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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觉得陆秀夫所言不无道理，如此便决定将今年的实物赋税推迟两个月运缴国库，官员和军队薪俸自五月起皆以货币形式下发，与新币发行同步。于此同时，王应麟建议发放薪俸时应有一成的铜币，如此即可以缓解市场上辅币的短缺，也可获得市场的承认，加快旧金属币的兑换回流。至于可能会产生有人重新囤积新铜币的现象，他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先让新币获得承认为上。
文天祥认为王应麟所言有理，至于为了防止有人囤积新币，用于重新熔铸铜器和走私现象的发生，可以适当延缓旧金属币的回收时间，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新旧金属币并行，这样新铜币准备的总数就可比旧辅币流通的数量少些，且可以在纸币取得信用后，逐渐以小额纸币代替，直至将铜币退出市场。
在敲定了新币发行的细节及应对之策后，赵昺要求要迅速制定相关法规，并预先下发到各级官府，直至乡里，争取做到尽人皆知。同时还要严厉打击不肯收纳新币的商家和借发行新币之机哄抬物价，造谣生事引发混乱的不法分子，以保证新币发行工作的顺利开展，且明确由左相陆秀夫负责发行新币此事，由其调度各部统一指挥。
对于银行的只能设定，赵昺建议暂归属户部，专门成立一司进行管理，除了承担过去交引所发放和回收、兑换交子、盐引之类的功能外，还可以承担朝廷大额资金的调度和对付，有价证券的发放和回收，及向商户和农户贷款的业务。至于其它功能，他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待先捋顺了当前这点儿事情之后再说。
赵昺还再次强调，榷务司和市舶司要严厉禁止和打击易货贸易，蕃商所用的资金必须在银行，按照设定的比率兑换成新币后才能购买货物，否则一律以走私论罪，以保证金银不会出国，而外部的金银却流入本国，从而获得硬通货，支撑纸币的增发和保值……
解决了新币发行的问题，赵昺却丝毫没有空闲，他接连数天召见兵部尚书陈任翁和枢密副使韩振，商讨军事。当下随着蒙元【创建和谐家园】水军和高丽水军被歼灭，加上雨季来临，江水开始暴涨，敌军南侵已无可能。而年初已经商定攻取川蜀和牵制云南敌军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
江钲受命后，已经上报了编制及物资清单。按照其的计划，以膥白军为名义的还乡团，由主钦州的第十军负责组建和训练。从十军抽调部分熟悉山地、丛林作战的畲族官兵为骨干，并征召膥白军遗族和部分俚族、畲族青壮入伍，编成一支人数在一万人左右，仍以汉族官兵为主体的军队参与对云南的牵制作战。
赵昺和陈任翁经过商议后，审核通过其计划，赐军号广胜军，编制为一个师四个团及部分直属队，以第十军司马常宽为统制。但对外暂不能打宋军旗号，而是以大理复国军的名义作战，军服为传统军服，不得带有宋军标志。先期以钦州为基地集中秘密组织训练，待训练完毕后投入作战。
因为当下重庆地区尚有宋军官兵在坚守，因此打着援川的旗号组建征西军。兵员从驻京的山地旅抽调一团、炮一师二团，辎重一师三旅和骑兵二师一旅组成特种兵纵队。步军则由驻鄂州的六军和江陵的七军各组建一个步兵旅，并抽调驻湖广独立一师，组建三个步兵师，并由长江水军编成一个支援运输船队加入作战序列。全军共有兵员两万六千余，以七军副都统祁斌为都统。
同时在鄂州建立后勤补给基地，由湖广置司负责筹集调拨物资，支援对川蜀作战，而朝廷则通过减免税赋和调拨资金予以支持，不增加湖广百姓的负担。各军在接到命令后务必于五月达到鄂州集结，整编后即刻投入训练。由于当下已经涨水，溯流而上行舟困难，因而暂定在九月出兵，那时上游雨季结束，水流减缓，但水深可行大船。
一连十数日，赵昺接连签署数道命令，调集部队出征。这天他忙乎完公务，天已经黑下来，他出了门却闻到一股臭味。起初他还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猫狗在周围拉野屎，可小黄门们寻了一圈也没找到，可赵昺走到湖边臭味更浓，这才意识到宫中弥漫的臭气是来自于湖水。
赵昺有些纳闷，北宫后苑的小西湖中的水源自城外的西湖，通过水道引导这里的，并非是一潭死水，且去年大修时才刚刚清理过的湖底淤泥，湖水怎么就臭了呢？带着疑问第二天，他亲自乘着小舟在湖中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有大量的死鱼死虾和能够发出臭气的水生植物，这也就表明臭气不是自产的，而是由源头带来的。虽然这臭气不至于熏死人，可自己堂堂一个皇帝整日守着一潭臭水过日子，怎么也不舒服啊！
于是赵昺急令临安知府蔡完义进宫觐见，一问之下才知事情大了。由于前期临安陷于敌手，疏于管理，导致城中水道淤塞，水质恶化，民众屋舍侵占河道，加上沿河居民多将粪土瓦砾抛扬河内，也会导致城区水道壅塞，水流不畅，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然，水无所泄，气息蒸熏，过者掩鼻”，成了臭气熏天的臭水沟。使得情况更加严重。
