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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场合和前一场合是不同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人口的增加，如持续得很久，最后必然快于生产技术的改良，而使报酬递减规律在农业中显现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说，从事农业的人将获得较少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作为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在农业中，从而在其他各业中，一小时的劳动所代表的小麦数量将比以前减少；因为所有的劳动假定属于相同的等级，所以，各业的收入通常是相等的。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土地的剩余或租值有上升的趋势。因为任何种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劳动的价值，而这种劳动，根据我们的假设，不论在优等土地或劣等土地上，在仅仅有利的即边际的条件下始终是辅以生产它所需要的等量资本的。在耕作边际上生产一夸脱小麦等所用的劳动和资本比以前有所增加；因此，自然对有利条件下所运用的劳动的报酬小麦等等，相对于该劳动和资本将比以前有较高的价值；
换言之，小麦所提供的价值，除超过生产它所用的劳动和资本的价值外，尚有较大的剩余。
第六节 续前。
让我们现在撇开这一假设：即在全社会中，劳动具有这样的流动性，以致保证等量努力能获得等量报酬。为了更加接近现实生活起见，我们假定，劳动在工业上不只有一级，而有几级。再假定：父母往往培养他们的子女在本级中就业；他们在本级中可以自由选择，而不能离开本级。最后，我们假定，各级人数的增加不受经济原因的支配。如前所述，它可以是固定不变的，也可以是受习惯和伦理等方面的改变的影响的。在这种场合，国民收益总额是由自然给予处在现有生产技术状态下的人的劳动的报酬丰度来决定的。但分配给各级的国民收益将有所不同。它是由人民本身的需求来决定的。
某业中的人愈能满足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份额的那些人的广泛而迫切的需要，他们所得的份额也就愈多。
例如，假定艺术家单独构成一个级或等级，或组成一行；
其次，假定他们的人数不变，或至少只少与收入无关的因素的影响；那末，他们的收入将取决于喜欢从艺术家得到满足的那些阶层中的居民的资金和热中程度。
第七节 从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来说明特定劳动的纯产品，他的雇用并不增加间接成本，但它的工作恰只达到雇主不能从其中获得纯收益的那一边际。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各人都拥有辅助他劳动的资本的想像世界，而回到我们这个劳资关系在分配问题上起着巨大作用的现实世界。但让我们仍然把注意集中在按每种要素的数量和它所提供的服务把国民收益分配给各种不同生产要素上，至于每种要素的报酬对该要素的供给所起的反作用，则留在下章讨论。
我们已经知道，机敏的企业家怎样不断寻求最有利运用自己资金的机会，并力图把各生产要素使用到那一边际或限界，在该边际，他如把他的一小部分开支移用到其他要素上，对他会是有利的；从而就其影响所及，他是代用原则起作用的媒介，通过他这一原则使各要素的雇用得到这样的安排，以致在它的边际运用上它的成本和因它的使用而增加的纯产品成比例。我们必须把这个普遍原则运用在劳动的雇用上。
在那谨慎的企业家的心中经常盘算的一个问题是，他是否有恰当的人数，来完成他的工作。在有些场合下，他的设备就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机车上必须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司机。但是几列快车只有一个车务管理；在运输繁忙的时候，它们会迟到几分钟，而这些时间是可以通过第二个车务管理节省的。因此，一个机敏的经理总在度量那因重要列车上第二个车务管理之助而给旅客所节省的时间和所避免的麻烦这一纯产品，并考虑这种纯产品是否将和它的成本相称。这个问题和多增加一次列车是否能补偿它在设备和劳动方面所用的较大支出这一问题，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在形式上却是比较简单的。
此外，人们有时听说，某农户因缺乏劳动而使他的土地荒芜。也许他有足够的马匹和农具；但是“如果他多雇一个人，他就会收回他的资金，且绰绰有余”。这就是说，增雇的这个人所提供的纯产品除补偿他的工资外，尚有剩余。让我们假定，某农户存在着究竟雇用多少放牧员这样一个问题。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假定，增加一个人在设备或资本方面不需要任何额外支出；且他在各方面所给予该农户的劳逸都相等；因此，无须增加管理上的报酬（就该词作广义解，甚至包括风险保险费等在内）。最后，农户认为此人除同样防止羊的死伤外，每年还可增加羊二十只。也就是说，他认为增雇的这个人所提供的纯产品是二十只羊。如果可以用少于二十只羊的价格的等价雇到这个人，他一定是会雇他的；但是如果只能用差不多相等的价格才可以雇到，那末，该农户将犹疑不决；而这个人可以叫做边际牧工，因为他是在边际上雇用的。
最好是始终假定他具有正常的效率；即使他有特殊的效率，倘他的纯产平等于他的工资，那他也只会是一个边际放牧员。该农户也许算过，一个有正常效率的放牧员只能增产十六只羊；从而愿意以多于普通工资四分之一的价格雇用；但假定他有这样特殊的效率，是极其不便的。他应当有代表性，即有正常的效率。
如果他有代表性，他的雇主也有代表性，那末，二十只羊就代表一个牧工的纯产品，从而代表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但是如果雇主不善于经营，例如，如果他听任他的牧工不给羊以充分的饲料，那末，该人只可以增产十六只羊，而不是二十只羊。只有工人及其雇用条件都处于正常状态，纯产品才有代表正常工资的趋势。
这个放牧员的劳动所增加的产品，是大受该农户所已雇的放牧员人数的影响的；而所雇的人数又决定于需求和供给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当代放牧员队伍由以补充的人的数目，羊肉羊毛的需求和牧区的面积以及所有其他农场的放牧员的效率等等。而边际产量又深受土地的其他用途的竞争的影响：可供养羊的地面，因造林、种植燕麦和养鹿等之需要土地而减少。
