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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笑着说：有人说，要是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
又是一片笑声。
基辛格也俏皮地说：女人过剩，就向美国出口吧，又没有配额限制，我们免税了。
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几个，或者千把个。
周恩来也说：一定。要自觉自愿。
毛泽东继续笑着说：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里，绝对是个灾难哟。
笑声又起。
基辛格说：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泽东说：你要是要我们中国女人，我们可以给你１０００万。
在座的女士们笑得特别厉害。
在将话题转入到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基辛格说：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称职的翻译。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辛格听了大笑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接着，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
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这次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２月１８日凌晨１时１０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走进书房里来拍了合影，会见才算结束。
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六次会谈是在１８日午夜零时２５分开始的。会谈地点在【创建和谐家园】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谈结束已经是２月１９日凌晨２时１０分了，在四号楼的门厅口，周恩来与基辛格拥抱握手，轻松道别。周恩来告别基辛格后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焦急关切地问秘书：“南昌那边有消息吗？”
秘书迅速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平安抵达鹰潭。要是快车不晚点，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来如此关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个人是谁呢？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一趟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从福州开往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徐徐停靠鹰潭火车站。那个时候的鹰潭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但是这一天，铁路部门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指示，这节专用车厢将在这里接待一个“东南亚外宾”。而今天搭乘这趟列车的“东南亚外宾”，却是邓小平。后面跟着的还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别礼遇的。邓小平怎么成了“东南亚外宾”呢？大家知道，１９７１年，在林彪“９·１３”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面临转机。周恩来总理安排他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旬起从井冈山开始，对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及江西的农业生产、景德镇陶瓷厂等作一次考察访问，并特别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他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给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单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这就涉及到邓小平的安全问题。当时，“林彪集团”虽然已经倒台，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还十分活跃，极“左”思潮还在泛滥。再加上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宣布【创建和谐家园】复出，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就难保不出意外。周恩来之所以挑选老革命根据地，是考虑到那里的人民对老红军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帮”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可能是从安全保卫的角度上考虑，邓小平要到一个地方，就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说是将有“东南亚外宾”前去访问。但究竟是谁“发明”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称号的，现在或许已经无从查考了。然而这个称号，在那个极“左”动乱的岁月里，对于邓小平在江西老区的考察和这次回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据史爱国先生在《初访井冈》一文中介绍说：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
“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就是邓小平。”
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次回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具体指挥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车直接【创建和谐家园】一家从南昌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的。汪东兴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绝对安全。
周恩来的病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发现的。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５月１８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１月１１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５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责任在肩，任重道远，继续坚守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半年后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清早６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洗漱，在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病情突然恶化。医疗组立即向党中央写了“病情报告”。但此时已经７５岁高龄的周恩来仍然不懈地坚持工作。同时他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因为他清楚毛泽东此时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设法加快邓小平复出的步伐是当务之急。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１日，邓小平静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就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早在数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为此，周恩来在３月９日，特地为邓小平复出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在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达邓小平本人，阅后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办完这一切，周恩来才放心地向毛泽东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两周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第一件事就是办理邓小平正式复出的事。３月２８日，他在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先念的陪同下，与邓小平见了面。这是两人在“文革”动乱冲击后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长谈，只是谈了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工作的事。
第二天，周恩来就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曾在许多报刊和画册发表。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完成。但周恩来还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４月２日，周恩来上玉泉山作手术。４月９日，周恩来手术后，邓小平、卓琳上玉泉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并共进晚餐。
两天后的４月１２日晚上７时３０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一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就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的，也是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人们对邓小平复出的惊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
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一般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今天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按以往，当主人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会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有关国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使命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而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７０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才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外电还评述说：“许多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有了这则电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
第二部分 “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2)
毛泽东请“军师”。中国一个大人物来到联合国。邓小平在联大的风光让基辛格顿生嫉妒。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基辛格不仅感到邓小平的作风与周恩来大不相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而且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７４年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因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政治局惹起了一场风波，江青大闹【创建和谐家园】国宾馆。这还得接着从邓小平复出说起。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少有的。因为一般政治局开会，大都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可见会议内容非同一般。原因很简单，因为与邓小平的复出有关，非由他出面做工作不可，要不，有些人就不会安生。政治局委员们都按时来了。邓小平也来了，仍然只坐在一个角落里。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抱怨过：“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６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这次就不能怪人家，邓小平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呢！
在１９７３年８月间举行的中共“十大”前后，鉴于林彪事件，因中风和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十大”产生的核心领导班子，充分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除周恩来之外，叶剑英、朱德、李德生、董必武等老同志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与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批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同志一起，也被选为中央委员。有关档案材料表明，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最初的候选人名单中是没有邓小平的。显然，邓小平的名子是经毛泽东同意才加上去的。而且，毛泽东这次还主张“十大”不能再像“九大”，党中央不能只设一个副主席。如果只设一个副主席，“十大”就只设王洪文一个了。这样就设了五个副主席，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是慎重的。因为在周恩来患了绝症之后，他也开始担心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左派能挑得起党与国家的重担吗？显然，毛泽东是很不放心的。
