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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秋季的来临，几件大事也要展开。征西军出征在即，训练的如何，作战计划的制定，辎重的调配及各部的协同都需要过问。杭州城的改造也随着雨季的结束也即将展开，筹措款项、敲定规划都需要他审核拍板。商队也将再次起航，他也要过问一下。而将作监和军器坊外迁也基本完成，需要他去莅临指导……赵昺又不是什么勤快人，天天不得闲，哪里还能有好心情。
“减半、罢贡……”忙碌间已经到了人笔下传说的那么美好。赵昺在前世就知道贪得无厌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向地方百姓索要、强征贡品，搞得家破人亡，而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是历史中最有名的两次‘贡品特快专递’：一是唐朝为杨贵妃运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二是明清时进贡江南鲥鱼“白日风尘驰驿路，炎天冰雪护江船”。
荔枝不能久藏，因为时间一长就变色变味变质。唐明皇劳民伤财设置专门驿站，命人像接力赛那样传送荔枝进宫。这事儿为在他和他统治下的大唐所遭遇到的一次几乎灭亡的“安史之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清朝鲥鱼进贡的规模比杨贵妃吃荔枝的过程更夸张，在南京设有专门的冰窖，每三十里立一站，白天悬旗，晚上悬灯，作飞速传递……送鱼人在途中不准吃饭，只吃蛋、酒和冰水，三千里路，要求三日之内送到。
到了本朝的时候，皇帝对荔枝的喜爱也是有过之而不及。苏东坡被发配岭南，乐观的他写下了著名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经他这么推荐，岭南的荔枝就成为了皇帝指定水果甜点。而徽宗宣和年间，奸臣蔡京更是别出心裁，由他家乡仙游枫亭选小株结果的荔枝栽于瓦瓮中，以海船运出湄洲湾，然后直抵汴京送给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尝到新鲜的荔枝，龙颜大喜，遂赋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玉液下凝仙掌露，绛苞初结水晶丸。酒醋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芝。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只识深闺画花鸟的徽宗居然有勇气嘲笑唐玄宗的“一骑红尘”，真的是惹得妃子们非笑不可啊。仅仅为了满足皇帝尝鲜的欲望，就这样劳民伤财。
入选贡品的并不止是美食，古代所谓各省“省花”选来也是作为贡品的。鄢陵梅花在北宋是贡品，皇帝说是天下第一花，所以整个地方百姓们就得好好种梅花，想偷着种点杂粮都没地儿！当各地进贡的花朵凋零，当帝王们的狂欢散场，微服出宫的皇帝回到金銮殿，回味着贡品带来的喜悦，品尝几口从各地进贡运来的美酒和茶叶。那些累昏的百姓也已醒来，各自沿着一片狼藉回家，等待着他们的，是又一年的青黄不接。
赵昺作为二十世纪的现代优秀青年自然明白收受贡品的危害性，到了这个时代也更加能深切体会到对民间的伤害之大。但是想要消除这种现象却难以做到，即使他作为皇帝也不是一道旨意就可以清除这种延续数千年的积弊。
首先从政治上讲，贡乃是臣服者向胜利者奉献，这在古代发展成了一种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和礼仪。即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同时也可以彰显自己地位的形式，迫使臣服者纳贡体现出了自己的权威。这在封建社会也是帝王维护统治的一种方法，想要去除就等于自取灭亡一般。
再有封建社会，不同品秩之人的饮食用度，都有着严格的区分与等级规定，居下位者，就算得到了不属于自己使用范围内的东西，也必须要呈献给上位者，否则就是僭越。且封建时代的【创建和谐家园】，除了有产品质地上乘、珍异难求之类的因素外，就连瓜果蔬菜长得忒巨大，也不是普通人能享用的，必须要敬献给皇帝。
另外这也是皇室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皇帝作为天下之主，吃穿用度都得是天下最好的，因此各地进贡的东西不止是什么金银财宝、珍禽异兽、奇花异草，而是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的油盐酱醋，从里到外的穿戴，写字的笔墨纸砚，烧的炭，喝的茶，甚至出恭用的手纸都是各地进贡的，这省下的都是钱。
制度和惯例使然，赵昺也只能入乡随俗了，但也是有底线的。他以为在官场上，收点儿小礼物，可以视之为人之常情，可如果礼品的价值过限，就是【创建和谐家园】了。同理，皇帝按照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和统制的需要。一旦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毫无节制的收受礼物，那也是一种严重的【创建和谐家园】行为，当然就是犯罪了。
因此赵昺自继承皇位后，便一再消减各地的贡品，在琼州时甚至一度取消。而收复江南后，才有所恢复，这不仅是生活所需，也是昭示百姓已经换了天。但他也是一再以体恤民生为由，减免各地的贡物，加大在市场的采买维持所需。
可习惯使然，地方官吏们想着弄点稀罕物上贡，一者也有真的表示自己孝心；二者也存着一旦皇帝见了龙心大悦，自己也就飞黄腾达的侥幸心理。所以时常换着花样的给赵昺上贡，使他不得不分心来处理这看似的小事，将那些劳民伤财，哗众取宠之物勾销，即便是必须之物也予以勾减……
审核地方贡物这种事情还算轻松的话，那么审核【创建和谐家园】这事赵昺就不能不慎重了。在古时候执行【创建和谐家园】一般都是在秋冬季节，也就是影视剧中常说的‘秋后问斩’。而之所以选在秋冬季节集中执行【创建和谐家园】，其实谁也说不大清楚，按照师傅们的解释是因为要顺应天意。
