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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我爱女权主义者。那么我通过跟您接触，我觉得您是一个很女性化，很母性的，那种爱心很重的人。不过呢您自己说，就是说您从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那么在心灵中打印下来的是中原文化。中国文化和男权价值体系的一种印记。那么这种对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女性意识这种自觉，对您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成长和后来这种写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龙：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尤其是在于对于女性的自觉方面，最大的是在我做了母亲之后。因为在你做母亲之前，人是比较自我中心的。我想干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要实现的是什么？我的成就是什么？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你发现你必须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必须放在一边。因为譬如说你要写作，或者是说截稿日期就在明天，可是你那个非常脆弱的幼小的生命在你手上，他要等着你去帮他包尿布，他要吃，他生病了他发烧。那你对这一个小小的生命的责任，其实还远远地超过你所有的对自我的追求。所以，我做母亲之后，我发现原来这就是一个所谓成熟的关口，因为连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说，所谓成熟就是那个自我变得小，而自我以外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变得大，因为婴儿是自我最大的，那么自我越大是越不成熟，所以，做了母亲之后我就发现说，我的那个自我就完全在一个要重新调整的阶段。那在这个时候就迫使我去选择你作为个人的所有的欲望，跟你既然把孩子带来，孩子并没有自己要来，是你把人家带来的，那个生命你必须对他负责到底。在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冲突。再加上那个社会的结构里头，社会的结构譬如说对男性是某种看法，对女性某种看法，这个之间矛盾相当地大，所以我对于女性她的痛苦她的冲突都是在我做了母亲之后的一种发现。
主持人：那您觉得自己文风的改变，就是原来从《野火集》的那么犀利那么凶悍，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厉害无比的龙应台，那么后来再到了《人在欧洲》、《百年思索》等等这些文风的改变心态上的改变，跟您自己做了母亲有了这种育儿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龙：可以说有，又可以说没有。怎么说呢？其实读野火的读者要把《孩子你慢慢来》那本书要并着看，为什么呢？两本书是同时写的，所以读者会发现说写《孩子你慢慢来》的那个作者是温柔得不得了的一个女性，但是写野火的是你刚刚说的就是非常张牙舞爪的很厉害的人，以为是你刚刚说的是一个，一前一后，后来的改变。但事实上不是的，她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做的事情，我右手写《野火集》，左手写《孩子你慢慢来》。那么，所以大陆出版有先后，所以完全是同时的事情，在同一个人里头，他同时有很强烈的理性跟强烈的感性的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当我在写面对外在的世界的时候，那就是那个冷静的龙应台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跟孩子玩，跟朋友玩的另外那个自我。
主持人：因为您爱孩子，是属于那个爱到让孩子告饶的程度。
龙：那是自我解嘲了。
主持人：那这左手和右手同时并举的话，您是不是有意地要给读者一个同时你接受我作为女性作为母性的龙应台，和作为一个犀利无比的社会批评家的龙应台。
龙：我觉得这对读者是一种挑战。因为读者也许是中国的读者，他本来在心目中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就是说只有男性可以写这样的社会批评。那么，女性就一定是写闺秀的文章，当然我不是有意去说我故意要写什么样阳刚的文章来给你看，来证明女性如何如何，我也没那么无聊。只不过说，是自然而然地我的逻辑的思路那一方面就出现了比较理性的冷静的沉思的文章。那同时我有火热的感情，这个火热的感情是用其他的方式抒发，那么就有别的作品的出现，只不过可能我的文字所呈现的就是要打破读者心目中的刻板的印象。因为事实上你看到很多男性的畅销作家他写的是非常软绵绵的温柔的东西，所以这个逻辑思考能力跟性别不见得有一定的关系吧。
主持人：就是您在野火集的野火龙卷风风力最大的时候，于是随夫去了德国。原因您在书中写过，就是您的这个德国先生他的事业的拓展和余地在台湾的空间不是很大，那么您随他去了德国之后，您觉得在那个时候您在德国发展的空间和拓展的余地会比在台湾大吗？
龙：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想，只有想到说，到欧洲的话，可能是为我开另外一扇窗。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对于美国比较认识，但是没有去过欧洲，而且去欧洲之前，也会以为反正西方就是西方，美国跟欧洲也一样吧。我跟我先生到了欧洲呢，心里是在说，让我认识欧洲是带着这么一个心情去的，完全没有想到说我自己的事业会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心里还有一点悲观，因为我看早期的在60年代离开台湾的那些作家包括白先勇，出去了之后，流亡就是内在的流亡吧，流亡的时间久了之后，这些作家其实后来就没有作品出现了。所以我当时到欧洲去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点的不安。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么一走，是不是以后也就没有文字了，但是后来发现文字当然还是继续地出来，自己也有一点压抑，现在如果回头来看的话，我会很感谢到了欧洲的那段时间，因为是真正为我开了另外一扇窗。而且到那儿之后，确实是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把西方当做一整块的观念来看，是跟现实差距这么大！因为美国文化跟欧洲的文化那个差距之大可能不小于我们说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那对我自己又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主持人：那您那个时候用这个胡美丽的笔名写了很多文章，是对台湾出现的男权意识和男权现象，进行批判，那么您随夫赴德有没有哪怕是一瞬间觉得过这种是向男权的一种屈从？
龙：在我随夫赴德之前，其实是我先生随妻赴台。
主持人：是，他先赴台之后，他感到了很大的一种苦闷，因为他的事业发展觉得不是在台湾，那么您跟他去了德国之后，您有没有苦闷？
龙：当然有。因为作为一个汉语的作家，你到了欧洲的这个环境里头，是离开你自己的泥土的，所以会有我刚才说的那种失根的危险。失根的危险之后，然后你就没有作品了。只不过是其中有一个差别就是我先生他是经济跟银行方面的，那么在台湾他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他的国际经济就不太容易，就等于是没办法走下去。差别是在于说当你是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一点灰色幽默了，就是说你的苦闷其实是创作者的自己的另外一种土壤的出现，所以我在欧洲后来的那些文字的出现，跟在欧洲的时候的一种苦闷也有关系。
