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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原的《天问》里边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太阳和月亮是怎么样挂在天上的呢？天上那么多的星星，它是怎么排布在天上的呢？这是对大自然奥秘的一种探索，张若虚他留下来的诗，我们只知道他有两首诗，但是就有一首成了千古的佳作。所以有人曾经评论过他，叫做：“孤篇横绝 竟成大家。”他只有一篇作品流传到后世，但是他却是唐代诗人里边一个大家，有的人评论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诗中之诗，是峰上之峰，是峰顶上的峰顶。张若虚这样的诗句真是脍炙人口：“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李白的《把酒问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看到今天的月亮，实际上我们就想到在这个月下曾经照过很多很多的古人。有一次我同一个天文学家在谈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他就讲这个苏轼能够知道天上的星体上的记时系统跟咱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月球上面，如果我们把月球当作琼楼玉宇的话，它那上边背太阳的一面，月球背太阳的一面最低的温度是零下180度，所以真是高处不胜寒。这些诗句既是对人生哲理的探索，也是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所以我们古代的诗人们，他们的想像是非常宏伟，是非常浩大的。拥有科学和人文的综合素质，拥有很宽广的视野，可以使我们有更宽广的思路，可以有更敏锐的直觉，可以有更活跃的灵感，和更丰富的想像，在发展科学和发展艺术当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讲我们需要科学文化，科学【创建和谐家园】的理念，在我们回顾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历史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么科学和艺术的分离，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就越来越严重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梁思成曾经做过一次报道，题目就叫做《半个人的时代》，在1959年斯诺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到1965年又出了一本书，是马尔库塞写的《单维人》，这都是在探索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离。
爱因斯坦在他的一篇名作叫做《论教育》里边提出，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就是从学校出来的人，不只是个专家，应该是个和谐的人。中国的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呢，他提出来你要研究美学，必须有三门基本功：一个叫做美学的历史，一个叫做美学的哲学，再一个就是要研究一门艺术。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如果你对一门艺术没有加以研究，没有深入进去，你就很难去研究美学。所以我们提倡把科学和人文融合起来，我们研究科学，第一要钻进一门科学。同时呢，也要研究科学史，也要研究科学的哲学。所以呢，这三个方面是对于成就一个人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谈论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我们提倡科学与艺术融合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把科学和艺术直接对号。我们很难说爱因斯坦喜欢的哪一个曲子使他发现了相对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把理性和感性、认知和情感、知识和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实现互融互补互动。所有的科学【创建和谐家园】、艺术【创建和谐家园】都是如此。我们在做科学教育，在研究科学，在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也要这样来做。
最近我写了一篇散文，今天我把它朗读给大家，与大家分享，与大家共勉。题目是《让我们到山顶上会合》。仿佛听见那位科学【创建和谐家园】在太阳系的边缘向我们大声说话，那是科学哲人的语言，我们探索宇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像；仿佛看见那位文学【创建和谐家园】，在高山上向我们招手，文豪的话语如诗似歌，让人难忘。科学与艺术，山脚下分手，山顶上会合。向着那科学与艺术相拥的山顶，让我们一起攀登。凝神静思，那魂牵梦萦的山顶很高很远，昂首远望，那心仪已久的目标却越来越近。向着那科学与艺术相拥的山顶让我们一起攀登，征途中，知识共文化一色，直觉与灵感齐飞，专注携想像同行，【创建和谐家园】源天地之美，水远山高，达万物之理，天荒地老。我们播撒着快乐，我们收获着幸福。在富于想像的攀登与创造之中，向着那科学与艺术相拥的山顶，让我们一起攀登，一起创造一起快乐，我们谁也不掉队，让我们山顶上会合，山顶上再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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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社会 -曾志
t.xt`小~说~天~堂
主讲人简介
曾志，【创建和谐家园】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同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导师为我国著名哲学家黄楠森教授。
1997年曾志在比利时卢文天主教大学做访问研究，199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作访问学者。2001年至今为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后。曾志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西哲学比较，社会与政治哲学、元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哲学原理。其代表性著作为四十万字的《西方哲学导论》。
内容简介
关于《科学与社会》，曾志主要谈了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处理好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临着科学带来的种种问题；第三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表现出怎样的面貌，人们是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第四个方面，关于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当代世界那么各国不同的政治家，不同的学者，社会各方面的人，他们所做出的平衡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努力。
在第一个问题中，处理科学与社会关系主要有四种基本观点，分别是科学主义的，伦理主义的，商业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标志及其影响，第一，植根于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瓦解。第二，就是技术进一步导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简单化和复杂化，所谓简单化，就是我们越来越接受某些单一的标准；复杂化就是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复杂。第三，就是传统伦理判断和伦理标准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似乎想不起来，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那么有哪一个问题引起的伦理学的争论，会像我们今天那么遇到的克隆技术的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么激烈；第四，就是知识和语言的混乱，不同的人之间沟通起来呢，变得非常之困难，但是有时候，又特别容易。
第三个问题，就是科学社会关系的时代特点，我把它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古希腊，伦理标准和技术标准, 科学标准呢，本来就是一个标准。第二个阶段就是文艺复兴，艺术和科学是统一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他总是试图用一种和谐和比例的原则，去探索科学和艺术。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就是艺术和科学它是分离。第四个阶段就是20世纪的后半叶，科学乐观主义成为一个主导的潮流，用技术来改造世界的机会似乎是无限的。
第四个问题，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功利主义；第二个就是实用主义；还有一个就是唯物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在当代世界上人们做出的平衡唯科学主义的努力主要有哪些。
它主要有以尼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他认为，人是在不断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的，宗教的和科学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宗教，宗教思想家们，总是告诫人们，不要陷入到那种物质主义的漩涡当中去。从这个角度来讲，宗教也是现代世界人们用来平衡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唯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选择。还有一种方向就是技术的全面人文化，我们必须把人文性质的考虑，纳入到对技术的追求当中去。
全文
