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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中国应对sars这个危机之后，我们应该来讲是一个危险转变成机遇，对我们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其实有很好的推进作用。那么从学术来讲，学术的观点来讲比较准确一点的定义，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而且在时间压力和不准确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那么这样的事件我们就把它叫做危机事件。我想这个可能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危机事件到底有哪些特点？首先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你像我们这次sars，产生的原因、后果、变化影响因素，到底一开始是细菌还是病毒，实际上这个判断我们是外行，但实际上看来这个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真要是衣原体是细菌，那就好办了。因为它是新的一个病毒，那么我们对它认识不足，所以有判断错误。另外传播途径，潜伏期有没有传染性，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潜伏期就有传染性，那这个防治起来就非常困难了。那么如果潜伏期没有传染性，那么对隔离防治那应该来讲相对容易一些，所以那么在这些情况都不明确的情况下，那想要做出及时有效地应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那么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是各种危机事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第二点就是世界演变迅速，机会是稍纵即逝的。美国强生公司他的一个高级副总裁，他就提到危机发生后的前两个小时，他说这前两个小时你的应对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很有可能你这两个小时你要没有抓住机会，损失非常大，可能后果非常严重的，那么当时抓住机会了，那么可能就能转危为安，那当然这个sars这个情况跟一般的危机可能不太一样。
另外，事件的独特性，使得你根本没办法照章办事，我们这次因为sars以后各个单位，各级单位都讲了，说我们要准备各种预案，好像说我们有了预案以后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想这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切实际的，你可能准备了一百个预案，但是最后事件发生的演变可能恰恰是你那个一百预案之外的，这种准备是必要的，但是最后有可能事件的发生完全可能超出你的事先的想像，像我们这次其实还有如何收治病人，缴费问题，保险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其实原来可能都没有考虑到的。那么最后就是一个信息不全，信息不准，信息不及时，恰恰在这个时候是你需要做决策，最需要各种准确的信息，但恰恰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信息不全，信息不准，而且不及时，这个几乎是所有事件的特征。所以，这些危机事件的特点，使你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就面临确实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危机的分类方法，可能我们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其中一个，我按照它的时空范围，可能是一个组织、区域，或者是国家，甚至是全球的这种危机。那么还有一类，我们也在前段时间讨论得比较多，所谓结构良好和结构不良的，那么这个我想可能有一点，只要是危机，总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但实际上就在应对方面来讲，可能实际上会把我们分成这两类，那么结构良好，实际上我们涉及到的这些社会群体大家利益是一致的，好比说这次抗击sars，我想全球，咱们全中国人民，大家都是目的一致，都是要把这个sars的病毒控制住，所以这点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问题。所以从这点来说涉及到社会利益的群体，它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结构良好的这种危机，像洪水等等都应该来讲是结构良好的。
还有一类，把它叫做结构不良的危机，那这类危机，涉及到社会群体利益之间，它这个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像恐怖事件，这是最明显的。那【创建和谐家园】和全体老百姓的利益它是不一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处理起这种危机，它的这种困难可能就更大。
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来看它事件的发生，它实际上也有生命周期，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前兆的阶段。那么这段时间，实际上危机发生前各种前兆，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些处理好了以后，可能危机就得到避免，我们说人类社会实际上从我们几千年几万年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各种各样丰富的经验，那么所以一般来说可能我们99.99％的各种危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把它就处理在这个阶段了，所以就没有可能发生了，你看像我们各种建筑物都有各种防火通道，各种各样的防火措施等等，所以使得火灾可能就得到避免了，但是也许就有那么0.001％，可能我们没有把它抓住，那么也许它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从这点来讲，回头我们当然要讲最好的危机管理，就是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紧急阶段，这个时候你前面没有控制住，没有控制住就进入到这个紧急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是关键的事件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个时候事件的演变是非常地迅速，而且出人意料，这个时候所以是需要你紧急的应对了。
那么到第三个阶段，这个时候紧急的事件发生以后，你就需要去解决。事件得到基本的控制，但是没有解决。你像当时莫斯科的剧院的那个危机，一下子【创建和谐家园】把这个剧院控制住了，人质扣留了，开始跟你谈判。这时候实际上最紧急的事件，人质已经扣住了，然后把剧院给控制住了，那么这时候下面谈判，你就进入一个持久阶段。那么应该来讲中国sars危机也是，那么一旦爆发期出现以后，开始进入全国上下来动员，来打这场抗击非典的战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一个持久阶段，那当然最后危机得到解决，生命周期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么四个阶段。
那么前面这个是个基本定义，我想就回到中国转型期危机特征及管理现状，那么它的特点，我们想它一个是高频次，发生的频率比较多，另外规模也是在变大，有的是有组织性的，而且暴力性和危害性也比较强，它的波动方式多元的，震动频度增大，另外在我们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下，它的国际化的程度也加大，那么所以像我们这次sars事件实际上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开始可能是我们一个局部广东，到最后广东、北京全国甚至到全球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种自然灾害发生也是比较高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有序进行，也造成了威胁。那么这些事件处理不好，它就会从自然的危机转化成一种社会危机，换句话说，从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结构良好到结构不良。
那你像我们这个像煤矿，矿难最近事件发生的比较多，所谓的这些煤矿原来我们都是国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利用市场机制可能很多私人承包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们的安全、制度等等这方面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那么它就发生了很多矿难，这个也是引起我们各种自然灾难，或者社会这种危机，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恰当现代医疗活动，城市化环境变化社会行为等等，那么使得新型的疾病，成为人类社会安全新的危险。恰好在今年的sars期间，美国的蓝德公司他们最近刚刚出了一份报告，它就把对人类安全的危险，把新型的传染病，把它作为一个人类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明确地提出来了。所以原来我们想到国家安全，可能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可能包括【创建和谐家园】。那么现在他提到新型传染病，新型疾病对人类安全，那么它的威胁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原来我们可能把这个看得不太重要的，觉得可能我们很多传染病已经解决了，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多传染病由于我们可能过去使用抗生素过渡滥用，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所谓叫超级病菌，那么它们可能出现了，可能原有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不适用了。另外可能像sars，新型病毒，新型的变异，它们的出现也给我们造成新的挑战，所有这些可能都对我们人类生存的安全提出了挑战。