收复临安后，虽然加强了管理，并进行了疏浚，但仍有人家偷偷将污水排进河道中。且还都后，大批官员和军队的入驻，人口暴增，也是导致河道污染的原因之一。此外，在蒙元占领期间，许多人趁乱买了湖边地，甚至是巧取豪夺，他们临湖建设园舍，种植菱藕，倒入粪便垃圾，西湖胜境也面临水污染的威胁。
赵昺听了大惊，西湖不仅是杭州城的观光胜地，也是全城人的水源地。且朝廷还在湖中设有酒厂，用湖水酿酒，且这酒还是供给皇家祭祀之用的，想想拿着臭水酿的酒给祖宗喝就已经够恶心的了，更不要说自己喝的酒也是产自其中。而他知道水源被污染，最容易引发瘟疫，要是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爆发，死的那就是以万计了，而非十个八个的了。因此治理水污染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绝不能再任由情况发展下去……
第９８２章 难以忍受
说起来赵昺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对城市的了解还真不多。他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广州，但那时候敌我双方相互易手已经多次，经历了兵乱后不用过多想想就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第二个大城便是泉州，不过也是经过月余的战斗才打下来的，也已经是百孔千疮了。
琼州府城算是赵昺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了，若是算的上城市的话。可他入城后对琼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完善了城市设施，并对居民进行了‘爱国卫生教育’，且人口也要少的多，一直没有发生过大面积污染的现象，连皇宫都充斥着臭气。
待进入临安城后，说实话赵昺活动的区域极为有限，至今也未能走遍每个角落，再者说他要出门临安府都要组织人大扫除，呈现在眼前的是繁华、整洁的一面，因而难以看到肮脏、龌龊的另一面。而前世受到影视剧的影响，总是想当然的以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
据说在启蒙时代之前，欧洲城市中的一个突出的景象和特征，就是满街的粪便。一位十七世纪的古董商人曾经记录了查理二世及其王室成员在牛津度假所留下的遗迹：“虽然他们看上去衣冠齐整、快乐，但他们非常无礼和粗鲁。在他们离开时，所有的地方，烟囱里、书房里、卧室里、地窖里，到处都是粪便。”
在十八世纪之前，每天将粪便直接从窗户抛弃在大街上，是欧洲大多数城市的社会习惯。从古罗马留传下来的公共浴室时代全民洗澡的辉煌不复存在，而肮脏的躯体被看作更能接近上帝。圣亚伯拉罕五十年不洗脸，不洗脚。圣西蒙任蠕虫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拱动而从不清洗，圣尤拂拉西亚进了一座女修道院，里面有百多个修女，她们从不洗澡。
在中世纪修道院甚至只准许修士一年洗两次澡，圣伯努瓦修道院的院规规定，即使病人的病情需要入浴，审查手续也非常严格，尤其是对身体强壮和“年轻”修士更为严格。不洗澡成了圣洁的象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有足够勇气不洗澡的人册封为圣人。连大都会巴黎和伦敦也不例外，在街上走同样要小心从天而降的粪便，人们不得不以香水扑粉来掩盖身体上的臭味。
而在‘公知’们的宣传下，赵昺一直以为中国古代如他们所说。由于我国自古以来重视农业追肥，将粪便视作贵重的农业肥料而倍加珍惜。从唐代开始粪便就是商品，也有人以剔粪为业，家财巨万。至水稻种植业发达的明清时期，南方城镇的粪便往往会成为抢手货。古代城市排水有沟渠排水，直接排入江河，渗井，并有专人管理。绝对不会发生粪便从天而降，污水遍地的情况发生。
在这次宫中水源发生污染事件后，赵昺才意识到没有体会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包含的深意。他多方查询和走访之后，才知道蔡完义汇报的情况只是整个卫生情况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已经不是严重，而是十分严重，时刻有爆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发生。
早在唐代世界最大的城市长安就已经存在污染的问题了。由于城镇急速扩张，人口激增，与排水相关的传染病问题日渐突出。渗井，是讲污水直接排入地下，也会对百姓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而沟渠有明沟暗沟，不过由于明沟，长安城的蚊蝇比较多，以致驱赶都不及。