我今天要作的这个报告，它的题目叫做《科学与社会》。我们知道，我们现代的社会，其实是一个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且这个科学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整个的关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观念，基本上都被科学主导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科学是技术性的，纯理性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科学的这种技术性和逻辑性主导的话，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非技术性的、艺术性的、非逻辑性的部分，会被忽视掉，而且这种现象在当代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科学给我们这个社会看来，也带来了一些我们原来没有预料到的方面，但我们不能够笼统地讲，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科学给我们带来的不完全是我们原来预想的每一个方面，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灿烂的前景。
所以这样一来，对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一种人文角度的反思，其实现在是个世界性的课题，这个课题，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按照我的观点，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所以这是我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开场白，我希望这样来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主要谈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大概第一个部分我想引出一个问题，就是现时代对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怎样处理好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临着科学带来的种种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会涉及到我们怎样来看待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标志及其社会影响，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还想帮助大家回溯一下科学和社会关系的时代特点。在不同的时代，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表现出怎样的面貌，人们是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每一个时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他是怎样思考的，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我想谈一谈关于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因为我们谈到科学观，它实际上是个哲学观的问题，对科学的前提，对科学的基本性质进行批评性的讨论，这是哲学的一项基本的任务，那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性质及其社会影响问题，实际上它就涉及到，关于现在我们流行的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究竟是哪些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当代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家，不同的学者，社会各方面的人，他们所做出的平衡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努力。所以，关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大概我讲的主要是这五个问题，下面我把它分开来谈。
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谈到了，那就是说，我要谈的就是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是现时代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特别是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家和那些精英人士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为什么把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把它当做现代世界整个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一个必须要处理好的关系？我不想抽象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想给大家引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著名的学者，著名的政治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评论或者说他们的意见。
我这里谈到的我想集中说一下，就是现在世界上非常热门的，关于克隆技术的前景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主要是集中于克隆技术的前景它是不是最终会克隆出一个人，就是说，假如是你，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克隆的技术，克隆出另外一个你，站在这里的时候，丝毫分辨不出来，哪一个是原来的你，而哪一个是【创建和谐家园】的你，但是谈到克隆这样问题的时候，特别涉及到，如果克隆的前景是一个可能克隆出另外一个和你一样的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之复杂了，而且这个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实际上它的前景并不是那么美妙。
我在这里，引几句话大家来看看。第一句话，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科学教授，叫哈维尔，这个哈维尔讲了一句话，他说“太恐怖了，我为什么没有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前就死去呢？”，这是哈维尔讲的，他认为，克隆人这种前景太恐怖了。第二种观点，跟它正好相反，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叫约翰.布洛克，这个约翰.布洛克，他讲了一句话，“克隆人绝对是科学上了不起的进步，克隆技术必将创造21世纪的辉煌”。
同是一个学者，他从另外的方向，对克隆技术做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整个20世纪的进步，都维系于这个技术，英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它曾经在一片文章中，谈到这样一段话就是“人体的商业化，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无与伦比的成就，毫无疑问，克隆技术的出现，将为世人创造一个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市场”这又是一种观点。最后一个，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钻牛角尖，管它，干起来再说”。
我在这里引的这五段话，其实都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它代表了当今世界上对于克隆技术尤其是我们可能出现的克隆人的技术前景，不同的人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态度，但是这里的态度应该来说，我们不把它归纳的话，它好像显得比较零散，那我把他们划分为了四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我把它称之为是科学主义的，比如我们上面谈到的第二种的观点，这是一种。第二种，我把它称之为伦理主义的，主要从道德方面来思考的，那比如我上面谈到的，第一种观点。第三种，我把它称之为商业主义的，它认为，克隆技术会带来一个新的商业市场，而且它潜在的商业的利益和商业的利润，是不可【创建和谐家园】的，这是商业主义的观点。第四种我把它称之为实用主义的观点，这是弗里德曼的观点，但是实际上我们注意一下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其实实用主义的观点，它间接地支持的是科学主义的观点，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来分析一下上面谈到这些观点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这些问题把它们分离为两种基本观点的对立，就不单单是上面我们谈到的技术主义的，伦理主义的，商业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其实它就变成两种，一种是伦理性的，对克隆问题的思考；另外一种，就是非伦理性的观点，它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伦理主义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克隆技术可能对我们人类长期形成并且深为依赖的生活习惯和伦理传统造成的冲击，但是问题的复杂在这里，从伦理主义的角度来说，许多人，对克隆人，对克隆技术的前景，持一种警惕，甚至抱有一种反感的态度。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伦理主义者都反对这个问题，非常有趣的就是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伦理主义者他支持克隆人。比如说美国纽约的哈斯汀研究中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伦理学家叫丹尼尔卡拉汉，这个丹尼尔卡拉汉，他就说，“在我们社会上，有两种价值观，允许人们在人类【创建和谐家园】这件事上随心所欲，一个是绝对的个人主义，另一个是对完善生命的追求”，他的这一段话，使很多人感到惊愕，他的惊愕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就表现在他认为对完善生命的追求，是伦理学当中一个最基本的方面，而这个方面是支持克隆人的，是支持克隆技术的，当然，绝对的个人权利这一点，成为克隆技术的存在的理由基础或者根据，这对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它也能够接受一种克隆人的前景，也能够接受一种未来，可能让我们感到惊愕的克隆技术的前景，生物技术的前景。
