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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云：“爵以驭其贵。”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上，大小官吏们追求的核心就是一个“官”字，因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拥有了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投身权力场的人来说，这个“官”字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就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对于那些在宦海中沉浮的臣子们来说，对【创建和谐家园】厚禄的追逐无疑是他们为君主效力的最重要的动力。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利用官爵来驾驭、控制臣下，这是他们手中“屡试不爽”的“法宝”。当大臣们为皇帝一次又一次给予的加官进爵而弹冠相庆时，同时也自然会为“龙恩浩荡”而山呼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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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今山东寿光）人。他自幼博学多才，喜欢阅读兵书战策，气度宏远，当时的浮华之士都拿他取笑，说他是一个“痴人”。

  　　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权臣桓温第一次挥军入关时，王猛披着一件破长袍来见他。当着“桓大将军”的面，王猛一面摸着破衣服里的虱子，一面大谈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见了，大为惊奇，认为他是一位“当世奇才”，拜他为督护，委以重任，并邀请王猛与他一起回南方。

  　　对于“桓大将军”的这番好意，王猛有点举棋不定，就回华山请教老师。没想到，老师的态度“斩钉截铁”：“你怎么能和桓温相处呢？依你的才华，在北方也不愁富贵，又何必舍近求远？”所以，王猛就没有和桓温一起南下。

  　　当时，前秦的东海王苻坚素有大志，要创立一番事业。一听说王猛的“大名”，他就派人携带重礼聘请他。等两个人一见面，便推心置腹，宛如平生好友，王猛成为苻坚的主要谋士。得到王猛后，苻坚真是“如虎添翼”，很快就发动政变，登上了大宝。

  　　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即位后，立即重用王猛，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法制严明，豪强们规规矩矩，谁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一时间秦国大治。苻坚大喜，觉得自己真是没有看错人，便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一年之内5次提升王猛的官职，让他做到了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当时，苻坚对王猛真是言听计从，荣宠莫比。

  　　这时，东方的前燕内部矛盾激化，皇室又起内讧，大将慕容垂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前来投奔前秦。苻坚素来爱惜人才，自然大喜过望，一面派人迎接慕容垂，一面命王猛加紧谋划进攻前燕。

  　　太和五年（370年），王猛率领邓羌、杨安、张蚝等十余名大将、精兵六万大举伐燕。临行前，苻坚亲自为他送别。当时，苻坚表示：自己将坐镇长安，支援前线；王猛可以专心伐燕，不要有后顾之忧。

  　　为了报答苻坚的大恩，王猛挥军东进，一路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了壶关、晋阳等战略要地。没多久，前秦军队和燕军主力在渭源遭遇，准备展开决定两国历史命运的“决战”。

  　　就在决战前的一天晚上，前秦小将徐成不慎犯了军规，依照军法应当处斩。因为徐成是大将邓羌的部下，所以邓羌出面替徐成求情。哪知道，王猛这个人倔得很，就是不买他的账。邓羌大怒，气冲斗牛，扬言要与王猛决斗。这时，王猛急忙派人告诉他：“刚才，我只是试探一下将军。既然您对自己的部将尚且如此爱护，对国家一定会忠心耿耿！”

  　　第二天决战前，两军摆开阵势，燕军有好几十万，一望无际。这时，王猛计上心来，便故意“激”邓羌：“现在敌军众多，只有将军你出战才能马到成功。”邓羌却乘机摆开了架子，和王猛讲开了“条件”：“除非你答应让我做司隶校尉！”王猛有些为难，认为他开的条件太高：“战后，我保你能当上安定太守、封万户候。至于‘司隶校尉’那样高的职位，我可不敢答应你！”

  　　说话间，两军已经开战，秦军不利，开始退却。可是，邓羌乘机耍开了无赖，躲在军帐中不出战。王猛最后狠了狠心：“也罢！只要将军出战，我就把自己这个‘司隶校尉’让给你！”于是，邓羌就在军帐中摆开酒席，猛灌了一通老酒后，与徐成、张蚝等人飞身上马，冲入燕军大营，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斩将夺旗，杀得燕军抱头鼠窜。才半天的时间，秦军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举歼灭十几万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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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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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前燕后，王猛又写信给割据凉州的军阀张天锡，向他陈明利害。结果，不用一兵一卒，张天锡就向苻坚“俯首称臣”。苻坚大喜，立即提升王猛为大丞相，总理朝政。随后，在王猛的指挥下，前秦军队又攻取了梁州、益州，西南地区都划入前秦的版图。

  　　到王猛逝世前，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当时，苻坚与王猛的关系非常融洽，只有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才可以相比。所以，苻坚经常对太子说：“汝事王公（指王猛），如事我也！”

