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全面升级。您可以访问最新站点。谢谢！
在这个皇权社会里，法律就好像是沙漠里的“内陆河”一样，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当专制帝王需要法律时，法律就出现了；要不然，法律便消失了。正如《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皇权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只有专制皇权，而没有法律的国家。
早在公元前5世纪，魏国的李悝就著《法经》六篇，这是历代法律家的始祖。公元前4世纪，商鞅在秦国变法，多次修订《秦律》。不过，无论是李悝，还是商鞅，他们都主张君权至上，专制帝王们说出来的话就是“诏令”，把这些话正式规定下来就是“法”，所有臣民必须绝对遵守，不得怀疑和反抗，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秦朝建立后，李斯又集法家之大成，制定出一整套法律。
汉朝初年，由丞相萧何制定的律令，基本沿袭了《秦律》。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又给残酷的法律披上了一件“儒学”的外衣。当时，国家的法、律和令增加到359章（在西汉初期只有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共1882目；死罪例13472条。如此烦多的法律条文，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弄不清楚，就连掌管刑法的官吏也很难掌握。于是，办案的官吏只凭贿赂有无和多少，随便判罪，草菅人命、贪赃枉法的事件层出不穷。“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也就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
到了晋武帝时，对法律进行省简，订成新律，并把死罪条目悬挂在亭馆、旅舍，使老百姓知道，以减少犯罪。但是，司马氏集团是一群吃人的恶魔，他们经常为所欲为，不按法律办事，只有愚昧的老百姓才会去逐条钻研那些律令。这是中国皇权社会最典型的一幕悲剧！
隋文帝时，改定刑律，比前朝宽松不少。但是，一到隋炀帝手里，法令又变得残酷起来，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好揭竿而起。
唐朝建立后，于贞观十一年（637年）颁布《唐律》、《唐令》。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人撰写《唐律疏议》，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律书。从唐朝以后，历代王朝对律令多少有一些删改，但都是“换汤不换药”，无法约束专制帝王的恣意妄为。
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才姗姗来迟，而主持制定它的人竟然是著名的“老佛爷”——慈禧太后。
众所周知，慈禧曾亲手扼杀了“百日维新”，并训斥坚持变法的光绪帝：“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却受小人鼓动，胡作非为。难道康有为的法能胜过‘祖宗之法’吗？你真是昏了头！”
可是，在摧毁“百日维新”之后的第三年（1901年），慈禧竟然亲自举起变法维新的大旗，并公开宣布：
“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惟有变法，舍此更无他策。”
那么，这个“戊戌变法”的“掘墓人”，为什么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实行变法呢？
原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西逃，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才勉强保住了统治地位。当时，清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直到这时，慈禧才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幻想凭借变法来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
------------
法治还是人治？（2）
------------
当然，慈禧的变法也是有“度”的。变法一开始，她就公开宣布：
“世上有万古不易之常经，却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如同琴瑟之改弦。”
这段话，堪称是慈禧变法的纲领和指导方针，也就是说：变法只能修修补补，不许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她在《钦定宪法大纲》里明确规定：
“君主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
天啦，这哪里是变法，分明是“老佛爷”在变着法儿欺骗老百姓！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法律在中国和西方都是“迥然不同”的。
从先秦到满清，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是由专制帝王制定、颁布，广大臣民只有遵守的义务；法律是专制帝王用来治理老百姓的工具，根本约束不了专制帝王。在皇权专制时代，有谁认真考虑过要用“法”来约束皇帝和皇权？从来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而西方却是截然不同，尽管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样的君主也曾宣布“朕即国家”，使法律和【创建和谐家园】成为国王惩治臣民的“御用工具”，但西方人很早就与“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制度展开斗争，而且直接用“法”来约束、限制专制君主。到了近代，更是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求国王和老百姓一样遵守法律，一些法律条款更是直接冲着最高统治者。例如：英国的《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美国的1787年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在中国，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不，“戊戌变法”只是稍微动了一下“祖宗之法”，就被慈禧视为“大逆不道”，很快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皇权专制时代，中国人喊出来的最响亮的口号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根本不可能想到：“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就是王子、皇子犯了法，也不可能真正与“庶民同罪”，除非那个倒霉的王子、皇子触犯的是国王、皇帝，而不是国法，那就真的要“同罪”了，甚至被砍头。在宫廷斗争中，被杀掉的王子、皇子倒不少，国王、皇帝也不乏身首异处的，但那与“法律”丝毫不相干。
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出现一两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下诏惩处几个贪官污吏，或者是废止几条严酷的律令，就会被视为“一代明君”，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例如，汉高祖刘邦刚进咸阳时，与关中的父老“约法三章”：“杀人偿命，伤人及盗抵罪。”所以，深受关中人民的拥护，终于击败项羽，建立了汉朝。