而从科学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当代有一些激进的科学主义者，他甚至也认为，伦理主义者对克隆技术的反对和担忧，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他认为，从伦理的角度来谈论一个克隆人的问题，当然是有一些他可以接受的理由的，但是反过来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伦理标准和道德判断，应该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调整的，这是一个看法，就是说你用来反对克隆技术的那些伦理标准或者道德判断，在这一些科学主义者看来，其实伦理标准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必须要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你不能用过去的道德标准，伦理标准来判断今天的新技术，新技术应该，引出我们的一些新判断，所以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技术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如果没有技术，我就无法生存，而且一种技术，一旦产生以后，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它们的。还有一些技术主义者认为，对克隆技术的这种担忧，其实有一点大惊小怪。因为，与历史上那些重大的技术变革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影响相比较，克隆技术并不见得，就比历史上某些技术变革的出现，给我们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更大，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感受更强烈一些罢了，你如果回溯历史，回到历史上某些重大的技术变革产生的那个年代，可能那个时期的人，很多也惶惶不可终日，只不过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会这么强烈，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直接地感受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带来的变革和影响，和我们本身的存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科学，它是一种技术的形式，但是反过来，我们知道，技术只是实现我们人类目标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比这个手段，这个方式，更根本的有一些，我们人自身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接下来把科学的人文性质，把它概括为这样三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科学就它的本性来说，是我们人类自我完善化的工具，因此，它不能和我们人类自我完善化的目标，发生冲突，这是一个我们谈到科学的人文性质的时候。第二个自我完善化本身，它是一个技术、美学和伦理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如果在实现这个技术目标的同时，消解了美学和伦理，这个技术目标，实际上就是不助于被接受的，所以这是它的第二点。第三点，人主要是由于他的社会性而面临伦理问题，科学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最有效地去达到某些目的，但是，它不能够告诉我们，应该追求哪一种目的，或者说是这一种目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说，科学探讨和伦理的探讨它总是合而为一的，其实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观点他就过于乐观，我们看到科学的探讨和伦理的探讨，在很多方面已经表现出分离了，而科学和伦理方面的分离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科学和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彼此之间，并不是和谐地同时存在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上面这样一些问题，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标志及其影响，那我把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标志及其影响，我也把它归纳成为四个方面。第一点，那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植根于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瓦解”，什么叫“植根于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瓦解”，换一句话说来说，我们现在谈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叫做知识化社会，叫做信息化社会，这个知识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全球化，换一个角度来说，广泛深刻的社会化，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体，它急剧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日常习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性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面貌。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技术进一步导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简单化和复杂化，其实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谓简单化，就是我们比如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越来越接受某些单一的标准，比如美国人在技术方面，在商业方面很多的标准，它被全球化推动以后，就变成了普遍的标准，原来的很多的不同的标准，非常丰富的色彩，都被整齐划一地简单化了，另外一个方面它的复杂化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而且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复杂，不管技术怎样进步，似乎都难以满足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要求，所以它既简单又复杂。第三点，就是传统伦理判断和伦理标准的不确定性，我们似乎想不起来，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有哪一个问题引起的伦理学的争论，会像我们今天遇到的克隆技术的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么激烈。第四个，我把它归纳为就是知识和语言的混乱，什么叫做“知识和语言的混乱”，它主要就是指现代知识已经高度专门化了，而且技术语言和价值语言，越来越互相隔离，这样一来，使得不同的人之间沟通起来，变得非常之困难，但是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又特别容易。一方面，人们之间要交流，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倾向，一种共同的喜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进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种广泛深刻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谈到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进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或者我们面临的这种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和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相比较，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的一般面貌是怎样的。
那这就转入了我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科学社会关系的时代特点，那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流程当中来讨论，看它在不同的时期，关于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基本面貌，那我把它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希腊，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logos，这个概念用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就是相当于规律性的这样一个概念，数理化的这样一个概念。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我们人类生活就是要追求知识，而最高的知识就是一种善的知识，所以知识就等于善，伦理标准和技术标准、科学标准，本来就是一个标准，所以古希腊的思想家，他们坚持认为，当我们在追求一种技术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一种人文的价值赋予它，技术本身是从属于一种善的结构的，等级越高的知识就代表了更大程度上的善。
第二个阶段就是文艺复兴，我们谈到文艺复兴的时候，科学和社会的一般关系是怎样的。我把它归纳成为艺术和科学是统一的，所谓艺术和科学是统一的，就是我们看待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他表达他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理念，并且努力要把这种理念转化成为他的创造作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总是试图用一种和谐和比例的原则，去探索科学和艺术，正是在这样一个角度上，他带来了文艺的复兴，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阶段的特点。
