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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北宋木的《六祖坛经》

  去年十月我过日本横滨， 会见铃木大拙先生， 他说及日本有新发现的北宋本《六祖坛经久后来我回到北平， 不久就收到铃木先生寄赠的京都拥川兴圣寺藏的《六组坛经》的影印本一部。此本为昭和八年（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安宅弥吉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铃木大拙先生的《解说卜小册。

  兴圣寺本为魏刻宋本，已改原来每半负七行之折帖式为每全页二十一行之方册本。但原本之款式完全保存，不过合并三个半页为一全页而已。每行二十二字。全书分二卷，上卷六门，下卷五门，共十一门。

  未页有兴圣寺僧了然墨笔两行跋，第一跋云：

  庆长四年（一五九九）五月上中旬初拜诵此经伺南宗奥义了次为新学加朱点而已了然志之 第二跋云：

  庆长八年（一六①三）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读之次加和点了记者同前 铃木先生说，庆长四年到今年（去年），已有三百三十四年了。

  此本前面有手抄《六祖坛经序》，看其笔迹，似是了然所补抄。

  序文二十七行半，不分段，首行云：

  依真小师合场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听述。

  而序末题云：

  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右奉议郎权通判崭州军州事晁子健记。

  细分析之，这里本是两篇序，了然误合为一 第一篇为惠听序，共一百六十一字：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正则诸境难侵，心邪则众尘易染。能止心念，众恶自亡。众恶既亡，诸善皆备。诸善要备，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间，一切无碍。见性之人，虽处人伦，其心自在，无所惑乱矣。敌我六祖【创建和谐家园】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日《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析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英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进塔院分为两卷，几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云。

  第二篇是晁子健的后记，共二百八十二字：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刑南，于族叔公祖位见七世祖文元公所现写本《六祖坛经》，其后题云：“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以至，发句标题，手泽具存。公历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引年七十，累章求解禁职，以太子少保致仕，享年八十四。道德文章具戴国史。冠岁过道士刘惟一，访以生死之事。刘曰：“人常不死。”公骇之。刘曰，“形死性不死。”公始癌其说。自是留意禅观，老而愈笃。公生平所学，三教俱通。文集外，着帕德编》三卷，《法藏碎金》十卷，《道院集》十五卷，《董智余书》三卷，皆明理性。晚年尚看《坛经》孜孜如此。子健来住崭春郡，遇太守高公世文，笃信好佛，一日语及先文元公所规《坛经》，欣然曰，“此乃六祖传衣之地， 是经安可阔平？ ”乃用其句读，楼版刊行，以广其传。《坛经》曰， “后人得遇淡经》，如亲承吾教。若看《坛经》。必当见性。”咸愿众生，同证此道。

  据此两序，可知此本的底本是惠听所改定的两卷十一门的本子。惠明自证改定此书的年月为“太岁丁卯，月在英宾，二十三日辛亥。”铃木先生推想此“丁卯” 应是宋太祖乾德五年（西历九六七），但他不能证实此说。按获宾为五月；二十三日辛亥，则此月朔为己丑。我检查陈垣的《甘史朔闰表》，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有五月己丑朔，故可断定惠听改定二卷十一门是乾德丁卯的事（九六七）。此本的祖本是十世纪的写本，距离那敦煌写本应该不很远了。

  晁子健序中所说“七世祖文元公”，即是晁公武（字予止）聊斋读书志》自序中“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的文元公，即是晁迎，是北宋前期的大文家， 他死后溢“文元”，《宋史》（卷三o五）有传。《宋史》所记与晁子健所述略同（《重智余书风宋史》，重作者）。《宋史》所记也有可供此本考证的。本传说：

  天圣中，通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楼。……

  子宗我为知制论，侍从，同预宴。

  据毕流《续通鉴》卷三十八，晁宗我知制法是在天圣九年（一①三一）正月；太清楼赐宴在同年闰十月。据此可知他八十一岁正是天圣九年。此本的原写本有晁沙自题“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的话，题字之年（－①三一）和惠听改订之年（九六七）相隔只有六十四年，也可以说是十世纪的写本。

