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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这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皇甫湜。本来，这件事很简单，他们在策文中主要是攻击宦官，也不赞成对河北藩镇用兵，结果得罪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李吉甫，这就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看了李宗闵等人的卷子，几位考官大加赞赏，把他们推荐给皇帝。宰相李吉甫知道后，非常生气，在宪宗面前“告御状”：李宗闵等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偏听偏信，就处分了这几个考官，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
也许在宰相李吉甫看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数十年后，有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并给他的儿子——另一位杰出的宰相李德裕酿成了一场重大的灾难。要是能够“未卜先知”，预先知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李吉甫一定会追悔莫及。
不过，这次制举案还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为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821年）的进士科考试。
这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已经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政坛上有发言权。在这次考试前，有两位大臣曾私下托考官钱徽照顾他们的亲戚。偏偏，钱徽此人刚正不阿，没有理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揭发钱徽在主持考试时【创建和谐家园】。
恰好，李宗闵有一个亲戚也来参加考试，被钱徽录取了，穆宗就怀疑是李宗闵在幕后“捣鬼”，便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李说确有此事。所以，钱徽立即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赶出朝廷。
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李宗闵与李德裕的冲突，而牛僧孺与李宗闵关系亲密，也站在他的一边。至于李德裕，在朝廷里也得到了不少官员的支持。从此，唐朝的官员正式分为两大派系，互相倾轧，两派明争暗斗。
文宗即位后，李宗闵又走宦官的路子，当上了宰相。经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也被提升为宰相。在李、牛二人联合执政期间，他们重用的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当时长安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牛僧孺）则李（李宗闵）。”至于李德裕，则被赶到西川去当节度使。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宰相牛僧孺却非常嫉妒，就告诉唐文宗：“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一句话，文宗便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眼看已经到手的“战利品”竟然要“完璧归赵”——归还给吐蕃，李德裕差点没有被气死。
没多久，有人告诉文宗：在战略上，退还维州城是一大失策，还说这是牛僧孺故意排挤李德裕。文宗知道后，非常懊悔，也就疏远了牛僧孺。
当时，宦官的势力非常大，经常干预朝政，而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为宰相，一会儿让牛僧孺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这时，唐文宗实际上受制于宦官，但他不敢公然指斥宦官，只能指责闹“藩镇割据”的河北三镇，用“河北贼”来与朝廷里的“朋党”相提并论。其实，在这里，如果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恰当！
为了争权夺利，牛党、李党都争着讨好宦官。李德裕在做淮南节度使时，大宦官、监军杨钦义被召回京城。临行前，李德裕专门为他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所以，杨钦义一回朝担任枢密使，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结果，李德裕很快就做到了宰相，牛僧孺、李宗闵则掉到了“阴沟”里——都被贬到南方。
武宗在位时，李德裕深受宠信，当了好几年的宰相，执掌朝廷大权。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皇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一上台，就把李德裕撤职，并重用牛党人士。不久，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省），病死在那里。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
至此，闹腾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但是大唐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了，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其实，牛党和李党虽然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争夺。总之，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反之亦然！
古往今来，中国人向来讨厌朋党：一是“结党”很容易与“营私”挂钩；二是党派之间的争斗，对于皇权国家和政治安定不利。所以，许多年以后，还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为什么要争斗？牛党和李党，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方都是“朋党”？