至于那些大小官吏，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要是出现几个不太黑的“乌鸦”——清官，老百姓就会感激涕零，甚至给他们树碑立传，送万民伞，流芳百世。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在皇权社会里，像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毕竟太少，中国人越是称颂“青天大老爷”，就越说明清官罕见，整个社会非常黑暗。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呼唤“明君”和“清官”，就是因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人崇尚的是“人治”，缺乏“法治”的观念。
对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提倡“人治”（而不是“法治”）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康熙就经常对大臣们说：“天下有治人，无治法。”法律在人“奉行之善与不善耳。苟善于奉行，则地方自然受福；若不善奉行，虽有良法，岂能有济”？康熙真是会说话，他给“人治”披上了一件金光灿烂的外衣；至于法律，则被贬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
当然，康熙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是专制帝王，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一些“进步思想家”也没能跳出“人治”的思想牢笼。例如，著名的思想家魏源就曾鼓吹：
“医之活人，方也；杀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
魏源这段话似是而非，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人治”，与康熙倒是“一个鼻孔出气”！
强调“人治”，忽视甚至从根本上排斥“法治”，这是中世纪的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异，这也是皇权专制国家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根本原因！
------------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三：哲学
------------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说军队是权力的“守护神”，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和约束权力的“利器”的话，那么哲学就是专制权力的“灵魂”和“辩护人”。
------------
哲学是权力的“灵魂”和“辩护人”
------------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家们与权力走得太近，不是这种权力形式的灵魂和辩护人，就是那种权力形式的灵魂和辩护人。
在“诸子百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首屈一指的。
孔子的儒学，主要有礼乐和仁义两大部分。孔子非常崇拜辅佐成王制作礼乐的周公旦，曾一再表示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面对“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要求天下人恪守本分，各尽职责，不要破坏等级制度。所以，对不守规矩、妄自尊大的鲁国权臣季孙氏，孔子非常愤恨，曾拍案大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对于权重势大的季孙氏，孔子又毫无办法，只好迁怒于为季孙氏效力的学生冉求，公开宣布：“冉求已经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所谓“仁”，就是“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严格遵守礼制。至于“仁”的内容，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为了让人们做到“克己复礼”，孔子甚至抬出抽象的“天”和“天命”来威吓世人，宣称：“君子有三畏”，头一条就是“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总的来说，孔子创立的儒学内容非常驳杂，加上他的门徒众多，所以，在孔子死后，儒学又分裂出许多小门派。其中，战国时的荀子学说最符合皇权专制统治的需要，成为秦始皇建立皇权国家的灵魂和辩护人。对此，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
“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
那么，为什么荀子的哲学能够成为两千多年来皇权国家的灵魂和辩护人呢？因为荀子将法学的内容糅进了儒学里，并提出了“礼表法里”的主张，因而深受专制帝王们的青睐。
特别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总结诸子学说，既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又吸收了老子的道家哲学，还融会了法家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法理哲学。所以，读了韩非的作品后，秦始皇嬴政大加赞叹：“如果我能见到这个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可是，韩非来到秦国后，却被他的同学李斯害死！
不过，韩非虽死，但他的著作却被留了下来，他的法家哲学也被秦始皇全盘接受。特别是，李斯与韩非虽然是政敌，但他和韩非师出同门，在协助秦始皇制定律令时，自然是以荀子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此后，中国的法律出现了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法律仍然是荀子、韩非哲学的翻版或演绎。
但是，除了秦朝之外，历代王朝信奉的都是孔孟的儒学，孔子、孟子也成为公认的“圣人”，荀子却遭到冷落和排斥，甚至被逐出孔庙，主要是因为：荀子的学说太直截了当，【创建和谐家园】裸地替皇权专制政体充当“辩护人”，过于直白，不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
当时，荀子宣扬人定胜天，摒弃命运，不信鬼神，不法先王，指出人性本恶等，曾为皇权专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但是，仅凭荀子这种“霸道”的学说，以及韩非的刑名、法术来治理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后来，专制帝王们逐渐变聪明了，发现：在孔、孟的儒学里，有比荀、韩学说更有价值的东西——“王道”。
乍看起来，孔、孟的“王道”畏惧上天，相信命运，敬鬼神，法先王，认为人性本善，这些与荀、韩的“霸道”是“南辕北辙”。但是，这种“王道”思想却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可以从根本上瓦解天下臣民的反抗意志。
特别是，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从“不达时宜”、喜欢“是古非今”的复古之学，演变为“霸（刑名之学）王（儒学）道杂之”的新儒学，并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从此，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孔子、孟子也成为历代王朝钦定的“圣人”，而真正充当专制皇权灵魂的“荀学”却因为太直白，被迫退居下风，荀子、韩非子更是被排斥在正统的哲学之外。
