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全面升级。您可以访问最新站点。谢谢！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弹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弹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６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１６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８０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创建和谐家园】，燕王【创建和谐家园】，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８１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记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创建和谐家园】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谓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６６年，时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创建和谐家园】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２年将袭侯爵的１０６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创建和谐家园】，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名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 michael loewe 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１７８年到公元前２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５７次。迄至公元前７２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４４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８次，元帝有１３次，成帝又有１２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１９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wＷw。xiaoshuo txt.coＭ

  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小＿说＿txt天堂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５０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创建和谐家园】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１３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比如他用“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是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经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 “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水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自然法规须待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１０５年前后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圆周率为３．１６２２。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５０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回头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www.xiaoshuotxt。com

  西汉与东汉

  　小＿说t?xt＿天堂

  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１５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４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５０００万到６０００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趾反叛，有马援平定。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８９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２０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至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时发兵２５０００。公元９４年更合西域八国兵７万人讨焉耆。

  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创建和谐家园】也欺凌他们，引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创建和谐家园】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这种部队，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

  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都以黄色为尚，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旌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虽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

  最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以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有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仑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历史的人一开眼界。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历史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作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 twitchett 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４００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找开新局面。

  wwＷ。xiaoshuotxt=com

  光武中兴

  ?小说/tＸt|天堂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１４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科长或书），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２８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与的邓禹，２４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２１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２３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创建和谐家园】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防制其他部队渡河追其后尾。兹后寇恂“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郸，此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创建和谐家园】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郎。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

  公元２５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也确实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也要去讨伐他，使他身首异处。刘秀则仅须在侧观望。到这年６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虽说各方的征伐仍旷日持久，一直到公元３６年最后一个对头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群雄。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都能够补短截长，互相牵制，除了他的宗室身分，谨厚的声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备之外，他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时他对大小事宜，都亲身督察经营，毫不松懈。他经常在局势艰危的时候，冒生命危险亲临前线。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以想象大敌已居他预料之中，若不规避，一定是准备好一决雌雄，所以能临危不惧。反而是小敌会出其不意的出现，需要警惕，否则处置不当，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脑，而且有作大将的才干。

  《后汉书》〈耿龠传〉说耿为将，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孙述传〉说成都已降，吴汉仍族灭公孙氏家属，并纵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纪〉也说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吴汉都成都”。可见得当日作战时的残酷，而中兴仁义之师尚如是，其他“贼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３０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诏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可见得自公元１７年绿林起兵以来，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无可置疑（只恐怕不会由近６０００万突降至２１００万）。同时各起兵的都有“宾客家室”参加，有时这些附属人员也参入野战军之内。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围，经常逾月。各军的辎重车辆，动辄几千。这些史料，也使我们联想到军事组织之中必用社会中层人物为此设计并筹办联络后勤等事项。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条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战事淘汰，又可能较一般住户程度更深。

  公元２８年东汉的官方记录中有下面一段的记载：

  王莽末天下大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无典故，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孙述败后，才由成都传送郊庙乐器，葆车，舆车辇于洛阳。与之相连的文字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周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大量流血之后，相次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重建，各种作朝廷装潢的文物，尚不齐备。所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复到文帝时三十分之一，一方面严刑峻法的稽考文册。公元４０年“河南尹张汲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识形态，就使他完成了中兴大业。

  当日君权世袭，中央集权又无法放弃，我们企盼刘秀改弦更张，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我们读到酷吏列传中的雒阳令董宣（雒即是洛，因东汉自称以火德兴，避水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的杀人犯置之于法。当日又称“货轻钱薄”，则是民间需要有力量的货币制度，使物资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wＷ w.xia oshuotxＴ.Ｃom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小＠说＃txt＄天＾堂＆

  东汉的１３个皇帝，只有光武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５４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４０岁。桓帝去世时年３６，灵帝３４，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１０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公元１５９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创建和谐家园】。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

  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２０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做了１２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创建和谐家园】，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局势不能继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滑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悉眉，唬妆，堕马发，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悉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个大包，轻松的斜挂发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３００００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第。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务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３００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６１年的寿命。可是梁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１４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卿，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创建和谐家园】，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wＷ w.xia oshuotxＴ.Ｃom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小说t》xt天堂

  浪漫主义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产物。严格言之，它是文艺和美术在时代上的趋向，我们不妨用“到自然去”四个字概括它的精神。欧洲大陆在１８及１９世纪之交，深感自中古以来残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不合时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义的作家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各人自寻出路，以自己的情绪，作他们写作吟咏描画的引导线，因为如此，他们全也有一种将世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趋向。

  中国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统称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以上的世纪之内，能够称为统一的时间，不过约３０年。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仅当时人物如此，即后代作者，追慕流风遗韵，也把当时事物，描画得带浪漫色彩。有唐朝刘禹锡年作《西塞山怀古》一诗为证。刘诗云：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原来是纪公元２８０年晋朝暂时统一中国的事迹，这背景则是先有魏蜀吴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将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的袭蜀，蜀亡。后来，司马氏的晋代曹魏之后用王睿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离不开“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睿已７０岁。于是攻吴的舟筏顺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据《晋书》的纪载，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们也可以想象，以４０尺宽７５尺长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积。但是即使有四层舱，每舱要载兵五百多名，也未免过多。况且“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就有些难以置信了。书内又说吴人在江险碛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王睿乃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烧起来的时候，“须谀，溶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些话实近于神奇。我们既无法指驳，也无法证实，只好说委可能作者在文笔之间夸大其辞，其影响之远，从刘禹锡诗可以看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超过纪事之精密。我们除非获得其他资料证实，不能以这简单的辞句当作技术史上的根据。

  然则浪漫主义的出现，也不在此时开端。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谱以赤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茎都以黑线画成，由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状态。下边的黑痣，可能为现实【创建和谐家园】。他的长须，则又是绛红色与面上的枣底相映，象征血气旺盛。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壑，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

  将这三位人物摆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来曹操为魏公，与蜀刘备，吴孙权相对立。以前刘备新败，孙权收容他，让他暂驻荆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胜利。可曾几何时，刘备既据荆湘，又拓土于西蜀，荆州又只借不还，所以孙权老觉得他居长江之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着刘备在四川北部规划，南郡只有关羽留镇，而关的部队又与曹兵交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部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于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吕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关羽授首前后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口，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与浪漫主义有何相干？

  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诸葛亮（等于现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瑾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分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了对头等都是。纪这６０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补陈著之不及，还提出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处。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之奥妙。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２１０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３１１年洛阳沦陷，３１７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宋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３６９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看到演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的劝他读书，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麻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奔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数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团体也祀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物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抽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性的大众读物。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剑砍石块成文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高读者的兴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doms（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操之阴险，枣红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美术化。

  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精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操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