这是从简单的养羊业中所选的一个例证。但在各业中，问题的形式尽可以不同，而它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除脚注中所指出的，但对我们的主要目的无关重要的那些条件外，各类劳动者的工资有等于该类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所提供的纯产品的趋势。
这个原理有时被当作工资理论提出来。但任何这种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工人的报酬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这一原理，就其本身来讲，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要计算纯产品，除他的工资外，我们还必须假定他所制造的那种商品的全部生产费。
不承认它是一种工资理论，这是对的，但不承认这个原理是阐明决定工资的那些原因中的一个原因所起的作用，这就不对了。
第八节 对一般资本的需求。
在以下几章，为了特殊目的，我们要用别的例证说明上节用体力劳动所说明的那个原则。特别要指出，当发现多用些监督和多雇一个普通工人对某企业的有效产量有相等的增加时，某部分歧业管理工作的价值是怎样测定的；此外，一架机器的所得有时可以用在某些场合不引起任何附带的额外开支而给工厂增加的产量来计算。
在从某特定机器的工作推到有一定价值总额的机器的工作时，我们可以假定，有某工厂可以增用价值一百镑的机器，而不增加其他开支，该工厂每年纯产量之值（即除去该机器本身的耗损外），增加四镑。如果投资者尽先把资本投向利益优厚的地方，如果经此程序达到均衡以后，投资者尚觉值得而且仅仅值得雇用该机器，则我们由此事实可以推断年利为四厘。但是这种举例，不过指出价值决定原因的一部分而已。
如把这类例证当作利息论或当作工资论，则必犯循环推理的毛病。
姑不妨进一步说明某用途方面的资本需求的性质，并考察资本的总需求如何由许多不同用途的资本需求所构成。
为论证起见，让我们以某特定行业如制帽业为例，并研究什么是决定该业所吸收的资本数量的那些原因。假定在毫无风险的证券上，利率为年息四厘，假定制帽业吸收资本一百万镑。这就是表示，制帽业可以善用这一百万镑资本，宁可对它付年息四厘，而不愿弃此资本而不用。
有些东西是制帽业所必需的；它不仅必须要有食物、衣服和住宅，而且也必须要有流动资本如原料和固定资本如工具甚或少许的机器。虽然竞争使运用这宗必要资本所获利润不能超过普通的企业利润，但是如果制帽业不能以较低的利率得到资本，则它甘愿对它付息五分，而不愿受缺乏此项资本所引起的损害。设年息为二分，也许有其他机器，制帽业不能不用，年息为一分时，所用的机器增多，年息为六厘时，更多，五厘时，更多；最后，因为年息为四厘，所以更多用机器。当制帽业拥有这个数量的机器时，则机器的边际效用——即仅仅值得使用的那个机器的效用——为四厘。
利率上涨，减少制帽业的使用机器；因为凡年剩余不超过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则制帽业避免使用，而利率下降使制帽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年剩余略少于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也得到使用。此外，利率越低，则用于制帽工厂和工人宿舍的建筑也越坚固美观；同时利率下降将导致制帽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这表现在原料和零售商手中成品的大量积存上。
虽在同一业中，而使用资本的方法却迥然不同。各企业主按照自己的资金将在企业的各个方面投资，直到他认为有利的边际似乎到达为止；而有利的边际，如我们说过的，是相续切割各种可能投资的一条界线，一旦利率下降，并按该利率又可以借得额外资本，则此线即向外作不规则的伸张。因此，资本的需求是各业中一切企业主的资本需求总量；它所遵守的规律，和商品销售所遵守的规律相同。如同在任何既定价格下一定量的商品总能找到买主一样，如价格上涨，则所能销售的商品数量减少，而资本的使用，亦复如此。
就生产上的各种贷款而言，如此，而专事消费不事生产的人，或抵押未来资源以取得现时经费的政府，他们的借贷何尝不是这样。的确，他们的行为往往很少受冷静的计划所约束，并往往决定他们所要借的数额，而很少考虑到他们将来对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利率甚至对于这类借款也起着明显的影响。
第九节 简短的摘要。
试就上述一切作一全面的（即便是困难的）总结：各生产要素如土地、机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等等，在生产中往往被运用在尽先有利之处。如果雇主和其他企业家认为，他们略多使用任何一种要素时，就能获得较好的结果，则他们将使用这种要素；他们估算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稍微增加开支所得的纯产值（即总产量的货币价值扣除附带费用后的纯增益）；如果把少量开支从一方面移用到他方面而有利可获，则他们将移用这种开支。
这样看来，各生产要素的使用，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情况来决定的。这就是说，它一方面是由该要素在各种使用上的迫切性与使用者所有的资金，和另方面由该要素的现有存量来决定的。根据代用原则，由于从该要素服务价值较小的使用方面不断移向服务价值较大的使用方面这一趋势，则它在各种使用上的价值得以均等。
如果非熟练劳动或任何一种要素使用得较少，考其原因不外是，在某一点人们对于使用该要素是否值得还犹疑不决，最后认为不值得。亦即我们所说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各种要素的边际使用及其边际效率。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任何转移只能发生于边际，通过转移已经变化了的供求关系才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忽略各级劳动之间的差别，并把所有的劳动看作相同的劳动，或至少看作都用有标准效率的某种劳动所表示的劳动，则我们可以求出直接运用劳动和直接运用资本之间的无差别边际；简言之，用屠能的话来说是：“资本的效率必然是它的报酬的尺度，因为如果资本的劳动比人的劳动便宜，则企业主势必解雇一部分工人，如果资本比人工贵，则他增雇工人”。
