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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建立在同样的趋势，同样的信念和同样需要我们的理性的基础上面。”
只有通过发现能够影响某事件的所有事件和其中各个事件独自影响的方式，我们才能全部说明该事件。如我们对其中任一事件或关系的分析不完全，如我们的解释有错误的倾向，则内在的推论已经向建立那种归纳发展，这种归纳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其实却是错误的。
而如我们的知识和分析是完全的，则我们只要颠倒我们的思维过程，我们就能够推知未来，几乎像我们根据同样的知识对过去所能作的解释那样准确。只有当我们越过第一步的时候，预断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准确性才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在预断的第一步中所作的任何错误，在第二步中将有所积累和加剧；而在解释过去方面，错误多半不易积累起来；因为观察或有记载的历史在每一步中都可重新予以检查。归纳和演绎的同一过程在解释历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预断未知事件方面，几乎可以同样地加以运用。
因此，决不能忘记，观察或历史虽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时发生或连续发生的，但不能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是否为第二件事的原因。只有通过作用于材料的理性，才能求得答案。当人们说历史上某事件教导这点或那点时，该事件发生时所存在的全部情况是从未加以正视的。有些情况被暗地（如果不是无意识地）假设成不相关的；这种假设在某特定场合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丰富的经验和较仔细的研究可以证明，被认为引起这一事件的那些原因，如无外援，或许不会造成那一事件；甚至也许证明，这些原因阻碍了该事件的发生，而它是由遗漏了的其他原因产生的。
这种困难在关于我国当代事件的最近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当从这些事件作出有反对意见的结论时，它须付诸公决；不同的解释提出来了；新材料被发现了；旧材料被审查和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场合还支持最初从它们所作的那种相反的结论。
分析上的困难和对分析的需要，因没有两个经济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而增加。当然，两个单纯事件尽管十分相似，如两个农场的租佃条件尽管由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决定；交给咨询委员会的两个工资案件尽管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问题；但是，即使小规模的完全重复也是不存在的。不论两个事例如何相似，我们必须决定，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否因实际上无关重要而可以忽略；而这也许是不很容易的，即使这两个事例所指的是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古代材料，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同时涉及经济生活全部性质的那些变化；不论现在的问题和历史上所载的另一个问题在外貌上如何相似，很可能，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除非这样，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论证。
第四节 借助于常识往往能作广泛的分析，但它发现不明的原因特别是原因之原因却是罕见的。科学机器的职能。 这就使我们来考虑经济学和古代材料的关系了。
经济史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从而也相应地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当作通史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也许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各个时期所曾有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级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它也许要问“什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方便譬如何生产；什么组织提供并指导劳动；从而所生产的商譬如何分配；什么是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和分配”等等。
这种工作虽然本身是饶有趣味的，重要的，但它不需要大量的分析；一个勤而好学的人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东西。深通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经济史家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出宝贵的新见解，即使他满足于观察那些靠近表面的近似现象和因果关系。
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的势必超过这些范围，并企图发现经济史的底蕴，揭示风俗兴败的秘密，并解释那些不再认为是自然所赋与的难以解释的其他现象。对于借鉴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多半也不加规避。的确，人类理智不喜欢在它所遇见的那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中留有空白。仅仅通过按一定顺序整理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因果倒置，经济史家就担负了向导的责任。
例如，英国北部实行了按固定货币地租的长期租佃，接着农业和当地居民的一般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断它是这种改善的唯一甚或主要的原因以前，我们必须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哪些别的变化。以及这种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的各个变化。例如，我们必须斟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边陲社会秩序确立的影响。这就需要谨慎和科学方法；除非这样，就不可能作出关于长期租佃制的一般趋势的可靠结论。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经验主张在，比方说，爱尔兰现在实行长期租佃制，而不考虑各种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质的区别，以及金银产销方面的可能变动等等。土地使用的历史充满着好古趣味；除非借助于经济理论对它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解释，它就不可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各国现在所应采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这一问题。