第三个阶段我认为是19世纪，19世纪的一个特点，就是艺术和科学它是分离的，艺术和科学的分离，成为19世纪知识分子生活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努力地想用浪漫主义来【创建和谐家园】科学的进步，他认为，科学进步似乎损害了我们人的精神自由。
第四个阶段就是20世纪的后半叶，20世纪后半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总体的面貌，我想把它概括成为“科学乐观主义成为一个主导的潮流”，科学和技术的巨大的进步，在20世纪的后半叶使得人们一切问题的解决似乎指日可待，用技术来改造世界的机会，似乎是无限的。
第四个问题我想要进一步分析一下，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影响非常深远的，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说它是跟我们人的生存状态紧密联系的一种，思想方式。第二个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它的最高的标准，就是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的东西，它就是真理。还有一个就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可以说和科学主义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因为我们知道，科学的对象就是实际的物质存在，承认这个世界本身是物质构成的就意味着，我们要追求一种操作这种物质的技术方式，所以这样一来唯物主义也成为了推动或者，导致这个唯科学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们如果要分析起来，大概主要是这三种。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当代人们对科学乐观主义对唯科学主义，实际上已经开始抱持一种警惕的态度，希望能够把人文的方面更好地结合进技术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使得科学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容纳我们人文的方面，能够使得科学的要求和价值的要求，表现得尽可能统一，在当代世界上人们做出的平衡唯科学主义的努力主要有哪些。
那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我要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康德的哲学，一直到现在为止，康德的哲学都是现代思想界用来讨论科学和社会关系，平衡科学的那种过度影响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思想资源。
康德的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康德认为，我们的知识是经验，我们的人的认识，实际上他的手段，在技术的这个方面，只能够满足我们技术的需要，他认为超出我们经验的方式，去探讨那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问题，超越了我们人的认识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主要是沿着康德的这个思路来进行科学研究的，认为知识性的研究，不能够讨论价值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美学的问题。
但是20世纪的哲学家，主要是指那些科学主义的哲学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其实往往表现得过于激进，他认为，经验性的知识，技术的知识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目标。在他们看来，那些非经验的，那些超越我们经验范围的那些价值性的知识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其实价值性的知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知识，是我们人的生存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个方面和我们的经验的技术的知识，是互为补充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康德的这个努力，就引出我这里要讲的另外的一种平衡唯科学主义的文化形态，这就是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
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它主要是一种必然性的观念，但是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它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偶然性的观念，按照尼采存在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人的存在，就是不断地在那里选择命运，而这个观点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科学观念和宗教观念，因为宗教它也是谈论必然性，我们的存在服从一个必然的上帝观念。而科学的认为，我们服从一个必然性的物理定律。尼采的存在主义关于人是完全自由的，人的存在是全面的、开放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实际上就意味着，他认为世界不像科学展示的那样，也不像宗教展示的那样。对于尼采的哲学来说，科学是错误的，而上帝早就死了。所以他认为，我们每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都应该自己来面对自己的生存境遇，自己来塑造自己的生存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西方的人本主义，它对科学主义做出的一种反驳，它希望能够适当地校正科学主义的那些绝对性的东西，当然，反过来我们也知道，就像科学主义不完全是绝对真理一样，科学主义谈到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绝对真理。那人本主义，它谈到的很多东西也不完全都是正确的，但是反过来，它有很多东西是发人深省的。
第三个部分，就是宗教，对精神价值和未来生活的追求，我们知道，是宗教的最大特点，因为宗教总是在倡导某种精神价值，总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未来世界未来生活的幻形，由于宗教的这个特点，其实在历史上宗教一直是平衡科学和物质主义影响的最重要的人类精神文化形态之一。我们知道，在技术非常鼎盛的时期，宗教思想家们，总是告诫人们，不要陷入到那种物质主义的漩涡当中去，不要忘记，在物质的追求后面，还有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宗教，也是现代世界人们用来平衡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唯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当然在历史上它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在当代，我们看到的它的作用，还是有增无减。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有许多人认为，宗教在当代的作用，虽然可以平衡物质主义，平衡技术主义，但是从某种的角度来讲，宗教在当代，也开始势微。因为人们现在，在当代世界当中，已经越来越少有虔诚的宗教主义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宗教也处在衰落当中。但是反过来在另外一个方面，由于它的衰落，我们不能够认为它毫无社会影响力。整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我们如果身处到那种环境当中，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一点。
第四个平衡唯科学主义的可能选择，我认为，就是技术的全面人文化。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一种技术操作的时候，我们面对一种技术发现或者技术发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考，市场神圣还是生命神圣，利益原则优先，还是道德原则优先这样一些问题。因为你不解决这个技术的价值基础的问题，你甚至不知道我需要这个技术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非常有用的技术，把它推向和我们的有用性完全相反的方向，或者说满足了某些人畸形的有用性。所以技术的人文化，可以说是我们要谈到的，平衡唯科学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而且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就是现代的这种跨国公司，现代的全球性的大企业，都非常注意这个部分，以生产技术作为它的主要特点的这样一些企业，现在越来越多地要把自己的价值目标，一开始就告诉人们。而你如果不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对你这样企业，对你这个技术，本身就是心存疑虑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保留的。
我想关于科学和社会关系的人文主义的讨论或者思考，它所要包含的内容，在我思考的这个范围当中，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这里想借用一个非常有名的未来学家、社会学家，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的一句话来做为结尾，就是“假如道德被搁置起来了，欲望也就没有任何限制了，而在这种探索自我和感知关系的活动当中，任何事情都成为可能”。
丹尼尔·贝尔在这里要讲什么。他实际上就是谈到，技术是有它的伦理基础的，我们谈论一种技术的时候，我们是要考虑它的文化属性的，我们必须把人文性质的考虑，纳入到对技术的追求当中去。
这就是我讲的全部内容，谢谢。
提问： 科学当初是作为帮助人类摆脱宗教那种造成的愚昧状态的一种方法，使人类进入了文明科学时代的，你现在反过来用宗教再来平衡现在科学的一些反面作用，我想您是怎么来把握这个平衡的，你觉得它也是作为一种跟科学相提并论的文明吗？
