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全面升级。您可以访问最新站点。谢谢！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四一章）

  五、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稻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吕·制乐》篇）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老》五八章）

  六、故曰，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确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以吕·君守》篇）

  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强者失之弥远。（《吕·论人》篇）

  不出于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已身者平？（《吕·先己》篇）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确，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四七章）

  除了这三条之外，没有一条可说是“同”于《老子》的了。试再举几条顾先生所谓“同”于《老子》的例子来看看：

  七、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吕·大乐》篇）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信，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敢，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民是为憾恍·，…代老件四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遭，强为之名日大。（《老》二五章）八、天地大矣，生而【创建和谐家园】，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吕·贵公》篇）全平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由始。以吕·审分》篇）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件二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待，长而不率。（《老》十章）

  大道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代老》三四章）九、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平？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吕·贵生》篇）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十三章）（适按，《老子》此章以有身为大患，以无身为无患，与《贵生》篇义正相反。但《吕》书怀侵》篇也曾说：“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必须有此一转语，《吕》书之意方可明了。）

  这几条至多只可以说是每条有几个字眼颇像今本《老子》罢了。此外的十多条，是这样的单辞只字的近似，绝无一条可说是“同”于《老子》，或“甚相似”。如《行论》篇说：

  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路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

  顾先生说，“这两句诗实在和《老子》三十六章太吻合了。”《老子》三十六章说：

  将欲激之， 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因兴之。将欲夺（《韩非·喻老》篇作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两段文字中的动词，没有一个相同的，我们可以说是“吻合”吗？《吕》书明明引“诗曰”，高诱注也只说是“逸诗”，这本不成问题。颌刚说，若认为取自《老子》，那是犯了以后证前的成见。以史学年报》四，页二三）

  这是颌刚自己作茧自缚。从高诱以来，本无人‘认为取自《老子y’的。

  又如《吕氏春秋·任数》篇引申不害批评韩昭候的话：

  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

  这是当时论虚君政治的普通主张，教人主不要信任一己的小聪明。此篇的前一篇以君守》）也有同样的语句：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

  若以《吕》书引申不害为可信，我们至多可以说：《君守》篇的一段是用《任数》篇申不害的话，而稍稍变动其文字，引伸其意义。然而颌刚说：

  这一个腔调与《老子计二章所云“五色令人目育，五音令人耳聋，五昧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c发狂”甚相似。

  这几段文字哪有一点相似？难道党老子冲中有了目盲耳聋，别人就不会再说目盲耳聋了吗？说了目盲耳聋，就成了《老子》腔调了吗？

  这样看来，额则说的《老子》五千言有三分之二被吸收在《吕氏春秋》里，是不能成立的。依我的检查，《吕氏春秋》的语句只有三条可算是与《老子师相同的（“大器晚成”条，“祸兮福之所倚”条太君守》篇“不出户而知天下”条）；此外那四十多条，至多不过有一两个字眼的相同，都没有用作证据的价值。

  第三，我们要问：《吕氏春秋》里有这三条与《老子》很相同的文字，还偶有一些很像套用《老子》字眼的语句，但都没有明说是引用《老子》——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得到何种结论吗？

  我的答案是：

  （一）《吕氏春秋》既没有什么“引书例”，那三条与今本《老子》很相合的文字，又都是有韵之文，又都有排比的节奏，最容易记忆，著书的人随笔引用记忆的句子，不列举出处，这一点本不足引起什么疑问，至少不够引我们到“那时还没有今本《老子》的结论。因为我们必须先证明“那时确没有今本《老子》”，然后可以证明“《吕氏春秋》中的那三段文字确不是引用《老子》”。不然，那就又成了“丐辞”了。

  （二）至于那些偶有二句半句或一两个字眼近似《老子》的文字，更不够证明什么了。颌刚自己也曾指出《淮南子》的《原道训》“把《老子》的文辞，成语，和主义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而不一称‘老子曰’。然而他写到后来，吐出一句‘故老胭之言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以史学年报》四，页十六），颌刚何不试想，假使《原道》一篇的前段每用一句《老子》 都得加“老子曰” ，那还成文章吗？我们试举上文所引《吕氏春秋》的第八例来看看：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

  假定这种里面真是套了《老子》的‘上而不有，为而不待”，请问：如果此文的作者要想标明来历，他应该如何标明？他有什么法子可以这样标明？颌刚所举的五十条例子， 所谓“同” ，所谓“谈合”，所谓“甚相似”，至多不过是这样把《老科的单辞只字“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在行文的需要上，决没有逐字逐句标明“老于日”的道理，也决没有逐字逐句标明来历的方法。所以我说，这些例子都不够证明什么。如果他们能证明什么，至多只能够暗示他们会用了《老子》的单辞只字，或套用了《老子》的腔调而已。李俊佳句往往似阴理，他虽不明说阴镇，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证明阴罂生在李白之后。

