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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专制时代，皇帝和皇权高于一切，徐阶这么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都是弹劾严嵩，但弹劾的人却是形形【创建和谐家园】。显然，徐阶、蓝道行、邹应龙等人的人品，是无法与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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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权力主宰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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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具体年代可考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中国历史已经有2800多年，其间有记载的文人真可谓“不可计数”。其中，既不乏流芳百世的名士，也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那些庸庸碌碌者，就更是无法计算了。
在皇权社会里，中国的文人大多属于社会上层，一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承载者。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集团，他们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治国、平天下”。但是，在皇权专制政体下，一旦投身权力场，在权力和名利的熏陶和挤压下，他们往往是有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的构陷、权臣的排挤；更有一些【创建和谐家园】的文人，竟然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创建和谐家园】投靠权贵，干出许多不顾廉耻和名节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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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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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在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下，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对天子的制约，以及天子对诸侯的制约）逐步丧失，皇权逐渐演变为一只无所不在、可以为所欲为的“超级怪兽”。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在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曾建议分封诸侯王，把几位皇子派去镇抚偏远的燕、齐、楚等国，群臣都认为王绾的话有道理，只有廷尉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结果，秦始皇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于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就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政府的权力直接延伸到社会基层，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都收归中央，就连话语权也归于一统。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终于发展到了极端：皇帝随便说一句话，就是“金口御言”，顶臣下的一万句，他一个人垄断了话语权，芸芸众生只能“万马齐喑”，在他面前唯唯诺诺。所以，在皇权社会里，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蹦蹦跳跳，大展【创建和谐家园】。
从此，全国臣民都听命于皇帝，只听他一个“脑袋”指挥，中国文人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向诸侯王献计献策（这是一种近似于平等的关系），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这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士大夫要想向皇帝提个建议，还得先看一看皇帝的脸色，看他高不高兴；如果不高兴的话，就可能掉脑袋。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多了一块“忠孝节义”的牌坊，而缺少了一座“理性”的丰碑，士大夫们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因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有皇帝一个人在思考，其他人也就没有必要再独立思考了。于是，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也逐渐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丧失了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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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工具化”：“儒狗”叔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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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约公元前194年），鲁地薛（今山东枣庄）人，秦末汉初的儒生。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家”，喜欢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先后换了十几个主子（这一点，就连五代时的冯道恐怕都“自愧不如”），最后才跟定汉高祖刘邦。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称叔孙通为“儒狗”，是因为他有狗一样的嗅觉，活像一条“哈巴狗”，对主人阿谀顺从，谄媚讨好，而且他的身上还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够随时体察主人需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所以他能经常讨得主子的欢心。
起初，他是在秦二世胡亥的手下做“待诏博士”（即候补博士）。当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关东各地纷纷响应。可是，秦二世偏偏不相信，因为他只喜欢听“天下太平”之类的吉利话。
这一天，胡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发兵讨伐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叔孙通知道胡亥的“脾气”，便抢先奏道：“先皇在世时，早就拆毁城墙，销毁了天下的兵器。现在，上有明主，下有严明的法令，国家太平无事，谁会起来造反？陈胜这些人只不过是几个偷鸡摸狗的‘盗贼’而已，地方官已经在积极追捕，请陛下不必担心！”
胡亥听后，满心欢喜，直夸叔孙通讲得好，又问其他博士的意见。有的博士机灵，也说陈胜是“盗贼”；有的比较老实，则说是“造反”。结果，说“造反”的都被秦二世治罪，因为说“造反”就等于说天下大乱，这简直是在往皇帝的脸上“抹黑”；至于带头说“盗贼”的叔孙通，则成了“有功之臣”，胡亥赏给他帛20匹、锦衣1袭，还将他正式提升为“博士”。在这里，叔孙通简直是一个典型的“谄谀之辈”！
后来，他去投奔刘邦时，穿的是儒生衣服。可是，刘邦素来不喜欢儒生，所以对他就没有什么好感。叔孙通活像一条“变色龙”，具有超人的反应能力，所以，他马上改穿小袄，刘邦见了，当然是“眉开眼笑”！
最让刘邦开心的是，叔孙通为他制定礼仪，让他尝到了“天子”的快乐！原来，汉高祖打下天下之后，那些功臣都仗着自己是“有功之臣”，当面跟刘邦“称兄论弟”，没大没小。刘邦见了，很不痛快，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皇帝”，为此他头痛不已。
