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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精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操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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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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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２９０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奂向他禅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有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１５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恩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乘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３世纪之末至４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的。
可是司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元２７７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国”，盆置于今日之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 arie antoinette 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到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入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创建和谐家园】，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越，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自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司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斗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司马炎比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充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鹰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２７７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相冲突的说：“王不之国，官于京师。”。这时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谓“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领耕地佃户都按品级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象，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产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凡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旋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同，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３０２年齐王同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遇指使长沙王义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自缢死，河间王遇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义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喝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后１６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３０４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 “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２２０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 “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３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们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称“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２９１年专政。２９４年，大饥。２９５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２９６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２９７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２９８年，荆豫作扬冀大水。３０１年郡国十二旱六蝗。３０２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３０９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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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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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３８３年的冬天，有【创建和谐家园】血统的“前秦”皇帝苻坚大举伐晋。他刚统一北方不久，长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门，所谓“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朝虽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线，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汉水一带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战场，也能在江翼寿阳附近发动攻势。从各种迹象看来，苻坚并没有在东线与晋人决一死战的决心，而是统率了很多杂眚部队，无法统御，只能以军事行动，维持他的组织。同时又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冀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秋叶”，不怕晋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师之前，就宣言要让东晋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左仆射（等于副首相兼军政部长），晋朝的文武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
如果现存的资料全部可信，则此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几分书呆子的习性。他与晋人交战之前，也让以前俘获的晋臣朱序作使臣，访问晋军。后来朱序却将秦之虚实告诉对方，替他们定下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并且在战场上，采取对苻坚不利的行动。
晋朝的总司令谢安，正式官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他也有书呆子的脾气，年轻时无意仕进，只是与名士来往，有声望。到四十岁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满口清谈。人家规劝他，他就反问：“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战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军事。儿子谢琰，侄子谢玄，谢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将领。对付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他只有八万人抵御。但是他“镇以和静，御以长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他对亲信将领个别的指示，以使他们“各当其任”为原则。部署既毕，即不再多言，并且招集亲朋，下围棋游山水以表示“夷然无惧色”。
北方混成的秦军和南方紧凑的晋军对峙的时候，谢安的前锋招致北军司令：“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这文辞只改动数字，在《晋书》里出现两次，其以作战当作竞技看待，有《左传》作风，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写成，但是征之两方将领风度，也可能是据实记载，因为率北军的将领苻融，也以文学称著，既能“下笔成章”，也能“谈玄论道”，他作的赋尚是“壮丽清赡，世咸珍之”，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
