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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疑问亦是方【创建和谐家园】的一个紧要问题，即是我近年提倡的历史演变的观点。前文说的“凡一个名词之成立，非短时期所能做到”，亦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牟子》作者当汉末大乱时尚在壮年，他与窄融同时，大概死在三国中期。其时鱼豢已仕宦，而陈寿、司马彪皆已生。若依鄙说，则后汉怫徒已渐渐一致用佛之名，故汉末三国时佛教信徒如眸子》已一律用佛之名，而教外史家如陈寿等亦不能不采用佛字了。如此说法，似稍合于渐变之旨，诚以新名词之约定俗成决非一二十年所能为功也。
此次所论，问题虽小，而牵涉的方法问题颇关重要，幸先生恕此“魔之辩护”，更乞进而教之。
胡适敬上，二二·四·六夜
椤伽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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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论-1
小.说。t/x/t天.堂
在五世纪的晚期，北方有两个印度和尚提倡两种禅学，开辟了两个伟大的宗派。一个是跋陀，又译作怫阳；一个是菩提达摩。佛陀【创建和谐家园】道房传授“止观”禅法给僧稠（四八0——五六o），僧稠成为北齐的【创建和谐家园】，撰《止现法》两卷，道宣《续增传》称其书“味定之宾，家藏一本”。止观禅法是南岳天台一派的主要教义；虽然南岳慧思（五一四——五七七）和他的【创建和谐家园】天台智凯都远攀马鸣、龙树做祖宗，而不肯明说他们和佛陀、增稠有渊源，我们可以推测佛陀、僧稠是南岳天台一宗的远祖。
菩提达摩教人持刀《楞伽经》，传授一种坚忍苦行的禅法，就开创了楞伽宗，又称为“南天竺一乘宗”。达摩死后二百年中，这个宗派大行于中国，在八世纪的初年成为一时最有权威的宗派。那时候，许多依草附木的司禅和尚都纷纷自认为菩提达摩的派下子孙。 牛头山法融一派本出于三论宗， 讲习的是《大品般若经》和《大集经》，道宣作《法融传》，凡二千四百三十三字，无一字提到他和楞伽宗有关系。但是牛头山的后辈居然把法融硬派作菩提达摩的第四代子孙，成了得伽宗的忠实同志了。还有岭南韶州曾侯溪的慧能和尚，他本是从《金刚般苦经》出来的，也和“楞伽”一派没有很深的关系，至多他不过是曾做过楞伽宗弘忍的【创建和谐家园】罢了。但是慧能的【创建和谐家园】神会替他的老师争道统，不惜造作种种无稽的神话，说慧能是菩提达摩的第四代弘忍的“传衣得法”【创建和谐家园】。于是这一位“金刚般若”的信徒也就变成 “楞伽”的嫡派了。后来时势大变迁，神会捏造出来的道统伪史居然成了信史，曹溪一派竞篡取了楞伽宗的正统地位。从此以后，司禅和尚又都纷纷攀龙附凤，自称为曹溪嫡派，一千多年以来的史家竟完全不知道当年有个楞伽宗了。
我们看了楞伽宗史迹的改章与湮没，忍不住一种打抱不平的慨叹，所以现在决定要重新写定菩提达摩一派的历史。
道宣（死在六六七）在七世纪中叶编纂《续僧传》，很明白僧稠和达摩两派的旨趣和倾向的不同，他在《司禅卜门的叙论里说：
然而现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念处即印度禅法的四志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暗。可崇则情事易显，幽暗则理性难通。
当七世纪中叶，道宣当然不能预料以后六七十年中的楞伽宗变化升沉的历史。然而，正因为他不知道八世纪以后争道统的历史，他的《续僧传》里保存的一些楞伽宗史料是最可靠的记载，可以供给我们考订那个奇特的宗派的早期信史，可以使我们用他的记载来和八世纪以后伪造的史迹相参证比较，考证出后来种种作伪的痕迹来，同时从头建造起一段可信的中国禅学史来。
道宣的记载之外，近年敦煌出现的古写本，和日本保存的古写本，都供给我们重要的史料。
＿、菩提达摩
关于菩提达摩的种种传说，我曾有《菩提达摩考》以胡适文存江集，页四四九 ——四六五），发表在八年前（一九二七），我现在把我的结论摘记在这里：
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从海道到中国广州，大约在刘宋晚年（约四七 o——四七五），但必在宋亡（四七九）之前。证据有二：
一、《续增传》说他“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可证他来在宋亡之前。
二、《续僧传》（卷十九）的僧副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禅师出家，为“定学”之宗，“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四九四——四九七），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措通五年（五二四）也。”依僧副的一生看来，他从达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岁时，约当萧齐的初期（约四八五左右），因为建武元年（四九四）僧副只有三十岁，已离开北方了。旧说，达摩曾见梁武帝，谈话不投机，他才渡江北去。见梁武帝的年代，或说是普通元年（五二o），或说是普通八年（五“七）。这都是后起的神话，并非事实。证据甚多：
