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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所生活的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带并不是适合耕种的土地，地理环境决定着历史上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必须是所谓的“逐水草而居”。然而游牧经济却是一种非常单一的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必需品无法从牲畜身上获得。而获得这些东西有两种途径，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掠夺。
在古代，贸易这种方式是非常脆弱的，它受到气候、交通、国家、民族关系等太多因素的影响，不如掠夺来得痛快和方便，所以对蒙古人的祖先来说，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并不是蒙古人天生野蛮，只是情非得已。对此忽必烈说得非常精辟，大致意思是说，我朝在建立之初，攻城掠地之后，从不驻守，只是为了获取有用之物。
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制约，游牧的生活方式，通过漫长的历史沿袭逐渐培养了蒙古人的尚武精神，从而赋予了蒙古人勇猛顽强、活跃粗放的精神气质，然而，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这种尚武精神也对蒙古人性格中带来了很多负面因素：
处理事情简单化，冲动，不考虑后果，认为【创建和谐家园】可以解决一切。讨厌繁文缛节，和复杂的理性思维；文化教育水平低，却又看不起文化人；鲁莽，豪爽，暴躁，不拘小节，喜欢直来直去；缺乏理性，缺乏冷静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因而也就平庸和迟钝。
蒙古人几乎不喜欢什么形而上的、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功用的思想，蒙古人在内心深处的哲学是不成文的实用主义，只有对现实生活有用的思想和技能才会受到重视，所以早期的蒙古人在每攻下一个城市以后，没有受到屠杀并被带走的俘虏中一定会包括各种工匠和手艺人。
想到这些赵昺觉得蒙古人也够可怜的，早早就体会到了现代社会的艰难，难怪他们的后代依旧不愿改变……
第６８６章 正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蒙古人没有在百年的征战中改变自己的传统，反而愈加强化遗毒后代。赵昺在前世很少跟蒙古人喝酒，一是自知酒量不敌，二是是在受不了他们酒后闹事。他们在几杯就下肚后‘英雄无敌’，残忍、暴躁的本性便会在一定程度上爆发。其特有的放肆无礼和自由放纵让常人难以接受，也再听不进去观不同的解释。
而历史上蒙古人的纵情屠杀也给足够多的民族的子孙后代提供了憎恨蒙古人的理由，虽然当代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念是平等和宽容，但把这种仇恨记忆了几个世纪的仍旧大有人在。这也是即使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蒙古人无法获得世界的尊重，且越来越处于孤立之中。
他们只可以酒后冲动解释，赵昺却以为这个词在根本上可以【创建和谐家园】划等号，只不过表现出了两面性。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创造力的源泉，而蒙古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诗歌、歌曲的优秀和丰富程度是这种寓于冲动之中的创造力的证明。生活在这样氛围中的人可能成为最令人敬仰的优秀人物；反之这种【创建和谐家园】的存在也可能成为令人憎恶和畏惧的破坏者，驱使蒙古人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
蒙古大军跟随着成吉思汗骑着马，挥舞着马刀东拼西杀，到处播撒蒙古人的种子，体会冲动和残酷带来的【创建和谐家园】之时，却从未想过攻掠之后留下的所谓达鲁花赤们在其离开，或是灭亡之后，这些蒙古子孙们就得承受人家的报复和压迫，曾经的被征服者将以十倍、百倍回报给他们。
另外赵昺发现蒙古人的忠诚来源于极端的个人崇拜，对统治者、成功者的盲目追随。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你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蒙古人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尽管你的主意很妙，可行性也很强，但蒙古人对你的说教非常冷淡，你以为自己是缺乏感染力，就进一步的努力说服，你很快就会发现，蒙古人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最终的结果是蒙古人都疏远了你，使你感觉似乎是你在某些方面冒犯了他们。
不过实际上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在蒙古人中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等级关系，在他们中间，总是因为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存在一些领导和权威人物，这些人或者是家庭出身比较高贵，或者是比较富有，或者干脆就是能打架。你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关系，不能找到这些头面人物，说服他们来帮助推进你的计划，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他们只相信‘权威’，哪怕其可能将他们带进沟里也在所不惜。
