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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令龙船沿江缓行，鄂州城沿江修筑，面江的方向正是城池的西部，在平湖门外，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堤上遍栽杨柳。由于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势高爽，随着堤防的增高、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可以说长堤与长街相伴，或者长堤即是长街，这种情形，在沿江城市也并不罕见。
城外江面宽阔，而鄂州城自古便是军事重镇，屯驻着重兵，所需粮草辎重皆需从长江水运输入，所以修有港口，既供商船来往停泊，也供战船出江演练，并建有迎来送往的馆舍和税亭。而赵昺发现此时的汉江下游呈现散流状，主流大概是后世的汉阳龟山以南入长江，而夏口也不是今日武汉市的汉口，却应在汉阳一带。
“王猛，朕听说武昌鱼甚是美味，你遣船看江上的渔家可有收获，去买些来尝尝鲜，切不要惊吓到他们！”勘察完城西地形后，已经时至正午，赵昺下令泊船于江左水缓之处，忽然想起这里当是盛产武昌鱼之地，便让其去买。
“是，陛下！”王猛答应一声道，令一艘龙船脱离编队去买鱼。
“呵呵，陛下对下属深厚，皆能视之为友，难怪军中上下皆称陛下易于相处！”三人落座有人送上茶来，谢枋得笑笑道。
“呵呵，朕自幼便在军中厮混，身边的侍卫有的已经追随多年，他们尽心尽责，不惜以性命相护，朕与他们早已形如兄弟一般，私下也便随便了些！”赵昺有些不好意思地讪笑着道。
在这个时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其实直呼其名是一种十分不不礼貌的行为，而作为现代人的赵昺初来乍到时很是出了几回丑，好在那时年幼便遮掩过去了。不过渐渐的也明白了，在人际交往中，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
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冒犯。平辈之间，称其字一般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或对比较尊敬的人以及私交一般的人的称呼，一般很正式。而对于自己的挚交好友是可以直呼其名的。你想想，你跟你最好的朋友是不是也很随便，直呼绰号不用避讳？
赵昺和手下的卫士之间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是私下里直呼其名也并无多大关系，可今天却当着臣子的面直呼其名就显得多有不妥。好在并无其他人在，他的解释也算是合情合理，不过还是颇为尴尬，让人觉得自己不懂礼数，显得轻浮。
“陛下，鄂州东城易守难攻，这城西和城南如何呢？”文天祥却也没想那么多，指着几上的地图言道。
“朕以为城南不易于用兵。”赵昺的手指在城南划了一下道。
“陛下，臣以为城南长堤延袤达数里之长，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而敌军多屯于城东偏北之地。城南防守相对薄弱，现又有水军相助，正可在此破城。”文天祥却反对道。
“朕刚刚看过，鄂州城南长堤内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与主城几已合一。而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极易发火灾。南北向跨度虽大，可民居密布难以展开兵力，水军以火炮支援射程不够，而火箭弹失准则会落入民宅则会引发大火，百姓难免会有大量伤亡，不利于我们日后稳定人心。”赵昺言道。
“陛下所言不虚。”谢枋得接过话言道，“据地方史载，淳熙四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风通夕，燔民舍千余家；嘉泰四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而在另一场大火中，南市焚万室，客舟皆烬，溺死千计！”
“光宗绍熙三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楼帘无存者。由于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于诸司，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治具焚瘗。先揭榜衢路，许血肉自陈，为启圹甃甓，举而藏之，具书姓字于外。如无主名者，则为归依佛宝，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计。可见损失伤亡之惨重！”
“当年鄂州号称十万人家，四成在南城草市，可见不虚。”文天祥点点头道，默认了陛下所说。
“那我军只有从东破城了！”谢翱言道。