主持人：您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就把您在德国那段时间好像是一种自我放逐，那么在离群索居当中呢，在思考中，在读书中，求得一种思考。那么这种思考，就是孤独的这种散步，您也有一个比喻，卢索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那么孤独漫步肯定是有利于思想的遐思，但同时这种苦闷怎么样来解决？
龙：你说的是很好。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十几年来的作品，假定我当年没有自我放逐到欧洲去，而是在华文的世界里头跟朋友来往很多，时不时又要演讲，时不时又要上电视坐在这儿来座谈什么的话，可能后来发展的那个文字风格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那么等于是我的文字风格从野火的那种跟现实是直接批判直接涉入，到后来其实是渐渐地离现实越来越远，然后进入那个历史的空间，跟自我放逐到欧洲那个13年之间的离群索居很有关系。因为你离群索居，你才有那样一个冷的距离；因为你离群索居才使你有充分的时间去进入那个历史的纵深里头去思考眼前看到的现象；也因为离群索居跟自我的放逐，所以造就你一种边缘人的性格，那这些全部都体现在后来的文字之中。那至于说1999年当【创建和谐家园】到德国来找我，请我回去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我要离开那个离群索居的状态，也许有，但是可能不明显。那个时候比较重大的原因是会答应去，比较是对于自己的考验，那个时候我是在问自己说，龙应台你对于社会观察那么多年，对于文化，写抽象的理论讲的这么多年，你到底敢不敢今天这个机会来让你进入那个实践的场域里头去，你到底敢不敢接受？说不定进去之后发现你这十几年来所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是错的，它经不起实际的考验，所以那个时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不让自己害怕，完全是自我挑战的原因。而且那个时候也抱着一种想法，就是说龙应台你这一去的话，恐怕到最后这三年之后你是身败名裂，有那种心理准备。
主持人：我知道您特别地喜欢《庄子》。那么《庄子》中有这样的思想，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文人终身不仕，那么您可以说您做了仕对于《庄子》的这个思想呢，或者说是别样的一种尝试？像李敖先生在您当局长之前曾经预言您连三个月都干不了，那么最后您是可以说是很完满地把这个做完了，画了一个句号，在您最开始毅然决然地接任和最后坚决辞职，这两者相比较的话，心态上的变化主要是表现在哪些方面？
龙：当初毅然决然的接任是抱着一种决心，就是自我挑战。真的是自我挑战。而且准备说去身败名裂。因为也知道政治很险恶，那但是没有预料到，走的时候那么难。走的时候很难，是因为在做事的那三年多的时间里头，在台北呢，第一个是得到广大的台北市民非常非常真诚的支持，那同时是非常难得的是文化界的，简直说是牵着我的手走过这三年多。我知道他们的心理，就是也知道那个政治的险恶，而且也觉得有一个文化人在那个里头做事情，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说这简直就是那个石缝里头的一片青绿的叶子，就怕它被践踏了。所以在那三年中得到那么多文化界的保护这样走过来了，所以走的时候，文化界想要留我的那个力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走得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个是在开始是没有想到的，那因此说为什么如此的坚决还是走，还是离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觉得那个三年之中我自己心里抱着打算就是打那个基础。好像是你要建个非常大的楼，包括花园，无限的美好，但是那个三年你最多做的只不过是把基础那个桩都打下去，其实那个工地上还是乱七八糟的，横七竖八的。可是我自己觉得那时候接下来是可以由另外一种才气的别的人接手了。因为我自己能够做的就是那个基础，因为基础牵涉到眼光跟格局跟方向，那基础打了之后，说不定有人在那个基础之上建东西的是需要另外一种才能的。
主持人：就是您觉得打基础文人的视野和眼光是关键，是非常重要的？
龙：是关键的，接下来可能别人做得说不定比我更好，也不一定，那更重要的原因是，你说13年的那个离群索居的内在的空间对我而言太需要了，我需要回到那个空间里去。
主持人：那您三年任满，卸任的时候，您自己是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干到头了？还是说有那么多人挽留您，您觉着意犹未尽，恋恋不舍？
龙：完全没有，我觉得如释重负。而且带着非常非常深的感恩的心情说，这么多人协助我，就是很疼爱你，因为你是文化人，抱着纯洁的理想，我就是说谢天谢地，我真的做到最后一刻钟，没有半途而废。因为中间可能半途而废，或者譬如说在议会你受到侮辱的时候，你甩袖而去，这是最简单做出来的决定。但是都没有发生，或者是说在府内你对于那个原有的官僚的机器，你跟他有所抗衡，而后说我不干了，那么官章又放下走了，这也很可能，很容易发生。但是那种决然而去，我觉得都是遗憾。而且呢，我也会担心说好不容易有一个文人作家进入到官僚的机器里头去实践，我如果半途而废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个到最后一个评语说，你看吧，能批评的人不能做事，你看吧，知识分子他就是熬不过。
主持人：百无一用是书生。
龙：我是不是要当这个例子？所以到最后真的做完了走的时候，一方面是非常深的感恩，就是说完全不是我龙应台多么了不起，而是台北的文化人如此的温柔敦厚地帮我走过，是集体的合作，在那个情况之下能够做到最后一天真的太感谢了。
主持人：这是不是您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明，就是说龙应台作为文人我可以当官，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龙：这种话不能自己来说。
主持人：是，我说。
龙：其实当然它客观上是证明了说你以为是只会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就绝对不能做事，不见得。有人做了，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它其实更高的程度证明了说，在台北它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发展阶段，到了一个阶段它已经第一个，它的体制竟然能够容许这样一个性格的知识分子进去工作。然后也正式地说它这个城市已经发展到它的文化人，文化人平常是每个人都是头角峥嵘、文人相轻的。但是他可以为了这个城市的将来的共同的远景而共同地来扶持一个文化人做事，所以它更高的程度不是证明了龙应台这个人能够做多少事情，而是证明了这一个城市，在20世纪21世纪交接的这个阶段里头，这个城市成熟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它更大地证明了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体制。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觉得过就是说在任内自己的这种率性而为的文人个性和政治利益有过相冲突的时候？
龙：冲突很多，每天都面临这个冲突。但是没有一个冲突是使得我必须折损我最核心的文化的信念，因为从一开始进去我就知道说，我想法是我一定要弯腰。因为你为了城市的大的建设，而且文人不能够有一种傲慢，我在一个市区政府的体系里头，警察局部门怎么说，卫生部门是怎么说，都市发展的规划的部门怎么说，交通的部门怎么说，我文人不可以有一种傲慢说，我说的算数。你进去之后，政治一定是一种协调的艺术，我设法来了解你这个规划工程部门怎么想？然后我要试图，如果我认为我的古籍的保存，比你开这条路要重要的话，我不能够用文化至上来说，我说的算数，你凭什么？所以我必须先了解它的需要，然后用他们听得懂，而且接受的语言，把我的文化的思维传输过去，所以这个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协调，也需要很多的弯腰。
