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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儒 》-第 5 页  护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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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这种弘毅的人格。《论语》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日, “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平!”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日,‘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又记着一条有风趣的故事: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日,“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故?”

      这是当时人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这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当地位的。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老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一段的描写,原文只说“吾友”,东汉的马融硬说“友谓颜渊”,从此以后,注家也都说是颜渊了(现在竞有人说道家出于颜回了)。其实“吾友”只是我的朋友,或我的朋友们,二千五百年后人只可“陶疑”,不必费心去猜测。如果这些话可以指颜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些话是说孔子。《论语汗说过吗?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都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不是有意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吗?这不是“有若无,实若虚” 吗?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不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鸠?《论语》又记孔子赞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不是“犯而不校”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是指孔子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只是泛指曾子“昔者” 接近的某些师友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这是孔门某一个时期(‘老者”)所“尝从事”的学风呢?

      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曾子的这一段话的下面,即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段;再下面,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一段。这三段话,写出三种境界,最可供我们作比较。)在那个标举“成人”“成仁”为理想境界的新学风里,柔逊谦卑不过是其一端而已。孔子说得好: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利则葱,勇而无利则乱,直而无利则绞。

      恭与慎都是柔道的美德,——益位子称正考父的鼎铭为“共(恭)”,——可是过当的恭慎就不是“成人”的气象了。《乡党卜篇写孔子的行为何等恭慎谦卑!《乡党》开端就说:

      孔子于乡党,河村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郑注:便便,辩也。)

      《论语》里记他和当时的国君权臣的问答,语气总是最恭慎的,道理总是守正不阿的。最好的例子是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的两段: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日:“言不可以若是其儿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广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儿也。人之言日,‘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他用这样婉转的辞令,对他的国君发表这样独立的见解,这最可以代表孔子的 “温而厉”“与人恭而有礼”的人格。

      《中庸》虽是晚出的书,其中有子路问强一节,可以用来做参考资料: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放?北方之强铁?抑而强%?

      “宽柔可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祛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即是“犯而不换”)的柔道。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当时所谓“南人”,与后世所谓“南人”不同。春秋时代的楚与吴,虽然更南了,但他们在北方人的眼里还都是“南蛮”,够不上那柔道的文化。古代人所谓“南人”似乎都是指大河以南的来国鲁国,其人多是殷商遗民,传染了儒柔的风气,文化高了,世故也深了,所以有这种宽柔的“不报无道”的教义。

      这种柔道本来也是一种“强”,正如惆易·家传》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寄”。一个人自信甚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 “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人。说语》说: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孟子》末篇对这个意思有很详细的说明:

      孟子曰:“……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平?乡原,德之贼也。”’ 万章日:“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嗲耀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日,‘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璃路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闭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日:“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l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创之,无刺也。同手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昏况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日德之贼也。

      孔子曰: ‘恶似而非者。恶美,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这样的人的大病在于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阀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路蹈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他说:

      众好之,必家焉。众恶之,必察焉。

      乡原决不会有“众恶之”的情况的。凡“众好之”的人,大概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论语》另有一条说此意最好:

      子贡问曰:‘步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片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就是《论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

      《礼记》里有棉行卜篇,记孔子答鲁哀公问棉行》的话,其著作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说儒服是鲁来的乡服,可知作者去古尚未远,大概是战国早期的儒家著作的一种。此篇列举《儒行计六节,其中有一节云: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设如伪;大则如威(畏),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运也,粥粥若无能也。

      这还是儒柔的本色。又一节云:

      懦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人之以和为贵,……举贤而客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考。

      这也还近于儒柔之义。但此外十几节,如云,

      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非时不见,非义不合。

      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过失可微辞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竞信(伸)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

      破厉廉隅。虽分国,如辎妹。……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就都是超过那柔顺的儒风,建立那刚毅威严,特立独行的新儒行了。

      以上述孔子改造的新儒行: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儒”与“道”的历史关系了。同时也可以谈谈孔子与老子的历史关系了。

      “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在《史记》的《陈平世家》《魏其武安俱列传》《太史公自序》里,我们第一次见着“道家”一个名词。司马谈父子所谓 “道家”,乃是一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混合学派。因为是个混合折衷的学派,他的起源当然最晚,约在战国的最后期与秦汉之间。这是毫无可疑的历史事实。(我别有论“道家”的专文)

      最可注意的是秦以前论学术派别的,没有一个人提到那个与德墨对立的“道家”。孟于在战国后期论当时的学派,只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标必归于儒”。

      韩非死在秦始皇时,他也只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那么,儒墨两家之外,那极端倾向个人主义的杨朱可以算是自成一派,其余的许多思想家,——老子,在周,慎到,田骄,骏衍等,────——如何分类呢?