  顾先生此文的后半，泛论战国后期的思想史，他的方法完全是先构成一乍‘时代意识”，然后用这“时代意识”来证明《老子》的晚出。这种方法的危险，我在前面第（三）（四）两节已讨论过了。

  八八我已说过，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这篇文字只是讨论他们的证据的价值，并且评论他们的方法的危险性。中古【创建和谐家园】教会的神学者，每立一论，必须另请一人提出驳论，要使所立之论因反驳而更完备。这个反驳的人就p4做一魔的辩护士” （advocatusdiahai）。我今天的责任就是要给我所最敬爱的几个学者做一个 “魔的辩护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文。我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

  至于我自己对刊老子产代问题的主张，我今天不能细说了。我只能说：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

  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ofjudgeln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一九三三年元旦改稿附录一：与钱穆先生论《老子们题书（胡。）宾四先生：

  去年读先生的《向欧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欲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我想略贡献一点意见，请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 “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试即先生所举各例，略说一二事。如云：

  “说卦”“帝出于震”之说，……其思想之规模，条理，及组织，盛大精密，皆则老子》，故谓其书出《老子》后，赖老子》语也。以下推断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认“大宗师”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张了。‘妨此推断”月不可说‘真书出《老子》后，袭《老子》语也”呢？

  又如先生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先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命矢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

  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如天命与天志当分别而论。天志是墨教的信条，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后世始有“司令’之说，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的东西。）

  当时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为天地先之论，建立自然的宇宙观，动摇一切传统的宗教信仰，故当列为左派。孔子是左倾的中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无为的宇宙论，又主‘有疑”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则仍是中派。孔孟的“天”与“命”，皆近于自然主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皆近于老庄。此孔孟老庄所同，而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来拥护那已动摇的民间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输入一点新的意义，以天志为兼爱，明【创建和谐家园】为实有，而对于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论极力攻击。这是极右的一派。

  思想的线索必不可离开思想的分野。凡后世的思想线索的交互错综，都由于这左、中、右，三线的互为影响。苟卿号称儒家，而其《无论》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师》一篇已是纯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极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书中论“道”，尚有“各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初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相当的名字，只好勉强叫他做一种历程，——道——或形容地叫做“大”。

  这个观念本不易得多数人的了解，故直到战国晚期才成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见解。但到此时期，——如《庄子》书中，——这种见解已成为一个武断的原则，不是那“强为之名”的假设了。

  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请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匆匆草此，深盼指教。

  胡适二十．三．十七

  附录二：致冯友兰先生书（胡适）芝生吾兄：

  承你寄赠忡国哲学史讲义，多讲多讲。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

  今日仍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对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当孔子生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论，其中“立言”已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明说“鲁有先大夫回臧文仲，既没，其言立。”（适按，文件死在文公十年〔六一七〕。叔孙豹说此话在襄公二十四年〔五四九〕。《释文风：今俗本皆作“其言立于世”。检元熙以前本，则无“于世”二字。）难道其时的立言者都是口说传授吗？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类，难道都是口说而已？至于邓析之书，虽不是今之传本，岂非私人所作？故我以为这一说殊不足用作根据。

  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巩说更不能成立。岂一切非问答体之书，皆应在《孟子》之后吗？《孟子》以前的《墨子》等书岂皆是后人假托的？况且“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一个通则又有什么根据？以我所知，则世界文学史上均无此通则。《老子》之书韵语居多，若依韵语出现于散文之前一个世界通则言之，则《老子》正应在《论语》之前。《论语·擅引一类鲁国文学始开纯粹散文的风气， 故可说纯散文起于鲁文学， 可也；说其前不应有《老子》式的过渡文体，则不可也。

  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什么样子的文字才是简明之“经”体？是不是格言式的文体？孔子自己的话是不是往往如此？翻开《论语》一看，其问答之外，是否章章如此？。“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这是不是“简明之‘经’体户怀疑《老科，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任公先生所举证据，张始苏兄曾有驳文，今不复能记忆了。今就我自己所能见到之处，略说于此。任公共举六项：

  一矛l子十三代孙能同老子的八代孙同时。 此一点任公自己对我说，他梁家便有此事，放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我自己也是大房，我们族里的排行是“天德锡份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辈，少时常同“天”字辈人同时；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辈了，而别的一支还只到“祥”字辈。这是假定《史记》所记世系可信。何况此两个世系都大可疑呢？

