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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周恩来拒收“保利书简”，使福田的“水鸟外交”遭到失败。此事很快就由传媒传至日本，佐藤内阁又遭到日本各界舆论的抨击。当时，人们曾经讥笑外相福田纠夫这一对华外交方式说：“黄海是相当宽的，尊鸭何时方能游到彼岸？”但在１１月１０日这个晚上的谈话中，周恩来的谈话也并没有把中日关系的大门锁死，而是留了一个缝隙：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但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后来，田中角荣上台以后，中日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达成共识。
也就是在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握手７个月之后的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５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随着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ＤＣ—８型日航专机徐徐降落北京机场，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日本国歌《君之代》与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两首让中国人民有着绝对不同感【创建和谐家园】彩的歌曲在一起奏响时，“也颇有深意地标志着新时代的史页被掀开了”。
当迎宾车队驶进【创建和谐家园】国宾馆田中角荣下榻的１８号楼的时候，周恩来笑着对他说：“年初尼克松总统来的时候，也住在这里。”
田中微笑着说：“尽管美国总统来得比我早一点，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啊。”
在客厅里品茶漫谈，气氛融洽。田中说：“我看书得知，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钓鱼住的行宫。日本也正在第一次建造迎宾馆。”
周总理问：“以前没有吗？”
田中说：“过去嘛，是用朝香殿下放东西的地方迎接客人。现在呢，把赤坂离宫的旧建筑物来一番大改造，作迎宾馆。造好之后，请你做第一位客人。”
周总理听懂了，不待翻译译完就朗声笑说：“我感到很荣幸。”
田中说：“迎宾馆规模不大，却是仿巴黎凡尔赛宫建造的。”
午餐过后，没有休息，下午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进行第一轮会谈。上次尼克松访华时的首脑会谈是面对面隔着桌子就座的，这次周恩来特意安排在围成马蹄形的沙发就座，并说：“这样坐有家庭气氛。”
田中代表日本人民赠送给中国人民１０００株大山樱和１０００株日本唐松树苗的礼单，向毛主席赠送了东山魁夷画的《春晓》，向周总理赠送了杉山宁画的《韵》；大平外相赠送给周总理的是细线鸳鸯挂毯。
会见赠礼之后，进行会谈。周恩来高度评价了田中就任首相以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讲话。田中则首先对日中两国在过去有一段“不幸的时期”表示了遗憾，并诚恳地说：“过去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今后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相处。”
双方各自坦率地阐述了基本立场和想法，表示谈判，一举实现复交。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在周恩来致了欢迎词之后，田中首相接着致答词。田中在答词中承认，“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他为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来北京，“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但在谈到过去的历史时，他却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创建和谐家园】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这个“麻烦”之说，却引起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特别不满。当日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即与叶剑英、姬鹏飞、廖承志等去中南海毛泽东书房汇报。当周恩来汇报到田中答词中的“添麻烦”之说时，毛泽东当即打断而问道：“麻烦？因碎屑小事惹起的不快，为麻烦。半个世纪的侵略只是‘添了麻烦’？”
２６日下午第二轮首脑会谈时，周恩来专门就昨晚致词告诉田中：“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了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创建和谐家园】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是很轻的。”
“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田中出汗了，擦汗之后又说，“这个表述如果在汉语里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换。”
田中首相及大平外相谈到了联合声明问题，大平说：“我们觉得，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要是从条文上去死抠，就理不出头绪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刚才所说的，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对方；如果只从条文上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所以我们没有找条法司的人来参加会谈，参加的都是搞政治的人。”
田中说：“我就任首相时就立即表示，要加紧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周总理也立即表示欢迎。这就是我们大的一致。”
周恩来说：“不久前的中美联合公报，如果从法律条文着眼，无法通过。但尼克松很信任基辛格博士，我们双方谈判，从政治上找一致点。那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步；要实现建交，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日关系就不同，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日台条约》存在于你们与台湾之间，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是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不能让我们承认它是合法的。”
大平说：“要建交，就要与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
接着，周恩来用很艺术而和缓的语调说：“刚才首相、外相从大的一致都说得好。但是，我并不认为今日上午外长会谈时日方高岛局长说的话，已经表达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真正意图。如果是那样的话，真不知你们是来吵架的，还是来解决邦交正常化。”
会谈中，周恩来对在上午第一轮外长会谈中，日方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提出的所谓“蒋介石已在日蒋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两国联合声明中就没有必要再提赔偿问题了，也没有必要将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写进联合声明”的提议，提出批评，并说：“我们对此感到诧异。”
田中与大平相互望了一眼，问：“那么，中国方面是什么看法？”
周恩来愤慨而坚定地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他这是慷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经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田中紧接着说：“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轮会谈从下午２时谈至４时４０分。会谈结束，日方官房长官对记者们吹风说：“刚才，两国首脑进行了令人惊讶的坦率的讨论。”但会谈仍没有进展。
回到房间，大平抱怨地说：“真是伏兵奇出，不好办。我们没有料到的事情，却突然成为要解决的问题了。”
田中没有吭声，似在思考着往下怎么办。
大平说：“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无颜回日本。”