      依我的看法,这些思想家都应该归在儒墨两大系之下。

      宋任、 尹文、 惠施、公孙龙一些人都应该归于“墨者”一个大系之下。宋任(宋针)、尹文主张“见海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他们正是墨教的信徒。这是显而易见的。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又主张齐梁两国相推为王,以维持中原的和平;公孙龙到处劝各国‘堰兵”,这也是墨教的遗风。至于他们的名学和墨家的名学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那更是容易看出的。

      其余的许多思想家,无论是齐鲁儒生,或是燕齐方士,在先秦时代总称为“儒”,都属于“儒者” 的一大系。 所以齐宣王招致稷下先生无数,而《盐铁论》泛称为 “诸儒”;所以秦始皇坑杀术上,而世人说他“坑儒”。脏子·说剑》篇(伪书)也有庄子儒服而见赵王的传说。

      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放天下莫与之争”,“报怨以德”,“强梁者不得其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这都是最极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观。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

      我们试回想到前八世纪的正考父的鼎铭,回想到《周易》里“谦”“损”“坎” “粪”等等教人柔逊的卦交词,回想到曾子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低语》里讨论的“以德报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从这个正宗儒学里淘炼出来,所以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后来孔子渐渐超过了这个正统遗风,建立了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种新气象。《论语》说: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于日:“何以报援?——以直很想,以德报德。”

      这里“或人”提出的论点,也许就是老子的“报怨以德”,也许只是那个柔道遗风里的一句古训。这种柔道,比“不报无道”更进一层,自有大过人处,自有最能感人的魔力, 因为这种人生观的基础是一种大过人的宗教信心, ——深信一个 “无力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股”的无道。但孔子已跳过了这种“过情”的境界,知道这种违反人情的极端教义是不足为训的,所以他极力回到那平实中庸的新教义: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种讨论可以证明孔子之时确有那种过情的柔道人生观。信《老子》之书者,可以认为当时已有《老子》之书或老子之教的证据。即有尚怀疑《老子》之书者,他们老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认当时实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实有“以德报怨” 的更透进一层的柔道。如果连这种重要证据都要抹煞,硬说今本《老子》里的柔道哲学乃是战国末年世故已深时来研、尹文的思想的余波,那种人的固执是可以惊异的,他们的理解是不足取法的。

      还有那个孔子问礼于老聘的传说,向来怀疑的人都学韩愈的看法,说这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学,所以捏造‘*子,吾师之【创建和谐家园】也”的传说。《通论》论《曾子问卜》篇,说,“此为老庄之徒所作无疑”。)现在依我们的新看法,这个古传说正可以证明老子是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

      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传说,约有几组材料的来源:

      一、《礼记》的《俗子问》篇,孔子述老聘沦丧礼四事。

      二、《史记·孔子世家》记南官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一段。

      三、《史记·老在申韩列传》,“孔于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于日……”一段

      四、《庄子》所记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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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儒-5

      (小//说//t//xt|//天//堂)

      我们若依这个次序比较这四组的材料,可以看见一个最可玩味的现象,就是老子的人格的骤变,从一个最拘谨的丧礼【创建和谐家园】,变到一个最恣肆无礼的出世仙人。最可注意的是《史记》两记此事,在、《孔子世家》里老子还是一个很谦恭的柔道学者,而在《老子列传》里他就变做一个盛气拒人的狂士了。

      这个现象,其实不难说明。老子的人格变化只代表各时期的人对于老子的看法不同。作路子问的人绝对不曾梦见几百年后的人会把老耿变成一个谩骂无礼的狂士,所以他只简单的记了老脱对于丧礼的几条意见。 这个看法当然是最早的; 因为,如果《曾子问》真是后世 “老庄之徒所作”,请问,这班“老庄之徒”为什么要把老子写成这样一个拘谨的丧礼专门【创建和谐家园】呢?若如姚际恒所说,《曾子问》全书是“老庄之徒所作无疑”,那么,这班“老庄之徒”捏造了这五十条丧礼节目的讨论,插入了四条老响的意见,结果反把老脱变成了一个儒家丧礼的【创建和谐家园】,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大笨事吗?——这类的说法既说不通了,我们只能承认那作赌子问》的人生在一个较早的时期,只知道老子是一位丧礼【创建和谐家园】,所以他老老实实的传述了孔子称引老聃的丧礼意见。这是老孔没有分家的时代的老子。

      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史记》里最谨慎的一篇,所以这一篇记孔子和老子的关系也还和那最早的传说相去不远:

      (孔子)运周问利,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日:‘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予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时代的人已不信老于是个古礼专家了,所以司马迁说“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这已是很怀疑的口气了。但他在这一篇只采用了这一段临别赠言,这一段话还把老子看作一个柔道老儒,还不是更晚的传说中的老子。

      到了《老在列传》里,就大不同了!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这就是说,孔子“将”要问礼,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开不得口。这就近于后世传说中的老子了。

      至于《庄子列子》书中所记孔子见老子的话,离最古的传说更远,其捏造的时代更晚,更不用说了。如果老子真是那样一个假傲谩骂的人,而孔子却要借车借马远道去“问礼”,他去碰钉子挨骂,岂非活该!

      总之,我们分析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传说,剥除了后起的粉饰,可以看出几个要点:

      一、古传说认老子为一个知礼的【创建和谐家园】。这是问礼故事的中心,不可忽视。

      二、古传说记载老子是一位丧礼的专家。路子问》记孔子述他的礼论四条,其第二条最可注意: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胁助葬于巷党人堆,日有食之,老路四:“丘止框就遭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拒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路口:“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拒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平?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后患。”吾闻诸老聆云。

      这种议论,有何必要而须造出一个老师的权威来作证?岂非因为老胞本是一位丧礼的权威,所以有引他的必要吗?

      三法传说里,老子是周室的一个“史”:始子列传》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张汤列传》说他是“柱下史”。史是宗教的官,也需要知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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