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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日：尔殷遗多士卜……
下文又说：
王若日：尔殷多士卜……
王日：告尔殷多士卜……
《多方》篇有一处竟是把“殷多土”特别分开来了：
王日：呜呼，欧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大雅·文王》之诗更可以注意。此诗先说周士：
陈锡哉周，候（维）文王别、予。文王别、子，本支百世。几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赖。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次说殷士：
商之别、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候（维）于周服。候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锦晖。王之末臣，无念尔祖。
前面说的是新朝的土，是“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后面说的是亡国的士，是臣服于周的殷土。看那些漂亮的，手腕敏捷的殷士，在那王朝大祭礼里。
穿着殷人的辅牌，（《士冠礼记》：“周井，殷哈，夏收。）捧着督酒，替主人送酒灌尸。这真是一幕“青衣行酒”的亡国惨剧了！（《毛传》以“殷士”为“殷候”，殊无根据。任冠礼记》所谓“殷牌”，自是士冠）。
大概周土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一般普通殷民，自然仍旧过他们的农工商的生活，如《多方》说的“毛尔宅，故尔田。”《左传》昭十六年郑国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偶，以艾杀此地，轨之蓬蒿翠鳌，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水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徐中舒先生曾根据此段文字，说：“此《商人》即段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又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帼学论丛》一卷一号，页——－。）此说似甚有理。 “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股土。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 “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连连的样子，还指那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博斯年先生疑。c“儒”是古代一个阶级的类名，亡国之后始沦为寒士，渐渐得着柔懦的意义。此说亦有理，但此时尚未有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儒”为古阶级。）
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一种遗风，与【创建和谐家园】教不抵抗的训条出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左传》昭公七年所记孔子的远祖正考父的鼎铭，虽然是宋国的三朝佐命大臣的话，已是很可惊异的柔道的人生观了。正考父曾“佐戴武宣”三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戴公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九年（前七九九），武公元年当平王六年（前七六五），宣公元年当平王二十四年（前七四七）。他是西历前八世纪前半的人，离周初已有三百多年了。他的鼎铭说：
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世于是，粥于是，以蝴余口。
这是殷民族的一个伟大领袖的教训。儒之古训为柔，岂是偶然的吗？
不但柔道的人生观是殷的遗风，儒的宗教也全是“殷礼”。试举三年之丧的制度作一个重要的例证。十几年前，我曾说三年之丧是儒家所创，并非古礼；当时我曾举三证：
一、《墨子·非儒》篇说儒者之礼日：“丧父母三年。……”此明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
二人论语》记宰我说三年之丧太久了，一年已够了。孔子【创建和谐家园】中尚有人不认此制合礼，可见此非当时通行之俗。
三、孟子劝膝世子行三年之丧，股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愿意，说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鲁为周公之国，尚不曾行过三年之丧。以中国哲学文大钢队，页一三h）
我在五六年前还信此说，所以在《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武汉大学位哲季刊》第一卷二号）一篇里，我还说“三年之丧只是儒家的创制。”我那个看法，有一个大漏洞，就是不能解释孔子对宰我说的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如果孔子不说班，那就是胜国父兄百官扯慌了。如果“舍先君莫之行”，如果胜国“先君亦莫之行”，那么，孔子如何可说这是“天下之通丧”呢？难道是孔子扯了说来传教吗？
博斯年先生前几年作《同东封与殷遗民》，他替我解决了这个矛盾。他说：
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北，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利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 “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殷人。而“君亮，百官总己以听于家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人之记载。
傅先生的说法，我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他的确解答了我的困难。我从前说的话，有一部分是不错的，因为三年之丧确是“儒”的礼；但我因为股鲁先君不行三年丧制，就不信“天下之通丧”之说，就以为是儒家的创制，而不是古礼，那就错了。傅先生之说，一面可以相信胜香的统治阶级不曾行此礼，一面又可以说明此制行于那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中，说它是“天下之通丧”也不算是过分的宣传。