主持人：这您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文人的性情，去附和政治的游戏？
龙：我一点都不觉得，不。我觉得这个是文人必须有的谦虚，而且弯腰是绝对必要的。在做政治妥协的时候，但是脊椎不能弯，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三年之中，我没有中途而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是我的核心的理念，就是说我的脊椎骨必须弯，还没有发生过，所以可以完，可以做到结束。
主持人：那当初就是说您自己给自己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或者说理念，如果说遇到了让我脊椎弯的事情。
龙：我就走，那一定走。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那样的话，就是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您现在还那么认为吗？是玩笑话，还是真的那么觉得？
龙：当初第一次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玩笑话，而且也是自我嘲讽的那个环境之下讲的话。但是当这一句话被挑出来印出来，那么那个环境那个自我嘲讽的环境就不见了，就剩下这一句话了，孤零零一句话，那你也不可能有机会去解释。那我也不在乎。但是对于鲁迅先生，我的看法到今天还是我觉得他的小说短篇小说是一流的，绝对地好。那他的杂文呢，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当然会觉得，他的杂文就是说尖酸刻薄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的杂文也是比较是针对眼前的现实做的立即的反映，跟我自己的杂文当然后来就是不同，完全不同路了。就是说我是尽量地避免尖酸刻薄的这一个性质，但是，因此当时在说的时候，我的意思也是说，我觉得杂文是可以谑而不谑，是可以尖锐而不刻薄，是可以同时针砭现实，但是又有历史的纵深，这是我自己对最好的杂文的要求。
主持人：就是您自己的杂文风格上其实也有一个变化，比如像我感觉，读您《野火集》的时候，我自己就明显地感觉到，好像还是有鲁迅杂文的风格在里面。那么您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受过鲁迅杂文的影响？
龙：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那答案是完全没有。原因是鲁迅的书在台湾是完全是禁止的，那么在我读书的过程里头，从来就没有读过鲁迅的东西。一直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要到是非常晚了，恐怕就是都到了写《野火集》之后，因为很多人提到说跟鲁迅的关系，我才特别去把鲁迅的东西拿来看。那么当然这个跟我在我是南部在台湾南部长大的小孩有关，在台北读大学的话，你这个地下流传的书可能还看到一点点的鲁迅。我在南部比较闭塞的乡下，就是完全不知道鲁迅的作品，所以这中间影响完全是没有的。
主持人：因为大陆读者看鲁迅的杂文是很多了，而且接受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最开始的时候，您的《野火集》到大陆来，也是遍地烧野火，买这个书都非常难，令一时洛阳纸贵。那么大陆当时有些学者，就觉得这是台湾的女鲁迅。
龙：那么这是历史的偶然了。
主持人：那么在思想上，比如说对待国民性的批判，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上，您和鲁迅是不期地有这个共通性，文风上并没有说去受他什么影响。
龙：对，完全没有。就是说写野火的时候，恐怕都还没看过鲁迅，如果说文风上有任何的相似的话，那就是完全的巧合。可是呢，我们批评的东西有相似的批评的对象。这只不过显示就是说这个历史常常重复自己。我们现在批判的东西你回头去看，这个胡适的时代批评过，你再往前看，梁启超的时代批评过，你再往前看，恐怕龚自珍也批评过，所以就是历史不断地重复自己，每一次就是以不同的语言来表达。
主持人：鲁迅是历来把杂文当成匕首和投枪，那么您从《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到《百年思索》《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心态文风上有很多的变化。您开始曾经讲过就是写出了《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说》，是因为当时自己的一种天真，率性的天真，那么后来的这些成熟，有没有把当初这个率性的天真消失掉，或者说减弱了？
龙：我觉得两者不可全。野火它当时是绝对的天真写出来的东西，如果说当时就知道一个现象后面的所有的拐弯抹角的黑暗的东西的话，而且你如果知道说里头多少人做过尝试，去改革，然后那些人都是头破血流，或者是就关在监狱里头去，如果这些全部都知道的话，你就不要去写了，你不可能写。因为你不知道就是初生之犊真的是不知道这种事情，你才会去写。那《野火集》其实它的特色不是在于它批评什么东西，其实主要是在它的文字，因为你批评同样的现象不是没有，只不过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去表达它，《野火集》的文字是煽动性很高的。所以它当时的危险性也在这里，是跟天真有关。可是你说，后来的文字譬如说《百年思索》，你看中间有十五年的距离，那么《百年思索》跟野火差距非常非常大了，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可是百年思索跟天真还是有关系，否则也不会去写。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的存在的。
主持人：是肯定存在。就是比如说作为大陆读者来说，您给他们造成这种思想上的冲击，肯定更多的是来自那种具有煽动性的，天真或者很狂放的那种《野火集》，对《百年思索》呢，可能就要弱了许多。就是作为读者来说，这个困惑就在于好像说龙应台在文学上的变化，可能对她自己来说是个得，而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是个失。比如说到了《百年思索》，他可能觉着当初您的那种天真减弱了。
龙：那是跟现实状况的关系，就是有很多大陆的读者他会觉得他所看到的问题，他希望龙应台再写像野火集那样有煽动力的，而且是有撞击力。
主持人：对，就大陆读者恨不得您永远写野火集。
龙：对，没有错，我也知道。
主持人：就是大陆的读者比如说包括我来说，所接受的那种约定俗成的一种杂文的社会共有的观念，好像还是喜欢正视淋漓的现实。譬如像鲁迅先生那种一个也不可饶恕的那么一种杂文的写作的方法和观念，那么您觉得杂文好的标准在哪儿？它是不可宽恕呢？还是要保留一些余地？或者说像您现在这样，我感觉是向历史哲学的纵深去发展。
龙：恐怕都不是这样的。而是我自己心目中好的杂文第一个是它的文字它如果是艺术，而不是只是牢骚的发表，跟发泄的话，才能够进入文学的这个水准里头去，进入这个文学水准第一条件是文字的精炼。你不要给我任何的借口，说是里头讲的东西多么透彻，或者是这个事情多么重要，或者是它的个性抒发多么厉害，你先告诉我，你这个文字有没有到达艺术的水准，我第一个要求是文字。
主持人：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看你的本事大小，关键还是看文字。
龙：关键是文字，其他全部都是借口。先看文字，那然后呢，要看说，你对于事情的看法的深刻与否，我觉得就是这两件东西的，没有别的，其他都是假的。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觉得譬如说作为杂文的这种对社会现象和阐述自己文化观念的犀利锋芒上的表现，会随着文学的这种边缘化，有所减弱？或者也变得边缘化，而无足轻重了呢？
