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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第 197 页  护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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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再现乃是缘于一场大雨,冲垮了半边山,因为发出异光才被人发现。据传夜明珠在此时现身乃是祥瑞之相,得者不但能长生不死,还将成为天下共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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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3章 动荡始现

      这颗充满传奇色彩的夜明珠一现身,很快就在江湖上传开,并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有人以重金求得,但是转眼人头落地;而得手者往往还未捂热乎就又以易手,化作一缕冤魂;更有江湖巨盗卷入其中,发生多次火拼。反正不知道辗转了多少人之手,又有多少人为此丧命。

      最后有一江南大商以三百万贯巨款购得,其不知是怕招祸,还是为人所迫,便将夜明珠献给了太子真金。而真金为人比较谨慎,召集僚属考证了,经过多番论证后,他们以为无论从做工,还是附带的饰物及其有关的记载可以认定是始皇陵中的故物。

      得到确认后,真金不敢自留即刻送入宫中,忽必烈见后爱不释手,听闻有关传说后更是视若珍宝,将夜明珠悬于寝帐当中,日日沐浴于珠光之下。至此赵昺的计划才算初步完成,其中曲折既有他设计的,也有意外出现的,不过总算没有白费心思,且几经转卖他还发了笔横财。

      经过三年的等待,赵昺期望的结果终于出现了。根据探子送回的图像,他分析忽必烈在经过长时间的放射性辐射后,不仅得了辐射病,很可能还长了肿瘤,否则不会急剧消瘦。而以当前的医疗手段,尽管其坐拥天下也难以回天了,由此他判定忽必烈命不久矣!

      根据探子们的进一步报告,忽必烈尽管已经病重,但是依然在二月前往蒙古旧地中都避暑,赵昺分析其一时养病,希望故乡的水土能让自己恢复健康;另外一点可能也想远离朝廷中的纷争,能获得暂时的安宁。其如此赵昺也很理解,在忽必烈的晚年,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和不幸,若是自己摊上了也会烦恼不已。

      南必在察必去世后成为忽必烈的正妻。她是察必的一个远房亲戚。可能是察必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亲自选定她做自己的继任者。南必与察必皇后同是出生于蒙古贵族弘吉剌氏族系,其父弘吉剌仙童是元代名臣济宁郡王纳陈万户的孙子。

      至元二十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南必被元世祖忽必烈立为皇后,接替了其曾姑母察必正宫娘娘的职位,而其已是六十八岁高龄,。据说南必算得上是贤惠厚德、知书达礼之人,遗憾的是其曾姑母察必皇后太贤明了,她和这样贤德的皇后比较起来,各方面仍显得略逊一筹。而她们都是侍奉同一个君主,孰高孰低自然是很好区分的。

      南必正是青春旺盛期,年岁已高的忽必烈难免力不从心的冷落了其。而老而风流的忽必烈经常找借口外出避暑游幸上都开平府,他绝不带南必皇后随行,原来上都内旧有妃嫔大多都未跟随朝廷南迁。就这样,南必皇后在不冷不热中伴随忽必烈度苦春秋,生下的皇子铁蔑赤不久也夭折了。为了打发时光,南必总想找点事干,便时时利用皇后的威权干预朝政,对朝中的大臣指手划脚,横施指令。

      由于元朝对后宫的限制不太严密,忽必烈自感年迈,对后宫干政之势亦未予以制止。因此,对南必皇后参与朝政的做法听之任之,使得朝臣误认为是皇帝支持皇后这样做的。以致发展到后来,南必常以皇帝春秋已高应多保重龙体为由,阻挡大臣面见皇帝奏事。朝廷内外皆有微词,无奈大臣们不能直接和皇帝对话,谁也无良策解决,在政治上已很有影响力,引起了太子真金的不满,常常向其抱怨。

      另外老百姓命没了,不算大事,但府库空了,皇帝很头痛。想当年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绝大漠,封狼居胥的壮举,却让汉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百姓生命损失惨重,府库为之一空。蒙元连年征战损耗同样巨大,而擅于理财的首相阿哈玛被杀后一直未能找到一个敛财的能手顶替,现在桑格为其举荐了一位理财能手卢世荣,却又遭到群臣的反对,让忽必烈愤怒又无奈……

      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无外乎还是那三**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不过卢世荣做的更绝,其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进一步加大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改革钞法,重新实施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限制海外贸易,推行官本船。建立常平仓,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但不可否认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