当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的权利几乎都交给了自己信任的权威人物，从早期的耶律楚材、到现在的阿哈玛，忽必烈都是言听计从。所以也导致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丧失了反省自身的机会，使他们不善于也不能够对自己的未来作主。
而受到重用的无论是士人，还是色目人同时把自己的【创建和谐家园】和努力全无保留的贡献给了领导者，但实施中却始终无法确定自己所信任的权威人物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不知道终极目标是什么，自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令君王满意。可做事必定会出错，招致政敌的攻讦，从而导致失败，可此时承担这种后果的往往却是他们自己……
赵昺想想自己同样喜欢‘有事问专家’，技术问题上自不必言。在政务上，他依赖应节严和刘黻；在军事上，他信任赵孟锦、刘洙和江璆，可以说在行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没有让他们担任首辅，也未授予极权，而是任用曾与自己观相左的陆秀夫为首相，极力反对自己登基的张世杰为枢密使，却没有将他们取而代之这出乎所以人的意外。
赵昺却知道自己这样做，除了稳定朝局的需要外，他还知道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只有三个人参与也会分出左、中、右三种意见，这不仅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无法逃脱这个责任，因而必须多方面听取意见，哪怕是反对的声音，以此来减少自己执政中出现的错误。
若是将自己信赖的人提拔到高位，便会有人以为陛下只信任亲信，他们传达的意思也就是圣意，没有人会提出意见；再者赵昺相信人的【创建和谐家园】往往决定脑袋，谁敢保证他们位极人臣后不会打击异己，清除不同政见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样并不利于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对自己的政策方针有看法，甚至极力反对，赵昺以为并非坏事，说明其中也许就有需改进的意见。当然自己也可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去看待不同的意见，有益的自己改正，无用也可以解释商讨，对无病【创建和谐家园】的也可置之不理，从而减少犯错的几率。所以自己的任用专家与忽必烈的相信权威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对于冲动这个问题，赵昺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行事冲动也免不了，甚至会做出些出格儿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说当年七洲洋之战，形势那么危机，自己不挺身而出冲动的率军拦截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局面；若非冲动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当时那些病号们谁会相信自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从而效忠自己呢！
当然应节严也常批评赵昺在军改和筹建新军的问题上过于冲动，并没有经过众臣的商议便贸然出台了方案。但他并不以为然，自己还是懂的三思而后行的，这些方案虽然是新出炉的，却早在酝酿之中，并非一拍脑袋瓜子就写了这么些东西的。而打广州、打泉州看似冲动，极为冒险，但他也是仔细考虑过的，若是没有在两个城市抢了那么多的东西和钱财，琼州哪里来的发展资金，又如何破解行朝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的窘境，度过迁琼后的种种难关。
还有人批评赵昺年少嗜杀，在泉州斩了上千的降官、为私仇屠尽了蒲氏一门。可他心里最清楚，那些皇亲跟自己毛关系没有，但是自己还是要杀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蒲寿庚可是残杀了数千皇亲，自己若是连屁都不放一个，必然会让人以为自己软弱无能，连家仇都不肯报又何谈国恨。而杀那些降官也是为了震慑行朝和军中的不稳定分子，让他们知道敢于背叛自己就是这个下场。
当时有人说杀俘不祥，且有失君王仁义，但是更多的人说自己杀的好，杀的痛快。所以赵昺对自己嗜杀之名并不能虚心接受，且自己这是有目的，而非妄为，绝非蒙古人那种为了屠杀而屠杀的嗜血成性。更不是一时冲动欲杀尽天下百姓的魔鬼，想要将大江南北变成牧场，也非为了私仇可以屠尽西夏都城百姓的杀人狂……
反思了半天，赵昺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和蒙古人真有儿像，自己和蒙古人同样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崇尚快意恩仇，相信冲动是创造新世界的动力，心存纯良其中却又藏着一只魔鬼等等，可最后却是一根藤上结出了两颗完全不同的瓜。
