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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坐在窗户下，飞快地织着花边，线轴快乐地击打着，铜针的闪光耀人眼目。

  姥姥没变，姥爷则更加干瘦了，棕红色的头发变成了灰白颜色，绿眼睛总在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

  姥姥以嘲笑的口吻讲起她和姥爷分家的事。

  他把所有的破盆碎碗、破坛子料罐子都给了她，还说：

  “这都是你的，别再向我要任何东西了！”

  他拿走了她几乎所有的旧东西——旧衣服、各种各样的物品、狐皮大衣，卖了７００卢布。

  他把这笔钱都给了他的教子，吃利息去了。他的教子是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

  他丧失了最后一点儿廉耻心，吝啬到了疯狂的和度：

  他几乎寻遍了以前的每一个老朋友，逐一向他们诉苦、乞求，说孩子弄得他一文不名，行行好吧，给点钱！

  他利用人家原来对他的尊敬，弄了一大笔钱，他拿着这一把大票子，像逗小孩似地在姥姥鼻子尖儿前晃悠：

  “傻瓜，看见了没有，这是什么？人家可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

  他把所有这些钱都给了一个毛皮匠、和这个毛皮匠的作小铀老板的妹妹，他要吃利息。

  家里花钱上是严格分开的，今天姥姥买菜做饭，明天就是姥爷。

  该姥爷做饭的时候，吃得就特别次。而姥姥则总是买最好的肉。

  茶叶和糖也分开了，但是煮茶是在一个茶壶里，到这时候姥爷就会惊慌地说：

  “慢，我看看，你放多少茶叶？”

  他仔细地数着茶叶，然后说：

  “你的茶叶比我的要碎点儿，我的叶子大，所以我要少放点儿！”

  他还特别注意倒在两个碗里的茶的茶色和浓度，份量当然更在需说细考察之列。

  “最后一杯给你吧？”

  姥姥在把茶倒净以前说。

  姥爷说：

  “好吧！”

  圣像前的长明灯的灯油也是各买各的。

  在共同活活了５０年以后，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看着姥爷的所作所为，我感到又好笑又令人生厌，而姥姥则只觉得可笑。

  “人越老越糊涂！”

  “８０岁的人了，就会倒退８０年，让他这么干下去吧，看谁倒楣！”

  “咱们俩的面包我来挣！”

  我也开始挣钱了。

  逢节假日就走街串巷去捡牛骨头、破布片儿、烂纸和钉子。

  把一普特破布烂纸卖给旧货商可得２０个戈比，料铁也是这个价钱，一普特骨头１０戈比或着８个戈比。

  平常放了学也去捡，每星期天去卖，一上子能得３０到５０个戈比，运气好的时候还要多。

  每次姥姥接过我的钱，都会急忙塞到裙子的口袋里，夸奖说：

  “真能干，好孩子！

  “种们俩完全可以养活好自己！”

  有一次，我看见她拿着我的５０个戈比哭了，一滴混浊的泪水挂在她那大鼻尖儿上。

  比卖破烂更有出息的是到奥卡河岸的木材栈或是彼斯基岛去偷劈柴和木板。

  每逢集市，人们在岛上搭很多棚屋，集市以后拆下来的木板码成堆，一直放到春水泛滥的时候。

  一块好木板，小市民业主可以出１０个戈比，我一天可以弄两三块儿！

  可干这事必顺是坏天气，有大风雪或大雨把看守人给逼得躲了起来，才能得手。

  和我一起去偷的伙伴有叫花子女人莫尔多瓦的儿子珊卡·维亚赫尔，他总是笑哈哈的，人很温和。

  还有柯斯特罗马，是个卷毛儿。后来，他１３岁进被送进了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那儿吊死了。

  还有哈比，是个鞑靼人，１２岁，可力大无比。

  还有看坟人的儿子扁鼻子雅兹，他是个有羊癫疯的９岁孩子，寡言少语。

  我们之中，岁数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楚尔卡，他一向很讲道理，拳头也很厉害。

  在我们那块儿，偷窃形成了风气，几乎成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唯一的谋生手段。

  大人们的目标是货船，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寻找机会。

  每逢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自己的经历，夸耀自己的收获，孩子们边听边学。

  醉汉们的钱包小孩子们可以公开地搜，没有人干涉。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偷货车的备用轴，偷车夫的鞭子……我们不干这些事。