田中说：“怎么，这个时候就觉得玩不转啦？”
大平说：“那么，您说该怎么办？”
田中望着大平的眉头仍然锁着，就大笑着说：“那就看你们这些诸葛亮出谋划策喽。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必要太让步。万不得已就回东京去，就当出来旅游一次好了。”
这时候，参加谈判的外务省官员们也被叫进田中房间里来了，田中神态严肃地对他们训话：“你们各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很有学问的。但是，不要钻牛角尖，请你们提出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见解来，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再奋斗一次吧！”
田中作简短训话之后，就在下午５时许开始了第二次外长会谈，这是在原定日程安排中所没有的。这次外长会谈，要根据刚刚结束的首脑会谈精神，就联合声明的前言部分的文字进行磋商。会谈是这样进行的：大平外相先逐条解释日方方案，姬鹏飞外长认真地作笔记。每解释完一条，就由姬外长的助手送到另一个房间里，交给坐阵在那里的周恩来审阅，重要的问题报告毛泽东。
自从尼克松之后，世界各国首脑政要访问中国，攀登长城成了访华“必修课目”。中国外交部礼宾官员们在１９７２年就有了这么一句口头禅，外国朋友来北京有三个“Ｍｕｓｔ（必须）”要做：登长城、游故宫、吃烤鸭，而攀登长城则居三项之首。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７日下午，长城又迎来了一位新客人。日本首相田中一下车，就以矫健的步伐开始了攀登。按原定计划，田中只登至第三个烽火台就行了，但是他仍不肯罢休，又一口气攀登至了第四个烽火台。日本与西方记者们纷纷从长城当场发出报道说，“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爬长城归来后，双方接着谈判。然而，如何处置“日蒋条约”中关于日中间已经结束战争状况这个问题上遇到了表述上的麻烦。田中说：“怎么样才能使双方都交待得过去呢？”最后还是周恩来出了一个好主意，用“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况”这样的说法来表述，使双方都能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后来，古川万太郎在《周恩来与日中关系正常化》一文中表达了日方的感受：“周恩来实在是高深莫测的人物。据说，在日中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提出这个方案之后，田中、大平才确信邦交正常化可以实现。”
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认为：这是周总理在中日复交谈判中的一大发明，这个发明，完全可以与中美谈判中基辛格所发明的那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奥妙”。基辛格那段话是：“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取得了一致。２７日晚８时３０分至９时３０分，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田中角荣。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已经吵完了吗？”
“不，不，谈得很融洽。”田中忙说。
毛泽东笑说：“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没有放过田中的“麻烦”问题，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知道了，我会按中国习惯改换过来的。”田中说：“我们很快要达成协议了。”
毛泽东说：“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说：“我们到北京来还只有三天嘛。”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
在座的众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说：“美国人今年２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田中说：“上个月，基辛格在东京问我，为什么要急于访华，我告诉他：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久远得多啊。”
毛泽东说：“我很赞赏你这么说。”
毛泽东谈到了中日两国交往史，从中国史谈到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选举，从读书、汉字谈到文化的渊源，从日本【创建和谐家园】谈到中国惟一的【创建和谐家园】———唐朝第三代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从《四书》、《五经》谈到家庭，从马克思主义谈到佛教，还谈到了毛泽东自己的少儿时代。
毛泽东还说：“上次我对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回我也投了你们的票啊，你是自民党主力嘛，主力不来怎么行？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廖承志：“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笑说：“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如果参加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田中知道，会见该结束了。毛泽东指着房里四处堆积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他指着书橱上六卷本《楚辞集注》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周恩来走了两步将书从书橱上取下，递给了田中。
田中收下书，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地点头，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那么，祝你健康长寿。”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书房外的走廊中间。毛泽东与田中、大平会见，意味着日中复交谈判的难关已过。
９月２８日下午３时４０分，第四轮首脑会谈在【创建和谐家园】１８号楼进行。气氛更为融洽，双方就在外长一级进行磋商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最后达成了协议，并一致同意在９月２９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这次会谈，主要是讨论剩下的日蒋外交关系如何处理问题。
在讨论中，大平表示说：“日本方面将单独发表声明，宣布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周恩来问：“什么时候发表，请明确说明具体日期。”
大平说：“请相信，外交问题是绝对不会失信的。如果日期定下来了，万一届时晚一个小时或一天，就会影响两国的信赖关系。因此，相信我吧，由我来办。”
周恩来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同国外交往，讲话一向是算数的。”接着，他从《论语·子路篇》中摘引了“言必信，行必果”，说，“这是孔子回答子贡的问话，说作为一个‘士’应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一条。”他铺开一张纸，题写了这六个大字，赠给田中首相。
田中接受之后，也铺开一张纸，挥毫写下了“信为万事之本”六个大字，赠给周总理。田中说：“这句名言，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为政者圣德太子说的话。”
当晚，由大平与姬外长进行联合声明文字的具体磋商。对于“添麻烦”问题，日方的认识有了提高，对田中致词中说的“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创建和谐家园】烦”，在联合声明中，文字上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１８分，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在茶色封面的联合声明文本上，先由姬外长、大平外相签字，再由周总理、田中首相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紧接着，大平于设在民族文化宫的大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平严肃地宣布，由于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结束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是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他立即转而宣布，作为日方在联合声明所表明立场的重要补充，日方明确地宣告废除日蒋条约。大平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９月２９日，中日两国建交，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午１时许，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飞往上海。据说，在当晚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与田中、大平碰杯的时候说：“我真希望同你们通宵畅饮啊！但是，我还必须为你们的下次访问留有余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刚刚就任首相两个多月就亲手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更是激动不已，素不嗜酒的他竟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去祝酒，向中国朋友、向自己的下属敬酒，一连喝了好几杯茅台。大平悄悄告诉周恩来：“我还没有见过首相离开座位去敬酒呐，这是首相破天荒第一次哟。”