除此之外，由于长安的地形问题，还面临着一个与现代同样严重的问题——内涝。城内很多民宅、仓库，多是泥土夯成，因此有时一场严重的内涝，甚至足以将整个长安城瘫痪。此外城市道路也并非都是砖石铺就，频发的内涝，足以将道路变成‘水泥路’，使得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专门帮人背负行李，过城中那些大大小小水坑的职业。而给这些人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内涝也给长安城带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瘟疫。
有人会说，这不可能，古代早在秦汉时期就知道铺下水道了，且许多排水工程到现代还在发挥着作用，而长安作为六朝古都绝不会出现内涝的情况。但事实是隋朝开皇二年，隋文帝命宇文恺修建大兴城，九个月就修筑完成。但是皇帝给的工期太短，在营造大兴城下水道的时候，宇文恺为了节省工程量和时间，并未将铺设的地下管道连接在一起，而是留了许多未连通的竖管，任由导出的污水自由排放。
而唐长安城就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的，过了三百多年，朱温入主长安，劫持唐昭宗入洛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安水苦”，对于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说，长安的地下水源，已经在三百多年的粪便尿液不间断排放中，受到了污染，变得盐卤化，不再适合大规模人群居住了。也因此，从此以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华夏历史上王朝的首都，地下水源的污染或许就是统治者们在选定都城时的一个考虑因素吧。
既然唐朝这么遭，那么宋朝有所缓解吗？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甚至因为宋代商业的急速发展，使得城市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两宋最大的卫生问题，其实还要属城市河流的污染。对于当时的中国城市来说，河流可谓是真正的命脉，它不仅提供了城市生活的饮用水，同时河流漕运，也是维系着城市运作的重要通道。
赵昺在翻越了一些前人的笔记后，觉得连茶也喝不下去了。他看到城市河流的画风是：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且仅仅是像河中倾倒生活垃圾还不算，有时民间因有死人之家，无力买地埋葬，便直接将一些尸体抛入河中。如果说河流不干净，那么井水其实更糟，因为当时很多走投无路之人……可见谁都无法确保，你喝的井水，里面是不是泡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一篇杂记中赵昺还看到这样的记载，说起来时间还不太长，就是临安城陷前的事情，曰：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粪秽盈路，京师尤甚，白日掀裸，不避官长，体统亵越，小人相习而暗消敬惮之心。
这句话的意思是各家都把自家的垃圾废物堆在门外，之时街道上垃圾推挤如山，人在上面走就像从山上下来一般。很多老百姓公然在街上大小便，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位记录者的承受力。除了大小便之外，街道内还布满了人们日常的垃圾和废物。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代不是有专门的掏粪工吗？尤其这个时代没有化学污染，即便是垃圾也都是有机物，可以沤肥的。而这么多的粪便垃圾，那不仅是宝贵的肥料，且是纯绿色无污染，正好加以利用，放到现代都是钱，怎会能将之白白浪费。
赵昺以为这些话也不能说全错，粪便确实是上好的肥料，掏粪工也确实存在，但是谁告诉你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呢！事实是当时的掏粪是垄断行业，被黑帮把持，他们为了使得利润最大化，往往为了漫天要价故意不及时清走粪便垃圾，待其堆积如山后，忍无可忍的市民就会答应掏粪工苛刻的条件，出高价命其清理。
因为这种特殊的利益，往往城市内的污秽总是不能被及时清走，而臭气熏天也就成了城市中的常态。稍微有点家产的会在粪桶里上厕所，然后让掏粪工搬走。而一无所有的穷人，就只能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处自行解决。而明沟暗渠的堵塞，更加重了污染现象泛滥。一下雨，等于生活在污水之中；自己出了宫便同行走于垃圾堆之中一般了……
现在到了问题非解决的地步了，虽然赵昺并不认为自己以后仍会将杭州作为都城，但是时间却非他能决定的，再有自己可以将临安城改造作为一个城市建设的样板儿，同时留给后世一笔人文遗产，修改历史上对古代都市脏乱差的记载，也许还真能造福于后世。
