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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准备金和支持长期不售之力的薄弱，差不多是各种体力劳动者所共有的特点，这特别适用于那些非熟练工人，一则因为他们的工资很难使他们有积存的余地，二则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停工时，而能代替他们的人很多。当我们讨论职工会时，我们就立刻知道，把自己组成强大而持久的工会，从而在与雇主议价时处于平等地位，这对非熟练工人比对熟练工人要难得多。因为一定要记着，雇一千个工人的雇主，他本身就等于劳动市场一千个买主的绝对坚强的结合体。
不过，以上所述，并不适用于一切劳动。家仆，虽然手中没有很多积存，也很少有任何正式工会，但在行动上有时比他们的主人更加一致。伦敦上流社会家仆的实际工资总额，较之需要相等能力和熟练程度的其他职业，是高得多的。可是相反地，那些非特殊熟练的家仆受雇于不很富裕的主人时，往往不能为自己争得像样的条件；他们的工作很苦，而所得的工资最低。
就工业上的最高级劳动来看，我们发觉，他们在和购买他们劳动的买主议价时一般都占优势。自由职业阶层中很多人，比他们的绝大多数顾客都较富，积蓄较多，知识较广，并在出售服务的条件方面所采取的协作也较强。
如果要进一步证明，出卖劳动的人在议价方面一般所处的不利地位，取决于他的境遇和本领，而不取决于他所必须出卖的特殊商品是劳动这一事实，则最能证明这点的是比较名律师、名医生、名歌手或名马术师和那些较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例如，在边远地区搜集贝壳并准备在大的中心市场出卖的人，他们的资金储备不多，见识不广，并且对国内其他地区生产者的情况所知也有限，而收买贝壳的那些人却是批发商组成的一个严密的小团体，他们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多的资金储备，因此，贝壳的卖主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售手织花边的妇女儿童，和出卖家具给经理商的伦敦东端的小老板，也大都是如此。
的确，体力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凡有这种不利的地方，它的影响也极易流传于后世。
因为雇主之间倘有竞争，他们似不致把劳动的价格抬得远低于它对他们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似不致抬得远低于那种最高价格，而这种最高价格他们宁肯支付而不愿弃而不用，但是，凡降低工资的事情，也使工人劳作的效率趋于降低，从而，使雇主宁肯支付而不愿弃此劳作而不用的价格趋于降低。
所以，劳动者在议价方面的不利有两种积累性的效果：它降低他的工资；而工资的降低，如我们所知道的，又降低他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他劳动的正常价值。此外，它减少他作为一个议价者的效率，因此，使他以低于它的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动的机会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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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劳动工资
小~说~t.xt`天~堂
第一节 劳动的第五个特点是在于提供专业能力所需要的训练时间很长。
我们所应当讨论的劳动供求作用的另一特点是和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的。这个特点在于培养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所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这种训练所产生的报酬也是很慢的。
这种对将来的贴现，这种有意识地使训练费用很高的劳动的供给和对它的需求相适应，可从父母为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和力求栽培他们取得比自己有更高的地位上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这点，亚当·斯密曾说：“如购置一架贵重的机器，则该机器在用坏以前所完成的优异工作，须足以收回所投下的资本，同时至少要提供普通的利润。用很多劳动和时间学习一种需要特别技能的职业的人，可以同那种贵重机器相提并论。他所学的工作，须足以超过一般工人的普通工资，除。收回全部教育费外，同时至少要有相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且这必须在相当的时间内实现，原因是如机器的寿命有定一样，人的寿命是不定的”。
但是，这种说法只能当作一般趋势的概括。因为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动机有别于引诱资本家购置一架新机器的动机，除此以外，取得赚钱能力所延续的时间，一般说来，人较机器为长；因此，决定报酬的种种情况比较难于逆料，供给和需求的适应也比较缓慢而有缺点。虽然工厂、房屋、矿井和铁道路堤的寿命比它们的建造者要长得多，但这毕竟是一般准则的例外。
第二节 父母为其子女选择职业时必须展望整个一代；
预见未来的困难。
从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到获得该业的充分报酬，其间至少需要一代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该业的性质很可能发生根本变革，其中有些变化也许早有预兆，但另外一些变化即使是机敏的熟习该业情况的人也是无法预见的。