龙：杂文是跟社会现实关系比较紧密的。在台湾这种批评性的，批判性的野火式的杂文，野火被称为说是台湾批判杂文的滥觞一个开始。但是今天像《野火集》这样的杂文在台湾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很多人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作家在写了。因为他的社会民主了之后呢，每天的社论，每天的报纸这变成是记者在写的东西，那么记者写的东西，就不是文学的东西了。那么杂文那种批判现实的那个功能已经被民主的譬如说议会所担负了，被民主正常的管道被报纸所担负了，所以文学里头对于现实的批判这个东西，就相对减弱了。因为没有那个需要了。（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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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看中国外交-吴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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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吴建民，现年64岁，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从22岁起，吴建民就进入外交界，经历之丰富超过了众多同龄人。
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1991年初，他成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之后，他相继担任驻荷兰与瑞士大使。1998年11月他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在这个岗位上，他参与了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工作。现任外交学院院长。2003年12月12日，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
内容简介：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了整个世界。人类在饱受战争的摧残后开始觉醒，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21世纪，震惊世界的9·11，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9·11改变了世界什么？2003年3月20日凌晨，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出兵攻打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潭的美国将如何面对国际社会？战争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美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法国、德国、俄罗斯为什么不出钱也不派兵？一个新欧洲又是怎样崛起的？2003年，中国外交有了怎样的突破？
今年的中国外交，第一点，有声有色、与时俱进。中国的外交，今年3月份我们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了政治舞台，国际上对此很关注，一个新的领导人上来之后，到底怎么样？
第二，我觉得我们的外交是与时俱进的。今年的6月1号，在法国的一个小城市艾维昂，八国集团跟发展中国家举行对话，八国集团的前身是七国集团，后来俄罗斯加入变成八国集团。胡锦涛主席应法国总统希拉克邀请参加了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让胡锦涛主席会上第一个发言。后来法国人评价，胡锦涛主席这篇发言，对会议成功有了很好的影响。第一个发言，阐述了中国对南北问题的基本立场，反映很好。第三条，我觉得我们的外交是有创新的意识。朝核问题最明显，朝核问题中国运用了穿梭外交。过去中国外交史上从来没有搞过穿梭外交。这次我们搞了穿梭外交，中、朝、美能谈起来，三方能谈起来。中国进行了穿梭，我们戴秉国副部长去见了金正日，然后又去了美国。中国实际上进行了穿梭，因为谈起来的美国和朝鲜是两家主要的。后来六方谈起来，我们也进行了穿梭外交。第四，我们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温家宝总理率团出席东盟的会议。“十加一”，“十加三”非常重要，中国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
2003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吴建民看中国外交》，敬请关注。
《吴建民看中国外交》 （全文）
今年的中国外交，我的看法呢，有声有色、与时俱进。中国的外交，今年3月份我们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了政治舞台，国际上对此很关注，一个新的领导人上来之后，到底怎么样？国际上非常注意，我觉得我们新的一届领导集体是与时俱进的。在国际问题上也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讲了逐渐从一种反应式的走向主动，英文讲react，被动的、反应式的，走向采取主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今年4月29号在曼谷举行了“十加一”的会议，“十”就是东盟十国开会，原来它开会呢，就是十国开会。“一”是后来加上的，讨论什么问题呢？讨论“非典”，十个国家受到“非典”的威胁。开首脑会议来讨论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大概在会议开幕前一星期左右，东盟的十国大使，当时泰国是主席国了，就请我们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吃饭，吃饭的时候戴秉国同志跟他聊起来，即将召开的东盟十国首脑会晤，就问他了，这个会议就你们开？不请外人了？他一听这话里有话，他说我们本来想请，可能怕碰了钉子，说你们要有个明确立场那就好办了。好啊，这个大使也很机灵的，反应很快。好，你等一等，我马上打电话，打电话给他的外长。说是不是正式向中国发出邀请？说：“好，你马上向中国发出邀请，我第二天正式邀请就到”。过去呢，你不请，我不参加，是不是？但是讨论“非典”问题，东盟十国讨论“非典”问题，这个跟我们密切相关了，从他们心里面来讲，要制止“非典”的蔓延必须有中国的参加与合作。这个事情温家宝总理去不了到24小时，外界反映非常好。就是大家面临“非典”灾难，原来他们关起门来讨论的，但讨论来讨论去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可能没有中国参加。中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主动，进去了，大家共同采取措施。温家宝同志在那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见了各方，各方反映很好，对抗击“非典”的斗争反映非常好。因为现在在全球化的形势下面，不是一个国家这种地区性疾病的蔓延，一个国家就能解决，不行的。大家共同研究一些措施，反映非常好。我看这是表现出来走向主动、而不是被动。所以这个事，中国的领导人出国参加这个会议，那是决策最快的，不到一个星期解决了，去了效果很好，把中国的立场讲明、讲清楚，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同国家的人之间非常容易产生误解。我这个看法就是，不要以为现在信息时代了，大家好像都非常了解，没那么回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面对面谈就不一样了。大家看到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非常真诚，对我们的问题讲得直言不讳，这样直接跟人家接触了，得到很好的反映，共同形成了一条阵线，抗击“非典”，这觉得外交这一点很漂亮的。