在古人的自然神权观里，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而秋冬是树木凋零的季节，象征肃杀。人的行为包括政治活动都要顺应天时，处决犯人也是如此，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而赵昺以为主要是考虑示警的作用，农民在秋冬二季较为空闲，也方便地方官动员民众观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看着堆积在书房中的案卷，赵昺实在有些头疼，这些都是关系到人命的东西，自己御笔一勾就是条人命，让他不能不谨慎，可要全部通读一遍这工作量就不小，别说从中一一甄别了。所以现在他处理完日常的公务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审核工作上。
可能有的人会说，你傻啊，有必要自己看案卷吗？黑脸老包向来都是先斩后奏，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禀告皇帝，事后做个备案就算完了，用你这么劳心劳力啊！那赵昺只能苦笑着告诉你——戏看多了。首先就要告诉你，包拯虽然是宋朝人不假，但这个时代的戏曲真的没有什么‘包公戏’。
其实“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才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赵昺只能说，戏剧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大笑话了。
后世传颂的包拯办案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断皇亲国戚臣的黄木枷梢黄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的黑木枷梢黑木杖，打三司并九卿的槐木枷梢槐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所用的桃木枷梢桃木杖……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着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赵昺只能笑着告诉你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情节，决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的例子。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因为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这更像是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
至于免死金牌，这东西还真有，不过正名却是叫做——丹书铁劵……</content>
第１０３０章 包公违法
赵昺掌政后一直希望建立其依法治国的制度，对此‘法外开恩’的道具自然做了番研究。其实所谓的“免死金牌”，是在宋朝开国初太祖皇帝赵匡胤为安抚地方军阀用的招数而已，其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常制，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也随之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
可见即便领了丹书铁劵的人也并非就能都能逃得一死，且是赵匡胤的个人行为，其后再为出现赐丹书铁券的好事发生。而据赵昺所知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创建和谐家园】，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创建和谐家园】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创建和谐家园】，想想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由此可见宋人的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
而如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讲述的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为了能将其铲除，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创建和谐家园】，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的事情。
所以在此案中的包拯才是个‘二傻子’，其费劲巴适的忙乎半天完全是画蛇添足，根本不需要。事实中就像包公审案中诉讼两方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及“那厮你怎么不跪！”的戏码在现实中都不会出现。
赵昺知道按照现代人的研究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这一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义。事实上，赵昺当了这么多年皇帝，臣僚们日常上朝都是躬身施礼，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不过他们却不能坐着，只能站着听自己训话。而诉讼过程中有点儿像现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确定谁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以嫌疑人对待，不会出现‘跪讼’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像现代给他们座位的。
