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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像刚才说的那个过程，过程能力的这些控制，包括我们设计过程当中，可能要用doe这些方法。这些方法实际上，是我们目前要做质量经营，所必须要介入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企业目前，就是说它在人力资源，就是在资源这方面，觉得比较匮乏的地方。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些方法的人不多。
我提前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6sigma里面的一些表格，我真的是看不懂。我在想这是一项很专门的学问，可能这方面的人才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非常匮乏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企业实际上已经是需要，投入资金去大量地做技术这方面的培训跟购买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企业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去培养人才的话，那你也需要整合社会上的资源，或者说有一些专门的顾问公司，它能够为企业在这个方面，来提供服务。也就是说企业实际上，是需要有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够完成这个质量经营这件事情的。
我对马处长刚才那个发言，我基本是同意，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就觉得现在质量经营，要在我们国内的企业成功地实施的话，我觉得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高层经营者的观念，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就是说，怎么样从顾客的需求，来提供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对企业经营到底有多重要，它应该付出多少，我觉得这个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有些领导一说“顾客至上”，说的也是完全认同的，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去满足顾客的需求，包括如何去了解顾客的需求，他并没有下那么大的工夫。现在有些企业我刚才举的例子，有些企业产品它卖不出去，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没有很好去了解，市场有什么需求。另外有些产品，为什么现在跟国外的产品竞争，竞争不过人家，我觉得也确实是在这方面，包括投入包括各方面的投入，当然包括刚才马处长说的，方法的掌握应用，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观念的转变，可能还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我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从企业来，所以在我们运行企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实际上如果要是在培训跟推介的过程当中，高层领导因为他站的角度，站得比较高，所以让他接受这种观念的话，只要你告诉他，你最后能赚多少钱，他肯定会接受的。最关键的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搞质量的，跟我们做质量的，没有很好地用一种很容易的沟通的语言，让那些老总们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怎么有好处，让他看到这种光明，看到这种亮。如果你要只是说，就很简单地跟他讲，说这个肯定对你有好处，然后说一大堆理论的东西，他自然不会把它，看成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说一个质量工作者，最好的办法，说服领导的办法，就是给他算一笔帐。那就是说这里边实际上，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来讲，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的质量的投入的成本，包括我们做iso9000，包括我们做认证审核的，所有的费用包括你自己的时间成本的投入。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在算这笔帐的时候，前提条件，你需要掌握学习搜集数据和统计分析数据的方法，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你要不掌握的话，你可以把这些数据，收集完了之后，请顾问公司来帮你来计算，那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我所有的投入。我首先要给领导算的，是一个关于质量的，一个投入的回报率，也就是说，单位成本它的贡献率了，那这样的话，我就需要把所有的投入。全部要收集起来，收集起来的话就是除了你体现在iso9000的投入跟你现在的产品产生的缺陷，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你现在所运用的，你的顾问公司认证公司的，所有的成本，这里边是全部的，你的所有的成本。那你的收益计算的话，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就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
比如你首先要看一下，你在这里边实际上创利是多少？那创利是多少呢？要看一下，因为你做了三年，比如你三年的投入，你三年之后，你的这种产品的合格率，提高了多少？如果要是你三年以前的，这些质量状况的话，可能会造成多少的损失？这个是比较容易算出来的，能够算出来的，除了这个之外，你可能还要算一个，就是说市场对你的评估。也就是说，你的顾客满意度的情况，那就是这个是需要，你用调查表的方式，和顾客满意度的这种方式来计算的。那这里边需要收集的，就是说你需要收集的数据，是当你的顾客满意度，提高了之后，对你来讲，你的销售有哪些提升？那就是说销售本身的增加并不完全是顾客满意度造成的，就是说能够带来的，所以这里边就需要你进行抽样的，一种方法一种设计。也就是说你需要让你的顾客，你的长期顾客去打分，就是说他认为，你的顾客对你的满意程度，跟他买你的东西这方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就类似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当你能够进行测量跟数据收集，在你目前已有的数据库里边，你可以找到的，这些投入跟产出的这种比值，你完全都可以收集到。那就是说，你不能够收到软性的东西，你需要的是用调查表方面的方式来进行收集，那这些调查表的设计跟它最后的计算方式，那是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来给你指导的。因为你的调查表如果要是设计得不正确的话，可能会把你带入一种陷阱。所以调查表的设计，实际上是需要有科学性的。
那就是说，我建议你在进行质量经营之前，说服你总经理之前，你需要对你的管理体系做一个后评估，然后就是说要看一下目前你做质量管理的时候，你现在目前给你带来的利润是多少？然后你还要做一个预测，如果你要做质量经营的话，你可以对它每年的战略进行支持。你的质量体系，可以对它的战略进行支持。你的质量体系呢，不单纯是质量体系，你可能要涉及到财务，财务因为财务进体系之后，它的这种绩效提升，可能会对它的现金流，带来哪些好处？对它的成本控制会有哪些好处？也可能你到时候可以把客户管理体系纳进来之后，因为你的客户分级管理的提高，而造成你对目标客户的这种个性化服务会增加或者说更能抓紧客户。那这方面你又能够做到多少，所以所有软性的东西，都可以用调查表的方式，而且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抽样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原先好多东西，老不去做，原因就是认为我们很难量化，都说我不能量化，实际上任何事情都可以量化，只不过你量化的指标是不是很好地反映，你所被反映的事情说明得是不是很好而已。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让你把这件事情软性的东西，能够调查到，这样的话，实际上有很多顾问公司可以教给你这些方法，而且它可以告诉你怎么来测算，来测算你整体的这种利益，跟你怎么来预测，预测你将来的情况。所以说服总裁，实际上方法非常简单，拿出这张表，你们的总经理肯定他会看到效益的。所以这点就说明了一点，实际上总经理现在目前他所考虑问题，他考虑的并不是投入多少，他应该考虑的是回报。那就是说，当你给他算出来你投入这么多，你可能十倍地回报，你给他这种前景的话，改变他的观念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所看到的东西，你已经展示给他了。
以前我们理解“质量第一”，是一种理念，就是非常重视质量。到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质量第一”，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且到了具体做一些事情，做判断甚至是一些判断的基准。曾经丰田下面，有一个叫爱信精机的这个企业，它是日本惟一获得，两次日本质量管理奖的企业。在这个企业里面，它的质量部长，前一阵到北京来。当时在他们企业里面，他就谈我们对“质量第一”的理解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发一个新产品，觉得市场需要这种质量水平，也需要有这种功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初步方案生产出来，可能不挣这笔钱，但是一定得满足，用户需要的基础上，然后我们相信我们内部挖潜，将来我们会挣钱的。所以它定位定在，首先是用户需求上，这样才能满足用户需求，可能这样现在不挣钱，但是他们相信在后面，例如在工艺的改进，工艺优化过程中，批量试制中，大量的工艺优化，最后他相信能挣钱。当然这也体现日本企业，在改进方面的自信。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关于刚才马秘书长说的，这个理念的问题。理念说起来有的时候容易，而且我们很多企业，接受个新东西消化，马上就在嘴里说出来，这种能力相当强。上午看完报，下午会议上就能说。但是我们质量奖，审查到企业里面，我们查理念，我们会这么要求。你有这个理念，你有没有相应的程序做支撑，你有没有很多可操作的方法，来实现你的理念，不然你这个理念是空的。有一些理念说出来容易，但真这样达到，刚才马秘书长说的，这个理念的转变，从骨子里面的转变，落实到日常的行动中，这不是一下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质量是实践的东西，所以这个理念不要停在嘴上，要做。