一、《续增传》全无此说。
二、僧副一传可证梁武帝普通元年达摩在北方至少已住了三四十年了。
三、杨衍之《洛阳伽蓝记》（成书在五四七）记达摩曾游洛阳永宁寺，此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达摩来游正当此寺盛时，约当五一六至五二六之间。
四、不但七世纪的道宣不记达摩见梁武帝之事；八世纪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x敦煌写本），其中达摩传里也没有此事。
五、这段神话起于八世纪晚期以后，越到后来，越说越详细了，枝叶情节越多了（看胡适同上书，贾四五八二一四六一）。这可见这个神话是逐渐添造完成的。
旧说他在中国只住了九年，依我们的考据，他在中国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宣说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我们推算他在中国的时间，上可以见刘来之亡，下可以见永宁寺的盛时，其间大约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认作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作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他在中国久了，真老了，只好‘名言年一百五十岁”了。（《洛阳伽蓝记地说他自言一百五十岁）
《续增传》说达摩在北方所传【创建和谐家园】，除僧副早往南方之外，有道育、意可两人。《慧可传》中说：
达摩灭化洛滨，可亦理形河唉…后以天平（五三四——五三七）之初，北就新邱，盛开秘苑。
这可见达摩死在东魏天平以前， 所以我们假定他死在西历五三o左右，那时他的【创建和谐家园】增副已死了六年了。
道宣记达摩的教旨最简单明白。八世纪中叶，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有巴黎、伦敦两本，朝鲜金龙经先生有排印本），记达摩的教旨也和道直所记胡同，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用《续增传》作底本，遇必要时，用净觉的记载作注释。《续增传》记达摩教义的总纲云：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分不着。然刚入道多途，要依二种，谓理行也。
壁观是达摩的禅法，即是下文说的“凝住壁观”。四法即是下文说的“四行”。安心属于“理”，发行属于“行”，下文分说：
籍教悟宗，深信舍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政以师资记》作“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 ） ，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竖住不移，不随他教（《师资记》作“更不随于言教”），与遗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这是从“理人”安心的路。虽然不废“凝住（巴黎本狮资记》作“凝注”）壁观”，但注重之点是“含生同一真性”“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理解，所以称为 “理入”的路。
行人者，四行（适按，“四行”皆是头陀行。此一点，我当初还不曾了解），万行同摄：
初，报怨行者，修行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辔。……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绿尽还无， 何喜之有？ 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莫顺于法（价制已》作 “喜心不动，冥顺于法”）也。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日，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以师资郎说第四条稍详，云：“性净之理山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杂无着，无此无彼。……智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任于身命，别行植舍施，行无倍惜。…、檀度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委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村了资记》说不误。“六度”之中，禅定一度包括“头陀”行。道世在六六八作《法苑珠林》，其述禅定，特别详述头陀行。可见在七世纪时，“禅”的定义实包头陀，似是楞伽宗造成的风气？适之—— 一九五二·七·卅一。）
道宣叙述达摩的教旨，是有所根据的。他说：
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