这些当然也不是赵昺瞎说，而是有明文规定的。据官箴书《州县提纲》规定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是：“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见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创建和谐家园】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当地方官时，甚至还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进入庭审阶段，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创建和谐家园】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也就是说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不过跪讼的制度当下确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他们那边都是跪着听讼的，所以赵昺以为后世的明清正是继承了蒙元的这项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而“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们看“包公戏”或“包公案”，还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偌大一个开封府，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加上御猫展昭这个刑警队长领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衙役，再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其他人连打酱油的机会都少。
但实际上，宋时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中的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负有司法之职能，他们的主要职权便是审理刑事案与民事诉讼。百姓到开封府告状，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老包估计早就鞠躬尽瘁了。
其实赵昺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也以为如此，事实上在他掌政琼州的初时也是这么干的，一地主政官员就几乎包揽所有诉讼。这其中自有手下缺乏可用之人的缘故，更多的还是不懂，而随着政局稳定，行朝的迁琼，他才发现宋时已经有了司法专业化的构架，已经建立起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员队伍来处理司法事务了。
州郡一般会设有三个【创建和谐家园】：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创建和谐家园】。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创建和谐家园】。每个【创建和谐家园】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地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他们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
此外随着各级机构的完善和建立，赵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近现代出现的司法考试，其实在宋时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宋朝的司法官在获得任命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只不过叫做‘试法官’。考试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
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六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及格，且标准很高，绝不是六十分就行的，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可惜的是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府县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长官兼理。长官力不从心，只好私人聘请刑名师爷襄助。
所以《三侠五义》中的公孙策，其实就是清代艺人根据当时的刑名师爷形象塑造出来，宋时并没有公孙策这一号人物，宋代的州府也没有所谓的“师爷”。师爷，乃是行政幕府制度发展到明清的产物，又称“幕友”。而宋朝历史是军政幕府虽然还有保留上，却是唯一一个不设行政幕府的王朝。说明宋朝已经在地方建立了专业化的行政、司法机构，当然不需要行政幕府赞襄了。
“包公戏”中的包拯，是集侦查、控诉、审判、执行四权于一身的权力大的吓人的超级法官，一桩案子，明察秋毫的包公往往当庭就问个清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义正词严地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就将罪犯斩首了。以此类推，既然有了专业的司法机构，那么肯定就不会出现这种程序性错误了。
宋朝的国家制度设计上讲究的是分权与制衡，在司法制度上一样也得到体现，因此太祖立国时就建立了一套非常反说的司法程序。
首先，侦查与审讯的权力是分立的，宋代的缉捕、刑侦机构为隶属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合称“巡尉”，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职责是缉拿、追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主持司法检验等，但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们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