第三部分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创建和谐家园】(2)
邓小平放眼全球，求同存异，说：“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事情来说，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
邓小平指出：“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
中日建交了，但中日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完全走上正轨。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关系也随之起伏跌宕。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位开国元勋先后撒手人寰，中国也没有一位领导人访问过日本。当年田中首相曾在【创建和谐家园】盛请周恩来总理作为日本国国宾馆———赤阪迎宾馆的第一个客人的邀请，也随着田中的下台而成了空头支票。
应该说，自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摆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抵达日本，和东乡文彦外务次官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但由于双方在反对霸权问题的条款上意见分歧，谈判进展缓慢，断断续续。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倒台后，由三木组成新的内阁。但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后来，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局的动荡，谈判终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日本三木内阁在全国大选中遭到惨败，宣布辞职。福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受命组成福田内阁，由大平正芳任党的干事长，园田直任官房长官。福田组阁后，日本政界要求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势头再次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决定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取得一致意见，就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但是福田派是自民党内反对日中条约的人最集中的大派，一旦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又来拖后腿。正如园田直的秘书渡边亮次郎在《园田直其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局尤其是同在野党的关系趋于紧张，他（福田）就对日中条约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稳定形势；情况稍有好转，他就犹豫徘徊，举步不前。”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恢复其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创建和谐家园】总参谋长等职务。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在世界上的反响甚至比在中国国内的反响还要强烈。
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尤其以与中国近邻的日本更为强烈。日本政府立即发表看法，对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局趋向稳定，从而使日中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也将朝着明朗的方向发展。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打破日中谈判的僵局。当时的《东京新闻》发表文章说：“由于邓小平的恢复工作，中国的外交路线将进一步增强灵活性。”并形容说，“邓氏的恢复工作也将成为（日中缔约）谈判的促进剂。”
实际也正像日本人所预测的那样。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早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０日，邓小平会见以浜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日本方面提出的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就曾指出：“对于福田首相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事情来说，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
邓小平的这个带有声明式的谈话，其实就是暗示福田纠夫首相下定最后的决心。
而在更早的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５日，因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委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时，就曾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进行了深入交谈。
竹入说：“日中复交快两周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友好关系，５０年、１００年的友好关系，应该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希望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邓小平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临的问题，凡是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达了要在联合声明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词和方式。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在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一些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最后邓小平坦诚地说：“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创建和谐家园】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创建和谐家园】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看法一致。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到三个月的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二阶堂进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同样也是为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来的。