我可以替傅先生添一些证据。鲁位公死在他的三十三年十一月乙己（十二日），次年（文公元年）夏四月葬债公，又次年（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为文公聘妇。《左传》说，“礼也。”松羊传》说，‘脱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可证鲁候不行三年丧。此一事，《左传》认为 “礼也”，社预解说道：“德公丧终此年十一月，则纳币在十二月也。”然而文公死于十八年二月，次年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杜预注云：“不讥丧娶者，不待贬责而自明也！”此更是鲁候不行三年丧的铁证了。《左传》昭公十五年， 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
秋’＼月成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晋茵陈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苟缺）宴，终以鲁壶。王日，“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二…·籍谈归，以告叙向，叔向日，“王其不终平？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个王乐化。……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4焉。 （杜注：“天子绝期，唯服三年，故后虽期，通谓之三年。”）于是乎以丧实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送，宴乐以早，亦非礼也。…、··”
这可证周王朝也不行三年丧制。《孟子》所记股国父兄百官的话可算是已证实了。
周王朝不行此礼，鲁股诸国也不行此礼，而孔子偏大胆的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机语》记子张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孔子直对他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幕，百官总己以听于象宰，三年。” 相引有这样一段：
子张之丧人明仪为志焉。诸幕，身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孔子、子张都是殷人，在他们的眼里嘴里，“天下”只是那大多数的殷商民众， “古之人”也只是殷商的先王。这是他们的民族心理的自然表现，其中自然也不免带一点般人自尊其宗教礼法的宣传意味。到了孟子，他竟说三年丧是‘咱天子达于庶人， 三代共之”的了。到街l记·三年间》的作者，他竟说三年丧“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竟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果然，越到了后来，越“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直到傅斯年先生方才揭破了这一个历史的谜！
三年之丧是“儒”的丧礼，但不是他们的创制，只是殷民族的丧礼，——正如儒在儒冠不是他们的创制，只是殷民族的乡服。《孟子》记胜国的父兄百官反对三年之丧时，他们说：
且志回，‘快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这句话当然是古政治家息事宁人的绝好原则，最可以解释当时殷周民族各自有其丧祭制度的政治背景。统治阶级自胡适精品集有其周社，一般“国人”自有其毫社；前者自行其“既葬除眼”的丧制，后者自行其“天下之通丧”。
我们现在要看看“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孔子以前，儒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道了。但我疑心《周易》的“需” 卦，似乎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儒字从需，我疑心最初只有一个“需”字，后来始有从人的“儒”字。需卦之象为云上于大，为密云不雨之象，故有“需待”之意。（《象传》：需，须也。）《象传》说此卦象为“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承传》说：
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程颐妈传》说此节云：
以险在于前，未可遇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
这个卦好像是说一个受压迫的人，不能前进，只能待时而动，以免陷于危险；当他需待之时，别的事不能做，最好是自蝴其口，放需为饮食之道。这就很像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儒”了。这一卦的六交是这样的：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椽》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蛛》曰：“需于沙”，衍（恣）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危至。
蛛》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完”，敬慎不败也。
六④，需于血，出自穴。
椽》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负吉。
株阳：“酒食负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橡阳：“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这里的“需”，都可作一种人解；此种人的地位是很困难的，是有“险在前” 的，是必须“刚健而不陷”的。儒在郊，完全是在野的失势之人，必须忍耐自守，可以无咎。儒在沙，是自己站不稳的，所以说“衍（想）在中也”。儒在泥，是陷在危险困难里了，有了外侮，只有敬慎，可以不败。儒在血，是冲突之象，他无力和人争，只好柔顺的出穴让人，故《象传》说为“顺以听也。”儒在酒食，是有饭吃了，是他最适宜的地位。他回到穴里去，也还有麻烦，他还得用敬慎的态度去应付。——“需”是“须待”之象，他必须能忍耐待时；时候到了，人家“须待’他了，彼此相“需”了，他就有饭吃了。