案子进入州府的庭审程序之后，先由一名法官审查事实，叫做“推勘”。这位推勘官将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推勘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这一道程序走完，进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这道程序叫做“录问”。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必须更换法庭重新审讯。这叫做“翻异别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独立的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这叫做“检法”。推勘与检法不可为同一名法官，这就是宋代特有的“鞫谳分司”制度。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检法之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这叫做“同职犯公坐”。对判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判决书必须获得全体法官签署，才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送兼任【创建和谐家园】的首席法官的知府或知州做正式定判。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创建和谐家园】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
这才是标准程序，但还不算完，被告人依然有‘伸冤’的机会……
第１０３１章 惊喜
宋代刑事司法程序之繁复、严密，堪称历代之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过于“繁琐”。包拯要是像“包公戏”表演的那么断案，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早就被台谏官弹劾下台了。如果被告人在听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个案子告一段落，呈报中央派驻各地的巡回【创建和谐家园】提刑司复核。
巡回【创建和谐家园】若发现疑点，案子复审。若未发现疑点，便可以执行判决了。但如果是【创建和谐家园】判决，且案情有疑，则必须奏报中央法司复审。包拯不经复审、复核便下令处决罪犯，这完全就是擅权，是犯罪。别说皇帝容不下这种臣子，就是同僚也会将其弹劾下台，其也根本没有机会铡了陈世美。
因为大义灭亲铡了自己的侄子而获得‘青天’美誉的包公，在赵昺看来这也是掺了水的，因为以他所知这种情况在宋朝的司法制度下发生的几率太小了，当然这还是在包公真的有这么一位侄子的情况下。而实际上包公生前留有一条家训：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的子孙也确实没有辱没祖宗，子包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包拯显然并没有一个成了【创建和谐家园】犯的侄儿，又何须大义灭亲？
而宋代司法特别讲求亲嫌回避，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即便包拯确有侄子犯罪，也轮不到包拯来大义灭亲。宋朝【创建和谐家园】如果受理了一【创建和谐家园】讼案，在开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诉讼的原告或被告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或者曾经有过荐举关系者，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
不但与诉讼人有亲嫌关系的法官需要回避，在一起案子的审判过程中，负责推勘、录问、检法的三个法官，也不能有亲嫌关系，否则也必须回避。而且，法律还严禁推勘官、录问官与检法官在结案之前会面、商讨案情，否则“各杖八十”。
如果是复审的案子，复审法官若与原审法官有亲嫌关系，也需要回避；对隐瞒回避义务的法官，处罚非常严厉。甚至上下级法官之间也要回避——即有亲嫌关系的法官不能成为上下级。如果有回避责任的法官不申报呢？许人检举、控告。
不用说，这自然也是为了防止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私人情感影响，出现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情况。实际上也可避免发生亲铡侄儿之类的人伦悲剧。如果包拯的侄儿因为贪赃枉法而被告上【创建和谐家园】，那包拯首先就得提出回避，决不可能亲自审讯此案。这样的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说已经严密得无以复加了。
那些批判传统司法制度欠缺程序正义的人，显然是将戏说误当成历史了。编造出“包公铡侄”故事的旧时文人，与将“包公铡侄”行为当靶子的今日学者，其实都误以为传统司法制度不讲究亲嫌回避，才会出现大义灭亲的司法官，只不过前者将“大义灭亲”吹捧为美德，后者视“大义灭亲”为司法回避程序的缺失。
遗憾的是，事实恰如后人所指出的那样：“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别勘的制度。”生活在元明清时期的小文人，已完全不知道宋代繁密的司法程序设计，只能凭着自以为是的想象编造包公审案的过程。
因此宋亡之后才批量出现的“包公戏”，实际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无关系，顶多只能反映元明清时期的一部分司法观念与实践而已。借助“包公戏”批判传统司法模式是大而无当的，因为“包公戏”实际上遮蔽了发达的宋代司法文明。
不过在赵昺这个现代人看来，尽管宋朝依据分权的原则，从功能和机构两个方面，建立了以司法系统自我监督纠错的司法内部的监督机制，以及为防止弊端，或在发现审判错误后启动的司法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但是，宋朝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其正面作用亦不应被夸大。