刚才几位都谈了，说就是中国的企业目前在运行，这个质量经营战略的过程中，现状怎么样？遇到一些什么难题，还缺什么？比方说咱们的观念转变还不够，咱们还缺乏一些技术支持，缺乏一些手段方法什么的。而且刚才马处长，我记得您也提到了，现在目前实施得比较好的，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企业，比较大的企业，就是基础很好的企业，那么对于中国企业，实施质量经营战略的前景，三位觉得怎么样。
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对这个前景是充满信心的，很有信心，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会是什么样呢？
我为什么认为充满信心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将要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我觉得竞争这个机制，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说使大家要必须不断地去追求最好。因为它总是把不好的要淘汰掉，谁也不愿意被淘汰，所以大家都在那儿努力。我想这也是市场经济，它的优势所在。我觉得我们国家，看来就目前这个情况来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另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六大”召开完了以后，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的企业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内在的需求会产生出来，不是为谁干，而是为自己干，我觉得这样的话，中国的企业，在质量经营实施的过程中，是应该有非常好的前景的，前景很好。五年后会怎么样，五年以后小康社会吧。就是当中国质量经营的实现，能够更好地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本身中国人很聪明，我觉得这一点已经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了，中国人特别聪明，而且中国人的柔韧性特别强。所以我们的企业，在面临困境的时候，那种求生的能力，加上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聪明，基于这个基础上，我就会有比较良好的，未来的预测。如果没有这两点做保证，我还不敢一下做出很好的预测。我们中国人而且吃苦耐劳勤奋，所以当他们认识到这个危机的时候，要追赶的时候，他们爆发出的潜能，也是非常大的。我是坚信这一点的。
也是乐观主义者，马处长呢？
我觉得就是质量经营，是企业必然走的一条路。也就是说从质量在企业当中的演进的过程来讲，它是从质量保证质量管理到全面质量管理到质量经营，这是必然的。所以就是说，我们遵循着这种规律的话，那企业它慢慢地从它的成熟，它逐渐地会向这方面走。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推进企业，更快地走上这条路。因为它会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它会使企业的这种核心竞争力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就使公司的价值，就会不断地提高。那我们现在老是在讲，做国际竞争力，培育我们的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让我们那些所有的小企业能够迅速地能够成长起来。这个确实是前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五年之后如果要是能够这样，健康地发展下去的话，到那时候我们的企业肯定都是一种蓬勃，比较繁荣的一种景象。
三位都非常地乐观，我认为充满信心，但是要付出的努力，是非常艰辛的，前景很好，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
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付出很多艰辛的，比方说要提高这种质量意识，要树立科学的，这种质量经营的这种理念，而且要掌握并且能够实施，这种质量经营的这种方法，企业面临的难题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企业，都能够克服这些难题，并且是能够真正地做到，非常好地实施质量经营的战略，能够有非常美妙的前景，就像三位说的那样。我想今天的谈话，三位的精彩的阐述，应该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让我们用掌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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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与发展-刘鸿儒等
t/x/t小.说。天.堂
主讲人简介
刘鸿儒：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金融专家
柏士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总裁
唐 旭：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 博士生导师
金 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在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过程当中，由于多年以来银行在支持国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但是针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国有银行背负着这么多的不良资产，是难以在国际上进行有力竞争的，只有将这部分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置，才能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良性发展。四位专家针对我国成立金融资产公司的背景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针对在成立初期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有各种的看法，资产公司在三年的工作中，以自己的成绩证实了国家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正确性，不仅是对国有银行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而且对理清国内不良金融资产，对扶持国有企业改革都有重大贡献，专家们以发展的眼光，客观地阐述了金融资产公司的重要性和其工作的艰巨性，来征得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关心。
全文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欢迎你参与我们的amc资产管理与发展论坛，首先还是一起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论坛的四位嘉宾，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经济金融专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先生，欢迎你;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柏士珍女士，欢迎;这位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唐旭先生,欢迎你，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金碚先生，欢迎你。
柏女士，你们在实际操作当中，从理论上分析就有很多很多种困难，那真正让你觉得很难克服或很难对付的事是什么？
经过这三年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就是在我们的立法还不够健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诞生的。我们的前进的道路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国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对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及时地听取我们的意见，来不断地完善有关的法规，来帮助我们、来把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推向前进，那我觉得在当初，以及在现在的运行当中，我们在处置不良资产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对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还不是很了解,还不是很理解；因此，他们在很多的方面还是不是特别很配合。
