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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请言！”
“徐尚书，前时朕欲对科举之制做些变动，着新科进士入国子监修习为官之道，知晓如何处理政务，然后再行授官从吏员做起学习做事的程序和细节。此事在琼州，我们也曾实施，可为何今时有朝臣上书，以为如此不妥，朕百思不得其解，还请徐尚书赐教！”赵昺问道。
“此事说来话长，官与吏其实非是同路，乃是殊途。当日在琼州可能事态紧急，影响范围有限，因而并无人表示异议，可今时已经不同。”徐宗仁听了想想解释道，“自战国以降，始皇称帝至入汉的数百年间，采用的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体制，即皇帝通过文法之吏来统御万民，由这些精通法律条例的吏员担当着处理国家事务的职责。”
“汉后，地方豪强权势日重，以吏治国以难以为继。汉武后儒学日重，士大夫阶层地位日益提高，逐步替代了豪强，开始进入仕途，侵夺了长吏之权，也就是官。而原本的文法之吏则地位逐步下降，成为各级官府的属吏，不再是秦制中独揽权力的角色。”
“此便是‘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的来历，自此治民事和治民心的分途，士、庶成为泾渭分明之始。自此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赵昺想想道。
“陛下所言正是。”徐宗仁点点头道，“因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渐渐被帝王不觉间倚为心膂。治民事之务的繁杂，那些高门世族不屑为之，便委以寒门士人打理，而因其出身寒门，仕进【创建和谐家园】之路基本断绝，逐步形成了官愈尊，吏愈卑的风气。”
“南朝梁武帝时，对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制进一步细致地划分，六品以上重订九品共十吏’关系模式体制，由于地方势力的崛起而崩溃，被世家门阀取代，同时产生了士庶两个阶层。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以制度化的规定确认，不过官、吏的意识形态准备已经完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制度上将士、庶划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
隋唐科举制的实施，打破了世家门阀制度，不但没有消除官、吏之间的界限，反而加强了两者间的界限，大部分吏职实际上是由流外官担任，享受的权益远远赶不上流内官，而地方州县的胥吏更是惨，连流外品都没有，只能被归为“杂任”。就是说，朝廷已经不认你是“官”了，至此官、吏分途正式完成。
赵昺也意识到自己的选官政策，却不是小小的变动，而是触及了自唐以来形成的官吏制度，侵害了士大夫的利益……
第８４６章 究其根本
赵昺的执政是从琼州开始的，当时手下将没有几员，官无几人，只能依靠胥吏来治理地方。在实践中，他发现以那些老吏主政的地方，不仅地方安定，且政令畅通，无论是征收税赋，还是征发民夫皆能很快完成。反之正牌进士出身的官员主政的州县却问题不断，工作难以开展。
从那时赵昺就意识到胥吏作为各级官府中的具体办事人员，虽然只是奉命处理各项琐碎的细务，看似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殊不知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务构成了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因为国家的任何政策法令最终都要细化为各项具体措施，并由胥吏来加以贯彻实施，没有胥吏的参与和努力，再好的法令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正是由于胥吏对法令典故的熟悉，使得他们在保证各项法令的贯彻与实施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官员无论愿意与否，在行事时都不得不依靠这些刀笔之吏。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因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根本做不了基层公务员的业务，写官。少数胥吏也曾经做过官，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在极不寻常的大幅裁员下，丧失职位。他们直接来自民间，因此对社会现状与百姓疾苦有着比一般官员更深切、更直观的感受。
随着行朝迁到琼州，大批官吏随迁而至。赵昺对胥吏的了解更深了一步，他们从事着本部门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执行其上司所下达的各项任务，其职能服务性和事务性比较突出。具体地讲如管理文书和账籍、掌看仓场库物、催督赋税、维护社会治安以及跑腿打杂等，可以说吏胥遍布于各级政府组织中，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可听徐宗仁的解说，到了宋代有流内官品的吏胥地位却是不升反降，干脆被取消了合班朝参皇帝的资格，比他们级别低的士人官却能享受这种荣誉。甚至还明令禁止中央、地方的吏胥参加科举考试，连改变命运的机会都给你干掉了。