例如，有的人认为，因为原始社会通常都共同占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显然是一种人为的过渡制度，有的人同样自信地认为，因为土地私有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了它的范围，所以，它是未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从历史汲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教益，就需要分析过去共同占有土地的种种影响，以便发现其中各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始终保持同一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因人类习惯、知识、财富和社会组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工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行会与其他同业会社和团体的那些声明（即他们利用他们的全部特权以求公众福利）的历史，甚至是更饶有趣味而富于教益的。但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完全的判断，尤其是要以它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就不仅需要老练历史家的丰富知识和机警的直觉，而且还需要掌握有关垄断、对外贸易和租税归宿等方面的许多极其困难的分析和理论。
而如果经济史家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世界经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取法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各种方法；他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动变的远因。
试以海事观之，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群情也许对那时代的通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兴趣；但它们对今日的海军指挥却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所必须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因此，正如马汗上尉所说，今日的海军指挥对过去的战略比战术将更加注意，他并不十分关心各个具体战役的细节，而关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战原则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使他能统帅全军，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保持广泛的变通，而仍能迅速集中，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同样地，深通某时普通史的人，可以生动地描绘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而这种描绘在其主要轮廓方面是真的，即使有时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武器已经过时，人们多半是不会抄袭战术的。但是，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真正动机和表面动机，他自己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负责提出（不论如何谦逊）今日战略家从他所记载的战役所必须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军状况势必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对许多国家中研究困难战略问题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决然不能加以忽视。海军史是这样，经济史也是这样。
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经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始为人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当于战术的是经济组织的外部形态和偶然事件，它们取决于暂时的或当地的倾向，风俗和阶级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或取决于生产资料。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经济组织的比较根本的本质，它主要取决于人人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编好和嫌厌。的确，它们在形式上既不是始终如一，在本质上甚至也不十分相同；但是，它们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概括，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经验可以说明他时他代的困难。
这种区别和经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例的区别相似。十九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对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李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区别。当人们没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结论时；当这些结论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于与他不同的时间地点时，无疑地，它们的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锋利的凿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割手，因为它们的柄十分笨拙。
但现代经济学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发展分析和推理的原理时，却发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们知道，他分析地租的原理，对许多今日通常叫做地租的东西和中世纪历史家往往不正确地描述为地租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不适用的。但地租原理的运用范围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因为经济学家也知道，只要谨慎小心，它可以适用于各个文明阶段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许多东西。