净觉也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创建和谐家园】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
昙林也许就是《续增传》中达摩传附记的林法师。传中说林法师当“周灭法时（五七七），与可（慧可）同学，共护经像”。
道宣生于五九六，死于六六七，他用的材料是六七世纪的材料，比较最近古，最可信。我们看八世纪前期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还可以看出那时的人还尊重道宣所记，不敢妄加材料。到了八世纪以后，有许多伪书出现，如《圣胄集》《宝林传》等书，大胆的捏造伪史，添出了无数关于达摩的神话以宝林传队已失传，近年日本发现了一卷，中国又发现了六卷，共有七卷，不久将刊m来藏遗珍》内）。北宋和尚道原在十一世纪初年编纂《景德传灯录》，仅量采纳了这些伪造史料，最不可信。后人看惯了那部十一世纪的《传灯动，习非成是，竟不认得七世纪中叶道宣《续增传》的史料的真可宝贵了。
三、慧可
菩提达摩的【创建和谐家园】，现在可考的，有这些人：增副，慧可，道有，昙林。
一、增副《续增传》有传，传本说【创建和谐家园】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曾奉令作增副碑文，此碑今不存了，道宣所记似是根据碑文。增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出家后，曾“周历讲座，备尝经论”。齐建武年，他游南方，住钟山的定林下寺，他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作。几尺宫闹，未尝谒近。既行为物览，道俗攸属。梁高（武帝）素仰清风，雅为嗟赏。乃命匠人考其室字，于开善寺以待之。副每逍遥于门，负杖而叹曰，“……宁贵广厦而贱茅茨乎？”……乃有心氓岭，观彼峨眉。会西昌候萧渊藻出镇蜀部，于［是〕即拂衣附之。……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久之还金陵，复住开善。……不久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五二四）也…疾亟之时，有劝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厉声曰，“发财延命，去道远矣。房中什物，并施招提僧。身死之后，但弃山谷，饱于鸟兽，不亦善乎？勿营棺施以乖我意。”门徒涕泪，不忍从之。
依此传看来，他虽然和帝王贵人交通往来，但仍保持他的生死随缘的态度，不失为达摩的【创建和谐家园】。
二、道育事迹无可考。《续增传》说达摩在北魏传授禅学，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诸接，［达摩炼其精诚，海以真法。
三、慧可又名增可，俗姓姬氏，虎牢人。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续憎传》说他“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答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研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这似乎在达摩的晚年，达摩已很老了，慧可只有四十岁，所以上文说“年虽在后， 而锐志高远” ，本不误。《楞伽师资记》误作“年十四”久历代法宝记》（敦煌出土，有巴黎、伦敦两本，现收入《大正大藏经》第五十一卷）作“时年四十”，可证《续僧传》不误。（适按，后来神会见慧能，也是“年四十”，传讹作 “年十四”！）
慧可颇通中国典籍，所以他能欣赏达摩的简单教义。达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报怨行近于安命，随线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慧可是中国文人出家，传中说他能“发言人理，不加铅墨；时或港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据此可见慧可似有文集流传于后世，道喜还见着这部集子，后来失传了。《续增传》说，有向居士，幽遁林野，于天保（五五o——五五九）之初致书通好，书云：
影由形起，响遂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集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者〕，喻默声而求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适按，此是无名，假名之说所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则许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
慧可答他道：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感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