“四城相较，东城外便于排兵布阵，但城壕宽十数丈，城边却只有不足三丈之地，即便渡过城壕，也难以立足，且攻击之时火炮难以实施有效的支援。且敌军队大部屯于城东，便于增援，强攻之下难免伤亡惨重。却也非是最佳地点。”赵昺言道。
“北城有湖环绕，难道陛下要效仿泉州之战以水军直接登城？”文天祥想了想道。
“鄂州不比泉州，此处屯兵近五万，泉州只有兵万余，依靠吊厢输送兵力上城速度太慢，在重兵拦截之下难以夺取立脚点，且湖边水浅，又无潮水助涨，恐怕战船难以靠近城边。”赵昺想了想道。
“陛下不会是想从城西破城吧？”说了半天，四面城墙被小皇帝否决了三面，文天祥琢磨下问道。
“文相也以为从城西破城可行？”赵昺听了一脸兴奋地道。
“啊？是吧！”文天祥听了愣了下，心想就剩下城西，不是也是了，也只能含糊的回应道。
“文相，朕是如此想的。西城之内是官署和各司衙门的驻地，从此处攻城可避免伤及百姓；另外城西城外的堤街不足一里，正在城上敌军弓箭的射程之外，城内却在火箭弹的覆盖范围之下，可以有效杀伤敌军；此外长堤以我们的中型战船平齐，可以趁敌躲避之际靠港登陆直取城门。”赵昺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陛下，臣并不精于军事，但臣觉得可行。阳逻堡一战，敌万余水军尚未出战皆被火箭弹尽歼，只怕他们早已被吓破了胆，一旦实施火炮覆盖，只怕爆炸声一起便四处奔逃了。”文天祥点点头道。
“呵呵，陛下是不是早在炮击阳逻堡之时就已经想到了此节，以此震慑敌军，欲不战而胜啊！”谢枋得笑笑道。
“呵呵，当初却有此意，但是当前尚不成熟，还需斟酌。”赵昺干笑两声，搔搔头皮道。
“陛下请言！”文天祥说道。
“一者现在尚不清楚西城仓廪位置。如今我们在这里用兵数万，物资皆需从各处转运，不仅劳民伤财，且今年秋税尚未完全入仓，钱粮吃紧。而鄂州历来是长江中游物资周转之地，敌总领所也设于此，此间必存有大量钱粮，虽不足用，却也可以解燃眉之急；二者居于城西堤街的百姓虽少于城南，但是人口稠密，如何在攻城时避免损伤，还未有良策。”赵昺言道。
“陛下，鄂州官仓臣却知晓。”谢枋得指指地图言道，“鄂州周转钱粮皆赖水运，因而官仓皆在城西子城，位于州衙周边，太仓在南、正仓在西北山下，军仓在南！”
“好，那我们在炮击时极力避免落弹在这个范围内。”赵昺用炭笔在城图上子城偏西北中部画了个圈道。
“陛下，我们可以采用射书的方式告知城内外的百姓，攻城在即，若想活命便迅速撤离。否则刀枪无眼，水火无情，死伤自负！”谢翱言道。
“嗯，不错。但是我们也要告知百姓我们将在城南架设浮桥，撤围放百姓离开，但只限两日！”赵昺点点头又伸出两根手指补充道。
“陛下，如此一来恐怕敌军会趁机逃出城去，或是借机偷袭！”文天祥道。
“那些当官的跑了岂不正好，群龙无首怎士气低落，兵无战心，反而有利于我们攻城，且他们要逃还能飞过大江去吗！他们想作乱也不容易，我们开辟的通路可加强警戒，引导他们撤入指定区域，同时设岗盘查，有携带兵器者尽数拿下，反抗者当场格杀！”赵昺言道。
“臣以为还可在陈东进行佯攻，以吸引敌注意力，助城西一战而下！”文天祥言道。
“嗯，一正一奇，相互呼应，使敌难以摸清虚实！”赵昺赞同的点头道。
“陛下，鱼已经买到，如何吃法！”这时王猛进舱询问道。
“买了多少？”赵昺却先问道。
“陛下，江上的几只船上的尽数买了，足有六七百斤，那个几个渔家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只叫我们稍时还去买下！”王猛笑着回禀道。
“都是武昌鱼吗？”赵昺又问道。
“陛下，若是海中之物，属下尚能识得，可江中的却分不清楚，渔家却说皆是武昌鱼！”王猛苦着脸道。
“呵呵，朕也不识，权当武昌鱼吃吧！”赵昺笑笑道，“朕听闻这武昌鱼清蒸最鲜，给我们蒸上两条，余下的是炖、是蒸，还是熬汤，全由你们自便。记住鱼只要两斤左右的，要将腮鳞和内脏去净，打上花刀，涂上一层猪油，加上少许精盐、绍酒、姜片、葱丝、香菇即可，连盘放入蒸笼，在旺火上蒸一刻钟即可！”
“是，陛下！”王猛施礼出舱吩咐火军前去烹制。
“唉，这渔家最好是说了实话，否则咱们吃了也不知武昌鱼是何滋味！”谢枋得轻叹口气笑道。
“诶，陛下金口玉言，权当武昌鱼吃了，以后这鱼便是此名了，谁敢说咱们未曾尝过滋味啊！”谢翱却言道。
“此话不能作数，朕可不能做那指鹿为马之事啊！”赵昺连忙摆手道，三个人听了哈哈大笑。
说起来前世赵昺也曾吃过‘武昌鱼’，但在那时候家伙总比真货多，像他这种只闻其名未曾相逢的憨货只有被宰的份儿，真假全凭商家一张嘴。且其还会教你一通识别的方式，他还记得些说武昌鱼属于鳊鱼一族，其形体侧扁，头小背隆，侧看略呈斜方形，腹棱仅存于腹鳍基部到水门之间。
而武昌鱼同宗兄弟长春鳊的腹棱长，三角鲂体表没有武昌鱼特有的黑色条纹和正方形尾栖。若商家指鹿为马，这外行连腹棱是哪都分不清，又如何听得出真假，也只能权当真的吃了。即便以后知晓了，碍于面子自己都不肯承认，也权当给自己个心理安慰了。
“陛下稍缓，臣想到了一个验证真假的法子！”稍时鱼已经蒸好，有侍卫送上并布上碗筷，还端上了一壶酒。闻着鱼香扑鼻，赵昺便想动筷子，谢翱突然说道。
“哦，你有方法？”赵昺惊讶地道，咽了口口水抬手让其验证。