赵昺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半天，吃饭都觉没有味道，直到睡觉还没想透彻，可他摸起枕边的《论语》时突然明白了——是文化。当然他不是指的狭义的文化知识，却是广义的文化，是指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赵昺此前并没有拿枕边的这本《论语》当回事儿，心里甚至是有些排斥，还常拿其中的漏洞来取笑和攻击那些士人们。但正是在这种抵触的情绪中，他却以批评的态度更为深入的研究了它，当然最初的目的只为为了贮备‘弹药’。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并非全是糟粕，有些东西直至现代还在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赵昺前世生活的年代已经是科技极为发达，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敢于挑战权威，质疑传统，试图摆脱束缚。但是他此刻却只能苦笑了，文化传统早就无声无息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到骨髓之中，指导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意识到使一个社会能够保持长久稳定和发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没什么用处的理论。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发达，恰恰是在复活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曾经清楚的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前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这些理论站在人类思维的背后，通过想象力和建立假说，直接【创建和谐家园】着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诞生，而这一认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没有重视过教育，也许是那时候的蒙古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只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没有必要理会软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几百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蒙古人的尚武轻文已经给子孙们带来了无穷的遗害。
诚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但是蒙古人伦理观的来源主要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从祖先处理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学到做人的规范。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这两种观念带给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响就是一种可悲的奴性，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的文过饰非。这种奴性相对于蒙古人的英雄气概来说犹如水之与火，它消灭了为自己和民族奋斗的、敢于反抗的精神，消灭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进动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这一切使其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他们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显而易见的危机来临，也不会想到避免；显而易见的机遇来临，也不会想到把握。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僵硬和缺乏变化，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祖先所提供的经验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时，这种文化的弱就会暴露无遗，就会发生民族整体性的社会适应不良，民族的进步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毫无疑义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创新，与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藏传佛教对人的谦虚、不炫耀的要求显然制约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无原则的善良、人道和柔顺，缺乏风险意识的热情和慷慨被藏传佛教加以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谦虚和谨慎在道德上有什么重要性，相反给蒙古人的各拉山头、自许英雄的内斗提供了多障人耳目的烟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经发展出了克制个人的情绪和**，遵守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作为君主必须尊重和爱护人民的思想……
第６８７章 心塞
一番思索下，赵昺想通了无论是盛行的儒学，还是蒙古人兼容祖宗和宗教及外来思想的传统文化，无非是统一思想维护统治的方式，消磨百姓反抗意识的措施。这也就可以解释蒙古人在征服战争中可以对征服者进行无情的屠杀，但是却又宁可卖儿卖女也要遵从征发令的原因。
只要琢磨透了两种文化的内涵，便可发现元朝所提倡的那些东西，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反对的，而思想的冲撞进而又造成了现实中的冲突。赵昺明白争论会产生真理，战争同样会促进文化的融合，成吉思汗后期放弃一味的屠杀政策便是受到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影响。