但一般资本之争取雇用和某业中机器之争取雇用，在性质上有所区别。后者可使某种劳动完全失业，而前者却一般地不能代替劳动，因为它必然增加资本篇生产者的就业人数。
而事实上以资本代替劳动，不过是以含有大量等待的劳动代替含有少量等待的其他形式的劳动而已。
第十节 国民收入或国民收益的再定义。
当我们说到国民收益或可分配的全国纯收入（如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所得的份额）时，我们必须明确，哪些是我们所包括的，而哪些又是我们所排除的。不论我们从广义上或狭义上来使用这些名词，这对我们的论证是无关紧要的。但重要的是，贯穿在任何一个论证中我们的用法必须始终一致。
凡包括在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及供给的某一方面的东西，也必须包括在另一方面。
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而“纯”这个限制词，是指补偿原料和半制成品的消耗以及机器设备在生产中的耗损和折旧。必须从总产品中减去所有这种种消耗，我们才能求得真正收入或纯收入。国外投资所提供的纯收入也必须包括在内（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六节）。这就是一国的真正年纯收入，或国民收益。当然，我们可以按一年或按某一时期计算这种收益。国民收入和国民收益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用的。只是当我们把国民收入看作可供分配的各种享受之新来源的总和时，国民收益一词才是更有意义的。但这里最好是沿用惯例，凡普通不算作个人收入的一部分者，也不能算作国民收入或收益的部分。因此，除提到与此相反的情况外，某人自己为自己的服务，和给家人及朋友所提供的无代价服务，以及从个人资质和公共财产（如免税关口）所获得的利益，都不能算作国民收益部分，而必须加以分别讨论。
一部分产品不仅用于补偿已消耗的物资和用坏的机器，而且用于增加原料和机平等的存量。这部分国民收入或收益并不直接进入个人消费领域。但从通常所用的这个名词的广义上来说，它确是进入消费领域，例如，当印刷机制造商把印刷机售与印刷厂之时。因此，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消费，国民收益、纯产品总量和消费总量都是可以互用的名词。在普通的工业状态下，生产和消费是相伴而行的，除非有相应的生产为消费创造了条件，就无所谓消费。一切生产都伴随着它所要满足的消费。的确，在某些特定生产部门中，可能有产销脱节现象；商业信用的破产可能使绝大多数仓库一时存货充斥，无法出售。但这些都是例外情况，而不在我们现时的考察范围之内（参阅以下第八章第十节；附录七，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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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配概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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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诸原因对分配都起着同等影响。
如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报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所起的反作用，以补充需求对分配的影响之研究。考察生产成本和效用（或可欲性）在决定各种劳动、资本家和地主的分配国民收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李嘉图和追随他的那些干练的企业家都认为需求的作用是自明的，无须加以解释的。他们既没有强调它，也没有充分详细的研究它；这种忽视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并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在这种反应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源于它所参与制造的那种产品的价值，而且当时主要地是由该价值所决定；它的报酬的决定和地租的决定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从地租规律的推广应用中构成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论。但他们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具有正确的直觉看法，因为他们默认供给力量的研究是更为迫切和更加困难的。
当我们研究什么在决定一种生产要素（不论是任何种劳动或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时，我们发觉，该问题的及时解决需要知道该要素的现有供给量；因为如果供给增加，则它将被用在需要较小、效率较低的使用方面。而问题的最后解决也需要知道决定那种供给的原因。各种东西，不论是某特定种类的劳动，或资本，或其他别的东西；它的名义价值，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方面是供给的压力。
各种东西，不论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它的生产势必扩展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限界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各生产要素和它们的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着，如果有某种外因使其中某因素发生变动，则干扰的结果将涉及其余的因素。
同样地，当碗中盛有数球时，它们相互制约着自己的位置；又如天花板的不同点上有强度和长度不同的弹线（都是拉长的）悬着一个重物，各线和重物的均衡位置都是彼此制约的，如有一线缩短，则原来各线所处的位置势必变动，而其余各线的长度和张力也必然变动。
