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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红人”的自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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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这个世界就像是一条即将沉没的大船，最要紧的是先救起你自己！是啊，政海茫茫，大浪淘沙，谁能够永远“一帆风顺”？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场上风云变幻，瞬息万变，许多人不得不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保全自己？可是，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全身而退，做到“善始善终”的人，又有几人？就如同“凤毛麟角”！
所以，你一旦投身权力场，在追求荣华富贵的同时，千万要学会自保，因为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战胜对手，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套一句俗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古今权术的第一要义，也是在官场上克敌制胜的良策。
在这方面，范蠡和袁世凯很有自知之明，他们在进退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可以说是许多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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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里，有一支曲子——《恨无常》：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唱这首曲子的是贾元春，她虽然入宫做了贵妃，贾家也成了皇亲国戚，真是风光无限，但她却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在临死前，她给父母托梦，让他们赶快激流勇退。
那些置身权力场的人，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当你的权势达到顶峰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稳如泰山，要清醒地认识到“福兮祸所伏”，在锦绣荣华的背后可能早就隐伏着危机。也许，你正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所以，许多聪明人（比如范蠡），就是因为认识到这种“祸福相倚”的关系，才能早做安排，及早抽身退步，避免灾祸。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年轻时，他曾师从奇人计然。对于范蠡的才学，越国大夫文种非常敬佩，便把他推荐给越王勾践，成为勾践的主要谋士，开始走上了“平吴霸越”的坎坷之路。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退守会稽。于是，勾践采纳了范蠡的计谋，向吴国称臣纳贡，并亲自去吴国做人质。
当时，吴王夫差听说范蠡很有才能，便对他说：“听说聪明的妇女不会嫁给即将破亡的家庭，有才能的人不会去辅佐即将灭亡的国家。现在，你们君臣都是我的奴仆，我准备赦免你的罪过，让你改过自新，弃越归吴，你看怎么样？”
这时，越王勾践担心范蠡真的会离他而去，只好伏地哭泣。可是，范蠡却“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也听说，已经亡国的臣子没有资格议论朝政；已经战败的将军，也不配谈什么勇敢。过去，我没能好好地辅佐越王，以致得罪了大王，幸亏大王宽厚、仁慈，给我们留了一条命。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哪还敢奢望荣华富贵？”
就这样，范蠡陪着勾践在吴国当了几年人质。后来，他们又一起回到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出兵一举消灭了吴国。
班师回国后，君臣设宴庆功。席间，乐师作了一首《伐吴》之曲，称颂范蠡、文种之功，勾践听后却面无喜色。范蠡见了，不禁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明白了一切：勾践这个人猜疑、嫉妒之心很强，不想归功于臣下。看来，自己若不及早脱身，日后难免招来杀身之祸。一想到这里，他便决定激流勇退。
第二天，范蠡就去见勾践：“臣闻主辱臣死！20年前，大王受辱于会稽，臣之所以忍辱偷生，只是为了能复兴越国。现在，吴国已灭，如果大王能赦免臣的罪过，我愿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勾践一听，神色凄然：“没有先生，寡人就没有今天。如果先生留在我身边，我将和您一起共享越国。倘若先生私自逃走，必将身败名裂，一家老小难保！”
范蠡曾辅佐越王勾践多年，对他的心思非常了解，而且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根本不敢奢望“共享越国”，所以他断然表示：“大王，您如果要处死我，我也是罪有应得，但我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过？现在，他们的死活也只能听凭大王处置，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当晚，范蠡便不辞而别，乘着一叶小舟，涉三江，入五湖，辗转来到齐国陶山，在那里隐居，自称“陶朱公”，做起生意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商人。
范蠡走后，忽然想起曾经“风雨同舟”的好朋友文种，便修书一封，派人送给他。文种打开信一看：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看后，想到勾践近来与功臣们日渐疏远，这才如梦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再上朝。可是，一切都晚了，勾践深知文种才华过人，担心他一旦有二心，没人能对付得了他，便对他起了杀心。这时，有人诬告文种图谋不轨，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柄宝剑：“过去，先生教我伐吴七策，我仅用三策就灭掉吴国。现在，请先生去地下实行其他四策吧！”文种拣起宝剑一看，见上面写着“属镂”二字，正是吴王夫差令伍子胥自裁的那柄剑，只好仰天长叹，拔剑自刎。
