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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儒家学说主要内容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而儒家学说又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所以好多生命为了追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他用自己的生命把儒家学说延续下来了，中华文明的不断绝和这个有关，而中华社会没有变成彻底无序的灾难地，和我们这块土地没有长久的失序有关，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文化官员管着，管的人，他的管理的资格只有一条，文化，而不是其他。这个蛮厉害，所以我对科举制度又有好感，有了好感以后，但在人格意义上又想，一千三百年，中国男子千军万马只有这条生路，没有其他生路，那么多人挤在那儿，人格灾难又造成太多太多。譬如既想做官，又想做学问，这个就是科举制度留下来的，你到底要做官还是到底要做学问？对于做官的来说他是搞学问的，对于搞学问的人来说，他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个到现在还有遗留，这是人格灾难了。还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可以不管家里人的感情，不管什么背景，这是人格灾难。还有在飞黄腾达以前是卑躬屈膝，一旦飞黄腾达之后颐指气使，这都是一千三百年造成的一种延续的人格灾难，不仅仅是孔乙己，不仅仅是范进，一般的文人都有了。我又有点恨了，但是看看文明的延续，看看中国一千三百年没有失去，这种困惑当中，就使《十万进士》这篇文章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因为尽管它很长，我的心态一直处于两难当中，而两难是不适合写学术论文的，学术论文需要有结论的，而我没法有结论，我的结论就是说，我只能想起曹操与杨修这个戏的最后，在一片大雪当中，一个老年的更夫在敲：招贤了，招贤了，一批批人格结构，有才华的人也死亡了，但是像历史老人一样不断地需要召集人来管这个国家，但是满天大雪，而他的头发，他的胡子也像雪一样都白了。就这么一个图像出现在眼前，是这篇文章的终结，而不是学术结论，这就是散文。这样的图像表明我心中的未知结构很强盛，而不是非常简单的说，应该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表达出学术和文学表述的一个差别，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当中，就是如果你要写大的东西的时候，要表述出那种你无法找到结论，但是又牵动你的感情的那个部位，不仅牵动你的感情，你根据你的体验，你觉得也能牵动广大读者的感情。但是简单的结论是没有的，每一次思考都会深化一步，不断地深化下去，永远是逼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不能抵达你最后的目标，只能逐步逼近，这有可能是人文学科当中很多的共同特点。而文艺更需要如此。否则你无疑没有可能，也没有路，让观众进入到你的气场里边，一起投入带着感情的苦恼的思索，带着感情的苦恼的思索，就很难达到。
我讲一讲我自己在学习写作过程当中体会，大体说明今天的未知结构或者说两难结构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需要说明的是在艺术创作学当中，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我真是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写作作文都这样，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前面讲到这是比较难的，但是作为艺术创造学不研究这个好像是不太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界就是对于创作规律研究得太少，我看到很多批评的人，完全做一些人格攻击，不是做这种真正创作学的研究，这就不对了，真正的理论家就应该做一些创作学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少了以后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创作水平和审美水平，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只是提供这么一种思考的方式，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人们做过这种探索，有人们经过这种实践，在学术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有很多朋友有不同的意见，有具体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的，这种不同意见就叫做学术意见的分歧了，有人说不，这个双重结构好像三层，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很可能是平铺的，这就叫学术争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太少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学术争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讲述这个时候，同时也表达出我的一个心意，希望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领域更多的回到文学本位和艺术本位，而不要离开这个，对于你一个不认识的人猜测他的人品，猜测他的恋爱，把这些东西叫做文学评论，那就搞错了。
