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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赫鲁晓夫坚持说。
那是１９５８年９月，赫鲁晓夫在参加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访问中国。他在和毛泽东的交谈中，兴致很高地介绍了苏美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缓慢低沉地说：“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陈毅发生争执的时候，毛泽东沉稳地对近乎咆哮的赫鲁晓夫明确地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创建和谐家园】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给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因此，赫鲁晓夫早就对中共心怀不满，今天终于找到机会要发泄了。他越说越激动，真是脸红脖子粗了：“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只是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邓小平依然不紧不慢地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
邓小平的话不卑不亢，坚定有力，不容置疑，让赫鲁晓夫无话可说。
在大会上，邓小平在发言中，以毫不让步的坚定态度全面回答了苏共此前对中共的攻击，阐述了中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对于苏联领导人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背信弃义的行为，邓小平严正指出：“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了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在讨论即将举行的８１国【创建和谐家园】和工人党会议的文件草案时，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中共和苏共分别作了一些妥协，达成了关于文件草案的协议。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对此，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这３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创建和谐家园】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８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惟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创建和谐家园】领袖。———译注）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在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１１月召开的世界【创建和谐家园】、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工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诚意。
第三部分 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3)
邓小平再次挂帅出征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凯旋。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国【创建和谐家园】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共散发了一封长达６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致使会议初期又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中共代表团抱着互谅互让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在会上会下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使苏共也采取了协调和妥协的态度。最终，会议通过了《各国【创建和谐家园】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苏矛盾得到缓解，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转机。会后，刘少奇应苏联方面的邀请，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邓小平率团回国。
１９６１年１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各国【创建和谐家园】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全会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公开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攻击，周恩来在致辞中批评了这一做法。但在苏共的煽动下，周恩来受到了围攻。为此，周恩来愤然退出大会，提前回国。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１９６２年４、５月间，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活动；１０月，中国军队对印度入侵中国的行动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就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问题进行谈判，企图禁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共发表了８篇文章，对苏共此前的一些责难进行答辩。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发表致中共中央的【创建和谐家园】，在许多问题上攻击中共。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简称《二十五条》），反驳苏共的攻击。此后，苏共用各种方式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并无理驱逐５名中国驻苏联使馆人员和留苏研究生。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的高级会谈。
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也亲自出席。当然，和前几次一样，宴会上的气氛依然充满着火药味。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议有详细的回忆和记述：
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创建和谐家园】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些急切，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明确指出：“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言词。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他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
赫鲁晓夫将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接着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宴会上的交锋如此，正式会谈就更不用说了。
会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结果。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