我曾经有机会到过很多地方去看我们的同事，我也有机会见了一些省里面的一些领导。我曾经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你对资产管理公司可能还要多一点地理解、多一点地支持，你不要觉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在支持你们的地方经济建设，它们可以给你们钱，可以给你们贷款，但是，我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手里，是掌握着一万四千亿的不良资产，这个不良资产，如果在你的省里面，可以通过我们的配合，通过我们相互的支持、通过我们相互的理解，来共同制定一个比较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方案，把你的企业当地的企业能够盘活了。那对你的经济发展，同样是起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那三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就是社会上对我们amc的这种认识，是我们的宣传不够，还是我们大家在认识上本身就没有理解了国有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这种职能。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和企业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就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那么它要行使债权人的权利的时候，当然讨债是内容之一了。但是债权人他也不是说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不顾债务人的死活，我把债讨回来就行。不一定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债权人他也是会希望债务人能够存续下去、能够活下去、能够发展，然后他债权也得到了它债权的利益。所以呢，如果你单纯地讲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而且是坏帐，那可不就是债权人向债务人要钱嘛，但是，设立这个资产管理公司，这个初衷本身就是说，尽管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关系；而且债务人已经是违约了，你已经还不了钱了。再一个问题，债权人去找你，然后是跟你共同地协商地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这点企业能够理解的话，我觉得双方之间这种不信任是可以解决的。 人家会说，我理解是理解，就是没钱。
我们可以谈一谈，寻找一个办法，最佳的方案，来解决。没钱，第一个要让债务人你要知道，甭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按照法律，来对待债权债务关系。这个意识必须要有，然后债权人可以想各种办法，提出一些办法，来帮助债权人能够有可能的话渡过他的经营的难关；如果是你实在是解决不了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债务人就不行，那就要依法办理。
我觉得刚才柏女士讲的那点特别对，就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谈。那就证明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为了救活你这个企业，不是说要把你搞垮。搞垮了对债权人也没有好处，对他也没有好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说这点我们这个信息一定要传递出去，不是讨债公司，而是真正相互坐下来能够盘活一个企业。通俗的话讲大家都有好日子过，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这种制度，都是为了解决债权债务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只是其中的手段之一。你比如说在国外有那种破产保护制度，它也是这个问题。按道理你只要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你就破产，很简单。但是为了能够让你既到了符合了破产的条件了，但是如果你要破产了，那债权人也得不到好处。那就搞一个破产保护，在一定时期内，构造一个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由债权人怎么样能够跟你债务人在一块，能够使你这个企业能够度过这个经营的难关；如果你实在度不过去，当然还是破产；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合作来解决这个不能偿还债务的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你说的这个好像我们从理论上这么去分析，或者去理解，都很顺，但我想问柏女士，在现实中有多少人愿意坐下来和你聊？
我觉得还是有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江苏有一个叫铜材厂，叫铜，太仓的一个叫铜材厂，它欠了我们的钱。它欠了我们的钱以后，如果说我们就是单纯地去叫它还钱，叫它还债这个企业可能就不行了。但是通过我们同事的工作，我们跟它们进行了多次的协商，我们研究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根据国家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我们可以给它减免一部分债务，利息我们可以给它减免，甚至本金我们都可以给它减免一部分债务。这是一项，第二项它还了一部分，它不能一点都不还，它还了一部分钱；第三种剩下的债权，我们呢，实施了债转股，变成了我们的股权，这样子的话，它就活了；在这个同时，我们还支持它引进外资，来对它的这个企业进行重组，我觉得我们设计了这个方案以后，对这个企业实际上我们不是把它逼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而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多赢的方案，使得这个企业就活了；它又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那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又进去了，它又还了我们一部分钱，这种多赢的方式，现在在我们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家都有，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
这么看上去就好像给一个人卸下一点包袱，又注入一点新鲜血液，那么他感觉他自己也有了精气神，好像前途也有了一点光明，不是那么暗无天日；那么另外两位教授，刚才柏女士她谈到社会上对它们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偏见也好，这种不理解也好，你们怎么看待？
首先也要让债务人知道，资产管理公司肯定要讨债，如果不讨债这就不叫资产管理公司。我们刚刚传递出去一个信息，我觉得一定要让它们明白，债是肯定要讨的；债是要还的，虽然没有父债子还，但是这个债是不能跑掉的，市场经济原则就是这样。你只要承担了这个责任你签了协议你就要承担责任你就必须要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要让它明白，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无条件地让你破产，不是把你逼到绝路上，让你一点退路都没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合你站在一条线上，因为它是让你破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实在是扶不起来了，那没有办法了，阿斗扶不起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线希望，资产管理公司会尽力地帮助你。所以呢，债务人要明白，资产管理公司向你讨债，你也可以充分地利用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渠道，这些专业人士，这些信息，就像柏女士说的，我可以给你引进外资，我可以给你观察市场，我给你提供一些政策线索，你再去努力，那么最终结果是希望共赢，大家都走上正道，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企业也好了，资产管理公司资产也不是坏帐了，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是双方的事情；你要看好形势，你是利用这种形势，资产管理公司也要看准形势，也要把信息准确无误地告诉它给它有压力，这是国有资产，你不能说你想不还就不还，没有这事。
刘教授你觉得呢？
我倒同意他这个看法，这件事情不能光讲一面，我来了就帮你搞活的，这容易片面，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主张还要两面，首先在全社会要树立严格的欠债要还的法制观念，讨债为什么不对，你欠债就应该还，你这个问题的提出，就代表了一种错误观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态度明朗。我们去讨债的人不能软，当然国家要给予法律的支持，法律有规定，当然要执法，我觉得这一条非常教育，教育大家有严格的法制观念，必须树立欠债要还这个信用观念，就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们一定要配合取得双赢，把企业搞活了，我们收上钱了，或者我们增值了你日子也好过了，大家共同实现我们的心愿，这一条是属于大家所不理解的，把我们工作简单化了。我觉得这两面都要给大家做工作，使大家要了解，第一要有欠债要还的明确严格的法制观念；
第二，我们现在做工作，不是简单地讨债，我们是要和你共同合作互相配合，把企业搞活，把死钱变活钱，把坏资产变成好资产，能变多少变多少，尽量地多变好，尽量地减少损失；我觉得这两面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因为我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它在开展工作过程当中，可能得有一定的保障，那么这可能是政策的保障，还有法律的保障，我们就感受到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在努力做。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用法律保证，大家依法办事，以法为准绳，