不过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赵昺以为虽然蒙古人戕害了半个世界，但是有些功劳也不容抹杀，并影响了后世的观念和文化。元代重商，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在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之后，蒙古人的统治对于广阔的欧亚大陆贸易交流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
宋代被世人称为商业最为发达的朝代，不再实施宵禁，不抑制工商，而以赵昺的体会并非是全面的开放商业，只是抑商的政策稍少了些，却被后人大书特书了。实际上只有元代不但不抑商，反而大张旗鼓的予以鼓励，真正实现了行商便天下，并能从中获得巨利。
这么说吧，如果说宋人生活是小资的话，那么元人生活就是大资。元朝富商中富可敌国的比比皆是，其富裕程度令人惊叹，一个稍有成就的色目商人，家里的珍珠就有十余斗。由于市场繁荣，而商人赚钱看似也很容易，往往有人早晨还一贫如洗，晚上就家财万贯了，仿佛遍地黄金一般。所以元人富商生活已不是小资，而是大资了，个个就象今天大资本家，挥金如土。
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不少官员签署文件，因不通汉文，便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
赵昺过去以为这是后人演化传说，可在小报上却也看到了称：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而就印章上简单的几个字，据说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赵昺也就明白了为何蒙元时期文字狱十分罕见，那绝非一些喷子们所言的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实是大错特错。想那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因而一帮文盲又如何分辨其中的奥妙。
但是元朝的上层阶级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喜欢通俗易懂的俗，而在蒙元的统治下一些士人却不得不学习蒙语，因而【创建和谐家园】群体中出现了一批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的人也并不鲜见了。随着蒙古语的语法、词法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于是小说戏曲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得到了发展，创造了许多让后人成道的作品。
“难道历史也会倒流？”赵昺猛然坐起喃喃道。他忽然觉得蒙元的文化怎么如自己前世的现代文化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赵昺摇摇脑袋很快将元朝统治者来自于现代世界的想法甩了出去，琢磨下便也想明白了，从这个角度说并非没有可能。元朝存在了不过百年便灭亡了，由于明朝对元朝的全盘否定，元朝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但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经商、游历的西方人也会将见闻带回自己的国家，想想曾经写出《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在这时候定还在大元朝的地盘上到处溜达呢！
元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却有很多互通性，究其原因，西方文化的产生正是受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创建和谐家园】，欧洲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均与马可波罗游记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汉文化对元朝文化的全盘否定，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人们等于又把元朝那套东西捡了回来，可以说历史和中国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但终归还是被汉民族的文化所融合。
不过元朝对汉民族的残酷压迫是不容置疑的。蒙古人打死【创建和谐家园】，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创建和谐家园】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创建和谐家园】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
下令【创建和谐家园】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庙里的关老爷都给换了把木刀。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创建和谐家园】也不得持弓箭“上岗”，以防生变。
对士人除了长久间不再开科，断了士人进入仕途的路径外，蒙古人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般的灭金亡宋，自然将作为执政主体的士人为无用，待如奴隶，甚至在行业大排名中将他们几与乞丐同列，九儒十丐成了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的最好注脚，还让他们落了个传于后世的‘臭老九’之名。