当然，战略家是不能忽视战术的。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对他同经济困难所作的各次搏斗中的战术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除非把人在某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中和他的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的渊博知识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战略上各个广泛问题的研究多半没有很大的价值。此外，各个战略学家应当根据个人的观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细节加以仔细研究，其目的未必在干出版，而在于锻炼自己。而这对他解释和权衡他从书报上所得到的不论关于现在或过去的事迹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一个有思想的善于观察的人，总能从谈话和当代文学中获得关于他那个时代特别是他周围的经济材料的知识。他这样不知不觉地所积累起来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时比他从所有文献上所得到的关于远时远地的某类材料还要生动而完全。且撇开这点不谈，对材料也许主要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材料进行直接而认真的研究，在需要任何一个严肃经济学家的时间上，将大大地超过纯粹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即使他是一个重视思想远过于重视材料的人，即使他认为，与其搜集新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现成材料，这种研究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在提高人与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对我们将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节 续前。
诚然无疑，许多这样的工作需要细致的科学方法者少，而需要机智、分寸感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者多。但另一方面，许多工作，如没有这种机器，是不易完成的。自然本能将正确地选择并适当地综合与所述问题有关的那些事项；但它主要从所熟习的事物中加以选择；它很少使人洞见他个人经验的底蕴，或远远超出这种经验的范围之外。
已知原因的那些结果和已知结果的那些极其明显的原因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有的。“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往往更加值得研究。如果我们并不是正在讨论仅仅具有局部兴趣或暂时兴趣的某一问题，而是在制定谋求公众福利的长远政策方面寻求指导；或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别的原因考虑直接原因少，而考虑原因的原因多，则情形尤其是这样。因为经验表明，常识和机智，如所预期的那样，是不足以胜任这种工作的；即使实际锻炼也往往不能使人摸清超出他的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那些原因的原因；即使他想这样做，那也往往不会使他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各人都得求助于历代所逐渐积累起来的思想和知识这一强有力的机器。因为有系统的科学推理在生产知识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像机器在生产货物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同一种操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的时候，制造一架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一般是有利的。纵令工作细节上的变化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致使用机器不利，货物必须用手工生产。在知识方面也一样，如有任何研究或推理的过程，其中同一种工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则把过程化成体系，组织推理方法，并制定一般命题，以便用作材料加工的机器和在工作位置上牢牢夹住它们的一把钳子，是值得的。纵或经济原因和其他原因的交错是如此纷繁，以致精确的科学推理对我们所寻求的结论很少有巨大的帮助，但是，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不利用它的帮助，却是愚蠢的。这和科学万能，实践才能和常识将无用武之地这一极端相反的假设，是同样愚愚的。不论某建筑家具有多么丰富的机械学知识，如果他的常识不丰富，审美观念不发达，则他只能建筑一所很不雅观的房子；而一个不懂机械学的人，他的建筑不是不稳固，就是在施工过程中有所浪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布林德利，也许比一个机智较差但受过很好训练的人在某种工程上做得更好；一个聪明的护士，一看她的病人，也许比一个有学问的医生在某些方面提出较好的诊断；但是，工程师却不应当忽视理论机械学的研究，医生也不应当忽视生理学的研究。
因为才智和手艺一样，是与其所有者共生共灭的。但各代对工业机械或科学工具的改进却传于后一代。现在也许没有一个雕刻师比修建巴特农神殿的雕刻师更加能干，没有一个思想家比亚理士多德更富有理智。但思想工具的发展像物质生产工具的发展一样，是累进的。
不论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财富由以制造的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则这种财富会逐渐消失，世界复归于贫困状态。如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而保留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则我们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则世界势必复归于黑暗时代。可见，追求思想比搜集材料，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不“真实的”工作；虽然搜集材料在某些场合可以适当地用德语叫做实际研究（realstuduim），也就是说，特别宜于实科学校（realschulen）的那种研究。经济学广大领域中的任何部门的研究，其中搜集材料和把材料联系起来的分析与构思都配合成这样的比例，而这种比例被认为最能增进知识和促进该特殊部门的发展，这种研究，从严格使用这个字的意义来说，才是最“真实的”。至于什么是这样的比例，却不能随便决定，而只能由潜心的研究和具体经验加以解决。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所取得的进步比任何别的社会科学都要大，因为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精确。但是，经济学范围的每次扩大，总会使这种科学精确性受到损失。而这种损失究竟大于或小于因范围扩大而来的利益这一问题，是不能呆板决定的。
有很大的争论范围，其中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性；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权合理地给自己决定，他在该范围内将探索多远。他离开他的据点愈远，而对那些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纳入科学方法的生活条件和行为动机考虑得愈多，则他所能议论的信心也就愈小。不论什么时候，他从事于生活条件和动机的研究，而它们的表现又不能化成确定的标准，他决不能借助于古今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和思想；他必须主要依靠他自己的直觉和推测；他必须以个人判断所具有的那种谦逊态度说话。但是，如果深入到社会研究的偏僻领域时，他谨慎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完全认识到他的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则他将会作出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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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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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济学中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数学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及其局限性。