这时，叔孙通就来了一个“雪中送炭”，为他制定了一套礼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长乐宫举行大朝会，第一次实行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大获成功。当时，群臣哗啦啦跪下一大片，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刘邦说了一句：“众爱卿平身！”这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政治游戏”！刘邦在马背上打了大半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就是从来没有品尝过这种让他陶醉的感觉，所以，他脱口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本来就很诱人。现在，叔孙通又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上面撒了一层“美味佐料”，使许多有“政治野心”的人更加垂涎三尺。为此，他们哪怕是冒着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风险，也无怨无悔。
这套礼仪，是以美化、神化帝王，同时剥夺群臣的人格与尊严为前提的。自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仪开始，对专制帝王的崇拜就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这种帝王崇拜，就像是“【创建和谐家园】烟”一样，成为专制君主和臣下的共同需要：皇帝需要利用它来巩固政权，坐稳宝座；群臣需要用它为皇帝抬轿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二千多年的渗透、发展，这种帝王崇拜已经深入到许多人的骨髓里，而这种崇拜与世界文明的潮流却是“格格不入”！
这不，连大史学家司马迁都对叔孙通非常崇拜：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看来，司马迁非但没有看透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背后隐藏的“玄机”，及其对后世的恶劣影响，反而在《史记》里对他大肆吹捧，说他是“汉家儒宗”，是一位顺应时势的历史人物！其实，这位“汉家儒宗”也只不过是趴在刘邦脚下的一条“儒狗”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叔孙通的最大功绩就是：除了自己带头做“狗”以外，还制定礼仪，让千千万万的人都做皇帝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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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工具化”：“两面派”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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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位韩愈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学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所以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被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大家人品却不怎么样，喜欢在权力场上追名逐利。为此，他不惜翻云覆雨，阿谀权贵，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践踏在脚下。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因为父亲和两位兄长死得早，他是由寡嫂抚养成人的。早年，韩愈的生活颇为艰苦，经常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所以，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自称：
“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早年的一段思想经历，却也反映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纵观韩愈一生，无一不与这段话“符合若契”：早年，他“读圣人之书”，所以他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造福天下苍生，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等他成年后，也许是穷怕了，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一条捷径，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进京赶考时，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又认识到做官可以使自己大富大贵，所以，他就开始一心向上爬，“诚乐之，就求其术”！
韩愈自从19岁进京应举，曾三次落第，直到25岁时才混上了一个进士。但是，在唐代，进士只是一个身份，想做官还要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行。结果，韩愈连考三次，都没有考过去。于是，他又多次上书宰相，乞求“一官半职”，竟然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30岁时，韩愈就去了汴州，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手下做了个小推官，开始踏入仕途。
为了求官，韩愈不惜颠倒黑白，阿谀权贵。当时，京兆尹李实是一个大贪官。有一年，京畿大旱，李实却向皇帝报告：“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最后，老百姓交不起皇粮国税，只好“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为了求个官做，韩愈居然写信表示自己对李实的“仰慕之情”，“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还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真是有点“肉麻”，读后让人大倒胃口！
在做人方面，韩愈也经常是大耍其“两面派”的手法。例如，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他曾吹嘘自己“日与宦者为敌”，一向反对宦官监军。可是，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一文中，韩愈却大肆吹捧俱文珍：
“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
在唐朝历史上，这位俱文珍可是一个“非常人物”，就是他一手逼迫唐顺宗退位，致使“永贞革新”夭折，真可以说是臭名远扬。对这种人，韩愈竟然大加吹捧，真是让人作呕！
长期以来，韩愈被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排斥佛教，并领导儒学复兴。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亲自迎佛骨入宫。一时间，此事成为京师长安的头号新闻，朝野震动。而韩愈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当然无法保持缄默，便上了一篇《谏佛骨表》，触怒了皇帝。幸亏宰相裴度等人出面周旋，韩愈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露出马脚，是在他被贬出朝廷以后。在半路上，他就写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表露出急于要还朝的心态。
一到潮州，韩愈就立刻上了一篇《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为了求官、保官，他曾“违心”地作过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文的话，那么这份表章就写得真让人有些恶心。首先，他把自己“臭骂”了一通：“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
然后，他把自己的文才大大地“吹嘘”了一番，说自己的文章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有点厚颜【创建和谐家园】了。
最后，他又大肆吹捧宪宗的“文治武功”，乞求皇帝开恩：“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作为“一代文宗”，韩愈居然写出这样的表章来，而且是用这种近似“哀求”的方式，真是让人“为之汗颜”！
此外，为了讨好皇帝，韩愈又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所以，一到潮州，韩愈就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有点“迫不及待”地三次致函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表示自己的“景仰”之意，真可谓“三顾茅庐”了。
