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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助手杨秀清，则是做得更绝！有一天，他忽然手舞足蹈地宣称：天父上帝附体。从此，他就成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在特殊情况下，杨秀清还可以宣称上帝附体，假借“天父上帝”的名义责问甚至鞭笞洪秀全。
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以“上帝”的名义号召群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不久，洪秀全打进南京，在那里当上了“天王”，杨秀清当上了“东王”，下面还有北王、翼王等一大堆王。太平天国建立了！这时，洪秀全虽然没有自称皇帝，但他是天王，照样大权在握，可以作威作福。
在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这位“天使”曾明确宣布：世间有许多不平之事，他要把这个“乖离浇薄”、“凌夺斗杀”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话只适用于未富贵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就立即下诏，“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起初，太平军官兵之间是平等而亲密无间的，彼此之间见面也就是一拱手而已；就是群臣参见洪秀全，也只是一膝着地，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节，以至于“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但是，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就下诏，命全体官兵“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如果见到大小官员，军民人等必须“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在绝对权力的驱使下，洪秀全这个“天使”的面目越来越狰狞。当时，他长期深居宫中，头上戴着皇冠，身上穿的是绣龙描云的龙袍，说一句话就是“天旨”，“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至于他的嫔妃（也就是大小老婆），多达200人，宫女更是不计其数，其他几个王也是姬妾成群。可是，根据天平天国的“天条”，一切官兵、百姓，都不能嫁娶婚配，连娶老婆都不准，更别提生孩子了。
总之，洪秀全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至于那个神圣的光环——《天朝田亩制度》，说穿了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早就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没过多久，天王洪秀全就下诏“照旧交粮纳税”，恢复旧的生产关系，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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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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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洪秀全还亲自签署告示，明确宣布：
“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严禁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
类似的告示、命令比比皆是！
好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
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谁会想到，他们那样虔诚信奉、并为之浴血奋战的“太平天国”，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只能看到“绝对权力”又在作怪！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洪秀全这个“天使”明明知道这个非常朴素的“真理”，但他还是重蹈了“黄巢李闯安在哉”的覆辙。这个现象很复杂，我们似乎不能用一句“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来简单地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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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国家体制的悲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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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从“天使”变成“恶魔”？
有人说，权力之所以让那么多的天使中“毒”变质，甚至变成面目狰狞的恶魔，是因为这些“天使”的体内潜藏着一种邪恶之气——“权势欲”，这些人平日也许像“天使”，一旦大权在握，权力就会与肌体内的权势欲迅速结合，从而发生质变。
不过，这种看法仍然是停留在表面，失之肤浅，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天使”般的人物，他们主动放弃最高权力，结局却是“出人意料”——引发了一场杀戮，以对权力的残酷争夺而告终。下面，让我们来读一则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吴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说它特别就在于，它曾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虽然这一点没有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遗产，我们还是有责任将它发掘出来，传之后世。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很敬佩和崇拜英雄。其实，中国人真正应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非杀人如麻的专制帝王，而是那些主动“让国让权”的英雄。可惜的是，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淹没在对专制帝王的崇拜里。君不见这些年各色各类的“帝王戏”、帝王小说，一直在国内红红火火、长盛不衰？
原来，吴国的始祖是太伯、仲雍兄弟，他们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当时，周太王想把君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于是，两个哥哥——太伯、仲雍主动出走，将太子之位让给季历。在南方，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句吴”的国家，所以吴国本身就是“让国让权”的产物。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死。临终前，他想把王位传给第四子季札。可是，季札坚决不肯接受，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并留下遗言：自诸樊开始吴国的王位先不传子，而传弟，意在最终把王位传给季札。
就这样，王位传到了老三余昧手里。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余昧病死，遗命季札继位。但是，季札宁可离家出走，也不愿意当这个国王。“国不可一日无君”，最后，大臣们一商议，决定改变“兄终弟及”的定例，另立余昧的儿子王僚为吴王。
于是，在“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上，王僚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位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他坚持“兄终弟及”的原则（实际上是他想当国王），认为自己才是吴国的“合法继承人”。
“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结束让国、让权，就必须采用暴力手段，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公子光抢先发难了。
当时，通过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待勇士专诸如上宾，把“宝”全都押在他的身上。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赴宴。“宴无好宴”，王僚也很谨慎，身穿重甲，身旁又有许多士兵保护。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假装送菜，突然抽出匕首，一剑刺穿王僚，王僚当场毙命。事后，公子光如愿以偿，做上了吴王，是为“阖闾”。吴国“让国让权”的悲剧，也就此收场（阖闾死后，是他的儿子夫差继位）。