      在赵昺看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却更像是历代专卖之法与王安石的变法的大杂烩,多数政策都是炒冷饭,并没有多少创新。且其政策的基础是理财,而不是生财。也就是说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不过是将本应由皇室贵族及商贾所得的资产强行收归国库,创造出虚假的增长。而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对国家损害是极大的。

      这当然不是赵昺妄言,而是有历史教训的。汉武帝数次征讨匈奴,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以获取更多的金钱完成自己的伟业。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

      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的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因此赵昺对于卢世荣的推出的经济改革并不看好,想当年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导致朝政不断,几度换相。虽一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无果而终,却引发了持续十数年的党争,经济难以复苏,全仗蔡京搜刮有术才勉力维持,导致国家**,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令宋走向衰亡的起点。

      卢世荣虽然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声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可谓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赵昺仍不看好,因为其错估了形势,且其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创建和谐家园】,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处于比王安石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赵昺对卢世荣并不看好,忽必烈的统治基础正是这些达官贵人和皇室宗族,关键时刻必定会站在他们一边,反而会将其推出去当替罪羊;另外当下蒙元太子真金已经参与朝政,而他对卢世荣十分厌恶,必定会从中作梗,且其对忽必烈实施的政策多有微词,其夹在中间必定是父子相争的牺牲品。

      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结果往往是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随之登上朝堂。这种斗争就像现代的‘化疗’一样不分良恶,将一切全部扑杀。同样政治清洗是以站队为标准的,凡是反对自己的不分良善,即使是当世奇才也会全部被打倒;反之只要支持自己的,哪怕是庸才、恶棍都能得到提拔,登上高位。

      而这种结果对于国家的损害极大,不仅政策的频繁变动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才的流矢,也会使国家大伤元气,往往需要多年的整顿才可修复。这也是赵昺不敢以激烈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可对于蒙元他倒是乐于看到,甚至十分期待看到忽必烈死后,真金能否顺利继承大统并控制朝政……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皇子对皇位的争夺都是极为残酷的,而赵昺也清楚蒙元政权统治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皇帝的即位大多是依靠武力夺取的,虽然是皇族内部纷争,却非常的惨烈,不足百年的历史中,竟然出现了十多位皇帝,其中原因就是皇帝们多死于对皇位的争夺之中。

      而这种争夺却是源自成吉思汗临死前留下的传位设计隐患,其对蒙古传位的方式作出了改变。照蒙古习俗,按幼子继承父业,而年长诸子则分析外出,自谋生计。可其指导思想是:蒙古帝国一定要有能力的人做大汗!但是他绝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强悍想法导致了元朝百年历史中所有皇帝的更换,都循武力流血斗争之途。

      蒙古人传位基本遵循兄死弟继,叔死侄承的传统,大汗生前会指定一位继承人,但是这位继承若想登基还需要但是要经过蒙古贵族们参加的“忽里台”大会选举确认的,否则是难以名正言顺的继位,而这也是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往往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自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就有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贰”,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至元十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

      忽必烈以这种方式自然打破了蒙古传位的旧制,必然引起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不满,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继承汗位的希望,虽然在忽必烈的强势压制下敢怒不敢言,可其死后谁又说的清呢?而真金被立为储君,此刻也早已参与朝政,父子两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而在赵昺的印象中好像真金并没有登上汗位就早于忽必烈死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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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4章 太子其人

      真金在赵昺前世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只是因为在一篇奇趣文中谈起被吓死的皇帝中,提到过其还未继位就被自己的爹给吓死了,因而真金在他脑子中就是这么一个怯懦的印象。零点看书但是到了这个世界,真金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自然进入了自己的视线,而他也发现这孩子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忽必烈共有十多个儿子,长子早卒,因此视真金为长子,其又为察必皇后所生,占长又占嫡,若是在中原皇朝就是天然的继承者,不过在蒙古就不一定了。而其命好,彼时尚未继承汗位的忽必烈正跟一群汉儒打得火热,其当时总领漠南汉地事务,搜罗了一大批【创建和谐家园】儒士。

      忽必烈便把真金的教育交给汉儒姚枢,并命勋臣后代土木各儿等为伴读。姚枢等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并以《孝经》作为启蒙课本教授真金。后姚枢随其征大理,便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第二位老师同时命刘秉忠之【创建和谐家园】王恂为真金的伴读。王恂长期侍奉真金,经常灌输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乱的道理。