  　　不幸的是，到了宁康三年（375年），王猛就一病不起，享年51岁。在弥留之际，苻坚亲自前来看望。这时，王猛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南方的东晋虽然地域狭小，毕竟是华夏正统，我们应该与他们和睦相处！鲜卑、羯羌和我国是世仇，如果留着他们，将来必为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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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宋太宗：对杨业“示以恩宠”

  　　在皇权专制时代，对于那些投身于权力场的人来说，主要有三样东西在吸引他们的眼球——权、利、名。对于臣下来说，君主可以给予他们【创建和谐家园】厚禄，可以满足他们对权和利的渴望。至于名，一些专制帝王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经常玩弄一些无形的手法，通过某种表示，给予臣下某些特殊的荣耀和宠遇，使他们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对皇帝感激涕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一直在中国流传很广，脍炙人口。可是，谁又知道，身为北汉“降将”，杨业为什么会对大宋朝廷那么“忠心耿耿”？

  　　原来，杨家本来是麟州（今属陕西神木）一带的土豪，在当地也是一霸。在五代时，像杨家这样的“草头王”有很多很多。杨业，便是武侠小说里的“杨老令公”，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精湛。平时，大家出去打猎，杨业得来的猎物总比别人多一倍。所以，他曾经自信地说：“如果我当了将军，带兵打仗，也会像今天驱使鹰犬追逐野兔一样所向披靡。”后来，杨业投奔北汉，成为北汉国主的养子，改名为“刘继业”。在北汉，他前后当了20年的将军，屡立战功，人称“杨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讨伐北汉。经过一番苦战，北汉国主穷途末路，被迫出城投降，只有杨业不肯归降，仍然坚持抵抗。宋太宗早就听说“杨无敌”的英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便命北汉国主出面劝降。直到这时，杨业才痛哭一场，放下了武器。在归顺大宋后，宋太宗命他复姓杨，单名业，给予他很多赏赐，命他保卫北部边疆。从此，杨业又忠心耿耿地为大宋而战。

  　　当时，杨业驻扎在代州，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平时，将士们就是穿着毡衣皮裘，还要躲在大帐里面烤火取暖，惟独杨业每天穿着单衣，在露天里督促大家练武，旁边也不生火，身旁的侍卫经常冻僵倒地，而他却照样谈笑风生，众将士都对他敬佩不已。

  　　第二年，北方的辽国发兵10万进攻雁门关，杨业奉命率兵迎敌。这时，他领着几千精兵，绕到辽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打得辽兵丢盔弃甲。从此，辽兵经常是一见到写着“杨业”二字的旌旗，便望风而逃。因此，杨业受到了宋太宗的特别嘉奖。

  　　当时，在与辽军作战时，其他将领带领的宋军经常打败仗，所以，一些将领对杨业这个“降将”非常嫉妒，就经常向皇帝打“小报告”，这个说杨业【创建和谐家园】军饷，那个说杨业暗中勾结辽国，将对大宋不利。可是，宋太宗看后，只是付之一笑，还把这些奏章“原封不动”地转给杨业。杨业看后，对宋太宗真是“感激涕零”，从此对太宗皇帝更加忠心了。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第二次北伐，进攻辽国。当时，宋军兵分三路，宋太宗命东路军和中路军慢慢进军，以牵制辽军主力，而让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迅速插入敌后，打击辽军。

  　　起初，西路军以杨延昭（杨业的儿子）为先锋，一路势如破竹，把辽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很快就攻占了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这时，东路军、中路军见了，非常眼红，便沉不住气了，不顾宋太宗的部署，挥军冒进，结果被辽军打得大败。宋太宗知道后，惟恐西路军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急忙命令他们撤退，并将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入内地。

  　　接到命令后，杨业对潘美说：“现在辽军势大，我们不能正面迎战，可以让百姓们先走，再派3000【创建和谐家园】手在沿途阻击，并派一些骑兵骚扰敌军，我军就可平安撤回。”

  　　可是，众将早就对杨业嫉恨在心，所以都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撇着嘴冷笑。监军王诜仗着“钦差大臣”的身份，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有数万精兵，还要胆小如鼠吗？只要正面迎战就行了！”其他几个将军也跟在后面起哄，连声说好。

  　　杨业一听，可真着了急：“万万使不得，这是下下之策！”王诜却瞪起了一双白眼珠，指着杨业的面门吼道：“杨业，你号称‘杨无敌’，却遇敌不战，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一听这话，杨业的脸涨得血红，急忙争辩：“我杨业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现在，形势对我军不利，如果白白牺牲，又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一个降将，本来应该被处死，皇帝陛下非但不杀我，还让我继续带兵，对我真是有天高地厚之恩。既然你们责备我不肯死战，那我就先去迎敌吧！”