问：余老师您好，我想问您就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叫“秋雨现象”，就是有很多人可以说是在模仿您写一种游记性的散文，我个人比较喜欢您散文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也看过您的很多的书，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人在模仿您，我不知道您自己有许多看过像他们这种所谓“秋雨现象”下所出现的散文，我想问问您自己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感受？
答：谢谢，我这个散文没看到过，但我听说过没看到过，我想散文的领域或者文学创作领域，都是非常自由的，特别是年纪轻的人写的时候，比如他喜欢看这样人的文章，然后写的时候不小心的就是有点跟他风格靠近，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也是一会儿靠近这个，一会儿靠近那个，特别喜欢他的时候就像他，那经常有的。对这种现象，我觉得不必要过多指责，学习过程当中总是这样，我倒不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模仿，只是有人告诉我，但是在旅行写作这一点上我需要说明一下，我的目的大家已经看清楚了，并不在于一个个景点，肯定不在于一个个景点，譬如看到我的书，去看一个个景点的话，好像对我的意图有一点搞错了。我当时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我比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脚去踩一踩废墟，在废墟当中感受中华文化还能给我什么感觉，大家想想这是经过一场浩劫以后的，当时我年纪还并不大，重新想回归我们祖先的汉唐文明的时候，这种情怀，汉唐文明留下过是浩劫之后的废墟，站在废墟上一点点去寻找，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找回自己，就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具有一种时代性的一种悲剧感和认同感的，寻找自己的感觉，不是一般的潇洒去玩，不完全是这样的，然后我这次去世界各地，连续走了那么多的路，那真是这样，我要寻找外面所有其他文明的衰亡和兴盛的过程当中，来对比中华文明到底怎么回事？而这个过程过去中国学者一直没做过，做的话也是看资料，而没有亲身走过，特别是从埃及文明到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文化学者这么走一遍来看看，和他们同时代兴盛过的中华文明怎么回事？没走过，我这个是凭心而论是冒着生命危险了，大家都理解了，因为我们走过的很多地区是【创建和谐家园】控制的地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保护的设备，就这样天天走，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着，我的妻子是在家里抱着电视机，每天抱着电视机，除了睡觉以外就抱着电视机，希望丈夫能回来。但是我这么走一圈，当时的任务是真想看看走完，我写过一句唱词：祖先托我来拜访，就是在李白、杜甫的时代，在苏东坡的时代，你们曾经也兴盛过，但是你们已经消亡了，我想来看看，是祖先托我们来拜访你，你们曾经和我的祖先同时活过，但是你们现在怎么了，那么这是作为，不是托我了，是托当代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需要这么走一走，这是我和凤凰卫视的一次合作了。需要这么走一走，走一走以后我有了一些报告，我告诉大家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哪里是不行了，哪里是可以，我比较早向我的读者报告，说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一切都迫在眉睫，对这样的结论，至少日本人和韩国人非常重视，说亚洲人发现了亚洲的危机了，他们很快就翻译了。我给他们回答，我说不在于我的高明，只要有人去走一定能发现，但遗憾的是这一路上我很少看到欧洲人和美国人，欧洲人他们马可·波罗时代的这种考察的雄风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考察，而且从文化意义上考察，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感到某种骄傲。
我是这么走的，所以这样我回答这个小同学的问题了，就是如果仅仅从文风上来写一些景点，来写一些感受，那好像和我的文化行为的目的不太一样，我的文化行为方式比较大，我那些文章都是在吉普车的车轮上，用半小时写出来，或者在非常危险的炮口底下的小旅馆的台阶上，趴在地上写出来的，而且不允许你改一个字的机会，这样不断要发回来，世界各华人报纸当天就要收到，第二天就要刊载的，这种写作方式我是觉得挺壮观的写作方式，壮观不是指我一个人，是中国人居然这么做了，所以一般意义上的譬如去到了景点写写模仿，好像和我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也承认，他们写的也是很好的文章，我的追求是另外一种追求，我说到这儿，其实已经说明了一点，我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散文本身，不在于散文文体本身，是不是学者散文，是不是美文，对我来说是太次要、太次要了，我在那儿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有两点肯定的，我完全没有时间来谦辞造句，第二我完全没有带任何学术著作，我怎么会知道【创建和谐家园】的学术著作哪里有，我说根本没有。我即使懂英文，我也没有这样的英文著作，我一个人带着那些，我们的一些伙伴们，一起走的时候，所以既不是学者散文，也不是美文，就是写文章。但是以后是不是要写不一定，但是我的文化使命，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不是我们个人的苦，中华文明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走到今天，抬头一看我们居然活着，我们也有很多毛病，但是居然我们能够活下来了。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前辈其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在何处，需要后代去寻找，寻找了结果以后，哪一些在二十世纪可以重新复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一起做这个事，谢谢。