      忽必烈即位的次年,敕封十七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中统四年建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但实际上真金只是每月两次至中书省署敕,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事务都交给了王恂。由此可见真金在年轻的时候受汉儒的影响之深和对他们的充分信任。

      而人都是有私心的,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便欲对蒙古传统的汗位忽里台大会推举制继承制度进行改革,以求千秋万代汗位永远出自自家。于是心领神会的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贰”,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

      在至元十年二月忽必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了册封仪式。册文中虽然标榜册封皇太子是成吉思汗遗训,但实际上是对蒙古传统汗位继承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忽必烈遵用汉法的一大成果。同年九月,忽必烈又为真金设立了“宫师府”,择儒臣为官属,而真金既自幼耳濡目染汉文化,其政治前途也与【创建和谐家园】儒臣息息相关,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

      平定江南之后,忽必烈对汉法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创建和谐家园】人阿合马理财,再加上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创建和谐家园】重臣相继去世,汉臣地位降低,无力抗衡,因此汉臣们便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完成护送八思巴进藏任务,刚刚回到大都的真金身上,他们串通了道士李居寿指使其利用斋蘸之的机会,向忽必烈建议让太子参与朝政,同时董文忠也从旁劝谏。

      此事即应天命,又应人意,忽必烈自然顺从其说,从此真金开始参决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都先上报真金后再奏闻忽必烈。而真金上台后俨然就成为汉法派的领袖,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尖锐对立。至元十七年,有人提议出身南人的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真金知道这正符合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之构想,他便准奏实行,并有意让畏兀儿儒臣廉希宪任门下侍中。

      但在阿合马的阻挠及汉臣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设立门下省的计划很快便流产了。不久廉希宪病重,真金派杨吉丁探望,廉希宪遗言铲除“误国害民之大者”,即暗示除掉阿合马。当年十二月,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弹劾阿合马一党贪虐不法,被阿合马迫害致死,真金在宫中吃饭,听到这一消息后丢下筷子,十分悲痛,并连忙派人制止,结果崔斌已经死亡。

      赵昺以为这件事导致元廷理财派和儒臣派的暗中对抗转为了生死之斗,从而诱发了阿哈玛遇刺事件的发生。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被【创建和谐家园】王著、高和尚刺杀。当时真金虽然与忽必烈一同在上都,但他认为真金仍然难逃干系,阿哈玛毕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大臣,真金即便没有明令制裁,也必定默许了此次刺杀行动,否则谁敢当着众臣的面,拿锤子将阿哈玛活活砸死啊!

      事后忽必烈震怒,将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通通处死,阿合马死后,真金荐举支持汉法的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并告知其大胆对朝廷体制进行改革,自己做他的后盾。与此同时又大量起用汉儒以为后盾,中书省以何玮为参议,徐琰为左司郎中,又征召潞州的杨仁风、东平的马绍,并任用杨恭懿到中书省议事,命卫辉总管董文用练达官政,与杨恭懿同调入中书省中。

      赵昺一直抗拒儒士们的教导,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他们‘教坏’了,因为他懂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这些士人做事有【创建和谐家园】,有担当不假。但是也太过理想化,行事往往不切实际,且十分偏激,看人看事都是非白即黑。而到了关键时刻又犹豫不决,导致错失良机。

      这个时期正是察必皇后病逝,忽必烈陷入消沉中,酗酒无度,对政务倦怠,按说正是他们儒法派借机培植实力,闷声发财的机会。实际上真金又做了些什么呢?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众人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和礼霍孙主要完成了这么几项重大任务:一、查处阿合马的罪行,籍没阿合马家财;二、起用【创建和谐家园】旧臣;三、改善吏治。

      见其这么做,赵昺都替真金着急,阿哈玛已经死了,又何必急着‘鞭尸’,是想证明自己正确,还是欲证明阿哈玛错了呢?如此虽然抄了些家财,也让忽必烈将阿哈玛从坟里刨出来剁碎了喂狗,但是其在政治上已经失分。他分析忽必烈如此愤怒,多半不是因为气自己眼瞎,而是怪自己的儿子太不懂事,从而以此泄愤,同时表达自己的不满。