第二，我觉得我们的外交是与时俱进的。今年的6月1号，在法国的一个小城市艾维昂，八国集团跟发展中国家举行对话，八国集团的前身是七国集团，后来俄罗斯加入变成八国集团。刚开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由法国发起的，法国的前总统德斯坦发起的，开始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后来七国集团慢慢地政治分量在增加。因为当时第一次出现是为了应付石油危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不是爆发了一场石油危机吗？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就是每年的七国首脑会晤，后来成了八国，每年举行一次。在这之前呢，这个会议他们也曾经邀请过我们去，我们表示不去，你这是富国俱乐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不去，人家说你中国这个分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你们的情况可以向我们通报。过去呢，他们会议结束之后，总是向我们通报情况，说实话，那个通报情况也没有太多的内容，跟报纸上看的差不多，但是履行了这样一个手续嘛，我向你通报了，跟它有这种接触的关系。但是今年的形势不一样了，今年是法国担任主席，法国总统在今年1月7号法国总统跟外交使团举行谈判，这是法国的做法。你们去过法国，每年请大使，大使带两名助手跟你进行谈判，谈判就由使团长发表一篇讲话，由希拉克总统发表一篇讲话。讲话呢，他实际上把他今年的外交上的大事做一个部署，1月7号讲话就提出来了，他就说今年是法国担任八国集团主席，我们这个会议开会除了八国参加之外，我们要邀请一些新兴国家。他说新兴国家是经济在兴起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穷国代表参加，过去非洲有五个国家参加的。希拉克总统讲完话之后，他的大顾问就找了我，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新的一届领导人能够出席这个会议，太重要了。过去的会议我们不参加了，当时我就把这个情况向国内报告了，后来我们中央考虑到过去没有参加，也有道理，你是富国俱乐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一定去。它这次讨论南北问题，也反映出来八国集团在考虑世界问题上的思路往前发展。讨论南北问题，这是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讲过：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两大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对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讨论的时候，我们中央领导决定参加。这个法国人非常高兴，法国人因为他提出个倡议，如果中国不参加的话，法国人也觉得不是很有面子，因为讨论南北这个大问题，中国这一大块不参加、不发言，根本没有中国的声音，他觉得不是太好。所以后来当我向法国方面表示，中国胡锦涛主席要去参加，法国非常高兴。整个是给胡锦涛主席一个比较高的礼遇。因为八国集团的惯例，希拉克总统对八国集团其他成员的首脑在旅馆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从瑞士洛桑坐摆渡船过去，希拉克总统集体地，一个人到码头接这十来个国家的首脑，在那儿接。惟独胡锦涛主席是单独接的，坐摆渡船过去，红地毯，非常高级，然后一直陪着胡锦涛主席上车，然后就到旅馆谈，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很投机。双方谈到中法关系，虽然时间不长，一个来小时，但是大问题全谈到了。
过去八国集团的习惯，是按就职的先后来排座位的。当然有的时候也考虑别的因素，后来我跟法国方面也讲这个意思。我说，我们胡锦涛主席从就职的时间来讲是最晚的，比起在座的这些人，但是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呀！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这一点。法国人一听，说，我懂你的意思。后来国内跟我讲了，因为出席会议人很多，发言晚了就发不上了，我就表示希望能早一点发言。我跟法国打招呼，他说：好，让胡锦涛主席第一个发言，会上第一个发言。后来法国人评价，胡锦涛主席这篇发言，对会议成功有了很好的影响。第一个发言，阐述了中国对南北问题的基本立场，反映很好。
座位怎么排法，因为大家懂得礼宾的知道，座位里面有文章的。后来法国人也是考虑多方面因素来排座位，最后我觉得还是考虑得很周到的。吃饭的时候，它这个会议很有意思，元首不带任何助手，就元首，然后戴上耳机。开会讲话的时候听耳机，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参加的，旁边有一个屋子，一个元首只能带一个助手在那儿听。听会有什么事可以写个条，写个条提醒一下，唐家璇国务委员、李肇星部长都在旅馆里面，就看这个人写的条来掌握这个会议的情况，这么一种东西。它排座位，看吃饭的时候它有一个排法，大家可能从电视上看到了，胡锦涛主席的左手是布什，右手是普京。开会的时候坐的座位大家看到了，左手是布什，右手是布莱尔。然后照相的时候，大家也看到那个镜头了，胡锦涛主席的右手是布什，左手是瑞士联邦的主席。这个法国人对这个事情相当重视，煞费苦心的。它这个排法排完了能够自圆其说，不能自圆其说，人家也有意见，它可能有一些说法，我不知道法国方面如何同各方解释。这种排法反映出来法国人非常赞赏，对讨论南北问题，中国参加了非常重要。当然也是了，大家知道10月25号法国总理到中国来访问，我当时从法国赶回来接待他，法国总理来，车队从机场一出来，街上空空荡荡，法国的大使看来不高兴，我们心里不高兴，心里很不好受。但是这个法国总理拉法兰来，他讲得很好。希拉克总统派我来，因为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对法国进行了支持，现在你们“非典”有困难，我们应当来支持你们。“非典”高峰带了一个大团来访问，不容易。所以胡锦涛同志破格请拉法兰总理吃了一顿晚饭。因为过去会谈，总理出面请他吃饭，国家元首见一见。胡锦涛同志专门请他吃了一顿晚饭，谈得很好，这也是礼尚往来。
它这个会议很有意思，举行会议的时候，饭前有个大家喝开胃酒的时候。大概有半个小时，各国领导人摩肩接踵，全聚集在那儿了。我就观察了，这个时候胡锦涛主席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对象。因为整个像一个大国俱乐部，或者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国家俱乐部的话，胡锦涛主席是最新的，都来想跟胡锦涛主席谈一谈，大家对他反映，通过谈吐、通过交流，对你这个人产生一定的影响。胡锦涛主席在那儿给大家的印象，我后来听法国人给我反映，因为埃维昂是在法国领土上，我作为大使我要陪同，所以这个过程我基本上全参加了，各国领导人接触了，人家的反映非常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布特弗利卡，阿尔及利亚的总统，一见到胡锦涛同志，看似几句话，不是寒暄，都是有一点准备，见了胡锦涛同志就说，我们当年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时候，大国当中，就你中国支持我们，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对此永志不忘。这个话很有分量的，这也是事实，胡锦涛同志怎么回答的？在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你阿尔及利亚是带头的，我们对此永志不忘。这回答得多好啊，是吧，这话讲得布特弗利卡很高兴，我看他脸上，因为当时没有法文翻译，我给胡锦涛同志用法【创建和谐家园】翻译的，翻给他，他非常高兴。为什么呢？1971年他是阿尔及利亚的外长，他是现场指挥的。因为当时讲“两阿提案”嘛，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提案，是吧，实际上作用大是阿尔及利亚，很厉害那些人。在现场指挥，美国人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了，挡不住这个历史潮流，把美国人打败了。这个话讲得布特弗利卡非常高兴，也很得体。最后我听他们评论，新人来大家评论，我听到人家说，right man，这个人行。