几乎在英国各地，工人阶级经常为自己和他们的子女留意有利的职业机会。他们向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亲戚朋友探听各种情况，如关于各业中的工资以及附带的利益和不利。但是，要确定他们给自己子女所选择的那些职业的未来命运的原因，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样苦思熟虑，多方探究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多数的人不加思索地断定，各业当时的情况足以说明它的未来；就这种习惯的影响所及，一业中的劳动供给，不论在那一代，有依照前一代的报酬，而不依照当代报酬的趋势。
此外，有的父母看到一业的工资比同类的其他职业高了几年时，就断定以后也要继续涨下去。但是，从前的增加，往往由于暂时的原因，即使以前没有大量劳动流入该业，工资增加以后接着是下降，而不是进一步的上涨。如有大量的劳动流入该业时，结果是劳动的供给过多，则工资在很多年内将低于它的正常水平。
其次我们必须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行业，虽然除了从事该业的人的儿子外，别人不容易接近，但很多人都是由他业的同级工人的儿子补充的。因此，当我们认为劳动的供给以负担教育和训练费的那些人的资金为转移时，我们总是以全级，而不是以一业为单位。如果劳动的供给是由用以支付它的生产成本的基金所限制，则不论在哪一级中劳动的供给是由前一代（而不是本代）该级劳动的工资来决定的。
可是，不应当忘记，社会上各级工人的生殖率，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对将来的审慎计算只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在一个像现代英国那样不重视传统的国家里，习惯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习惯和舆论是由过去几代的经验形成的。
第三节 成年劳工的移动由于对一般能力的需求的增长而日趋重要。
但是，我们不应当忽略那些使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的因素；如成年人从一业转向他业，从一级移到他级，从一地移到他地。虽然特别的机会的确有时候可以使下级劳动的潜在能力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发挥，但从一级移到他级很少是大规模进行的。例如，某新国家的开辟或美洲战争事件，会从低级工人中间提升许多的人，他们也能担负这种困难和责任，不过这种事情毕竟是罕见的。
但成年人的转业和迁移在有些场合是如此频繁而迅速，以致大大缩短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的时间。从一业易于转向他业的一般能力，较之某工业部门专门需要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知识，是一年比一年重要了。因此，随着经济进步而来的，一方面是工业方法的千变万化，从而，预测下一代对任何一种劳动的需求愈益困难，另方面是纠正供求调节中的错误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加。
第四节 重申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与补偿任何特定工作中所引起的疲劳的报酬相区别的，技能的特殊报酬的变动。
现在我们转向这一原理，即得自某商品的生产工具的收入，在长期内对该工具的供给和价格，从而对该商品的供给和价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短期内，没有时间使得它充分发挥这种作用。我们要问的是，如不把这个原理应用于物质生产工具，该工具只是达到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且又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是把它应用于人类本身，他们既是生产的目的，又是生产的手段，同时自己归自己所有，则该原理应当作哪些修正？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工人的增殖较慢，而消耗也较慢，所以，我们对“长期”一词必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理解，如我们所讨论的是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而不是普通商品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则“长期”一词一般含有更长的时间。有许多问题存在，其中时间长得足以使普通商品的供给，甚至生产上所需要的物质工具的供给和对它们的需求相适应；时间长得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该时期普通商品的平均价格看作“正常”价格，看作和它们的正常生产费（就其广义而言）相等；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劳动的供给适应对它的需求。因此，该时期的平均劳动报酬全然不是工人的正常报酬。而这种报酬的决定宁可归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劳动的供给量，另方面是对劳动的需求。这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第五节 续前。
商品价格的市场波动是由需求同市场上或易于运进市场的商品供给量的暂时关系来决定的。当市场价格高于它的正常水平时，能趁高价格及时供应市场以新商品的人，就能得到额外高的报酬；如果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小手工业者，则此项价格增加的全部都成为他们报酬的增加。