于是乎赵昺召见工部尚书戚亚卿，令其迅速查明城市现状，寻找导致污染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拿出方案，对临安城进行修整改造，彻底解决问题，还都城青山绿水。
上看才会下顾，皇帝亲自过问，工部一班人自然不敢怠慢，马上投入到了调查研究中。到了五月工部的污染调查报告终于送到了赵昺的案头，他看过后问题主要还是由于自建炎年迁都杭州后，人口大规模涌入，工商业繁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这就出现了城市发展和环境卫生之间的矛盾。而自建炎年后的近二百年又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和改造，导致各项设施功能下降，使得问题愈发严重。
首先临安城人口的增加以及坊市制度的打破造成城市土地使用紧张，侵街就成为了人们解决生存空间狭小的途径。居民侵占街衢修造房屋，导致街道中难以过“大车”，道路、桥梁被公私宅舍、商家店铺等建筑物所占据，而沦陷期间，城市管理失控，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人们不仅借机侵占街衢，甚至填埋河塘争夺土地，赵昺想想连北宫都被人抢占了一角，可见当时的情况多么严重。
尽管侵街的普遍存在是因为受到人们对金钱、利益过度追求的影响，但它却造成了城市混乱无序的结果，且大大破坏了宋代的城市环境。由于人口涌入中心区，而人天天要吃喝拉撒，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不计其数。这些垃圾部分是被人直接倾倒在道路上。再有一些民间习俗也多在街道中进行，同样留下了很多垃圾，可街衢狭隘，难以清理，只能日益堆积如山。
此外临安城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来往商旅众多，大量以牲畜为动力的交通工具也行走于城市道路上。如此多的牲畜行走在城市中，必然产生大量的粪便，也对街道环境造成了污染。另外城市道路多为土路，尘土极多。不仅皇帝出行要洒扫道路，甚至达官贵人们出行也要“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蓬勃”，以致这种洒过水的路有了‘水路’的专称。
作为重要水源江河在受到污染的同时，城中的井水也屡遭污染。而赵昺作为现代人十分清楚，由于地下水是井水的来源，污染了地下水就必然会污染井水。所以，无论河渠、废井，只要是污染了土壤就有可能造成井水污染。
由于这个时代的水井多为土井，井水与土壤之间没有阻隔，所以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就非常容易对井水造成污染，特别是城市中街道、河渠污染严重，直接对土壤、地下水造成了危害，进而加重了对井水的污染。而城市中人口众多，商家林立，每口水井都承担着很大的供水任务，垃圾的掉落也极易造成井水污染。另外，由于水井使用频率非常高，致使井水缺乏自净时间，经常处于浑浊状态。
此外，城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污染源存在。由于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印刷、丝织、印染及造纸都是污染大户，再加上军工作坊逐渐北迁到京城，而这些作坊一般都是临江湖建设，也成为水源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赵昺清楚不仅是场浩大的工程，且也需强硬的手腕和坚决的态度，同时也是对朝廷执政能力的考验……
第９８３章 绘制蓝图
问题堆积如山，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工部的意见是对京城的水道沟渠不仅要进行清淤疏浚，还要形成长期的制度，以免积少成多，不得不大动干戈的进行治理。而赵昺看后，觉得还是要整体进行规划，不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此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赵昺查阅旧档，寻到了当年朝廷南渡之后，营建杭州的城图，他发现古人也是有大规划的思想，对城市进行了严格的规划，只是百余年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及城市的变迁，没有再进行过修改，以致当下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
临安城整体上说是水乡城市，东、南临钱塘江，西北接大运河。以江河为主干，结合郊区其他大小河道，形成一个环城的大型水上交通网。临安城市的总体布局，便是充分发挥水乡城市的优势，以临安城为中心，这个水上交通网为主要脉络，配合京畿驿道，聚集周围郊区一系列的大小卫星市镇及澉浦港口而组成。