但赵昺也从来琼的士子们的言语中也听出了弦外之音。蒙元占据江南后，忽必烈很快下令废除宋经制总制等苛捐杂税一百多项，并多次下诏减免全国或是地方的地税和地租，可谓是广施仁政。老百姓图的是什么啊，不就是安居乐业，衣食富足，至于谁当皇帝却并非十分在意。江南的士民于是从亡国之后的游移、徘徊、观望态度，敌意逐渐消除，渐渐走向拥护元朝的立场。
所以说这次上千士子归朝，看着风光热闹，可此次他们在报纸上投送的文章中少有披露元廷暴政，反应抗击【创建和谐家园】的文章，多是些取笑蒙人不同的生活习俗及抹黑他们陋习的插科打诨。说明仅仅几年时间就已经将国仇家恨淡忘了，若非蒙元做的太过，使得士人们再难施展‘抱负’，说白了没有了当官的通路。听说行朝开科才不远千里来碰碰运气，说不定还能金榜题名。即便落榜说不定皇帝开恩，也会赏个功名。
此时赵昺不敢说这些士子都有这种侥幸心理，但是他以为也不会在少数。对于这种心情赵昺十分理解，毕竟遭此巨变，人的心理有些波动太过正常，曾经效忠的君王投降了，十年寒窗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见了，被视为蛮夷的【创建和谐家园】却成了国家新的主人，不免失落、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赵昺记起两句诗“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这两句诗出自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的革鼎交替之时，与当下何其相似。该诗作于顺治三年，其时夏完淳的父亲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尽，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为尼，剩下他和生母陆氏相依为命，四处漂泊，颇道出了他内心的彷徨。
从关内【创建和谐家园】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蛮族【创建和谐家园】下，不得不变发易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这让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
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江南士人们很快发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许多选择都是仓促之间做出的。虽然结果不外乎生死两途，而过程却极为复杂，但想过死的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开始时却可能并没打算要死。
对许多人来说，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最初的冲动可能都是赴死，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应该越大。有诗坛“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即为明证。三人中钱谦益文名最高，他因畏死而为后世所轻。吴伟业也想到了死，他曾“号恸欲自缢”，后在老母的哭劝下放弃了。龚鼎孳的经历最曲折，李自成入京时，他“阖门投井，为居民救甦”，结果既降了大顺，又降了清。
在来到这个世界后，本与这场天下大乱没半毛钱关系的赵昺在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之后，他十分明白英雄并不是天生的，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想过逃避，甚至想过死也不能想自己的替身一般死的那样窝囊，但当危险来临之际还是忍不住想到活下去，让有英雄情结的他也体会到了生死抉择之难。
逃亡的经历也让赵昺切实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不可捉摸，那些殉国的忠烈之士虽然死法各有不同，对生命的留恋程度也互异，但在势穷力竭、屠刃加颈之时，他们均能慷慨面对，无一屈服，都不愧为英雄。他每每想到此都会扪心自问，但答案却总让自己失望。
由己度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太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情。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这是读书人最易忽略的问题。时势既能造英雄，有时也会成为人性的镜子，照出人类的复杂和一些人的尴尬。
每当社会动荡，让注重文行出处、负有济世之志的有识之士，在危险还未出现之际，同样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下的【创建和谐家园】很快就稳住了局面，江南的抵抗也渐次消歇。“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进入了常态。生死的选择此时已成为过去，曾经的精神困境也不复存在，谁还会想着去殉国呢？
但对有些人来说，另一个问题却开始浮现出来，那就是在新政权统治下，出仕者面对隐居者，偷生者面对尽节者时，内心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愧疚。仕敌以后，曾经被自己和朋辈视为立身根本的道德节义成为沉重的负担，压在心头。但委身异族，即便实有诸多的不得已，可昔日的同窗和知交纷起反抗，或死或隐，又使他不能不对自己的选择表示怀疑，被痛苦时时噬咬自己的良心。
不过作为过来人赵昺还知道曾经誓死汉庭的士子们，在蒙元亡国后也有不乏为之【创建和谐家园】殉葬者；而在满清初立时，在诸多士人的带领下为反对剃发令死的人以十万计，可在其灭亡之时，为了保住辫子死的士人也不知有多少。但你能说这些人是不忠吗？
“头疼！”赵昺琢磨一天的事情，想了很多，也让他脑子发生了混乱，仿佛抓不住了重点，但是每件事情似乎又不可或缺，种种示例更让他心塞。反正也睡不着了，他披衣而起点燃烛火，坐在案前铺开纸张提笔写下了自己的感悟。