不过，这件事也不稀奇！几千年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素来喜欢“窝里斗”。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何况是在残酷的、遵循“丛林法则”的“权力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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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彼伏”的首辅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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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在明朝就只设立内阁大学士，专门为皇帝草拟文墨，提出参考性的意见（即“票拟”），但最后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从明成祖时开始，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到了仁宗以后，內阁的地位逐步提高，开始高于六部。
总的来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要比过去的丞相小得多。不过，如果皇帝懒惰，或者是年幼，不能亲理朝政，这时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就会“非比寻常”，甚至可以代天子处理朝政。
当时，内阁里往往有好几位大学士，起初还不分彼此，没有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的问题。时间一长，一些大学士深受皇帝的宠信，或者是资历比较老，就逐渐“凌驾”于其他大学士之上，成为“首辅”（即首席大学士）。在正德以后，内阁首辅负责“票拟”——起草上谕，其地位进一步上升。
特别是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权相”。因为首辅的地位日益显赫，所以，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的位置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往往是“首辅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嘉靖晚年，内阁大学士徐阶看准时机，利用严嵩失宠的机会，将他打倒，然后自己当上了首辅。
不久，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登基。不过，隆庆是一个“老实人”，没有多少政治才干，宽厚得甚至有点过分，上朝时经常是一言不发，任由群臣争吵。于是，大臣们就有些肆无忌惮，内阁里也开始了混斗。
这时，名臣张居正也进了内阁，但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无论是他的老师徐阶，还是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他也只能先站在一旁静观内阁的混斗。
原来，在嘉靖帝死后，首辅徐阶私下草拟了一份遗诏，然后颁布，事先并未与高拱等阁臣商议。这份遗诏纠正了嘉靖时期的一些弊政，因而获得了朝野的称誉。但是，高拱原来是隆庆皇帝的藩邸旧臣，与皇帝关系密切，所以，他乘机攻击徐阶“大不敬”，竟然诽谤先帝，应当治罪。
当时，徐阶与高拱各自指使言官，相互攻击。最后，隆庆心烦意乱，就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先命高拱致仕，后命徐阶退休，让内阁大学士李春芳继任首辅。
不过，高拱毕竟是隆庆的老师，所以皇帝很快就将他召回，再次进入内阁。这时，内阁首辅是李春芳，他非常平庸，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思进取。就是这样，他还是遭到高拱的排挤，被迫下台，由高拱继任。
隆庆在位期间，忙于修建宫苑，整日在后宫游玩享乐，朝廷政事大多交由内阁处理，所以内阁的地位越发重要了。与张居正一样，高拱也是一位能臣，北方鞑靼的边患就是在他手里得到解决的。高拱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喜欢专权，不愿与别人分享权力，所以，他与张居正的政治观点虽然比较接近，但两个人很快就出现了矛盾，高拱对张居正不太放心，张居正也时刻在盯着高拱的位置。
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驾崩，年仅10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临死前，隆庆指定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负责辅政。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原来，自从明成祖以后，太监的势力很大，特别是司礼监可以“批红”，借着皇帝的朱笔，其权力可以无限扩大，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素来有“内相”之称。隆庆死后，小皇帝年幼，在陈太后和万历帝的生母李贵妃的支持下，太监冯保假托隆庆的遗诏，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
对此，高拱很不高兴，便策动言官弹劾冯保。在他的眼里，冯保只不过是一个“小”太监，是根本斗不过自己这个内阁首辅的。可是，“得意忘形”的高拱忘记了两点：一是皇帝年幼，在皇宫里实际上是陈太后和李贵妃当家，而冯保既然能够升任掌印太监，必然得到了她们的支持；二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小皇帝万历年幼，又刚刚登基，高拱就弹劾他身旁的冯保，未免有点过分。