第二节 第四篇中所讨论的，影响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和资本的原因之要点说明。报酬增加对个人勤奋影响之无常。
正常工资与人口增长和体质增强特别是后者之间的适应比较规则。储蓄所产生的利益对资本及其他财富的积累的一般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不论什么时候都首先取决于它的现有存量，其次取决于它的所有者把它运用到生产上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纯粹是由预期的眼前报酬来决定的；虽然有一种在某些场合叫做直接成本的下限，在直接成本以下，生产势必停止。例如，某厂商会断然拒绝开动自己的机起来生产那种定货，而这种定货不能补偿生产上的额外货币开支和机器的实际耗损。关于工人体力的消耗和工作上的疲劳及其他不便，也有类似情况。虽然目前我们所讨论的是正常条件下的成本和报酬，而不是工人做某件特定工作时个人的直接消耗，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起见，不妨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作一简短的说明。
如前所述，当某人做自己所愿意做的工作而津津有味时，那工作对他实际上毫无所费。因为如某些社会主义者相当夸大其词地说的那样，除非有某事发生，以致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喜爱自己的适度工作。但不论正确与否，大多数人相信，在谋生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他们毫无剩余乐趣可言，相反地，对他们却有所耗费；收工时，他们高兴；他们也许忘掉，最初的几个工作小时对他们的耗费并不像最后一小时那样多，他们多半认为，九小时工作的耗费为最后一小时的九倍。他们很少想到，通过用足以补偿最后而最艰苦的一小时的工资率，来支付每一小时，他们即可获得生产者的剩余，或租。
一个人工作甚或值班的时间愈长，除非他因工作而麻木不仁，则他想休息的欲望也愈强，同时每增加一小时的工作，使他的工资有所增加，并使他愈益接近于满足他的最迫切需要的那个阶段，工资愈高，这个阶段的到来也愈快。不过，随着工资的增长，究竟出现新的需要和为他人及为自己备办晚年享受其的新欲望呢，还是他很快地满足于只能从他的工作所得到的那些生活享受，而企求更多的休息和本身饶有兴味的那些活动的机会呢，这只是个人的兴趣问题，并没有普遍的准则可循。但经验似乎证明，各种族和各个人（特别是热带的居民）愈是愚昧无知，他们工作得时间也愈短，如果工资率的提高使他们可以用比以前少的工作得到习惯上的生活享受，则他们工作时将愈不卖劲。而眼界较广，性格坚强的人，除非宁愿把他们的活动转用于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则工资率愈高，他们工作得愈卖劲，坚持的时间也愈长。但这点将在进步对价值的影响一题下加以详细的讨论。此刻我们可以断言，就一般而论，报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给得到即时的增加。此项规则的上述例外为数不多，但它们不是没有意义的。
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因为即使严格地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缩性的。
第三节 续前。
然而，如我们从工资的增加对个人所做的工作的现时影响推究到它在一二世纪以后的最终影响时，则这种结果也是肯定的。的确，虽说境遇的暂时改善将给许多青年人带来成家立业的机会；而富裕的持续增长，对生殖率的提高与降低，似有同样的可能。但另方面，工资的增长势必减少死亡率，除非父母对子女的保育漠不关心。如我们观察高工资对下一代人的体力和智力所起的影响，则这个论据更加有力。
因为有某种消费，如果它有某些减少，则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各级工作所绝对必要的。
的确，成年人或许牺牲他们的子女而成全自己，但那只不过使效率的减少推后一代而已。其次，还有习惯上的必需品，它们在风俗习惯上是这样的必要，以致人们一般地宁肯牺牲大部分所谓绝对必需品，而不愿弃其重大部分而不用。第三，又有日常嗜好品，有些人（虽不是所有的人），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愿弃而不用。很多这些习惯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质与精神进步的体现，它们的范围随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它们的数量愈多，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则愈不经济。但如果加以适当的选择，它们就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一切生产的目的，因为那时它们提高人类生活的旨趣。
使效率所绝对必需的那种消费，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偿失的，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取等于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增。但增加不为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只能通过人对自然力控制的增进而加以解决。这种消费的增加可由于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组织的改善和原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和扩大，最后，由于资本的增长和达到任何既定目的的物质资料的增加。