巴老一百高寿了，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的《家》《春》《秋》三部作品用一种非常隆重的方式，用很好的电视剧把它推出，中央电视台也参与。他们希望我做总顾问和总编剧，我很投入正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写的人不是全部都是我，有好多年轻人，创作就是这样，不是说每个字都是你写出来的，你要谈构思。他们首先有许许多多的创作材料，然后你得构思不是谈理论，一定要讲具体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现在这次看到有两个很好的年轻的编剧，他们的表现能力确实很好，所以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现在《家》《春》《秋》，《家》已经讨论完了，接下来就会有《春》《秋》，我认为文化的任务比较多，任务都是我自己选的，所以以后有可能更投入。
我以前在创作领域里边，除了我写散文之外，我就给我的妻子写了两个戏，大家知道《红楼梦》和《秋千架》，就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的创作。但是电影现在可能还不太行，因为这个完全和现在的接受程度有关，现在接受可能有问题，而且我现在这方面也都需要学习，我有的东西是感觉到了，但是真的要写得非常好的话，因为艺术创作绝对是需要认真的磨练和学习的过程，我想已经写了那么多，其实每次写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惑，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要投入的话，我还要很好的学习，真的很好得学习，要看人家的作品，认真的学习。这次在做《家》《春》《秋》的总顾问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认真地看了好多世界的名剧，如何来增加我们的艺术感觉的那种容量。我们生活当中，理论思维多了，理性判断多了，缺少了这种好多艺术冲动，所以很想开辟这个领域，我自己很想开辟这个领域。但是我确实已经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座的对创作有兴趣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可能有的人下决心不要去写那种你们并不了解的那些评论，而认认真真地去做一个创作人员。而且以高坐标作为自己标准的创作人员，多看世界名剧，多看世界名著，多看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作品，然后你的一生就是主要是以创作作为主要的，我也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现场，你们对文学作品有兴趣，我真是希望你们做这么一件事，在文学领域里边其实创作是最重要的，评论是追随性的，我们现在评论太多，创作人员实在太少，好作品的创作人员太少，多么呼唤，我因为在学校里做那么多年教授，就是一定要呼唤更多的创作人员，这样我们评论也可以带起来，没有好作品，评论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耍嘴皮子，耍来耍去，但它不好看，你看报纸上这个文章也不好看，所以努力地扩大创作队伍，扩大高层次的创作队伍。这是我的想法，我本来也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一辈子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只能经常写点散文了，那个时间要比去写那种长篇的东西所谓省力一点，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广大年轻人了，谢谢你们。（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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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结缘的张恨水 -袁 进
t-xt-小,说--天.堂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28日 15:20
主讲人简介：
袁进，男，汉族，江苏镇江人，生于1951年7月。当过知青，干过工人、会计，做过编辑。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张恨水研究学会学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张恨水评传》、《小说奇才——张恨水传》、《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鸳鸯蝴蝶派》、《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近代文学的突围》等。
内容简介：
一、“三多”作家张恨水：首先，张恨水作品的数量多，他一生写了近三千万字；其次，他的作品发行多，就《啼笑因缘》这一部作品就至少印了26版；第三，张恨水的小说同时创作的数量多。张恨水在鼎盛时期，他要同时创作六、七部小说。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不仅能够打动普通老百姓，而且能够感动高层次的读者，做到真正地雅俗共赏。
二、张恨水的“三种结合”：张恨水到底是怎样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归纳起来，他童年、少年所受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种结合”： “文武结合”、“新旧结合”、“雅俗结合”。
他所受到的是新、旧的教育；他所受到的影响是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影响；他的生活是文武结合，既有武将之家的影响，又有后来在私塾所受到的陶冶。正是这种结合，使张恨水形成了他非常独特的人生道路。