这时，高拱弹劾冯保，十之【创建和谐家园】是要碰个“头破血流”的。但是，高拱是一头“犟驴子”，竟然这样做了，最后也只好灰溜溜地下台。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是支持冯保的，所以，高拱一下台，他就立即升任首辅。随后，张居正秉政10年，成为有明朝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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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刀下鬼”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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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宰相出现后，这个职务往往是由好几个人来担任：在秦朝及汉朝初年，是设立左、右两位丞相；隋唐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宋朝在宰相之外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明朝时，内阁里有好几位大学士；清朝也有好几位军机大臣。总之，宰相是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的。
不过，宰相既然不只一个人，就存在一个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的问题。例如，明代的内阁掌“票拟”——起草谕旨，但负责票拟的只是首辅，其他大学士只是“参论而已”。于是，为了争夺这个首席宰相（首辅）的地位，宰相们往往是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不少宰相就在这种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甚至丢掉了性命。
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号桂州，江西贵溪人。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出按皇庄，力主归还被侵占的民田，禁止勋戚受献庄田，受到皇帝的赞许，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嘉靖十七年（1538年）升任内阁首辅。
纵观夏言的仕途，真是“一帆风顺”。最后，他竟然做到了首辅，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不得意。可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劲敌”，就是他的江西老乡严嵩。
原来，严嵩的地位和声望都低于夏言，靠着巴结夏言，才逐渐受到重用。在夏言升任内阁首辅后，严嵩便接替他做了礼部尚书。但是，官欲熏心的严蒿并不满足，又盯住了“内阁首辅”的宝座。这时，在严嵩的眼里，夏言已经不再是他的“靠山”，反而成了他继续向上爬的“绊脚石”；而且，夏言恃才傲物，严嵩呈送的文稿经常被他改得一塌糊涂，有时干脆打回去让他重写。所以，严嵩对夏言真是又恨又怕，经常在暗地里咬牙切齿。
夏言为人正派，颇有才干，而且在朝廷里很有威望，因而深得皇帝的宠信。严嵩知道，夏言是一颗大树，想一斧子砍倒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采用“绵里藏针”的手法对付夏言：一方面，对夏言阳奉阴违，非常谦恭、和顺；另一方面，抓住夏言的弱点，为打倒夏言做准备。
当然，要扳倒夏言，主要还取决于嘉靖的态度。所以，严嵩就拼命在嘉靖的身上“下工夫”，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京城上空彩云满天，道士们都说这是五彩祥云，大吉大利。这时，严嵩便发挥自己“笔杆子”的长处，绞尽脑汁，写出了一篇《庆云赋》，呈献给皇帝。嘉靖看后，连连击节叫好，严嵩大受鼓舞。不久，他又趁热打铁，呈献了一篇《大礼告成颂》，嘉靖读后爱不释手。从此，他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
当时，嘉靖信奉道教，便命人制作了5顶道士戴的沉水香叶冠，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人。为了讨好皇帝，严嵩每次入朝时，都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诚，嘉靖当然是满心欢喜。
相比之下，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合朝臣穿戴，所以他从来不肯戴。嘉靖见了，心里当然不快活，就把对夏言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严嵩的身上。
经过一段时间，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公开向夏言发起攻势。这一天，嘉靖单独召见严嵩，并问起他与夏言之间的关系。机会难得，严嵩便立刻跪倒在嘉靖的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见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嘉靖认为他一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恻隐之心。严嵩这才哭诉起来，无中生有地将夏言诋毁一番。这场戏演得非常成功，嘉靖开始讨厌夏言。
过了几天，出现了一次日全蚀。这时，严嵩又趁机陷害夏言，说夏言罪孽深重，已经得罪了上天。嘉靖本来就很迷信，经过严嵩这么一挑拨，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打发夏言回老家。
夏言走后，严嵩去掉了一块心病，也搬掉了自己仕途上的一块“绊脚石”，乘机夺得了“第一把金交椅”——内阁首辅。从此，严嵩便肆无忌惮，开始为所欲为起来。
时间一长，嘉靖对他心生不满，又想起夏言的好处来。于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他又下诏，将夏言召回，并官复原职。
夏言的卷土重来，对严嵩可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眼看着已经“煮熟的鸭子”——内阁首辅又被夏言夺走，严嵩当然是非常眼红。夏言复出后，也认清了严嵩的小人本性，对他十分鄙夷，处处打击他，毫不姑息。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时，严嵩的心里直叫苦，牙齿咬得嘎嘎响，表面上他仍与夏言笑语周旋，暗地里则是诅咒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所以，他多方窥测，打定主意要将夏言置于死地，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时隔不久，机会真的来了。嘉靖二十五年（1547年），鞑靼首领俺答大举进犯，并深入到三原、泾阳等地。陕西总督曾铣知道后，义愤填膺，决心要好好教训一下俺答，便向朝廷建议：发兵夺回河套地区这一战略要地。
对此，夏言认为：收复河套，可以永绝边患，就一方面与曾铣书信往来，商讨收复河套的计划，另一方面多次向皇帝举荐曾铣。起初，嘉靖也觉得收复河套是一件好事。可是，没多久，他又犹豫了，生怕轻启边衅，不好收拾残局。