答： 我想这样子说吧，我们的物质的方面，并不能够完全获得满足，当我们不能够获得这种满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不满足感，我们怎样填补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这个东西，信仰其实是我们人的生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完全消极的东西，因为如果完全把它当做一个消极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想象，为什么从古到今，有这么多人需要这个东西。
提问： 支持科学乐观主义三个主要的哲学基础，一个是实用主义，一个是功利主义，一个是唯物主义，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在支撑科学乐观主义这三种观点中，它有没有一个统一性。
答： 如果涉及到关于科学和社会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三者都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就是说，功利主义，其实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如果从纯粹哲学形态的功利主义，它其实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一种经验主义的理论，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这个功利主义，其实是个广义的功利主义。它是指人们在选择和作出决定的时候，以利益作为一种优先的考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利益的考虑，进入现实生活当中，它首先呈现给我们的通常就是一个物质的选择问题，这三者如果进入日常生活的层面，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表达出来的是三个不同的哲学倾向，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来设定它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表现出，它一般的生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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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救生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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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刘峰，高级工程师，空军某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空军工程大学硕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共十六大代表。
作为航空救生专家，刘峰主持和参加了30多项课题研究工作、5000余架次的飞机系统改装任务，解决了多项复杂技术难题，取得了重大军事和经济效益，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2像，发表论文多篇。多次立功受奖。面对国际、国内军事发展实例，刘峰敏锐地认识到：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飞行员面临的不仅是怎样安全地离开失事飞机，关键是跳伞后如何在复杂条件下生存、求救。为此，刘峰首先提出了建立集组织机构和弹射救生、生存求救、搜索营救装备为一体的我国航空救生体系的实施方案，为我国航空救生体系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内容简介：
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驾驶飞行者一号飞机升空，实现了人类几千年的飞行梦想，揭开了人类百年航空的序幕。1903年至今的100年中，航空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航空已经渗透到国家军事、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影响到生活的许多层面。百年的航空史，是人类战胜自然、战胜自我、前仆后继的奋斗史。要奋斗总会有牺牲。怎样才能把牺牲减少到最低程度呢？一种学科应运而生，这就是空中救生技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德国飞行员从被击毁的飞机中跳伞逃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战机中跳伞。随后，各国相继研究开发了降落伞跳伞技术。【创建和谐家园】年，在巴黎，第38届航空博览会上，原来苏联一架米格-29飞机，在做低空机动飞行表演时，因发动机吸入飞鸟，造成飞机突然失速而坠毁。就在当飞机轴线与地面夹角成90度的时候，飞机触地的那一刹那，飞行员弹射救生成功。1995年6月2日，美国的一个空军上尉在驾驶f-16飞机在波黑禁飞区上空执行巡视任务的时候，飞机被导弹击中。在飞机解体前，这个上尉果断弹射救生，美国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搜救队伍，然后对其进行了成功的营救。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不仅飞机上装备弹射座椅,航天飞机上也装备弹射座椅。美国的“双子星号”飞船、前苏联的“东方号”和“暴风雪号”飞船都选用了弹射座椅来作为救生装置。航空救生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降落伞、弹射座椅、火箭弹射座椅的发展历程。单一的救生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要求。现代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空中救生体系挽救了许多飞行员的生命。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空中救生体系的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做了批示。
作为航空救生专家，刘峰敏锐地认识到：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飞行员面临的不仅是怎样安全地离开失事飞机，关键是跳伞后如何在复杂条件下生存、求救。为此，刘峰首先提出了建立集组织机构和弹射救生、生存求救、搜索营救装备为一体的我国航空救生体系的实施方案，为我国航空救生体系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峰根据科索沃战争和我国英雄飞行员王海为保卫祖国领空不幸遇难的实例，向观众介绍了世界及我国空中救生体系的发展、建设方面的知识。
《空中救生》 （全文）
大家好，去过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的同志，可能还记得那里长眠着我国一位航空界的先驱-冯如，这位先驱在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堰塘驾驶自己制造的飞机飞行时，由于操作系统失灵，飞机坠地，冯如当时受重伤，后来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百年的航空史，是人类战胜自然，战胜自我，前仆后继的奋斗史。要奋斗总是要牺牲的，那么怎么才能把牺牲降低到最低程度呢？这样一门新的学科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航空救生技术。大家知道，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驾驶飞行者一号飞机升空，实现了人类几千年的飞行梦想，揭开了人类百年航空的序幕。在100年中，航空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飞机已从初期的木材和蒙布为主的双翼机发展到全金属的单翼机，进一步发展成喷气式超音速飞机。与初期的飞机相比，当代飞机不论在性能外形材料和应用方面都确实今非昔比，现在飞机不仅主要用于军事和交通运输，而且还广泛运用到护林、摄影、航测、物探、播种、灭虫、施肥、除草、救护和体育表演等各个方面。可以说航空已经渗透到国家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部门，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下面我讲几个典型的航空救生事例，早在1797年10月22日，就是一个法国人叫加纳兰，就从610米的气球上用降落伞安全跳伞着陆，当时轰动了整个西欧。这个可以说是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用降落伞救生的一个事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已经作为武器使用。在1917年的一次空战中，在被击毁的德国飞机在坠落过程中，飞行员跳出座舱，乘降落伞降落，然后安全救生。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是【创建和谐家园】年6月，在巴黎，第38届航空博览会上，原来苏联一架米格-29飞机，在做低空机动飞行表演时，因发动机吸入飞鸟，造成飞机突然失速而坠毁。就在当飞机轴线与地面夹角成90度的时候，飞机触地的那一刹那，飞行员弹射救生成功。因为当时是航展，这个录像录得还是比较清楚。另外一个例子就是1990年，就是我们国家的一种新型飞机，在试飞的过程中，由于操纵系统出现故障，飞机在跑道上横滚，飞机将要倒扣过来的时候，飞行员果断弹射救生获得成功，这个飞行员现在还在部队。另外就是1995年6月2日，美国的一个空军上尉叫奥格雷迪，在驾驶f-16飞机在波黑禁飞区，就是塞军控制的地区上空执行巡视任务的时候，飞机被导弹击中。在飞机解体前，这个上尉果断弹射救生，结果跳伞是成功的。落地以后，因为他在敌战区，他幸运躲过了敌军的搜索，6天以后，他就躲了6天在那个地方，在树林里面躲了6天。6天以后，就是6月8日凌晨，还有一架美国的f-16飞机的飞行员突然在侦听设备里听到他的求救信号。这样，美国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搜救队伍，然后对其进行营救。这个队伍由预警飞机、预警指挥机担任指挥，停泊在亚得里亚【创建和谐家园】上的两架超级种马直升机担任救援任务。这两架飞机上一共是有42个突击队员，负责来救护他。同时起飞的有两架眼镜蛇直升机，还有鹞式垂直起降的攻击机作为掩护。另外美国还组织了40多架次的各种作战和保障飞机上阵，像从罗斯福【创建和谐家园】起飞的大黄蜂战斗轰炸机，从意大利空军基地起飞的f-15、f-16，还有一些电子战飞机。就在6月8日早晨6点半，担任搜索救援任务的眼镜蛇直升机发现目标，因为当时是由两架直升机来进行营救，实施营救，第一架直升机就直奔目标去了，20个突击队员然后就在那个目标区，跳下来以后形成了一个半环式的保护圈。第二架超级种马直升机也调整好了落地的姿势，然后迅速把飞行员救上直升机。