三、张恨水的三次游历：张恨水的一生大部分是在报馆、书斋里度过的，但是他有过三次游荡江湖的经历，这些经历给他的印象非常之深，基本决定了他的人生与创作道路。
四、张恨水的三次婚姻：张恨水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他母亲包办的婚姻，太太叫徐文淑；第二次结婚是在北京，太太叫胡秋霞；第三次结婚也是在北京，太太叫周淑云，后改名为周南。
张恨水的恋爱对于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是有影响的。在张恨水早期的言情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到了跟周南结婚之后，在他的言情小说当中，主人公就更加现实了，往往理想化的色彩就退却，思想感情更接近于现实生活。
（全文）
一、“三多”作家张恨水
大家都知道张恨水,张恨水他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三多”作家。这个“三多”，首先是他作品的数量多，这个大家都知道。也有人问，到底多少数量，大概就是说他写的小说，大概有近两千万字。那么除了小说之外，张恨水还写过大量的杂文和散文，他那个时候在报社当副刊的主编，每天自己要写一到两篇的杂文，有的时候甚至于更多。那么这个是每天都要写的，所以他在杂文和散文累计起来呢，大概也有好几百万字，所以说张恨水一生写了有近三千万字，这个应该大概不是一个过分夸大的数字。但是因为张恨水的作品有不少已经散佚了，有许多小说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有的东西就只能是估计。所以，首先他的作品就是数量多。
其次，他的作品发行多，你们想想看，就《啼笑因缘》这一部作品就至少印了26版。为了出版他的《啼笑因缘》，当时《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时候，《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就赶紧拉了自己两个兄弟，一起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惟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因为这个书是一定畅销的，所以马上就把这个《啼笑因缘》出出来。而且他是有利条件，因为这个小说是在他主编的副刊上连载，所以他当然是第一个看到小说的全文，而且可以马上出版。
第三个，张恨水的小说同时创作的数量多。你们知道现在的作家往往是怎么样，一部一部小说写，但是张恨水不是，他往往是同时要写六、七部小说，在他鼎盛时期，他要同时创作六七部小说。比方说，1932年他在北平《【创建和谐家园】》连载《金粉世家》的同时，他在北平的《新晨报》连载《满城风雨》，他在上海《红玫瑰》杂志连载《别有天地》，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太平花》，在上海《晶报》连载《锦片前程》，在上海《旅行杂志》连载《似水流年》。此外，还在世界书局出版《满江红》，这个是没有连载，不过有协议。他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弯弓集》的各个短篇。你们想想看，同时发表这么多的东西！所以，他同时创作的数量很多。
所以，张恨水的这“三多”在中国小说史上，可以说都是创造了奇迹，都是他是第一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讲小说家的作品，不应该以他的数量，而是应该以他的质量，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写得非常多了，他就一定是好作家。那么张恨水小说的质量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恨水在北平新闻界，差不多当时主要报刊都连载张恨水的小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刊都在上海，一个是《申报》，一个是《新闻报》，当时的重大新闻假如这两家报刊不刊载的话，别的人就会认为这个消息很可能是假的。这两家报纸就是权威到这种程度，而且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量也是全国最高的。
我们还知道，鲁迅的母亲是非常喜欢读小说的人，当时根据荆有麟的回忆录，鲁迅的母亲并不喜欢看鲁迅的小说，她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小说家，后来别人告诉她，而且说你儿子写的就是绍兴当地的事情，他母亲觉得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小说拿来看，看了之后说，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然后，他的母亲是非常要看谁的小说呢？要看张恨水的小说。这个我可以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就是在鲁迅的日记、书信里，那么根据《鲁迅全集》他的书信1934年5月16日给他母亲的信里边，他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一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从信上的这个话分析，显然张恨水的小说是他母亲点名要的，不是说他推荐的。由此可见，他的母亲对张恨水的小说是非常喜爱，实际上今天鲁迅博物馆，里边还有许多张恨水的小说，那就是鲁迅买来寄给他母亲看。
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不仅是在市民阶层，在老百姓阶层流传，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者叫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晚年双目失明，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在病房里躺着。这个时候，他就请吴宓，吴宓是他的好朋友，到学校图书馆去借张恨水的小说，借来之后由他的太太唐元念给他听，吴宓的日记当中有记载，就是说，他借过好几次。那么抗战胜利，陈寅恪正好是听完了张恨水的一部小说，叫《水浒新传》。这也显示了张恨水小说的魅力，也就是说，他写的小说不仅能够打动普通的市民，普通的老百姓，而且能够感动高层次的学者，高层次的读者，做到真正地雅俗共赏，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二、张恨水的三种结合