读完这则故事，真是让人心酸！面对王位和最高权力，上一代人（诸樊、余昧、季札）是谦和、仁爱的“让”，到了下一代人（王僚、公子光），就变成了残酷无情的“争”，正好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阴差阳错，这些“让国让权”的先辈们做梦都不曾想到：温文尔雅的“让国让权”非但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反而酿成了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竟然要以鲜血来结束。所以，后人从中吸取了一个“宝贵”教训：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绝对不能有“妇人之仁”，只能“先下手为强”，否则就要遭殃！这不，公子光就是一个聪明人，他下了狠心，而且下手比王僚快，结果笑到最后，还挤进了“春秋五霸”的行列，名垂青史，成为后人仰慕不已的英雄。
遗憾的是，在尧、舜、禹之后，让国让权在皇权社会就几成绝响，仅此一例，剩下的全都是尔虞我诈的杀伐。
所以，吴太伯、季札等人反而成为中国历史的“反面教材”，为后人所不齿。其实，在皇权社会的“权力场”上，根本没有让可言，“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即使你肯主动让权，又如何自保，善始善终？
看来，还是大思想家韩非子说得好：“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大搞专制、独裁，他们的资本就在于掌握了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不争何来？在这里，“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是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让权＝乌托邦”这条政治铁律的最好佐证。
皇权时代，中国实行的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让国让权缺乏制度的支撑，只能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古代，“让”最多只是一种品德（也许该称为“美德”），虽然可歌可颂，但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发展，品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能够“持之以恒”的运作机制，靠机制来约束人。
在皇权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争”才具有普遍性。问题不在一个“争”字，而在于如何“争”。是否一定要依靠暴力，要以杀戮为代价？看来，我们的先人最多只考虑过“让”，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行公平、合理的“争”。
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正因为迟迟没有确立一套文明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权力（特别是皇权）面前，大家无法“和平共处”。那时的中国人可以说是被权力这头“怪兽”弄得日夜不宁，哪怕哀鸿遍野、白骨遍地，也没有人过问。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那些异姓的“局外人”觊觎最高权力自不待言，就是在皇族内部也没有一天太平过：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哥哥杀弟弟，弟弟杀哥哥，甚至连母亲也可以杀死亲生儿子。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权”字。“权”，这个字眼，让多少人为之朝思暮想、魂牵梦绕、黑白不分，甚至六亲不认，干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千百年来，这种皇族内部的杀戮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唉，反正皇帝的大小老婆多，既然可以多生几个龙子龙孙，那么为权力的殿堂多供奉一些“祭品”也是应该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至于天下臣民，都是专制帝王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听任他们的践踏、宰割。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专制帝王“受命于天”，是天下的主人，依次而下构成臣属关系，形成了一个一人为主，其他人均为臣仆的局面：除了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最自由”之外，其他人的人格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
更有甚者，历代帝王大力推行“【创建和谐家园】策”，致使中国人愚不可及，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留给我们的最大“治绩”——即使已经“治”到了这般已经“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语）的略高于畜生，甚至不如畜生的境界，还要山呼万岁，对专制帝王顶礼膜拜，感谢“皇恩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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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国家体制的悲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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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皇权社会里，只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没有“民权”，也就扼杀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生机，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皇权国家体制的罪恶与悲剧！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社会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暗无天日”的黑暗年代。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皇权主宰下的“权力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大舞台。
为了争夺权力，有的人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有的人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喋血宫门，有的人在疆场上浴血拼杀。时而祸起萧墙，时而乱起边陲。在“权力场”这个大舞台上，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形形【创建和谐家园】的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无数个“悲剧”和“喜剧”：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悲壮的让人扼腕叹息；滑稽的让人捧腹大笑，丑恶的令人痛恨不已；有的让人既怜又恨，有的让人又喜又忧，真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不过，要想在“权力场”上取得立足之地，并飞黄腾达，又谈何容易？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的中国人，只知道对权力（特别是皇权）顶礼膜拜，把皇权和权力场看得无比神圣，甚至陷入权力场而不可自拔。纵观古今，真正看透专制皇权和权力场，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意境的，又有几人？