首先，宋朝实行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追求裁判结果的正确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出现法外执法现象，在制度层面上为行政权干涉司法提供了机会，反而导致了司法的不稳定性。其次，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法官既是司法系统成员，又是行政权力系统成员，行政管理权与司法管辖权相混淆，同时又相互渗透，使司法容易偏离法律，在法治中掺杂着人治的因素。因此，宋代刑事审判的监督制约机制虽然促进了司法的公正，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赵昺作为这种政法合一制度下的最高统治者，天然的具有了对司法的决断权，也就是说拥有【创建和谐家园】的最好核准权。当然对【创建和谐家园】的核准权也有例外，在宋代初期，基于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规定州级审判机关对于【创建和谐家园】案件具有定判权，不必报请中央核准。中央刑部只在【创建和谐家园】执行完毕以后进行事后复查。
但自北宋中期以来，【创建和谐家园】案件必须由提刑司详复后才能施行，州级机关不再享有终审权，并逐渐形成为一种制度。该做法一直沿用到南宋。除非遇有紧急情况，才暂时赋予知州以【创建和谐家园】终审权，免予提刑司复核及报请皇帝的终核。
赵昺在反攻江南时，为了能迅速稳定局势，也曾将这种权力下放到府州，对那犯有叛国罪及恶行案件的罪犯可以不需报请便执行【创建和谐家园】。但是在局势稳定，各级政权和机构健全后，便及时回收了【创建和谐家园】最终核准权，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工作量，也让他的心情不大好，毕竟能送到他案前的都是穷凶极恶之徒犯下的罪行，对他纯洁的心理还是很有影响的……
…………
太后回宫后，每日清晨请安便又恢复了，再者今天逢五还要参加朝会，赵昺即便想睡懒觉也不可能。他昨晚直到子时才睡，起身后不免精神有些萎靡，简单洗漱后就会同了一班后妃前往太后寝宫请安，大家都知道陛下近日由于元妙【创建和谐家园】的离开心情不好，也不敢多言，让气氛有些沉闷。
“官家……”
“皇后，有事吗？”赵昺正想着今日朝会应议之事，突然被并肩而行的皇后打断，扭脸皱皱眉问道，语气不免有些生硬。
“官家，还要注意身体，早些休息，勿要熬坏了身子！”吴曦却敏锐的捕捉到了其中的不悦，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转而关心地道。
“哦，这两日事情多些，朕会注意的！”赵昺却没有多想，摆手言道，示意自己没事儿。
“官家……”在后的陈淑上前一步跟上来言道。
“朕没事儿，忙过这几日就好了！”赵昺以为其也是不疼不痒的送上关怀，有些不耐烦地道。
“……”陈淑这‘暴脾气’不像皇后，皱皱鼻子还要说，却被吴曦打断了，“请安后，官家今日还要主持朝会，大家都快一点吧！”
“唉！”皇后等于将话堵死了，陈淑也不好再说，极为不甘叹口气，狠跺了下脚。
“贵妃娘娘，切要小心，不可如此！”而她的动作却将陪侍在旁的侍女吓了一跳，急忙扶住陈淑不安地道。
“多事，本宫没事的，大惊小怪。”陈淑瞄了眼前边的皇帝，其并没有停下脚步，心中一阵悲苦，甩开侍女搀扶的手低声斥责道。而跟在她身后的雷妍冲几人吐吐舌头，李三娘则是轻轻摇摇头，要大家不要在多事了。
走在前边的赵昺并没有发现身后诡异的一幕，领着众人给太后请安后便匆匆而回，不过让他有些纳闷的是太后今日没有留他共用早膳，却将皇后等人留下。可看太后笑吟吟的样子，似乎也无责怪之意。听着传来的阵阵晨钟声，早朝时间就要到了，想不通他也便不再想，喝了杯牛奶，狼吞虎咽的吃了两个肉夹馍就准备上朝了。
在赵昺看来朝会的仪式性更强，最大的功能就是让群臣看看皇帝还活着，且身体不错而已。再就是表明皇帝还是勤于政事的，非是一个荒与朝政的昏君。另外就是官员们‘争宠’，显示自己地位和才干的舞台，尤其是新晋官员往往更加急于表现自己，希望能在皇帝面前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需细想就能想象到在这种氛围之下的朝会是个什么样子，这就像是现代的辩论会，每一个议题往往都会引发争论，欲在众同僚面前压过对手，让皇帝接受自己的意见。但是赵昺十分明白，在这样的场合下，绝大部分的议题都是议而不决，还需下朝后重新再议过，而那时往往几个头头脑脑在一起，不过三言两语就做出决定了。
所以赵昺以为朝会就是浪费时间，而又不得不参加，他有事甚至想那些日日上朝的皇帝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到的。不过让他佩服的就是这些勤政的帝王们的坚韧，他们的神经得有多大条，才能在经年累月的朝会中坚持下来而又没有崩溃。
今天的朝会就如同昔日的【创建和谐家园】，在宣布了几项早已定下的诏令后，便进入议事阶段。面对各方的发表的见解，赵昺要做的就是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哼哈’着，然后让另一方继续说，让各方都摸不准自己到底想的是什么，待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他只需来一句‘散朝后再议’便完了，而几位同样老神在在的宰辅们施礼称是，就又进入下一个循环。
因而赵昺坐在上边多数都是耗时间，但他知道只有等待群臣吵得口干舌燥发不出声，或是因为内急无法忍受时，朝会才能进入尾声。要知道朝会上无论君臣都不能随意出入大殿，至于想喝水更是奢望。所以无论是渴了、饿了，还是拉屎撒尿都要忍着，可人都有极限的，四、五小时之后就会有人挺不住的。
“更衣，上茶！”散朝之后，赵昺回到后宫的致远堂中，便急不可待的脱下那身代表着无限权威的黄袍，喝上一杯温凉的茶水。
“官家！”
“咦，今日不是德妃当值吗？姐姐怎么来了！”赵昺诧异地问道。按照后妃们的排班表，这几天该是章屏侍寝并在致远堂居住，而苏岚接任司宫令一职后，要打理整个后宫的事务，管理后宫诸司，反而是到致远堂来的少了。
“官家，德妃娘娘有佯，便又奴婢伺候了。”苏岚笑笑道，帮着小皇帝更衣。
“哦，早晨朕见其还好好的，怎么就病了，太医看过了吗？”赵昺举着两只手，任苏岚为他摘下冠帽，解开玉带，脱下这身十分累赘的朝服，十分纳闷地问道。
“已经看过太医了，并无大碍！”苏岚将脱下的朝服让宫女们收拾齐整，她伺候着皇帝换上轻便的常服道。
“没事便好！”赵昺点点头，接过茶杯一饮而尽，抹抹嘴道。
“官家，难道真的不知道吗？”苏岚见小皇帝依然没有个帝王的样子，接过茶杯轻笑着道。
“什么事情？”赵昺听了看向苏岚，迷惑地问道。
“官家，皇后、贵妃和德妃三位娘娘有孕了！”苏岚看小皇帝的样子，便知其是真的不知道，笑笑告诉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