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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 》-第 7 页  护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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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拍自己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

      基辛格: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泽东: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辛格: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泽东: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基辛格: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泽东:在一百年内。

      基辛格:上次我到这儿,主席也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确。

      基辛格:至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毛泽东: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它现在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分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

      基辛格:不是一百年。

      毛泽东:(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欢迎福特总统来访,也谈到了自己患病的具体病情。

      基辛格: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记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记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毛泽东: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两人在讨论了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在欧洲打仗会不会使用核武器等问题之后,毛泽东和基辛格还谈起了经常爱看报上的国际新闻,就说起了《【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都是犹太家族拥有的,还针对西方批评中国的论调,自嘲地说“我批准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到高兴”的话。

      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上的意见是肯定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基辛格离开北京的前夜,基辛格与乔冠华讨论美国的声明草案。乔冠华拒绝了美方建议的公报,提出了一个美方觉得不能接受的公报,基辛格也拒绝了。乔冠华明确地说,中国准备举行不要公报的高级会晤,这使基辛格很恼火。会议在凌晨中断,没有达成协议。分手时,乔冠华表示说,中国政府不能保证美国总统将受到热烈的欢迎。有评论说,这次基辛格访问是从北京两手空空地返回华盛顿的。

      1975年12月1日,“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刚刚步出机舱的福特的脸色是阴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已在总统夫妇身后兴奋地报告:“好哇,邓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总统了。”他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中方还是很重视福特的访问的。

      邓小平针对美方一系列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做法,在当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别强调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特当然听得懂这个坚强的矮个子的弦外之音。他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倒联络处”(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方案了。

      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1976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2800人减少至1400人。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解决问题以外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创建和谐家园】问题”。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创建和谐家园】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12月2日)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邓小平、黄镇与布什也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和客人一一握手后,请大家入座。

      毛泽东先问福特:“你好吗?”

      福特点头并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毛泽东指指胸口又拍拍双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吗?”

      基辛格笑着说:“很好。我很高兴来到您这里。”

      像过去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了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寒暄过后,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还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没待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亲自掌握着中美关系的进程,拿尼克松与福特相比,是对福特的对华政策甚为不满。他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没有本钱,尽放空炮。”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这点。”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我们还有点本钱。”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说:“(骂娘)我们也会。”

      毛泽东机敏地说:“你们也会?那就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语言来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

      毛泽东笑了:“不错,又达成协议。”

      屋里的气氛很轻松了。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福特与基辛格这才松了一口气,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的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0RDER。”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毛泽东与福特的会谈,虽有轻松、幽默友好的气氛,但却掩盖不了这次高级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福特此次访华,中共党史专家胡绳在《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七十年》一书中评述说:“与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比,美国政府在【创建和谐家园】上的立场是一个退步。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作出正确处理(【创建和谐家园】)的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被推迟了。”美国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在其专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也评述说:“福特在北京的会谈气氛很友好,但却平淡无奇。一位与会者回忆道,这次首脑会议是他所参加过的最索然无味的会议。但表面看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当福特和毛会谈时,竟有半个小时无话可说,他们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并非在昭示世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谐。”

      虽然福特访华在消除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创建和谐家园】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有助于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国在四年前开始的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势头。福特再一次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要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可以期待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不久,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与他无缘了。

      然而这次会见,其实邓小平的心情已经十分复杂了。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与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根据这些年北京政治气候的规律,已经判断邓小平“大权旁落,又开始处于极为难受的状况”。外电报道邓小平在12月初与到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显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虑一旦周总理病逝,将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福特总统在回忆此次与邓小平的会谈时说,“发觉邓显得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固执”,似乎“并不急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要求美国解除长期以来对台湾承担的义务”。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分析说,有鉴于当时中国正值“四人帮”横行,邓小平说话有保留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1976年元旦一过,邓小平真的就突然闲下来了。除了被他视作同志、战友和兄长的周恩来的病危令他心情沉重之外,一股矛头对准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急了,如今他只是“专管外事”了。但最后的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会见并宴请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就是1月2日上午,会见了以共和党众议员玛格丽特·赫格勒夫人为团长、民主党众议员帕奇·明克夫人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全体成员。之后,他就又“靠边站”了。