问题是，韩愈是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劝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一到潮州，他竟然急着去结交一位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见面，这让人做何感想？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韩愈是对壁画感兴趣，也有人说他想与大颠法师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但是，韩愈刚刚到任，大概连自己手下的官吏还没有认全，就急忙再三求见一个他素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深恶痛绝”的佛教人士，况且自己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而被贬到潮州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是：韩愈要借这一举动向素来崇敬佛教的宪宗表示悔改之意，好取得他的谅解。
韩愈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宪宗的怒火逐渐平息。这年十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可见他的策略已经奏效。次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他就被召回京师，出任国子祭酒。
二是坊间开始谣传：韩愈开始信奉佛教。为此，朝廷大员、尚书孟简还写信批评他。韩愈向来是以“辟佛传道”的领袖自居，所以，他慌了手脚，马上写了一封《与孟尚书书》，着手辟谣：
“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随后，韩愈笔锋一转，大颠法师信奉的“佛祖”就遭到了他的质疑：“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而且，佛教的危害“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刚刚留衣作别的大颠法师，也从一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如果我们联系韩愈这一时期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韩愈虽然信奉儒家思想，但他又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自从踏上仕途，韩愈的权力欲就压倒了理性，信奉的是做官不只“为人”，更要“有利乎己”的观念。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地位，韩愈不但能够阿谀奉承、首鼠两端，甚至可以在自己一贯标榜的政治原则——“辟佛传道”上妥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育子孙后代的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例如，他有一首《示儿》诗：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
开头两句，在叙述自己刚到京师时的窘境后，韩愈就开始对自己的仕途成就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的心态：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廷重臣。对此，就连对韩愈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都读不下去，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清人全祖望也持此种见解。
总之，韩愈虽是一代文豪，但因为他生活在皇权国家里，也无法抵抗“权力场”的诱惑，所以他在政治上经常是朝三暮四，翻云覆雨，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把自己的“理想”抛到一边，做出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更不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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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天子一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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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专制时代，虽说“千军万马齐奔独木桥”，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官场，好分一杯羹，但这“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别的不说，就算你干得不错，勤勤恳恳，像老黄牛似地做事，讨得了当朝皇帝的欢心和赏识，备受皇帝的宠信和重用，可是，中国的皇帝大多是“短命鬼”，老皇帝一死，你的位子就不一定能坐稳了。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台后，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欢的人，你就得准备下台了，这就叫“新人新气象”。而且，你在老皇帝手下做了那么多年，只有老皇帝能压住你，新皇帝用起来总觉得不太顺手，干脆让你下台得了。
不过，要是能够“体面”地下台，那倒也不错！这不，宋朝立誓不杀士大夫，为什么会被夸得天花乱坠？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经常是杀人如草芥，被杀的文人太多了，偶尔出一两个“仁君”，大家当然要把他“奉若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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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德裕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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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昌年间（841～846年），大唐帝国最闪亮的一颗流星是宰相李德裕。在他当政期间，政绩卓著，最大的收获就是平定刘稹，收复了昭义镇。
原来，在德宗时，昭义镇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昭义军”。直到宪宗时，朝廷对河北三镇用兵，昭义镇因为其地处河中、河东、魏博、成德四镇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才变得强大起来，下辖泽州、潞州等好几个州。
在“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对宦官专权非常不满，是惟一敢于上表斥责大宦官仇士良罪行的藩镇。后来，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大怒，与朝廷更是“水火不容”。到了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他的侄子刘稹继任。于是，刘稹自称“留后”，不听朝廷号令。
在李德裕的坚持下，武宗决心讨伐刘稹。对这场战争，李德裕的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先稳住河北的成德、魏博两镇。为此，他亲自给这两个藩镇草拟了一道诏书，晓以利害，明确表示：朝廷尊重以往的惯例，允许他们子孙世袭，并许以重赏，命他们出兵夹击刘稹。
结果，昭义镇孤立无援，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最后，刘稹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宣告失败，昭义镇又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随后，李德裕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武宗的支持下，他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共拆毁佛寺4600多所，僧尼还俗者26万多人，没收良田数万顷，解放奴婢15万人，其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史称“会昌法难”。
这时，李德裕被武宗提升为“太尉”，晋封卫国公，其威望也达到了顶点。在他当政的5年里，出于种种原因，他也曾数次上表辞职，但都没有被皇帝接受。想当初，他刚刚回朝时，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宰相在位的时间不能过长；一旦过长，就容易专权。结果，这句话在李德裕自己的身上应验了：到了武宗后期，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至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的种种过节，似乎以李德裕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了。如果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李德裕笑到最后确实是可能的。可是，历史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实在是太难以预料了，李德裕最后也未能“善始善终”，问题只有一个：唐武宗“英年早逝”。