总之，皇权政治和权力场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既然皇权政治和权力场如此令人着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么，对其奥秘进行全方位揭示，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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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血光闪闪的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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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紫禁城，金镶玉嵌的天子御座，充分显示出专制皇权的无限威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龙椅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了能够坐上这把龙椅，多少人杀得头破血流、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为了它，在金銮殿里上演过多少次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历代王朝始终没有确立一套君位继承的机制，在皇位更替之际经常会发生政治危机，老皇帝一驾崩，天下就大乱的事情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皇位继承不外乎“子承父业”和“兄终弟及”这两种方式（在个别情况下，也有隔代继承）。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发生在皇位继承环节上的故事花样不断翻新，数不胜数，读后真让人既恐怖，又凄凉，唏嘘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皇帝素来享有“半人半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自从皇帝制度在中国诞生，它的“共生伴侣”——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也就随之而来。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个血腥的宫廷故事！一般人读起来，往往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根本就无法理解。
可是，只要我们把它放到“中国古代皇权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下，就会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汉武帝晚年，出于一片“护犊之心”，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很想立他为太子。为了防止他的母亲临朝称制，威胁皇权，刘彻一狠心，就提前将这位曾经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
在今天的人看来，立儿子为皇太子，却要处死太子的母亲，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皇权专制时代，这件事却备受后人的赞扬，更被视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糟糕的故事，在中国史不绝书，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凶残，为了确保皇位和专制皇权不受侵犯，最高统治者可以不择手段。
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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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帝王如何实现“绝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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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皇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里，皇帝高踞于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对天下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一来，如何维护皇权，实现对天下臣民的“绝对领导”，就成为专制帝王们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都秉持这样一个信条：对于专制皇权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臣下，即所谓“萧墙之祸”。每当一个专制帝王将要谋求或登上大宝时，对皇权的渴望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就“如影随形”似地跟定了他，所以，帝王们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控制万民。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帝王，在权谋方面都很有一手，他们可以说是无愧于“权谋【创建和谐家园】”的称号！
历代帝王在驾驭臣下时经常玩弄权术，不断推陈出新，其手段之卑鄙、圆滑、老练，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下面，我们择其荦荦大端，看看他们是如何运用权术来驾驭臣下、统治万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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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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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国家的权力体系是以皇帝为核心营建的，而这个权力体系是否完善，关键就看皇帝能否有效地控制权力中心，指挥整个权力系统运转。为了完善权力中心，更好地支配这个权力体系，历代帝王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地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和对整个权力系统的支配能力，而且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这种集权的趋势就表现得越发明显，甚至达到了朱熹所说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的地步！
1． 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宋朝初年，南唐后主李煜曾经对赵匡胤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可是，赵匡胤在做好充分准备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兵进攻南唐。这时，李煜派使节去质问赵匡胤：南唐究竟有什么罪过，为何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不过，赵匡胤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一句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套“歪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皇权国家体制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专制皇权具有绝对性和独断性，它不允许有任何威胁自己的权力存在。
原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为“藩镇”，成了一群不受朝廷约束的骄兵悍将，兵变层出不穷，上演了一幕幕“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闹剧，皇权专制的国家体制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
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坐稳龙椅，让“赵家的天下”永不变色！
在皇权国家里，皇帝之所以至高无上，关键就在一个“权”字，即所谓“印把子”。如果皇帝大权旁落，那他就会变成傀儡，一钱不值，非但不能支配天下臣民，相反，他自己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于是，对“卧榻”非常热爱的赵匡胤在制度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竭力加强皇权，削弱臣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在他的手里，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被推到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新阶段，这是皇权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政治上，赵匡胤建立了一套“三权分立”的新制度，将过去由宰相统一掌管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隶属的三大部分构成：中书省（管理行政）、枢密院（管理军政）和三司（管理财政）。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又称“中书门下”，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它的首长是同平章事（即宰相），意思是与皇帝共同商议朝政；副首长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共同商议政事。