  我们现在可以称此本的原刻本为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颜州刻本；刻本所据的写本为北宋天圣九年（一①三一）晁迎八十一岁时第十六次看过的十世纪写本；而其祖本为北宋乾德五年（九六七）惠听改订为两卷十一门的写本。

  这个惠听改订为两卷十一门的本子，是晁边看过又题过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绍兴二十三年。 最可注意的是， 在此本刻印的前两年——绍兴二十一年（—一五一）——晁迎的另一个七世孙，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写成他的《郡斋读书志》的自序。在《郡斋读书志》的增州本的卷十六，有这样的记载：

  《六祖坛经》三卷（王先谦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所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复有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五十四，转录此条如下：

  《六祖坛经江卷 晁氏曰，唐僧惠少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周希后有序。

  《通考》之惠砂是惠听之伪，周希后是周希复之讹。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 “十六门”两项，可证密州本《读书志》所记不误。依此看来，在额州刻的惠听二卷十一门本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门的惠听本在社会上流通了。《读书志》成于绍兴二十一年以前，所以晁子止没有看见他的从堂弟兄刻印的他的七世祖文元公句读题记的两卷十一门的惠听真本。

  晁公武的记载使我们知道一件重要事实， 就是：在一0三一年到—一五一年，在这一百二十年之间，惠听的二卷十一门《坛经》，已被人改换过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门了。

  那部三卷十六门的惠听本，我们没有见过，不能下确定的推论。但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本子也许是北来至和三年（一0五六）契嵩和尚的改本。契嵩的《谭津文集》里有郎传郎的《六祖法宝记叙》，——此序当然是契嵩自己作的，——说契嵩得了一部‘嘈溪古本”，用来校改俗本《坛经》，勒成三卷。契嵩的“曹溪古本”，我在前几年已证明即是相溪【创建和谐家园】别传》。他所用的“俗本”也许就是惠听的二卷十一门本，他改定之后，仍用惠听之名。幸有晁迎句读本保存到十二世纪中叶，被晁子健刻出来，流传到日本，保留到如今，使我们知道惠听的原本是只有十一门分两卷的。

  《坛经》的普通传本都是契嵩以后又经后人增改过的。现今只有两个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吉本：

  一、敦煌的不分卷写本。

  二、北宋初年惠听改订二卷十一门本。

  这个惠听真本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

  我在《坛经考》里，曾指出敦煌本慧能临终的“悬记”被契嵩用《曹澳【创建和谐家园】别传》的是记来改换了。今拉此惠听本的临终恳记，与敦煌本还相同。今抄此本的悬记，而校注敦煌本异文如下：

  法海上座问日：（敦煌本作性座法海向前言》）

  “和尚（敦煌本作“【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日：“吾于大梵奇说法，直至今日，抄录流行，名《法宝坛经记》，法等守护，度诸众生，但依此说，是真正法。”（此段话，凡三十七字，敦煌本无人师言：“法海向前（敦煌本无此六字；此处重提法海，可见添插的痕迹。敦煌本在下文悬记之前，有“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八字）。吾灭度后二十年间，邹法徐乱。感我正宗（敦煌本“年间”作“像年”，“正宗”作“宗旨”），有一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于佛法（敦煌本作《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此下敦煌本有“正”字）法，弘于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以上十二字，敦煌本无），衣不合传。”

  此条是记，明指神会独力攻击北宗，竖立南宗宗旨的故事（看《荷泽【创建和谐家园】神会传》，页二五三——二五七，又页二七六——二’＼二）。此本添“弘于河治，此教大行”，原意更明显了。契嵩不知道此段重要历史，妄依《曹溪【创建和谐家园】别传》，改作如下的是记：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依明藏本，今本又都删去此条悬记了。）