由于范蠡的出色智慧，给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知道进退，所以后人曾有评论：“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凉，越发衬托出范蠡的过人之处。难能可贵的是，在自己事业的最高峰，范蠡看透了“权力场”，毅然激流勇退，这种大智大勇实在是千古罕见，不是常人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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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以退为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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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就是百战百胜的西方名将拿破仑也曾兵败滑铁卢。在皇权专制时代，面对逆境，又该如何“自处”？在这方面，狡猾的袁世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就是他的“秘诀”。在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下，袁世凯“以退为进”，果断地抽身离开朝鲜，不仅保全了自己，还迅速地东山再起。
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战争越打越大。为了拱卫京师，防止法军入侵，清政府下令调驻扎朝鲜的清军统帅吴长庆回国，镇守辽东。吴长庆走后，驻朝清军被一分为三：由袁世凯接统淮军“庆字营”，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各统一军，但由吴兆有总统三军。
同年十二月，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的支持下，朝鲜开化党人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逼迫国王李熙移居别宫，并“邀请”日军入宫护卫。这时，袁世凯主张立即发兵平乱，而吴兆有等人则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再行动。由于时间紧迫，袁世凯当机立断，立即率军出击，救出国王李熙，并一举消灭了开化党人。
可是，日本对朝鲜早就处心积虑，并不甘心失败，又开始增兵朝鲜，并向清政府提出【创建和谐家园】，指责袁世凯挑起中日冲突。
在驻朝清军内部，吴兆有等人早就对袁世凯的专横不满。原来，袁世凯的权力欲很强，骄傲自大，竟然看不起吴兆有。本来，按照官职，吴兆有既是二品总兵、记名提督，又是驻朝清军的最高统领，而袁世凯只是一个五品的“同知”，充其量只能算是吴兆有的“副手”！可是，袁世凯却目空一切，公然自封为“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处处以“清军主帅”的模样出现，对吴兆有行文时居然用上级对下级的格式——“札饬”，把吴气得肚子发胀，差点没背过气去。最后，连朝鲜国王李熙也被袁世凯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他与吴兆有到底谁的官大，应该谁指挥谁？
这时，吴兆有趁机“落井下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袁世凯，还控告他擅自挪用军费。原来，在“甲申政变”中被杀的朝鲜保守派官员平素与袁世凯交往密切。事后，袁世凯既顾念旧情，又为了提高中国在朝鲜的威望，就从军饷中拨款抚恤死者家属，打算作为“正常开销”入账。没想到，吴兆有竟拿此事大做文章。最后，官司打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就给了袁世凯一顿“杀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照数赔偿。
因为日本指控袁世凯挑衅，所以李鸿章派吴大澂、续昌两人去朝鲜调查。袁世凯知道后，急忙使出浑身解数，将各个漏洞抹平，并预先做好了周密安排。
吴大澂和续昌一到汉城，袁世凯就用美女、银子将他们服侍得非常舒服，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报告了“甲申事变”的经过，并为擅自开衅之事自责。当然，他早已想好了各种理由，巧妙地穿插在“自我检讨”之中，既表明自己当时那么做是万不得已，又是怎样英明、果断，说得吴、续二人连连点头。
当时，日本派井上馨赴朝鲜与中国谈判。在中日谈判中，对井上馨咄咄逼人的过分要求，吴大澂、续昌不敢反驳，节节败退，袁世凯就站在一边，急得要命，却又没辙。当井上馨提出清政府从朝鲜撤军的要求时，软弱的吴大澂居然唯唯诺诺，尽管袁世凯坚决反对，但也没有用。“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吴、续两人面前，袁世凯还得满脸堆笑，毕恭毕敬。
最后，袁世凯真是心灰意冷，满腔怨气。当时，驻朝清军里许多人对他独霸军权早就不满，现在见他失势了，便胆子壮起来，又在两位特使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蓄养官妓、【创建和谐家园】军饷、贩卖烟土。虽然袁世凯绞尽脑汁，百般掩饰，总算应付过去，但他还是伤心至极，大叫：“官运恶极！”眼看处境艰难，哪一路“神仙”他也得罪不起，袁世凯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走为上策”，便借口养母牛氏有“病”，向吴大澂请假回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袁世凯“伤痕累累”地离开汉城，乘军舰抵达旅顺。在那里，袁世凯拜见堂叔袁保龄，将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都向他倒了出来。对袁世凯此时主动“引退”，袁保龄却大加赞赏，认为他“识时务”！
几天后，吴大澂等人回到天津，在李鸿章面前高度赞扬袁世凯，称赞他在朝鲜怎样拓展外交，巩固中朝关系，怎样随机应变、果断英明。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多次对人称赞“袁（指袁世凯）才可用”。由于吴大澂等人的正面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求严惩袁世凯，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成为中外人士都关注的“风云人物”。