赵昺不由的腹黑了一把，假设《水浒传》说的真事，宋江这个押司小吏，真想做到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除了造反再洗白还真没什么可能性。当然，武德大夫这个表示多少级干部的职称本身是南宋才出现的，后两个职务则根本不符合宋朝的制度，纯属是施老头儿开了脑洞，也不可当真……
“呵呵，朕有些明白了，在琼州时朕将那些朝官放到各地州县，甚至乡里充任胥吏，他们并没有反对，如今到了临安反倒是有人出声，看来是把那当做了‘一隅之策’了吧！”赵昺喝口茶笑笑道。
“陛下所想也不尽然，初抵琼州之时官员过剩，从而人心惶惶，担心自己被裁撤从而生活无着。陛下能为他们寻一处安身之所，感激尚来不及，哪里会反对。再有便是陛下所言，以为只是应时之策！”徐宗仁想想言道。
“徐尚书倒是直言不讳。不过事实证明朕当时的想法是对的，进入江南后这些官员受命牧守一方，皆能在身无幕僚胥吏帮衬之下，亦能治理地方、安抚民心，朝廷也是从中受益。难道不值得继承和推广吗？”赵昺赞了一句后言道。
“陛下有所不知，欲将胥吏纳入正统仕途之列的非是琼州为始！”徐宗仁施礼道，“王介甫为相主持变法之时，亦曾把胥吏纳入官俸体系加薪，并以重罚约束；另一方面提出任官者应该先担任胥吏的职务，以学习政务的细节，同时提高胥吏的地位，欲将他们纳入品官之中。”
“哦，原来早已有之，既然……”赵昺听了有些惊讶，他还以为是自己带来的‘先进经验’呢，没想到却仍是步前人后尘，不过很快释然了，后人的制度不也正是来自前人的经验吗！他本想说既然有了这制度，照此办理便是，还省的口舌了，可转念一想这制度肯定是早已被废黜了，否则又怎有此时的难题，摇摇头讪笑道。
“王介甫被贬罢之后，此事便也不了了之。其后，朝廷认为吏员太多、太滥，便令中书舍人苏辙裁减。当其为吏员难裁犯难时，有小吏白中孚进言称：昔铨吏止十数，今侍郎左选吏至数十。事加如旧，而用至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
“嗯，朕有些明白了！”赵昺点点头道。徐宗仁虽说的隐晦，可他也听出其意是指一时一地的改革的结果是难以形成制度的。而其引用小吏之言又指出了其中的弊端，其意就是虽然以前吏员待遇低，但是没有重罚跟着，所以都收贿赂，就不希望别人进来分肥，所以编制只有十几个人；现在虽然待遇提高了，却有重罚跟着，不敢收贿赂，那就巴不得多来些人进编制，分摊下来，活儿少清闲。
而这套政策之所以被后继者废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涉及到了皇权——士大夫体制的本质问题，就是这套体制的导向目标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为了稳定。很意外吧，可就是这么奇妙。稳定的核心在于分配，再有第一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二次分配，可以是合法的输送，也可以是灰色的寻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甚至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在这个体系逻辑中，“浪费”和“低效率”是必须的，因为他们也是下一级分配的来源。
可在组织本身没有进行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挖墙脚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不分官还是吏，都一个德行。混淆士大夫与胥吏的界限，其实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将组织改造为效率型的组织，此时需要跟随变革的，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比如说吏员的待遇和监督，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要成功，所花费的代价就是一场变革，或者是经济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否则，这些效率无处释放，就只能是秦朝强盛而亡的结局。
“陛下，重归江南后，时事更迭，有人便欲重提旧事，恢复旧制。”见小皇帝已然明白其中的根源，徐宗仁轻叹口气道。
“徐尚书，你是三朝老臣，通晓先朝之事，以为用当年王相之制不好吗？”赵昺探探身子问道。
“陛下，臣以为王相之制虽不能彻底清除顽疴，却也能清除官场弊端，澄清吏治。”徐宗仁面目严肃地言道。
“胥吏之弊在于吏强官弱，官无所为！”赵昺言道。他对于本朝吏治【创建和谐家园】成什么样子没有见过，但是耳闻极多，从几位先生的授业至朝臣的表述中可谓不绝于耳，却少有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实他以为胥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虽在官府当差，却仍是“庶人”，处处要受到官的监督与制约，且俸禄微薄甚至无禄；而作为庶人，他们原本家境并不甚富裕，难免会受到地方豪强的欺压。因此，胥吏特别是地方官府内的奸猾之吏，往往是上献媚于官员以求得庇护、下勾结地方势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官僚士大夫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对胥吏的不法行为大加指责，片面夸大胥吏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上看他们更是“以奴隶使之，以盗贼待之”，身份之贱与娼妓、奴仆为伍，偏偏他们又掌握着社会管理的实权，到了节骨眼上，反倒能一言决人生死。