不过，在现代工业世界中，承担生产上的风险和受价格上涨之利及其下降之害的人，首先是产业资本家。在生产商品时所用的直接开销，即商品的直接（货币）成本以上的纯收入，暂时是以各种形式投于他们企业上的资本（他们的才智和能力也包括在内）所得的报酬。但是，当商业景气时，雇主们彼此展开竞争，各人都想扩大企业，力求获得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于是竞争的压力使雇主们同意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以便取得他们的服务；即使雇主们的行动一致，一时拒绝作任何让步，他们的雇工的联合也会迫使他们增加工资，否则市场繁荣所提供的利益行将消失。结果一般是，不久这种利益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工人所得；只要繁荣继续存在，他们的工资总保持正常水平以上。
例如，当1873年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矿工的工资很高，这种高工资是由当时对矿工劳动的需求和现有矿工熟练劳动量（转入矿业的非熟练劳动可以算作具有相同效率的一定数量的熟练劳动）决定的。如果当时不可能输入这种非熟练劳动，则矿工的工资只受两方面原因的限制：一方面是煤的需求弹性，另方面是矿工子孙的逐渐达到工作年龄。事实是，从他业所吸收的人，多不愿离弃本业，因为如留在本业，他们也许可以得到很高的工资。当时煤铁业的繁荣只是信用膨胀浪潮的最高峰。这些新矿工对地下工作很不习惯，工作上的不适对他们的身体影响很坏，同时因缺乏技术知识，工作上的危险有所增加，又因技巧不精，也浪费了他们很多的精力。因此，他们的竞争并不能缩小对矿工熟练程度的特别报酬的增加幅度。
当信用膨胀的浪潮急转直下的时候，那些最不宜于采煤的新矿工都纷纷离开矿场；即使当时留下的矿工，也人浮于事，从而，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下降直到那些最不适宜于煤矿的人可在他业获得较高的工资这一限界为止。这种限界是最低的限界，因为信用膨胀的浪潮，当1873年达于最高点的时候，曾摧残了殷实的企业，损害了繁荣的真正基础，几乎使各业或多或少地处在不健康的萧条状态中。
第六节 续前。
我们已经指出，得自正在消耗的改良品的收益，只有一部分能算作它的纯收入。因为在计算任何纯收入以前，必须从这些收益中扣除等于改良品资本价值的消耗额。同样，要算出机器的纯收入，就必须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和耗损。既然矿工和机器一样易于耗损，在计算他的熟练劳动的特别报酬时，也必须从他的工资中扣除这种耗损。
但在矿工场合还有另外一种困难。因为机器的所有者一旦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包括耗损在内）之后，并不因机器开工的时间很长而遭受损失，而熟练劳动者则不同，他确实因工作时间很长而有所损失，他所受的额外不便很多，如缺乏休息和没有行动自由等等。设矿工第一周只工作四日，赚工资一镑，第二周工作六日，赚工资一镑十先令，则在这多赚的十先令中只有一部分可当作他的熟练程度的报酬，因为其余部分必须当作他所增加的疲劳和耗损的报酬。
综上所述，可作出结论：各种东西的市场价格，亦即短期价格，主要是由对它的需求和它的现有存量的关系来决定的；而在任何生产要素（不论人的要素或物质要素）的场合，这种需求是从借它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派生”出来的。
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工资的变动，常随产品售卖价格而变动，而不在产品售卖价格没有变动从前，而先变动。
但是由一切生产要素（人的要素和物质要素）而来的收入和它们将来似能得到的那些收入，不断地对那部分人发生影响，这部分人的行动足以决定那些要素的未来供给。于是有一种不断趋于正常均衡位置的趋势，在正常均衡位置下，各要素的供给和对它的服务的需求所保持的是这样一种关系，以致给予要素供给者的报酬，足以补偿他们的劳作和牺牲。如果一国的经济条件长期保持不变，则这种趋势本身必可以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从而机器和人一般都能获得和培养与训练劳动的费用大致相等的数额，生活必需品和习惯上的必需品也同时计算在内。但是，即便经济条件本身不变，而习惯上的必需品由于非经济原因的影响也可以改变。这种改变会影响劳动的供给，从而，减少国民收益，并使它的分配有所变动。实际上一国的经济条件是不断地变动着，因此，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调节点也是不断地移动着。
第七节 稀有天赋才能的报酬提供一种超过培训费用的剩余，这种剩余在某些方面和地租相似。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应归于哪一类？因为这种收入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把人的劳力投在生产要素上的结果。所以，乍看起来有充分理由把它看作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是由自然所赐与的生产上的优势而来的。如我们所分析的只是个人收入的组成部分，则这种譬喻是有用的，也是站得住脚的。下列种种问题饶有兴味：成功者的收入有多少是由于机会和时运？有多少是由于较好的立业机会？有多少是特别训练上所投资本的利润？有多少是特殊艰苦工作的报酬？有多少留作因拥有特殊天赋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或租？