据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所著的《邓小平传》记述：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或者更老实地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表面上看，王洪文说的是听起来舒服的好话，邓小平说的是乍听有些惊人的真话，但毛泽东相信邓小平关于他去见马克思后中国有“军阀混战”的预言。
邓小平的回答，更加让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军队介入支左，军队领导掌握着各省革委会的大权。毛泽东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林彪时代留下的“枪”管着党、管着政，这是十分危险的后遗症。就在这个时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所以这次政治局开会他就请邓小平也来参加了。
接着，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迅速来京议事。在１２月１５日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以及八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时，毛泽东再次郑重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说完，毛泽东又转身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召集这些司令员来中南海开中央军委会议，在当众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他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同时，性格倔犟向来不轻易认错的毛泽东，在这次军委会议上，主动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翻案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创建和谐家园】，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可见毛泽东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又迈了一大步。
不久，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通知中说：“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从１９７４年初开始，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４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创建和谐家园】国宾馆里发火了，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
这显然是江青不愿意看到的。本来她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但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定的，她虽怒火在胸，却无可奈何。但她似乎还不甘心，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三天前的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复信拒绝见她，还在信中把她批评了一番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江青心里正窝着气，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她把王海容、唐闻生狠骂了一通，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其实，这个报告是按照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办的。１９７４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这是一次表达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创建和谐家园】，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剥削的强烈愿望的重要国际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３月２０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得知江青在【创建和谐家园】发难，周恩来心中极为焦虑。他本来是要住院的，但他又害怕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就坚持着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又继续施压，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知道江青的厉害，十分担心在２６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会取得支持，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两人就商量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于是，在２５日这天她俩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３月２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才明白过来。但她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显，这是江青存心掣肘，给周恩来设置障碍。看到周恩来总理如此操劳，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东大厅出来后，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３月２７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
这样，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
４月６日上午，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破例亲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４０００余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记者报道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都在纷纷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要在大会上阐述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发言是周恩来和他经过缜密考虑经毛泽东批准并由乔冠华起草的。同时，他作为周恩来事实上的继任者，还要在纽约与美国的基辛格举行会谈。为了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他进行了仔细的准备。因为周恩来总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离职住院治病，政治局决定要他在作了联大发言及会见了与会的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之后，就赶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经基本安排好了：４月７日，邓小平抵达纽约。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在这期间，会见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并预定４月１４日与基辛格博士会见，然后于４月１６日晚间离开纽约经巴黎回国。
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代表大会，是继１９７１年在第２６届联大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又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这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改变自身经济不平等地位，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的一次重大尝试，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这次会议的宗旨和口号。
４月１０日，因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都挤满了代表和观众。许多华侨携带子女在观众席上就座，人们的脸上也显出兴奋的神色。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特别注意观察这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矮个子。从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中看，邓小平是个性格坚毅顽强的人。邓小平的复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此前，基辛格专门看过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中央情报局分别呈写的有关邓小平的材料，知道这是一个经历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与苏联打交道，使另一个矮个子赫鲁晓夫深感头疼，为此令毛泽东大为赞赏。显然，此次毛泽东让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表明他就是周恩来的继任者。
邓小平健步走向联合国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坚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带四川口音的中国话。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３０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结束时掌声更为热烈，响彻了整个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团席位前排起了长龙，几十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团长向这个中国矮个子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邓小平的风光多少让这位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羡慕到有点嫉妒了。基辛格目睹着这个热烈场面，心里却酝酿着该怎样与这个中国对手进行第一次见面的会谈。多年以后，基辛格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４月１４日晚上８时０５分，邓小平与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国务卿见面了。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会谈。会谈是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的套房中举行的。乔冠华副外长陪同参加了会见。《基辛格秘录》一书就曾详细披露了这次会谈的细节。
在记者进房拍照之后，邓小平先拿出一盒烟来，问基辛格能不能吸烟。
基辛格：我不会抽烟，早就听说您抽烟是很有名的，当然也不反对您抽烟。
邓小平：你不会抽烟，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我不抽烟，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小平：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邓小平：我也有不少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来都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他们走进了饭厅，先谈了一阵中东问题之后，基辛格端起茅台向邓小平敬酒。在场的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我相信我们用茅台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邓小平接过话头幽默地说：那我们也能解决原材料危机吗？
基辛格也以美国式的幽默答道：我认为只要喝了足够的茅台，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邓小平马上接着说：那我回国后一定采取措施增加茅台产量。
基辛格说：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美中关系看做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总理会谈时所说的，我们力图寻求使我们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邓小平：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谈了有三个小时。
基辛格：我们谈了许多细节……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在基辛格与乔冠华干杯的时候，邓小平说：博士，即使喝掉所有这些茅台，你明天的讲话也会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真令人感动不已！我大约应该好好抨击一下超级大国。我很高兴副总理肯定了乔副外长在北京已经对布鲁斯大使说过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动。
邓小平：我读过你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非常坦率。你们从战略的观点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些谈不拢的是，关于苏联的战略重心到底放在哪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为事实将表明真正的重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