不然大家说话没有共同语言，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柏女士你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这方面带给你们有困难吗？
我们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虽然在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国家在不断地来完善有关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政策，虽然制定了，但是真正到落实的时候，还是遇到一定的困难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税费的政策，虽然是国家税务总局，或者是财政部有关的部门，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在接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些税和费的减免；这个是国家给我们的一些政策，但是我们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有的地方不执行，不执行；它说还是不明确，我们遇到过。我们为了处理一笔不良资产，这个资产是一个抵债的物质，那各种税 费各种名字我都记了很多，土地出让金，营业税，交易税，我们从中国银行拿进来过户要收我们的钱，然后我们再处置给别人的时候又要收我们的费，还有税，还有管理费，还有土地费还有地方上的一些税，加起来这些费和税，我们处置回来的现金，不够抵补，还赔了。比如有些费和税它是地方收的，像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是两块，你最后处理完了钱是要拿到资产管理公司交中央财政；我这儿呢，你把东西拿走，我这没有收入，但是这些费税也是国家有明文规定的，你该不该交，你交了才能走人，你才能把东西拿走，这是我的收入；这有一个地方收入和中央收入的互相之间也是利益处理的利益关系上。
从经营理论上讲所有的行为都建立在一种利益关系上，只要对自己有利，都往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去做，当然我们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大化；那么地方财政想：我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不一致。
我觉得从本质上讲，当时在构造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对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性质的理解，以及根据这个对性质的理解，给它构造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则，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本质上它是一种在市场经济过程中间处理一些特殊的问题，是这么一个机构，按照严格的商业原则，很难处理的问题。然后它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特殊问题，一般国家都是要给它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什么费不能交，什么税可以免；我们国家就没有，所以你在做一个特殊的工具，特殊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进入资产运作的时候，也把它按照通常的那种交易行为，它可不就是要收税；你买卖之间，我税务局来收税，它也没错，它也有规定，你占用了土地，要收土地管理费，这也没有错，甚至你们两个签订一个协议、合同，还要收个印花税，这个都是可能的，它都合理。问题就在于对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一个市场经济中一个特殊手段，它解决一个特殊问题。所以你应该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法律和政策的环境和工具，让它去运作去；这也是因为这个公司在运行的过程中间，不可能马上就很完善，这些问题都是在慢慢地实践过程中间才发现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资产管理公司要继续运行下去的话，国家在立法上在政策上应该逐渐地完善，要明确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哪些交易，是不可以不需要，需要收税的要明确的。
其实这个问题，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还会延伸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是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拿过来，它要交税，那么将来资产公司把它卖出去还要交税这样一来，别人还来不来买，别人买的时候也会考虑，买进来我还有这么大一堆费税或许将来这个资产的产权是怎么回事？明不明确？说不定过去是国有的，就比方说土地，还没有土地证，还没有产权证。
到了搞了三年了，有一定经验了我主张应该用法律的形势，这样来保护国有资产保全国有资产这个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
我们最近还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国外的一些投资者他们很有兴趣，对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不良资产的处置，他们很积极，很希望来参与这项工作。很多的国外的这些中介机构或者是投资者也都来跟我们接触，我们接触的也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他们就给我们提出来了，如果说他们买了参与我们的处置不良资产，他们能不能享受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所赋予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就很难回答的了。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如果像这些具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也来没有办法怎么做。
所以这又是刘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关键的，最终应该建立健全的这种法律制度。大家都依法可循，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做，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有一个疑惑，柏女士，就是你们的资产管理公司一直在讨这种不良的资产，你说它盘活也好，或者帮助也好，当然你也在清讨。那么你们也要生存，或者说你们也有一个正常公司的运作，你们没有一定的这个投资或者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去支持你们。
因为现在在我们这四家资产管理运作的过程当中，都碰到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们现在人家抵债给我们一栋楼，这个楼现在整个的框架都有了，它现在就没有钱来进行内部的装修，结果没办法，那如果我们再能给一点投资，让它的这个装修能够做好，我们将来以后再处置它这个价值的提升是远远远远地高于我们现在卖出去的价格。现在谁要你一个破的楼破的框架子，人家还要花很多的钱。如果我们有这么一点点的话，我们就会提升这个资产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在呼吁，我们也在请我们的有关的部门能够研究是不是可以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能够给予支持。使得我们的资产的处置，能够提升它处置的价值，能够得到回收最大化。
刘教授你觉得呢？
如果政府要资产管理公司单纯地讨债，不是盘活。那你就这样，收上钱全交给我，没有收上来接着收。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证明，不能单纯地去要钱讨债，还要把企业或者现有的资产死的变活，坏企业变好，那就要给它一定的机动权限，当然政府主管部门是担心把钱再用坏了，再出坏资产。如果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呢，那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我是主张这样要给点机动权限，这个要法律程序把它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实现双向的任务；一个是讨债，就刚刚我说的，欠债一定要还，另外一方面我们大量的工作呢，要把资产死的盘活，要把企业坏的变好，那就要给点机动权限。这样的话，就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更大限度地，更大范围活动余地，它使得它一万四千亿，可能就是说，多保全一些；就有些确实收不回来算了，但是确实有条件能把它搞活的，甚至是增值的呢，那你为什么不放手让它去做呢。
就像刚才柏女士举的那个例子，一个很好的大厦，结构什么都有，就像一个姑娘一样，就没身好衣服，给她置办一身好衣服，可能就能嫁个好人家。所以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做起来有时候可能是很困难，但是柏女士我们探讨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理论和现实总是有一定的脱节，在你们实际的这种工作当中，有哪些在环节上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疼？