临安郊区卫星市镇都是临江濒河建置的。这些市镇利用江河航运之便，与临安城市联为一体，成为沟通临安城市与广大郊区农村及周围城市的经济桥梁。各市镇的规模大小不等，如江涨桥、旷平等市镇，规模均颇可观。除了赤县的郊区市镇外，还有作为临安海港的澉浦镇。此镇虽不属赤县所辖，但为临安外贸港口，由钱塘江可直达临安城。这个港口市镇是临安城市的重要门户，自应成为临安城的海港区。
城内主要有三条河流，茅山河、盐桥河及龙山河，用以维持城中的航运。后因营建德寿宫，加之两岸民居不断侵占河道，致茅山河日渐堙塞，城内水运便以盐桥河为主了，与南城外的龙山河向勾连。赵昺选定北宫作为皇宫后，茅山河再次经过疏浚，但是也难以再现当日的规模，只能通行小舟。
道路不仅是一个城市的运输线，同时也兼具的分割城市功能的作用。由于临安城市形制为南北长东西狭。加之地形起伏，河道纵横，所以城市道路布局不得不适应这些条件的要求。在赵昺总的来看，临安城市道路网结构基本上是按经纬图制进行规划的。
由于临安城市具体条件的限制，因此出现东西走向的道路多，南北走向的道路少。其次，道路多曲折，即使是主干道御街，也难矢直。有的干道甚至分段曲折组成。至于干道间距，情况更为复杂，除御街中段西部部分街巷间距较为均齐外，其余大多远近不一。
御街上道路网的主干道，也是全城规划的南北主轴线，南起旧皇城北和宁门，北达景灵宫前斜桥。与御街大致呈平行的南北道共有四条。一条道较长，是城之西半部的南北干道。第二、三条在御街东，介于小河与太河一条在御街西，为两段所组成。第二条道南起朝天门，北抵众安桥东春风楼。第三条为南瓦东钟公桥至盐桥西。御街东之第四条道自南瓦东绕德寿宫，北至昌乐坊。这三条道均系清波门至新门东西干道与钱塘门至东青门东西之间的区问联络道，而非贯串城之南北的干道。
东西干道计有四条。第一条为候潮门至钱塘门；第二条从新门至清坡门；第三条为祟新门至丰豫门；第四条从东青门至钱塘门。这四条道都是横跨御街，连贯东西相对应的城门之间的干道。另外由于临安是水网城市，故道路多桥粱。在这些桥中，除众安桥及观桥为平梁式桥外，其余基本上都是拱桥，桥下均可通舟楫。
临安自从定为行在所以后，当时追随高宗的宗室、贵戚、臣僚、军属以强南下的中原人士，纷纷进入临安。为了安置大批南来人员，不得不将原来土著居民迁徙城外，以致绍兴韧年一度出现郊区人口陡增的现象。城内因人口骤然大量集中，而南来人员大多为皇室、贵戚、显宦、富贾，自必引起城市居民阶级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在居住区规划上有所反映。
临安居住分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府邸区，此区包括皇帝潜邸、皇室贵戚以及王公大臣府第，各种官舍也附刊此类内。第二类为一般居民区，即城市各阶层居民的居住区。且是按坊巷制作为聚居规划制度而安排的。坊巷内不仅有城市居民住宅，而且还有商业网点，形成市、坊结合的统一体。
临安城内有两种府邸区。第一区在御街西，第二，区在御街东。第一区范围较广，南起清河坊，沿清湖河而北，一直延伸到观桥附近武林坊以南。其间有些地段与地方行政区及一般居民区相错并列。致呈断续之势。第二区在御街及盐桥河之东．德寿宫以北，丰乐桥以南，东达丰乐坊一带。此区范围较小，主要作为皇亲贵胄的府邸，因而此区较整齐，没有与他区交错的现象。
而一般居民区也以御街为基准，可分为两区。御街东、新门以北、白洋池以南，介于市河与盐桥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为第一居住区。御街西、钱塘门以南、丰豫门以北，介于中心商业区与地方行政区之间的地域，是第二居住区。此区部分地段与府邸区呈犬牙交错之势，故不及第一居民区规整。此两区外，城隅一带还穿插有居民坊巷。
由于坊巷规模宋代各城市并无定制，形成了坊巷兼具商业网点的特征。而坊巷实为临安城市组织管理单位，坊巷之上设有厢，厢设立厢厅，仍沿用北宋保甲制。在其中可以开设铺店，设立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一些行业基层网点，这些分布在坊巷中的基层商业网点，既是商业网的基层组织，同时又是坊巷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还设置有学校。
但一般居住区人口密度大，建筑密度高，且这两个居住区都毗邻闹市，因之有些坊巷铺户较多。因此消防管理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建都后，为了加强城市消防，一面放宽街巷路幅，一面在重要建筑物前及人流较为集中的行市所在，多留空地，辟作广场。并设置军巡铺，坊巷中还建有石砌塔式塌房，以备居民火警时存放重要物品。坊巷不建坊表．也与消防要求有关。
此外作为一国之都，又是商业之都，临安城中必然还设有宫廷区、中央地方的行政区、仓廪区、码头区、手工业区、文教区及城防区和风景区等区域。但是有些区域自赵昺还都已经做了相应的调整。首先过去的皇城由于被蒙元恶意毁坏，赵昺将那里太学和武学都自城北迁到了此处。