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很显然，经济学上是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的。经济学家甚至像李嘉图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经济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公式，初看起来似乎主张与此相反的东西；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主张是虚妄的，也许除了某理论数学家为了数学游戏而使用经济学假设的场合，因为那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经济研究已提供了宜于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设来证明这种方法的潜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负技术上的责任，而且往往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机器的压力。但数学上的熏陶有助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述经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而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语言表述，但表述得不能同样轮廓分明。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学问题中的经验使我们对经济变动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理解更加深刻。直接运用数学推理去发现经济学真理，近来在大数学家手里对研究统计平均数和机遇率以及衡量相关统计表的一致程度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 独立思考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假设，而在于使广大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现实经济力量的错综影响相联起来。
如果我们闭目不见现实，我们可以用想像来建造一所水晶大厦，它将间接说明现实问题；并且对那些全然没有像我们所遭遇的经济问题的人来说也许饶有趣味。这种游戏往往有意料不到的价值。它启发心灵，并且似乎只能带来好处，如果清楚了解它的目的的话。
例如，货币在经济学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来自它是动机的尺度而非努力的目的这一论断，可以由下述假想加以说明，即货币充作动机尺度的这种专门用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也许是我们世界中所特有的偶然现象。当我们要引诱某人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给他钱。的确，我们可以诉诸他的慷慨或责任感；但这就要引动那已有的潜在动机，而不是补充新动机。如果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新动机，我们一般要考虑恰恰使他值得做某事需要货币若干。诚然有时充作行动引诱的感恩、尊敬或荣誉可以表现为一个新动机，尤其是它如果能凝成一定的具体形象；例如，像有权使用学士字样，或佩带星勋章或爵士最高勋章。这些荣誉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也只和少数事件相关的；它们不会充作支配人在日常行动中的那些普通动机的尺度。但是，政治上的功绩通常都以这些荣誉加奖，很少用别的方式。这样，我们就逐渐习惯于用荣誉而不用货币来衡量它们。比如我们假定某甲为他的党或国家利益的效劳，按照情形，适当地酬以骑士身份，而这种身份对某乙的报劳却显然不足，因为他已获得了男爵身份。
很可能，也许有些世界，其中没有人听说过物质东西或一般所理解的财富的私有制；各种善行都按等级表授予荣誉。如果这些荣誉不通过外力的干涉而能彼此转让，则它们可以充作动机力量的尺度，如同货币对我们那样方便和精确。在这个世界中，尽管很少提到物质东西，也完全不提到货币，也可以出现和我们现在相似的经济理论著作。
坚持这点，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就经济学上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尺度和极端重视物质财富而忽略其他更高尚的目的这两件事情，产生了错误的联想。衡量经济动机的尺度所需要的仅有条件是，它应当是某种确定的可以转让的东西。它采取一种物质形态实际上是方便的，但不是必要的。
第三节 续前。
从事抽象，如限制于适当的范围，则是一件好事。经济学所讨论的那些人类经济动机的广度曾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作了过低的估计；而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强调却是一种贡献。但他们似乎误认为英国经济学的鼻祖也忽略了它。殊不知留有很大余地让读者的常识去补充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在这种场合，过分保持缄默会经常引起国内和国外的误解。这种缄默也曾使人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比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还要狭隘，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还更不密切。
例如，人们过分注意了穆勒的这一论点即，“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专门从事于获得财富并消费财富的人”（《论文集》第138页，《论理学》，第六篇第九章，第三节）。但所忘却的是，他在那里是就抽象地讨论经济问题来说的，这种抽象讨论他曾一度设想过，但从未实现，而宁愿著述《政治经济学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也遗忘的是，他继续说道，“一个人的一生中，既不受除了追求财富以外的任何动机的直接影响也不受它的间接影响的行动，也许是没有的”；其次遗忘的是，在讨论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他经常考虑到追求财富以外的许多动机（见以上附录二，第七节）。不过，他对经济动机的讨论，不论在本质上或方法上，都不及他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赫尔曼。
在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章第三节 中有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性的
论点，即不能购买的不能衡量的愉快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且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的趋势；英国读者可以参阅塞姆所著的《工业科学大纲》。