赵昺以为这是不公允的。吏强官弱是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就政治因素而言，宋朝建立于五代战乱之后，宋代统治者为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把权力集于一身，使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牵制，上下级之间相互制约，事事都放心不下，社会各方面诸多问题都要取旨于皇朝，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措施的复杂多变。
宋代的吏人数量的增加、队伍的庞大是其势力增加的直接原因。吏额繁冗不仅造成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官僚政治的膨胀，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显得更为活跃。且也使之易于营党植私，形成集团势力维护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因为从根本上说，多变复杂的官僚政治运行机制造成了吏胥队伍的庞大。
“陛下一语中的，官惧吏由来已久。他们对属下胥吏是瞧之不起，却又颇为依赖，言之又怕又恨亦不为过。”徐宗仁对于小皇帝的总结十分赞成，笑着言道，“有的官为能掌控胥吏自己不受欺侮，他们寄予严刑厉法之上，但往往难以解决，甚至反遭报复。”
“还有以下犯上的事情？这却有些意思了。”赵昺笑笑道，挪挪【创建和谐家园】摆出副十分有兴趣的样子。
“确有此事，当然他们还不敢杀害上官，可暗中做些手脚还是不少的。有的胥吏同时告辞，以致衙门空无一人站班，一县公务无人打理；或有的胥吏向上级官府告状，故意制造事端，以此迫使官员辞官离任；更有甚者，暗中搜集官员的劣迹，伺机报复，以致被罢官下狱的官员不在少数！”
“呵呵，一个初出茅庐的儒士，即无从政经验，又无处理政务的本事，又如何斗得过那些在官场上练的早已油滑无比的老吏们，即便将他们卖了怕还帮着数钱呢！”赵昺可以想象的出来那些被猾吏们挟制的官员，愤怒又无奈的样子，忍不住笑着道。
“唉，朝廷将政事委于官，官又付于吏，由吏来付诸实施。因而治状的好坏要取决于胥吏的努力，而政绩优劣又与官员的仕途、前程密不可分，从而导致官员大多不敢制吏，甚至于故纵胥吏行不法之事，或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以致民怨沸腾。而究其缘由，还是因为官不懂政务，过于对胥吏的依赖。”徐宗仁无奈地道，可能也是想起自己也曾深受胥吏们的戏弄和欺辱。
“朕也曾于书中看到有官员感叹：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前尚不甚了了，今听卿家一席话才知有过之而不及！”赵昺苦笑着道。当然他所言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的封建，而是分封诸侯、世袭传承的封建。言下之意是，官已经是流官，吏却变成了世代传承的“世职”，这是“天下之大害”。
“极是，极是啊！”徐宗仁叫绝道，“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久之，百官之权必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而已。臣以为当臣此旧制已废，新制未兴之际，陛下当革除弊端，重整吏治！”
第８４７章 俢敕
送走了徐宗仁，赵昺陷入了沉思。此前他一直以为在自己多次的整顿后，官吏队伍已经趋于稳定，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正所谓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今日一席长谈，他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形势的变化已经让人心浮动，不仅是个人想从胜利中得到好处，且开始从各自的阶级利益角度考虑，欲在其中分得最大一块蛋糕。
赵昺却清楚虽然己方暂时取得了胜利，但革命远未成功，且仍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蒙元绝不会坐视其身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新生政权，不管和议能否达成，两国之间的战争也依然会持续。而一个稳定的政权是保证胜利的基础，那作为国家管理者的官吏队伍就首先要保证稳定和高效、务实。
官与吏在职能上的区别就在于官主政令、吏主事务。也就是说，官员主要是负责管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行政事务，侧重于宏观管理与控制，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从而呈现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等职能。而吏胥作为政令执行者和直接的管理者。