  此惠听本还保存那明指神会的悬记，可证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经契嵩妄改的古本。

  试再举一个证据。

  敦煌本法海问：

  此顿教法传授，从上以来，至今几代？

  六祖答词，列举七佛以来四十代传法世系。今将敦煌本，惠听此本，及明藏本的传法世系表示如下：

  附唐僧宗

  敦煌本惠听本明藏本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请祖与惠听本全同，所不同者只有两点：

  一、敦煌本的舍那婆斯（引），此本作婆舍斯多。

  二、敦煌本僧伽罗叉（33）与婆须蜜多（34），此本两人的次第互倒。证以宗密所记，敦煌本是误倒的。此本不误。

  此可证此本尚未经契嵩的改窜。（分八祖的改定，已见于《景德传灯录》。我当时主张个本《传灯录》的甘八祖次第与名字，可能都是后人用契嵩来追改道原？《传灯录》无北宋传本，故此问题不易有定论？山西赵城出现的“金藏”《宝林传》的二十八祖已与陆灯录》相同了。很可能的，晚唐时代已有人改订二十八祖了。适之——四九，二，五夜）契嵩作《传【创建和谐家园】宗记》《传【创建和谐家园】宗论》及《传【创建和谐家园】宗定祖图》，于嘉柏六年（－①六一）进上；次年（一o六二），奉仁宗旨，收入藏经内。他的重要改定，是 一、改旧世系的第三十三人婆须蜜多为第七祖。

  二、删去旧世系的第三十二人代波掘多，因为他知道优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十二代优婆掬多。

  三。删去旧世系的第三十四人增伽罗叉，因为僧伽罗叉（即僧伽罗刹）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达摩。契嵩自称根据僧访的《出三藏记》所收的萨婆多部世系，而增信所记增伽罗叉在第二十九，而弗若蜜多（契蒿的不若蜜多）在第四十九。所以他不能不删去僧林罗叉了。（僧伽罗叉的年代，我曾考定为西历纪元二世纪的人康《胡适文存江集，又四一二以下。）

  四、他删去了师子下面的四个人，改定为三人：

  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所本改的）

  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邮的弗若蜜多）

  般若多罗（此即《出三藏邮的不若多罗）

  五、敦煌本与惠听本皆无弥遮遮一人，而中唐宗密所传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传世系，或有末田地而无弥迹遍，或有弥遮迫而无末田地，木是契嵩添人的。

  我从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干的事。今见惠听本已这样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信烟三藏记》的萨姿多部世系表里，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优婆掬多之上，正当旧表之商那和修。故惠听本已改为婆舍斯多。此名不见于唐人所传各表中，亦不见于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听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这更可证我上文说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听的二卷十一门本。

  惠析本虽已改换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余各祖都与敦煌本相同，这又可见此本之近古了。

  但用此本与敦煌本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惠听已有很大的改动，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临终的悬记，已可见惠听增添了许多字句。

  惠听自序说：

  古木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

  可见他不满意于古本。但他不曾说明他如何改动。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话，好像他的改定是删繁为简。试比较敦煌本与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后来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还不很多，不过两千字罢了，今试表《坛经》各本的字数，作一个比较：

  一、敦煌本一二，000字（实止有—一120oo字）

  二、惠听本一四，000字（实有一五oo字，多出三千七百字左右）

  三、明藏本二一， 这可见惠听加了不过二千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九千字了。这个比较表虽是约略的计算，已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

  我们试取一段，用这三本的文字作一个对勘表：

  我们看这种对勘，可知惠听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宝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们不见敦煌古本与惠听本，这种后世增改的痕迹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听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分的决策的地方。

  惠听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删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竭，敦煌本有两首，惠听本删并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临终时，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自达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颂，又续作二颂，共八颂，都是很恶劣的渴颂。惠听本只存达摩一颂，惠能一颂，共删去了六颂。这些地方，虽然都是改变古本面目，在文字技术上却是一进步。