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瓦格纳的巨著就三版中关于经济动机分析的主要项目。他把经济动机分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类。利己动机有四：第一个也是经常起作用的动机是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畏惧个人的经济困难。其次是畏惧惩罚，和希望报酬。第三是荣誉感，和争取承认，其中包括希求他人的赏识，以及畏惧羞耻和轻蔑。最后一个利己动机是，贪求职业，和活动的乐趣；以及工作本身及其环境的舒适，其中包括“行猎的快乐”。利他动机是“内心命令善行的冲动力，和责任感的压力，以及畏惧个人内心的谴责，也就是说，畏惧良心的谴责。在它的纯粹形态上，这个动机表现为‘绝对命令’，人之遵从它是因为人在内心感觉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的命令，并且感觉这种命令是对的……遵从这种命令无疑会产生【创建和谐家园】，而违反这种命令则感到苦痛。这些感觉在驱使我们或参加驱使我们继续或停止行动方面，往往有和无上命令同样强烈的作用，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这点而论，这个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至少使它消融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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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资本的诸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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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产业资本不包括雇佣劳动的全部财富。
第二篇第四章中说过，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一词的用法，除了遵从一般商业上的习惯（即商业资本）是别无他法的。虽然这种用法的缺点很多，也很明显。例如，它迫使我们把游艇看成是资本，而不把游艇制造者的车看成是资本。因此，如果他过去一直是常年租车，而不是零星租车，把一只游艇售予过去一直租游艇的制车商，并买了一辆车以供自己使用；则结果是，本国的资本总额有所减少，减少之数为一只游艇和一辆车。虽然没有东西遭到破坏，虽然储蓄品仍旧相同，它们本身对当事人和社会带来和以前相同的甚或更大的利益。
这里我们也不能利用资本因其具有雇佣劳动的特别力量而区别于其他财富形式的这一概念。因为事实上当游艇和车在商人手中，从而算作资本的时候，比它们在私人手中，不算作资本的时候，对劳动的雇用将有所减少，减少之数等于划船和驾车的劳动。以饮食店和面包房（那里所有的设备都算作资本）来代替私人厨房（那里没有东西算作资本），对劳动的雇用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在企业雇主下，工人也许可能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他们所得到的物质福利和工资相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比在私人雇主的松散制度下要少些。
但是，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不利条件；几种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得资本的这种用法风行一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私人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涉及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或普通所谓劳资双方之间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冲突行动。这点曾为马克思和他的信徒所强调。他们公开使资本的定义以此为转移；他们断言，只有那种生产资料才是资本，这种生产资料是由某人（或某群人）所占有，一般通过雇用第三者的劳动，而用于生产他人所享用的东西；从而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机会掠夺或剥削别人。
其次，资本一词的这种用法，在货币市场上和在劳动市场上都是便利的。商业资本通常是与信贷联系着的。如果人能看见运用资本的好机会，则他毫不犹豫地进行借款，以便增加他所支配的资本。为此他能通过一般商业手续提出他自己的商业资本作为担保，比提出他的用具或私人车辆更加简便易行。最后，某人仔细地计算他的商业资本账目，他当然酌加折旧，从而使自己的资本不动。自然一直常年租车的人能用铁路股票的售价购买一辆车，而这种股票的利息比他所付的车租要少得多。如果他把年收入积累到车被用坏的时候，则这种收入将能给他购买一辆新车，而绰绰有余。这样，他的总资本因这种变动而必将有所增加。但是，他也许不这样做，如果该车为商人所有，则他可以通过一般商业行径对它提供补偿。
第二节 关于两种主要性质即预见性和生产性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之无谓。
让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资本的定义。已经指出，唯一严格的逻辑立场是大多数用数学阐明经济学的那些著作家所采取的立场，它把“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等同起来；虽然这种方法使他们失去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是，不论某学者在开头采取什么定义，他发觉他包含在那个定义中的各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他所必须处理的各个相连问题之中。因此，如果他的定义以精确自命，则他势必用解释各资本要素和所述问题的关系来补充这个定义；而这种解释在本质上和其他学者的解释十分相似。从而，最后结果趋于一致；而读者不管经由什么途径都可以达到十分相同的结论，虽然要看出潜藏在形式和措辞上的差异的底里的本质上的统一，也许比较费事。开头的分歧原来却比所想像的害处要小些。
此外，尽管措辞不同，而各代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资本所下的定义却是一脉相承的。的确，有些经济学家侧重资本的“生产性”，而有些经济学家则侧重资本的“预见性”，这两个术语都不是完全精确的，都没有指出严密的分界线。虽然这些缺点是精确分类的致命伤，但那只是次要的问题。关于人类行为的事物，是从来不能根据任何科学原理加以精确的分类的。纳入一定类别而为警官或关税员司参考的那些东西可以制定精确的表，但这种表也显然是人为的。我们应该慎重保存的是经济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如我们在第二篇第四章的末尾所指出的，没有一个聪明的学者曾遗忘了生产性方面，或预见性方面。但有的人着重讨论了某一方面，而别的人却着重讨论了另一方面。不论在哪方面要划一条确定的分界线是有困难的。
那末我们看一看把资本当作人类劳作和牺牲的结果，并主要用于获得将来利益（而非现在利益）的各种东西的蓄积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明确的，但它不能使我们作出确定的分类；如同长度的概念是明确的，但除了用任意一个界尺不能使我们划分长墙与短墙一样。