那么张恨水他到底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呢？一个著名作家的呢？他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把它归纳起来，他童年、少年所受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种结合”，哪三种结合呢？叫做是“文武结合”、“新旧结合”、“雅俗结合”。
“文武结合”到底是怎么说呢？张恨水，原名张心远，1895年出生在江西广信，恨水的名字是从李煜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里边来的。我们假如看过张恨水的照片，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长得非常文雅，很秀气的一个作家，但是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张恨水倒是出生在武将之家，他的祖父曾经做过参将。他的祖父武功相当好，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够举起百斤巨石，一百斤重的石头，就像玩弄弹丸一样。那么张恨水亲眼目睹，小时候亲眼目睹他祖父的武功，这个武功就是他用在《啼笑因缘》里。那就是怎么样呢？你们知道里边有一个武侠叫关寿锋，他有非常好的本领，就是他会挟苍蝇。他在里边写到，他伸出筷子，在飞的苍蝇，一伸就是一个苍蝇给他挟住了，挟住了之后，苍蝇本身并不烂，而是翅膀折断。所以这个武功的功力就从中可以看出来，这个武功是张恨水亲眼目睹，看到他的祖父就是这个样子，表演给他看的。
他的父亲也是有武功的，跟着他的祖父打仗，曾经保过五品军功，但是他的父亲觉得张恨水不应该再去学武了，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不是冷兵器时代了，再好的武功碰到洋枪、洋炮也没有作用。所以，他的父亲要求是张恨水学文，但是他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应该让孩子接受新式教育，所以他的父亲还是让张恨水读的是私塾。这样，张恨水6岁入学，就进的私塾。一进私塾之后，张恨水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气，这个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他对文字有特别地敏感，特别善于对对子。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对子，上联叫做“九棵韭菜”，然后张恨水马上想出来对上去了：“十个石榴”。那么你们要知道，“九”跟“韭”是音同字不同，“十”跟“石”也是音同字不同，一个小孩子能够马上想到，它们音同字不同，而且都是植物，而且又马上想到其间的平仄要正好相对，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张恨水马上就对出来了。所以，他从小就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对对子的能力。
他后来写诗非常快，张恨水在北京新闻界是联句速度最快的，那么这个就要归功于他早年在私塾所受到的训练和他自己的才华。另外，张恨水有很强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老师发现，让他背书，他总是很快就背出来了。后来，老师就给他不断地加码，不断地加码之后，他也就不断地每次都能够背出来，所以后来老师就觉得，张恨水背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以至于其他人，有许多人都认为张恨水有过目不忘的能力。那么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张恨水他是能够背出许多古人的著作，古代的诗词、韵文、散文，有很好的雅文学的根底。他后来他的诗词、骈文、文言散文都做得非常好，这个要归功于他所受到的雅文学的训练。但是，张恨水自己最喜欢的，却是当时被看作是俗文学的小说。
十岁那年，他跟他的四叔一起坐船，一觉醒来看到他的叔叔正在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连自己跟他说话也没有听清楚。这是一本什么书？他马上就凑过去了，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本《残唐演义》，结果他就挤在叔叔旁边，两个人一起看，越看越爱看，等到他叔叔看完了，张恨水自己接过来看。那么这一下看了之后，他知道，原来这小说有这么多的魅力！所以他以后就拿着自己不多的零用钱，到处找小说书，买小说书来看。他的私塾老师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把《三国演义》放在书桌上，他老师休息了，走了，他就马上偷过来看。就这样，张恨水找来了许多小说，张恨水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表现出了小说家的灵性。这种灵性表现在哪里呢？一个，那个时候的小说在刻印的时候，往往是同时把批注也刻在小说上面了，但是一般小孩子读小说，诸位假如读有批注的小说很可能也是这样——就会怎么样呢？把批注跳过去，然后就只看小说的正文。但是张恨水这个时候不是，他已经学会了认真去看那些批注，而且去动脑筋想。在这些批注的研究当中，他学会了不少作文的秘诀。他的父亲后来工作调到了南昌，张恨水到了南昌之后，这个时候已经是清朝大办学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南昌有一所大同小学很有名，张恨水自己提出要到这个小学去读书。