回到老家河南陈州府后，袁世凯虽然归隐田园，但他在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袁世凯也不甘寂寞，经常与堂叔袁保龄通信，谈论的也多是“朝事”、“政事”。
不过，袁世凯这次在家乡并没有待多久。1885年四月，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七月，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清政府决定释放大院君李昰应。至于护送大院君回国的人选，李鸿章考虑了很久，最后想起了袁世凯，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八月下旬，应李鸿章之召，袁世凯赶回天津。本来，李鸿章准备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与袁世凯一起护送大院君回国。后来，他又担心此举既可能引起朝鲜政府的疑虑，又容易引发中日【创建和谐家园】，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事后，李鸿章曾对袁世凯半开玩笑地作了解释：
“韩人（指朝鲜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临行前，李鸿章又亲自为袁世凯设宴饯行，并说道：“今如演戏，舞台已经搭好，就等着你这位主角登场了！”可见，李鸿章对这个后辈是多么器重，并对袁世凯的朝鲜之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想不到，自己年纪轻轻（这一年，他才26岁）就得到了朝廷“第一重臣”李鸿章的如此赏识，袁世凯真是感激涕零，便对着李鸿章一揖到地，然后大步踏上了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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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以退为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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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鸿章又上奏朝廷，大力保荐袁世凯：
“……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指朝鲜首都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决定：破格提拔袁世凯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员任用，加三品衔”。此前，袁世凯只是一个“同知”，地位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所以，这道上谕一下，袁世凯立刻成为汉城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此外，李鸿章还亲笔给朝鲜国王李熙写了一封密函：
“以后贵国内政、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有了这封密函，李熙对他当然是“刮目相看”，袁世凯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要是没有他的首肯，朝鲜任何重大问题都很难解决。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几岁，投笔从戎也不过三载，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是，袁保龄认为：朝鲜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袁世凯在那里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重返朝鲜。不过，胸怀大志的袁世凯却不做如此打算：在国内，要想爬上一个三品官，不知得“熬”上多少年，他可不想把青春和热血都白白浪费掉！所以，袁世凯在给二姐的信里说：
“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做使臣，无人能害，何险之有？……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闻天下？……弟年未三十，而名扬中外，俱赖出使之功也。”
对此，台湾著名史学家苏同炳先生有很高的评价：
“26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自古以来，英雄也有“屈身”时！在风云变幻的权力斗争中，面对不利的局面，袁世凯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请假回乡，“归隐”田园，不但避开了风口浪尖，还因祸得福，身价倍增，升任“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这说明：在权力场上，“退”有时要比“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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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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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官场化”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大官场”。在这里，既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陷阱；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创建和谐家园】被踩成肉酱的惨状。其中，有的是喜剧，更多的却是悲剧！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过去素来自命不凡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官场化”社会？