当野蛮人收集树枝以保护他过夜的时候，他表现了某种预见性。如他用木竿和兽皮搭了一个帐篷，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更多，如他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越更多。当文明人用坚固的砖房或石房代替小木屋的时候，他表现了日益增加的预见性。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划出一条线以区别那些东西，它们的生产是为了未来的满足而不是为了现在的满足。但这种界线也是人为的，不稳固的。寻求这样一条线的那些人们，发现他们的地位不稳固，除非他们把全部积累财富当作资本包括进去，他们就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这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由许多法国经济学家得到的；他们沿着重农学派所指示的方向，运用资本（capital）一词以包括全部积累财富，亦即生产超过消费的总差额，这种用法同亚当·斯密和他的直接继承者运用股本（stock）一词的意义大致相仿。虽然近几年以来，他们有一种从狭义的英国意义使用资本一词的显著趋势，但同时德国和英国有些渊博的思想家却沿用从前广义的法国定义。这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那些学者身上，他们和杜阁一样，喜欢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赫尔曼，杰文斯，瓦尔拉和帕累托与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的著作立论精辟，见解丰富，赞成资本一词的广泛定义。从抽象的数学观点来看，他的论点是无可争辩的。但他似乎很少考虑到那种合乎市场用语的现实讨论的必要性；也似乎忽略了白哲特的警告“以固定使用的有限词汇来表示复杂事物的不同意义”。
第三节 续前。
不论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给资本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时大多侧重于它的生产力方面，而对资本的预见性却比较忽视。他们把社会资本看成是生产手段或生产资料的蓄积。但这个一般概念却有不同的解释。
根据从前英国的传统，资本是由生产中辅助或维持劳动的那些东西构成，或如最近所说的那样，是由那些东西构成，没有这些东西生产不能以相同的效率进行，但它们不是自然恩赐品。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才作了上述消费资本与辅助资本的区别。
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是由劳动市场上的事务提供的。但它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把雇主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支付工人劳动的各种东西工资资本或所谓报酬资本都算作资本；但是没有包括他们自己或建筑家、工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要求得一致，它必须包括各类劳动者维持效率所需要的必需品；并排弃体力劳动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奢侈品。不过，如果过去达到了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则它在讨论劳资关系中也许会起着较不显著的作用。
但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国，有把资本（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资本）局限于辅助资本或工具资本的一种趋势。论点是，为了使生产和消费截然分开，凡不直接进入消费的东西，都应该看成是一种生产手段。但是，为什么不应该以二重资格看待一种东西，看来似乎是没有适当理由的。
其次一个论点是，有些东西对人所提供的服务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它们在生产供人使用的其他东西中所起的作用来服务的，这些东西形成严整的一类；因为它们的价值是从它们帮助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中来的。给这一类东西命名固然有许多话可说，但是，它是否可以叫做资本，是值得怀疑的；它是否像乍看起来那样严整，也是值得怀疑的。
例如，我们可以给工具品下定义，使它包括电车及其他东西，它们从它们给人提供的服务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或者我们沿用生产劳动的旧概念，从而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可以看作是工具品，它们的劳务直接体现在物品上。前一个定义使该术语的这种用法和上节所述的用法颇为接近，郁有含混不清的缺点；后一个定义稍微比较明确，但似乎作了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人为区别，和生产劳动的旧定义一样，不适合于科学之用。
结论是：从抽象的观点来看，费希尔教授和其他学者所主张的法国定义，立于不败之地。某人的上衣是过去劳作与牺牲的蓄积，是专供给他提供未来满足的一种手段，正如工厂一样：二者都能给他直接遮蔽风雨。但是如果我们寻求一个与市场相合的现实经济学的定义，那末，必须仔细考虑市场上认为资本，但不属于中间品范围的那些东西的总量。倘有怀疑，最好是依据传统。由于这些考虑，使我们从企业和社会观点给资本下了一个上面所述的二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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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物物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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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物交换中，市场交易的不稳定性比使用货币的地方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人一般地能够以货币形式付出或收回一定量（非一充的百分比）价值，而不会大大地改变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而以单一商品的形式则不然。
让我们考虑两个人进行物物交换的那种场合。假如甲有苹果一篮；乙有胡桃一篓；甲需要一些胡桃，乙需要一些苹果。乙从一个苹果所得到的满足也许超过他割让十二个胡桃所失去的满足。而甲也许从三个胡桃所得到的满足超过他割让一个苹果所失去的满足。交换将在这两个比率中间的某一点开始。但是，如果交换继续进行，则甲所割让的每个苹果将增加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意再割让更多的苹果，而他每增加一个胡桃将减低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要更多的胡桃；乙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最后，甲对胡桃的热中和苹果相比不再超过乙；而交换势必停止，因为一方所愿意提供的任何条件都不利于他方。直到这一点，交换增加了双方的满足，而不能有所再增。均衡出现了；但其实它不是唯一的均衡，而是一种偶然均衡。
但是，有一种均衡交换率，可以叫做真正均衡率，因为一旦遇着这种交换率，则它会被保持到底。很明显，如果始终要用许多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乙愿意交换的极少，而如果要用很少的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甲愿意交换的也极少。必须有一种中间比率，在这种比率下，双方都愿意进行同样程度的交易。假定这个比率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甲愿意以八个苹果换四十八个胡桃，而乙愿意按照那个比率收受八个苹果；但是，甲不愿意用第九个苹果再换六个胡桃，而乙不愿意再用六个胡桃换第九个苹果。这就是那时的真正均衡位置；可是，没有理由假定实际上会达到这种均衡。
