所在州部郡国。就此在地方上设立一个相对稳定的与郡县区划不完全一致的监察机构，专司监察地方。刺史之名便是由文帝时丞相府派遣丞相史出刺诸郡县，并督监察御史而来。”
“嗯，陛下所言不错，刺史之名正是由此而来。”刘黻点点头道。心中更觉小皇帝不读书之名的帽子可以摘了，只此一番话便能表明陛下还是用心读书的，否则对历史上的典故岂能不假思索，张嘴就来。
而这十三州正如其所言，汉时至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正是十三部，区划与中国古代九州的区划相近，这样便由十三州刺史分区监察全国一百零三个郡国。
“刺史问事有六，非条不问。”赵昺接着说道，“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也。”
“陛下可知这六条之意指？”应节严对小皇帝的回答也十分满意，但为师者的毛病又犯了，端起茶水喝了口问道。
“刺史所遵条例的中心是治官，而非治民。但这六条来看，比文帝之时又有扩大，而也正是由于其肆意增加刺史之权，以致后期刺史开始参与行政，为汉末的动乱埋下隐患！”赵昺言道。
随着年龄‘增加’和执政的经历，赵昺意识到前世的那些经验和知识已不够用了，他不得不潜下心来研究那些自己从前最厌恶的经史。这两年他床头的游记和地志已经换成了历代史书，以从中吸取经验，而他有了这么多年名师教导的底子，加上超乎常人的领悟能力，潜下心来还是有所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