那么张恨水后来从大同小学毕业之后，又在南昌读了一个甲种农业学校。这个时候，张恨水已经是很新派了，他自己主动把辫子剪掉。由此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是新旧的教育，他所受到的影响是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影响，他的生活是文武结合，既有武将的影响，武将之家的影响，又有后来在私塾所受到的陶冶，所以正是这种结合，使张恨水形成了他非常独特的人生道路。这三种结合是构成了他非常独特性格气质，所以，就产生了他新旧思想的矛盾，他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作家，他具有根深蒂固的旧式文人气质和对于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恐惧，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矛盾，使得张恨水走上了他独特的道路，那就是改良章回小说的道路。
三、张恨水的三次游历
张恨水的一生大部分他是在报馆、书斋里度过的，但是他有过几次游荡江湖的经历，这些经历给他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几乎是决定了他的人生与创作道路。
那么他的父亲死后，张恨水后来就到苏州的一个叫蒙藏垦殖学校去读书，这个学校是不收学费的，那么他在这个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孙中山办的，校长是陈其美。但是二次革命失败，这所学校就被停办了。停办了之后，张恨水就到南昌还想继续求学，但是也失败了。他到了汉口，这个时候正好碰到他的亲戚加入了一个文明戏剧团，在这里，结果张恨水就加入了文明戏剧团，这是他第一次游荡江湖的经历。他在这个文明戏剧团当中，前后大概有近两年的时间。他进这个文明戏剧团，开始做的是写写说明书的工作，也曾经上过台，据说他演过《落花梦》里边的一个生角，一上台有一个毛病，说话太快，而且，带一点安徽的或者是江西的土音，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后来，据说，他曾经演过《卖油郎与花魁女》，在里边他演过其中的卖油郎。
张恨水有了这段演员的经历，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形成了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张恨水独特的，他自己说：“当我描写一个人的时候，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自己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你们想想看，一个作家，他不容易落笔的时候，他写作的时候，房间里要挂一面大镜子，然后他就对着这个镜子表演，在表演过程当中获得灵感，然后写到小说里去，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创作方式。另外，就是他在小说当中描写人物，希望通过人物具体生动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他往往都是要通过具体生动的细节表现，而且他写的心理描写常常是独白式的，喜欢运用一些小道具，注重戏剧性的冲突等等，这些特点都跟他的文明戏剧团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张恨水的小说比较容易改编成电影，改编成话剧，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恐怕也跟他的文明戏剧团的经历有关。
那么张恨水还有第二次游历，这第二次游历给他的印象也是很深的。这第二次游荡江湖是应朋友之邀。他在文明戏剧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郝耕仁，比他要大8岁。张恨水从文明戏剧团回到家乡，家乡的人非常看不起他。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张恨水每次回家来，都是穷病回家，走投无路了，而且在家里不理家务，不会谋生，每次外出都要用掉家里的钱，还当了戏子，所以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包衣”。“包衣”是什么呢？是胎盘。因为当时认为，包衣是没有用的，不是像今天，胎盘是药，包衣是没有用的，生了孩子就要把包衣扔掉的，所以张恨水就是没用的包衣。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好朋友叫郝耕仁，写信来给他，说我想出去考察、游历，学习《老残游记》中的老残。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费用由我来出。张恨水正在家乡是抬不起头，所以有这个机会，他觉得非常好，他马上就同意了。两个人在安庆会合，他们都是安徽人。然后一起坐船。郝耕仁当时是芜湖《皖江日报》的总编辑，那么他是请假的。然后就一起去了，他们一起来到上海。然后，郝耕仁把家里祖传的方子、祖传的药拿出来，然后又到西药店买了一些西药，装了两个手提箱，说我们就学老残一路走过去，走到江苏，走到山东，然后在北上燕赵，好好地考察中国的民情。那么他们走啊走，走过苏南，走到苏北，一直走到扬州，走到邵伯，走在邵伯这个镇上出了问题。他们一到了这个镇找家旅店一住，这个旅店老板就发现这两个不是药商，样子有点特别，然后就要求他一定要找铺保，不然不能住店。那么郝耕仁就到了镇上的西药店去找铺保，西药店的经理是非常同情他，就跟他说，前方正在发生战事，这里军阀混战，你们两个人是很容易被人家当作探子抓起来的，所以，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不要再走了，否则有生命危险。那么这样，他们就只好慌慌张张地离开邵伯。而这一次使张恨水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危险，所以，对于他了解中国社会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另外，郝耕仁是在新闻界，而且郝耕仁有一个特点，也非常善于写诗。他们两个人喜欢联句，作了不少诗。而且，郝耕仁教给他许多新闻界的写作的方法。那么，张恨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新闻界的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了解了许多新闻界的工作的秘诀。那么这个对于张恨水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后来，第二年，也就是郝耕仁要到广东去了，把他《皖江日报》总编辑的职务推荐给张恨水来做。这样，张恨水就进入了报界。而你们知道，张恨水最重要的他的小说的特点，就是跟他的报人身份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小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他成为报人，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