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航空救生技术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那么一个过程，由最初的降落伞，然后发展到弹射座椅,然后发展到航空救生体系，最早的救生装备是大家都熟悉的降落伞。在第一世界大战的时候，飞机已经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就是如何从战斗中,战斗损伤中的飞机上,把飞行员救出来，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德国首先采取了措施，为战斗机飞行员配备了救生伞。它的救生伞是包在伞包里面，这个伞包坐在飞行员的【创建和谐家园】下边，然后伞跟飞行员的背带系统连到一起，开伞的绳拉开在飞机上,这样人一跳的时候伞包就打开了，然后利用飞行员下降坠落的速度，把伞翼拉出、展开，然后充气，使飞行员平稳着陆。就是刚才讲过，1917年，德国的个别战斗机飞行员已经使用了救生伞，在一次空战中，一个法国的飞行员发现被击毁的德国战斗机上,在坠落的过程中飞行员跳出座舱，身后拖了一个很长很白的带子，然后白带子不久就膨胀成了一个降落伞。德国的救生事例引起了法国、美国还有英国的重视，此后，各国都着手为飞行员装备救生伞。这是我国研制的几种救生伞，救生伞救生是飞机乘员最简单的救生方法，它适合于低速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所有作战飞机飞行员都配备了救生伞。到20世纪50年代初，从发生事故的飞机上爬出来、爬出座舱，然后进行跳伞救生，仍是飞行员主要的救生手段。根据美国空军的统计，就是美国空军在1950年一共发生272起飞行事故，其中有253个人爬出座舱，然后进行跳伞。占全部事故纪录的93%，然后，这些跳伞的86%都成功了，有些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没有成功，但是这86%的人最后成功了。降落伞作为救生工具，是一种最基本的救生方法。就是目前，咱们所有的战斗机上几乎都采用了降落伞，作为这个最终的安全着陆手段，到现在咱们所有的战斗机还都是装备了救生伞。随着飞机速度的提高，飞行员再爬出座舱跳伞已经力所不及了。超过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飞行员爬出座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大速度跳伞的情况下，会使飞行员同后面的机翼、就是垂尾、还有一些飞机的结构件相撞导致死亡事故。这就引发了一个新的弹射救生装置，就是弹射座椅的出现。你看现在做实验的是在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下做试验，飞行员爬出座舱就已经很困难了。弹射座椅是利用弹射动力,把飞行员和座椅一起弹离飞机的一种救生装置。当飞行员决定弹射离机的时候，首先他要采取正确的弹射姿势，并操纵弹射,然后座椅就会按照规定的程序自动完成下边的一些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首先把飞行员肩部和臂部，腰部和腿部，约束到座椅上，就是固定在座椅上，把人强制拉回，使人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姿势。这样能抗击弹射过载和出舱以后高速气流吹袭，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抛掉座舱盖，然后座椅再向上运动，就是这个地方。在运动的过程中，首先要脱开机上电源，因为飞行员有些通话装置或者还有一些座椅调整装置。有一些电源跟飞机上连接着，然后把通讯线路也给脱开，然后把机上供氧的一些线路脱开，并接通座椅上带着的一个应急供氧系统，启动座椅弹射程序控制系统。这是在座舱里边，脱离座舱之前，进行的这些工作。
现代的飞机，尤其是西方的有些飞机，就是英国的、法国的，就是欧洲的一些飞机，现在呢,多不抛座舱盖。因为它抛掉座舱盖，按照现在美军标准要求，是不大于0.3秒，就是操纵以后不大于0.3秒抛开。但是这0.3秒也很宝贵，像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咱们那个飞行员，在试飞过程中的那起事故，如果抛出座舱盖再加上0.3秒，飞机可能就倒扣下去了。因为飞机出事都是在起飞着陆阶段出事的概率最高，在这个情况下，0.1秒都是很宝贵的。所以西方现在采用的都是穿破座舱盖,就是说，用座椅跟人上升的过程中,因为座椅上首先有一个破盖枪,把玻璃打烂,或者在玻璃上布置微爆锁,把玻璃炸开,然后飞行员再出去，就是座舱盖不再抛了。咱们现在有一些新型飞机也采用了这种舱盖弹射的这种模式,出舱以后的飞行员,因为有时候在高速气流吹袭下,座椅旋转容易造成人的损伤,这样的话,座椅上还有一个减速稳定减速系统。稳定减速系统就是这个上面这个小伞,弹射出去以后,它首先有个稳定减速伞,把座椅朝着运动方向的前面过去,后面用伞拉住它,这样防止座椅旋转,还有一些运动。而且这个伞同时还有一个减速作用,因为如果飞机速度，当时弹离飞机的速度比较大的时候,飞行员在开伞过程中动载太大,容易造成损伤。所以它首先把人跟座椅,还要减速,减速到一定程度,然后当速度减到一定程度,高度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上面的座椅上程控系统开始工作,把救生伞射出。射出救生伞以后,把人的肩部、腰部，还有臂、腿这几个约束解除,然后就是人椅分离。人在救生伞的作用下与座椅脱离,然后打开救生伞,然后飞机的飞行员就乘伞降落。降落一般按咱们一般说的是在地面和水面,在这个飞行员乘伞降落下降的过成中,飞行员还可以打开身上的救生物品包和救生船,供飞行员着水和着陆的时候使用。这个动作以前,就是在去年以前,咱们国家还都是靠人工打开。就是离水面200米的时候,首先把救生船包打开,救生船在重力的作用下,掉下去以后自动充气,它有一个二氧化碳气瓶，然后充气。然后等飞行员双脚着水的时候,再做一个动作把伞飞掉。因为带着伞飞行着水的话,这个伞扣到人身上以后浪头一卷就把人给卷进去,也容易造成事故。因为平原伞的面积,面积都在四 五十平米这么大。这儿有一个弹射的一个例子,这是从座舱出去然后火箭开始工作,刚才是个稳定伞开始稳定住,就这么一个过程。稳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它就开始射出救生伞,救生伞开始射出，救生伞出来。在射救生伞出来的同时,人跟座椅的所有约束解除,就是救生伞就把人从座椅里面给脱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硏制新型战斗机为飞行员首先配备了弹射座椅,1943年1月13日,德国一个试飞员叫斯切克，在试飞一架新的飞机时,就是因为飞机结冰失去控制,,当时就是利用刚才比较老的那种座椅,弹离飞机然后得救的。这个人也成为了第一个用弹射座椅应急离机的飞行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至少有60名德国飞行员用弹射座椅救了命。这是试验,这是一个试验过程,它主要这个试验就是弹射过载。第一个，过载要适合人,因为过载太大了、加速度太大的时候,容易把脊椎受伤。第二个弹射的速度能够离开飞机,不至于跟后边这些飞机的结构件相撞,主要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早期的弹射座椅,致命弱点是,低空救生成功率比较低,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全高度不够。对于当时没有加火箭的这种弹射座椅来讲,首先要改善弹射动力,提高弹射轨迹,这样的话,每个座椅下面,都装了一个火箭座椅,就是刚才看试验那个动的、带伞的那个座椅。美国在1957年研制出火箭弹射座椅,20世纪60年代初,火箭弹射座椅研制和改造工作,都普遍展开了,原来许多装有弹道座椅的飞机纷纷换了火箭弹射座椅。从火箭弹射座椅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基本上能够满足现代飞机的发展要求。所以说这类座椅到40年后的今天,还基本上在部队大量使用,而且现在还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座椅来替代它。不仅飞机上装备弹射座椅,航天飞机上也装备弹射座椅.美国的双子星号飞船,和前苏联的东方号,和暴风雪号都选用了弹射座椅来作为救生装置。这就是暴风雪号,这个飞机采用弹射座椅作为应急救生装置的一个录像。这是在发射段火箭推出去以后,高度小于500米的时候,这两个宇航员,大家伙能看到,这两个宇航员是向上弹射的。当火箭推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是高度小于25公里的时候,马赫数小于3，这两个宇航员,是向下弹射的。这是在返回段,返回阶段就是高度小于30公里的时候,马赫数小于3的时候，这两个宇航员还是向上弹射的,然后在着陆阶段他也是向上弹射的。所以说敞开式弹射座椅的使用，原则上仅限于发射高度不太高的阶段来进行弹射救生。就像美国的双子星座飞船弹射座椅,它设计的时候是按21公里的高度使用条件设计的。但是实际使用时它有个限制,在4.5公里以下才能使用。这是因为敞开式的弹射座椅,在弹射的时候条件是随机的,像飞行员的身材，还有当时弹离时的这种姿态,航天服的变动,因为他身上带着一些通讯还有一些氧气管路啊，这些拍打。因为速度上去以后它要摔打。在这个高空高速的条件下弹射呢，不一定有成功的把握，所以它要限制使用。
我国的火箭弹射座椅研制起步还是比较早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们就开始了。陆续研制出了多种型号的火箭弹射座椅,在性能上有了质的飞跃比原来的时候，除了满足零速度零高度这种弹射救生性能以外，在不利姿态下，就是大下沉率、俯冲、带坡度飞机,还有倒飞，甚至倒飞，现在有些新型号飞机达到了倒飞61米,就可以救生的这种性能,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役救生装备水平是基本相当。从我们前面举的美国上尉奥格雷迪的救生过程来看,航空救生不单单是如何把飞行员从失事的飞机上救出来,还涉及到飞行员的着陆生存联络和营救。航空救生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工程，这也就是航空救生体系。但就我们国家来讲,我们国家有250多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那个地方空气稀薄,人迹罕至,联络困难。我们还有47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海岸线达到1.8万公里,海上缺乏参照物,难辨方向,也不容易发现目标。我国北部有9个省、自治区是沙漠地区。沙漠地区的面积达到128万平方公里,那个地方昼夜温差大,缺淡水。另外我国还有大片森林和高寒地区。飞行员着陆以后如何生存？如何联系？如何营救？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就像海上救生,飞行员入水后的最大危险是淹溺和冻死。尽管飞行员有救生衣,但是海水温度比较低,飞行员穿一般的服装在零上10度水温中浸泡4个小时,仅有50%生存的可能性。如果水温是5℃,则使50%的生存率浸泡时间缩短为2小时15分钟。这是经过实验做出来的。