调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了。《系辞传》有两处试提出作《易》年代的推测：一处说：
《易》兴也，其当殷之本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结，其要无咎。此之谓《助之道也。
又一处说：
《易》兴也，其于中古平？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技“履”，德之基也； “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目也；“损”，德之修也； “益” ， 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粪”，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辞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格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不迁，“粪”称而隐。 “履” 以和行， “谦” 以制礼，‘j”以自知，“。’以一德，‘懒”以远害， “益”以兴利，“卧’以寡怨，“个’以辩义，“奚”以行权。
赐》卦交辞已有“箕子之明夷”（“明夷”五支），“王用享于读山”（“升” 四大）的话，似乎不会是“文工与纣”的时代的作品。“文王囚居差里而作周易》”
的说法，也是更后起之说。《系辞胶是猜度的口气，可见得福辞》以前尚没有文王作《易》的说法。《系辞》的推测作假阵代，完全是根据于《易》的内容的一种很明显的人生观，就是“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从第一卦的“君子终日乾乾久惕若厉，无咎”，到第六十四卦的‘市李于饮酒，无咎”，全书处处表现一种化危的人生观， 教人戒惧修德， 教人谦卑类顺，其要归在于求“无咎”，在于 “履虎尾不吁人”。《系辞》的作者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推测“作赔》者其有忧患乎？”这个观察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测《易》的卦交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中。书中称“帝乙归妹” （“表’五支），“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更可见作者是殷人。所谓“周易”，原来是殷民族的卜策书的一种。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期，方才成为一部比较最通用的覆书。《易》的六十四卦，每卦取自然界或人事界的一个现象为题，其中无甚深奥的哲理，而有一些生活常识的观察。“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知识阶级，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蒙”卦的初支说：“发蒙，利用刑人，用说（脱）提格以往，吝。”这里说的也很像希腊的俘虏在罗马贵族家里替他的主人教儿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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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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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我们先说“小人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墨子非儒》篇有一段描写当时的儒：
夫（夫即彼）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法居（毕流据《孔子世家》。解浩居为傲倔），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避）之。是若人气，我鼠藏，而我羊视，贲就起（资即奔字）。君子笑之，怒日，“散人焉知良儒！”
夫（彼）（孙冶让校，此处疑脱“春乞”四字），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 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d矣。国人之家解（财）
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日，“此衣食之端也！”
这虽然是一个反儒的宗派说的话，却也有儒家自己的旁证。《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杨惊注引《说苑》淳于完述“邻圃之词田，祝曰，蟹螺者宜禾，汗邪者百车。”“蟹螺盖高地也，今冠盖亦比之。”），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浮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排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使辟，举（王念孙云：举读为相与之与）其上客，伦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 ——是俗儒者也。
用战国晚期苟卿的话来比较墨子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之间，已有这种俗儒，大概就是孔子说的“小人儒”。
从这种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几个要点：第～，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作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第二，他们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倔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第三，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骂他们的可以说他们 “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他们的知识做“衣食之端”。第四，他们自己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