一句话，还是近代思想家谭嗣同说得好：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
在这里，“乡愿”指的是那些“伪君子”和骗子。在谭嗣同的眼里，二千多年来，历代王朝都是清一色的皇权专制政体，那些专制帝王都是“祸国殃民”的大盗，他们信奉的都是荀子的哲学，全都是坑害人民的鬼话；只有大盗才信奉和鼓吹这些鬼话，也只有那些专门编造和传播鬼话的“骗子”才竭力讨好专制帝王。
谭嗣同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揭露了皇权专制国家的强盗性质和古代哲学的奴才属性，以及这种强盗权力和奴才哲学之间“互相利用”的特殊关系！
------------
中国古代哲学的“奴才化”趋势
------------
当然，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哲学并非全都是“奴才哲学”，就是荀、韩的哲学也一度是英勇的斗士，不过那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皇权专制国家之前。
大思想家荀子虽然出身儒门，但他对儒学传统的批判却非常尖锐和深刻。在《荀子儒效篇》里，他把儒家分为“俗儒”、“雅儒”、“贱儒”和“大儒”，充分表现了他对儒学的蔑视。对儒家的“法先王”，荀子坚决反对，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的主张，与儒家的复古、倒退进行坚决的斗争。
针对孔、孟“畏天命”的观点，荀子勇敢地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为即将建立的皇权专制国家提供了精神力量和理论基础。
在人性方面，荀子提倡“性恶论”，反对孔孟的“性善论”，并指出：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才能变善。
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是“礼”，荀子则把“法”糅合进“礼”中，经常是“礼”、“法”并提，从而跳出了儒家的“礼”的窠臼。
如果说荀子对儒家的批判还主要是在宏观上、理论上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从具体的政策、措施入手，而且十分尖锐，毫不含糊。在韩非子那里，儒家的“礼”被抛到一边，直接提出了“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的主张；主张依法治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虽然韩非出自荀子门下（儒学的一支），也算是出身于儒家，但他的哲学已经和儒学大相径庭，甚至势不两立。当时，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指出儒家“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并明确提出：
“古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在韩非那支犀利的笔下，孔孟儒学被批驳得一塌糊涂，难怪为韩非所倾倒的秦始皇后来会对儒生大开杀戒，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情来。
在否定复古、倒退的孔孟儒学，为新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鸣锣开道”的战场上，荀子师徒精神抖擞，一往无前，为中国第一个皇权国家——秦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们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斗士”。但是，在秦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逐步确立，作为替这种权力形式呐喊和战斗的荀韩哲学，也就逐步由斗士变成奴仆。
西汉中期，董仲舒对孔孟儒学进行改造，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为了笼络人心，从汉朝开始，专制帝王逐步把“独尊”的地位交给儒学，因为在儒学的外面披着一件“王道”的外衣，不像荀韩哲学那么面貌狰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感。
从此，儒学就成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声音，其余诸家学说或者退居幕后，或者销声匿迹，中国哲学也逐渐成为专制皇权的“奴仆”。在专制帝王的身边，聚集着各色各类的儒生，有的充当牧师，有的争做奴才，偶有一两个“离经叛道”者，轻则被羞辱、诟骂，重则遭囚禁，甚至被明正典刑，株连九族。
古往今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清初著名学者钱湘灵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
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心态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在严密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都“不曾出户一步”、“不曾出口一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思想、哲学。在威严、肃杀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学者们能够苟全性命就算是“龙恩浩荡”了，哪里还敢随便讲话，批判专制皇权，除非他有两个脑袋！
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
“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美德。”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纵观中国历史，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专制皇权就越发厉害。特别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整套专制、独裁的国策，将皇权国家体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大清朝的高压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被扼杀，甚至用薙发留辫、口称“奴才”等规定竭力践踏人的尊严，让中国人没有半点“人”的骨气，更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思想家，有的只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奴才死罪！死罪”……
¡¡¡¡ÔÚ17¡¢18ÊÀ¼Í£¬ÖйúÈËÒÀÈ»Éú»îÔڸ߶ÈרÖƵÄÂúÇåÍõ³¯Í³ÖÎÏ£¬Î÷·½È´ÏȺ󱬷¢ÁËÓ¢¹ú×ʲú½×¼¶¸ïÃü¡¢ÃÀ¹ú¶ÀÁ¢Õ½ÕùºÍ·¨¹ú´ó¸ïÃü£¬Öð²½½øÈë½ü´ú×ʱ¾Ö÷ÒåÉç»á¡£Ö±µ½Ñ»Æ¬Õ½Õùºó£¬Öйú²Å³öÏÖÁËκԴ¡¢ºéÈÊ«¡¢Ñϸ´¡¢¿µÓÐΪ¡¢Ì·ËÃͬµÈ¸ÄÁ¼ÅÉ˼Ïë¼Ò£¬µ«Ò²ÊÇ¡°ê¼»¨Ò»ÏÖ¡±£¬ºÜ¿ì¾Í±»»ÊȨרÖÆÌåÖÆËùÍÌÊÉ¡£Ãæ¶ÔºÚ³Á³ÁµÄ¡¢Ç¿´óµÄ»ÊȨרÖƹú¼Ò£¬¼«ÉÙÊýÓÐʶ֮ʿ£¨ÀýÈ繨×ÔÕ䣩ҲÊÇÎÞÄÜΪÁ¦£¬Ö»ÓжóÍó̾Ϣ£?