邓小平留给赫鲁晓夫的仍然是“这个小个子厉害，不好打交道。”
会谈是从７月６日开始的，连续举行了９次会议。分别由两个代表团轮流发言，每次１人。７月１４日，苏共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创建和谐家园】员的【创建和谐家园】》，逐条批驳中共的《二十五条》。严重破坏了会谈气氛。在此情况下，会谈因无法取得进展而提前结束。
７月２０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指出：“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经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
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据说这是毛泽东亲自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两次中的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次与苏联的斗争是满意和赞赏的。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邓小平“对付苏联人有一套”。
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这样记述了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交锋与较量：
知道内情的人绝不会惊奇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然而又是尖锐地指责苏联。但是，东道国的所有与会者中极少的人以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们以前从未听过对强大的苏联【创建和谐家园】的公开批评出自中国人之口，倒是有几个在布加勒斯特的赫鲁晓夫信徒风闻过对中国的批评。
邓把对列宁党的进攻处理得相当机智。他为自己精心选择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大会：这里，在【创建和谐家园】第二次莫斯科国际会议上他向苏联【创建和谐家园】发动进攻，因为苏联【创建和谐家园】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邓在他的讲话中说，“历史上还未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诅咒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去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武装挑衅。”对这种指责赫鲁晓夫无言以答。就在１１月２０日再次发生边界冲突时，他才反应过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愚蠢的”。
由于一直怀有和好的愿望，邓委婉地批评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背叛。他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颂扬”不可原谅。苏联【创建和谐家园】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的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他一反常态，态度和蔼。休息时他也仍像一位矿工样。为了让记者照相，他把手放在了长得高大的刘少奇和矮小拄着拐杖的邓小平的肩上，似乎是在老同志当中。
从邓小平总书记之口，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得知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兄弟关系的现状。经过同毛和政治局的协商，他播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种子。为了赞许这次“功绩”，党的主席１２月９日亲自到机场迎接归国的代表团。
邓作为伟大的“反修主义者”登上了前台。也是他，１９６１年１月在北京八届九中全会上走向麦克风，向大家报告在莫斯科的情况。这次他又同毛和政治局的看法一致，拒绝了和
稀泥的观点。根据他讲话的主旨，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不想激化矛盾，而是首先等待苏联【创建和谐家园】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届代表大会。
但是，赫鲁晓夫加速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创建和谐家园】之间的争论，猛烈攻击中国兄弟党，以致于周恩来总理愤而退出苏联【创建和谐家园】代表大会会场，以示【创建和谐家园】。邓小平此次在北京观察着事件的过程。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党代会上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赞扬新党纲是马列主义的继续发展：“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想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的人，‘读读我们的党纲吧’！”中国人认为这太狂妄了。他们不受他人约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党的自主而奋斗。此时，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这并非偶然。
尽管争执颇多，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在１９６１年还是只批评了苏联【创建和谐家园】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中国同志还一直很欣赏北方邻国的经济建设大发展。９月，邓小平在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赞扬苏联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同时他对苏联【创建和谐家园】的新党纲之普遍适用性有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党纲只能有限地适用于其他【创建和谐家园】国家。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对修正主义的尖锐批评集中到了政治方面，而几乎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外，这点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是中国的内部政策还是外部政策，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离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
尽管中国人从１９６３年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２月２７日他们还是收到俄国人请他们到莫斯科参加会谈的诚恳邀请。３月７日，邓以总书记身份通知苏联驻北京大使，中国准备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同苏联进行会谈。在另外一封信中，周恩来通知克里姆林宫，邓将率领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代表团前往。
这期间，北京正在高速准备同苏联【创建和谐家园】的下一轮论争。按照政治局的指示，邓的书记处着手拟出论纲，它后来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被作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争的武器。
如果要相信毛的政治秘书的话，那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建议不是出自邓之手，而是出自伟大的毛主席本人之手。新论纲作为致苏联人民的【创建和谐家园】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５８面的【创建和谐家园】以“亲爱的同志”起首，“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结尾。它表达了中国希望结束这场论争、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的意愿。