所以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各种危机事件频发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我想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最后快结尾的时候，也提到说我们要居安思危，尽管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从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其实也潜在着很多的危机的因素，所以我们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中国现在目前危机管理的现状到底怎么样？那我想其实从我们建国以来，实际上中国在危机管理方面也应该是积累了非常多非常好的经验，你像我们国家抗旱防洪指挥部，还有很多我们其他各种各样的应对这种社会突发事件也都有很多有效的经验。但是从整体来看，如果从现代我们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可能按照传统的那种方式，我们相比起来说还是有些差距。那么首先一点，我们没有一个常设的机构，我们重危机处理，轻危机管理。我们一般比较容易做的事，事件一发生，马上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但是真正在日常的管理当中，能够建立一套比较有效的体系，把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在这一点，我们的体系建设可能还是不够。第二点，是我们单兵作战比较多，综合协调少，那么这一点首先就是我们像包括sars的危机，可能一开始我们更多地是把它看成一个卫生部门的问题，可能没有及时地有一个各个部门能够综合协调，及时去做决策的这么一个机构。这样也使得我们在一开始的应对方面显得有点措手不及，这个也是一方面。
另外，我们缺乏一个长期的反危机的一个战略和计划。美国在很早就吸收教训。它一个是机构，另外它有个联邦政府的一个危机应对的一个计划，而且实际上公布在网上非常非常长，几百页的，我想这样使得它能够在整个体系制度建设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准备。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各地区部门之间协同能力比较低，那么这次，我想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教训。另外在危机状态下，如何动员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危机应对网络，增进我们社会危机应对能力，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我们去深刻思考的.这次其实大家都提到，我们最后能够这么快地战胜sars，很重要的一点是最后我们运用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动员机制，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全国的政治体系动员起来了。那么这个体系一旦动员起来，应该来讲，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是非常有效的，但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能不能够在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全都是靠我们这个政治动员体系，所以我们想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政治动员体系变成一个社会动员体系，能够真正用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
另外，我们法律框架，那么我们现在这次是针对这次sars病毒，我们提出来说我们可能传染病法马上进行了修改，然后我们有一个卫生应急机制，但我们明天说不定环境保护可能我们出什么问题，或者明天可能社会治安出什么问题，是不是能每次都这样，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去出台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框架，那么这方面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可能需要我们从更全面的角度去分析，所以我们可能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从根本上去改善中国危机管理体系。
下面，我就想把这个危机管理的一些基本过程，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然后我想再去有针对性地来谈谈中国危机的一些思考。那么危机管理的这个本质，其实就是想在危机发生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防止和降低它的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尽量减少它的损失。那么四个基本考虑的因素，首先是预防，第二是防备，第三个是处理，最后是总结，总结和学习。所以我想这是四个最基本的考虑因素，那么它的基本过程，我们有这么六个方面，就是从避免、防备、识别、隔离、管理、总结。也是从刚才那四个因素把它扩展成有这么几个基本的过程。避免危机，刚才我们提到实际上是最好的危机管理，但恰恰又是最不受重视的这个环节，因为实际上要想避免危机，最关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日常的很多行为，所以我想可能在sars期间，我们谈了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我想好像现在基本上我们差不多已经恢复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状态了，可能真正地改变行为是最难的了，但恰恰改变行为实际上是最有效的。
另外一点是避免自信，过度自信。因为我想我们没有经历过危机事件的人，总是非常自信，总是想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别人头上，但发生在我身上是不会有的，包括像sars，包括像我们日常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我们总是想这个事件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我头上，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在危机管理研究过程里，发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例子。美国1977年，当时美国那年非常炎热，温度非常高，所以纽约电力公司，纽约电力公司叫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问题，说你这个电力系统能不能承受，所以后来它这个总裁跑到电视上去，说我们的电力系统处于十五年最佳状态，你们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没问题。结果这个话音刚落三天，结果纽约发生空前的24小时停电，纽约那个大城市就是靠电撑起来的，24小时停电对这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损失是空前的。所以我说就这个例子，说明有时候过度自信，往往就潜伏了你危机发生的种子。
第三点就是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这一点，有很多的话可以讲，我们有各种各样政府内部的管理体制，你有什么问题把它压住，不去及时地处理，不去及时地向上报道，有好事情向上夸大地去报道，有不好的事情尽量地去把它缩小，尽量地去掩盖，然后等到最后，把这些小的问题最后积累成大的危机。
另外一点，我们要怎么样从危机事件里去学习，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也非常关键，实际上就说我们危机管理，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它有很多不确定性，有很多独特的特点，所以很难事先去计划，但是有一点事情发生以后，从中间去学习，去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变，这个我想可能是可以做到的。你像我们的航空，大家每天都坐飞机，实际上你看航空飞行应该来讲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航空业发展几十年，应该来讲现在按照航空业的统计来讲这是人类长途旅行最安全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它很重要的制度因素，它从一开始它就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机制，它在飞机飞行事故一旦发生，它有这种黑匣子，它可以去全力去分析，而且它有很好的一套制度，专门一个专家去分析每一次飞行事故产生的因素。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一旦发生空难，马上首先找什么，找黑匣子，实际上这个黑匣子本身就是一个危机。从危机当中学习的一次机制，所以正是这样一次一次学习，每一次都从根本上去找出它的原因，去进行改善，所以才使得我们今天，我们的航空飞行能够比较安全。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各种危机，我们是不是真正去从根本上去找出这些原因，去进行制度上的变革，我觉得我们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不够，我想可能这次sars危机，我们今天开这个论坛，我们今后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讨论，我们都希望能够真正从这次危机事件当中能够真正去吸取教训。