究竟是我们的祖先缺少创新的智慧，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的祖先思想的翅膀，以致于我们的祖先停滞不前？抑或是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的人格被扭曲，喜欢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特别是美国，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并经久不衰的，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力曾遥遥领先，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面对那些“蛮夷”、“番邦”，那时的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们的祖先过分自信，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我们最先进，就是标准；与我们不一样，就是不遵从教化。结果，在这种自高自大、惟我独尊的错误意识支配下，身处皇权社会的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一直信奉儒家学说，崇尚专制皇权，即使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也是“九死而不悔”！久而久之，封建社会的中国人逐渐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成为帝王们的“奴仆”，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人格？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人格这个概念源于拉丁语Persona，起初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与我们今天戏剧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脸谱差不多。后来，心理学家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于他人的精神面貌。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各有不同的“格”。其中，君格为专制帝王们独有，他们是圣人；举凡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等大小官吏或贵族，都有官格，在皇帝面前是奴仆，在老百姓面前又是“主人”（狐假虎威而已），亦奴亦主；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民格，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是奴隶式的“草民”、“贱民”、“小民”、“蚁民”。
在皇权社会里，人们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对周围的舆论特别重视，所谓“人言可畏”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中国人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重视，在倾听别人意见时更要“洗耳恭听”——耳朵特别长，眼睛特别亮，心眼特别小，报复心特别重。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历史上，因为一言不慎而招来灭门之祸的事情数不胜数。时间一长，许多人就认定了一个信条：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在皇权社会的官场上，“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是是先生”之所以那么多，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皇权社会的中国人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信仰和求知精神也被“【创建和谐家园】”了。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即使出现一点苗头，也会立即被扼杀。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为了活着（像狗那样苟活着），不能不收敛锋芒，夹着尾巴做人，惟恐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招来“塌天大祸”。
这是为什么呢？这与皇权专制国家的残酷统治有关。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帝王就大搞文字狱，“思想罪”大行其道，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缺乏自己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历代帝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知道学习礼乐，取法先王，崇古复古，维护专制制度。隋唐以后，又推行科举制度，更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打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幌子，只会读死书、死读书，一心只想做官，成为争权夺利的社会蛀虫，他们缺乏“思想”和“人格”，一辈子也走不出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桎梏，自我封闭，不肯真正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这真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剧，更是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宿命！