另外城防区除了环城军寨重新修整后，将过去军营从东江外集中到旧皇城。此外他还计划将部分仓廪迁到这一带。而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及居住区基本维持未变，可这两个区域当下已经成为城市污染的最主要来源，也是治理的老大难地区。
赵昺以工部进行了几次沟通。他计划将军工区和手工业区外迁，因为这不仅是污染的问题，同样是对城市安全构成了威胁。当下军工坊已经不是过去生产【创建和谐家园】刀枪这些冷兵器，而是涉及火药制造和各种以火药为动力的爆炸物。加之位置毗邻居民区一旦发生事故，那就是惊天动地，造成极大的伤亡。他还记得明朝京城中就发生过类似事故，结果造成上千间房屋被毁，人员伤亡无数，至于如何发生的也成为不解之谜。
手工业主要分为官营和民营的。官营的包括少府、将作和印刷及陶瓷业，基本都是为宫廷服务的行业，维持着皇家所需，位置也靠近宫廷。民营的则主要是丝织作坊和印刷作坊，集中在三桥、市西坊及睦亲坊、棚桥的居民区附近，则加重了居住区的污染。
当下手工业作坊需要交通便利及近水而建，在一番讨论后，赵昺决定将手工业区及军工生产尽数前往城东的原城防区，那里靠近钱塘江，又处于下游对城市水源的污染可以降到最小，而临江又可方便从水路转运各种物资，并送往各地。而他也想借着搬迁之际重新细化分区，尤其是军工相关的工坊可借此进行升级改造，加大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产量。
下一个赵昺决定针对城内的主、次干道进行硬化和拓宽，达到先前规制的三十步宽，同时完善排水道路系统。工程看似不复杂，但是难度却不小，因为当下侵街现象严重，要想拓宽道路必须先行拆除那些非法建筑物。而【创建和谐家园】在现代是个容易激化矛盾的老大难问题，在宋朝同样存在，难度之大甚至到最后往往无疾而终。
以赵昺所知在开封时就存在侵街现象，那时定都开封时，侵街不仅使街道狭隘，也致使街道曲折不直，由此，朝廷从这两方面入手治理侵街，一方面顺直街道，另一方面规定街道必须宽阔至三十步。但结果是侵街现象更加严重。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有这样的材料：京城衢巷狭隘，（真宗）诏右侍禁、阁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既受诏，则先撤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
看看当时宋真宗亲自下诏，要求拆毁侵街建筑，却受到“贵要”大户纷纷【创建和谐家园】，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然而，侵街现象过于严重，特别是“沮事者皆权豪”，使得志在广街衢的谢德权以死相逼。其中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当权者，当时侵街最严重的是原宰相夏竦所开邸店，知州周湛在整治时，被诬告扰民，以至于他被调离本郡，徙知相州。
哲宗朝，给事中范祖禹曾上书宋皇帝，指出：“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虽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以为无令过当拆屋，以免引发动乱和民怨，结果就是道路、桥梁被公私宅舍、商家店铺等建筑物所占据，大大破坏了宋代的城市环境。
南渡后，侵街现象与北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临安城内的景象是“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后世有人曾言正是没有“过当拆屋”，这才出现了两宋京城繁荣的商业景象。但赵昺以为侵街的普遍存在，正是受到两宋时期人们对金钱、利益过度追求的影响，繁荣了经济的同时，但它却造成了城市混乱无序的结果，以发展的眼光看是得不偿失的。
同样治理河道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按照赵昺的计划是将已经淤塞严重的茅山河由明河改造成暗渠，当然也要经过清淤，并加以垒砌、加盖，作为城市排水的主管道，然后将各处的污水通过支路汇集于此，集中排出城外。
按照赵昺的设想，这条暗渠应作为世纪工程来做，内部要足够的宽大，规制可与近代德国柏林的地下管道相媲美。平时暗渠可作为排污之用，遇到洪涝也能将城中积水排出城外，防止内涝的发生。当然在军事上也可起到防敌水攻的作用。
城市改造工程开始的同时，也要对居民区进行升级改造，首先就是将‘土井’变成‘瓷井’，防止水源污染。此外垃圾集中堆放、清运、街道的打扫等规制都要同时展开，并形成长期机制。而问题又随之而来，这个时代是没有城管的，那么赵昺还要考虑在八百年前建立这么一支‘伟大’的兵种。
赵昺在为自己绘制的蓝图兴奋不已的时候，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群臣对这项耗资巨大，费力不讨好的工程兴致不高，且无人愿意领受这项任务……
第９８４章 阻力重重