例如，假定甲的篮子里原来有二十个苹果，乙的篓子里有一百个胡桃，假定开始时甲诱使乙相信他不大愿意要胡桃；从而设法以四个苹果换了四十个胡桃，以后又用二个苹果换了十七个胡桃，再以后又用一个苹果换了八个胡桃。假定当时达到了均衡，进一步交换对双方都不利。甲拥有六十五个胡桃，不愿意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八个胡桃；而乙因为只有三十五个胡桃，所以对它们的估价很高，不愿意用八个胡桃再换一个苹果。
另一方面，如果乙交易有术，他也许可能诱使甲以六个苹果换十五个胡桃，然后又以二个苹果换七个胡桃。那时甲让出八个苹果而得到了二十二个胡桃。如果开始时的条件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他用八个苹果换得了四十八个胡桃，则他也许不肯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七个胡桃。但是，因为他拥有的胡桃这样少，他急想多得到一些，并且愿意再用二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然后再用二个苹果换九个胡桃，再用一个苹果换五个胡桃；于是又达到了均衡；因为乙只有十三个苹果和五十六个胡桃，也许不肯以多于五个胡桃之数换一个苹果，而甲所剩苹果无几，以一个苹果换不到六个胡桃，也许不干。
在这两种场合，交换，就其所及，增加了双方的满足；当它中止以后，进一步交换势必至少减少其中一方的满足。在各个场合，都达到了均衡；但它是一种任意的均衡。
其次假定，有一百个人和甲所处的地位相同，每人都约有二十个苹果，和甲对胡桃都具有同样的欲望；在对方也有一百个人，和乙最初所处的地位相同。市场上最机敏的卖主也许有些在甲方，有些在乙方。不论市场上是否可以互通声息，交易的平均数多半不会远离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像在两个人交易的场合那样。但是，多半没有我们在谷物市场所见的那种紧密依附该比率的可能性。交易时甲方的人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战胜乙方的人，因此，接着就用七百个苹果换了六千五百个胡桃；甲方的人既拥有这样多的胡桃，除了至少按一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的比率，也许不愿意再进行任何交易。而乙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三十五个胡桃，按照那个比率也许拒绝继续出售。另一方面，乙方的人交易时也许在不同程度上战胜甲方的人，结果不久就用四千四百个胡桃换了一千三百个苹果，那时乙方的人因拥有一千三百个苹果和五千六百个胡桃，除了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也许不肯多售，而甲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七个苹果，也许拒绝那个比率。在一个场合，按八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达到了均衡，而在另一个场合，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才达到了均衡。
借以达到均衡的那种比率，其所以不稳定间接地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而不是和货币交换。因为货币既是一般购买手段，则似乎有许多人，他们能方便地收回或抛出大量的货币；这就有使市场稳定的趋势。但在物物交换盛行的地方，苹果很可能有时和胡桃交换，有时和鱼交换，有时和箭交换等等；使市场（其中价值表现为货币）统一的那些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得不把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看成是可变的。的确，如果胡桃种植业是我们这个物物交换地区的主要产业，所有的买主卖主都存有大量的胡桃，只是甲方的人拥有苹果，那末，几把胡桃的交换，对它们的储量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对它们的边际效用也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例如，设有某甲有苹果二十个，和某乙进行交易。设某甲愿意以五个苹果卖十五个胡桃，第六个苹果卖四个胡桃，第七个苹果卖五个胡桃，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第九个苹果卖七个胡桃，余此类推；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始终不变，所以，他恰愿以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余此类推，不论在以前的交易中他是否占了乙的便宜。同时假定乙购买头五个苹果宁愿付五十个胡桃，而不弃而不用，购买第六个苹果付九个胡桃，购买第七个苹果付七个胡桃，购买第八个苹果付六个胡桃，购买第九个苹果只付五个胡桃；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变，所以他恰愿以六个胡桃买第八个苹果，不论他以前买的苹果是贱是贵。在这种场合，第八个苹果既然只卖六个胡桃，则交易势必以八个苹果的转移而告终。当然，如果甲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头七个苹果买了五十或六十个胡桃；而如果乙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三十或四十个胡桃换取了这头七个苹果。这和文中所述的谷物市场以三十六先令的最后价格出售七百夸脱左右的小麦这一事实相符；但是，如果卖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所付的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多于700×36先令，而如果买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小于700×36先令。交易理论和物物交换理论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在交易理论中，假定市场上所存的准备与另一种商品交换的某种商品数量很多，且操于许多人之手；因此它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这种假定，一般是对的；而在物物交换的理论中，这种假定一般却是错的。参阅数学附录中注12（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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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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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地方税的最后征税范围要看居民是否流动，要看有偿税还是无偿税，而有很大的不同。条件的剧变使准确的预见成为不可能。
我们已经知道，对印刷业征收新的地方税和征收国税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它使印刷业的某些便于转移的部分转移到地方税的范围之外。那些需要在当地印刷的顾客要付相当高的印刷费；排字工人也开始外流，直到所剩下的人在当地就业只能维持以前的工资水平而后止；有些印刷机构转向别的工业部门。对不动产所征收的一般地方税在某些方面却循着不同的途径。逃税力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对印刷业征收地方税那样。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大部分地方税用于直接增进当地居民和工人的福利上，否则他们也许会离开。这里我们需要两个术语。无偿税是对给纳税人不提供补偿利益的税。某市政府借款从事一种企业，这种企业失败了，只得半途而废，而用于支付这笔借款利息的税，就是无偿税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主要的向富人征收的济贫税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无偿税有驱逐纳税人的趋势。