不过，如我们讨论的是某业的全体成员，又不扣除失败者的低额报酬，则我们就不能任意把成功者的特别高的报酬当作租。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业的劳动供给，是由该业有希望获得的报酬来决定的。参加该业的人的未来是无法预见的。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小，结果证明有巨大的潜在能力，也许靠着运气，而大发横财；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大，结果一事无成。因此，成功和失败的机遇应当合起来看，如同渔人的捕鱼有得有失，农户的收成有丰有歉一样。当一个青年自己给自己选择职业或父母给他选择职业的时候，势必考虑成功者的巨额报酬，因此，该报酬是在长期内对寻找职业的劳动与能力的供给所支付的一部分价格，从而，它列入该业真正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或“长期”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如果某阶层的人生来就有特殊天赋，只适合于某特定职业，而不适合于其他职业，因此，他们无论如何要搞那种职业，那末，当我们讨论一般人的成功和失败的机遇时，他们所得的报酬不能算作额外的报酬。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人在任何职业上的成功大半取决于他的才能的发挥和兴趣的增加，而这些除非在他选定职业之后是无法预见的。至少这种预见和拓荒者对供他选择的各块土地的位置优势和未来的肥度所作的预见一样，是靠不住的。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与其说近似于古老国家中的地租，不如说近似于拓荒者侥幸选中优等土地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但是，土地和人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种譬喻，如果搞得过火，很容易张冠李戴。所以，生产者的剩余一词如用于特殊能力的报酬，非有绝大的谨慎是不行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篇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关于在几个生产部门中可以使用的工具的特别报酬（不论具有租或准租的性质）的论点，也适用于天赋和技巧的报酬。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机器或土地，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则头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上涨，虽然上涨的程度不以那些工具在第二种使用中所提供的收入为转移。同样，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技术或天赋，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则前者的供给价格因它的来源缩小而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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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资本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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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利息理论近来在许多细节上有所改进，但没有任何重大变动。中世纪对利息的误解，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的错误分析。
不论在劳动或资本的场合，供求关系都不能从它的本身来研究。因为决定分配和交换中心问题的一切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的。本篇前二章，特别是直接讨论资本的部分，可作为本章和以下二章的导论。但在详细分析以前，不能不略述资本和利息的现代研究同前人研究的关系。
经济科学对帮助我们了解资本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它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经济学家现在所知道的各种重要原理，那些干练的企业家虽不能给予明白而确切的叙述，却早已成为他们行动的借鉴。
大家知道，资本的使用，若不能从中取利，必不愿给以相当的代价；也知道，这些利益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借钱是为应付急需（实在的或预测的），并为使本身牺牲将来，以利现在，而给他人付以报酬，使他们牺牲现在，以利将来。有的人借钱是为购置机器及其他“中间”品，并用这些东西生产商品，按有利的价格出售。有的人借钱是为获得旅馆、戏院及其他服务性企业，这些企业是管理者获取利润的源泉。还有的人借房屋以供自己居住，或借资金用以购买或建造住宅；
而用在建造房屋上的资源，如同用在机器和船坞等上的资源一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随着国家资源的增加和利率的相应下降而增加的。需要坚固的石料房屋，而不需要木料房屋（短时间内可提供相等的便利），标志着国家的财富日益增加，资本可按较低的利率使用；这种需求对资本市场和利率的影响如同新工厂或铁路的需求对它的影响一样。
谁都知道，人们一般是不白借钱给人的；因为他们的资本或它的等价物即使对他们没有适当的用途，但他们总能找到其他的人，这些人使用资本有利可图，从而愿意支付代价而取得资本；他们期待着最有利的市场。
人所周知，甚至在盎格罗撒克逊民族和其他性格坚强而富于修养的民族中，愿意储蓄他们大部分收入的人为数极少；