众所周知，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其实在田中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下台后，三木内阁表示“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并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日双方决定开始举行和平友好条约的事务级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致使谈判断断续续，直至最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福田内阁上台后，同样表示要“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复出之所以在日本引起震动，就是因为日本政界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灵活性”能够在中日友好上做出贡献，主张抓住这个时机，尽快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就在这一年的１０月，日本专门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促进协议会”，以小坂善太郎为会长，号召参加日中议联的议员和１０２位在过去７年中访问过中国的国会议员入会，给福田首相施加压力，二阶堂进也在其列。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阶堂进选择了这个时机访问中国，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尽快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是因霸权条款而搁浅的。二阶堂进就是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提出了关于霸权条款的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二阶堂方案”的新方案，即“根据本约发展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９个月后中日双方谈判重开，经过十多轮艰苦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后话。
邓小平说“缔结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细节上可以灵活对待。随后，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方的立场，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场上能有所前进。他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的政治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的全球战略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看到苏联霸权主义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所构成的威胁。邓小【创建和谐家园】复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他分析说，在中苏边界地区，苏联只有１００万军队，挑起一些冲突有可能，发动战争则还差些，“苏联要进攻中国，１００万军队算什么，它没有５００万、６００万来不了，即使来了，占领了北京（这也不容易），占领东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战争的开始”。而欧洲和日本则与中国不同，他们几乎所有战略物资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它们最基本就是要保护通道，以免被包围封锁。
邓小平在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战略意图之后，指出：“有些人讲，苏联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包围中国，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苏联在越南大搞军事基地，当然包括针对中国，但仅仅是针对中国吗？金兰湾离中国很远，切断海上交通，对中国威胁不大，对日本、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更大，美国第七舰队也不舒服。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亚洲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说，苏联在东方摆１００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的，其次是对付日本和中国的。我们提出这个论据时，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还不大赞成。现在，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说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欧洲人不大接受，认为中国人危言耸听。现在美国人、欧洲人大概都懂得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中国人讲的是真话。”“我们中国自己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
在日本，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１日，福田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从３月开始，福田在自民党内从事统一认识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党内以滩尾弘吉为首的慎重派。５月，自民党内的慎重派大部分支持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７月２１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在中国北京重新开始。８月８日，福田派园田直外相访华。
在接见日本友人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双方均不干涉内政”的问题，进一步鼓励园田外相赴华访问，以完成缔约的最后准备工作。
邓小平对园田说：“中日建交稍晚了一些，但建交后的两国关系发展不算慢。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苏联反对这一条，正是暴露了他自己。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例如【创建和谐家园】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在邓小平“求大同，存小异，寻求更多共同点，寻求更多的相互合作、帮助和配合的途径”的灵活的外交方针指导下，经过会谈，双方就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在北京签订。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下午７时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上面的图案画的是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的拦洪大坝。屏风前面摆着覆盖有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在两份分别用日文和中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后互相交换条约文本。邓小平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
当时福田首相在官邸的电视机前收看了签字仪式的情景。据说，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６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那把椅子。时过境迁，物在人易。此时的福田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看完签字仪式后，福田站起身来对记者感叹地说：“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日本舆论的反应也非常积极。《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关当局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博。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而此时距第一次谈判的１９７５年，已经整整过去了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