我觉得外交，我们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过这样的话：外交投入最小、产出最大。是不是？你们想想看，一个国家，它一个新的领导人出现之后，大家都在观察，觉得这个人行，对你这个国家信心就增长；觉得你这个人不行，它就要观望一阵。胡锦涛出席这样一个活动，花时间，九点钟到埃维昂，晚上八点三刻左右回来，不到十二个小时，但是给世界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领导人。这个印象，你说今年包括外国投资，我们与外国的交往这么多，尽管有“非典”，这个还是很重要一个作用，人家有这么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外交是与时俱进的。不是说过去，过去我们不参加，现在照样不参加。过去不参加有道理，现在呢？现在是谈南北问题了，中国人当然得参加，这个今后可能变成一个定势了。后来布什讲，明年在美国开，他说我也要模仿这个模式，看看他最后怎么做吧。这个慢慢会演变成某种新的东西，现在还需要再进一步观察，我想这是与时俱进的。
第三条，我觉得我们的外交是有创新的意识。朝核问题最明显，朝核问题中国人运用了穿梭外交。过去中国外交史上从来没有搞过穿梭外交。这次呢，我们搞了穿梭外交，中、朝、美能谈起来，三方能谈起来。中国进行了穿梭，我们戴秉国副部长去见了金正日，然后又去了美国。中国实际上进行了穿梭，因为谈起来的美国和朝鲜是两家主要的。后来六方谈起来，我们也进行了穿梭外交。作为中国外交我觉得它是开拓的，不是说拘泥于过去的东西，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朝鲜又离我们这么近，涉及的问题又非常重要，中国人当然又能够发挥这个作用。这一发挥作用大家反映非常好。4月23日到25日那时候我已经回来了，回来看到【创建和谐家园】门口，记者就等着，等几个小时就拍车进出的镜头，说明这个事情重要，办得很好。六方会谈也是这样，你看看国际上的舆论，反映非常好。当然并不是说谈两次就谈成了，那还有一段距离，双方不信任好长时间了，五十多年了！一下就能谈成，不光是一个停战协议，双方实际上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只是个停战。所以这个要想谈成，真正取得成果，我觉得还需要时间，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个谈起来显示了中国的作用，是吧！大家都感觉到没有中国来做这一项，它不一定谈得起来，而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正好和伊拉克形成了一个反差。那是打，这是谈，全世界我看99％以上的人都赞成和谈。谁喜欢打？老百姓谁喜欢打？没有人喜欢打，所以这个事情很得人心。
第四，我觉得我们的外交来讲，我们同周边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温家宝总理率团出席东盟的会议。“十加一”，“十加三”非常重要，中国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中国的外交过去有一种思想叫做“远交近攻”，现在是不对的。“远交近攻”在当时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这个东西，现在不行啊！现在必须跟邻国把关系搞好，你们看看全世界现在情况，它是两股潮流，齐头并进。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地区集团化。为什么要地区集团化，全球化都划进去不就完了嘛！为什么要地区集团化？它是一种需要啊。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国，包括美国，都需要一个地区的支撑。那么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个国家很难应付。所以美国搞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搞得很成功。大家都得到好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得到好处。现在正在搞“泛美自由贸易区”。于是南美、北美加起来34个国家要搞个自由贸易区，这很大啊，他们打算在2005年搞。欧洲有欧盟，明年变成25国了；俄罗斯有独联体；非洲有非洲联盟；亚洲这个地方有一个东盟。但是大国还没进来，我们温家宝总理率队去巴厘岛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对这个有所推进。我的看法，跟邻国关系搞好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提出来“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现在又提出来“富邻政策”。这个非常英明的，邻居好了，交往多了，大家就共同繁荣起来。特别是在东亚这个地方面临一个很好机遇的时候，我们这个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当然我们与此同时，今年的外交，我们同一些大国关系有很大的发展。温家宝总理12月7日去访问美国，这个大家很重视，国际上很重视。我们与法国的关系，与德国的关系，与大国俄罗斯的关系，跟大国关系都有很大的发展。我觉得我们一个重要的思想，与时俱进。今年中国的外交是与时俱进的，搞得有声有色。这都是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集体的领导下，外交部贯彻了中央的方针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这个外交工作我想，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我觉得我们过去我们跟公众的沟通太少，外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早该剥去了。我的看法，外交当然有保密的，但保密是很小一块。今天外交跟我们国内的生活联系太紧密了，你看看我们的gdp，1.25万亿美元的gdp，外贸就占到6200多亿美元。我们和国外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中国要有更多的懂得世界的人，我们这个国家会发展得更好，我就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回答。
主持人：今天见到吴大使我有点紧张了，让我想起小时候牢记的一个事儿，毛主席去颐和园，结果群众闻风而去，把毛主席围在中间，里三层、外三层跟他握手。毛主席走了以后，握过毛主席的手的手，依然一传百地被人家握着，依然是激动的、热情的。那么我今儿跟吴大使握手，我一想，这双手是握过无数国家领导人和总统、国王的手，哎呀，我就紧张了。好，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提问时间。
观众：吴老师您好，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周边态势的时候，您好像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现在可能是历史上周边环境不太好的时候，因为自古到今，周边的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独立，它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还有，您怎么看待中国【创建和谐家园】，谢谢。