赵昺明白胥吏在历朝历代的政权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也清楚他们留给世人的狡诈、贪婪形象。不过他以为从事实来看，胥吏的积极作用应大于这个群体的消极影响。宋代胥吏在各级官府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大，不仅超过了隋唐，亦为明清胥吏所不及。他们虽然卑贱如奴仆，却往往能够代官理政，越权行事，逐步成为官府中的实权派。以致士大夫惊呼：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甚至将官府曹司形容为公人世界。
如果要解决官吏相侵的问题，赵昺知道并非一纸诏令可以解决的。而是要从宏观角度去看，却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当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即是官僚士大夫在处理政务过程中对胥吏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官员越倚重于胥吏，则胥吏在国家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加突出。
之所以会出现官员依重于胥吏，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到国家对官与吏管理模式的不同，亦关乎官僚士大夫对政事的态度，也就是说，士大夫专心学术而无心细务；胥吏则专于俗事而详知法典。胥吏长期在官府内从事诸如抄写、誊录之类的具体事务，年深日久，对本部门内的各项法令自然详熟。而官在不然，他们读的是圣贤书，对于实务可谓是一窍不通，不得不依靠胥吏来代为行事。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代官制与吏制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体系，官有流品吏有资级，如果想由吏入官，按照吏胥升迁制度的规定则十分困难。仁宗时改为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导致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关升，由关升而改官知县，由改官知县而为四辖六院，由四辖六院而为察官，由察官而为卿监侍从执政，资课者。
这种转迁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择贤而任的作用，使得贤愚不分，升官要靠论资排辈，而官职的变动往往是与待遇相勾连的。吏员由于升职困难，提高待遇无望，而按规定吏员的薪俸很低，甚至地方上有的吏员纯属义务劳动。没有工资，拿什么养家，胥吏们自然工作消极，不得不靠敲诈勒索、【创建和谐家园】公帑过活。
如此看来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也许有人不明白，一国政府为什么要逼人作恶？其实说到底赵昺觉得根子还在皇帝身上。要知道皇帝最怕的是有人抢了他的权力，可天下太大，一个人怎么也玩不过来，只能把权力转移到法规、制度之上，并且一环套一环地互相牵制。
结果就是天子的权力没有交给大臣们，也就是“官”，而是交给了执行法规、制度的胥吏身上。胥吏就是帝国的“治民事”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者或者说人格化表现，他们的得势，在于皇帝对于地方治权的全面收夺，“治民心”的官们也是皇帝防备的对象。千百年来也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直至现代仍然没有能够完成。
赵昺自知也没那么个本事，可无论如何胥吏阶层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他以为还得从制度上来想办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又能保证各方利益的规章。
在历代的律法构建中，赵昺觉得唐朝最值得学习。虽然自唐太宗以来时有政变不时发生，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气象，直至迎来开元盛世。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确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在唐代也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德行。而所谓官德，并不是简单的品德培养，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
从唐太宗开始，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并认为德行影响吏治、吏治关系王朝兴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从唐代的实例来看，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后，白居易还说：“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这种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