  这种改动，大概是因为惠听添入了“传香”一大段，故移“忏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传香，次忏悔，次发愿，次传无相戒，次说自性三县佛。这个顺序确是稍胜于原来的决第。后来各本都依惠听改本。此又可证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听的改本。

  最后，我们要指出惠听本与敦煌本的跋尾的异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增溪山法兴寺， 见今传授此法。如竹山法，须稳（得）上根知，。c信佛法，立大悲，特此经以为衣（依）承，于今不绝。

  惠听本践尾云：

  油平法海上座无常，以此经付嘱志追，志遗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国会，递代相传付嘱。一切万法不高自性中现也。

  两本的传授如下表：

  （敦煌本）法海

  道际——语真

  （总听本）法海志遗彼岸一悟真国会

  我们看了这两个不同的激尾，可以作怎么样的解释见？我想，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这个组本的最古部分大杨成于种会和尚未死之前。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始攻击神秀门下的【创建和谐家园】，宣传慧能的“顿宗”教义，竖立“市宗”宗旨，是在慧能死（七一三）后二十输年内的事。此经内有此事的预言，故其制作至早当在开元（七一三——七四一）晚年，或天宝（七四二——七五五）初年。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动的时代（神会在东京当天宝四年至十二年，七四五——七五三），约当面历七四五年。此经大概是神会做的（详考见柿泽【创建和谐家园】神会传》 ，页—八二——二九o），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又说此本由法海传给同学道际，道际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清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这就是说，当此祖本传写时，悟真还活着。法海与道际为同学，为慧能下一代；悟真为第二代。慧能死在七一三年，神会死在七六①年。神会活了九十三岁，他尽可以和他的师侄悟真同时，—— 假定真有法海、道际、悟真三个和尚的话。敦煌本所记此本的传授不过两代三人、可见此本的祖本传写时还在神会的时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听本所记传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还有一个圆会；悟真之上两个传人与敦煌本不同；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惠听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听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维的碑铭，又提到“元和十一年（八一六）诏追溢口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这些事实都不是《坛经》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维作《能禅师碑铭》以全唐文》卷三二七）是神会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创建和谐家园】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犹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证此碑作在神会被御史卢奕弹刻，或已被贬逐的时候（天宝十二年，七五三），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其实并无此碑—— 而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这是一证。王维碑内提起印宗法师讲《涅梁经》，慧能和他辩论，而《坛经》敦煌本不提此事：这是二证。碑文中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微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这是三证。但惠听改本却不但用了王维的碑文，并且提到刘禹锡的碑文了，元和追溢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几年，所以旧本里的两代三个《坛经》传人是不够的了。所以惠听改了这个传经世系，从两代三人改为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几年了。我们可以推断惠听所见的原本，其跋尾的传经人也只是法海、道际、悟真三个，悟真一名还可以保存他当时增改的痕迹。

  总之，惠听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

  二十三·四·五夜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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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游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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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次因为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学位，作第一次的南游，在香港住了五天，在广州住了两天半，在广西住了十四天。这些地方都是我多年想去而始终没有去成的，这回得有畅游的机会，使我很快慰。可惜南方的朋友待我太好了，叫我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说话，嘴太忙，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机会太少了。前后二十多天之中，我竟没有工夫记日记。后来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先生的两种两粤游记，我很感觉惭愧。他游两粤，恰在我之后，走的路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样；但他是一个有训练的名记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供读者的参考。我因为当时没有日记，回家后又两次患流行性感冒，前后在床上睡了十天，事隔日久，追忆起来更模糊了。但因为许多朋友的催逼，所以我决定写出一些追忆的印象和事实，做我第一次南游的报告。

  一、香港

  我在元旦上午坐哈里生总统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williaxnhomel）的家里。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学文学院长佛斯脱先生（dr．l．forster）代为排定。西洋人是能体谅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给我自由支配，一切宴会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所以我在港五天，比较很从容，玩了不少地方。

