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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宰相牛仙客“非才，滥登相位”，并援引谶书为证。没想到，此举犯了玄宗的大忌，当即下令杖责周子谅，将他活活打死。这时，李林甫认为时机难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啊！”于是，玄宗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永远不许他返回京城。随后，在李林甫的怂恿下，玄宗下诏废去太子瑛，命他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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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盖世”的贾似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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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1213～1275年），字师宪，台州天台（今浙江台州）人。此人其貌不扬，原本是一个轻薄寡耻，经常出入青楼的“【创建和谐家园】”。
他的姐姐被选入皇宫，因为姿色超群而受到宋理宗的宠爱，被封为贵妃。从此，贾似道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嘉熙二年（1238年），通过一场“徒有虚名”的科举考试，年仅25岁的贾似道就摇身一变成了太常丞、军器使。从此，他仗着姐姐作“靠山”，更加放荡不羁，白天出入于秦楼楚馆，夜间则泛游西湖，整日过着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
一天夜里，理宗信步来到御花园，凭栏远望，只见西湖上波光、灯火遥相辉映，歌舞之声隐约可闻。这时，理宗叹了一口气：“这一定是贾似道在宴饮取乐。”然后，派人一打听，果然不错。
不过，要说贾似道这个人不学无术，只知道寻欢作乐，那也太低估他的“政治能量”了。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腐朽的官僚家庭，对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自幼耳濡目染，无师自通，所以，没过几年功夫，这位“国舅爷”就已经进入了“宰执”的行列，做到了“知枢密院事”的高位（当时才41岁），一时权倾朝野。
且说从高宗到理宗，南宋的皇帝都换了好几位，可是北方金国的侵扰、欺凌倒是日甚一日，南宋帝国从皇帝到平头老百姓竟没有过上一天“扬眉吐气”的日子。这时，一个更加强悍的民族——蒙古开始在北方崛起，并派使者王檝前来游说南宋君臣，希望蒙宋结盟，共破金国，并许诺将河南的土地归还大宋。可笑的是，南宋的庸君懦臣又忘记了宋徽宗联金灭辽的教训，贪图小便宜，只顾“眼前之利”，不顾事后之危，轻易与蒙古订立了盟约。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派大将孟珙北伐，与蒙古合兵一处，灭掉金国。不料，强悍的蒙古人却践踏了盟约，派兵攻打南宋。这场蒙宋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到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举兴兵伐宋，大汗蒙哥兵分三路：自己率兵进攻四川；弟弟忽必烈进攻鄂州；元帅兀良哈得由云南进入交趾，然后北上。南宋王朝真是倒霉，才离虎口，又入狼群！
宋理宗闻讯，非常恐慌，忽然想起了平素喜欢说大话的小舅子贾似道，认为他既然敢吹牛皮，肯定有两下子，便命他统率大军奔赴汉阳前线。为了给贾似道壮胆，理宗又在临行前来了个“突击提干”，任命他为右丞相。
真是可怜得很！这位素来只知眠花宿柳的花花太岁，一走出秦楼楚馆，来到两军战阵，一见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早就吓破了胆，哪还谈得上跃马横枪、统率三军？更何况，对于打仗他根本就是外行。不过，作为元帅，贾似道虽然不懂，还得不懂装懂，否则着实有损这位宰相大人的威风。于是，独断专行、瞎指挥等错误就层出不穷，导致宋军节节失利。
到最后，连大将高达对“贾宰相”都失去了信心，只好拒绝执行他的指令，曹士雄、向士壁等将领也不买他的账。对此，贾似道虽然恼火万分，但大敌当前，他也无可奈何，便私下派人去与蒙古人议和，并擅自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这时，蒙古军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士气方盛，对议和不感兴趣，他的“如意算盘”破产了。
不久，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四川【创建和谐家园】。正在汉阳前线的忽必烈闻讯后，急着要赶回去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就准备火速班师。一探得这个“最高机密”，合州守将卫坚立刻派人飞报贾似道。这位贾相爷倒好，不是利用敌人无心恋战之机一举破敌，而是赶紧派使者再次去求和，并表示：愿意称臣，以长江为界，每年进贡白银20万两、绢20万匹。此时，忽必烈归心似箭，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拍板同意，然后率军拔营北归，只留下张杰、阎旺率领少数人马，接应正从湖南北上的兀良哈得。
在与兀良哈得会师后，蒙古军撤到新生矶，准备渡江北还，这就为南宋一举歼灭这支蒙古军提供了大好时机。不过，这位贾大帅倒好，只是采纳了刘整的计策，命大将夏贵切断浮桥，杀伤垫后的敌军170人。与已经撤走的数十万蒙古军相比，这个数目简直是微不足道，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个芝麻。但是，在贾宰相的历史上，这可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捷”，难怪他要借题发挥，向朝廷“报捷”：
“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远在临安的宋理宗接到这个“特大喜讯”后，真是心花怒放，还当自己慧眼识人，选中了一位军事奇才，便立即晋封贾似道为太子少师、卫国公，并亲自草拟圣旨，嘉奖这位“功高盖世”的贾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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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贾贵妃的怂恿下，理宗又命文武百官出城30里，欢迎贾似道“凯旋”！
这位贾宰相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与蒙古军作战时，他是一个孬种，但在与政敌交手时，他可是厉害得很！
想当初，贾似道在汉阳前线督战时，正执掌朝纲的左丞相吴潜采纳了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命贾似道将指挥部转移到黄州（今湖北黄岗）。这黄州虽然地处长江下游，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蒙古军早就对它虎视眈眈。所以，一接到调令，贾似道就惊呼：“吴潜啊！吴潜！你竟然要借蒙古人的刀置我于死地，我又哪里得罪你了！”不过，“军令如山”，贾宰相虽然心里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也只好硬着头皮，命亲信孙虎臣率领700名精锐骑兵护送自己去黄州。
一行人马刚到茅草坪，就有向导前来报告：“前面有一队蒙古兵正往这里开来！”贾似道一听，顿时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地跳下马来，躲到路旁的草丛里。这时，贾宰相已经泪流满面，只当自己半世的荣华富贵今日休矣！