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我们三大任务的这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自身承担的这个任务，譬如说，我们又要资产回收最大化、又要支持国企改革，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把握好，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现在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职工的下岗的问题。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个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由于三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那真是一种新的挑战，你又要把握好这个政策，又要考虑到眼前我们的收现，还要考虑以后产生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你又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回收的最大化，你还要考虑到这个社会的安定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局是要发展，还要稳定，改革、发展、稳定这是我们的大局。所以作为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在我们的实际的运作的过程当中，真正是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全体的员工是一种新的挑战、新的考验。你的政策水平怎么样？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你的知识水平怎么样？能不能把握好？我们的同志说，资产管理公司好像目前像走钢丝一样，这个很难，又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要多收一分钱，那国家的财政就会减少一分负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任务还是很艰巨，但是也是很光荣的；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扮演的角色应该说很重要的。
我们国家四大amc公司呢，它们始终都是在拿捏一种分寸。因为它们运行的这种外部环境也好、内部环境也好，都不是说特别地完善，这三年了，三年运作下来我们谈了这么多困难，不能说困难更多的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一种心得，或者说一种体会，那么我们三年工作下来，确确实实大家可能关心的这一万四千亿的不良资产，我们最后解决了多少？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成效？可能不光光是帐面上的数字了。
我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到（2002年）的6月底，6月30号，我们四家共同现在已经处置了帐面的资产是两千一百亿，不包括债转股，就是债权的处置，是两千一百多亿；我们回收的现金是四百五十四亿，四百五十四亿现金，非现金资产不算；我们还有几百亿的非现金资产，就是实物资产，这个还没有变现。如果将来变现，肯定要会有一些收入的，平均我们现在的回收率是达到了21％多一点，将近22％一个水平，那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水平我们认为还是不是很低的。
我问三位专家，从刚才数字上来讲，这三年的工作，你们觉得呢，就单纯从数字上来讲。应该说以国际经验来看，资产回收21％的回收率，不应该算低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的不良资产回收一般都是从5％开始，100块钱资产能够5％—10％回收。这就是一个过去二、三年，过去几年，日本处理不良资产常常是这样。按照这个水平，那么现在能够处理到21％应该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也以另外一个角度讲可能现在处理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按照顺序是先易后难，所以这个也要充分估计到为什么现在相对好一些，可能也有点这个因素在里面。当然经过我们努力，我们尽量地把它做得好一点。我觉得他们和外国的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比，他们工作难度要大得多，所以说百分之二十几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还是非常不容易了，我们在座的都应该是我们业界的人士，真的应该为自己的这种工作鼓鼓掌，我怎么听不到。你们非常不容易，当然我们从简单的这种数字上来看，它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地来反映我们这种工作的成效，就三位专家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因为你们在研究金融业界，你们在研究他们的工作给我们这种金融业，或者带来的哪些好的变化也好，或者有些作用，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首先一条就是说它成立的那天接受资产开始，首先它就是对四大商业银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万四千亿已经划过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后这个所得资产理论上说，在国外也是这样，你实际上是说你能收回多少，是尽可能收回多少，也不可能都收回，如果你都收回的话，那就跟变戏法一样了，那就是好像只要成立四个公司，就可以把这么国有多坏帐就解决了。所以不能给柏女士她们压力太大，压力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它能收回多少，就收回多少，这是国际上通行的要求；你本来收不回来的，你收回来一点，就是得了一点，这个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好处。
第三个成绩，我觉得多少就是说对涉及这些资产的这些企业，由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专门一个公司，去跟它们去处理债权债务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间，我想多多少少会让这些企业能够意识到，还是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处理这些事情；而且对这些企业肯定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促使这些企业去改善自己的经营，改善自己的管理，改善自己的机制，这个我觉得这也是而且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坏帐有人管了，管的过程中间，咱还得按照规矩来，不能说一个政策，或者领导人一个说法就免了、就算了，不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说确实使一些企业，所涉及的一些企业，它起死回生，甚至是扭亏为盈。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确实是把国家所要实施的债转股的这项政策给它实行了，如果没有这四家管理公司，债转股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是解决不的，不能让银行去持股，你只能够让资产管理公司去持股，所以它把债转股的程序上能够给它解决，本身也是一个贡献。那么刘教授刚才金先生提到的债转股这项工作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来讲意义非常重大？
债转股就是其他国家处理债务问题上也有这个做法，我们是因为法律上不允许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法律规定它，不许在企业直接投资的问题，所以它有个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就解决了这个难点。一方面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来了，就是利率，负担减少，它可以有条件地进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或者是改制的工作了，打下个基础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它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现在这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一个是商业银行把包袱拿掉，坏帐率、不良资产率、贷款率下来了，那么它可以研究股份制改制怎么样地进一步改造商业化经营管理，它就有条件了，国有企业有了这个条件，有了债转股以后，资产负债率下来了，利息负担也减少了，它也有条件自己的改造，自己的改革往前推进了，走股份化的道路，包装上市，这都可以，就是对这两面的，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帮助一批企业搞活了，刚才柏总说了很多故事，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又搞活了一批企业对国有企业改变面貌，当然起了很大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金所长讲过的，就是我们工作坚持下去以后，给大家一个依法还贷，这个叫建立严格的规范的信用观念，确实起个促进作用，这个方面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现在下力量去有个专门的机构，刚才说四大公司一万多人，下力量去搞活不良资产，这个对财政减轻压力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否则的话这都是得财政背下来的，对减轻财政负担确实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环境下，能有走这么一步相当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容易在哪儿呢？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法制观念，没有这个信用观念；另外呢，地方政府各个利益主体都在干预你，那么你又没有经验，外国这些经验拿过来以后好多它一下子行不通。