  二、孔子何以不称道老子？我已指出《论语》“以德报怨”一章是批评老子。此外“无为而治”之说也似是老子的影响。

  三／曾子问》记老子的话与《老子》五千言精神相反。这是绝不了解老子的话。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道，正是拘谨的人。

  四、《史记》的神话本可不论，我们本不根据《史记》。

  五、老子有许多话太激烈了，不像春秋时人说的。试问邓析是不是春秋时人？做那《伐植朋硕鼠》的诗人又是什么时代人？

  六、老子所用‘猴王”“王公”“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字样，不是春秋时人所有。他不记得《易经》了吗？“蛊”上九有“不事王侯”。“坎’努辞有“王公设险”，“离”象辞有“离三公也”。孔子可以说“千乘之国”，而不许老子说“万乘之君”，岂不奇怪？至于“偏将军”等官名，也不足据。《汉书· 郊把志》不说“社主，故周之右将军’鸠？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一二事，说明我此时还不曾看见有把《老子》挪后的充分理由。

  至于你说，道家后起，故能采各家之长。此言甚是。但“道家”乃是秦以后的名词，司马谈所指乃是那集众家之长的道家。老子、庄子的时代并无人称他们为道家。故此言虽是，却不足推翻《老子》之早出。

  以上所写，匆匆达意而已，不能详尽，甚望指正。

  近日写忡古哲学史》，已有一部分脱稿，拟先付油印，分送朋友指正。写印成时，当寄一份请教。

  胡适十九·三·二十夜

  www.xiaoshuotＸt，coＭ

  校勘学方【创建和谐家园】

  小.说。t!xt-天堂

  ——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陈援庵先生（垣）在这二十多年之中，搜集了几种很可宝贵的《元典章》抄本；民国十四年故宫发现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门人曾在民国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前后费时半年多，校得沈刻本伪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又补阔文三卷，改订表格一卷（民国二十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刊行）。《校补》刊行之后，援庵先生又从这一万二千多条错误之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我和援庵先生做了几年的邻舍，得读《释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爱读他的书，所以要我写一篇《释例》的序。我也因为他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创建和谐家园】，所以也不敢推辞。

  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激。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

  发现错误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我们读一个文件，到不可解之处，或可疑之处，因此认为文字有错误：这是主观的发现错误。因几种“本子”的异同，而发现某种本子有错误：这是客观的。主观的疑难往往可以引起‘才子”的搜索与比较；但读者去作者的时代既远，偶然的不解也许是由于后人不能理会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于传本的错误。况且错误之处求必都可以引起疑难，若必待疑难而后发现错误，而后搜求善本，正误的机会就太少了。况且传写的本子，往往经“通人”整理过；若非重要经籍，往往经人凭己意增删改削，成为文从字顺的本子了。不学的写手的本子的错误是容易发现的，“通人”整理过的传本的错误是不容易发现的。试举一个例子为证。坊间石印《聊斋文集》附有张元所作《柳泉精先生墓表》，其中记蒲松龄“卒年八十六”。这是“卒年七十六”之误，有《国朝山左诗抄》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证。

  但我们若单读“卒年八十六”之文，而无善本可比较，决不能引起疑难，也决不能发现错误。又他左诗助引这篇墓表，字句多被删节，如云：

  〔先生沙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父历友结坏中诗社。

  此处无可引起疑难；但清末国学扶轮社铅印本例斋文集》载墓表全文，此句乃作：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视友，旋结为部中诗社。（甲本）

  依此文，“历视”为从父之名，“友”为动词，“旋”为“结”之副词，文理也可通。

  石印本《聊斋文集》即从扶轮社本出来，但此本的编校者熟知例斋志异》的掌故，知道“张历友”是当时诗人，放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亲，旋结为郎中诗社。（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

  与同色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部中诗社。（丙本）

  视旋是张履庆，为张历友（笃庆）之弟，其诗见《山左诗抄》卷四十四。他的诗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视旋”是他的表字；而“视旅”二字出刊周易·履卦》，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这样罕见的表字。甲本校者竟连张历友也不认得，就妄倒“友视”二字，而删“诸先生”三字，是为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识更高了，他认得“张历友”，而不认得“视旋”，所以他把“视友”二字倒回来，而妄改“视”为“亲”，用作动词，是为第二次的整理。此两本文理都可通，虽少有疑难，都可用主观的论断来解决。倘我们终不得见此碑拓本，我们终不能发现甲乙两本的真错误。这个小例子可以说明校勘学的性质。校勘的需要起于发现错误，而错误的发现必须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较。古人称此学为“校徽’，刘向《别录》说：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媒。” 其实单读一个本子，“核其上下”，所得谬误是很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 “若怨家相对”，一字不放过，然后可以“得谬误”。