《唐律》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标准如何、违反规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处分都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有规章自然就要有监督，唐朝建立起了垂直有效的监察制度，御史台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且朝廷对御史选任非常重视，其有权直接弹劾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长官在内各级官员，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无须向地方长官通报。
此外唐代制定了严格的审计制度——勾检。勾检制度涵盖全国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每旬、每月、每季、每年都有勾检。这对于提【创建和谐家园】员工作效率和管理公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随时纠正错漏。严格来看，勾检制度是监察制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着较为独特的工作形式，是治理懒政官员十分的有效方法……
一想到法律，赵昺就不止是脑袋疼了，而是脑瓜仁都疼。因为至今大宋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典，且极为混乱。加上蒙元入侵各种典籍丧失殆尽，毕竟战乱之时逃命是第一位的，没有谁还想着带着那些沉重又‘无用’的书籍。这就导致行朝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大家都是根据惯例，或是散乱的条文来行事，毕竟没有谁能将诸多的条文都记住。
在生死存亡之际，也没有人去顾虑这么多。行朝也就成了上头怎么说，下头便怎么做。而一旦起了争执，也无据可查，你说典律中有此规定，我说没有，可又查无实据，都成无头官司。到琼州后，赵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曾想重新编撰，可此事做起来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的，而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只能由各部根据形势变化出台些临时管理办法。
所以如今比较完整的律法，只有赵昺主持修订的军法，对军中各项事务做了完整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但按照传统这也不能算作律法，也只是暂行规定。其它方面的律法则仍处于自行其事的状态，可以说十分混乱。不过大宋朝的律法向来如此，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只是他自己麻烦些，打起官司来都得找他来裁决。
严格的来说，大宋朝根本就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史上，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法典，有的只是一部“抄袭”《唐律》的《宋刑统》。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间有了一个混乱的五代十国，所以宋朝继承的法律名称没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统”名称，结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统》。而采用唐律，主要是为了其象征意义，而不是为了其内容。
因此《宋刑统》成为基本法典，而一般性法律，则通常都以“编敕”的形式出现。编赦。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编敕就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可以说这是本朝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原来按敕、令、格、式法律形式及发布时间汇编的方法，缺少条理，难于检索使用，所以淳熙年间改为根据法律的内容、性质、功用，分门别类，依事编排，并将这种体例冠名为“条法事类“。在敕、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并行和编敕的基础上，将敕令格式以“事“分类统一分门编纂。赦，是皇帝诏令一种，地位还重于令；格，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式，各种章程细则。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编例，也是重要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活动。其中是由中央司法机关或皇帝审断的案例，被相继沿用，成为惯例。编例是将原本临时性的断例进行汇编，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例由于形象、具体，使用时的方便、灵活，实践中经常出现“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行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的现象，甚至跃居于法令之上，造成宋代法制进一步混乱。