他这次可算是上当。秦军刚一后撤，朱序即在阵后流布谣言，说是北军已被南军打败。这时仓皇集结的部队，劳师远入，人地生疏，又无坚强的斗志，也就信以为真。如是一溃就不可收拾，苻坚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晋军大获全胜。前线战报刚到总司令部，谢安正与朋友下围棋，他看后将文书置在几案之上，对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气到底无法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筋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如意，用力过猛，竟将木屐之底，在门限上踏损，俗语“不觉屐齿之折”，由来如此。
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以后南朝的刘裕于公元４１７年入长安，不能久驻。北朝的侯景反复叛变，也曾于公元５４８年陷建康，不久即为部下所杀，都去统一全国的目标甚远。
直到公元５８９年才有隋文帝杨坚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战２０６年。
在这两百多年内常成为南北两方拉锯战的地区，除了淮南以外，还有湖北的襄阳一带。这也可以说是北人所擅长的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人所长为水军，不仅兵力以舟楫输送，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草有速达之效。只是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如《晋书》说苻坚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获空前大胜，也不能扩大战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这长期的分裂，还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即魏晋间的战事，也带着武装【创建和谐家园】的情调，有如２８０年之平吴，西晋发动了２０万人的兵力，至建邺收版籍，则只有男女２６３万，其南征兵力已占当地人口很大的一个比例。如是华北与华中的空隙，势必由“１５英寸同雨量线”以外的少数民族填补，其背景则是他们所受亢旱的打击，又必较华北为甚。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３３３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夕，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有如上述，则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创建和谐家园】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淝水战前，东晋之桓温，曾克服洛阳，又于３６９年入长安，终在枋头挫败。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领袖，率多汉化，并且很多带有【创建和谐家园】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的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弹 “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弹的关系虽没有言明，但是弹“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刘曜的继承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这种趋势不断的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创建和谐家园】，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３０至卷８６，其中列有５４２人之传记，除其中段匹弹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１５９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２１５人，司马皇家的宗室１０５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６２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书》说及他“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于公元４３３年为宋帝所诛。这一方面表示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一方面则又表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
华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酝酿外，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尚有自动设防不受节制情事。例如公元３５０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４００年前后，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魏书》食货志则说在北魏４８６年立“三长”以前“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并且“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样下层机构没有改变，中国无统一的可能。
所以３８３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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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拓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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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５世纪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他于公元４９３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若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元宏生于公元４６７年，４岁登极。他从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抚养，所以做皇帝的前２０年，朝事也由她掌权，这位太皇太后，照头衔看应当是老态龙钟，而实际上她开始临朝听政时，似乎未满３０岁。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冯家，也是“五胡十六国”期中【创建和谐家园】创立的朝廷之一。后来元宏的两位皇后也是冯家女，他又以“绝同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体与他朝中【创建和谐家园】显官联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则一律降为妾媵。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２２０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３６９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创建和谐家园】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创建和谐家园】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拓跋属鲜卑种，他们在公元３世纪在内蒙古移动。在世纪末叶开始在和林格尔附近集结，当时既无文字，更谈不上成文法律，也还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４世纪之初因晋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其部落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他们虽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但全部人口看来也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公元４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创建和谐家园】，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坚淝水之战不利，北方大联盟瓦解，他们才重新露面。公元３８６年拓跋圭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模样。当时他们的政策，是先在长城内外建造一个农业的基础，其农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强迫编成。这时候全部落经常与其他少数民族作战，每次将对方人员马匹牛羊一网打尽。对俘获的部落酋领，即很残酷一律处死，如公元３９１年之破铁弗（即匈奴与鲜卑之混合种）刘卫辰部“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对其他人则“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书》食货志称，其有畿内之田，并于“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公元３９６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国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态，“徙山东六州民及徙可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京师。”有的书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将大量人民区分为署，则有国家的农奴的征象。这样的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纪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 “越勤倍泥部落”，也“给农器，计口受田”。其他叙及“来降”及“内附”的前后不绝。《魏书》太祖纪及太宗纪提及这样的事例３１起，内中有户口数的１３起，共为户１１万。可见得拓跋氏创立了一个新生的农业基地，以之为根柢。时间不成熟不问鼎中原，才能用这经济力量做本钱，先巩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为农奴，则从食货志看来，４２６年后渐已取得小自耕农身分。迄至当日，“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是年这些带着军事性的监视人员全部裁撤，“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是为进入官僚管制阶段的明证。