近来发明的增加和新国家的开辟，为资本的使用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因此，大家一般都了解积累财富的供给量远赶不上资本使用的需求量的原因，相权之下，该使用是生财之源，因此，资本出借时，可以取得报酬。大家都知道，财富积累之所以受到限制，利率之所以迟迟不落，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人喜欢现在的满足，而不喜欢延期的满足，换言之，由于他们不愿意“等待”。的确，经济分析在这方面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强调这种人所共知的真理，而在于指出，这种一般偏好的例外究竟比初看起来多多少。这些真理是人所共知的；它们是资本与利息理论的基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真理往往以不完全的形式出现。特定关系每每昭然若揭；但彼此自决的各种原因之相互关系却很难窥其全豹。因此，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从资本方面来说，就在于阐明在生产、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秩序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来看，它们中间存在着彼此相互制约的现象。
其次，经济学应当分析支配人们选择现在满足和延期满足的那些影响，其中包括作为他们的报酬的安逸和各种活动形式的机会。不过，这种光荣的任务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而经济学借用心理学上的理论，再结合别的材料来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
因此，这种分析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本章和以下二章将从事于这种分析：即在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方面，借助于积累的财富而来的利益，特别是当那种财富采取产业资本形式的时候；因为这些利益或利润包括许多因素；其中有的是属于资本使用的利息（就其广义而言），而有的是属于纯利息，或所谓真正利息；还有的是属于管理能力和企业的报酬，其中包括对风险的报酬；此外还有的属于各要素的结合者多，而属于任一要素者少。
在过去三世纪中，科学的资本理论，在这三方面是有它的不断成长和发展的长久历史的。差不多资本理论中的各个主要方面，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亚当·斯密似乎看得不很清楚，而李嘉图却观察得十分透彻。虽然经济学家喜欢强调的方面不同，有的强调这一方面，而有的强调另一方面，但似乎没有正当理由使人相信，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其中所经过的大经济学家，有哪个曾经完全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特别肯定的是，凡企业家所熟习的东西，李嘉图这个实际的财政天才也未尝予以忽视。不过，理论一直在进步着；几乎每个人都不是改进某些方面，给予这一理论以较完整而清楚的轮廓，就是有助于解释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为大思想家所发现的各点，以前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新的东西总是在不断地增加着。
第二节 续前。
但是，如果我们读一下上古史与中古史，我们就一定会知道，关于资本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和作为它的报酬的利息的性质，是没有明确的概念的。因为以往的历史对我们时代的问题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必须加以叙述。
在原始社会中，企业中使用新资本的机会很少，而且一般有财产的人，如自己不直接使用这种财产，有殷实的担保，借给别人而不取分文利息，对他也很少有多大的牺牲。借款的人一般都是贫苦无靠的人，他们需款很急，他们的议价力也很薄弱。至于放款的人，一般不是用余款救济贫邻的人，就是【创建和谐家园】者。穷人每逢需款时，就向【创建和谐家园】者登门告贷；【创建和谐家园】者往往残酷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穷人陷入罗网，忍受莫大的痛苦，而难以自脱。有时他或他的子女竟沦为奴隶。不仅没有文化的人，而且古代的圣贤，中世纪教会的神父和当代印度的英国官吏也常说：“放款者以别人的不幸为自己营业的妙诀，幸灾乐祸，从中取利，借口怜悯，实则为被压迫者打下了陷阱”。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鼓励人们按借据借钱，到时本利同还，是否符合大众的利益？这种借据综起来看，是否一般说来不减少人的总幸福，而是增加它？
但遗憾的是，有人曾企图，从哲学上区分贷款利息和物质财富的租金，以便解决这一重大的实际困难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说：货币是不生产的，放款取息，就等于货币非自然的使用。而追随他的那些经院学派的学者也振振有词地说，出借房或马的人可以收费，因为他牺牲了对该物的享用，而该物又能直接带来利益。但他们认为货币的取息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并且还说，对货币取息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对服务的一种取费，而这种服务对放款人却毫无所费。