那么当然刚才讲到预防是最好的，能够100％预防是最好的，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就是怎么样去防备。那么防备，这次讨论得比较多的，讲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应对的预案，那么像预警机，像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其实就是这样的预警机制的一部分，那么另外一点，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模拟演习，就说有这样一个体系，另外，不断地去进行教育和这种演习，那这里面我举了几个例子，像美国最大的一个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他们就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文件系统，一旦危机事件发生以后，它可以在两到三天之内就能确保它的公司的相关的信件，能够到达它的17万员工和四万五千股票持有人的家里，他能够确保我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信息沟通的系统。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社会模拟演习，也会在危机防备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创建和谐家园】年8月，当时旧金山，正好它举行了一次很大规模的一个防止地震的一个救灾反映演习，结果六个星期以后，就在旧金山发生一场很大的地震，因为它这个演习比较及时，所以它这个损失是减少到最小。这是当时地震后的一幅照片，实际上那次地震还是很厉害的，但是恰恰因为它有了这个演习，所以老百姓知道到时候怎么应对，各种救治体系，它也非常及时，所以使得那次损失地震是非常厉害，但是真正损失是非常小，那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体系，可能也是我们防备危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到第三个阶段，所谓就是识别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危机已经进入到前兆的阶段，如果我们及时处理，还可以转危为安，那么所以关键预警机制的快速反映，好比说从药店里，是不是这段时间，大家突然一下去买感冒冲击买得特别多，或者到那种医护那种电话是不是收的很多，就诊病人他是哪一类突然特别多，就是这些你日常可能就能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在这些信息我及时的去进行分析，然后进行判断，这个，有可能比你到sars真正有特征性的病人发现，这个可能把这个周期提前了，那么在这个方面可能需要我们能够建立这样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
那么另外，我们不仅仅是收集信息，很关键是要怎么去分析这些信息，另外一点，可能要从各个方面去多角度去考虑，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英特尔奔腾处理器的那个问题，这个可能也有老同志搞计算机都知道，1994年，当时美国很小的一个社区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是做数学研究的，所以他就发现英特尔用他那个算，他做那个预算比较特殊，比较复杂，老是出错，所以他当时就给英特尔相关的技术部门，他去跟它联系，说我们老是发现错误，说怎么回事，就请他们做解释，但英特尔这些技术人员他们就觉得你这是无稽之谈，我们英特尔处理器是非常好的，另外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学校的教授，所以没有认真地去对待他的这种询问，现在反正有互联网嘛，所以这个教授他在互联网上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没想到得到很多网友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最后这件事情闹到媒体都知道了，一下子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就说英特尔处理器有重大的毛病，所以对这个公司来讲实际上是变成了一场危机，所以后来实际上英特尔公司赶快去研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在报上花巨大的经费去做广告，那个好像损失也是上亿的，做广告然后最后说如果说你这个需要换，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可以免费给你换，它实际上处理器那个问题其实不大，除非你做很复杂的运算，可能才会出现问题，一般用途都没有问题，所以最后真正换机器的人可能不到1％，但是就是因为英特尔他这些技术人员，他没有认识到这种问题产生的潜在危害，所以他就没有及时处理，所以最后变成一场公司的信誉危机，所以亏了当时英特尔公司他们当时还算了可以说垄断，微处理器这种研究和生产，它是比较占垄断地位的，如果当时还竞争比较激烈，那真有可能把你的公司就可能要搞垮，从各个方面去分析各种事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个阶段就是隔离，一旦危机事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那么你这时候，你必须要做出反应，那么这个做出反应，第一个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要首先建立一个防火墙，建立防火墙就是说要尽量把危机的损失控制在最小，尽可能地保证你整个的其他你或者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国家，其他各种各样的正常的运转，能够照常进行，所以我想可能咱们在危机管理过程中，sars危机管理过程中，中央比较及时地提出了两手抓，其实也是要把防治非典跟我们正常的社会运转能够比较有效地结合起来，那么所以这个时候起用一个危机管理机构，要由专门的人去处理危机，而且同时，你要确定是什么样的，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需不需要我最主要的领导人来直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同时要建立个比较好的沟通体系，像公众媒体沟通，像组织内部沟通，要做到这一点，隔离危机，那么实际上我们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样去应对，去管理这个危机。那么这里面首先就是说要对这个情况要加以分析判断，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了，可能我们前两个小时做决策是非常关键的，但恰恰这前两个小时，可能这时候信息也不完全，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能利用很多原有的信息积累，那么加上你现有信息，迅速去做出判断，我们可能现在电视上【创建和谐家园】片特别多，好几个【创建和谐家园】片都是可能一些恐怖事件发生了，马上可能就是调他犯罪分子各种档案，马上就能判断出这个人是什么人，他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样的背景，这个对你马上做出应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个平时的积累很关键。
另外，就是你在做分析判断过程中，不要都是一批应声虫，那么大家你这个决策那就可能是老是朝一个方向，要有敢于直言，要从不同角度的去分析，去提出意见提出观点的人，这样才能全面的分析考虑。那么另外一点必要的时候可能主要的人物要亲临现场，你像我们这次抗击非典过程中，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等，他们亲临到各地方现场，我想这个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出这种领导人的重视而且也是安定全国民心的一个重要举措，另外，在有限的信息下，要果断决策，小汤山医院，当时应该来讲七天之内去建一个传染病院这个应该来讲也还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策，但是当时做了这决策那么看来对后面整个防治非典，还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另外是要有效的利用媒体进行公共沟通。
那么下一点最后就是说你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管理最后就要总结危机，危机控制住了解决了，现在怎么样有效地去总结，总结这个危机。那么一个是处理善后，另外是变危险为机遇，那么这次应该来讲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应该是一个重大机遇，那么现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温家宝总理开座谈会，我们去了，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建立三个体系，就是从cdc的建设，从传染病院的建设，还有一个什么是数据收集检测的体系，那么这样我想可能对我们下一步公共卫生的体系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危机处理过程可能也要有更深刻的分析。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必要的组织变革，我想可能大家也知道，1986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这个是载人的，当时失事了，失事了以后，当时实际上是美国是有两个调查组。一个是国会的，一个是它的行政部门，组成了两个调查组。有一个国会调查组的负责人正好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得诺贝尔奖的费曼，他那个费曼报告是非常有名的。当时他们发现直接原因是密封圈，“挑战者”号的密封圈最后失灵，它那个失灵燃料泄露最后引起爆炸，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虽然是个直接的技术原因，但是背后有深刻的组织原因。就在这之前实际上工程师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在头一天决定起飞的时候，因为它起飞时间早上温度非常低，低温情况下，橡胶圈没有弹性了，所以失灵了，但是在提前一天的时候，在开讨论会的时候，实际上有工程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当时是这个行政领导把这个声音给压制住了。所以最后是做出决定要去起飞，这件事情当然后来有一些直接的责任人，可能是去引咎辞职，但更重要的他把起飞这种决策机制，就做了根本的改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种技术人员有这种反对声音，那我肯定就不能去起飞了，行政人员不能去压制技术人员的声音，这种制度上的变革，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考虑。
那么下面我想利用下面的时间，我就把中国危机管理系统的建构，简单地谈一谈，我们想可能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管理体系的管理系统，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全社会要有一个敏感的危机管理意识，那么这可能就是这次sars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契机可能我们在整个全社会要建立危机意识，而且要有相关的建设教育，这一点可能我们要更好地跟我们的邻国日本去学习，另外，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这种核心的协调机构，是比较全面的危机应对网络，同时要有顽强的社会应对能力，最后是要有坚实的法律行为框架，就是如果要从几个主要方面我想可能是这几个方面，管理意识应对计划协调机构，应对网络，应对能力，行为框架，我们想可能从这么几个方面。