  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见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有一天佛斯脱先生夫妇邀我去游览香港市的背面的山水，遍览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赤柱各地。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艳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 的快乐。我们在山路上观看海是，到圣土梯反学校小坐喝茶，看海上的斜阳，风景特别清丽。 晚上到佛斯脱先生家去吃饭，坐电车上山，走上山顶（thepeak），天已黑了，山顶上有轻雾，远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灯火，气象比纽约和旧金山的夜色还更壮丽。有个朋友走遍世界的，曾说，香港的夜景，只有南美洲巴西首都丽阿德耶内罗和澳洲的西德内（sidsey）两处可以相比。过了一天，有朋友邀我去游九龙，因时间太晚，走的不远，但大埔和水塘一带的风景的美丽已够使我们惊异了。

  有一天，我在扶轮社午餐后演说，提到香港的风景之美，我说：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这里的海光山色。有些人听了颇感觉诧异。他们看惯了，住腻了，终日只把这地方看作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所以不能欣赏那山水的美景了。但二十天之后，我从广西回到香港时，有人对我说，香港商会现在决定要编印一部小册子，描写香港的风景，他们准备印两万本，来宣传香港的山水之美！

  香港大学最有成绩的是医科与工科，这是外间人士所知道的。这里的文科比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创建和谐家园】。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近年副校长韩君与文学院长佛君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两人去年都曾到北方访问考查；去年夏天港大曾请广东学者陈受颐先生和客肇祖先生到这里来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请他们自由批评并指示改革的途径。这种虚心的态度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在香港时，很感觉港大当局确有改革文科中国文字教学的诚意，本地绅士如周寿臣、罗旭和请先生也都热心赞助这件改革事业。但他们希望一个能主持这种改革计划的人，这个人必须兼有四种资格：卜）须是一位高明的国学家，（二）须能通晓英文，能在大学会议席上为本系辩护，（三）须是一位有管理才干的人，（四）最好须是一位广东籍的学者。因为这样的人才一时不易得，所以这件改革事业至今还不曾进行。

  香港大学创始于爱里鹦爵士（sircharleseliot） ，此君是一位博学的学者，精通梵文和巴利（pah）文，着有《印度教与佛教》三矩册；晚年曾任驻日本大使，退休后即寄居奈良，专研究日本的佛教，想着一部专书。书稿本成，他因重病回国，死在印度洋的船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我从美国回来，过日本奈良，曾在奈良旅馆里见着他。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国的勒卫先生（sybotevi），瑞士（现改法国籍）的戴弥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桶顺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国的研究佛教的学人聚在一堂，可称盛会。于今不过八年，那几个人都云散了，而当日餐会的主人已葬在海底了！

  爱里鹦校长是最初推荐钢和泰先生给北京大学的人。钢先生从此留在北京，研究佛教，教授梵文和藏文，至今十五六年了。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大概要算这件事为最大。可惜爱里鹦以后，这样的学术上的交通就不曾继续了。

  香港的教育问题，不仅是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我在香港曾和巢坤霖先生、罗仁伯先生细谈，才知道中小学的中文教学问题更是一个急待救济的问题。香港的人口，当然绝大数是中国人。他们的儿童入学，处处感觉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那绝大多数的华文学校和那少数的英文中学不能相衔接，华文学校是依中国新学制的六六制办的，小学六年，中学也六年。英文中学却有八年。依年龄的分配，在理论上，一个儿童读了四年小学，应该可以接上英文中学的最低级（第八级）。事实上却不然，华人子弟往往要等到初中二三年（即第【创建和谐家园】年）方才能考英文中学。其间除了英文之外，其钱的他种学科都是学过了还须重习的。这样的不相衔接，往往使儿童枉费去三年至五年的光阴。所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香港与九龙的华文学校约有八百所，其中六百校是完全私立的，二百校是稍有政府津贴的。英文中学校之中，私立的约有一百校，其余最好的三十校又分三种：一种是它立的，一种是政府补助的，一种是英国教会办的。因为全港受英国统治与商业的支配，教学生的升学当然大家倾向那三十所设备最好的英文中学。无力升学的学生，也因为工商业都需要英文与英语，也都有轻视其他学科的倾向，还有一些人家，因为香港生活程度太高，学费太贵，往往把子弟送往内地去求学；近年中国学校不能收未立案的学校的学生，所以叫香港儿童如想在内地升学，必须早入中国的立案学校。所以香港的中小学的教学问题最复杂。家长大都希望子弟能早学英文，又都希望他们能多学一点中国文字，同时广东人的守旧风气又使他们迷恋中国古文，不肯彻底改用国语课本。结果是在绝大多数的中文学校里，文言课本还是很占势力，师资既不易得，教学的成绩自然不会好了。