  “妈妈不让我偷东西，我不干！”

  这是楚尔卡。

  哈比则说：

  “我不敢！”

  柯斯特罗马则非常厌恶小偷这个字眼儿，看到别的小孩偷醉汉时，他会把他们赶散。

  他自认为是个大人，他走起路学着搬运工的样子一歪一歪的，声音压得很低很粗，一举一动都在装腔作势。

  而维亚赫尔也相信，偷窃是一种罪恶。

  不过，从彼斯基岛上拿木板可不算罪恶，我们都很愿意干这件事。

  趁着天气不好或晚上的时候，维亚赫尔和雅兹从下面大摇大摆地向彼斯基岛进发。

  我们四个人从侧面分头摸过去，抓住看守人追赶维亚赫尔和雅兹的时机，拖上木反往回跑！

  看守人从来没有发现过我们，即使发现了他也追不上。

  我弄来的东西卖掉以后，钱分６份，每个人能得５戈比甚至是７戈比。

  有了这点钱，吃一天饱饭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用途。

  维亚赫尔每天必顺给他母亲买４两半伏特加，否则就要挨揍。

  柯特斯罗马想攒钱买鸽子。

  楚尔卡挣了钱给他母亲看病。

  哈比攒钱，是为了回家乡。他舅舅把他从家乡带到这儿来以后就死了，哈比不知道家乡的地名，只知道是在卡马河岸边，离伏尔加河不远。

  我们编了个歌，逗这个斜眼的鞑靼孩子：

  卡马河上一座城。

  到底在哪儿不清楚！

  用脚走不到，用手够不着！

  开始哈比很生气，维亚赫尔说：

  “别，别这样！好兄弟之间还生气吗？”

  哈比有点不好意思了，也跟着唱起了这支歌儿。

  与偷木板相比，我们更喜欢捡破烂儿。春雪消融或是大雨滂沱之后捡破烂儿，就更有意思了。

  在集市的沟沟渠渠中，我们总能找到钉子、破铜、烂铁，有时还能捡到钱！

  可我们得给看货摊的两个戈比，或是央求半天得到他的允许。

  挣钱不容易，我们几个之间却很好，偶尔有小的争吵，但是没打过架。

  维亚赫尔在别人吵架时，经常会说：

  “这有必要吗？”

  我们想一想，确实没有必要。

  他叫他的母亲为“我的莫尔多瓦女人”，我们倒是没有觉着可笑。

  “昨天，我的莫尔多瓦女人回家的时候，又喝得烂醉如泥！

  “她啪地一下把门摊开，在门槛上一坐，像只公鸡似的唱起来了！”

  楚尔卡问：

  “唱的什么？”维亚赫尔学着他母亲尖声尖气地唱了起来：

  收养小伙沿街走，手拿皮鞭吼一吼；挨家挨户用皮鞭，甩出孩子们满街溜。

  哟哟嗨，你看那晚霞似火红，收养小伙儿笛声悠，小村入梦甜悠悠。

  他会唱很多这么热烈欢乐的歌儿。他接着说：

  “后来，她坐在门槛上睡着了，屋子里冷得要命，我拉她拉不动，差点没把我们冻死……“今天早晨，我说：‘你醉得真厉害！’她说：‘没什么，你再等一等，我很快就会死的！’”

  楚尔卡说：

  “是的，她快死了，全身都肿了！”

  “你可怜她吗？”我问。

  “怎么不？她是我的好妈妈……”维亚赫尔说。

  我们知道他母亲常打他，可是我们又都相信她是个好人！

  有不走运的时候，楚尔卡也会提议：

  “来，咱们每个人凑一戈比给维亚赫尔的母亲买酒吧，要不她会挨揍的！”

  维亚赫尔非常羡慕我和楚尔卡，因为我们两个识字。

  他揪住自己的尖耳朵，细声细气地说：

  “埋了我的莫尔多瓦女人之后，我也去上学，我给老师一躬到地，让他收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