那么下面我稍微展开点谈一下，那么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就我们一个全面危机应对网络，国家应对网络，这个实际上有一些组成部分，首先有政府，除了我们讲的中央政府，还有各级地方政府，另外一点，我们要有社会民众，我们整个社会每一个分子我们也都是一个部分，同时有各种企业，各种非政府组织等等，那么这些机构也要发挥他们的这些作用，当然同时国际支援， who（世界卫生组织），除了who（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国际机构，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协助我们应对危机。
从上面提的几个方面，我们比较具体地谈一下，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那么这次实际上也是很多学者也都有一些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尽早去制定全国性危机应对的战略和相应的计划，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是有不同的考虑，一个当然我们可能要考虑是不是建立综合性的，还是要各种分类的，现在我们是已经从分类开始入手了，公共卫生什么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不要有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危机应对这么一个计划，那么这个是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觉得应该尽快的建设一个常设性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那么这一点，有不同的争论，因为在不同的讨论这种范围，很多人也说中国现在已经是机构本来是很庞大很臃肿，不能说因为这次来一个sars，我们就弄一个危机管理体系，回头我们再有一件什么事情，再建立一个其他机构，但我们觉得这么一个机构还是必要的，相对独立这么一个机构，当然你可以怎么设立，这个可以考虑，好比说在各级政府的，国务院办公厅下面，或者各级省政府省委的办公厅下面，设立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它其实有好多功能，除了危机发生以后，它去组织应对，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在日常当中去建立一套我们比较完善的一个社会危机应对体系，像这种管理教育，像各种措施，这种制度应对计划等等，现在我知道，我们有些人防机构他们也有一些计划，这次sars期间到一些不同地方去了，但是他们说那个计划从来没有用过，制定出来往那儿一放，就束之高阁真正事情来了根本没有人去翻那个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计划其实都是白搭的，所以要有这么一个常设机构，就把危机管理应对和消除把这个危机消除在萌芽之中，作为他们首要任务，这样我想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
另外可能各个部门要有相应的危机应对计划和策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们关于地震上次讲有几个旅，我们这次去土耳其地震我们就已经马上就派去了，而且他们是训练有素，也是非常精干的，那么刚才是政府要做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危机应对的社会网络，那么这个社会网络，要提高全社会危机防范和应对的协调联动能力，这一点，就说我们一旦危机发生像sars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个实际上要动员全社会的能力，那么这时候包括人员人力的这种调动，物资的调配，资金的募集心理的援助等等，那在这方面实际上希望我们动员整个全社会能力，当然这里边涉及到跨国界的联合行动，像我们这次科研等等，那你像恐怖事件，你说现在恐怖事件跟贩毒实际上经常联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国际刑警大家一起联合行动，也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个网络呢，其实就由各种各样的机构组成，实际上企业在应急当中赶快去生产，像这次我们后勤，我们很多物资不够，紧急生产，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事先要有各种安排，可能要动员原来我们都是国有企业好办，现在很多可能是私营企业，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有效去调动他们，可能跟我们原来计划经济情况下不一样的，这方面我们可能要有事先的这种考虑，另外，很多非盈利组织，怎么样动员各种专业人员志愿者能够积极有效去参加对这方面的活动，像上次一个北大搞心理学的教授提到了，实际上在危机过程中，其实他们心理咨询电话接到了非常多，他们完全是自愿者，他们提供了一个咨询电话，那很多人非常恐慌，通过他们的心理咨询，那么很多人心理恐慌得到一种缓解，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危机控制也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很多非政府组织可以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
那么像我们的社区公众个体，国际组织，他们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能够为我们危机应对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公共沟通，那么这次公共沟通可能我想也是我们这次危机应对过程中，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几点之一，在4月20号之前我们大家信息不通，所以很多人是准备不足，4月20号以后及时地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沟通机制，那么实际上对防治sars其实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次一个教训，在危机事件当中，怎么样能够建立言行一致，而且建立可靠的权威的这么样一个信息机制，这个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机制，那么其他的各种媒体我们现在叫什么第三、第四、第五媒体，像我们这次跟零点公司合作的时候，他们就调查发现实际上大家获得这个信息渠道除了电视报纸以外，很多人从手机短信，还有各种电话大家互相传的，这个是他们好像我们当时在北京做的调查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就是他们都说这个是他们重要信息获取的重要手段。那么这个时候要建立一种可靠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法律框架，这个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很多学者也建议我们是不是要制定一个统一的紧急状态法，这样使得我们应对各种危机都能够比较有效地去处理。
最后，我想危机管理跟现代公共管理治理结构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刚才我们都讲的是危机管理，但是其实危机管理最基本的要跟整个公共管理的这种体制的这种改革这个是要必须地去结合在一起，那么客观现实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它本身是有它的局限性，它的最根本的一个长治久安的办法是要把我们整个公共治理的结构要进行真正的改革，那么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国家使得我们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好我的发言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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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财政建设-高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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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高培勇：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博士，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在国家审计学理论及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理论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内容简介
在今天，公共财政的概念已经被广大百姓所认识，重点结合中国社会的公共财政的特征，详细阐述了公共财政在当今中国的重要作用。
第一，叫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公共性”。就是讲，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要严格地按照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的口径去加以界定，而不能局限于或立足于满足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哪一种所有制性质的需要。而应把全民的利益囊括其中，而不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满足于国有制经济单位，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这样一种需要。
那么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的这样一种口径，哪些项目公共财政是必须涉足，必须担负的呢？第一叫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那样一种物品或者服务。
第二个事项我们叫调节收入分配。说到调节收入分配，我们特指的是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应当说公共财政介入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赋予财政税收的一项新职能和新任务。