“取碗清水来！”谢翱让边上的侍卫端上碗清水，只见他用箸子夹出一鱼刺，扔进一钵清水中，只见水中“咕哝”一声冒出几个个油花，再拈一条也是如此。
“这是真是假啊？”赵昺看不出所以然，催问道。
“是真！”谢翱看看众人期待的目光笑笑道。
“这其中有何奥妙啊？”赵昺皱皱眉，又伸着脖子看看沉在碗底的两根鱼刺，依然难以相信仅凭一根扔到水里的鱼刺便能分辨出真假，这没有道理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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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２６章 明心见性
几个人都眼巴巴的看着谢翱，想听其下文，可他却卖起了关子，喝口酒，又吃了口鱼，这才言道：“当年半山先生约东坡先生一起填词赋诗，便托东坡先生代买几条武昌鱼以酒助兴，其欣然答应，上鱼摊拣大的鳊鱼买了几条。道。
“陛下自幼领兵征战沙场，自然倾爱金戈铁马，却没有体会其中意境！”谢翱醉眼朦胧的摇摇手道。
“呵呵，皋羽先生所说不虚，朕作的辞赋至今被几位师傅视为弃履，从不敢拿出示人！”赵昺笑着承认了自己的弱点，拿起温好的酒给其他三人一一斟上道，“朕仍然有些不明白，据朕所知东坡先生与半山先生势如水火，又怎么会在一起吟诗赋辞呢？”
赵昺这孩子当了皇帝后对正史兴趣寥寥，已然不敢相信，起码不敢全信了。因而对野史、笔记兴趣多多，他觉得其中虽有夸大，或是加入了自己的臆想，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可信的。为此他收集了不少这类东西，一是从中查找些线索，二是解闷，就当猎奇故事消遣了。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名动一时的大人物，因此很多闲人的笔记记述了两人逸闻轶事。两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所谓文人相轻，苏王犹烈。忆昔苏东坡刚参加制举时，锋芒毕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左，便斥责苏东坡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
二人的初次交锋，可谓带有火药味儿，王安石的做法明显是断苏轼入仕之途。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隐约讥刺，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创建和谐家园】“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从政见上的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这是二个大文士的习惯，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不过到了徽宗年，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将苏轼定为大反派，下令将凡是苏轼的书画、文章等相关物品全部销毁，私藏者论罪。导致赵昺在这里也断了片，搞不清两人的恩怨如何结局，今天听了两人还曾在一起喝酒吃鱼作诗，前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想着眼前几位都算是学有所成的大儒，也许会知晓些两人前时之事。
“陛下，苏、王二人确实曾经交恶，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是毕竟以其文斗为主，时至晚年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经过反思之后皆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时争斗的主因，在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文天祥听了回答道。
“文相所言不错。在政见方面，王介甫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其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终使得苏轼被释放，免于一死”。谢枋得言道，“而东坡先生对介甫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他们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在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此二人从相互仇视到惺惺相惜可为佳话矣，这也才是所谓的君子之争！”几个人又说起了两人之间的轶事，表明他们已经和解，赵昺听了颇为感慨地道。