      本来,从1974年底到去年初以来,毛泽东是一直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后来在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四人帮”便高兴得恨不得立即就将邓小平打倒。但是,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达到两人继续合作并同时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邓小平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邓小平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1976年1月2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但在“消失”两星期之后,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为福特的竞选失败而离开了白宫。

      第二部分 “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5)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基辛格对邓小平说:“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再次见面已经是3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自然也成为邓小平访美要会见的人物。在总统卡特举行的盛大国宴上,邓小平在宴会的答词上说:“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邓小平同样没有忘记这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的博士先生,称赞其所做的巨大贡献。

      也就是在1979年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盛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称邓小平为‘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上星期,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基辛格告诉记者他对邓的印象:‘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1975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的2月1日,也就是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这天早晨,他与基辛格博士共进了早餐。后来邓小平在西雅图参观访问时,他们再次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基辛格风趣地对记者们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基辛格的话,引得哄堂大笑。

      此后,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

      1982年9月30日,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不久,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邓小平告诉基辛格说:“我现在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面去了,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退到了二线,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

      基辛格对邓小平如此高风亮节的行为大加赞赏。他说:“我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的领导人这么有远见做出安排。”同时,基辛格还愉快地向邓小平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在中国访问的感受,兴奋地告诉邓小平说:“现在人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了。我注意到人们穿的衣着比过去好多了,消费品也比过去大大丰富了。”

      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农村。农民收入成倍、数倍的增长。我们‘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见效了。城市也有了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这样的会谈自然离不开中美关系问题。尽管基辛格已经不在白宫做事,但仍然为中美的友好事业努力着。邓小平说:“这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是好的,但近两年发生了一些波折。就中国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政策的延续性。我们重视同美国发展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

      在谈到国内情况时,邓小平还回忆说:“实际上我1974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10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意见表示同意。他还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了你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笑着问道:“她也同你谈过?”

      基辛格略带自嘲地口气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我是受害者。我看了你们的那次谈话,很受感动。”

      三年后的1985年11月,基辛格和邓小平这两个老朋友又见面了。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许多成果的一年。

      一见面,邓小平就说:“上次见面是1982年吧,差不多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对你来说,三年没关系,可是对我来说就珍贵了。”

      基辛格说:“你现在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你时还要健康。”

      邓小平笑着回答说:“自然规律违背不了,我的秘决没有别的,就是尽量少做事,让别人去做。”

      基辛格说:“我们相识已经有10年了,特别是过去6年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邓小平高兴地说:“去年我们的步子快了一些,速度太高,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平衡,经过今年大半年的调整,效果比预期的要好。改革是一个新事物,出点差错不要紧。”

      基辛格称赞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试验。”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

      基辛格接着说:“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10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更早一点的时候,在1949年,黄面孔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翻身还要两代人的努力。”

      基辛格被邓小平的信念、魄力和爱国情怀所折服。

      1987年9月,邓小平和来北京访问的基辛格又见面了。

      这天是9月3日。基辛格一见面就说:“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年轻。”

      邓小平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对此基辛格深有感触。他深情地回忆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见到你时,你前一次谈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邓小平也愉快地说:“我访美的时候,受到你的盛情款待,你是重新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人,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基辛格还跟邓小平谈到了他来中国前看到的各种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报道,他还把来到中国后看到的情景与外面的报道进行了比较,请邓小平对今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做出预测。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年初有些学生上街闹事,要求全盘“西化”,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处理了问题。

      针对国内形势时,邓小平跟基辛格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么准。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几十年内,在某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

      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就改。”

      邓小平还赞扬基辛格倡议建立了“美国—中国协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的目标是明确的,相信它会为推动中美友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辛格说:“成立美中协会的目的是促进美中友好,推动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鼓励美商到中国投资,美中友好关系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自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包括共和党的总统和民主党的总统都在朝这个方面继续努力。因此,我可以说,美中关系是一种永久性的关系。”

      邓小平和基辛格博士有记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的11月10日。

      此前的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11月9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的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第二天,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美国政府的前国务卿,成为邓小平退休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而当时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这天,邓小平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基辛格一走进会见大厅,邓小平就迎上去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当着几十名记者们的面,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那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听到基辛格说他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笑了,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当基辛格问邓小平中国将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

      基辛格看着邓小平这个可爱的中国老人,说:“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后来,基辛格在同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谈话中对邓小平作过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创建和谐家园】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粮食富余国。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创建和谐家园】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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