邓打点行李时，苏联将５个在苏联国土上散发【创建和谐家园】的中国人驱逐出境。总书记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秘密工作首领康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成员杨尚昆以及另外３个苏联问题专家的陪同下启程了，这当儿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俄国人还在莫斯科机场上就开始了挑衅。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等候数小时，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或许碰巧了？或许是有意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在未来的两周里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团上，而不是中国人身上。
７月５日，两个富有经验的总书记———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就在第一天，俄国思想家抛出了诱人的条件：苏联【创建和谐家园】宣布准备停止公开论争，准备
重新派出建设专家，扩大双边贸易，重新开始有关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的谈判。
由于至今会谈纪要像军事秘密一样躺在两个党的钢制保险柜里，所以我们不得不依据苏联口头传开的信息。按此种说法，中国人在整个谈判中非常固执和傲慢。据说，邓宣读了在北京就写好的汉语讨论稿，没有回答苏斯洛夫冲动的反驳。诸如和平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论点，邓不客气地斥为“空话”。苏联人总的印象是：似乎中国人对自己“纯洁的思想”感到骄傲。
当然，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人通过建设性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国际的和睦气氛，邓建议召开所有【创建和谐家园】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这个毫不妥协的谈判首领是否想故作天真激怒他的对手，给苏斯洛夫设下圈套？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毫不让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恼火。
锁着的门背后双方正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外面，两党的宣传机器在唇枪舌剑。７月１４日，刚好是中国人发表【创建和谐家园】后一个月，苏联人反应过来了，抛出了他们的【创建和谐家园】。信里向人们呼吁“苏联爱国主义”和“人类友爱”。他们愤怒已极，像纯粹说教的传道士一般，说中国人居然敢攻击“伟大列宁的党、共产主义的发源国、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民”。与此同时，在整个苏联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反华浪潮，不管是工厂【创建和谐家园】还是群众【创建和谐家园】。７月１９日，赫鲁晓夫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出席了莫斯科的群众【创建和谐家园】，他亲自接过了攻击的长矛。中国代表团对党的首脑突然掺合进论争吃惊不小，因为他在邓抵苏后不久还让人去赔礼道歉呢。
同坚韧的中国人争论的是纯粹路线问题，克里姆林宫的首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隔几间房子远的地方，他同外长葛罗米柯正与美国总统特使Ａ·Ｗ·哈里曼和英国政府代表洛德·黑尔什姆在谈判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也涉及到中国的利益。条约签字者有义务：在大气层和外层空间、在陆地上和水中停止核试验；不向第三国输送核武器。
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出席反华【创建和谐家园】后不到２４小时，苏斯洛夫和邓就中断了陷入僵局的会谈。公报上简短的说明是：无一定期限地推迟。最后，冷若冰霜的争论有了一丝友好气氛：在中国人归国前的晚上，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出席了双方参加的宴会。在惊愕的气氛中，大酒量的俄国人和善饮的四川人互致祝酒词。他们打了９年交道，之后再也没有会过面。
直到今天，邓小平对那以后不久被推翻的党的首脑的评价仍是否定的。１９８０年８月他说：赫鲁晓夫对中国人不好。相反斯大林多少还为我们做了点好事，建国初期，他真诚地帮助过我们，建造和改造更新工业设备，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基础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偿地接受援助，而是必须付钱的。但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切都变了。他宣布了斯大林时代签的条约和１００多份合同无效。
当总书记同他的谈判代表团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０日离开莫斯科机场时，人们的印象是，他离开了敌对的土地：出于安全的原因，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坚定的“反修战士”的飞机还未在北京机场完全停稳，党的领袖们就急匆匆地走向跑道。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还有江青———毛野心勃勃的夫人。邓以前从未受过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
从那时起中苏关系急速地走下坡路：１９６６年两党关系破裂，两年后关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１９６９年达到最低点———在乌苏里江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如果说邓曾经追打过俄国熊，那从１９７９年以来他就是想驯服它们。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理论家们悄悄地没再指责修正主义了，而邓曾为这种指责极力辩护。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他说，今天，中苏关系存在三大障碍：越军侵略柬埔寨、苏军侵略阿富汗、５１个师（４６万人）和ＳＳ－２０导弹驻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出认真的一步，”８２岁的邓说，“清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特别是迫使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我将准备同他见面……”
第三部分 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4)
“我早就完成了去外国的历史使命，当时我已决定不再离开中国。如果中苏关系上的障碍扫除了，我准备收回我的决定，在苏联领土上会见戈尔巴乔夫。我相信，这次会见对改善中苏关系、对中苏两国合作的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乌利·弗兰茨文中提到的赫鲁晓夫把手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肩膀上让记者照相，这确实如此。感谢摄影记者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这张照片已作为本文的一个插图，供大家欣赏。