“是啊，能在新、旧两党之争中，不畏个人荣辱、仕途而仗义执言着也仅此二人，正所谓庆历之后朝争无君子。”文天祥将酒一饮而尽道。
“文相少饮一些，勿要再说前朝之事！”谢翱听了吃了一惊，这打击面太大了，尤其是皇帝还在跟前，说出这种话来大为不妥，急忙按下他的酒杯轻声道。
“为何不让吾言？吾说的不对吗？”文天祥拨开谢翱的手道。
“陛下，文相醉了，还请勿怪！”谢翱赶紧向皇帝施礼道。
“朕以为文相所言不错，正是这些君子毁了大宋，造成今日之局面！”赵昺将酒杯一顿道。
“陛下……”小皇帝的话如此激进，让众人都觉的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思议，文天祥的酒好像都醒了，惊讶道。
“陛下，当年除了苏、王二人外，参与其中的司马光、范仲淹以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是名家，人人皆可称为君子，陛下一言概之恐为不妥！”谢枋得正色道。
“君直先生，今日席上之言权作私下之言，即不涉及朝政，也非意气之争，只做观点之辩，下了此船朕便皆不认帐，诸君所言朕也从未听说过，这也算君子之约吧！”赵昺想想言道，然后将杯中酒喝尽，杯子掷于江中，以示自己所言非虚。
“好，就依陛下之意！”其他三人听了相互看看齐声道，也学着陛下的样子将酒喝尽，杯子掷于江中。
“朕以为我朝朝堂之乱应是起于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之争，始有新党和旧党之分；进而欧阳修作《朋党论》，亦有了朋党之说，区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导致朝中两党分庭抗礼；而后的熙宁变法，新旧两党争斗达到**，朝政不断，至此朝野再无宁日。其中又有谁可称为君子之党呢？”赵昺反问道。
“陛下所言不虚，彼时吕夷简为相，其久居中书二十年，其当朝日久，权势太重，官员任用多出其门。范仲淹权开封府，见此绘百官图上乘皇帝并建议限制宰相用人之权，其心也是为国；而后吕夷简对皇帝称其迂腐，不可大用。范仲淹便连上四书讽刺和批评时政，还拿出当年“废后”一事，直接攻击宰相坏家法乱朝政。吕夷简便以越权言事将其贬嫡。两人之争看似为国事，实则更似意气之争！”谢枋得略一思索道，想想其二人之争确实算不上君子之争，更像斗气争权。
“君直所言中肯，并无偏倚。但朕以为此次新旧两党之争，大家尚能尊儒崇礼，比较含蓄，因而相争的手段较为平和。至多也就是贬官流放，或刻石立碑扫了对方的颜面。”赵昺笑笑道。
“那陛下以为欧阳修《朋党论》又有何不妥？”小皇帝所言让谢翱也说不出什么，他反问其道。
“此论可以说是将朝争从暗斗，转化为明争，且其对君子之分大有问题。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赵昺说道，“其此所言不错，但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奏请据此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不但使两党之间敌意更深，也使不少置身党争之外的人感到不安，其害不浅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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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７７章 缘由
在前世人们谈论起穿越，往往喜欢选择宋朝，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期；若是能过还有选择的话又会选择仁宗朝，以为这个时代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即无外患，也无内乱。 ，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由于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中，这些思想活跃的新晋士人阶层却对“党”有了新的理解，便试图打破这层禁锢，却不知道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将党争这只魔鬼给放了出来。他们提出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最著名的当数欧阳修，他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