严嵩知道后，认为这是陷害夏言的大好机会，便四处活动。首先，他买通了皇帝身边的一些太监，让他们不断吹冷风，说收复河套太冒险，会招来战祸。同时，他又使出了最卑鄙的一招，就是勾结边将仇蛮，让他上书污蔑夏言，说他收受了曾铣的贿赂。
所以，嘉靖就逐渐改变了态度，开始倾向严嵩。得到皇帝的支持，严嵩便有恃无恐，公开向夏言进攻。夏言当然不肯让步，两人便相互攻击，有时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争吵不休。昏庸的嘉靖哪能明辨是非？最后，他也不问是非曲直，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次把夏言革职，赶回江西老家。
赶走夏言后，严嵩又“得寸进尺”，想把夏言害死。对于嘉靖，严嵩非常了解，知道他骄傲自负，喜欢护短，又易怒好杀。于是，严嵩便唆使爪牙放出谣言：夏言离京时愤愤不平，口出怨言，说皇上出尔反尔。这一招果然奏效，嘉靖恼羞成怒，对夏言恨之入骨。
天下的事，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俺答率军南下，侵扰宣化，严嵩乘机大进谗言：因为夏言、曾铣提议收复河套，激怒了俺答，这才率兵前来报复，嘉靖就更加相信夏言是“别有用心”，而严嵩是“忠心耿耿”。最后，嘉靖下旨，将夏言、曾铣斩首示众，其他曾经支持收复河套的官员也都受到了处分，杀的杀，罚的罚，贬的贬。就这样，利用“河套事件”，严嵩不顾国家大计，巧施毒计，陷害无辜，终于达到了铲除政敌夏言的卑鄙目的。
为了一己之私，严嵩竟然不惜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可见，严嵩的用心是多么恶毒，他的手段是多么卑鄙，他的灵魂是多么可耻，已经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
至于冤死的夏言，表面上死在政敌严嵩之手，实际上是得罪了嘉靖皇帝，所以他也是专制皇权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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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严嵩的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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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过了十几年，也该轮到严嵩倒霉了。
在嘉靖年间，严嵩可是有名的大奸臣，他把持朝政多年，作恶多端。不过，在他得势时，要将这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因为有嘉靖皇帝为他撑腰。
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严嵩就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水衙门”做起，一直爬到内阁首辅的高位，前后把持朝政达20年之久。当时，嘉靖笃信道教，在宫中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国家。后来，海瑞曾在《治安疏》里批评他：“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
像嘉靖这样一位“懒皇帝”，当然需要一个既能够投其所好，又能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替他处理朝廷政务，而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为了讨好皇帝，他经常代嘉靖起草一些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青词”。以严嵩的才华，他写的“青词”旁人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因而深得皇帝的欢心，严嵩也因此博得了一个“青词宰相”的美名。
所以，嘉靖和严嵩这一君一相之间的关系倒是非常和谐，“如鱼得水”。于是，严嵩以皇帝为“靠山”，和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一时间把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不过，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仍然不畏权势，不断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可是，严嵩仗着嘉靖的宠信，这些人不是被充军，便是被杀头。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破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此外，他还指责严嵩豢养“五奸”：皇帝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帝的爪牙都是严的党羽，皇帝的耳目都是严的奴仆，朝廷的言官都是严的鹰犬，群臣都是严的心腹。
这份奏疏直指要害，言辞也非常尖锐。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其中任何一条罪状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嘉靖依然宠信严嵩的情况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何况，杨继盛这个人“书生气”太盛，竟然在奏疏里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还要求皇帝的两个儿子——裕王和景王也站出来揭发严嵩。
所以，“老奸巨猾”的严嵩立即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裕王、景王的父子关系。嘉靖大怒，下了一道圣旨：
¡¡¡¡¡°ÕâØËÒòÚعٻ³Ô¹£¬ÞýÊ°¸¡ÑÔ£¬í§ËÁäÂ×à¡£±¾ÄÚÒý¶þÍõΪ´Ê£¬ÊǺÎÖ÷Ò⣿׎õÒÂÎÀÄÃËÍÕò¸§Ë¾£¬ºÃÉú´òמ¿ÎÊÃ÷°×À´Ëµ!¡±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后，遭受种种非人的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不过，杨继盛一身正气，拒不“认罪”。在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真是迂腐啊！一直到死，杨继盛还向皇上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没有丝毫的怨言，而“皇帝陛下”却视他如草芥，竟然认为他是因为贬官而心怀怨恨，才诬陷“忠臣”严嵩。这既是杨继盛的悲剧，也是许多中国文人的悲剧（竟然寄希望于嘉靖，也未免太傻了），也是皇权专制时代的悲剧！