与前几代天子一样，武宗也贪恋长生之术，迷信丹药，到最后竟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武宗一即位，就非常赏识道士赵归真，命他在三大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为此，一名谏官上疏劝谏，还被他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此后，武宗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李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十月，因为服用了赵归真炼制的金丹，武宗的性情开始变得暴躁起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差不多，已经不是“好兆头”了。入冬以后，连武宗自己也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像是患了一场大病。这时，赵归真却奏道：“陛下，请您不必担心！这是脱胎换骨，请您一定要坚持。”所以，武宗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还叮嘱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连宰相李德裕也被蒙在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了。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终于去见“太上老君”了，年仅33岁。武宗逝世后，宫里的几个大宦官一碰头，决定：以光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事”。二十六日，光王正式即位，史称“宣宗”。
作为一个“外臣”，李德裕根本没有想到武宗竟然会这么快撒手而去。他更没想到的是，刚刚即位的宣宗将是一位“致他于死地”的天子。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然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宣宗举行登基大典时，身为太尉的李德裕手捧皇帝的宝册，就站在一旁。大典结束后，宣宗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问左右：“刚才站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朕的汗毛就会立起来！”
四月初三，李德裕就被贬为荆南节度使。第二天，他的亲信、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为忠州刺史。五月，李德裕的死敌、牛党骨干白敏中入朝为相。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闰三月，宣宗下诏：恢复会昌五年（846年）所废佛寺。八月，李德裕的好友李回被赶到西川，担任节度使。九月，宣宗又重翻“吴湘旧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第4次被贬，降为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司户，李回再被贬为贺州刺史……
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李德裕所做的，基本上都被宣宗否定，李德裕及其战友被彻底赶出朝廷，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经过长途跋涉，李德裕终于抵达崖州，这时他已经63岁了。至于他的两位老对手——李宗闵、牛僧孺，都在他前面去世了。李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其实，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自己的功绩都已经被新皇帝彻底否定了。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忧郁而死。对此，有人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
“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
就这样，这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以三位首脑人物的相继去世而逐渐平息下来。关于这场党争，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他们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也许只有一个，就是大唐帝国的“新主人”——唐宣宗，这也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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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后期，和珅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政治暴发户”。当时，和珅虽然未能越过阿桂，坐上首席军机大臣的“金交椅”，实现“位极人臣”的梦想，但人们都是“心如明镜”：和珅才是乾隆最宠信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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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堂大人（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这种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称为“和珅现象”。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够飞速跃上政治舞台，并得到乾隆的专宠？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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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不解的是，和珅一受到乾隆的赏识，就像坐上了“直升飞机”，一个劲往上蹿：乾隆四十年（1775年），升任乾清宫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正月，和珅出任户部右侍郎；三月，升任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二月，兼任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相当于京师卫戍司令），跻身于一品大员的行列，成为乾隆的“贴心人”。在此之前，和珅还只是一个三等侍卫、五品官，不过一年时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员，一跃成为显赫的一品朝臣，成了乾隆眼前的“大红人”。
在升官的速度上，和珅虽然不是皇亲国戚，却超过了乾隆的小舅子傅恒：从一个侍卫到进入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傅恒花了5年时间，而和珅与乾隆结识才1年，就进了军机处。
和珅之所以能在官场骤起，得宠高升，到底有什么秘诀？世人众说纷纭！说起来，和珅可以称得上一位“投机钻营【创建和谐家园】”，他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身为堂堂的军机大臣、一品大员，他在乾隆面前总是低三下四，“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
俗话说得好，“龙眼无恩”！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要想成为乾隆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可不容易，和珅却做到了。从前文提到的云贵总督李侍尧一案，我们就可以见识和珅“这一手”的厉害。当时，和珅体念“天心”，虽然李侍尧【创建和谐家园】罪行昭昭，但他力主从轻发落。结果，和珅这一宝“押”得很准，深契圣意，先后升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镶蓝旗都统。
嘉庆元年（1796年）初，乾隆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但是，在退居“太上皇”后，乾隆依然坚持“传位不传权”的方针，死死把持着最高权力，嘉庆顶多只是一个“实习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