吴建民：周边情况、我觉得很好，不一定会说没有问题。我们过去看问题有的时候有点片面。好像好，全都好，不能有任何毛病。坏，一塌糊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坏的。天下没那种事，世界是复杂的。我觉得，我们周边的情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同周边国家的贸易有这么大的发展呢？没有的，很大的发展。什么时候人民币在有些国家可以通行呢？现在呀，人民币现在蛮坚挺的。为什么他们愿意接受呢？对中国一种好意，中国的货币它是坚挺的。所以我觉得周边的情况我不赞成你，我觉得我是乐观的，因为它这个好不是假的，有物质基础，正在发展。
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我的看法，不是一两篇文章就到批倒的。作为一个大国，你慢慢起来了，周围的人当然有点想法了。这个人起来了，会怎么样啊？一个村里面，好多户人家，这一户起来了，周围人会怎么看？当然有点疑虑，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这就要靠我们的工作跟人家讲清楚，中国不是威胁，中国起来是你们的机遇。日本小泉首相也讲了这个观点，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是一个机遇，要通过事实慢慢来打消这个东西。
观众：吴先生您好，非常高兴听您的演讲。我想问一下咱们中国外交策略的问题。过去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要不当头，要韬光养晦，来发展自己。现在呢，您也提到要与时俱进，适当发挥我们大国的作用。我想问题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政府如何既能够发挥我们日益显著的大国作用，又能够避免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咱们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谢谢您。
吴建民：天下事总是两面的。邓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就是收敛锋芒，不当头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来讲，邓小平同志总结不当头也是总结过去。文革期间，我们不是说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吗？那不叫得震天响吗？叫了有什么好处？不行的！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我在联合国的时候有人说，现在苏联垮了，你们来当头吧，能当头吗？当头可有好多毛病、好多问题，我们也没有这个本钱。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我们把自己位置看准，别去当头，当头没有好处。世界上凡是想当头的、没有好下场。你看看历史，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不等于中国不能发挥作用。能够发挥，还有所作为。你什么事儿都不说话，人家不把你当回事了。什么事儿都没有意见，什么事儿都随大流，你说行吗？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正是有什么事儿我能做一点，那你感觉到这个人还不能小视，还是有一点本事的。实际上这跟我们国家的地位也相称，有些问题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不去当头。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宁愿把我们推到前面去，我说我们不能当头。邓小平说的这个方针非常对，不能够去当头。中国人，面临这个发展机遇，我的看法，1840年以来第一次，抓紧这个机会把国家建设起来。我们在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给人家踩在脚低下，没办法发展。之后我们周边的地区战争不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阿富汗战争，战后最大规模的地区战争都爆发在我们周围。现在我们有机会发展了，中国人不抓紧这个机会来发展自己，子孙后代会要批评你的。这么好的机会，一百多年的机遇你为什么没抓住？抓住这个机会，中央现在方针非常好，25年年均增长9.4％。再往前，再有20年，中国慢慢慢慢就起来了。但是我们在起来过程当中，心态要平衡，不能一起来之后就把话讲得太过，我也不大赞成。
观众：今天我向您请教个问题，过去经常讲“弱国无外交，强权就霸道，人间真理在，正义不可抛”，请吴院长能做个新解。
吴建民：关于弱国无外交，你引了四句话，我觉得反映出来中国人的一种气概。弱国当然没有外交了，讲话人家不大听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并不等于国家不是很强的时候，外交官不能发挥作用。你看顾维钧1919年的时候，中国是弱国，五个代表，四个都跑掉了，就他一个，他没有任何指示，他拒绝签《凡尔赛条约》。我觉得中国人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我跟法国人谈民主问题，我说中国人怎么样走上目前这条道路的，你们知道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人一直学西方。你看好了，中国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学西方，把“德先生”请来、“赛先生”请来，就这个意思，学西方。转折点在1919年凡尔赛和会上面，我们一战期间，中国内部开始也乱得很，开始一战我们不参加，欧洲离得那么远，不去。后来战争非常残酷，英国、法国劳动力严重匮乏，法国、英国就找了中国。说你们能不能派点劳工去。我们派了15万劳工，他们讲了好多好话，去了之后，战后胜利了，给你恢复大国地位，如何如何。中国人当时也信了，去了15万死了2万。我在2002年的时候，中国大使首次去扫墓，华工墓，在法国北部，好几个地方，全是华工墓。看了之后心里很难受，有的有名字，有的就有号码，没有名字。号码就使我想到，就像那时候集中营的老囚犯一样，只有号码没有名字。中国人去的时候大概没有很被当人，我的估计，最后死了2万。然后在凡尔赛和会上面呢，中国就提出要求，收复山东半岛。这个事情呢，是理所当然，胜了，德国人打败了，山东半岛当时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收复很正常。结果是1919年4月30号美、英、法三巨头做出一个决定，山东半岛不还给中国，给日本。传到中国才有“五四”运动，把中国人欺负到家了。支持你打仗，打赢了，还要把中国人踩到脚底下，那不得了。我跟法国人讲，从此中国人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毛主席讲的，老师欺负学生欺负到家了，太欺负中国人了。中国走上目前这条道路，他们很多人不知道。法国人，我跟他讲民主问题怎么回事，就这样子，这么过来的。我们青年人也不知道，我们青年人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我希望我们搞历史的同志，把这段历史逐渐逐渐地告诉我们的青年，要不然以为中国人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开放呢？一百多年才摸索出这么一条道路！我讲的这些意思，中国这段历史，我认为我们对青年讲得不够，所以法国人也不知道。我跟法国人做报告讲这段历史，哎呀！他说，你这个讲得有说服力。是啊，中国人走这条道路都是逼出来的，试过多少条道路不成功，最后走上这条道路，中国人解放了。这样子的话，人家就懂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就讲到这儿吧，谢谢。