¡¡¡¡¡°¾ÅÖÞÉúÆøÊÑ·çÀ×£¬ÍòÂíÆëà³¾¿¿É°§¡£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当时，中国确实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下，中国没有出现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家，更缺乏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那样大无畏的“哲学巨匠”。在一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恩浩荡”和“奴才该死”的赞美声中，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铁屋子”里，浑浑噩噩地接受奴才哲学的愚弄、欺骗，任由专制帝王摆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猛然惊醒！
所以，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权国家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了，有的只是替专制皇权涂脂抹粉的“奴才哲学”。在专制皇权的威压和奴才哲学的欺骗下，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斥着种种“奴才思想”，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就得亡；倘若不服从，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十恶不赦。
在皇权社会里，权力有三个要素，即军队、法律和哲学。几千年来，专制帝王们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运用法律管束人民，同时利用奴才哲学来欺骗、麻痹人民。如此一来，皇权专制制度就“稳如泰山”了，这就是皇权国家能够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而不倒的“奥秘”所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权力比作老虎，哲学比作人的话，那么，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是：老虎吃掉了人，而且这个被吃掉的人还“为虎作伥”，既引导老虎去吃更多的人，又蛊惑、迷乱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老虎吃掉。
总之，对于瓦解人民的斗志、巩固皇权专制制度，中国古代的奴才哲学是“功不可没”！
------------
哲学与权力的“共生共灭”关系
------------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自从有人类以来，权力就诞生了；几乎是如影随形，替权力辩护的哲学也出现了。
归根结底，哲学和哲学家无非是权力的辩护人：他们不是替这种权力形式辩护，就是替那种权力形式辩护。所以，有人甚至提出：让哲学家走出书斋，干脆由哲学家称王，从“辩护律师”的地位变成“当事人”，这就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的思想。
反过来，另一些学者试图让哲学与权力绝对分离，造就一个权力真空的世界。例如，16世纪英国哲学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的思想。在世界名著《乌托邦》中，莫尔运用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有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地方，那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剥削，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男女完全平等，都热心公共利益，一切劳动产品都属于全体人民，进行合理分配；至于管理人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不过，这个“乌托邦”虽然很美妙，但终究无法逃脱权力的支配和约束。
18世纪中叶，在《自然法典》中，法国哲学家摩莱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大同社会”。因为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劳动、休息、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有趣的是：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住的是一样的房屋。
像莫尔、摩莱里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都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私有制上，但他们刻画的“理想社会”仍然无法逃脱权力的控制。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只要有权力，就会出现为权力辩护的哲学，这是权力与哲学在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时，权力与哲学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差异：一方面，哲学依然是权力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当人们要推翻某种权力形式时，就首先要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为那种权力形式辩护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被人们摒弃，权力这只大鼎只剩下法律和军队两只足来支撑，就会摇摇欲坠了，因为法律和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法律都需要哲学来提供理论依据；如果哲学被否定了，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旦哲学、法律这两只足都垮了，权力这只大鼎就剩下军队一只足勉强支撑，这种权力形式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曾经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就是它所依靠的哲学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一旦这种信仰危机无法克服，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很快就要分崩离析，无论它当时多么强大，都是“外强中干”，无法摆脱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也不例外。
在秦始皇时，秦朝是够强大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但是，嬴政自恃强大，穷兵黩武，焚书坑儒，丧尽人心。特别是，秦二世凶残、暴虐，出现了全国性的信仰危机，结果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宣传“大楚兴，陈胜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不过，等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当上国王以后，他刚愎自用，也迅速腐化，很快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世人很快就看清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实质——只是出现了又一个“作威作福”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土皇帝”。所以，没过几个月，张楚政权就垮台了，陈胜也被部下所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迅速失败而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