  　　临行前，杨业哭着对潘美说：“元帅，请您一定要在陈家谷口设下埋伏，等我转战至此，就对辽军来个两面夹攻。否则，我们就真要全军覆没了！”潘美也不禁被感动了，连连点头：“杨老将军，请您不必担心！”

  　　杨业率军出发后不久，就遇到了辽军主力。由于辽军人多势众，杨业的部队又很少，寡不敌众，便向陈家谷口且战且退。

  　　这时，潘美等人在陈家谷口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中午，还未见到杨业的踪影。监军王诜站在一旁，恨恨地说：“杨业肯定是打了胜仗，我们可不能让这小子一个人抢了头功啊！”众将一听，便带着部队往陈家谷外跑。潘美急忙下令不许跑，却制止不住，只好随着他们奔过去。可是，他们只跑出二十来里，就遇到了前方退下来的败兵。一听说前面打了败仗，众将可就慌了神，再也不去和杨业争什么“功”了，转身就往雁门关内逃去。

  　　没多久，杨业转战至陈家谷口，本指望潘美等人来接应，却连一个宋兵也没有。望着空空荡荡的陈家谷口，杨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他手下还有一百多名亲兵，杨业急忙告诉他们：“你们个个都有父母妻儿，快点儿逃走吧！”可是，众亲兵跟随杨业多年，都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人肯离去。

  　　不一会儿，大队辽军追了上来，这一百余人浴血奋战，无一人生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倒在血泊之中。最后，杨业受伤数十处，被辽兵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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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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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辽兵押着杨业，准备回去报功。在半路上，杨业看见路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李陵碑”三个大字，便仰天长叹：“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我本想杀敌立功，作为报答，却被奸臣嫉恨，被迫走上绝路。现在，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异邦苟活下去？”说完，杨业抢行几步，冲着“李陵碑”一头撞去，壮烈殉国。

  　　看来，宋太宗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只是把别人打的“小报告”交给杨业，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使杨业对他“感激涕零”，简直比给予【创建和谐家园】厚禄还要厉害。所以，“示以恩宠”可以说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手段，是一种最为高明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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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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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朝贞观年间，西域进贡了一匹宝马“狮子骢”，能够日行千里，但是性情暴躁，没有人能驯服它。这时，武则天却说：“我只要三件东西就能降服这匹马：一支皮鞭、一柄铁锤、一把锋利的刀子。我先用皮鞭把马打得皮开肉绽；要是马还不听话，就用铁锤敲它的脑袋，使它痛彻心肺；如果还不能制服它，就用刀子割断它的喉咙！”

  　　在这里，武则天讲的虽然是制服烈马的方法，但是这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驾驭天下臣民，即严刑酷法，这也是最高统治者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

  　　如何更好地驾驭群臣，使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这是许多专制帝王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赏赐笼络固然是一个办法，但还不够，有时甚至行不通，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如果臣下受到的封赏太多，还可能反过来威胁皇权，甚至会出现“奴大欺主”的现象。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交替使用赏、罚二柄，胡萝卜和大棒并用，恩威并施。在很多帝王看来，刑罚甚至比赏赐更重要、更容易见效，因为赏赐只能诱导、激励臣下，诱使臣下为皇帝效力；而刑罚则是威慑、胁迫臣下，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不得不为皇帝卖命。

  　　对此，曹操有一句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是专制帝王们的共同心声。反正，只要能驾驭臣下，中国的皇帝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

  　　1． 周勃父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处死人也要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罪名。这是小人们的一项“基本功”。为了陷害别人，即使对手并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的手里，但这也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魔术师”，可以“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出许多罪名来。

  　　乍看起来，给对手加一个“罪名”似乎要比随意杀人符合人道精神，实际上却为某些暴君滥杀功臣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专制国家建立的初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汉初年，周勃父子的遭遇，可以说是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先河。

  　　原来，周勃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对他十分倚重，对他的评价是“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所以，在临死之前任命他为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周勃果然不负重托，在关键时刻铲除吕后余党，迎立代王刘恒（即汉文帝），使刘家的天下转危为安。

  　　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开国功臣陈平主动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他，而自己屈居“左丞相”。后来，周勃自觉能力比不上陈平，便主动辞职，让陈平“专为丞相”，但在陈平死后，他又当上了丞相，位极人臣。此外，他和汉文帝还是儿女亲家。像他这样有大功又位高权重，而且和皇帝是亲戚的大臣，历代王朝能有几人？