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首长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分掌行政权和军权，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为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为枢府、西府。在地位上，枢密使与宰相差不多，号称“执政”，二者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
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是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分，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时，赵匡胤除了竭力削弱宰相的权力之外，还在礼仪体制上刻意打压宰相。为此，这位赵匡胤先生还故意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中国古代，宰相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秦汉时期，宰相的地位极为崇高：在朝廷上，宰相甚至可以和皇帝一起共同接受百官的叩拜；要是在街上遇见宰相，皇帝要下车向宰相施礼；宰相生病了，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到了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虽然没有那么尊贵了，但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一起商讨政事，轻松而从容，遂有“坐而论道”之说。
等赵匡胤当上皇帝，看到宰相们居然可以坐在自己面前，他心里就很不舒服。有一天，他吩咐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章递给我。”几位宰相都是读书人，哪知道“皇帝陛下”的“花花肠子”，便走上前来。这时，赵匡胤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几个小宦官心领神会，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其实，赵匡胤这时才35岁，所谓“眼睛昏花”云云显然是他耍的一个小把戏。从此以后，在皇帝面前，宰相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到了明太祖时，宰相竟然要跪着伺候皇帝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的面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外，赵匡胤又“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其核心理念就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加深远。
为了从体制上杜绝武夫干政可能造成的危害，将兵权集中到皇帝的手里，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皇帝—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在中央，枢密院负责掌管全国的军政事务，权力很大，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至于尚书省下属的兵部，则是形同虚设，顶多是一个负责收发文书的机关而已，大权都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中央的禁军。至于各部队的统兵将领，则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为“率臣”。通常是，遇到战事，就临时委派元帅；一旦战争结束，元帅就要立即交出兵权，离开部队。
即便是一个对军事是“门外汉”的人，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把军权一分为三：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没有管辖权；三衙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至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则是由皇帝临时任命。这种制度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在这套体制下，如果还有某一位将军想要拥兵自重、反抗朝廷的话，那么他要克服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赵匡胤由此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除了南宋初年外，他的子孙都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黄袍加身”之类的兵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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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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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元璋：乾纲独断，废除丞相
明朝初年，继承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大府：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大，以左、右相国（不久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具体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而中央政府的各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给皇帝的奏章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传达，俨然是设在皇帝和各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皇帝与各国家机关进行联系的“中转站”。所以，丞相是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特殊人物”。
明朝一建立，最早担任左右相国（丞相）的是李善长、徐达。李善长是文官之首，而徐达是军队之帅，真可谓位高权重。后来，出任丞相一职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都是勋贵之臣，更说明中书省的地位非常独特。
可是，设置中书省这样一个机构，并授予这么大的权力，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国家体制几千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抬高皇权的趋势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统治的需要，更是一贯喜欢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最后一任丞相胡惟庸独断专权，“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胡）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激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大狱，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
其实，“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了铲除胡惟庸，朱元璋硬给他扣上了私通日本和蒙古，图谋造反的罪名。罪名其实都是“莫须有”的，究其根源，是因为中书省（丞相）对于专制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早就心怀不满，而死到临头的胡惟庸却不知收敛，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作了断然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