因为他穿着服装在那种比较紧张的状态下,入水以后他不像咱们在游泳池内或者旁边有人的时候,他在没人的时候受精神各种状态的影响,他的生存时间要少得多。还有如寒区救生,我国北部地区冬季温度达到-30℃到-40℃。最低的温度咱们有记录的是-52℃。长时间在冷空气中,人体深部体温经过降低会引起死亡。还有如沙漠救生,干旱高温的自然环境使人体大量出汗蒸发,两到三天内,人就可以急性脱水而死亡。我国的飞行员,我国在飞行员野外生存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们有个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研制出不少的救生物品。像飞行员普通使用的这种物品有下面这么几种,朋友们可能比较感兴趣，有8种通用的求救联络物品,就是电台,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台。电台就是当搜救飞机在3000米的话,飞行员在地面。它的联络距离是大概是50多公里,有时候能超出50公里,最低不低于50公里,就是地面平地上联络不小于2公里。第二个就是求救联络用品,就是漂浮式信标机。它当飞行员弹射出来以后,就是人跟座椅一脱离的时候,它就开始自动发信号,来进行求救。
另外有个光烟管,光烟管就是像咱们那个烟火似的,它一边发出红光,一边发出很红的那种烟,在白天和晚上都能看到的一些东西,这也是一个求救联络用品。另外还有太阳反光镜，如果直升机去找他的时候，他有一个太阳反光镜瞄着飞机。飞机一直觉得就像小镜子照人似的,他老觉得在那儿反光，一个太阳反光镜。另外还有信号枪,信号枪大家都知道,像战斗片上都有,打信号枪。另外有闪光标记,就像咱们手机上闪的那个小玩意儿一样,一个劲闪光,就是在夜晚不断闪光,可以判断、发现它的位置。另外就是海水，如果在海里边，还有海水染色剂。海水染色剂就是一种化学药品，然后撒在海里边,它把海水变成碧绿颜色的,大概能停留20分钟。如果说没有大风大浪的条件下,如果搜救飞机在3000米的情况下,距离他7公里到10公里都可以发现这个目标。另外还有救生口哨,就是说如果在丛林或哪个地方,飞行员老喊也挺累的,给他弄个口哨,一个劲儿吹一吹叫他好找，是这样。另外飞行员还有5种医疗卫生用品,第一个是急救盒,急救盒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呢？装一些创可贴、止血带、云南白药、消炎片、阿司匹林、黄莲素、止痛片、还有乘晕宁、还有一些饮水消毒片。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确实是必备的。因为飞行员要是落到一些没人的地方,这些药你缺哪样都不行。另外还有蛇伤自救盒,还有一些驱蚊子的纸巾, 驱蚊子的纸巾就是防止掉到丛林里面,那蚊子、跳蚤也很厉害。因为掉到丛林里边飞行员很难找。咱们国家也有过,两三天也找不着这个人,你就是知道他从哪儿跳下去的，你也找不到他，很难找的在丛林里边。那个地方被蚊子一叮,什么一咬,也很难受,也休息不了。驱蚊纸巾，然后还有一些防化针剂，还有一些高山病的防治药。这是5种医疗卫生用品.还有20多种生存辅助用品。第一个，饮用水。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水是不可缺少的,不吃饭可以,不喝水长时间是不行的。另外，海水脱盐剂,就是如果是掉到海上,把海水盛出来点儿,把脱盐剂放进去,以后它就把海水淡化成淡水，可以喝。然后有太阳蒸馏器, 太阳蒸馏器就是在沙漠里面比较潮的地方可以利用一层塑料布,利用温差把水蒸气蒸发的水收集起来。蓄水袋就是下雨的时候,可以灌一些水进去。还有救生口粮，就是所谓的压缩饼干。海上救生的时候还有救生渔具,救生渔具包括钓鱼钩、鱼饵,这里都有。因为在海上要是真到了这个孤岛上以后,这些生存的东西还是必需的。另外还有救生食盐,还有驱鲨鱼剂。驱鲨鱼剂也是一种化学药品,利用鲨鱼不太喜欢的一些东西,给它撒到海里,形成一个保护圈。另外还有保温袋,还有防寒睡袋。在这个高寒地区,飞行员如果说晚上睡觉的话，必须有防寒睡袋。因为人不怕活动,如果说一睡着的时候，要是在很冷的地方,他可能就醒不来了。另外还有火柴,这个火柴是抗风火柴,一般的风吹是吹不灭的。还有引火物, 引火物大家都比较清楚,像烧木头,烧不着了，弄点儿纸，纸就是引火物,你先把纸点着了,然后再点木材,这是引火物。还有指北针,就是跟指南针一样的,反方向指的那种东西。还有生存刀,这个生存刀是比较好的,直径2厘米比大拇指稍微粗一点儿的木头,一刀就可以砍断,1毫米厚的钢板一刀就能捅破,这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刀，也是一种新型的东西。因为在丛林里面，你要是掉到丛林里面,还真需要这个东西,要不跑不出来。还有救生的吊床，如果在丛林里边或者在其他地方,飞行员休息的话,在地面没法休息,他有一个吊床栓到树上就可以。然后还有防风、防尘、防雪的太阳镜，这个里边,省得在沙漠里面你的眼睁不开，你不知道往哪儿看。
还有防止雪盲，落在比较冷、有雪的地方。然后还有救生绳索, 救生绳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绳子,相当于咱们攀岩的那种绳索。如果飞行员掉在丛林里面,挂在树上,把救生绳索扔过去,挂到上面以后,给它顺下来。另外还有高原高度提示器,像咱们的青藏高原,高度基本上都超过5000米,如果5000米以上，人呼吸比较困难。飞行员刚跳伞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搞不清楚自己在多少米的地方,就在上面待着。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缺氧,缺氧造成晕厥，就可能牺牲在那个地方了。高度指示器也很关键,到时候超过5000米就提醒你,它有几个档,几千米,几千米,它提醒。如果你在5000米你就赶快下去，有什么情况赶快先把高度降下去再说,高度指示器。另外还有一些高原供氧器,就是到高原以后氧气是很关键的,不知大家去过青藏高原没有。我去的第一天就很难受,在那个地方吸吸氧，干点活还行,不吸氧的话干活根本干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表明,受伤的飞行员24小时以后存活的概率就降低到80%,没有受伤的飞行员3天后的存活率也明显下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美国,德国,都建立了自己的营救部队,并已营救了数以千计遇险的飞行员,平均营救时间是48小时。战后随着营救组织的发展和营救器材的改善,营救的速度大大加快。根据美国空军的统计,20世纪60年代5小时以内获救的飞行员人数占50%。到了20世纪70年代,1小时以内获救的人数就达到了50%,4小时以内的达到了97%。这说明营救速度是遇险者得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航空救生的组织建设。英国空军1941年就建立了航空救生协调中心，来营救在作战训练过程中遇到麻烦的军方人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共救援了8000多飞行员和5000多平民,自那以后的50年里面,共援救了五万五千多人。
美国早在1956年就颁布了全国搜索救援计划,将军地双方的搜救工作联系起来,并在1974年在原来的3个救援协调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美国空军援救协调中心。这个中心成立以来执行搜救任务共挽救了1万2千多人的生命。2000年美国空军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军官专业，就是作战救援军官,并展开了培训。到2007年将培养出160名救援军官,这些军官负责领导和指挥搜救行动,并成为生存,躲避,抵抗和逃生方面的专家。近几年我国航空救生体系的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大家都还记得,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的侦察机把我们的军用飞机给撞毁,飞行员王伟跳伞失踪,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王伟的安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时10万军民在海天之间展开了联合大搜救。4月10日,新华社记者采访我,因为当时已经救了10天了,让我分析王伟同志的生存生还的可能性,当时我结合国内外救生的事例,针对对王伟跳伞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当时尽管长机看到座椅稳定伞和救生伞都已经张开了,但是王伟很有可能在美机撞机情况下受伤。如果说哪个操纵拉环像手啦什么地方受伤了,也是不行的。同时王伟是在飞机失去平衡开始滚转的情况下跳伞弹射离舱的,很容易在弹射过程中受到撞击受伤,或在复杂的弹射过载情况下产生晕厥,处于昏迷状态。只要这两种可能中有一种，都会导致他难以完成刚才讲的那两个动作,就是降到200米的时候,离地面200米的时候,要拉开救生船包,救生船充气。在双腿着水的时候,要打开快解索把伞飞掉,这样一旦入水的话,如果说这个包没打开，伞没抛掉,这样一旦入水飞行员很难在水中再浮起来,就随着救生包一起沉入海底了。我分析当时可能是因为王伟在撞机后受伤或者弹射时晕厥,没有能力打开救生船和及时脱掉救生伞,负荷加大,随着这些物品一起沉入水中，因此王伟生存的可能性很小了。4月11日,新华社以我国航空救生专家认为王伟生存可能性很小为题发了通稿。4月12日我国政府就宣布搜救无望,王伟同志牺牲。这个事件以后,我们感到跳伞不能保住飞行员的生命,这个现实确实对我们【创建和谐家园】比较大。在那一段时候,我们确实也是夜不能眠,食不甘味,确实用这两个名词来形容我们的心情,是比较恰当的。作为一个航空救生专业的科技人员,我们认识到在高科技术局部战争中飞行员所面临的不仅是怎样安全地离开失事飞机,关键是跳伞以后如何在各种复杂条件下生存求救。而地面部队亟待解决的是如何快捷安全地确定飞行员的准确位置、实施营救。为此，针对我国航空救生的现状,我首先在国内提出了建立我国航空救生体系的建议,这个建议引起了当时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和中央首长的高度重视，多次指示要认真分析我国空军、海军的救生装备，提出解决办法和逐步解决的方案,并指出培养一个飞行员确实不容易。中央首长对飞行员的关怀,对航空救生事业的关心,对一个普通科研人员这个建议的关注,确实极大鼓舞了我们,为了早日建成我国的航空救生体系,我和同事们一起又提出了一个具体实施方案。这个方案中既有固定翼搜索飞机，因为固定翼它搜索飞行速度比较快,搜索面积比较大，在短时间内, 固定翼飞机。还有营救直升机,水上营救快艇,地面搜救指挥车。这些搜救设备,还有新型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另外,还有一些新型弹射救生装置,和飞行员装具，这些项目完成以后,基本上可以构成地海空天一体的我国航空救生体系。就像海上，现在我们不需要他在离水面200米的时候,再拉一下船包了。我们直接弹射救生以后,降到一定的高度,我们直接就是把船包给打开,救生船自动充气。这是一个项目已经完成了。