      另外,赵昺认为真金做事分不出轻重,虽说以整顿吏治作为起用汉臣的借口也是培养班底的措施,但还为时过早,只会引发其与蒙古旧臣的对抗,而这些人可都是功勋卓著,手握兵权,对其能否继位有着话语权的实权派。因此在登基之前要做的不是得罪他们,而是要收为己用,以便保证自己能顺利继承汗位。

      而真金最不该是居然忽视了忽必烈的想法,其起用理财派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所以真金打倒了阿哈玛后,这时的首要工作也应是‘敛财’。但是,真金没有那么做,反而利用汉臣们实施所谓的‘仁政’,结果是成全了自己的仁名,却忽略忽必烈的想法,结果是什么用脚丫子都能想得到。一个不能领悟自己意图,与自己政见相左的儿子不是一个好的继承人。

      真金政治上短视也就罢了,最离谱的是错估了形势。他太看重自己太子的身份了,却没有想过自己一日没有继承汗位,那么他就仍然只是一枚棋子,即便已经参与朝政也无左右朝政的权力,而大权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乃父手中,随时可以剥夺给予其的权力,这也导致他一再犯错。

      就在去年,真金在不断推动汉化政策的同时,他还要求蒙古国子生学习汉文,对其只学蒙古文不以为然,又在十月通过和礼霍孙奏请开设科举,不过没有成功。而忽必烈对理财派的念念不忘和对其的失望之下,于十一月任用汉族商人卢世荣理财,同时新任正宫南必皇后颇有干政的迹象,这又为真金与汉臣所不满。

      在发现自己有失宠的苗头后,赵昺觉得自己若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即便不支持,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反对忽必烈的决定。而应该趁着卢世荣的理财政策引起权贵们不满的机会,转移自己于蒙古旧臣和大汗之间的矛盾,坐视他们斗的你死我活,然后再坐收渔利,扭转自己在朝中不利的局面。而南必皇后没有子嗣,其弄权无非是想为自己寻个后路,真金要做的应该是与其交好,换得其支持,却不是着急与其对抗。

      但是一帮糊涂蛋培养出了一个自大的糊涂蛋,在如此形势下,不但没有趁机避让,反而将自己推到了风头浪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作为‘领袖’的作用。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或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随即被忽必烈以忤旨罢职。明眼人一看便知,大汗的意思是告诉众人,卢世荣是我罩着呢,你们都不能擅自动他。

      真金却不以为然却大秀自己的存在感,还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的政策进行摘指,曰: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干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他自己可能以为自己说得很对,是一片好意,却没有考虑忽必烈的心情,自己亲自选拔的官员、推行的政策,可自己的儿子带头反对会让其怎么想?

      眼看自己的发言没有引起忽必烈的重视,真金又指使自己的亲信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卢世荣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建议将其免职。而卢世荣也不肯坐以待毙,频频上奏自己改革中自己遭受的阻力,变相的告真金的状。忽必烈又表示了支持,告诉其自己知道了,对其所奏之事皆照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聪明人应该看出忽必烈的意思,本应及时收手,避免引起大汗的猜忌。可真金无事警告,继续指责卢世荣。

      俗话说狗急了还跳墙呢,被真金逼到墙角的卢世荣便展开了反击。经卢世荣重新起用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深知忽必烈不愿禅位,闻知此事后甚为恐惧,指示御史台因秘其章不发。担任都事的尚文偷偷地把这份奏章隐匿下来,然而此事已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得知。

      卢世荣就在忽必烈面前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名为大索天下埋没钱粮,实为揭露此奏章,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谋取这份奏章。尚文深知关系重大,请准于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拒不付予。答即古阿散乃报知忽必烈,想想有人想篡位,忽必烈能不生气吗?即刻命令大宗正薛尺索取该奏章。真金得知此事后,知道害怕了,可关键时候也没了主意……

      赵昺得到的消息现在只有这些,他现在是大松了口气,忽必烈已经是病入膏肓命不久矣,若是一气之下嗝屁了岂不合了自己的心意。而在如此局势下,真金能否顺利继位也难说了,到时候己方势力打成一锅粥,自己的机会也就来了。而即便真金能顺利继位,其能力和威望比之忽必烈也差之千里,这样的对手也不足为惧。

      另一个可能就是忽必烈没死,而真金却先被吓死了。赵昺相信连遭打击的忽必烈也多活不了几天,那样其即使在弥留之际再度指定了继承人,恐怕这么一位未经培养,又缺乏根本的新皇帝能否顺利上台,并掌控朝政也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样会给赵昺留下可乘之机。

