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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中唯一的一个不是亿万富翁的人是昂热拉?黛尔菲娅。”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说。

  “那个也坐了船但是幸免于难的女人吗？”

  “对。”

  “她为什么要留在科西嘉？”我问。

  “她在船上闹肚子，后来，返程时她太难受了，也太虚弱，不能跟其他人同行。眼下我们的一艘船把她从科西嘉接回戛纳了。”

  “昂热拉?黛尔菲娅，”我说，“这女人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属于她吗？”

  “哎呀，什么也不属于她，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我是说，她当然富有，但她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变富的。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她在戛纳这儿是个名人。”

  “为什么？”

  “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是个享有国际性声誉的画家。我感到奇怪，您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从没听说过。”

  “奇怪。她画这个城市的头面人物，画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名人。画一张肖像就有理由收取许多钱。您知道吧，她给谁画像，那是一种荣耀。”

  “结婚了吗？”

  “没有。三十四岁。了无牵挂，完全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我今天上午跟她谈了很长时间。她认识新贵、旧富、假绅士、百无聊赖者和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们……也许您该尽快跟她谈谈。她有许多健康的人类理智。她也讲德语。”

  “她住在哪儿？”我问。

  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它们写下来，嘴角叼着一支烟。然后我对他讲，明天早晨我会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们有了什么新消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点点头，向我伸出被尼古丁染黄了手指的手。当我在门边转身时，他已经又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头撑在双手里，像个老头似的。他肯定又在想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还没付款的房子，想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和退休命令。我也突然想起此事来。也许过几天，当贝茨大夫的体检结果全部出来时，我就会被召回。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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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只有风知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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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暗了，但还是很暖和。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此刻万灯齐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上挂灯光彩带，倒影在水里闪烁。

  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插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创建和谐家园】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创建和谐家园】。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创建和谐家园】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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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创建和谐家园】。一个高级【创建和谐家园】，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创建和谐家园】。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