面对群臣的消极，赵昺很气愤又很无奈。当工部尚书戚亚卿在朝会上奏请对临安城进行改造，以减少对城市的污染时，立刻引发了争论。他们以为此举太过扰民，不宜打动干戈，可以对城中的河道进行清淤，垃圾清理即可，而非对整体进行改造。
除了这些进行修修补补的意见外，有人以为当前财政状况刚刚好转，便耗费巨资对临安城进行改造，实是劳民伤财之举；还有人认为既然‘收复中原，驱逐鞑虏’是当前的主要任务，那么还都汴京是必然的，再对行在进行大规模的整修，根本没有必要；另有人甚至眼，当年高宗皇帝定行在于杭州，是经过高人指点的，山水、建筑皆有说法，不可轻易变动。
大家其实也知这是小皇帝的主意，但是不敢针对赵昺，便转向了工部尚书戚亚卿，纷纷上奏弹劾。言其好大喜功，为成就自己之名，蛊惑皇帝修城。而这还是客气的，有臣僚直言其是以造福于民为名，实则是为中饱私囊，从中收取好处。更有甚者弹劾其是此举包藏祸心，欲借此挑动民心，陷皇帝于不仁不义，乃是朝中奸佞。
好在几位执宰及众臣还算清醒，他们当然清楚收复中原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便三两年之内能够做到，但是选定新都，营造宫室，再到入住也需要漫长的时日。而临安城已经如暮年的老者，已经无力承受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日益沉重的负担，堪待需要整修。但他们更倾向于对局部进行整修，可对城中的手工作坊进行搬迁，对河流就像疏浚，对‘过当拆屋’还是持保留意见。
而执宰们给出的原因也难以让赵昺反驳。一者大规模的改造花费甚重，可当下既要支撑长江防线，又有援西和征大理两场仗要打，但国库积蓄甚少，不足以支持，所以改造可以分步进行；二者如此大的工程必然要调动人力，则不免会影响到夏收夏种，进而加重百姓的负担。
第三点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可意思赵昺也明白。清理侵街，朝野皆知阻力非是来自民间，其实是朝中的官员和权贵。所以‘过当拆屋’就是个地雷，谁踩伤谁。且本朝的皇帝几次欲做，结果铩羽而归，因此劝他也就不必再去碰钉子了，倒是弄得他下不来台不说，还给自己树敌。
赵昺觉得话都是好话，可听着就不入耳。而本应主持此事的工部尚书戚亚卿也是顾虑重重，自己现在不仅成了朝野上下的公敌，且连番被弹劾，弄得他身心疲惫，可又不敢违逆他，急火攻心之下犯了病，请假在在家养兵。赵昺明知道其得的心病，意在规避此事，可他也无可奈何，自己总不能逼着个‘病人’工作吧！
眼看着自己绘制的‘蓝图’还未定稿便有被束之高阁的危险，赵昺能不恼火吗？可上上下下的对此事都消极怠工，又让他觉得众怒难犯。要是真因为此事与众臣翻脸，强力推行自己的‘善政’，又显得有些不值当，还会让人以为自己是孩子，行事不够稳重，喜欢意气用事，成了日后他们敲打自己的小棍儿。
既然打定注意，赵昺又岂肯是轻易放弃的人，既然众臣以‘过当拆屋’扰民，易激起民变为由阻止改造，而对工坊外迁和疏浚城中的河流没有多大意见，那么他就决定先易后难，逐步启动改造工程，他不信自己就治不了这帮人了。当下正是雨季，截留对城中的河流疏浚显然不是最好的时候，且是新币开始发行的当口，也不宜进行【创建和谐家园】，那么就以工坊【创建和谐家园】为开幕战。
至于人手不是问题，他早就想好了。黄海之战中俘虏了二万多敌军还圈在江口外的小岛上进行改编，而按照惯例这些俘虏军是不会被编入战斗部队的，一般会被编成辎重军从事‘急难险重’的任务，比如开矿、冶炼、晒盐、修造及兴修水利等劳役等工作，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
至于资金问题，赵昺当下确实手紧，而指望朝廷拨款，他也不敢奢望，即便户部尚书是自己人，可在众人反对的声浪中，宰相们哪个也不会副署的，那么自己的诏书就等于废纸一张。且实际情况户部确实也没有余钱，夏税虽开始征收，但为了应对新币发行可能产生的情况，已经下旨缓缴，自然没有闲钱。
没钱是寸步难行，但是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赵昺突然灵光一闪，自己可以卖地啊！按照他所想，皇城虽然已经被毁，但是土地照理应该还属于自己。当下他将军营、太学机构等都迁入皇城安置。要知道皇城占地可是占了临安城近四分之一的地方，那么自己就算吃点亏，也可以算是土地置换，将过去城防区、太学及将作院和少府等机构占据的土地给了自己，只要将土地换成钱，自己岂不是便有了启动资金了。
有人会问，有人买吗？赵昺可以明确告诉你，不仅有人买，而且还得抢着买。要知道据有关学者研究，宋朝的城市化率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二，而这个水平放在现代都是有的吹的。城市化的提高按照现代观点就是经济模式的改变，城市经济超过乡村经济，商业比重超过农业比重。
赵昺记的还有学者对临安城市规划进行研究后发现，临安城市中心为资本和商业集中地，皇宫反倒偏居一隅，这与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非常类似，无疑是宋代城市革命的结果。而他现在的北宫范围更小，虽处闹市之中，日夜可闻商贩吆喝声，可谓寒酸，但是还不知后人给个啥说法。所以说临安城已经具备现代城市的特点，按分类怎么也算一线城市了，自然是人口聚集之地。