从这种“小人儒”的生活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儒”的古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
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尽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样的。他们都靠他们的礼教的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那殷周民族杂居已六七百年，文化的隔离已渐渐混灭的时期，他们不仅仅是殷民族的教士，竟渐渐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师了。
《左传》昭公七年记益值子自恨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 《左传》又说，孟嘎子将死时，遗命要他的两个儿子何忌与说去跟着孔子“学礼焉以定其位”。孔子的职业是一个教师，他说：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
束修是十凝脯，是一种最薄的礼物。《擅弓》有“古之大夫，束修之问不出竞” 的话，可证束修是赠礼。孔子有“博学”“知礼”的名誉，又有“学而不厌，海人不倦”的精神，放相传他的【创建和谐家园】有三千之多。这就是他的职业了。
孔子也很注重丧祭之礼， 他作中都宰时， 曾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停（见《檀引有若的话）。他承认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又建立三年之丧的理论，说这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十七）。这都可表示他是殷民族的宗教的辩护者，正是“儒”的本色。《檀引记他临死之前七日，对他的【创建和谐家园】子贡说：
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昨也。殷人殡于两检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摄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看他的口气，他不但自己；陆死还自认是殷人，并且还有“天下宗予”的教主思想。（看下章）
他和他的大【创建和谐家园】的生活，都是靠授徒与相礼两种职业。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檀引说：
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君子以为沽也。（《七经考文》弓怕本足利本，有 “君子”二字，他本皆无。）
“沽”是寒贱之意。当时周民族已与殷民族杂居了六百年，同化的程度已很深了，所以鲁国的大夫土族也传染到了注重丧礼的风气。有大丧的人家，孝子是应该 “昏迷不复自知礼”了，所以必须有专家相导，这正是儒的“衣食之端”。杜桥之母之丧，竟不用“相”，就被当时的“君子”认为寒怆了。
孔子为人相丧礼，见于《檀引：（参看下文第六章引《曾子问》，记孔子“从老路幼葬”）
国昭子之母死，问于子张口：“葬及墓，男子妇人安位？”子张日：“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
据《檀引，司徒敬子是卫国大夫。孔子在卫国，还为人相丧礼，我们可以推想他在鲁国也常有为人家相丧礼的事。（适按，伪书《家语》也采孔子相司徒敬子之丧的故事。）
《檀弓》说：
孔子之故人口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籽。原壤登木日：“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
狸首之斑然，
执女手之卷然。
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己手？”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这一个不守礼法的朋友好像不很欢迎孔二先生的帮忙；但他顾念故人，还要去帮他治停。
他的【创建和谐家园】为人家相礼，《擅引记载最多。上文引的国昭子家的母丧，即是子张为相。《擅弓》说：
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
摈即是相。又说：
子蒲卒，哭者呼“灭／子皋日，“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这似是因为子皋相礼，所以他纠正主人之失。《擅引又记：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翼，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施，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诸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按《土丧礼》的《既夕礼》，饰枢，设披，都用“商祝”为之。可见公西赤与公明仪为“志”，乃是执行《全丧礼》所说的“商祝”的职务（郑玄注，“志谓章识”。当参考机夕礼》，可见郑注不确）。从此点上，可以推知当时的“儒”不但是“殷士”，其实又都是“商祝”。《墨子·非儒》篇写那些儒者靠为人治丧为衣食之端，此点必须和《檀引与《士丧礼风既夕礼》合并起来看，我们方才可以明白。《土丧礼》与《既夕礼》（即性丧礼》的下篇）使我们知道当时的丧礼须用“祝”，其职务最繁重。杜丧礼》二篇中明说用“商祝”凡十次，用“夏祝”凡五次，泛称 “祝”凡二十二次。旧注以为泛称“祝’话都是“周祝”，其说甚无根据。细考此两篇，绝无用周祝之处；其泛称“祝”之处，有一处确指“夏祝”（“祝受巾巾之”），有两处确指“商祝”（“祝又受来，奠于贝北”；又下篇“祝降，与夏祝交于阶下”）。其他不明说夏与商之处，大概都是指“商祝”，因为此种土丧礼虽然偶有杂用复周礼俗之处，其根本的礼节仍是殷礼，放相礼的祝人当然以殷人为主。明白了当时丧礼里“商祝”的重要，我们才可以明白《擅弓》所记丧家的“相”，不仅是宾来吊时的“摈者”以士丧礼》另有“摈者”），也不仅是指导礼节的顾问。其实还有那最繁重的“祝”的职务。因为这种职务最繁重，所以那些儒者可以靠此为“衣食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