另外就是在飞行员着水之前,救生伞就可以自动飞掉。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实际上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这是海上救生,还有一些高原救生,像高原救生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高原空气稀薄,这样飞行员如果乘伞降落到高原的时候,他的降落速度就会有可能超出人体耐受极限。咱们从高处往下跳,人的耐受极限是什么呢？每秒6米。着地速度每秒超过6米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受伤。但是在高原的时候,咱们知道在【创建和谐家园】机场是3580米,这是【创建和谐家园】机场的海拔高度。如果在这个高速的情况下,用咱们平原伞来进行救生的话，着陆速度肯定大于这个速度,飞行员肯定要受伤。这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降落伞的伞翼面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扩大了伞翼面积。扩大伞翼面积以后又带来一个问题,带来个什么问题呢？在空中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机出事情。尤其是在高速条件下,出了事情以后,飞行员在开伞的那一瞬间,开伞动载又把脊柱容易拉断,或者是受伤。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这样我们现在也研制出了一种新型救生伞，研制的新型救生伞,一个是扩大伞翼面积,再有一个就是把伞翼上面用一些比较好的材料,什么材料呢？就是可变透气量的单向弹性织物。就是说开伞的时候如果速度特别大,就开孔,材料本身的孔就放气,放气了以后就减少开伞动载。然后等速度降下来以后它又合上了,伞翼面积还是这么大,它也不通气了,这样就解决了这对矛盾。另外青藏高原的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是咱们国家独有的。世界上没有超过3500米的高原机场,咱们国家有4个。青藏高原水域水流是很丰富的,那个地方。去过青藏高原的人可能都知道,江很急,但是不宽。我们在高原救生伞上,为了避开水流,还专门借鉴运动伞的过程,可以操纵。这在世界上高速离机的这种救生伞,这还是第一次。像这些都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把这个高原、海上，还有些新的装备，现在陆陆续续都研制出来了。
伴随着航空的百年历史,航空救生技术的发展,也经历了一百年的历史。我国政府对航空救生事业发展非常重视。中央和军委领导多次对加快我国航空救生体系建设进行了批示,广大科研人员也一直在夜以继日地进行辛勤工作,一项项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正在全军推广运用。我们的航空救生技术在短时期内会有一个大的飞跃,我们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为飞行员锻造出生命之舟。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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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质量革命 -韦恩·科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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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先生是演讲家、顾问师、质量管理专家。他的足迹遍布全球六大洲，从事质量管理和组织变革领域的教育和咨询工作，曾负责在欧洲、非洲、亚洲以及北美洲创建本地化咨询公司。现任pcaii（美国克劳士比质量管理学院）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在pcaii工作的18年当中（此前，曾担任4年美国质量协会执行董事），已经给超过一万名高级执行经理授过课，帮助他们如何去应对组织文化变革和业务再发展。
内容简介
全世界的企业处理质量的方法，都由简单原始渐渐变得复杂成熟，那也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了质量管理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人们在使用质量方面的术语时往往混淆那些其实很不相同的术语。所以在讲座的一开始，考斯特先生回先给我们讲解几个基本的术语。
“质量控制”：那是一套关注采样的测量过程。通常说来，我们制造一种产品，然后进行检查和衡量。
“质量保证”：是指一种系统、一种程序。
“质量管理”：我们的公司就是帮助企业实施质量管理的，它是有关系统、管理，关于一个企业的文化和态度的，当然，它也与业务和关系有关。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世界上的各大企业最关注的从产品的生产及产量发展至营销，又经过生产控制而至重视产品质量。我们一旦改变对质量的认识，把质量当成是一种过程，我们就可以在交易之中管理质量。所以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出现的最关键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一种过程。
在这次演讲中，考斯特先生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质量光谱。每个公司都可以在这个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光谱的左端到右端分布的公司依次为获利逐渐增多的公司，他们的生产管理也逐步从生产控制发展至有创造革新的理念。
什么是工作？什么是质量？怎样的生产方式才是正确的？什么才是正确的标准？一连串的问题将我们带入到企业管理中去。有生活就有生产，有生产就有产品，零缺陷的产品你见过吗？怎么做才能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哪一个才是管理公司，生产出高质量产品的最佳方案？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能在考斯特先生的演讲中找到。
全文
我在今天下午的演讲中，努力要做的就是搜集世界上现有的，对质量的一些基本理解，并阐明它们对你们在中国所从事的各行各业的关系。我将这次演讲定名为《理解质量革命》。我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全世界的企业，处理质量的方法，都由简单原始渐渐变得复杂成熟。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些质量问题中的基本术语，确保我们对它们有正确的理解。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往往混淆那些，其实很不相同的术语。我们听说过“质量控制”，那是一套关注采样的测量过程。通常说来，我们制造一种产品，然后进行检查和衡量。“质量保证”是指，一种系统、一种程序。它与“质量控制”是不同的。最后是“质量管理”。我们的公司就是帮助企业实施质量管理的，它是有关系统、关系管理、关于一个企业的文化和态度的，当然，它也关乎业务和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二战之后，质量被认为仅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北美的生产制造业，那时候关注的就是产品的生产及产量。也就是希望能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给大众，各公司都受生产产品的驱动。那时候公司有这样一种文化，就是首先要生产产品，然后，找到问题、纠正问题，也就是事后再来纠正问题。因为那时候的文化就是先生产，然后发现问题再纠正问题。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重点就转移到营销上来了。那个时候，对质量有这样一种理解，认为质量与激励工人有关，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那么我们质量就得到了提高。那时生产商认为，质量就是有关激励员工的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质量管理的重点就变成了生产控制。许多公司都对于日本生产商，采用统计学调控取得的成功，惊叹不已。当这些公司去日本考察，发现那里工人往往聚到一起，共同探讨解决质量问题，他们称之为质量圈。因此，回到北美，各公司建议它们的工人，也坐在一起来考虑问题，认为这才是解决质量问题的周全方式。然而，质量仍然只被认为是一个产品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我们只是在制造业考虑到了质量问题，而在银行、保险公司或者是服务行业，从来没考虑过质量这个概念。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后，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质量并不仅仅是制造业的事，而是有关组织文化的问题。那个时候质量问题的重点，开始转向个人的技能。而且我们也发现，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质量文化，这与你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或者欧洲等等无关。它实际上是与管理文化相联系的。那时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可以在制造行业之外，考虑质量问题。我们意识到，我们一旦改变对质量的认识，把质量当成是一种过程，我们就可以在交易之中管理质量。所以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出现的最关键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一种过程。进入21世纪，我们对质量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客户的成功，我们再也不把质量，仅仅当成是一个产品或者服务方面的概念。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客户，我们的重点就是让客户满意，让他们成功。也就是说满意并不足够，更关键的是成功，从而吸引他们再次前来。关键的就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也就是除了产品和服务之外，我们还想知道客户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客户。另外，客户也在变化，所有的客户都希望有个性化的产品，希望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能够满足他们个别的要求，也就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要求。因此对制造商和服务业而言，有必要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服务。
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速度。当今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要比昨天的快，产品服务今天比昨天要快，客户需要我们提供更快捷的服务，希望产品更便宜而且质量更好。运动的来源，这个运动就是减少变量、减少方差，这是一个进程、一个关于质量管理的观念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过去50年来质量方面的变化，从最开始的时候只关注生产，直到当今我们关注的，是要更快、更便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