不过临安城说起来真的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尤其是在赵昺这个现代人眼中。据他入城后进行的统计，属于杭州城区的县有两个，一个仁和县，一个钱塘县。这两个县的人口，包括郊县农村人口有七十万左右。还都之后，随着大批中央官员和军队的涌入，加上流动人口也就在九十万上下，居住在城区的则在三十万以上，仍没有恢复到历史上一百五十万人的巅峰期。
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这也就是四线城市的标准。但是临安城的城区面积，也就是圈到城墙里的地方是东西五里，南北十四里，也就是十三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密度可达每平方公里三万人，而现在杭州的人口密度，市中心最高的几个区，平均是两万，而世界上的大都市，都在万人左右。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宋朝人居住的还只是单层或者双层木构建筑为主的房屋，城区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以多、高层钢筋水泥为主的现代社会。便可以想象当时城区生活的拥挤，以及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是多么严重了，首先就是土地太贵，要想在城中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之困难比现代有过之而不及。
房子贵到什么程度，早在汴梁之时人们就颇为感慨了。作为官商云集的京城，汴梁的住宅无疑是特别紧张的。早在北宋初年，大学士陶毂就谈起这种“蜗居”境况，“四邻局塞，半空架板，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到了北宋末期，城市人口增长了将近一倍，住房和土地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御史中丞翁彦国指出：“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
苏家哥俩儿都是京官，可苏东坡他一生也没能在开封买到房子，只是在其他小地方买了几套。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东坡很着急，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而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到七十岁那年才买上房子，其是御史中丞，相当于下议院的议长，一直在京也买不起房子，直到晚年，才在开封南边的二线城市许昌盖了三间房。
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过一首诗自嘲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意思是，我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我。
而杭州在南宋成为临时都城后，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热，繁华地段的房价高得令人咋舌。早在南渡之时，大量城市难民携家南渡，江南一带的住房需求极其旺盛，带动“富家巨室，竟造房廊”，甚至连“军前诸司，骈置铺席”。可见当时房地产市场的火热。
所以京城中的房价也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连很多官员都是买不起房子的，只能租房子过活。造成这种情况，归根结底都是地价惹的祸，究其根本还是不低供给量太少，所以赵昺以为只要将这些土地周转出去，还愁没钱进行改造吗？
赵昺觉得自己的主意着实不错，将作监和少府都是为内府服务的，他们迁出去土地自然仍然归自己，再行卖掉以后，连城市改造的费用都有了。如此一来，自己是有人、有钱，还愁办不成事情吗？可一问之下，还真办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按照当下的律法，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中国历来都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即使皇帝，理论上也不能任意侵占土地和住宅。而皇室占地同样属于官地，不经过朝廷同意，也是不能随意使用的，也就是说那些地，理论上还不是他的，要想用还要得到批准，开发也要用内藏库的钱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