就得靠去闯，挨家挨户去要，挨家挨户去帮，三年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不只前面说的，我认为两点：第一条，闯出一条路，积累了经验，杀开一条路，这个不容易的，没干过的，我是干银行这么多年了，这个事没干过，很不容易，杀开一条路，积累了经验，趟出一条路来，探索一条道路；第二个，培养了一个很好的队伍，这个队伍经过三年的锻炼，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困难，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修养，都在提高。所以我觉得，不要看单纯看这个数，这个数本身就不简单，就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全面看下来，那这个成绩是巨大的。从成立到现在仅仅三年的独资非银行机构，它我国的金融业改革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像柏女士说的，他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许起初的真诚会比较困难，但是就让我们一起关注它，一起帮助他们完善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这样我们相信他们的路会越走越顺。同时呢，对我国的金融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百家讲坛》，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四位嘉宾，谢谢四位嘉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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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金融革命-陈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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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陈雨露，1966年11月生，经济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我国最年轻的金融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政策。即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考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浮动、国际货币一体化等方面对货币理论和金融政策的影响。
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国际收支均衡分析》、《现代金融理论》、《国际金融》、《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实务》、《货币与金融经济学前沿》、《货币理论与政策、《货币经济学手册》等。曾获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专著《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分析》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欧元与国际货币竞争》获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著作奖。
内容简介
金融通俗地讲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就这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对那些非常非常执著的学者，以及对很多业界和政府的人士充满着那么多的诱惑。在这次讲座中，陈教授讲述了三个问题：货币革命、金融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未来。一条革命之路就这样铺在了我们面前。
五千年前，在古老的中国夏朝，海贝有幸成为一种被称为货币的东西，开始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历了金、银、铜、纸币的时代，货币永远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的发现，不光是适合于解释实物货币情况下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和规律，而且也可以用于解释现代货币史，以及我们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现象的所有的东西。这个法则成为了货币革命中的里程碑。
随着货币的大面积流通，银行出现了，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开业标志着银行业的兴起。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银行就像雨后春笋般接踵而至。方便快捷的存取款业务、简单易学的操作方法赢得了全球的消费者的青睐，银行业就这样遍布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债券最早的出现是1345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那里的一个赌场发行的公债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债券。到了18世纪，银行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证券方面的需求，于是证券业就应运而生了。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全球的经济市场日趋完善，这是一条并不那么平坦的革命之路。
金融业的革命当中，由原来初级阶段的混业，到分离经营，一直到现在的更高级阶段的混业经营，经过了几次重大的变革。
未来的全球的金融业要走向更加健康，更加能够承担新的世纪所赋予金融的使命。所以说在金融改革任何一个重大的金融改革之前，需要学术界，需要努力的人尽快拿出思想和智慧来，引导21世纪的新的金融秩序的建立。
《聚焦金融革命》 （全文）
欢迎大家能够来光临讲座，题目是《聚焦金融革命》，今天我们同样是讲一个历史的问题，回顾金融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和我们在座的同学一起我们来回顾一下金融发展当中的一些重大的变革，这些重大的变革，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金融发展到现在，仍然对我们的同学，仍然对那些非常非常执著的学者，以及对很多业界和政府的人士充满着那么多的诱惑？这些重大的变革的背后和未来是什么呢？在这一个单元的讲座当中，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是货币革命，第二是金融业的革命，第三是金融革命的未来。一条革命之路铺在了我们面前
那么我们知道金融通俗地讲是货币资金的融通，非常非常简单地概括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那么我们用学术一点的话讲，金融指的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学的宏观经济学里边最基本的原理，一个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我们称它为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去了两个方向，一个是被吃掉了，穿掉了，用掉了，这是消费，剩下的部分我们叫它savings，叫储蓄。这部分储蓄只有顺畅地高效率地转化为下一年的投资，才能保证一个国家，保证一个经济体，经济地持续健康地增长。那么谁来承担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这个使命呢？我们说主要的是金融机制，通过货币的形式来转化这部分资金。一条通道我们叫它通过证券市场转化的直接融资的通道，另外一条通道是通过银行或者其他的存款货币中介来转化间接融资的通道。这两条通道它的效率如何，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正是在这样的两个转化的通道当中，我们看到了金融发展的历史，传统的金融和现代金融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它所转化的货币的革命。我们知道，在我们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概念，叫做货币。货币指的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它有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世界货币的职能。那么货币我们说最初经过了一个实物货币的阶段，从理论上讲，任何东西都可以充当这种交换媒介，从历史上来看，恐怕有无数种，现在很难数清楚，曾经充当过这种实物货币的商品。那么我们说，包括了丝绸，也包括了干鱼，也包括了牛皮，也包括了大麦、小米、盐、贝壳、金、银、铜等等，都曾经充当过实物的货币。但是我们脑子里边一定要清楚，虽然它们都充当过货币，但是它们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媒介物。因为我们脑子里边知道，有效地充当实物货币媒介的，它必须要具备统一性、可分性、可得性这样的一些特征。同时，它必须能够可以细分，这样一来，我们说能够充当有效货币的就不多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或者说曾经经历过的，最主要的实物货币的媒介，就是这么四种，两头的一个是黄金，黄金能够充当实物货币。
第一是因为它具备我们刚才讲的四个性质，特别是它具备了说它的价值比较稳定，同时又相对匮乏，所以它适合于做比较高价值的货币媒介。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贝壳，贝壳在欧洲、非洲的历史发展当中，那么它曾经充当了很长一段时间货币。大家不知道在1976年的时候，在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非洲的一些国家，曾经恢复过长达十年的贝壳作为交换的媒介。为什么？一种是因为贝壳它相对比较多，同时，它呢，又能够具有统一性和可分性的特征，所以它特别适合于作为低价值的媒介，所以它是另外的一个极端，处在这个中间的是银和铜。