正因为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很容易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在权力场上活动的人，比如宰相、文臣、武将，绝大部分都是用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人，信奉的是儒家的官场哲学，表面上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私下里相互嫉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并行，大行其道。虽然儒、释、道三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劝世人逆来顺受、忍让克制方面，它们的功效却是高度一致，没有任何一家宣扬自尊、自强，宣扬的都是愚民思想，对个人自尊心百般打击。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被驯化成了只会为争名逐利而奔忙的动物人（甚至是机器人），宛如行尸走肉！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儒家的“性本善”，道家的方术迷信，佛家的“来世”观念，成了中国人的“麻醉剂”、“安魂剂”，以至于中国人始终不敢用眼睛正视“权力”（特别是专制皇权）这只怪兽，只是一心企盼“圣王”、“明君”的恩赐，等待天命、圣人、大人的善举！
因此，在皇权社会里，大多数中国人的成就意识很低，具有严重的自卑心理，时刻准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缺乏创新、求知精神，感到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一片孤独的荒漠之中，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许多人只好脱离红尘，消极避世！
于是，类似“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之类的处世格言，便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上经久不衰，这种阿Q式的语言反映了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缩头乌龟”式的人生态度。到最后，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连仅有的一点人格和自尊也丧失了，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人生舞台上走一次过场，再无声无息地消失。一部中国历史，竟然变成了一部皇权社会中国人的人性悲剧史！
就这样，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身处精神被隔绝之中，越来越麻木、迟钝，他们的文化视野仅限于自己周围极其狭小的空间，无边无际的暴力、压迫、恐吓、威慑、死亡蔓延过来，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以，中国皇权社会不适合天才的生存、成长，成了天才的“地狱”。例如，屈原、曹植、嵇康、谢灵运、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无不被告密、中伤，而遭到掌权者的治罪、贬斥、流放……反正没有好下场。像屈原的那种永远不“随波逐流”的高傲性格，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就像是一头被拴上了鼻子的耕牛，或者是一匹被套上了缰绳和车轭的骡马，失去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个顽固、封闭、愚昧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精神上的“侏儒”，默默地忍受着专制帝王对社会权力的垄断，让自己人性的良知在专制皇权的【创建和谐家园】面前默默地死去。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领域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陷入颓境，民族精神越来越暗淡……与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巨星”有一半以上是出现在17～19世纪的西方，如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牛顿、休谟、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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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也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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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社会里，专制政府的头儿是皇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所以，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现象正好相反，应该是“臣叫君死，君不得不死”。这种说法似乎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但是，只要仔细读一读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皇帝的权力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大，有的人当皇帝简直就是受罪，不仅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甚至连自己的脑袋也攥在别人的手心里，还不如当一个寻常老百姓潇洒、自在。
仅仅在汉代，因为讲话不知深浅，就有两位皇帝死于非命。一位是西汉少帝，从小只知道自己是汉惠帝的皇后（吕后的孙女）所生。等他长大后，才听说生母是惠帝的一位妃子，而且，自己出世没几天，生母就被吕后杀害了。在一怒之下，他发誓：“我将来一定要为母亲恢复名分！”谁知，祸从出口，不待“将来”，他就被绳捆索绑，囚禁在深宫。最后，少帝连向群臣叫一声“冤枉”的机会都没有，就“悄无声息”地走完了自己短促的一生。
另一位是东汉质帝，他的命运比少帝还要惨。这位才8岁的小皇帝非常聪明，刚坐上龙椅，就对大将军梁冀“不知深浅”地说了一句：“你是一个跋扈将军！”当时，梁冀倒是没有反驳，不过散朝后就派人给皇帝送去一包面饼。这些面饼可能味道不错，小皇帝吃了好几块，马上就“一命呜呼”了。看来，拿面饼毒杀皇帝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后来刘聪在杀害晋怀帝司马炽时玩的也是这套把戏。