  改正错误是最难的工作。主观的改定，无论如何工巧，终不能完全服人之心。《大学》开端“在亲民”，朱子改“亲”为“新”，七百年来，虽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终不能塞反对者之口。校勘学所许可的改正，必须是在几个不同的本子之中，选定一个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读法。这是审查评判的工作。我所谓“最可靠”的读法，当然是最古底本的读法。如上文所引张元的聊斋墓表，乙本出于甲本，而甲本又出于丙本，丙本为原刻碑文，刻于作文之年，放最可靠。我所谓“最有理”的读法，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种无心之误（如韩非说的邵人写书而多写了“举烛”二字，如今日报馆编辑室每日收到的草稿），或所得本子都有传写之误，或党无别本可供校勘，——在这种情形之下，改正谬误没有万全的方法。

  约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异同各本，考定其传写的先后，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标明各种异读，并揣测其所以致误的原因。其次是无异本可互勘，或有别本而无法定其传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个校者认为最近理的读法，而标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据何种理由。如此校改，虽不能必定恢复原文，而保守传本的真相以待后人的论定，也可以无大过了。

  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无论如何有理，必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提出证实。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万一这三项都不可得，而本书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此外，虽有巧妙可喜的改读，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读，足备一说，而不足成为定论。例如上文所举张元墓表之两处误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为证，这是第一等的证实。又如道藏本《淮南内篇·原道训》：“是放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窜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这里“欲寅”各本皆作“欲害”。王念孙校改为“欲宾”。他因为明刘绩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刘本原作“宾” 字， 只因草书“害” 字与“宾”相似，世人多见“害”，少见“宾”，故误写为 “害”。这是指出所以致误之由，还算不得证实。他又举二证：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 “断竹续竹，飞上逐实”，今本实作害；二《论衡·感虚》篇， “厨门木象生肉足”，今本《风俗通义》肉作害，害亦实之误。这都是类推的论证，因《论衡》与《吴越春秋》的“实”误作“害”，可以类推《淮南书》也可以有同类的误写。类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种致误的可能，而终不能断定此误必同于彼误。直到顾广析校得宋本果作“欲实”，然后王念孙得一古本作证，他的改读就更有力了。因为我们终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为在义理上“欲害”之读并不逊于 “欲肉” 之读（《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c忘乎中”），所以这种证实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见。又如《淮南》同篇：“上游于霄露之野，下出于无垠之河’，王念孙校，“无垠”下有“鄂”字。他举三证：一、收选·西京赋》“前后天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出于无垠鄂之门。许慎日，垠鄂，端崖也。” 二人文选·七命》的李善往同。三、《太平御览必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无垠鄂之门。高诱日，无垠鄂，无形之貌也。”这种证实，虽不得西汉底本，而可以证明许慎、高绣的底本如此读，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证实了。

  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谈”，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

  接庵先生对我说，他这部书是用“立法”的。我对他说：在校勤学上，“全法” 和海外新法并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不同者，西洋印书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着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

  中国校勘之学起源很早，而发达很迟。《吕氏春秋》所记“三家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刘向、刘敬父子校书，能用政府所藏各种本子互勘，就开校做学的风气。汉儒训注古书，往往注明异读，是一大进步。《经典释文》广收异本，遍举各家异读，可算是集古校勘学之大成。晚唐以后，刻印的书多了，古书有了定本，一般读书人往往过信刻板书，校勘之学几乎完全消灭了。

  十二世纪晚期，朱子斤斤争论《程氏遗书》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 一千卷（适按，周必大死在一一o四），在自序中痛论“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之失，又略论他校书的方法；彭叔复作《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详举他们校滩的方法，清代校勘学者顾广析称为“校潍之楷模”。

  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话：

  授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阔疑。

  他自己也说：

  叔夏年十二三时， 手抄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d之源”，闭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胜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创建和谐家园】。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二三世纪之间是校勘学的复兴时代。

  但后世校书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样一个退休宰相的势力来“遍求别本”，也没有他那种“实事是正，多闻阀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纪以后，校勘学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纪方以智、顾炎武请人起来，方才有考订古书的新风气。三百年中，校勘之学成为考证学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学者虽多，其中真能有自觉的方法，把这门学问建筑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也不过寥寥几个人而已。

  纵观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说过，都因为刻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又因为藏书不公开，又多经劫火，连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木足。但校做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