所以在人类金融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货币作为币材的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四种。有的国家是几种同时流行的，有的国家始终是一种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作为实物货币的流通，它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最后由实物货币走向纸币这样一个革命性飞跃的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曾经知道的叫格雷欣法则，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托马斯·格雷欣是英国人，是一个英国的商人，但他也是英国王室的财务法律顾问。1580年提出了这个理论之后，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在货币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因为这个法则不光是适合于解释实物货币情况下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和规律，而且也用于解释现代货币史，以及我们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现象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则来解释。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说了什么呢？他发现两条，第一条呢，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流通的是一种实物货币，或者是金币或者是银币，那么肯定就会出现，如果市面上流通的残缺的货币，或者说不足值的货币，最终一定会留在市场上，而那些足值的货币会被大家储藏起来，退出流通。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劣币驱逐良币，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它们之间本来都是有内在价值的，它们之间的内在价值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或者说相对稳定的比率。比方说在欧洲，欧洲在15世纪一直到18世纪这段时间里边，欧洲的金和银的比率大概是1：13。像金和贝壳呢，那么在西非，比方在尼日尔，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它基本上保持在1：20000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在流通当中，政府所规定的两者之间的兑换的比率，如果偏离了它们之间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比率，也就会出现被高估的货币留在货币流通当中，而被低估的货币退出流通，这个就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劣币驱逐良币这样一个规律的存在，它实际上解释了在实物货币流通的三、四百年的历史当中，所出现的很多次的货币流通领域中的动荡。另外的一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战争的问题，黄金白银这些充当货币币材的材料在国家之间分配得非常不均匀，有些国家没有参与战争，它手里多了，有些国家军费耗费得非常厉害，它的黄金或者说白银没有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及技术革新的到来，生产的增长，贸易的增长，就显示出来作为交换媒介的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的现象。也就是说，货币不够。那么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要求必须对于实物货币进行彻底地变革。这种变革就迎来了纸币的时代。那么在我们国家，中国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之一，当时是宋代的交子，但是交子发行以后，很快就陷入了困难，这个困难就是通货膨胀，就是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因为当时它说纸币是可以兑换的，后来实践的结果是不能够兑换的，所以它迅速地贬值。到了元代，元代曾经试图在全球最早实行纯粹的纸币流通制度，但是，也推行的时间不长，也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不行了。那么到了明代，明代又曾经把它拣起来发行叫做大明通钞，实行了一段时间最后也失败了。一直到民国以后，我们再实行的纸币制度，就是完全不能够兑换的纸币制度，这是在中国的情况。
那么从中国的情况里边也可以看出来，纸币的发行，如果完全用于弥补一个国家财政亏空的目的，也就是纸币的发行如果不能够适应本国经济的增长，使得纸币的发行量同需求量相吻合的话，它最终肯定要陷入国内货币极度贬值的这样一个泥潭，也就是通货膨胀的泥潭。
所以我们说，在纸币制度下，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在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另外一种情况是货币的对外价值，也就是汇率问题。那么本国的货币同其他国家的货币汇率的巨大的波动，是汇率风险。这种风险很显然，是非常不利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你就把汇率固定，但是一旦汇率固定的话就会出现新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是说可以看到在纸币流通制度下的反格雷欣法则，叫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或者叫提尔法则。它说的是在纸币制度流动下，两国之间，多国之间有些货币是强币，有些货币是弱币。所谓强币指的是货币的价值有上升趋势的货币，所谓弱币指的是有下跌趋势的货币。那么这样的两种货币，或者多种货币之间，在这样的一种价值变动趋势之下，市场的选择是良币留下、劣币驱走，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货币革命。
第二个问题是回顾一下金融业的革命，我们说金融业是买卖金融资产的行业，它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但是金融业的客观的功能，是实现储蓄向投资有效率地转化。金融业包括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这是我们通常的一般的分法。我们这里边要谈的金融业的革命，指的是现代银行业与证券业，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融合、分离与再融合的重大变革过程，这个过程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银行业是13世纪出现在意大利，从13世纪到16世纪，在意大利是银行业最发达的时期。但是后来，最发达的银行体系的现代银行体系的出现，是在英国，也就是1844年，《英国特许银行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的也是全球的现代银行体系的形成。我们国家第一家现代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大家知道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当时是盛宣怀主持创办的。那么债券市场，债券最早的出现也是1345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开了一家赌场。这家赌场是合法的，这个赌场它没钱，所以说它发行了一笔债。这笔债是政府承诺的，所以这笔债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债券，公债的开始。那么股票我们知道最早出现的是17世纪，也就是说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它后来发行的股票，这是股票和债券也是有价证券最核心的内容。
但是，证券市场或者说美国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的出现，正式的出现是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也就是18世纪的事情。那么这两大行业，银行业和证券业它们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直接融资机制和间接融资机制。银行业存在的理由，三条，银行为什么要存在，而且存在了这么多年。第一条理由，是银行比分散的融资甚至比证券市场更能够获得借款人的信息，所以，它能够防范降低信贷风险，也就是说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第二银行在借贷过程当中，可以有效地监控借款人经济和生产的状况，所以它可以通过缩短期限，或者说增加其他的限制性的条款，来减小它的风险。证券市场就相对来说，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过于分散。第三个是银行在同借款人之间进行合同修正的时候，或者说签订一个多期限的协议的时候比较灵活，因为它是一对一。而作为证券市场来说，它比较困难。因为它的投资人比较分散，要把原来的协议做一些修订，必须还要通过所有的投资人，所有的购买债券的人跟使用这笔钱的债券发行人进行协商，是比较难的。这就是金融中介存在的三个合理的理由。