苏共中央【创建和谐家园】发表以后，苏方又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为此，中共从１９６３年９月至１９６４年７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９篇评苏共中央【创建和谐家园】的文章（简称“【创建和谐家园】”），双方再次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此后，中苏两党的关系紧张，直到１９６６年３月，两党关系正式中断。１９６９年，两国又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样，中苏两个大国就从结盟走向了全面对抗。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重新改善关系，并在１９８９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时邓小平已经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已是戈尔巴乔夫时代。
２０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这场中苏论战和分歧时说：“从１９５７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６０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２０多年来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不能互相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还坦诚地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但邓小平也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了屈辱。”
邓小平总结中苏论战的教训时说：“马克思去世后１００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邓小平的话是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经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处理国与国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和坚持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中总结并且吸取教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现实问题看得准确而且处理得准确，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和较量，为邓小平更加成熟地走进国际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的精彩谈话以及后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赫鲁晓夫无疑成了邓小平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三部分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创建和谐家园】(1)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
———邓小平和日本【创建和谐家园】
记忆可以尘封，而历史不会；时空离我们再遥远，历史也不会走远。有一个传说在时光里走了两千年：一个叫徐福的人，为给秦始皇求得灵丹妙药，带３０００童男童女远漂东洋，此后才有了大和民族。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日本的铁器和水稻的确是从中国引进的，就连今天他们的和服和文字仍然与中国的文明密切相关。
当时光走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执政的明治【创建和谐家园】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开始派兵入侵台湾，进行扩张试探。此后，１８７９年出兵吞并琉球群岛的是日本人；１８９４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中国海权丧失贻尽的是日本人；１９００年结伙“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１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７年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还是日本人……直到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终于不再在日本人的铁蹄下，用血和泪去叩问大地的沉默，在水深火热中抗争的炎黄子孙终于从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上撕碎了那面“膏药旗”。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犯下的滔天罪行馨竹难书，这些铁的事实是决不允许篡改的！
６０年，弹指一挥间。日本———仍在海那边！今天，中日关系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恩仇未全泯，相逢早一笑。昨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今天。中日关系再好，但汪精卫是中国的大汉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东条英机是战争罪人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说起中日关系，我们自然不能忘记历史。同样，说起邓小平和日本【创建和谐家园】的握手，这还得从中日建交时说起。
日本人于美国人那里在一个词上栽了跟头。周恩来拒绝日本佐藤的“水鸟外交”。田中首相一口气登上长城的第４个烽火台，“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毛泽东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当时光又过了１００年，走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时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１９７１年，对新中国外交史来说，可谓是胜利的一年。几乎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作“破冰之旅”的同时，在纽约召开的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２７５８（ＸＸＶＩ）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震撼了世界！
而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和美国一样，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上，与美国一起进行百般阻挠遭到彻底失败之后，却又如尼克松自相矛盾的双重性格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样，也立即着手改变对华政策，主动开始与中国接触。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来被日本人称作的“越顶外交”在东京引发了一场地震。
原来，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１０时正式对电视与无线电广播宣布———即中美国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访华的前３分钟，日本首相佐藤才接到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的火急电告。而当时佐藤正在内阁开会研究工作，听到这一消息时，眼睛大睁，脸色发白。据说，其惊讶得有两分钟张着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此前，佐藤荣作对亲密盟友美国与敌对中国进行的暗地接触、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北京，竟然毫无所知。他困惑而沮丧地从内阁会议厅出来，早就等候在外的大群记者拥上来纷纷询问此事。佐藤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实在是没有料到，没有料到啊！……”