对于杨继盛这样的“傻瓜”，严嵩当然不怕，因为他们不讲究政治策略，只能是死路一条！不过，严嵩也并非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就潜伏在他的身边——内阁次辅徐阶。论起来，徐阶早年还曾受到夏言的提拔，所以一直与严嵩有矛盾，但他也知道严嵩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好苦苦地等待机会，并坚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向来善于逢迎的严嵩在无意间得罪了喜怒无常的嘉靖，从此恩宠渐衰。
原来，为了潜修学道，嘉靖长期住在西苑的永寿宫。这年十一月，一把大火竟然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
当时，朝臣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重修永寿宫，有的主张请皇帝搬回大内（指紫禁城），莫衷一是。于是，嘉靖就征求严嵩的意见，而严嵩主张皇帝暂时住在南宫（重华宫），这下子可犯了嘉靖的忌讳——南宫过去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
内阁次辅徐阶一向机警，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便趁机提议修复永寿宫，并亲自主持这个工程，以最快的速度竣工，从而博得了皇帝的欢心。所以，嘉靖就逐渐把朝政交给徐阶处理。
为了扳倒严嵩，徐阶又利用嘉靖笃信道教的特点，不惜重金收买他身边的“大红人”——道士蓝道行，让他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严嵩失宠这个“最高机密”被御史邹应龙在无意中获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邹应龙认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连夜动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弹劾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
“臣请斩（严）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严）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
这时，嘉靖正对严嵩父子不满，而邹应龙的奏疏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他当然不会砍掉邹的脑袋，反而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勒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逮捕。
其实，这一切，都是老奸巨滑的徐阶一手“导演”的，而蓝道行和邹应龙只是他的两个“【创建和谐家园】”而已。
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原来，严嵩只是“致仕”（即退休），并未“伤筋动骨”。至于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流放到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还没到雷州，他就中途返回老家——江西分宜，依旧是威风凛凛。
这时，巡江御史林润担心严世蕃会东山再起，急忙上报朝廷：严世蕃“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还“私通倭寇”。很快，严世蕃就被逮捕，押解到京师。
没想到，严世蕃居然花重金买通了“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让他们故意在“罪状”里写进曾弹劾严嵩父子的杨继盛等人，以激怒皇帝，因为嘉靖一向护短，从来不肯承认错误，只要他一看这份奏疏，肯定会同情严嵩父子，形势又会大变。
幸亏，内阁首辅徐阶精明，对这份文书进行修改，着重强调那些与嘉靖没有直接关联的罪状：严世蕃等人诅咒朝廷，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妄图谋反，并准备“外投日本”。平心而论，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但是“谋反”、“通倭”之类的罪状却是纯属“不实之辞”。徐阶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彻底斗倒严嵩，防止他东山再起。
果然嘉靖对严世蕃“谋反”、“通倭”不太相信，又命三法司重新核实这些罪状。于是，徐阶又代三法司起草了一份奏疏：严世蕃“谋反”、“通倭”证据确凿，理当问斩。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被斩首、抄家，严嵩则被贬为庶人。
在政敌徐阶的一手策划下，严嵩的儿子被斩首，孙子被发配充军，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严嵩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很快就一命呜呼。
其实，严嵩父子恶贯满盈，他们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义正词严”地弹劾严嵩，反而适得其反？为什么打倒严嵩的人偏偏是狡猾、奸诈的徐阶，而不是正直的夏言？乍看起来，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问题的关键，是嘉靖皇帝的态度。徐阶这个人非常狡猾，善于玩弄权术，对嘉靖的心理了如指掌，所以，在对付严嵩时，他非常注意“技巧”：既要处死严世蕃，斗倒严嵩，又不能彰显曾长期宠信严嵩父子的嘉靖的过错；而“谋反”、“通倭”之类的罪行，都是在嘉靖罢免严嵩之后发生的，嘉靖当然毫不知情，丝毫无损于皇帝的“光辉形象”，所以能一举成功。
在那个专制时代，皇帝和皇权高于一切，徐阶这么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都是弹劾严嵩，但弹劾的人却是形形【创建和谐家园】。显然，徐阶、蓝道行、邹应龙等人的人品，是无法与杨继盛“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