如放款对他确实毫无所费，如他本人不使用该款，如他很富，而借款人很穷，则无疑地可以认为，他应当借钱给人，而不取酬。但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也应当把自己不住的房或不用的马借给贫邻占用，而不取酬。因此，这派学者真正指的是，而且实际上给人造成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觉（借者和贷者的特殊境遇且不去说它）是，出借货币（即对一般商品的支配权）和出借某特定商品一样，在贷者方面没有牺牲，而在借者方面却有利益。他们蒙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借者可用所借的款购买一匹壮马（比方说），这匹马的服务他可以使用，而到期还款时，他可以按原价把马出卖。贷者牺牲了这样的权利，而借者却获得了它。因此，借款给人来买马，和直接借马给人，实质上并没有区别。
第三节 续前。
历史本身有一部分的重演。在现代西方世界，有一种新的改良冲动，它从另一种关于利息性质的错误分析中汲取了力量，并进一步助长了它的错误。随着文明的进步，给消费者的放款不断地减少，且在全部放款中居于次要地位；而供给企业上使用的资本借贷则日益增加。结果，借款人现在虽不被看作压迫的对象，但有这样一种弊端存在，即一切生产者不论他们所运用的是借贷资本或自己的资本，都把他们所使用的资本的利息算作生产费的一部分，而这种生产费在长期内必须由他们商品的价格补偿，以作为继续营业的条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通过投机的节节胜利而搜刮巨大财富的机会，所以，有人曾经认为，现代利息的支付，对工人阶级有所迫害，虽然它不是直接的迫害，而是间接的迫害；支付利息使工人阶级丧失了相当一部分来自知识增进的利益；从而作出一个实际结论：为了公共的福利和正义，除了生活资料，不许私人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或公用事业。
这个实际结论，曾经得到我们所应注意的那些论点的支持；但此刻我们只是讨论威廉·汤姆逊，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等人在捍卫这个结论时所用的学说。他们认为，劳动总能创造一种“剩余”，即除了工资和用于辅助劳动的资本的耗损以外的剩余；工人所受的迫害，在于这种剩余为他人所剥削。但是，全部剩余是劳动产品这一假设，已经假定了他们最后要证明的东西，可是他们并没有证明；同时这个假设也是错误的。纺纱厂中的纱，除去机器的耗损，就是工人的劳动产品，这是不真的；纱是工人的劳动和雇主与所属经理的劳动以及使用资本的劳动的产品，而资本本身又来自劳动和等待。因此，纱是各种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如果我们只把它看作劳动的产品，而不看作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则无情的逻辑无疑地迫使我们承认，利息（即等待的报酬）没有理由存在；因为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里面。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勇于承认他们的前提来自李嘉图，但是它实际上违背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精髓，如同违背常识一样。
换言之，果真满足的延期，在延期者方面一般引起牺牲，如同额外的劳作在劳动者方面引起牺牲一样；果真这种延期使人有可能利用最初成本很大的生产方法，但通过这种生产方【创建和谐家园】如通过增加劳动一样，确实能使总幸福增加，则一种东西的价值纯粹由消耗在它上面的劳动来决定，就不能信以为真。确立这一前提的种种尝试，势必暗中假设，资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提供时无需作出牺牲的“免费”品，从而不需要利息作为诱使它存在的报酬。这就是上述前提所需要证明的那个结论。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永远会博得我们的敬意，但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实际倡议的科学根据的那些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循环论点而已，大意是说利息在经济上没有存在的理由，殊不知这个结论早已暗含在他们的前提之中；虽然在马克思方面，它是披着黑格尔神秘词句的外衣，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他用这些词句来“卖俏”。
第四节 借款人所支付的总利息，既包括纯利息又包括风险（实际的与个人的）保险费和管理报酬。因此，它不像纯利息一样有相等的趋势。
现在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分析。当我们说利息只是资本的报酬，或只是等待的报酬时，我们所指的利息是纯息，而一般人所指的利息一词，除纯息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种利息叫做毛息。
商业上的抵押和信用组织愈处于低级萌芽阶段，则这些追加因素愈显得重要。例如在中世纪时，当一个王公决定预征他部分的未来收入时，也许借了一千两白银，并且答应年终偿还一千五百两，但是否履行诺言，却没有完全的担保；而放款人也许宁愿有绝对的把握，年终收取一千三百两，而不愿要那种空洞的诺言。在这种场合，放款的名义利率为50％，而实际利率却为30％。
扣除风险保险费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它往往不为人所忽略。但较不明显的是，各种放款对放款人总会有些麻烦；同时从放款的性质来看，如它所冒的风险很大，要尽量减少这种风险，则往往需要很多的辛苦，因此，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借款人看来是利息，而从放款人的观点来看，只不过是管理一种麻烦事情的报酬而已。
现时英国的纯息大约年息略低于三厘。因为投资于头等有价证券给投资者所带来的稳当收入，既没有烦扰，也没有其他开销，故不能超过三厘。当我们看见那些能干的商人用完全可靠的抵押品按四厘借款时，我们可以认为，四厘为毛息，其中有略少于三厘的纯息，放款人的管理报酬则略多于一厘。