在开科的前几日，《帝国日报》的头版连续发表了署名黄六的《正视敌人才能战胜敌人》、《鼎革之际谈忠奸》、《好男儿志在沙场》三篇文章。朝野皆知《帝国日报》乃是朝廷的喉舌，代表的是官方态度，而文章笔锋犀利，文风大胆，直指当前的时弊，揭露了世人当前的心态。
一时间在朝野上下引发了极大的震动。而朝中重臣也纷纷发表文章附和，右相文天祥更是在报上发表了自己被俘后在船上的诗作，‘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语令无数士人汗颜，但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与之唱和……
第６８８章 布局
十月行朝部试如期举行，此时的科举考试并非像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只需一篇文章就能登科当进士，做状元。其实也是分有多个专业科目的，“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创建和谐家园】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由于此次科举的范围实在是太窄，尽管放宽了条件，但是能走到部试的士子才五百多人，而过去每科取士就达到了这个数儿，再经过筛选能参加殿试的不过寥寥十数人。经过阅卷后，大家都觉的不尽人意，可又不能空榜，否则不仅失去了科举选才的意义，也会让士人失望，更会让首次开科的小皇帝丢了面子。于是乎几位宰执会商后决定还是矬子里拔将军，拟了名单报给了圣上。
赵昺在开科之初就知道此次科举形式大于实际，是在表明自己对士人的态度，也是变相的妥协。而此次的试卷他也看了，确实没有出类拔萃的，他本想宁可空榜也不能滥用。可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将参加殿试的士子取为一甲，参加部试的前五十名录为二甲，将四十以上的士子五十名赐进士出身。
不过这次放榜却没有似往届开科那样排名，更没有钦状元、榜眼和探花，也算破了大宋开科以来的先例。而这批参考的士子大部分来自于琼州，得中进士者占了半数之多，超过了宋朝历届总和，可以说琼州每个县都有进士，以致新科进士上殿谢恩时赵昺耳朵中都是琼州琼州腔的官话。虽然大家都知道占了行朝迁琼的光儿，但还是十分感谢小皇帝的，许多人在殿上便痛哭流涕称绝不负皇恩。
至于落榜者，赵昺也没亏待让他们皆入国子监学习，待来年开科再参试。那些跨海前来的士子们本来还有些酸意，以为自己怎么也比这些荒蛮之地士子们学问要强，若是赶上了怎么不会落榜的，可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算安下心来，安心备考。
赵昺如此安排，落榜士子们当然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上京参加科举，国家发给关券解决路费和待考时的食宿，高中者授官挣工资了，但是落榜者回家的路费都要自己负担了，可入了国子监就不同了，学好了可以直接授官，国家管饭还给零花钱。而若想进国子监读书在过去也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不是官二代，也得是学业有长才行的。
国子监初设于随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学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
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所以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
宋时的太学体制比较完整，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当中招收，庆历年间，内舍生由太学供及饮食，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寄宿生。然而这些学生大多是学籍挂靠在国子监，却不现身上课，只有老师住在监内，国子监于是沦为单纯的考试场所。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为患。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
国子监成了有教育之名，无教育之实的机构。为了遏制这种离谱的现象，后来规定监生必须上满五百日课才有参加解试的资格，可惜实行没多久就形同虚设了。那会儿除了国子监，当时还设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用来容纳前来京师备考的各地学子，多时能有千余人。但仍然是徒有虚名，没考试时三馆不过寥寥二三十人暂住其内，只能算是国子监的补习学校。
神宗年间的变法则第二次成就了太学。王安石不仅对太学实行扩招，还改革了用人体制，实行“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类，其中上舍中成绩优异者，可直接选拔为官。此举蕴含的是养士取士之意，与战国时期田齐的稷下学宫相仿。也可比作现在大学的预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到了元丰二年，太学已有八十斋，每斋五楹，可容纳三十人；外舍两千人，内舍生两百人，上舍生仅百余人。后来新法虽废除，太学却未见受影响。徽宗时期，恢复部分新法，将外舍生定额提高到三千人，内舍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除了太学的常规儒学教育之外，还设有医学、律学、武学、算学、道学、书学和画学。
武学生一百人，主攻兵法；律学生无定额，主要学习断案和律令，案例和法条并重；算学生二百人，学习《九章》、历法和天文；书学生兼学篆、隶、草三体，画学生分为佛道、人物、山水等科；医学生三百人，分作方脉科（内科）、针科、疡科三科，每科均有一名教授带领；道学生自是学习《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了，与当时宋皇室崇尚道教不无关系。