      正当赵昺欣赏这部真实的宫斗大戏,并期待出现自己想要的结局时,事务局送到的一份元廷人事变动的情报却让他紧张起来,这件事不仅可能打乱自己的复国计划,且可能会让自己和大汉民族蒙羞千年,他绝不能等闲视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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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5章 危机乍现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但大家都知道,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也不管是谁统治,对历朝历代的皇陵总是保护有加,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江山,确保私家万世家业。盗掘皇陵,除非是有刻骨仇恨的对头,抑或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起义军,一般稍有点见识的人,都不会使出这样的下三滥手段的。但是在元朝开了先例,南宋六帝陵及百余座后妃、皇族及臣僚的陪葬墓皆被盗掘,罪魁便是一个番僧——杨琏真迦。

      赵昺手中的那份情报正是忽必烈任命杨琏真迦为‘江南释教都总统’的消息。这可能世界上第一份签发的‘总统’任命书,不过这个总统好在只是掌管江南佛教事务,否则不知道还要造下多大的罪孽。而他也对杨琏真迦所为异常熟悉,那对于大汉民族是一块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疤,每次揭开都是鲜血淋漓!

      首先还要从宋朝的陵制说起,从唐末五代到宋建国这几十年间,政权更替频繁,武人逞强,礼法不修,所以宋建国伊始便大力提倡文治,而要达到以文治国的目的就必须大力弘扬已经被抛弃多年的礼法制度,便首推“七月而葬”的古制。也就是说自帝王逝去,要在七个月内入土下葬。

      如此虽主要是为了重建尊卑有序的礼法制度,不过中国古人提倡事死如事生,皇帝死后还要等待奇迹的出现,盼望其能死而复生,所以不愿早早将天子入土。另外皇帝的死是十分重要的大事,各个与北宋有邦交的国家都会派使节前来吊慰,而当时交通工具并不发达,所以向各国报丧、客使前来吊慰的路上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且皇帝陵寝毕竟非同一般,而所以皇帝死后皇陵的修建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定为七个月丧期。

      不过前朝历代往往都是自帝王登基起便着手修造陵墓,动辄十年、数十年,所以规模宏大,而宋帝王生前不营建寿陵,所以建陵时间紧,修建的规模要小的多,设施相对简陋,对于百姓的生活影响也较小。靖康之变后,赵构南渡建立南宋,但是人终归要死的,可祖陵远在河南巩县无法归葬,只能在江南另择地安葬。

      绍兴元年,哲宗昭慈圣献皇后孟氏在绍兴病逝。皇太后遗诰:殓以常服,不得用金银宝贝,权宜就近择地攒殡,候军事宁息,归葬园陵,所制梓宫,取周吾身,勿拘旧制,以为他日迁奉之便。意思是就近攒殡,攒集梓宫,等收复失地后再隆重归葬,此也是攒宫之始。那么宋六陵作为南宋王朝的临时殡葬之地,所以墓葬属于浅埋,也更为简陋,以便于迁葬祖陵。

      当时高宗赵构临安建都,会稽设府。会稽乃是赵氏宗室的聚居地,宋室的宫学仍留在那里,所以将皇陵也确定在会稽城东南上皋山下的赵家岙里。陆续建起了高宗赵构永思陵、孝宗赵永阜陵、光宗赵淳永崇陵、宁宗赵扩永茂陵,理宗赵昀永穆陵,度宗赵棋永和陵,总称“南宋六陵”。

      杨琏真伽是西夏藏传佛教僧人,吐蕃高僧八思巴帝师的【创建和谐家园】,见宠于忽必烈被忽必烈被任命为佛教江南总摄,驻扎杭州。当他来到临安时,当地的金银财宝早被前面的元军抢劫一空,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正当他垂头丧气时,杭州天衣寺的一个不怎么守清规戒律的和尚福闻,为了向杨琏真伽献眉讨好,将天衣寺献给了他。并告诉杨琏真迦,要想得到大批财宝,只有挖掘坟墓。

      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杨琏真迦决定挖掘绍兴皇陵。于是杨琏真迦便上言朝廷:“江南之所以战事不休,南宋不能彻底灭亡,主要是他们的帝王陵寝风水好,保佑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毁拆规模宏大的绍兴南宋六陵,以死其心”。任何统治者都知道,挖皇陵那等于给自己树敌,而蒙元宰相桑格居然同意了,忽必烈时候也没有对其处罚,显然也是默许的。