而赵昺发现不仅仅是欧阳修一人有这种想法，如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秦观等名士也有类似的言论，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可见君子亦党的观念在已经在士人阶层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所以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最后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立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遂使这些论争重新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又使得统治集团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亦使的过去以礼义廉耻、忠孝气节的圣人之言来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道德准则随之崩溃……
“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朝堂风气亦愈益恶化，并终蜕化为两党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使的那些奸佞之徒趁机专权乱政，导致吏治**、【创建和谐家园】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文天祥听了小皇帝所言深以为是地道。
“熙宁变法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两党曾交替执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令朝令夕改，使得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根本无所适从，让朝廷权威大受损伤，以至于当金兵大举入侵之时，朝廷诏令居然失去号召力，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终遭靖康之耻。陛下将我朝百年不振归咎于朋党之争不无道理。”谢枋得也点点头不得不承认陛下所言正确。
“是啊，熙宁变法遭到旧党反对，王介甫将旧党尽数赶出朝去，但是依然遭到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遂被罢相。后虽短暂复相，可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而随着神宗皇帝西行，高太后垂帘，司马光等人随即复相，其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随即新法一概废除，变法派朝臣一概罢免。而随着奸相蔡京入朝，朝堂之上再无君子！”谢翱叹口气言道。
“两党之争，让朝廷陷入极端混乱，奸佞当朝，误国误民，君子退出朝堂，实在是可叹可悲。而苏、王二人能在晚年握手言和，把酒赋诗，虽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但明心见性，足可见二人君子之风，可他们的悲壮也令人叹息！”赵昺也颇觉惋惜地道。
“陛下以为朋党之祸何以不绝，绵延百年仍在？”文天祥问道。
“朕也曾苦思，党争不除朝中永无宁日，虽然当前行朝经过大浪淘沙，余者多少忠贞义士，但党争之阴霾依然不散。我们仍需警惕，朕以为其中缘由不外有三。”赵昺想想言道。
“圣人早有言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想各位也熟知，但之所以至今为之不绝，无外乎权利二字。当年太祖立国之初其幕僚皆为北人，他们便以主人自居，联合起来排挤南人，以致立国之初五十年南人无一人官至宰相。他们狭隘的地域观念从而左右了官员的政治倾向，，成为朋党之争潜在的动因。”
“再有我朝朋党之兴，虽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己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而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反而对朝野风气造成极为恶劣影响，严重干扰政务的正常运行和革新的顺利推进，进而演化成党派倾轧和恶斗。”
“另外官场恶斗使得一些士大夫心灰意冷，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往日的锐气。那些还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趋，失去进取心和正义感，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做官只是为了趋利。在这种意识驱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无人潜心深究，造成了我朝文风极盛而士风日坏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