可是，等这些“蒙古兵”来到眼前，贾宰相才发现并非什么“虎狼之师”，而是蒙古人押送俘虏的队伍，为首的是南宋降将储再兴，他正骑在一头牛上，一颠一簸地赶路。这回，贾宰相可神气了，赶忙把孙虎臣叫来，对他“面授机宜”。然后，孙虎臣呼啸一声，大家一齐冲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活捉了储再兴。这时，贾宰相急忙擦干眼泪，又抖擞精神，奋笔疾书，向朝廷报告“茅草坪大捷”的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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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盖世”的贾似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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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从此可是把吴潜给恨透了，就经常派人去临安打探消息。没多久，这些人就回来报告：在指挥作战时，吴潜经常不请示皇帝，就先斩后奏；理宗欲改立次子赵孟启为太子，遭到吴潜的反对。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贾似道就“迫不及待”地奏了一本，建议改立皇太子。理宗看后，自然对“贾爱卿”非常赞赏，认为他既有“军事才华”，又具有独到的“政治眼光”。随后，贾又指使亲信沈炎上表弹劾吴潜目无圣上、指挥无方，致使全、衡、永、桂等州被蒙古军攻陷。理宗本来就对吴潜不满，所以他当即御笔一挥，就把“吴宰相”流放到循州，并提升贾似道为“当朝宰相”！
其实，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鼠肚鸡肠”：凡是对他“不敬”的人，他都是睚眦必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汉阳前线曹士雄、向士壁对他不够“尊敬”，贾似道就给他们扣上了一个“【创建和谐家园】军饷”、“侵盗官钱”的罪名，贬谪到偏远之地。大将高达仗着自己勇武过人，经常嘲笑贾似道：“彼何能为哉？”每次作战前，都得要“贾大人”亲自来“请”，高达才肯出战。为了讨好贾似道，大将吕文德曾当面呵叱高达：“贾大帅在此，你敢怎么样？”对这一切，贾似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所以，在“奏凯还朝”后，他多次在理宗面前“告御状”，想害死高达。幸亏理宗明鉴，认为高达有大功，没有同意。不过，在论功行赏时，贾似道却耍了一个小花招，把那位军事才能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吕文德排在第一位，而把骁勇善战的高达放在后面。
最后，等他把这些不顺眼的人一一打发干净，贾宰相又动开了“脑筋”，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人编撰了一部《福华编》，颂扬他在汉阳前线抗击蒙古军时立下的“赫赫战功”，好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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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且过，太平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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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历代王朝，在皇权体制下，就有那么一些宰相，如冯道、曹振镛之流，原本庸庸碌碌，根本不是当宰相的那块“料”，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爬上了宰相的高位。
所以，当上宰相后，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敢放开手脚，经常是模棱两可，一味地摇摆于皇帝和权贵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可悲的是，在皇权社会里，这种“尸位素餐”的宰相往往是无灾无难，偏偏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也许，中国的皇帝就喜欢这样的“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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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政治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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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前后不过54年的光景，却跟是走马灯似的，总共换了5个朝代，出了十几位皇帝。古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既然短命，当然会有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当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垮台而成“过眼云烟”。但是，也有一个人创造了“政治奇迹”，在这不断的王朝更迭中，他竟然泰然自若，从未跌倒过，他就是“长乐老”冯道：终其一生，先后在5个政权当官，侍奉过10位皇帝，均能处变不惊，进退得当。
那么，是不是冯道先生怀抱“经天纬地”之才，这么多皇帝都离不开他呢？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政治上既无多大建树，又没有什么气节，一旦大难临头，他就会比泥鳅还滑，另攀高枝，溜之大吉。这位冯大人毕生追求的只是【创建和谐家园】厚禄，从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背君弃国对他来说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河北瀛州景城人。相传，在未成名时，他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唐朝末年，冯道曾在幽州大军阀刘守光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刘守光失败后，他转而投靠大宦官、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对他很器重，任命他为巡官，不久又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后，冯道便官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唐明宗时，他再拜端明殿学士，并当上了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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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在契丹的武力支持下，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倒好，“打个包”，又来投奔后晋。经过一番巧言游说，石敬瑭仿佛被灌了一碗“迷魂汤”，竟然任命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晋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上台，冯道又被加太尉，封燕国公。
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晋出帝被俘，后晋的大臣们或死或逃。至于冯道先生，依然是“临危不乱”，就像一位没事人似地前来朝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起初很生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冯道，你在后唐曾事奉四位皇帝，可谓‘君恩深厚’。后唐灭亡，你又投靠后晋，也经历了两位皇帝。如今，你竟然还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我怎么能相信你？”要是别人，这时恐怕早就羞愧而死。冯道的脸皮大概特别厚，所以能“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听耶律德光责骂。
最后，耶律德光骂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既没有城池，又没有军队，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讽他：“那你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冯道一听，故意装疯卖傻：“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儿！”听了这话，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冯道，你倒也乖巧。我再问你一句，如何救得天下苍生？”冯道答道：“此时佛出救不得，只有皇帝陛下救得。”耶律德光大喜，当场封冯道为太傅。