  　　可是，在退休后，这位周勃大人却被人诬告“谋反”，被廷尉逮捕，结果在监狱里吃了好多苦头。后来，还是他善于善随机应变，花重金买通了一位狱吏，托人传递消息，请身为“当朝公主”的儿媳妇进宫向薄太后（汉文帝的母亲）求情，才被释放。等走出牢门，周勃不胜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我曾经统率雄师百万，到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写到此处，我不禁鼻子一酸：倘若周勃没有和皇帝联姻，这次他恐怕真是在劫难逃了！不过，他总算走运，最终脱离了牢狱之灾。而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周亚夫可就要惨多了！

  　　周亚夫自幼通晓军事，也是汉朝初年的一位名将，所以汉文帝临终前专门叮嘱太子：“若遇到危急之事，周亚夫可以依靠！”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叛乱，声势浩大。汉景帝手忙脚乱，忽然想起了周亚夫，急忙任命他为太尉，率兵迎战。

  　　在这场战争中，周亚夫运筹帏幄，指挥若定，终于平定了叛乱，使天下重新归于安定，真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不过，他却因为顾全大局，不顾皇帝的谕旨，没有派兵救援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得罪了这位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这就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不久，景帝要废去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使汉景帝很不高兴。稍后，窦太后让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作为丞相，周亚夫却很是“邪门”，竟然搬出汉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认为王信没有资格封侯。一句话，就把皇帝陛下、窦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这时，梁孝王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讲他的坏话。汉景帝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了恶感，在赐给他肉时不给筷子，故意冷落他。最后，连周亚夫也觉得自己在朝中待不下去，就称病辞职。汉景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将他免职。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创建和谐家园】，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创建和谐家园】，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创建和谐家园】，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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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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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专制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 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专制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太监冯保的私交不错，取得了内廷的支持。其实，张居正这样做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凭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万历年幼，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自然要设法取得冯保的支持。

  　　当然，张居正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尽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万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张居正深知万历还是一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当初，高拱曾说万历是一个10岁的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这句话虽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但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所以，张居正对小皇帝进行严厉管教，其“不敬”的程度当然要远远超过高拱那句话，以至于只要一听说“张先生来了”，小万历就打心眼里害怕。不过，张居正后来也为自己这种轻率的做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这时，万历已经21岁了。在悲伤之余，他也隐约感到了一些轻松，因为那位令他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张居正一死，冯保就失去了“政治靠山”，铲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当初，冯保依仗李太后的宠信、张居正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小皇帝管制过严，必然要引起反弹，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也在意料之中。这年十二月，万历下了一道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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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既然冯保可以被推倒，张居正又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就像雪片一般飞来。打响头一炮的是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率先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万历看后，正中下怀：只有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打倒，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所以，尽管杨四知的奏章写得空洞无物，却给万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正好把自己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发泄出来：

  　　“（张）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原来，张居正死后，一些反对派就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生前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在不知不觉之中，万历也受到了影响：原先那位令他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经逐步被欺君害民、卖官鬻爵、任人惟亲的“奸臣”形象所取代。

  　　对于张居正的政治清算逐步升级！起初，张居正被剥夺了生前曾获得的“太师”的头衔，几个儿子也被罢官。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下，为了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湖广的地方官员立即派人封锁张府，不许任何人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抄。没想到，钦差姗姗来迟，却导致张府饿死了不少人。

  　　按照万历的估计，张居正这个“大【创建和谐家园】犯”死后留下的家产一定非常“可观”。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多少值得瞩目的奇珍异宝。于是，钦差大臣就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逼供，张敬修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自缢身亡。临死前，他留下了一纸“绝命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不过，既然抄了“张先生”的家，万历皇帝当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到底是什么罪名，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明察秋毫就行了。在张府被查抄4个月后，万历终于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按照这些“罪名”，张居正罪大恶极，本该“剖棺戮尸”，还是“龙恩浩荡”，加恩宽宥。对于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万历“格外开恩”，还给她保留了空宅1所和1000亩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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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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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张居正的问题上，万历皇帝玩弄的是一种高超的驭臣权术：即便你功劳再大，哪怕是朝廷重臣，朕照样可以治你；即使生前不能把你怎样，在你死后朕也可以让你全家不得安宁，瞧以后谁还敢专权？

  　　就这样，“张居正时代”凄凉地结束了。在事过境迁之后，许多人才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再出一位类似的人物来扭转乾坤。所以，天启二年（1622年），皇帝下诏，给张居正【创建和谐家园】，恢复官爵，并发还张府没有被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8年），朝廷又恢复张居正的官荫与诰命。后人有感于此，曾在江陵的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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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秘诀之五：深藏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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