可见，劳动供给如何紧密地适应劳动需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般人的现时消费中有多少是用以维持青年和老年人的生活及效率的必需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多少是习惯上的必需品，这种必需品在理论上可以免却，但实际上很多人宁愿要它而不愿要某些真正用来维持效率的必需品。当作生产手段来看，又有多少是多余的，虽然，当作目的本身来看，有些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如我们在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几乎把劳动阶级的全部消费都列入第一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简单，而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英国劳动阶级的贫困，而法国劳动阶级则更加贫困；他们曾断定，劳动供给会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和机器的供给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一样，不过前者适应有效需求的速度远不如后者那样快。就现在较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而言，我们所必须给予的答案和英法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没有多大出入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阶级所能消费的，奢侈品最少，甚至习惯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们报酬的增加引起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使他们的报酬又迅速降低至仅能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的原有水平线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工资几乎是按所谓铁律或铜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资固定在培育和维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级的费用上。
关于现代西欧各国，答案却迥然不同。其所以不同，是在于近来在知识和自由、体力和财富，以及易于接近海外富饶的食物和原料基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的确，甚至在今日英国居民主体的大部分消费仍用于维持生活和体力；
用法也许不太经济，但也没有任何巨大的浪费。无疑的，某些恣意放纵是绝对有害的；但相对于其他的恣意放纵行为它们是在减少着，主要的例外也许要算赌博。其中大部分开支，作为培养效率的手段并不十分经济，但有助于形成灵机应变的习惯，并给生活带来多样性，缺了它，人们就显得闷闷不乐，停滞不前，耕耘虽多，而收获却少。大家都承认，甚至在西欧各国，那里的工资最高，那里的熟练劳动一般是最便宜的劳动。的确，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倾向表明：某些很贵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可以弃而不用，而不致相应地减低效率。
虽然这种经验将来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大。就人的现在和过去的情况而言，在西欧各国，有效率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不是大大超过用来补偿培养和训练有效率的工人并保持和充分运用他们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费用，这仍是真的。
于是，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工资的增加，除非在不健康的条件下赚取的，差不多总能增进下一代的体育、智育、甚至德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的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换言之，劳动的需求价格上升，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如果知识、社会风尚和家庭习惯不变，则全体人民的劳力（假如不是人数的话）和某特定行业中的人数与劳力可以说有一个供给价格，意即有一定的需求价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减；价格较高，则二者增加，价格较低，则二者减少。
可见，我们又知道，需求和供给对工资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轩轾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门之双柱一样。工资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来决定的。
关于“一般工资率”或“一般劳动工资”这些常用名词，须略加解释。在广泛地考察分配，特别是在我们考察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时，使用这些名词是方便的。但实际上在现代文明中无所谓一般工资率。在数以百计的工群（groupofworkers）中，各有各的工资问题，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为的），支配着供给价格并限制着它的人数；各有各的由其他生产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所决定的需求价格。
第四节 续前。
一般利率一词也有类似的困难。但这里主要的困难是源于这一事实，即在某些特定事业（如工厂和船）上所已投下的资本的收入，本来是一种准租，而只有在所投资本的价值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才可以看作利息。在此刻撇开这种困难不谈，并记得“一般利率”一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适用于新的自由资本投资的预期纯收入时，我们可以略述关于资本增长的最初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决定财富积累的因素很多，如习惯，克己和防患未然，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情感的动力。安全保险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识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使它有所增进。但是，虽然一般储蓄除利率外还受许多原因的支配；许多人的储蓄很少受利率的影响，有些人决定给自己或他们的家庭获得一宗固定收入，利率高时，储蓄得少，利率低时，储蓄得多。可是，权衡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坚信，利率（或储蓄的需要价格）的上涨，有使储蓄量增加的趋势。