当然，杀害皇帝的方式远远不限于送毒面饼，在历史上，弑君的手段有时可比送毒面饼要残酷得多。
梁武帝萧衍篡夺皇位后，把齐和帝萧宝融贬为“巴陵王”，迁往姑苏。没过几天，萧衍又想起他来，便派亲信郑伯禽去姑苏“以生金进王”。萧宝融自知要进“鬼门关”，就告诉郑伯禽：“金子你们留着，只要给我几坛烈酒就行了！”郑伯禽心想：让萧宝融做个“醉死鬼”也好，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让和帝喝得烂醉如泥，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刀下鬼”！
一报还一报！四十多年后，梁武帝的儿子简文帝萧纲也遭受了另一幕悲剧。当时，东魏降将侯景作乱，先是把梁武帝活活饿死在台城，然后又废萧纲为晋安王。即使这样，侯景还不放心，又派亲信王伟去给他“献酒祝寿”。对此，萧纲心知肚明，说：“什么寿酒，不就是要取我的性命吗？”说完，他开怀痛饮，喝得酩酊大醉。这时，王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土袋，压在萧纲的脸上，没几分钟就将他活活闷死。在中国，当皇帝当到萧纲这份上，实在是一场灾难！
古语云：“虎毒不食子。”不过，在皇权专制时代，最高权力实在是太诱人了，不仅有谋篡之心的大臣要杀害皇帝，有时就连皇帝的亲生母亲也不例外！例如，北魏孝明帝元诩是胡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胡太后却把持最高权力不放，对孝明帝多有掣肘，母子之间感情破裂。于是，孝明帝密诏大军阀尔朱荣发兵“勤王”。这时，胡太后也不管什么“骨肉”不“骨肉”了，索性先下手为强，派人将孝明帝毒死，另立宗室元钊为帝。一个月后，尔朱荣杀进洛阳，将胡太后和元钊投入黄河。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有两个皇帝死于非命，大的不过19岁，小的才3岁。
在历史上，更常见的是亲属之间的自相残杀。东魏孝静帝是权臣、大将军高澄的妹夫，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多亏高欢和高澄父子的扶持，所以高澄对孝静帝很不客气。有一次，群臣大宴，孝静帝喝多了，就不肯再喝。这时，高澄端起一大杯酒，送到他面前，硬要他喝，孝静帝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说：“自古天下无不亡之国，朕又何必忍辱偷生！”高澄大怒，骂道：“朕？朕？【创建和谐家园】的狗屁朕！”说完，他一回头，命令黄门侍郎崔舒：“给我打他三拳！”那崔舒也是狗仗人势，竟然冲上来“殴帝三拳”。
其实，这位孝静帝也并非“懦弱之辈”，还有几分能耐。据《魏书》记载，孝静帝“臂力过人，能挟石狮子踰宫墙，射无不中；好文学，从容沉雅”。可惜，就是生不逢时，碰到了高澄父子，他也只能是“人在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
有一回，孝静帝出去打猎，就像鸟儿出了笼子一般，好不快活，“驰逐如飞”。正在得意之时，猛听得后面一位禁军将领大声提醒他：“陛下，您不要跑得太快，否则大将军（指高澄）会生气的！”作为“万岁爷”，连骑马的快慢也要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那光景实在是让人觉得“委屈”。为了保全性命，孝静帝也只能“忍气吞声”！
真要理论起来，皇帝难做，有时并不限于动乱的年代或者是王朝的后期，即便是“开国皇帝”，往往也不能随心所欲。例如，汉高祖刘邦晚年对太子刘盈（即汉惠帝）的过于“仁弱”不满，有意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却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最后，汉高祖憋了一肚子气，也只有摇头叹息而已。
隋文帝杨坚坐上龙椅后，“振长策而御宇内”，统一了华夏九州，也算是“一代雄主”了。不过，在朝廷里，杨坚虽然是威风八面，一言九鼎，但是，一回到后宫，他可就“雄”不起来了，还得乖乖地“听命”于大老婆独孤皇后，想要在皇宫里搞什么“自由恋爱”，那可是绝对不行的。有一回，隋文帝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位宫女尉迟氏，独孤皇后就公然将她处死。隋文帝暴跳如雷，竟然远走高飞，“如山谷间20余里”，害得左仆射高颎率领文武百官在后面“穷追不舍”，苦苦规劝他不要抛弃天下臣民。最后，杨坚也只有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因为贪恋权势，许多人当上了皇帝，才发现自己坐在“火山口”上，想要洗手不干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可惜，这个道理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纵观古今，真正“大彻大悟”的人太少，隋朝皇泰帝杨侗就是其中一个。
在杨侗被赶下台前，权臣王世充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天下太平，还是你做皇帝！”不久，王世充要杀他，杨侗不想死，就让行刑者传话，希望王世充履行诺言。杨侗真是“糊涂透顶”，竟然糊涂到拿这种话去要求别人兑现，当然没人理睬他。在碰了南墙之后，杨侗又哀求与太后诀别，也被拒绝。直到这时，他才大彻大悟，痛不欲生地说：“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这位皇泰帝，因为自己不想死，所以死得反而比别人更痛苦。在服下毒药后，他仍然留着一口气，就是不肯离开人世。最后，行刑者不耐烦了，便找来一根绳子，将这位“万岁爷”活活勒死。
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一些人只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能明白这个道理，真是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许多悲剧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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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恐惧：“英年早逝”的唐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