第三个事项，那就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本身是不能保证自动的稳定长期地增长下去，它会有波动、它会有周期。而政府作为经济生活当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是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到熨平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公共财政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立足于非盈利性，也可以简称非盈利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表明公共财政下的政府收支的运作，要始终坚持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自己的取舍目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绝不能以投资赚钱、投资牟利作为自己的行为趋向。
公共财政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叫做收支行为规范化，也就是可以简称为规范性。它指什么呢？指的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运作一定要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而不能不讲规矩、没有规矩、不守规矩。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 （全文）
我觉得选择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这样一个主题呀，是非常必要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想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公正财政这样一个话题还比较生疏的话，那不是源于公共财政和我们每个百姓日常生活的距离，而是源于我们的体制环境。大家其实都知道，所谓公共财政其实就是指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而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起码政府的收入源于从你我他口袋中掏的那些税收、起码政府的支出要花到与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上。所以我们说公共财政说到底，说穿了就是一种和大家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那样一种公共的财政、大众的财政。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老百姓，从对公共财政的这样一种生疏，本身就说明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大力的宣传公共财政，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充分地认识公共财政。
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最近的一段时间不断地有人问我，说从1998年以后，新一届政府在财政税收领域推出了很多的改革举措。那么，你说比较重要的、比较主要的、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比较大的项目是什么？我说那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是如果时间不够，如果要寻找出一条主线，并且以这条主线来涵概几乎所有的改革事项，那么我们说那就是公共财政的建设。
过去的五年，中国政府围绕着财政税收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事实上都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之内来完成的。我们还可以把眼光追溯到改革以来的这23年，正好像我们的改革尽管没有正式宣布，但事实上我们一直是延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道路走过来的一样。我们在财政税收领域当中所推出的各个项目的改革举措，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以公共财政的框架作为改革的取向的。大家还可以往前看，说今后的五年、今后的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的财政税收工作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无非还是要积极地推进公正财政框架构件的过程。这样说来，就说明公共财政同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的密切关系。但是可以跟大家这样讲，公共财政尽管如此重要，公共财政尽管应当让我们如此频繁的去提及它、去重视它，但过去我们并不是使用这样一个名称，在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使用国家财政，或简单的称之为财政这样一个提法。
据我的印象，如果不做过细的考察，从改革开放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公共财政这个提法，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概是1982年或1983年的样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阿吐·爱克斯坦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叫《public finance》。不过这一次译者并没有使用以往的译法，把它称作“财政学”，或“财政”，而是在“财政学”、“财政”前面加了两个字“公共”，把它译为《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相对于过去的财政或财政学而言，应当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是，也许在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财政”前面加上“公共”两个字，所蕴含的深刻的经济内涵。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译法的改变，而忽略掉了。尽管后来在不少经济文献上，也会不时地看到有关公共财政的提法，但是人们至多把它作为一种直译，而没有给予特别的考究，我特别地思索。
事情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公共财政这个提法又被人们提到议事日程了。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大家可能还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们一直为一个事情着急，那就是中国的财政一天比一天困难。财政困难说到政府收支困难大家自然会想到，那么收入肯定是少了，支出可能就多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想到的所谓增收节支的措施，是很难派上用场的，我们都知道从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占所谓gdp的比重一个劲地下滑，而且大家已经看到，在短时间之内，要想扭转这样一个势头，是徒劳无功的，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既然收入一方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大家的视野自然而然地就转到了支出。也就是想办法去压缩政府的支出，但大家都的懂得一个道理，压缩一个个人支出，说你上个月一个月是三千块钱的工资，这个月只有两千五百块钱，那自然而然你会压缩五百块钱。但是对于政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要压缩从整体的政府支出规模，恐怕没有人去反对你。但是这个总体的支出规模最终要落实是到哪个单位、哪个人、哪个企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得想一些理由，那么想到什么理由呢？大家看到说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之所以庞大，源于中国的政府财政管的事情过多，要压缩财政的支出规模，大家也看到说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相对于中国政府的支出规模而言，是小而窄的。于是有人提出，说能不能按照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来改造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正好像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把公共财政和西方财政等同起来一样。在那样一种背景条件下，人们就接受了一种提法，那就是要按照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来改造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所以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公共财政就被重提了。