后来，契丹军队北归，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来归附，被封为太师。几年后，郭威灭掉后汉，建立后周。冯道先生“处变不惊”，依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来到郭威的旗下，凭着两排伶牙利齿和一张老脸，博得太师兼中书令的位子。
三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这位柴荣先生可了不得，他是郭威的养子，其文治武功在五代可谓“空前绝后”。他刚即位，北汉就对其来了一个“下马威”，大举进攻上党。柴荣闻讯，急忙召见群臣，说：“我国新有大丧，北汉欺朕年少，以为朕一定不敢出兵迎战。眼下，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击败敌军，朕准备亲自出征！”
这时，冯道却站出来劝阻。起初，柴荣感到很奇怪：“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朕为何不可？”冯道欺负柴荣年幼，所以出言无忌：“依为臣看，陛下还比不上唐太宗！”柴荣一听，勃然大怒。原来，他早就看这个已经事奉过9位皇帝的“老家伙”不顺眼，所以他立即下诏免去冯道的“太师”一职。随后，柴荣亲自率兵出征，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队。冯道这个“老滑头”过去不知闯过多少大风大浪，这回倒好，竟然在小小的柴荣这里翻了船，他不禁又羞又恼，很快就病死了。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位冯道不同于以往或以后的大多数奸臣，他从不盛气凌人，仿佛是一位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当后唐、后梁两军在黄河沿岸决战时，冯道住在一个茅庵里，晚上他就睡在一捆枯草上。当时，有一位朋友怕他晚上寂寞难熬，就把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一个美女送给他，冯道实在推辞不掉，就将她安置在别的屋子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冯道又将她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因而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五代时期，天下纷纷扰扰，战乱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起“政治不倒翁”，非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亲自著书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光荣史，自号“长乐老”，给自己戴上一顶“高帽子”：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读后真是令人作呕！看来，在厚颜【创建和谐家园】上，冯道大概是天下第一人、古今中外第一人，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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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清代，在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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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其固宠也让人吃惊。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却见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节庆典，曹振镛被赐予双眼花翎，他们曹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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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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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创建和谐家园】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这种圆滑、颓废的官场习气，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讽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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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一剪梅》，可以说是对曹宰相“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做官真经的绝妙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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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帝王的“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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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是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学习知识，既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又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是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中，活跃在“权力场”上的主要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
不过，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天下定于一尊”，士大夫的出路非常狭窄，入仕做官是最理想的人生设计。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只能像被豢养的狗一样，纷纷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向皇帝讨饭吃，成为帝王的“网中鱼”。
因为天下文人太多，【创建和谐家园】需要的少，供远远大于求，对专制帝王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充分的挑选余地，自然不需要珍惜。反之，为了衣食富贵，士人们奔走在“羊肠小道”上，必须多方钻营，一方面互相争斗，抢夺那一点残羹剩饭；另一方面，对专制帝王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希望能分享到一点点“龙恩雨露”。
纵观皇权社会，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他们始终是专制帝王的奴仆和工具。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脱离“权力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由于士大夫们的一生总要围绕着皇权和权力场进退取舍，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虽然掌握着知识，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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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