主持人：吴先生提纲挈领地给我们讲了国际形势、讲了中国外交，也讲了外交上一些有趣而有意味的事儿。认清形势，当然也有助于认清我们自己了。《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胜”。今天吴大使来呢，也让我们见识了一位活生生的外交家的风度神采。那么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现在我们接受的就是我们国家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就是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我想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换，只要我们自强不息、自主自立，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能够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神舟五号”飞船上天了，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象征和体现，那何尝不给我们的外交增添实力呢？好，最后让我们感谢吴建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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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论国际风云-吴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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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吴建民，现年64岁，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从22岁起，吴建民就进入外交界，经历之丰富超过了众多同龄人。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1991年初，他成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之后，他相继担任驻荷兰与瑞士大使。1998年11月他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在这个岗位上，他参与了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工作。现任外交学院院长。2003年12月12日，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
内容简介：
2001年9月11日，美国首次遭到大规模恐怖袭击。9·11恐怖袭击事件彻底打破了200多年以来美国人认为美国处在两大洋之间，对战争具有免疫功能的神话。美国的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以此为借口铲除了令他们头疼的阿富汗【创建和谐家园】势力和本·拉登的【创建和谐家园】。2003年3月20日凌晨，美国以伊拉克藏匿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的【创建和谐家园】有关联为由，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再次向伊拉克发动了战争。美国陷在了伊拉克。针对美国对伊拉克发起的战争，欧洲诸国纷纷表示反对，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盟公开和美国叫板，不参加战争，不出钱也不派兵，美欧关系陷入僵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二战中经济遭受重创的西欧国家进行了“输血”，而且在冷战期间也为欧洲地区提供了“安全保障”。正是这一特殊纽带，使美欧紧密的盟友关系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当时的欧盟基本上是美国的忠实贸易伙伴和盟友，并甘心让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起领导作用。欧洲曾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孕育了近代以来领导世界潮流的现代化。
1950年，在法国的提议下，西欧大陆诸国同意逐渐建立一个煤炭、钢铁联营的欧洲共同体来促进欧洲经济发展和欧洲的统一。1952年，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六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煤炭联营条约》，欧洲煤炭共同体正式成立。1965年，六国鉴定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炭共同体与1957年成立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以此来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并规定，当任何缔约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其他缔约国应提供援助。1973年后，欧洲共同体进行了大范围扩充，丹麦、爱尔兰、英国、希腊等国相继加入。冷战结束后，出于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欧洲共同体开始了东扩的步伐。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条约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欧洲共同体从经济实体向政治实体过渡。1995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欧盟。至此，欧盟成为拥有15个成员国和3.8亿人口的区域一体化组织。
最近欧盟新一轮的东扩涵盖了波兰、匈牙利等12国在内的中东欧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亿多的人口，预计2009年，随着中东欧各国的加入，欧盟将成为拥有成员国27个、面积430万平方公里、人口4.8亿的全世界最大的区域政治、经济联盟。一个新的欧洲崛起了。
2003年12月30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吴建民论国际风云》，敬请关注。
《吴建民论国际风云》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文学馆第一次请来了一位外交家，他从1991年到2003年，先后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又担任了三年中国驻法国大使。今年6月27日，法国总统表彰这位先生，为3年他在驻法大使任上所做出的中法交流贡献，授予他大将军勋章。在他大使的辞别宴会上，参加者有1300人，告别长达3个小时，他就是现在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先生，我们欢迎吴建民先生上场。
请外交家来，当然要讲国际问题，日常生活中谈论文学话题远没有谈论时政问题热门儿，北京的一个出租司机随口就能以时政为谈资纵论天下，但那往往是以讹传讹，那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国际世界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中国将以怎样的外交政策来对之，今天我们请吴建民先生为我们以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外交为题，为我们大家演讲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大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