拓跋氏何时汉化，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从现存文字看来，他们起先得到【创建和谐家园】的顾问，是从降人及俘虏中提拔，而且仅倚靠他们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为国都之后，兴建筑，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导另一步。以至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杰吏民”实京师，势必又要借重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只是北魏（４２４年才称魏，历史书中称北魏以避与曹操之魏重复）的农业社会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试验管里造化学液汁，各种因素预有层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个体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垄断的政权。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久，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球”。可见得新朝廷不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创建和谐家园】地区，总是因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４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４５０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 “夷其族”。拓跋焘更声称他要做得更厉害一点，所以多杀了好几千人。无论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是有计划或无计划，他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狱已给华北【创建和谐家园】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即未波及的家户，也充分的接受了这处置的警戒，绝不敢再阻挠中央政府的行政。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北魏开始南征，想要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齐梁陈之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借一，事息即还”。但是拓跋焘的大军，以少数民族的骑兵驱逐【创建和谐家园】的步兵作先锋，仍旧没有善良的补给制度，仍是就地征发。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仍进军长江北岸，最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这一战疮痍满目，无法追击，因之全国统一还要摆下一个多世纪。
拓跋焘于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谋杀，他的太子也死得蹊跷，只剩得一位１２岁的孙子继位。以鲜卑人之早婚，再加上这几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还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孙五代。而最后一位也是本文开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亲生母亲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一位带有【创建和谐家园】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足年龄２９岁到３０岁之间，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杀赏罚，决人多俄顷”。拓跋宏不仅为她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还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她又制作了几百首歌辞教育他，只是“文多不传”，其内容永成历史之迹。《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活总受非议。上文语意双关，我们无法考证。只是冯氏引用有气魄的【创建和谐家园】文臣，则是事实。王睿还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脱笼而出，侍卫惊靡的危机中以吏部尚书的身分执戟驱虎保驾，后来也与李冲家联姻，可是临死仍上疏“慎刑罚”，始终提倡“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的文治办法。李冲则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４８５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４８６年则立三长，“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 “租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它到底实行到如何程度，无从考察。只是４９０年逝世，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元宏的汉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励，而李冲也更得信用。４９３年之重建洛阳，他实际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只是元宏的规划，无人接班。他重视水军，而鲜卑贵族，尚掌握着长城内外的养马地区，也不能遽尔摈斥。一到６世纪，洛阳才又产生政变。北魏分为东西，东魏为北齐高家所代，西魏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合也从未中断。北朝原以游牧民族为骨干，至６世纪，他们也行府兵制，用以动员农民，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制其他少数民族内犯，可为明证。
隋文帝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由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杨坚的军事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能作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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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裂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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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创建和谐家园】及胡汉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这样只更提高【创建和谐家园】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之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还有一种贵族化的趋向，他尊重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的社会地位，也让鲜卑系的望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姓和他们同列。而当日时尚的趋向，则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亲信李冲和韩显宗都反对他的作法。
我们已经提及，当时人认为秦汉以来大帝国之崩溃，在于“兼并”。土地一集中，则地方官无法处理境内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实行所谓“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径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评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凭藉。其结果又如《晋书》刘毅传里说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士族力量的膨胀，也影响到军事行动。在政治秩序崩溃的时候，立坛设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领导。根据《晋书》王戎传，八王之乱时，河间王与成都王“带甲百万”。晋朝的封建，并没有历史的基础，这两王能在短时间内纠集这样大的兵力，也还是因为地方武力早已在后组织就绪，只要上面有人领导，就有几十百万的士兵在旗下应命了。
这种种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淘汰澄清，有些历史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而他的设计，也总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 “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其所以能如此，则是在社会中层可能与朝廷及民间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农民了。
这种趋势也可以在考试制度演进的历程中看出。汉朝之对策，并未正规化，只有隋唐之后“士皆怀牒自列于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开，这固然是制度上的进步，然则若没有社会进化的背景，则不致有这么多布衣学人应试，就有他们也仍会被宗党和豪强所抑制。
只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无数小自耕农的体制，并不是因为全国统一而立即成为事实。这中间仍有很多的周折。又举一个例为证：