事情又到了1994年，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年我们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税制改革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来调整中国的税收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中国的税收体系。那么，当时的税制改革，事实上就已经赋予了它一个特殊的内容，既然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背景，那么，税制改革自然而然也要纳入到公共财政框架的体系当中来。因此那个时候提法也经常会这样来使用，就是税收制度改革要纳入到公共财政的框架当中去。比如说当我们进行财政支出改革的时候，表面上我们是在进行支出结构的调整。但是大家都知道，财政的支出事实上反映着政府的活动、反映着政府的职能。说你某一方面支出应当减下来，但是由于干这些事的政府机构还在、政府的编制还在，事实上你是很难把这笔钱压缩下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事实上要牵扯到政府职能范围的调整。认识一旦提升到这样一个层次，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那样一种零敲碎打形的、局部性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意义的调整。而是把它的改革推进到更高一个层次，那就是对整个的政府收入、整个的政府支出制度进行整体性的变革。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1998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中国要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这样一个目标。也可以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财政改革与发展，明确地把目标定位在公共财政建设这样一个目标上，一旦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共财政，而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财政”或“国家财政”这个名称的时候，大家就要有问题了，这期间究竟有哪些变化？我们讲用公共财政来替代过去那样一种简单的财政的称谓并非仅仅是定位，而有着实实在在的变化。
比如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经常使用的财政一词，事实上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讲，那是定位在国有制财政，或全民所有制财政这个意义上。我只想举三个方面的例子：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财政收入结构；1978年如果以那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作为100％的话，那么大家有机会可以查查当时的文献，来自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份额达到了86.8％，也就是说在全部的财政收入当中有86.8％的钱是从国有制经济单位那里获得的。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来自于城市大集体，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准国营经济单位的缴款，这个比重就会提升到将近95％。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形容当时的财政收入结构，可以把它称作“取自家之财”。
再看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同样是1978年，那一年如果以全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作为100％，那么来自财政投向基本支出项目下的支出份额就达到40.4％。基本建设支出表明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由财政、由政府拿钱搞的基本建设，肯定是要形成国有资产的。也就是说，它肯定是注入到国有制经济单位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加上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增拨流动资金支出、挖潜改造资金支出、科技三项费用，以及为国有企业拨付的诸如幼儿园、托儿所、子弟学校、社会福利设施等等方面的支出。那么可以这样讲，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钱，大体要占到整个财政支出规模的90％以上。那么在那个时期，政府是不是也向国有制经济单位之外拨付些钱呢？是有的，也拨付的，但是且不说它的额度非常之小，就连它的名称也体现着国有制财政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特征。
比如那时候政府也向农业、农村、农民那里拨付一些款项，但是一旦沾上“农”字，一旦财政把钱往“农”字方面去拨付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名称来涵盖它的意义呢？叫“支援农业支出”，什么叫支援？意思是什么呢？这不是我份内的事情，这是我支援你所干的一些事情。因此，如果同样用现代的眼光来衡量、来描述当时的财政支出结构，我们可以这样描述，那是“办自家之事”。所以当时的财政收入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我们今天是这样描述的，叫做“取自家之财，来办自家之事”。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当时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取向。很多人都研究过中国公共政策的发展史。但是你如果只是关注或者你如果更多地关注计划经济体制年代的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取向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取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老师也会告诉你，叫什么？叫“区别对待”。什么“叫区别对待”？表现在税收上，那就是私营企业的税负要重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税负要重于国有企业。那是一种典型的按照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制定的税收政策。如果你想考察一下当时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取向，那么前面也已经告诉你，政府财政的钱大量的是用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拨款，政府财政事实上已经被赋于了一种培育发展国有制经济，消灭以至铲除私有制经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
考察完当时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改革以来我们正在构建中的所谓的公共财政的这样一种收支结构以及它的政策取向。我们还是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先看我们目前的财政收入结构，2001年，你可以看到如果同样以整个的财政收入作为100％的话，那么你去观察整个的财政收入结构，你也可以观察某一个省份的财政收入结构，甚至某一个很小的地区财政的收入结构。尽管可能全国的情况有些差异，但总的格局是来自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和来自于非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已经达到了两分天下的格局。而且事实上从1998年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对外宣布，就整体而言，中国政府的收入格局是国有制经济单位和非国有制经济单位两分天下。从1998年以后的这四、五年间，中国的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伴随着这一迅猛的势头，中国非国有制经济给予中国政府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提高。所以，如果仍然用过去的语言、过去的术语来描述现实的中国政府的收入格局，我们说目前已经不再是“取自家之财”，而是“取众人之财”了。
再看我们的支出结构，2001年在中央一级的财政支出结构当中你会看到政府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也就是投向于基本建设支出领域支出不足15％。如果在资金上剔除掉政府为了执行所谓机制财政政策，而以国债的发行收入搞的那些基础设施和一些公共设施，那么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基本建设支出，已经不足8％。由40.4％一路下滑到不足8％，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款项，在大幅度地下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政府对国有制经济单位拨款数额的减少，结构性的变化，哪些支出项目增加了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学校，我们可以说科教文卫事业方面的支出增长了，这些年它已占到了财政支出的20％；还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父母、我们周围的人群，哪些支出增加了呢？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增长了、城市低保收入的支出、还有养老金的支出、什么抚恤性的支出等等，它已经占到我们财政收入的18％；还有哪些支出增长了呢？我们的国防支出在增长，我们行政事业单位在增长，我们的周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支出在增长，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增长。一句话，政府用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在增长。那么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描述我们现在的财政支出结构的时候，恐怕已经不再能使用过去那样一种“办自家之事”而是要做一个替换，“办众人之事”，也就是说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伴随着公共财政的建设，我们在财政的收支结构上已经实现了由“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到“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还可以再看一看我们当前的财政税收政策取向，今天中国的公共政策已经不同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公共政策。在计划经济年代，如果你说区别对待，恐怕没有人去反对你，但是当今天我在这个场合说我们仍然要执行“区别对待”政策，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赞成你。