现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我们看这两位通文墨的佛【创建和谐家园】的酬答，可见达摩的简单教义在那第一代已得他们的了解与接受。我疑心这种了解和魏晋以来的老庄思想不无关系。向君主的“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慧可的“无明智慧等无异”“现身与佛不差别”，固然即是达摩的“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可是中国文士所以能容易接受这样一种显然不合常识的教义，也许是因为他们久已听惯了中国道家“齐是非”“齐万物”的思想，不觉得他的可怪了。
在实行的方面，达摩一派是“奉头阳行”的。《续增传》说：“可常行，兼奉头陀。”头陀（dhuta）是佛教中的苦行方面，原义为“抖擞”，即是“抖擞烦恼，离谱滞着”。凡修头陀行的，在衣食住三方面都极力求刻苦自己，须穿极少又极简单的衣服源乞食，又不得多食；住宿须“阿兰若”，即是须住在远离人家的荒僻处，往往住在树下或坟墓之中，又须常跃坐而不横卧。达摩的教义本来教人“苦乐随缘”，教人忍受苦痛，都无怨总。头陀苦行自是训练自己忍受苦痛的方法。
《续僧传》说慧可在螂宣传“清事无寄”的教义，深遭螂下禅师道恒的嫉妒，恒送深恨，谤恼于可，货球官府，非理屠害。［可］初无一恨，见其至死，恒众庆快。
末句不很明白，大概应解作：慧可受屠害，初不怨恨，只希望自己的一死可以使道恒一党庆快。但慧可并不曾被害死。传中下文说：
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遭贼所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所处（这是消毒的方法），血断帛里，乞食如故，曾不告人。
这个故事，因道宣原文不很明白，就被后人误解作慧可被人害死了。如帐灯录》（卷三）慧可传说他于美城县匡救寺三门下， 谈无上道， 听者林会。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集经》，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色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说，加师以非法，师忙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五岁（五九三）三月十六日也。
《传灯录》全抄袭《宝林传》（卷／＼）伪书，《宝林传》改窜《续僧传》的道恒为辩和，改螂下为荣城县，又加上“匡救寺三门下”“邑宰翟仲侃”“百七岁” “开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等等详细节目，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其实全是闭眼捏造。七世纪中叶的道宣明说慧可不曾被害死，明说“可乃从容顺俗，时惠清献，乍托吟谣”，然而几百年后的《宝林传》却硬说他被害死了！七世纪中叶的道宣不能详举慧可的年岁，而几百年后的《宝林传》却能详说他死的年月日和死时的岁数，这真是崔述说的“世愈后而事愈详”了！
帐灯录》又根据《宝林传》，说达摩在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而坐，神光（《宝林传》捏造慧可初名神光）朝夕参承，莫闻诲励。
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股，…吮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师述因与易名曰慧可。
这也是《宝林传》的闭眼瞎说。道宣明明说是“遭贼所臂”，而《宝林传》妄改为自断其臂（胡适按， 胡适拟定是非论》［一六o——一六一］，石井本《神会录》［五三——五④］，皆说“立雪”及断臂事。但无“十二月九日夜’等又可见作《宝林传雄神会之后）。自从《传灯录》采此伪书妄说，九百年来，断臂求法之说就成为公认的史实了，我们引此两段，略示传说演变的痕迹，使人知道道宣《续增传》的达摩、慧可两传是最干净而最可靠的最早史料。
《宝林传》与《传灯录》记慧可死在开皇十三年（五九三），这是完全无据之说。慧可初见达摩时，年已四十；跟他五六年，达摩才死。我们假定达摩死在魏永安三年（五三0）左右，其时慧可年约四十五六。《续僧传》说：
林法师……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
北周毁佛法在武平五年（五七四），但慧可在齐都螂下，邮都之破在北齐承光元年正月（五七七），齐境内毁佛法即在此年（齐境内毁法事，详见《续僧传》卷八的慧达传，但传中误记此事在承光二年春，承光无二年，当是元年之误）。其时慧可已九十二岁了。如果“与可同学”一句不作“与慧可的同学共护经像”解，那么，慧可大概就死在螂都灭法之后不久（约五七七），年约九十二岁。
慧可的死年在灭法时期，大概不误。《续僧传》卷七的慧布（摄山三论宗的【创建和谐家园】）传中记慧布：
末游北邢，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名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日，“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怖］乃纵心讲席，备见宗领，周览文义，并具胸襟。又写章疏六驮，负还江表，并遗朝公（开皇寺的法朗，也是三论宗的【创建和谐家园】，死在五八一），令其讲说。因有遗漏，重往齐国，广写所阔，食还付朗。