隋文帝于公元５８９年灭陈。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其起源则是据《资治通鉴》所云：“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这文字记载简单，也只显露官方见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经归纳于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单纯社会，南方则仍受巨家大室操纵。这些巨家大室的弱点，则是不能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因之他们虽然拥有船舰，能和隋朝派来的杨素作殊死战，终被各个击破。上述苏威则为北周政体设计者度支尚书苏绰之子，这关系也象征着全国的统一，要经过长期间的惨淡经营。
佛教在南北朝期间鼎盛。中国学者提到这题目时，经常毁誉参半，一方面称赞佛教自力入世的观念和戒杀的动机，一方面又皱眉于沙门浮屠的劳民伤财。近代人物之摈击佛教者，则无如胡适，他有时的立场，也好像是今之韩愈。外国作者则多强调佛教在中国分裂期间产生一种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引arth -ur wright 作代表。
其实佛教是一个极广泛的称呼，也可以说是印度带来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思想，文学，美术，建筑，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个概称。它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固有的信仰不发生根本的冲突，才能两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条件下，它也就无孔不入。就以云岗和龙门石窟的佛像为证：我们骤看上去从断岩上造石窟，既没有全盘的设计，今日又经过千多年来的风雨浸蚀，满目荒凉，也就看不出美在什么地方，直到阅及关于这些石窟的详细纪录，才知道有些石穴的来源其来有自。并且最大的佛像，耳长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处佛像数目都以万计，不仅其塑像表现着印度和希腊的雕刻作风，有些石窟里还有壁画，其衣饰装潢设计也保存了社会史和经济史上的真迹。龙门的一个石窟里竟保存了当日所用的全部医药单方。所以这石窟既供美术展览，也是通俗的博物馆。要不是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国中世纪保存这一份文物，而将金碧辉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话，恐怕也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一样早经兵祸而荡然无存了。
而针对这南北朝的时期上说，佛教不是一种带强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发生了一种广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没有把云岗龙门造成“圣地”，或被方丈国师所掌握，因之转变而为一种政治上的势力，所以纵有华夷之界伦理之争等波折，它仍能够长久的与中国固有文化共存。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粗浅解释与缙绅先生的欣赏于天台华严的悟观与禅定，同为佛教。在这种条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经发生了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作用。
话再说回头，中国之能重新统一，到底也仍与周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的“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们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
我们通常一提到魏晋南北朝，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但是从领导淝水之战的谢安看来，则清谈并不一定误国，也等于我们今日虽在天文学上了解５０亿年之后，太阳上的燃料用完，最后太阳系统的生命必同归于尽，因这了解又使我们产生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但并不因此，就要放弃日常生活的兴致与一切志趣与希望。西晋的“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树下打铁的嵇康，更包括了“好兴利”的王戎。可见得他们共同的达观，并不就是消极。
并且有阴则有阳。时人尚“无”，晋朝则有裴顾作〈崇有论〉与之抗衡。他说：“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这几句话已经说明没有物质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也不能创造逻辑。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论哲学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齐的范缜作〈神灭论〉。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比裴顾的唯物论又更进一步。这种议论于公元五世纪时提出，也是不同凡响。我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立场，也可以想象中国人要应付天候地理所赋予的难题，必须保存一种坚毅的力量，这种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发生过无可衡量的作用。也只从这坚毅的立场，我们才能领略韩愈和胡适对佛教反感之所由来。
南北朝有时也被一般作家写成一段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时代。宋前废帝刘子业为姊山阴公主置面首３０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同样被斥为无道，也同样被称为这纷乱时期的代表。还没有提及的则是他们都是２０岁不到的年轻人，生长在深宫，事实上又无从发挥传统帝王的功能，而两人又相继被弑后在历史上担待千古罪名。有正则必有反，这样看来，他们既已永远的称为废帝昏侯，可见得传统道德观念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没，如果真的是士气消沉人心不古，这一段历史就不会如此写来，这事实的背景则是汉代虽亡，过去多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大帝国，一到客观环境许可，这样一个大帝国可以重新摆布登场的时候，这文教上的体系用不着重新创设，也可以随着弹冠而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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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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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 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５８９年伐陈之役，他２０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５１．８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６１３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６１４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６１５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６１７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６１８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２０世纪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６００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时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１５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５９４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５９５年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５９８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继承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创建和谐家园】”。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实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悲剧性的结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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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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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７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１／８。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城分为１１０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５００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 “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 l. carrington goodrich 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创建和谐家园】人、波斯人、达旦人、西【创建和谐家园】、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１８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