利息既为任何市场上使用资本的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的需求总量，恰等于在该利率下即将来到的资本的总供给量。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市场是一小市场，例如一城或进步国家中的一业，则当该市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时，可以从邻区或他业抽调资本，增加资本的供给，而迅速满足之。但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或一个大国当作资本市场，我们就不能认为，资本的供给总量，因利率的改变，而有迅速和大量的增加。因为资本的一般财源是劳动和等待的结果，利率提高，固然可以引人作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但在短期内，这种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较之现有资本中的劳动和等待，不会很多。所以在短期内，对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时，满足这种需求的增加，出于供给的增加者少，而出于利率的上涨者多。因为利率既涨，所以有一部分资本将从它的边际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渐退出。提高利率，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增加资本的总供给量。
第五节 土地就需求对分配的影响和个人把资源用于生产的关系来说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但较之供给对分配的正常影响，它却与资本有所不同，而这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讨论的。
土地同人本身和人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人对土地所作的改良，不能等量齐观。因为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按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对它们服务的需求，而土地却没有这种适应。任何劳动阶级的报酬剧增，有使该阶级的人数增加，或效率同人数两者一并增加的趋势；该阶级有效率劳作的供给既增，往往削减它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如果人数增加，则各人的报酬率下降，直到原有的水平。如果他们的效率增加，即使每人的报酬或许比以前有所增加，则所增加的报酬出于国民收益的增加，而无损于其他生产要素。
这个论点适用于资本；但不适用于土地。所以虽然土地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有相似之处者，受上章末节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而不受此刻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
的确，从厂商或农场主的观点来看，土地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它也受前章中所曾讨论的需求规律和代用原则的作用的支配，因为现有的土地，像现有的资本品或某种劳动一样，有从一种使用转向另一种使用的趋势，直至进一步转移无利可图而后止。因此，就前章之讨论而言，一个工厂，货栈或一张犁（除去耗损等等）的收入和土地的收入是用相同的方式决定的。不论在那个场合，收入有等于该要素边际纯产品价值的趋势；在短时间内，该收入是由该要素的总供给量和其他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来决定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并不受本章所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响。如报酬率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的影响，从而对它们对国民收益贡献的影响，从而对其他生产要素购买它们的服务所用实际成本的影响。一工厂多建一层楼，或一农场多用一张犁，该楼或该犁一般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厂或农场。国家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一层楼或一张犁，如同个人给自己的企业所增加的一样。因此，用以分配的国民收益比以前有所增加；在长期内，厂商或农场主的报酬，照例不是由牺牲其他生产者的利益而得到增加的。与此相反，不论什么时候的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存量，都是一种固定的存量。当一厂商或农场主决定给自己的企业增加少量土地时，实际上就等于他决定从别人的企业取得这块土地。他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了土地，但是国家并没有增加土地，这种变化本身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
第六节 本阶段论点总结。
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讨论：全部纯产品总量，是所有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从而是生产这些商品所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的真正来源。换言之，国民收益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量，同时又是支付这些要素的唯一源泉：