此外，典当业几乎是无风险可冒的。但是当铺商放款的利率，一般为年息二分五厘，或二分五厘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管理这种棘手营业的报酬。或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说，伦敦、巴黎有些人（说不定别处也有），专靠贷款给小菜贩为生，每天早上放款，以供购买果类之用，到晚上货物售完以后，按利率一分收回借款。这种生意的风险很小，而赔钱的机会也不多。以日息一分的利率借出一法寻（四分之一便士——译者注），年终即可得十亿镑。但是，专靠贷款给小菜贩，是不能变成巨富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借出大量的款项。对这种放款的所谓利息，其实差不多完全是某种工作的报酬，而这种工作资本家乐于从事的极少。
第五节 续前。
如某企业所使用的资本多系借贷资本，则往往发生额外风险，对于这种风险加以较仔细的分析是必要的。设有甲乙二人，他们都经营相同的企业，甲所使用的资本是自己的资本，而乙所使用的资本主要是借贷资本。
有一类风险是二者所共有的风险。这类风险叫做他们所从事的某特定企业的企业风险；企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如原材料和成品市场的变动，式样的突然改变，新的发明，附近强大的新竞争对手的出现等等。此外，还有另一类风险，负担这类风险费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借用资本的人。我们可以把这类风险叫做个人风险。因为借给别人资本供他营业上使用的那个人，必然要收取很高的利息，以防意外，这种意外可能来自借款人的品质上的缺陷或能力的薄弱。
借款人的能力、精力和诚实有时看起来似乎很大，其实不然。他不像使用自己资本的人那样能正视失败，在投机事业稍有不利时，立即停止进行。相反地，如果他的人品不高，则他对自己的损失也许感觉不太敏锐。因为如果他立即停止，他势必失去一切。如果他继续进行投机，则任何额外损失将落在债权人身上，而任何利益将属于自己。许多债权人由于债务人这种半欺骗的怠惰行为而遭到损失，也有少数人是由于蓄意欺骗而受损失的。例如，债务人可以用各种狡猾手段来隐瞒实际上属于债权人的那些产业，等到破产宣告以后，他可以另创新业；并逐渐动用他所隐藏的基金，而不致引起太大的嫌疑。
这样，借款人因使用资本而付的价格，在他看来是利息，而在放款人看来却是利润，因为它包括一笔往往很大的风险保险费，和这件工作的管理报酬，这件工作在于尽量减少风险，而且本身往往是十分费力的。这类风险和管理工作的性质如有改变，自然会引起所谓毛息（因使用货币而付的利息）的相应改变。所以，竞争的趋势并不是使毛息趋于相等；
相反地，放款人和借款人对借贷情况摸得愈透，则有的人比别的人按较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可能也愈大。
通过组织得十分完善的货币市场，资本从过剩的地方移向不足的地方，或从正在收缩的某一企业部门移向正在扩大的另一部门，关于这种市场，我们只好放在后一个阶段来研究。现在我们甘于默认的是，在同一个西方国家，对两种投资所贷资本的纯利率如稍有不同，将引起资本的流动，也许通过间接的孔道，从一种投资流向另一种投资。
的确，如果两种投资的规模都很小，而充分了解这种投资的人也不多，那末，资本的流动也许是很慢的。例如，某人以很小的抵押也许付息五厘，而另一个人以同样的抵押却只付息四厘。但是，在大宗借贷中，纯利率（就与其他利润因素分开的利息而言）在英国全国大致相同。此外，西方各国平均纯利率的差异，因交通发达特别是因各国大资本家拥有大量有价证券而迅速减少，而提供相同收入的有价证券在全世界同一天内的售价实际上是相同的。
当我们讨论货币市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研究为什么有些时候可用资本的供给量大大超过另些时候，为什么有时银行家和别的信用机构满足于极低的利率，倘证券没有风险，和需款时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放款。这时他们情愿做短期贷款，收取不很高的利率，即使借款人的证券不是头等证券。因为如果他们发觉借款人有缺点，他们可以不继续再借，而损失的风险得以大大减少。因为根据无风险的证券所做的短期贷款只收取一种名义价格，所以，他们从借款人所得的利息几乎全部是风险保险费和手续费。但从另方面来看，这种贷款实际上对借款人并不十分合算：它使借款人陷入风险的重围之中，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他往往情愿付出高得多的利率。因为如果有一种不幸事件使他的信用扫地，或如果货币市场的混乱使可贷资本暂时缺乏，即他立即陷入窘境。因此，按名义上很低的利率放款，即便是短期放款，实际上也不能成为上述通则的例外。
第六节 利息率一词运用于旧投资时必须慎重。
来自总源的资金流入生产中的投资有二：其中较小的一股是加在旧有资本品上的新投资；而较大的一股只是用来补偿已消耗的资本的投资，不管它是由于即期的消费，如食物、燃料等，或由于耗损，如铁路的铁轨，或由于时间因素，如茅草屋顶和商业样本的陈旧；或由于上述各因素的结合。第二股的年流量，甚至在像资本通常采取耐久形式的英国那样一个国家，大约也不会少于资本总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有理由假设，一般资本的所有者大体上能使资本的形式和当时的正常条件相适应，以便从这种或那种投资中获得相同的纯收入。
只有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权说一般资本是在对一切资本形式预期相等的纯息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不反复申述，“利率”一词，用在旧有资本投资品上，意义非常受限制。例如，我们也许可以说，投于本国工商业的资本，约为七十亿镑，年得纯利三厘。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方便，在许多场合也是容许的，但并不正确。我们应当说，如果在各工商业中新投资本所得的纯利率约为年利三厘，则各工商业旧有投资的收入，若以三十三倍乘之（即用三厘利率），以收入还原为资本，则约等于七十亿镑。因为资本一经投于改良土地，建造房屋，铁路和机器，则该资本的价值是它预期的未来纯收入（或准租）折成现值之和；如果该资本在未来产生收入的能力减少，则它的价值相应减少，它的新价值可以从较小收入中减去折旧，再加以资本还原化求得