但是证券市场的存在，也有它非常有利的缘由。一个是，它因为是直接融资机制，所以跨越了中介机构所以成本，中间的这个成本可以节省。第二，银行市场是无法进行股本融资的，银行市场是没有办法进行股本融资的，比较困难。第三个是证券市场更具有流动性，在证券市场上长期的融资可以短期化，所以它比银行的合同相对来说更加灵活。那么这两者的存在，本来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本来可以相安无事，共同履行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使命，但是，中间出了问题。首先出问题的是英国，在1720年，当时的英国政府刚刚经历了一次政府的变更，内阁当时是辉戈党，辉戈党执政，一下子执政不下去解散了。但是在它执政期间捅下很大的军费的窟窿，海军、陆军都借了很多的钱，没法还，所以说它就想办法把这个窟窿堵上。在这个时候英国的一个伯爵哈利伯爵，他就成立了一家公司，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募集了一千万英镑的股本，然后找到国王说，就拿这一千万的股本，帮你还债，帮你来堵这个军费的窟窿。当然政府和国王都非常的感动，说可以。那么以此他换得了什么呢？他成立的这家公司就叫南海公司，这家公司就从政府手里边就拿到了特许权，它可以垄断南海的许多商品的贸易权，同时，所有的贸易，对外贸易享有100％的退税的优惠。另外政府用得他这一千万英镑，不是白用，每年还给他付6％的利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肯定这里边，哈利伯爵肯定也是属于他们政府的内部人，也就是他们关系都非常近，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就给了他非常大的优惠，这种优惠使他自己呢，利心大动。他就动了心，说我也炒作一个概念，来发一笔财，发一笔泡沫财，所以说他就炒作了一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大家都知道，说南美的东海岸智利、秘鲁还有墨西哥的一部分，在当时，他们就开始说，实际上也是，就在那些地方有着非常丰富的金矿、银矿还有其他的矿藏。这个矿藏英国政府全权交给了南海公司，可以过去，可以组织开发，只要挖出来就会源源不断地有巨大的财富运回英国，全部是南海公司的。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炒作之下，他甚至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英国的议会最后给他通过了，通过立法的形式来通过他这样做。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一波一波地就把这个概念炒起来，南海公司的股票就开始从100块钱一股，一直炒到700多块钱一股。在这个中间，当时还没有称为典型的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也一起搅进去。当然，最后是泡沫的破灭，英格兰银行也差一点夭折。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说股票市场的泡沫和银行缠搅起来给英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教训，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在股票市场这个问题上，就变成及其慎重、及其保守的金融思想。
美国在1929年、1933年的危机之前，银行业和证券业是不分家的，两者之间可以兼业，可以混业经营。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1921到1928年美国经济八年繁荣期。这八年的繁荣期实际上是八年的泡沫期，八年的泡沫期破灭之后，直接引发了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危机之后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上任，上任三天就宣布整顿美国的银行业。当时指定了一个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参议员，叫格拉斯，众议院的一个议员叫做斯蒂格尔，这两个人来调查这次事件。也就是说，泡沫形成和破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格拉斯参议员是奉行稳健银行经营政策的一个参议员，所以他们两个最后提交的报告写了四条。这四条共同的意思是说，美国在1921年到1928年由于商业银行大量的给钱，给投资银行，所以导致了泡沫的形成，最后导致了泡沫的破灭。那么根据他们的调查的报告，最后美国议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就是1933年的《美国银行法》。在这个银行法里边，第16条、第20条、第21条、第32条、第4条里边针对他们提出来的四条，把银行，把商业银行同投资银行之间的联系完全卡断，这就是形成了危机之后的美国模式，美国金融分业的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两大现象。第一个现象是脱媒的现象或者说金融非中介化的现象，在两条转化机制当中，大家都去走直接融资机构，而不再看，或者说比较少的走银行中介，银行越来越艰难。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两条，第一条是银行的融资成本，到银行去融资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个成本来自于什么地方呢？一个是管制的成本，美国要求商业银行缴纳非常高的存款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存款保险也是一个成本，还有一个成本是70年代的美国经济滞障造成的非常高的名义利率。这么高的利率企业到银行里边去借钱，然后再经营，赚不了多少钱，成本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转而走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因为有很强的流动性，同时在七八十年代，证券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创新。这些创新包括欧洲债券市场，包括美国国内市场上都存在，像认股权的债券多中货币债券等等。那么这些融资非常得方便，成本又不高，同时又非常得灵活，流动性也非常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脱媒的现象，和证券化的趋势并行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银行业走到这个时候，在全球主要发达的市场上都受到了考验，毕竟银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必须要给它出路。那么这种出路就是首先是在英国，1986年在英国爆发的，1986年10月27号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这个《金融服务法》一下子在英国，给英国的金融制度，给英国的金融市场采取了一个“大松绑”的措施。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的金融业就变成了一个基本上银行和证券走向混业这样的一个开端。美国会不会也走这一步，甚至将来我们国家是不是也会走这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除非你找到了这几个分头兼管或者多头兼管的一个非常良好，非常平滑的一个协调机制，否则一个机构当然是好的。所以到了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金融业的革命当中，有原来的混业，初级阶段的混业，到分离，一直到现在的更高级阶段的混业经营，经过了几次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现在的趋势是进一步地模糊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界限，甚至下一步，也可能会进一步地模糊它同产业的界限。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金融革命的未来，金融革命的未来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全球的金融业要走向更加健康，更加能够承担新的世纪，所赋予金融的使命。在三个方面是必须要革命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叫它理性革命；第二个方面叫做金融当中的伦理革命；第三个叫做金融领域当中的视野的革命。那么理性革命我们说，美国现在最成熟的也是美国金融界最赖以骄傲的理论，就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上一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现代金融理论。那么这些理论的一个基石或者说他们共同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有效市场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它的一个假设就是理性人的假设。就是在金融市场当中，在资本市场当中，投资人或者其他的参与的主体都是理性的。那么同样资本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价格的任何的变动，都反映了新信息的发布，这样的一个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去做证券价格波动的预测，未来的金融市场的发展要保持健康发展的话，必须解决市场理性的问题。因为两、三百年前，所爆发的泡沫的现象，以及泡沫给经济机体所带来的损害。我们现在仍然在不断地看到，并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影响显得越来越大。
第二个是我叫它伦理革命，金融当中的伦理问题，目前是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金融当中的伦理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委托代理人关系，第二个是一些虚假行为，对整个市场带来的损害，第三个是考虑到伦理的需要而做出的经济利益的损必要的损失的代价。这三个问题大家都在研究，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金融市场中的伦理问题，主要是第二种，丑闻的问题。资本市场上，银行领域中所出现的丑闻，这些丑闻有的是造假，有的是违规，造成了一系列的对整个市场的损失。甚至直接成为全球经济不能够由低谷走向复苏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讲，现代金融要在21世纪获得一个健康的发展，也要进行伦理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