按照现在的说法国子监就是现代的教育部及其名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宋国土沦陷国子监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行朝忙于奔命当然也不会去想着重建。但是其作为士人的最高学府，他们必然希望能够恢复，赵昺明白士人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承上启下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是文化的传播者，基层百姓行为的引领者。
所以恢复国子监符合士人的利益，同样也符合赵昺为代表的皇家利益。但是嚷嚷了半天，也任命相应的官员，扩建了府城文庙作为国子监的驻地，无奈学生太少了，因而现在基本上是空置，并没有发挥作用。此次开科参加部试的落榜士子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第一批学生。
当前是战时，办学条件又不足，因而赵昺决定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为宗旨办学，国子监暂时只恢复经学、律学、算学、医学和武学这五科，这几科都是当前最为需要的。而武学也相当重要，当前风气之下让士人入伍当兵还是件苦难的事情，可军中又急需通晓军务，精通战略、战役谋划之才，且勘测、参谋、政工等专业都需要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正可借国子监培养一批军中所需人才……
进入十一月，几件大事皆以处理完毕，琼州的雨季业已结束，此时第一届新军入营一年了，赵昺下旨着令他们成编制进行环岛徒步拉练。此次拉练不仅是检验一年来的所学，也是为了让他们完成野外行军、宿营、生存、构筑野战工事等相关相关演练，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徒步走完全岛，并完成相应的训练计划。
另一方面也到了招募第二批新军的时候，鉴于当前的形势及第一批新军训练取得的经验，新军军营也全面修建完毕，赵昺决定扩大第二批征募计划，增招兵员三千人。此外由于新的条例已经在全军实施，各部业已完成基础训练，他决定对各部基层军官进行每期半年的轮训，让他们熟悉火枪的使用方式，基本战术的运用，强化对新条例、条令的认知。
此外，中高级将校也将进行为期一年的入营训练，他们不仅要完成地形勘察、地图识别、筑城技术、火器使用、军用文书等基础知识的学习，还要学习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诸兵种合成指挥及军种间的配合作战。赵昺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现在各部的高级军官多是行伍多年的老兵，尚能知晓如何行军布阵，调兵遣将。而中层军官却多是义勇、豪杰出身，他们过去对行伍的基础知识都不懂，还是通过几次整训和这两年积累的经验带兵。
如今面临全军换装，大量的新兵器将入编，响应的战术也将发生巨变。如此那些中高级军官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就不够使了，而有些军官却连地图都看不懂，更缺乏组织指挥能力，所以有必要对他们的知识进行更新，学习新的战术。若是经过学习后仍然不能胜任，也就只能被淘汰出军中了。与此同时，江璆上奏水军学堂业已组建完毕，开始进行对各部进行整训。另准备征募新兵一万人，在新训基地完成基础训练后按需补入各军。
到了月底，两税已经征收完毕，由于第一批上岛的【创建和谐家园】免税期已满，今年共征收稻米八十万石，银钱二十万贯。商税收入十二万贯；关税三百一十万余贯，其中多是没收斡脱商人的货物所得；榷务司盐税却高达四百余万贯，当然九成都是‘外销’所得；另有杂税十余万贯。加上征北缴获所得，今年共收入约一千三百万贯。
收的是不少，但是花销同样巨大，其中仍以军费最巨，约占了四成之多；安置【创建和谐家园】也是个大头，花费了百万贯以上；此外就是官员的薪俸和补贴也有七十万贯。再就是琼州的基础建设投入和赈济灾荒等七七八八的开支。不过今年总算没有出现赤字，国库中尚有存留三百万贯，存粮六十多万石，如此大家都松了口气，谁也没想到这么个弹丸之地在小皇帝的经营下居然能有盈余。
国库剩了钱，而左藏库又有多少大家就搞不清楚了，虽然小皇帝今年并没有按照约定将关税纳入左藏库，不过有四成的盐在手，大家估计陛下收入肯定也有三百万贯以上。赵昺听了议论只是哭穷，称自己修建新军军营，匠作坊生产的火器的费用都是出自内库，再加上内宫的开支及各种赏赐，自己那钱早就花完了，全靠前几年的底子支撑。
但赵昺心中却十分不屑，今年花的虽多，但是左藏库的积蓄也超过了千万贯，说富可敌国并不为过，他清楚若是自己的计划能顺利实施，完成战略布局，那么数年后局面将发生大变……
第６８９章 局势
祥兴八年的春天到了，淡泊阁已是生机盎然，经筵结束后赵昺回到阁中换上常服便来到书房批阅公文。道。
“强虏未灭，中原未复，朕又何以为家？太后太性急了！”赵昺连连摆手道。
“官家如今局势越来越有利于我朝，相信用不了多时官家便能挥军扫荡江南、江北，重回故地的！”苏岚指指墙上挂的舆图言道。
“但愿如此吧……”赵昺也扭头看看被各种颜色染的斑驳的舆图叹口气道，为了这片红色的斑块自己耗费了多少心血，又有多少人为之牺牲……
祥兴五年赵昺与斡脱商人达成协议，琼州方面不再拦截其商船，靠岸琼州诸港只需缴纳两倍的关税。而作为回报，斡脱商人利用的他们的关系为事务局的商队提供庇护，保证他们可以通行江南；另外要求他们利用上层的关系勒令沿海诸州的边将不得任意派兵围剿隔离区；此外就是要求斡脱商人为他们筹措马匹、铜铁等禁运物资。
赵昺当然清楚商人言利，协议和承诺跟个屁差不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双方合伙，将他们拉入自己的生意中。于是这些斡脱商人便也成了私盐贩子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却不能在江南贩销，而琼州盐贩也不会过长江，双方各自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