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消息一披露，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不断有大批【创建和谐家园】队伍到内阁大门前【创建和谐家园】，要求佐藤首相辞职，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顶着巨大压力的佐藤据说下班后甚至都不敢立即回家，只好等到【创建和谐家园】队伍散去才敢出门。其实，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据著名外交题材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在其专著《新中国建交谈判实录》一书中记载，“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佐藤组阁出任日本首相，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就说过：‘中国问题是日本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也是佐藤内阁面临的重要问题。’说是这么说，但在实际行动上，一直在中国问题上玩弄‘两个中国’或‘【创建和谐家园】’的手法。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下令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进入日本出席日共九大。这是当年中国访日的最高级代表团，如果访日成功，必将对改善中日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要是他真想与中国进行高级会谈以推进改善日中关系，这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此后，他一直坚持反华的顽固立场，阻止中日之间民间的友好往来，破坏已经形成一定水平的日中贸易，并以现职首相身份访问台湾，还一直积极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对于佐藤及其内阁的反华言行，中国方面一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实际上，佐藤和尼克松在华盛顿曾就中国问题达成过一个所谓的“双方有关政策需充分协调，双方应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协商”的协议的，约定两国首脑之间如采取重大步骤时需事先进行紧密的联系与协商。这个事前协商的原则成为新日美安全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可当时所签协议的英文文本上却只写了保持“联系（ｃｏｎｔａｃｔ）”，日本外务省推敲英文文本时疏忽了要进行“协商（ｃｏｎｓｕｌｔ）”这个极其重要的词汇。用当时《朝日新闻》的评论说：“尼克松为了自己名留青史及美国的利益，未必会为中美秘密接触的事跟日本事先打招呼。其实，在会谈协议中即使英文文本上有需要‘协商’的条款，尼克松总统也不会跟佐藤首相协商的。尼克松连对自己的副总统、国务卿及国务院都瞒着，又怎么会跟日本协商呢？”日本共同社评论说：结果使佐藤哑巴吃黄连，在一个词上栽了跟头。
详情披露，舆论大哗。日本国家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害，导致了日本国会一片责难与追究之声；日本各政党和国民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懑。日本舆论将这次基辛格访华的中美秘密接触不与东京打招呼称为“越顶外交”。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数天，佐藤在国会答复日本社会党与公明党议员质询时，还顽固地表明了反华政策，他说日本不赞成“用中国代替国府”，“不是两者择一，而是两者同一的道路”。他还对联邦德国电视台记者说：“只要北京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认中国。”
佐藤倒行逆施，在顽固追随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惨遭失败之后，迫于国内压力，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但因其自相矛盾的政策，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得到中国的答复。之后，佐藤采纳外相福田的建议，试与中国搞所谓的“水鸟外交”———水鸟浮在水上，脚却在水下划行———喻意为秘密外交。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由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任正副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时，美浓部向周恩来转交了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先生的一封秘信，内容如下：
贵国与我国的关系……成了不幸的关系，但今天已不允许对这种不自然状态置之不理了。尽快消除这种状态，建立新的两国关系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我的理解和认识是，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同时，日本应该坚持走和平国家、福利国家的大道，探索和实行把余力贡献给亚洲的方法。
周恩来看完信立即严肃鲜明地说：“此信的内容，与‘【创建和谐家园】’论有关，我是拒绝接受的。”
周恩来“拒收”保利茂的密信，并严正指出：“该信件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的‘惟一’两字；并且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是为策动【创建和谐家园】留后路。”美浓部问：“佐藤首相不止一次表示要来中国访问，谈判解决两国间邦交正常化问题，中方都没有表示欢迎。那么，中国为什么却同意尼克松总统来访问呢？”
周恩来强调说：“佐藤与尼克松不同。中国同意尼克松访华，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华沙进行了多年的大使级会谈，既然大使级会谈可以，两国领导人也可以进行会谈，何况三年之前尼克松就表示希望访问中国以解决中美间的问题。佐藤则不然！他一开始就没有诚意，只是知道尼克松的计划以后才表示希望访华，中国不能接待他。”
周恩来转而谈到中日两国间的实质问题，说：“朋友们，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个【创建和谐家园】。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
飞鸟田一雄副团长也问：“总理阁下，佐藤访华的事麻烦不少。我想问问，贵国可以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那么，能不能也让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呢？”
“日本基辛格”这个词一冒出来，使接见厅里有了一阵笑声。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环视着在场的日本议员们，说：“至于说到日本要派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也不是不可以，那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而早在这年９月３０日凌晨１时３０分，周恩来接见藤山爱一郎率领的日本议员代表团时，就谈到：“遵守原则，总有一天正常化会有结果，放弃原则不好。下一届内阁不行，就下下届内阁，还有下下下届内阁。”这就向日本方面表明了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定不再同佐藤及其追随者打交道了。
这次，周恩来拒收“保利书简”，使福田的“水鸟外交”遭到失败。此事很快就由传媒传至日本，佐藤内阁又遭到日本各界舆论的抨击。当时，人们曾经讥笑外相福田纠夫这一对华外交方式说：“黄海是相当宽的，尊鸭何时方能游到彼岸？”但在１１月１０日这个晚上的谈话中，周恩来的谈话也并没有把中日关系的大门锁死，而是留了一个缝隙：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但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