      杨琏真迦便在两位大人物的支持下,盗掘了会稽六陵。由于理宗皇帝在位三十年,埋葬的时间还不长,陪葬也最为丰富。开棺之后,发现他的尸体面色如生,而且体肤还有弹性,全身缠绕着珠光宝气,用金丝罩包裹,所垫的织棉褥,缀满了珍珠、翡翠、玛瑙,闪闪发光。于是,杨琏真迦下令,脱下金丝罩,扒下龙袍,撕毁内衣,脱下鞋袜,将周身珠宝搜索精光。同时又把棺椁内外及地宫里摆放的全部随葬珍宝抢掠一空。

      其取了财宝也就算了,令人发指的是杨琏真迦听说皇帝口内的夜明珠最为珍贵,就宋理宗尸体拖出地宫,倒悬树上,沥取水银一大盆,含珠也随之掉出来。其见理宗头颅硕大异于常人,竟然丧心病狂的将其头盖骨锯了下来,涂漆镶上金银珠宝,时人避尊者讳称被做成了酒器,其实是被当做了溺器。此外杨琏真迦还将盗掘的帝后尸骨埋在临安故宫,上面建起十三级白塔予以镇压……

      赵昺前世中也只认为这是一次贪财的疯狂举动,但是现在看来绝对是场政治事件,其融合了敛财、民族仇恨与歧视等多方面因素,而杨琏真迦作为执行者不过是个取悦当权者的变态。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对江南百姓进行打压,从而摧毁自身的优越感和反抗意识。

      要知道这时江南的政治环境并非那么和谐,赵昺自身领导的行朝依然存在,这表明大宋并没有完全被征服。而江南反元起义此起彼伏从未断绝。且创立元朝的蒙古人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无法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上的落后,【创建和谐家园】也因为他们的这些落后而看不起他们,视他们为野蛮人。

      在赵昺看来杨琏真迦虽然是个僧人,但是在取悦当权者上其是很聪明的。在风水上讲,帝王的墓穴都是占据龙穴的,只要不被破坏国脉就不会断绝。而杨琏真迦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会得到忽必烈的默许,桑格的支持。其盗墓不仅挖断了龙脉,阻断了大宋的复兴,同时也是最大程度上对宋王朝以及整个汉族社会予以侮辱,表达元朝政权对南宋偏安王朝的极大蔑视。

      对于风水学说赵昺自然是不信,但是他现在作为大宋朝的继承者,赵氏皇族后裔就不能置身事外了。他知道在中国不止是古代,即便在现代,被挖祖坟这种辱及先人的事情都会被视为奇耻大辱,你若是不拼命复仇都会被人瞧不起,一辈子无法抬头做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如此一来,杨琏真迦的盗墓就把他推到了风头浪尖,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立足于世间。

      但是赵昺不是冲动之人,且事情还没有发生,尚有补救的余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另事务局派出一支精锐的别动队将杨琏真迦暗杀,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危机消于无形。可是他已经不是刚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单纯的企业小高管,而是‘堕落’成了一个政治家,懂得利用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坏人’。

      如今在赵昺的字典中危机已经和机会成了同义词,他可以将一场可能引发危机的事故变成名利场,塑造出几个英雄人物转移视线,把坏事变成好事,将危机消于无形;可以利用【创建和谐家园】迫使沦陷区的百姓为己所用,也可以制造白色恐怖威胁沦陷区的敌方官员对反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下可能发生的盗掘皇陵的事件也许就是上天赐给他的另一个机会……

      行朝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复国,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琼州已经拥有禁军和地方部队三十余万,积蓄了数百万石的粮食,国库的积存也有一千数百万的贯的钱帛。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其中潜在的危机,琼州地狭的弱势也逐渐显露,人口的增加、资源的匮乏及发展都受到制约。因此打出去已经成为朝中众臣的共识,可在发展方向上却存在着严重分歧。

      当下行朝中对战略发展方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经略西川,进而向陕甘方向发展,占据关中后夺取天下;一种是仍然夺取东南旧地,在江南形成割据,进而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从难易程度上看,明显是第二种比较容易,也十分现实。