  罗仁伯先生是香港中文学校的视学员，他是很虚心考虑这个中文教学问题的，他也不反对白话文。但他所顾虑的是：白话文不是广东人的口语，广东儿童学白话未必比学文言更容易，也未必比学文言更有用。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顾虑，广东朋友往往有这种见解。其实这种意思是错的。第一，今日的“国语”本是一种活的方言，因为流行最广，又已有文学作品做材料，所以最容易教学；学了也最有用。广东话也是一种活的方言，但流行比较不远，又产生的文学材料太少，所以不适宜用作教学工具。广东人虽不说国语，但他们看白话小说，新作白话文字，究竟比读古书容易的多多了。第二，“广东话”决不能解决华南一带语言教学问题，因为华南的语言太复杂了，广东话之外，还有客话，潮州话等等。因为华南的语言太复杂了，所以用国语作统一的语言实在比在华北、华中还更需要。第三，古文是不容易教的，越下去，越不容易得古文师资了。而国语师资比较容易培养。第四，国语实在比古文丰富的多，从国语入手，把一种活文字弄通顺了，有志学古文的人将来读古书也比较容易。第五，我想香港的小学中学着彻底改用国语课本，低级修业年限或可以缩短一二年。将来谋中文学校与英文中学的衔接与整理，这也许是很可能的一个救济方法一一一一以我对于香港的教育家，很诚恳的希望他们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

  我在香港讲演过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在香港用国语讲演，不是容易的事。一月六日下午，我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向两百多华文学校的教员演说了半点钟，他们都说可以勉强听官话，所以不用翻成广东话。我说的很慢，自信是字字句句清楚的。因为我怕他们听不明白，所以那篇演说里没有一句不是很浅近的话。第二天各华字报登出会场的笔记，我在《大光报》上读了一遍，觉得大旨不错，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一篇有七八成正确的笔记使我相信香港的中小学教员听国语的程度并不坏，这是最可乐观的现象，在十年前这是决不可能的。后来广州各报转载的，更后来北方各报转载的，大概都出于一个来源，都州大光报湘同。其中当然有一些听错的地方，和记述白话语气不完全的地方。例如我提到教育部王部长的广播演说，笔记先生好像不知道王世杰先生，所以记作汪清卫先生了。又如我是很知道广州人对香港的感情的，所以我很小心的说“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我特别把“一个新文化中心”说的很清楚，但笔记先生好像不曾做惯白话文，他轻轻的把“一个”两字丢掉了，后来引起了广州人士不少的醋意！又如最后笔记先生记的有这样一句话：

  现在不同了。香港最高级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

  这当然是很错误的纪录：我说的是香港最高教育当局现在也想改善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的教学了，所以我接着说港大最近访两位中国学者来计划中文系的改革事业。凡有常识而无恶意的读者，看了上下文，决不会在这一句上挑眼的，谁知这句句子后来在中山大学邹校长的笔下竟截去了上下文，成了一句天下驰名的名句！

  那篇演说，因为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并且除了上述各点小误之外，记载的大体不错，所以我不用转载在这里了。我的大意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可是我在后半段里提到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我说的很客气，笔记先生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