慧布死在陈恢明元年（五八七） ， 年七十，传中说他“末游北螂”，又说他 “重往齐国”，可见他和慧可相见，当在北齐建国（五五o）之后，灭亡（五七七）之前。看“末游”之句，可见他两次北游已在晚年，当在螂都破灭之前不久。所以《续增传》记慧可活到螂都灭法之时，大概是可信的。
四肃法师林法师也附见慧可传下，也许就是那位记录《达摩论》的昙林。他也是一位博学的和尚，起初本不是楞伽宗，《续传》说他在评盛讲《胜初，并制文义，每讲人聚，乃选通三部经者，得七百人，预在其席。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
如此说来，林法师不是达摩的“楞伽”一派，只在避难时期才和慧可同学，共护经像。《续传》又说：
慧可……遭贼所臂…曾不告人。后林又被贼所臂，叫号通夕。可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日，“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俄无臂也，不知耶？”可日，‘人亦无臂。复何可怒？”因相委问，方知有功。政世云“无臂林”矣。
这更可见林法师与慧可平素不相识，到此方有同患难的交谊；也许林法师从此变成楞伽宗的信徒了。
四、楞伽经与头陀行
《慧可传》中说：
初达摩禅师以四卷帐伽雅可，曰，“我现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这是楞伽宗的起原。《楞伽》即是《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或译为《大乘人楞枷经》。此经凡有四种译本：
一、北凉时中天竺沙门昙无忏译四卷本（约在四一二至四三三年之间）。此本不传。
二、刘宋时中无竺沙门求那跋阳罗译四卷本（在无嘉二十年，四四三）。此本存。
三、北魏时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泽十卷本（在延昌二年，五一三）。此本存。
四、唐武后末年（七o四）于闽沙门实叉难陀泽七卷本。此本存。
此书的十卷本和七卷本，分卷虽然不同，内容是相同的，同是前面有一篇请佛品，末了有一篇陀罗尼品，和一篇总品，这三品是四卷本所没有的，显然是晚出的。菩提达摩提倡的《楞伽经》是四卷本，大概即是求那跋陀罗的译本。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承认求那跋陀罗为楞咖宗的第一祖，达摩为第二祖，可证此宗所传是求那的译本。
《慧可传》中说，每可说法竞，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
这是一种“悬记”（预言）。道宣在《续僧传》的《司禅》一门总论里曾说：
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现，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你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番其〔所惊，则遣荡之志存焉。现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
这可见道宣的时候，达摩的派下已有“诵语难窃，万精盖少”的风气，慧可的 “悬记”就是指这种“诵语”的信徒。
但这一派里也很多修头陀苦行的风气。慧可的苦行，我们已说过了。他的【创建和谐家园】那禅师，那禅师的【创建和谐家园】慧满，都是头陀苦行的和尚。
那样师也是学者出身，年二十一，《居东海讲机》《易》，行学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说法，乃与学士十人出家受道。诸门人于相州东设斋辞别，哭声动邑。
他出家之后，就修习头阳行：
那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脚又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往不参邑落。
这正是头陀戒行。
慧满也是一个头陀行者。
慧满者，荣阳人，姓张，旧住相州隆化寺，遇那说法，便受其道，专务‘无着” （无着是不执着）。一衣一食，但畜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履赤而已。自述一生无有怯怖，身无蚤虱，睡而不梦。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
贞现十六年（【创建和谐家园】二），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见昙旷法师，怪所从来。满日，“法友来耶？”遣寻坐处，四边五尺许雪自远聚，不可测也。
故其闻（宋，元，明藏作间）有括访，诸僧逃隐，满便持衣钵周行聚落，无可滞碍。随施随散，索尔虚闲。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
故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今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议论，殊乖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