      江南人口众多,又十分富庶,向来是历朝的粮税之地,且是宋之故地,无论从天时地利人和哪个角度讲都有利于行朝;而第一种却要困难的多,首先西川是蒙宋交战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几度易手,人口损失严重,土地荒芜,若想恢复成天府之国绝非短时间可以完成的。而陕甘之地靠近蒙古旧地,乃是其根本所在,不仅屯有重兵,且关中已非前朝那般富庶,人口结构更是早已改变,并不利于复国。

      事实上朝臣们却多数赞同经略西川,进取关中,而他们如此坚持不外乎是历代王朝的建立皆是由北向南发展,进而夺取全国。可江南政权北伐从未成功,反被北方政权吞并。因此他们坚持由北向南发展就不足为奇了,以为这样就不会重蹈覆辙。

      赵昺知道他们所说不错,从地势、地理上看中国的东西分界线从山海关开始,沿着燕山太行山一路向西南角,过大巴山,横断山,把中国劈成高地和低地两个部分,南北分界线沿秦岭、淮河入海。在这一纵一横的基础上,又分为腹地九区和界外九区:腹地九区指关中、山西、河北、中原、山东、汉中、扬州、荆襄和四川;界外九区包括西域、蒙古、东北、陇右、【创建和谐家园】、云南、浙闽丘陵、湘西赣南丘陵和两广。

      在这十八个区域中,能够得天下的地方,主要有两个大区。第一个是关中、陇右、汉中及四川。关中地势险要,人善战。陇右提供战马。汉中四川提供粮食和后备力量,且汉中四川非常容易防守,后顾无忧。这个组合在天气炎热,西北气候好的时候,威力更大。以此得天下的有西周、秦汉及隋唐,几乎囊括了中国最强盛的时代。

      第二个区是河北、东北加上蒙古。这个组合的核心是河北地区,粮食产量高,燕赵好任侠,蒙古提供战马和外援,目前的东北可以提供粮食和战略大后方。以此得天下的有东汉、元、朱棣篡权和清。得北方的有金和后赵。所以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战略重心,一直就在西北,山西和华北移动,这形成了化。

      而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另外中国政治中心,一开始在河南、陕西这些地方来换转,后来又是河北山东。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就是特指中国北方,在魏晋之前,南方之落后令人深思。即使在今天,南方也依然不是政治中心,而只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异。在这种背景下,南方人想的是如何挣钱,对当官什么的真心没什么兴趣。

      赵昺也知道从以上历史上看,中国各统一时期时发生的战争,自北向南的统一战争八次,自南向北的统一战争一次半(因未能真正统一中国及规模有限,民国北伐仅算半次),而古代史上唯一的特例是元末朱元璋首先统一了南方,再向北把因为集中注意力剿灭红巾军而精疲力竭的元军赶回草原。所以自北向南的统一战争打赢的明显占绝大多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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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6章 有机可乘

      在这场战略发展方向之争密布自然不会缺少鱼类补充,且要比养殖牲畜成本要低的多。

      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北方适合养马,尤其是蒙古草原及周边地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极大,野战中骑兵面对步兵有绝对优势,步兵打不过骑兵就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结果,打得过则很难追击扩大战果,赵昺承认骑兵的作用之大,也知道获得战马之难,现在琼州军也正因为战马数量不足难以进一步扩充。

      不过想用步军出西川与敌军的骑兵抗衡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主意,而琼州水军敢说天下无敌,即可在海中杨帆远征,又能在内河中纵横无阻。可关中地区缺水是常态,东南确是江河密布,又何必以己之短击敌所长呢?再有江淮地区水草丰美,虽比不得北方适合牧马,但也可以一解缺马之虞。

      另外众臣所言的困难,无论是取西川,还是占东南都同样存在。由于地理上北方平原居多,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北方相对容易。而南方高山大江森林茂密,自然屏障很多,不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南方相对很难。容易统一的北方地区容易形成集中兵力和资源优势,向南则易于各个击破。

      北方相对寒冷,有较为漫长的冬季,而南方相对温暖,冬季短暂而且基本没有冰冻。这样的气候差异使从北方向南方攻击的时候气候影响相对较小,而从南方向北方攻击的时候则受气候影响因素巨大,尤其是冬季到来之后,很少见过雪的南方人在北方隆冬时节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作战。而且冬季的后勤补给会非常困难,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失败。

      赵昺认为如今蒙古人已经统一全国,这就是个伪命题,无论如何都要面对。而割据东南也非一无是处,他记的后世有人曾言‘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

      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尤其是宋的南迁更迫使北方流民陆续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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