所以说大宋朝除了一本抄的《宋刑统》根本没有企图法典，而一般法律都是编敕的形式出现的。赵昺作为现代人不难想象出其中的混乱，大宋朝到自己已经是第十八位了，其间有多少事情发生，而敕更是不知道下了多少道，其中往往又是因时、因事的不同而颁布的。将这些全部作为法律实施，其中不免又重复或是矛盾，更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依然参照执行，恐怕自己都打起来了，不乱才怪。
本来赵昺准备在进入临安后，商议国是时将俢敕作为一件大事来做，以统一国家的法令，却被‘休养’了，事情自然也就放下了。今天想到官吏的问题，他觉得应该尽快实施，一者可以用制度的形式重新划定两者间的关系；二者官员也不必因为不知法令而无法视事，从而减少对胥吏的依赖；三者通过律法约束官吏和百姓的行为，减少社会矛盾。
不过赵昺也明白制定、修改法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现代从提出议案到实施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何况在古代。而让他烦恼的是修订法律自己还说了不算，虽然叫做‘敕’，所有的敕条并均以皇帝名义颁行天下，而修敕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通晓法学的士大夫手里。
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朝廷有专门负责修订、汇编法律的机关，叫做“详定编敕所”。编敕所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及若干文吏组成，在编敕过程中，每个立法官都可以对草案提出意见，但提举与详定官拥有对法律草案定稿的权力。
其次，修敕局启动立法程序后，朝廷会利用遍布各州县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议。所有人都可以到衙门投书提出合理化建议，州县政府收集后用“急脚递”送达京师进奏院，再由进奏院交给“详定重修敕令所”。凡建议得到采用者，“即保明申朝廷，乞与推恩”。最后，法典经皇帝批准，颁布生效之后，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还可以向朝廷奏陈立法得失，并建议修订……
第８４８章 ‘解放’
宋朝这一制度化的“立法民主”机制，以赵昺所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其他王朝中找不到类似的制度。表明立法须走“众人议论”之程序，此乃宋代一直实行的惯例，而这里的“众人”，不仅包括朝中百官，也包括一般平民。朝廷批准了详定编敕所提出的一项动议：官吏民庶等，如见得见行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并许陈述。所以如果一项立法受到的非议很多，仍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
因此尽管这大宋朝尽管还没有出现一个诸如议会那样的民选立法机构，也没有立法议员。不过宋人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宋人认为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自来”二字，表明立法须走众人议论之程序，此乃宋代一直实行的惯例。如此一来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闭门造车，而是要经过“众人”的充分辩论，择其善者而从之。
另一方面，赵昺以为虽不能说宋代已经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行政与司法的分立也并不是特别明确。不过，若说宋朝已经出现了法治的意识则是没有问题的。宋人明明白白地提出，当法律制订出来后，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需要遵守，君权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且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州县独立进行审判，不得请示、征求上级法司的看法；提刑司如果发出批示干预州县的司法审判，州县【创建和谐家园】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办事；干涉下级独立审判的上级法司，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案件，不受宰相与君主的干预。
所以赵昺觉得现代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随，赏戮由心”，又以为古人没有“司法独立”的精神都是深深的误会。这也是在鄂州即便他想亲审秦林锋都不可能，而必须由司法部门处理。不过他可以进行监督，其他人可以弹劾，就是不能参与审判。