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叫“国民待遇”，意思说什么呢？说不仅仅是给予外国人待遇，要按照给予中国人的待遇那样去进行，而且指的是只要是中国人，不管你是哪样一种身份、不管你属于哪样一种所有制性质，那么只要是中国人都要享受同等的待遇，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公共财政的格局，正在逐步地形成。好了，现在可以讲中国的财政已经由过去的传统意义的国家财政，在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在转变，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事项没有推出，还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完成，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踏上这样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能去小看它，它应当说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为了能够更充分地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的公共财政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我们不妨分析得稍微细致一点，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把握公共财政的基本点，也就是说，把握了哪几个基本点我们就可以把握整个的公共财政框架本身。应当这样讲，尽管理论界和中国的政府部门对于公共财政的认识还处在不断的深化当中，还处在讨论和研究状态。但是，在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这个问题上，认识已经逐步趋于一致。就今天的情况看来，我们说中国要构建的公共财政，起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叫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公共性”，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讲，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要严格地按照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的口径去加以界定，而不能局限于或立足于满足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哪一种所有制性质的需要。也就是说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的定位已经把全民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囊括其中，而不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满足于国有制经济单位、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这样一种需要。按照这样一个线索，那就是凡是属于公共利益的项目、凡是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项目，公共财政就必须涉足、必须去保证；凡是不属于或不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就坚决地要退出、坚决地要不涉足它。
好了，那么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的这样一种口径，哪些项目公共财政是必须涉足，必须担负的呢？可以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叫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那样一种物品或者服务，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除了能够从市场上买到的那些所谓的私人物品或服务之外，我们同样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来保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恐怕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途径，只能是政府的提供、政府的生产。政府拿什么去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是一个事项。
第二个事项我们叫调节收入分配。说到调节收入分配，我们特指的是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应当说公共财政介入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赋予财政税收的一项新职能和新任务。在以往的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财政是不担负这样的职能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想到，说也使用“调节”，也使用“分配”这样的字眼，但那个时候的调节那个时候的分配，单纯指的是调节国有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水平的那样一种分配、那样一种调节。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特指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要有公共财政来担负起调节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水平这样一种新职能、新任务，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了按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度来分配的这样一种分配原则。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要求，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大家都懂得一条，只要实行按要素分配，那就免不了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定限度之内，可能会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差距扩大了，它就会可能危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一旦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面临来自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危险，这个时候，不管是穷人，也不论你可能是一个富人，所有的人都会要求政府出面来调节收入分配。也就是到这个时候，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已经演化为一种社会的公共需要。但是，由谁来调节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恐怕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当中，收入分配始终是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个领域的，只要是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框架之内，不可能找到解决收入分配的办法，而只能寻求非市场的方式。而非市场的方式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在当前的背景条件下，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政府所能把握的、所能操作的无非是税收和财政当中的转移支付两个方面的手段，几乎所有的税收都具有再分配的功能，而不管是扭转税还是直接税，只要是你消费的份额比别人大，只要你消费的物品的档次比别人高，你就得比别人多付税、多缴税。而且，政府通过税收拿来的钱，还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当中的转移支付项目，再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需要照顾的一些收入比较低的群体。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的职能和任务，是要由公共财政来担负的。
第三个事项，那就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各位都知道一条，市场经济本身是不能保证自动的稳定长期地增长下去，它会有波动，它会有周期，而政府作为经济生活当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是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到熨平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那么好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政府靠什么手段去调控经济？靠什么手段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呢？你也可以去寻找，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没有别的其他什么手段，只能是财政政策手段和货币政策手段。这就说明财政政策或者说公共财政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之间那样一种密切的联系，这是公共财政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我们说叫着眼于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