它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土地及生产上具有级差优势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工资、利息和地租或生产者的剩余构成全部国民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益愈大，则它们各自的份额也愈大。
一般说来，劳动、资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要成比例的。但这种需要不是总需要，而是边际需要。所谓边际需要，是在一点上的需要，在该点，不论人们略多购买某种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或用他们的额外资金购买其他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对他们都毫无区别。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该要素所得的份额愈大，则它增加得似愈快，除非它完全不能增加。但是，每增加一次，对它的需要的迫切性将有所减少；因此，将减少它的边际需要，并降低它的销售价格。这就是说，任何要素的比例份额或报酬率的增加，似会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结果减少该要素的份额，而增加其他要素在国民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份额。这种反作用也许是缓慢的，但是，如果生产技术和社会一般经济情况没有剧烈的变动，则各要素的供给将受它的生产成本的严格控制；其中要计算习惯上的必需品，而这种必需品随着日益丰富的国民收入给一个一个阶级提供日益增加的剩余（超过维持效率所必要的剩余）而不断地扩大。
第七节 不同工种的工人的工资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一业中效率的提高和报酬的增加对他业所起的影响时，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普遍事实出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时，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愈多，则该要素所开辟的、而它本身并不十分相宜的那些使用途径愈广，而该要素在种种用途（在这些用途里，它是在即将证明无利可图的边际上被利用的）上所乐于接受的需求价格也愈低；在竞争能使它得自各种使用上的价格相等情况下，则该价格将是该要素在各种用途上的价格。该要素的增加所造成的额外生产，增加了国民收益，其他生产要素也借此而获利，但该要素本身却不得不承受较低的报酬率。
例如，倘其他条件不变，设资本增加得很快，则利率必然下降。倘其他条件不变，设从事某特定工作者的人数增加，则工资必然下落。每个场合都会引起生产增加，国民收益增加；在每个场合，某生产要素之所失，必然成为其他生产要素（未必是一切生产要素）之所得。例如，开发一个蕴藏丰富的石矿，或矿工人数增加或效率提高，势必改善各阶级的住宅状况，势必增加对砖匠和木匠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作为建筑材料制造者的瓦工必受迫害，虽从消费方面来看，他们也得到利益，但这种利益终不能偿其所失。这一要素的供给增加，对许多其他要素的需求略有增加，对有些别的要素的需求则大量增加；但它对某些要素的需求却有所减少。
我们知道，任何工人例如皮鞋厂的工人的工资，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但工资并不是由该纯产品决定的；因为纯产品，如各种边际使用上的其他机遇一样，和价值一道都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但如（1）投于制鞋工业的资本和劳动总量已达到一点，在该点，增加劳动和资本虽然可以增加产量，但仅仅有利；（2）把资金在生产设备，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作了适当的分配；（3）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工厂，业务正常，经营管理能力正常，但该厂所处的情况是，它不知道按正常工资增雇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干劲的工人，是否值得。当上述种种情况确定之后，我们大致可以断言，损失该工人的劳作，势必减少该厂的纯产品，而它的价值和该工人的工资大约相等。反过来说，他的工资大约等于该纯产品（当然，一人的纯产品不能和其余工人的纯产品机械地分开）。
皮鞋厂中各类工人的工作，有难易的不同；但我们可以忽略各类工人在职业上的区别，而假定他们都属于同一级（这假定大大简化了论证的措辞，而不致影响它的一般性质）。
在现代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一业或他业有时感到劳力供给过多，而有时却感到劳力供给不足；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调现象，由于各种限制性的结合及其他影响，而变本加厉。但是，劳动的流动性，足以使这一点成为事实，即一个西方国家中各个不同工作部门中的同级工人的工资有相等的趋势。因此，下述说法并不言过其实：一般说来，和有正常能力的皮鞋工人处于同级的各个工人，都能用自己的工资买一双鞋（除去原料成本后），因为赚取该工资所用的时间和皮鞋工人给工厂的纯产品增加同样一双鞋所用的时间大致相等。用更一般的形式来说。各个工人用百日劳动的工资，一般能买到和他同级的其他工人百日劳动的纯产品。只要不超过该数量，他可以任意选择。
如果他级工人的正常工资比他的工资高一半，则皮鞋工人必须用三日的工资才能买到他级工人二日劳动的纯产品，余此类推。