而程序上的繁杂，必定会导致时间的冗长，即便现在着手去做，也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赵昺想到几件大事已经到了非要解决的时候了，但是太后却迟迟不肯‘交权’，回京的日子似乎也摇摇无期。他有些坐不住了，当下也只能以监国的身份向太后上书，请安、问候之后，又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最后才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从眼前面临的困难，谈到眼下正在进行的和议，及即将举行的科举考试，然后才转到‘俢敕’之事。
在此赵昺颇废了些笔墨，言及当下‘祖制已成垂暮，旧法难以为继’，必须通过重新俢敕统一法令，确定国家制度，通过律法维护赵氏的统治地位，以使大宋长治久安，国脉万万年。同时附带着提出自己最近身体大好，如今已到初秋，想前往太湖游猎，活动下身子。
将书信寄出后，赵昺忽然又想起什么，又给中书省下了一道诏书，诏令此次科举向所有胥吏开放，允许他们参加科举。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到朝官们重提官吏之分，可能是自己将林之武、林若水等人分遣各处为官引发的。要知道尽管他们三人是自己身边亲信，但在士人眼中他们仍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胥吏。
当下三人却直接授官，朝官们是担心一旦形成制度，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而赵昺这么腹黑的人琢磨透了其中的关节，岂能善罢甘休，别说三人自开府便追随自己，便是随便一个身边人提拔一下也由不得他们干涉。所以你们不是怕那些胥吏抢饭碗，担心与你们平起平坐吗？朕干脆就完全放开，看你们能怎样，难道还能翻了天。
没过几天太后颁下懿旨，诏令监国赵昺提举编撰俢敕、刘黻同提举、邓文原为详定官、应节严为删定官组织俢敕；同时命礼部通告各州县，允许所属胥吏参加科举考试。这个结果不出赵昺的意料，那么大事太后都替自己挡了，怎么会为这么点儿‘小’事驳了自己。
与此同时颁下的还有一道旨意，诏令权礼部右侍郎谢翱会同鸿胪寺官员过江前往江北迎奉罪后谢氏灵柩，并命监国赵昺前往平江迎候。这道旨意就有些意思了，派出的迎灵使团级别不高，而让他只在平江迎候，表明朝廷对太皇太后的叛国罪依然没有赦免，变相的告知国人朝廷对叛国者的追究仍没有停止。另一方面则宣布对谢翱的审查已经结束，重新回归朝廷，仍然受到重用。
再有赵昺知道太后让自己主持俢敕，其实就是个挂名的，那是看自己闲的难受给他找点儿事情罢了。而那些琐事也根本不必他亲力亲为，自有下边的人协助打理。迎候太皇太后的灵柩就是变相的接触‘软禁’，放他出去野罢了，只要不出江东地面就算啦！
赵昺得了懿旨真是如同出了笼的鸟一般，再也在这孤山上待不住了。一边让王德收拾东西，并告知太后行程。一边让郑永备船准备前往苏州。次日凌晨便乘船前往钱塘江转乘御舟沿运河北上，由侍卫营和亲卫一团随行护驾。
赵昺水上出行的标配向来是以御舟为核心，六艘龙船警戒护卫，再加上两艘辎重船随行保证物资供给。即使不摆仪仗，不升龙旗，明眼人都知道是小皇帝御驾出行。所以为了避免麻烦，船队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已经进入运河，经过一日的航行在傍晚到达秀州的嘉兴。秀州是御前护军一旅的驻地，田忠得到消息后早已做好接驾准备。
在嘉兴盘恒了两日后，圣驾一行继续北上到了平江。在原禁军扩编后，第一军三个师分驻建康、丹徒和江阴，军部及直属队与江东东路制置司司同在平江设衙，赵孟锦早已得知小皇帝前来平江迎候太皇太后的消息，只是没有想到会来的这么快，慌忙让出了自己的府衙将圣驾接入。
“得知陛下遇险，属下是焦急万分，当下便想率军前往临安，将那帮奸佞统统剁了！”见礼已毕，寒暄几句后赵孟锦便说道。
“对付那几个蟊贼还需动用赵将军的大军，真当我们是吃干饭的了！”没等小皇帝说话，陈墩接过话道。
“你个毛小子还有脸说，非你失职陛下怎会遇险。倘若当时洒家在旁，定先揍你一顿！”赵孟锦冲陈墩晃了晃拳头道。
“你……”陈墩指指其，也知自己有亏，涨红了脸却说不出话来。
“怎么着，还不服气，是不是还想挨揍啊！”赵孟锦挽挽袖子笑着道。
“我也不与你计较！”陈墩少时顽皮，少不了被府中众将教训，再说这些人也对他十分看顾，当然不敢也不能与他们动手，哼了一声扭过脸去道。
“好了，当时刺客将暗器藏于指缝之间，又事出突然，也不都是他之过，好在是有惊无险！”赵昺见二人斗嘴，却觉得异常亲切，仿佛又回到了当日帅府之时，笑着打断道。
“陛下替你求情，暂且放过你，再有闪失看洒家怎么收拾你！”赵孟锦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警告其道。
“真是越老越啰嗦，我去厨房看看，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对于小皇帝遇刺之事，陈墩其实也一直不能释怀，当然也最怕别人提及此事，可又拉不下脸来，嘟囔了一声出去了。
“这小子还恼了！”一军都统制陈凤林指指陈墩的背影笑着道。
“陈墩好强，出了这件事后一直觉得抬不起头儿，你们又提起来，他自然脸热了！”赵昺轻声对二人道。
“陛下可已经大好了？属下等听闻陛下患病，都是心急如焚，几次请旨都被太后驳回了，又无法前往探望！”赵孟锦又问道。
“朕早已好了，只是太后担心，非得让朕修养些时日，倒是让大家忧心了。”赵昺笑笑道。
“陛下大好，属下就安心了，现在传言很多，称太后听信谣言，将陛下软禁了，属下……”陈凤林长舒口气言道。
“陈都统不要浑说，那些传言也能信吗！”未等其说完，赵孟锦出言训斥道。
“置帅，传言流传甚广，军中诸将无不忧心重重，担心陛下安危，末将也是担心陛下安危，并无对太后不敬之意啊！”陈凤林连忙解释道。
“陛下勿怪，他就是个粗人，绝无它意！”赵孟锦暗自叹口气，向陛下施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