公共财政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立足于非盈利性，也可以简称非盈利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表明公共财政下的政府收支的运作，要始终坚持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自己的取舍目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绝不能以投资赚钱、投资牟利作为自己的行为趋向。这恐怕是一个需要极大的转变观念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政府既是企业，也是社会管理者，因此政企不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个时候有人要提出说政府不要管企业、不要想着投资盈利，恐怕没有人会赞成你，没有人能够允许你。但是，随着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后，政府的角色定位就发生变化了，可以在任何场合询问任何人，你问他什么是企业？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企业就是以利润极大化作为行为动机的一个经济实体，但是把这个答案放在一边你再继续问他，什么是政府？恐怕就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说的明白了，我们说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它具有着不同于企业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的轨道。同企业要追求利润极大化，有所不同的是政府应当是一个以追求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行为动机的一个实体单位，政府部门产生存在和运转的惟一理由，就在于他要为我们去追求公共利益。以此为基础，也可以说到政府的收入，应当是本着追求公共利益极大化的这样一个线索去获取，政府的支出也始终要延着、要瞄准保证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这样一个线索去拨付。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说政府要拿钱，去搞一些盈利性的、投资性的能够给企业带来某些利润的那样一些投资项目，我们说它就不应当是公共财政的所作所为了。过去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说政府的支出、政府的钱应当花向何方？我们脑子里总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投资回报率多高、投资回收期多长，我们的潜台词就是政府的钱一定要花到那些投资回报率高，投资回收期短的建设和生产项目当中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你，这样的理念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公共财政这样一种框架，不适合公共财政建设的这样一种背景，因为中国的财政已经被赋予了公共性的特征，而公共性就决定了它和盈利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花到财政支出领域的钱，我们经常说它是有去无回的。公共性的支出，不可能同时带来盈利；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我们很多人都学过会计，大家都懂得一条，企业的会计和政府部门的会计帐户的设置，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的会计帐户的设置是资产负债表，它假设的是企业的资金流动是一种循环的资金流动，有投入也有产出。但是，政府部门的会计它的设置是经费来源、经费使用、经费的节余，它的流动是一种单向的直线的流动，它假定政府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我当然并不排除一些少许的例外，政府的某些支出项目，可能会带来一些盈利，可能会带来少许的盈利，但是说它盈利，可能并不那么贴切，它可能只是少许的一点收入，这点收入相对于整体的政府的支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公共财政的格局条件下，必须确立一种理念，那就是政府财政的钱，必须投向于非盈利性的非竞争性的领域当中去。
公共财政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叫做收支行为规范化，也就是可以简称为规范性。它指什么呢？指的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运作一定要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而不能不讲规矩、没有规矩、不守规矩。乍一听到这样一句话，可能觉得说的过重，但是我要想跟大家解释的是，在我们传统的财政收支格局条件下，我们那个时候，尽管不能说没有规矩，尽管不能说不讲规矩、不守规矩，但是大家注意一个基本知识，那个时候的财政收入“取的是自家之财”，那个时候的政府支出“办的是自家之事”。因此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规矩都是在自家的院落之内制定的，就好像一个家庭，说给大儿子结婚用的钱，小儿子上学急需，可以很自然地拿来挪用一样。政府财政的钱在那个时候也是在自家的院落之内随意地去摆布。但是一旦我们走向了“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我们的财政收入的运作、财政支出的运作，就必须要纳入众人的视野，按照众人的意愿来进行。这个时候必须得讲规矩、必须得守规矩、必须得定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呢？我们也可以提出三个方面的标志。
第一叫以法制为基础，也就是政府的收入和政府的支出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第二，全部政府收支及预算也就是讲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不管你是哪样一种性质的、不管你是哪样一种形式的、不管你是哪样一种项目的，都要统统纳入到政府预算所覆盖的范围当中去；第三个标志叫做财政税务部门统揽政府收支，按照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的基本原理、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能够从企业和居民那里取得收入的只能是专门掌管政府收支的财政税务部门，而不允许其他的政府职能部门也从老百姓那里去取得收入、取得集资、取得摊派、取得罚款，否则大家可以想见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就无从把握，政府的收入的量，也无法统计。说到这里，我们想，满足于社会公共需要，立足于非盈利性，再加上收支行为规范化。
这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已经给大家展现了一个有关公共财政的运作的基本格局，这样的一种公共财政的格局，究竟有什么用呢？它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每一个家庭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究竟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就目前的状况讲，公共财政建设的积极意义，至少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已经发现，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中国政府部门职能格局的转轨；第二个方面的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政府收支行为的规范化；第三个积极意义，我们说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已经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并且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那就是要介入到这样一种公共财政建设当中，要把它和我们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个人定位上，去积极地推动公共财政的建设步伐，我就先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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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发展之路-厉以宁、柳传志、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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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厉以宁介绍：
厉以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可以说，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厉以宁 经济学家
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等
柳传志介绍：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二十年的企业管理生涯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联想"贸工技"的发展道路，总结出"管理三要素"、"培养领军人物"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思想。这些理论对于联想从早期的"大船结构"发展为舰队结构，并逐步成为一间国际化的大型企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传志 江苏镇江人
1967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
1984年任联想集团总裁。
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7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1998年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
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cctv2000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
张维迎介绍
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