第七节 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和利息率的变动的关系。
除相反情况加以特别说明外，本书始终假定，一切价值都用购买力不变的货币计算，如同天文学家所曾告诉我们的那样，决定一日的开始或结束，并不以实际太阳为标准，而以所假设的中位太阳为标准，这种中位太阳在宇宙中的运行始终如一。此外，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对贷款条件的影响，在短期借贷市场上是十分突出的，该市场和其他市场在许多细节上有所不同，它们所发生的影响，此刻不能加以充分讨论。
但这些影响，无论如何从抽象理论的观点来看，在这里是应当顺便提及的。因为借款人所愿付的利率，是他使用资本所预期的收益的尺度，而这只能根据借款和还款时的货币购买力不变这一假设才能加以测量。
例如，设有某人借款一百镑，约定年终偿还一百零五镑。
其间如货币购买力提高10％（或物价降低10％），则他比年初非多出售十分之一的商品决不能收回他所应还的一百零五镑；这就是说，假定他所经营的商品和一般商品比较起来没发生价值上的变化，则他必须出售年初曾费他一百十五镑十先令的商品以偿还一百镑的本金和利息；所以，除非他手中的商品价格增加15．5％，则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使用货币在名义上付息五厘，而实际上他却付了一分五厘。
相反地，如果当年物价上涨得使货币购买力降低10％，则他可以用年初曾费他九十镑的商品出售一百镑；因此，名义上他付息五厘，而实际上他却因借款而获得5．5％的收入。
当我们讨论决定商业活动的繁荣和萧条之交替的原因时，我们就知道，这些原因是和货币购买力的改变所引起的实际利率的改变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当物价趋于上涨时，则人们争借货币，抢购物资，从而推波助澜，使物价扶摇直上；
企业既已扩展，则经营管理不免有所忽略和浪费；运用借贷资本的人所偿还的实际价值小于所借的价值，从而，牺牲社会的利益，以肥自己。以后当信用动摇和物价开始下跌时，人人都想脱手商品，保存价值日益增加的货币，从而使物价跌得愈快，而物价的进一步下跌就愈使信用收缩，因此，在长期内物价的下跌是以前物价下跌的结果。
我们将知道，物价的变动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贵金属供给量的变动。即使用金银复本位而不用金本位，物价的变动也不会有很大的减少。但是，物价变动所引起的祸害是如此深重，以致为减少某些祸害而付出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不过，这种祸害未必是货币购买力的缓慢变动所固有的，因货币购买力是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在这种改变中，有得也有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五十年当中，生产技术的改良，和丰富的原料产地的扩大，使人类的劳动效率在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许多东西方面增加了一倍。
如果用商品量计算的金镑的购买力不变，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增进而改变，即对货币工资多半由习惯所决定的那些工人（虽然现在人数日渐减少）是有害的。但这点要在别处加以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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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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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家之间的生存竞争。首创者的劳务。
在第四篇的最后几章，我们曾研究了企业管理的各种形式及其所需要的能力；并且知道，我们可以认为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供给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一是资本的供给；二是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供给；三有一定的组织，通过组织把前二个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得以进行生产。前一章中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利息，即对第一个因素的报酬；在本章的前几节中，我们将讨论第二和第三个因素的报酬，即我们所谓管理上的总报酬，以后我们将讨论管理上的总报酬和第二个因素本身报酬的关系，后者我们曾叫做纯经营收入。我们必须较仔细地研究企业主和经理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和对他们工作的报酬。我们将知道，决定这些报酬的因素，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武断，反之，却和决定其他报酬的因素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