反之，有偿税是花用在照明、排水及其他用途方面的税，以便给纳税人提供生活上的某些便利和福利，而这些便利和福利除由当地政府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更便宜地提供的。这种税，如管理得当，可以使纳税人受到实惠；它的增加可以吸引居民和工业，而不是驱逐它们。当然，某税对居民中的一个阶级可以是无偿的，而对另一个阶级却是有偿的。用在举办完善的初级和高级小学上的高税率，可以吸引技工户，而排斥富户。“偏重于全国性的服务”，“一般是无偿的”，而“偏重于地方性的服务一般给予纳税人的直接利益和特殊利益是和他们的负担或多或少相称的。”
但是，“纳税人”一词，就不同种类的地方支出而必须加以不同的解释。用于清洗街道的税，对住户来说是有偿的，而用于永久改良物的那些税，当然只给他提供部分收益，而大部分收益终归地主所有。
住户把向他征收的税一般看作是构成他的租金总额的一部分；但是，他也考虑那些由于地方有偿税的支出而得到的生活福利，这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有选择租金和无偿税总额较低地区的趋势。可是，要估计这种考虑实际支配迁移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它受消息不灵通和漠不关心的阻挠也许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小些，但它受各人具体要求的阻挠却很大。得文郡的低税率不会把喜欢伦敦生活的人吸引到那里；某些工业家阶级关于他们定居在那里，实际上很少有选择的余地。除开人事和商业关系不说，住户还受到迁移上的辛劳和费用的阻挠。如果这种辛劳和费用相当于二年的租金，除非他所获得的利益是按10％的比率计算三十年，则他势必因迁移而受到损失。但是，当某人因为某种理由移居时，他对适合他住的各个地区的现在税率和未来税率多半予以充分的考虑。
劳动阶级的流动性在某些方面大于中产阶级；但是，如果税率很重，有时会对租户方面发生阻力，并使这种新的负担延期转嫁给他。工业家受他的工人住宅税的影响，往往和受他自己的住宅税的影响是相同的。虽然高税率也许是使某些工业家离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但是，如运用得经济，它们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税的大部分新支出，如运用得当，从工人的观点（如果不从工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会大大增进当地的福利，或减少当地的不便。此外，虽然相权之下有倾向表明，租户慎重地考虑地方税的现在及其未来，但是，他们不能预测得很远，甚至很少作这样的预测。
对租税征收范围的分析，必须当作是指一般的趋势，而不是指实际事实。使这些趋势不能加以预料的原因，类似使数学推理不能用来计算在逆浪中摇摆前进的某船甲板上的球的轨道那些原因。如果该船只向一面倾斜，则球的运动可以计算。但是，在任何一种趋势有时间产生许多结果以前，它必将停止，而继起的趋势不能加以预测。正如同这样，虽然经济学家差不多在一世纪以前一度解决了租税转嫁的一般趋势；但是，各地无偿税的相对压力往往变化的如此迅速，以致一种趋势在它被那些不能逆料的变化阻止，甚或反转以前，即告中断。
第二节 地产的“建筑价值”和它的地基价值加起来就构成它的全部价值，如果建筑物和该地基相称的话，否则另当别论。
我们已经知道，某建筑商对任何地基所愿支付的地租，是由他对那块地基对建筑物所增加的价值的估计来决定的。在承租以前，他的资本和他因建筑而借的资本是“流动”资本，并表现为货币；他投资的预期收入也表现为货币。他一方列出他的建筑费用，另一方列出建筑物同地基的租值和他即将支付的地租的差额，他计算这一差额九十九年租期的折现值（也许是主观上的大致估计，而不是明确的数学计算）。最后，如果他看见有相当的利润可图，他的企业眼前又没有较好的机会，他就租了那块地基。
他竭力设法使该地基和在它上面所建筑的房子（或其他建筑物）
将永久彼此相称；如他能做到这点，则该地产在将来任何时期的租等于它的年地基价值与年建筑价值之和。他期待这笔款项对他的支出提供充分利润，其中酌加对一种相当冒险的事业的保险费。租中的第二部分歧通叫做（年）建筑价值或房子的建筑租，虽然这种叫法也许不十分确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的购买力可能发生变动；该地基适合建筑的那种房子的等级多半会有所改变；建筑技术也势必有所进步。因此，该地产后来的年价值总额包括它的年地基价值同建筑一所和当时已有的房子提供同样便利的房子的成本的利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服从房子的一般性质始终和它的地基相称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不相称，就不能精确说明总价值，地基价值和建筑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假使为了充分发挥该地基的潜力而需要建筑一个货栈或一所性质完全不同的房子，则该地产的总价值也许小于它的地基价值，因为不拆除旧房而建筑新房，就不能提高地基价值。而原房上的旧材料的价值也许比拆除它们的成本要小些，其中酌加因此而遭受的时间上的耽误和损失。
第三节 向地基价值征收的无偿税主要由地基所有者负担；或如事先不知道，则由承租人负担。
在其他方面同样相宜的两所房子中，住户将对位置较好的那所房子支付一笔等于它的特殊利益的年金；他不管这笔款项中哪部分充作租，那部分充作税。因此，地基价值的无偿税有从地主或承租人所收的租金中减去的趋势。从而这租税，如能加以逆料，将从建筑商（或任何别的人）对建筑权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有偿的地方税在长期内是由住户支付的，但对他不是真正的负担。“在长期内”这个条件很重要。例如，城市改良，在未来几年中将阻塞交通，而不能收到实效，由于这种改良的偿债基金和利息而征收的税，将对住户是无偿的，如果他纳税的话。就公道而论，这种税应该从他的租中扣除；因为当改良完毕，特别是当债务付清，从而该税取消的时候，地产所有者将获得因改良而向最初住户所征收的无偿税的利益。
第四节 但是，对建筑价值征收的无偿税（全国一致）主要由住户负担。特别重的地方无偿税，即使根据建筑价值征收，亦大部分为所有者（或承租人）所支付。
对建筑价值所征收的税却处于不同的地位。如果该税遍及全国，则它们不能改变有利地基的差异优势；从而，不能或至少不能直接使建筑商或其他别的人对好地基不愿支付高额地租；如果税很重，以致大大缩小建筑用地的面积，则它们将的确减低一切建筑用地的价值，而特殊的地基价值随着其他地基价值的下降而下降。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小的，因此认为建筑价值的等一税不由地主负担的这种看法不会有很大的错误。倘建筑商预料到这种税，他可以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计划。他力求建造这样一种用费的房子，它能按给他提供正常利润的租金租给住户；而让租户纳税。他当然可能算错。但在长期内建筑商作为一个阶级，和所有其他的商人一样，差不多是不会算错的。在长期内，建筑价值税落在住户身上，或最后由他的顾主负担，如果他把那所房子充作营业之用，而他的竞争对手也纳相同的税的话。
但就对建筑价值征收特别高的无偿地方税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里出现了不动产国税和地方税的主要区别。这种税的有偿支出对生活福利的增进大于它的成本等价，当然不能驱逐住户。其中征自建筑价值的部分由他支付，但对他不是一种真正的负担，如我们在地基价值的有偿税的场合所见的那样。
但是，建筑价值税超过其他地区的那个无偿部分，主要不是由住户负担。任何额外负担会使他们移出它的范围之外，所迁移的人数足以减少对该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需求，直到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由承租人或地主负担而后止。因此，建筑商如能逆料将来，势必从他们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和各种地基价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