可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任一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中，劳动纯效率的增加，将按同一比例提高皮鞋工人用以购买该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的实际价值；倘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的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直接取决于，并正比例地随着生产他的工资品的那些行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的平均效率的变化。反之，在某工业中，如工人放弃可增加效率百分之十的技术革新，即使皮鞋工人用于购买该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损失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其他工人的产品和他的产品处于竞争状态，而这部分工人的效率又有所增加，则该效率的增加至少会使他暂时遭受损失，如果他不消费该产品，则所受损失更大。
此外，各级劳动的相对地位如发生变化，较之他级劳动，皮鞋工人有所提高，则他因此而得利。医务人员（他有时需要医生看病）的增加，将对他有利；如厂商，商业经理和其他企业家的人数大量增加，而所增加的人数又来自他级，则对皮鞋工人更加有利。因为管理上的报酬，较之手工劳动的报酬，将有所下降，而各种手工劳动的纯产品势必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用代表他的纯产品的那些工资所购买的各种商品将有所增加。
第八节 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在所述时间和地点并不具有多于事实上他们所特具的那种竞争能力，知识和竞争的自由。
替代方法，它的趋势我们已有所讨论，乃是一种竞争形式；不妨再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要求完全掌握市场情况。当我们考察郎巴街的股票交易所，或商品交易所的营业时，假定经纪人完全掌握市场情况，这和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但是，当我们考察工业上任何低级劳动的供给的决定因素时，该假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某人有足够的才能来掌握他的劳动市场的全部情况，他就不会长期留在低级劳动中。从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和现实企业生活保持密切接触，一定很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一则由于简单扼要，二则由于“自由竞争”一词当时十分流行，三则由于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加以足够的分类和限制，所以，他们似乎往往暗示，他们的确假定了完全竞争。
因此，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任何工业集团的成员都有很多天赋的才能和远见，或除该集团的成员和各个消息灵通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正常动机外，还受其他动机的支配；当然要估计到时间和地点的一般条件。尽管有许多任性和冲动行为，尽管卑贱和高尚的动机交织在一起，但经常的趋势是，各个人为他和他的子女所选择的职业，在他看来是大体上最有利的而又是他的资金和能力所能达到的那些职业。
第九节 论一般劳动和一般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辅助劳动。资本与劳动对雇用场所的竞争。但此语须加以慎重解释。
尚待讨论的最后一部分问题是，关于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很显然的，虽然一般资本和劳动为运用于某些特定行业而进行着经常的竞争，可是因为资本本身是劳动和等待的体现，所以，这种竞争实质上是某几种辅以大量等待的劳动和其他几种辅以少量等待的劳动之间的竞争。例如，当人们说“资本主义机器曾代替了很多制鞋工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从前用手做鞋的人很多，借助于少量等待做锥子和其他简单工具的人很少；而现在从事制鞋的人虽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他们借助于工程师所制造的机器，借助于大量等待，却能比以前生产为数更多的鞋。在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有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所涉及的面并不广，较之工人从贱价取得资本的协助和提高他所需要的那些产品的生产方法的效率上所得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
一般说来，储蓄倾向的增加，使得等待的服务不断扩大；
并使它不致按像以前一样高的利率才能得到雇用。这就是说，利率将不断下降，除非有一种发明为迂迴生产方法开辟了新的有利途径。但资本的这种增长，将增加国民收益；开辟新的有利的场所以供劳动在其他方面得到雇用；因此，除补偿等待的服务对劳动的服务的部分替代外，还绰绰有余。
由于资本的增长和发明的增加而引起的国民收益的增加，必然影响各类商品：例如，使制鞋者用他的报酬能买更多的食物、衣服，使自家水、灯光和暖气，以及旅行等等增多并改善。不过有一点应该承认；少数改良至少最初只会影响富人所消费的那些商品；相应增加的国民收益没有一部分直接归于劳动阶级；在短时间内，他们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以补偿特定行业中有些人可能受到的扰乱。但这些场合十分罕见，而且一般都是小规模的。即使他们差不多也往往获得某种间接的补偿，因为专门用于富人奢侈品的种种改良，会迅速推广到其他阶级所享用的安逸品上。虽然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后果，但实际上奢侈品的便宜，一般说来会以不同的方式增加富人对手工品和个人服务的嗜好，并使他们用以满足这些嗜好的资金也得到增加。这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第十节 工资取决于资本垫支一语之正确程度的限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