张恨水还有第三次游历，这一次是在1934年。张恨水这个时候思想上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在1932年《金粉世家》全部写完之后，张恨水写了一篇序言。在这个序言当中，张恨水说：“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这句话在这篇序言当中重复了四次，你们想想看，张恨水正在经历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危机。就是什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他觉得非常痛苦。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要出去考察，他想到到哪里去考察？到西北，到陕西、甘肃去考察。那么这样，张恨水就自费带着一名工友到陕西，到西安去了，然后从西安到甘肃去考察，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这种作家自费考察在当时是很怪的，很少有作家会这样做。
张恨水在考察过程当中，给了他非常大的触动，他亲眼目睹，他说西北人过的生活，那是江南人无法想像的，怎么样无法想像呢？他说，全家会找不到一片木片，这个房子里边找不到一片木片，你们想，这个家是怎么过的！家里没有被子，靠怎么呢？靠把这个沙烧热了，当被子。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怎么办呢？靠围着沙草过冬，他说，在江南都是很难想像。他亲眼目睹，一个人要饿死，旁边的人把食物给他，但是其他人阻止他。为什么？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
他的这个过程，就是给张恨水极大的触动，面对着西北人民所过的生不如死的活地狱的生活，张恨水思考，因为只有在生存比死亡过得好，才会出现危机：“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假如过的是活地狱般的生活，实际上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思想危机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张恨水马上就想到，他自己应该关注这样的现实，他不应该再考虑他自己的“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对于现实就更加关注，他对于现实就采取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
古人说，要写出好文章，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恨水的三次游历，对于他了解中国社会，了解民间疾苦，对于他的人生创作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四、张恨水的三次婚姻
实际上我们知道，张恨水是一个言情社会小说家，也就是说，他的社会小说里往往有言情的出现。他写言情小说，那么跟他本人的爱情有什么关系呢？应该说，是有点关系，所以下面就要讲张恨水的三次婚姻。
张恨水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他母亲包办的婚姻。这个是在蒙藏垦殖学校解散之后，张恨水不愿意结婚，他的学业未就，他不愿意过早成家，他而且是喜欢才子佳人的小说，他自爱郎才女貌的这种生活，所以他憧憬要找一个能够理解他的终生伴侣。但是他的母亲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张恨水是长子，他已经18岁了，他不结婚，他的弟妹也不能结婚。按照当地的风俗，他早就应该结婚了。所以，他的母亲一定要他结婚。
张恨水跟他母亲一起去相亲，是在一次看戏的时候，那么媒人指着远处的几个女孩子，指着一个长得比较漂亮的说，就是她。张恨水看看那个人长得很漂亮，也就认了。那么这样，到了结婚那一天，吹吹打打，新娘子进门了。进门了之后，入了洞房，张恨水拿着秤杆把新娘子的红盖布削开来一看，是个丑姑娘！原来，媒人指的是这家人家漂亮的二姑娘，而定亲订的是这家人家的丑的大姑娘，那么实际上是玩了一个调包计。张恨水当场就非常愤怒，咽不下这口气，他就逃出去了。结果一转眼，新郎官不见了，马上喜剧变成悲剧了，全家人慌成一团了，亲朋好友都四处找。最后在村外一座小山边的峡嘴子这个地方找到张恨水，然后在亲友们软硬兼施之下，张恨水总算被逼回到家里。然后他的母亲对着他说，这门亲既然已经招进来了，你就得认下来，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你以后可以讨偏房，这个由你自己的心意，但是，这门亲你现在一定得认。张恨水不得不认下他不爱的这个女人——徐文淑。而徐文淑也不识字，结婚之后得不到张恨水的爱怜，徐文淑反而倒是激怒了她，她下定决心要认字。认字干什么呢？她说，我将来要当诉讼师，也就是律师，将来去告张恨水。那么这样，她就拼命地学习、识字，到后来，据说是能够看懂比较浅的佛经。
张恨水的第二次结婚是在北京。那是在1923年，张恨水当时已经搬到潜山会馆，而且在专门为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写新闻，两家报纸给他报酬比较高，所以张恨水的生活条件已经有所改善。那么这个时候，张恨水是到哪里去寻找爱人呢？到当时北京的贫民习艺所去寻找爱人。其实张恨水当时已经有点地位了，为什么要到贫民习艺所去寻找爱人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只知道，根据张恨水自序，他曾经说过，他在北京有过两次不太成功的爱情。不成功的爱情，他都写进了《春明外史》。那么我们知道在《春明外史》当中，主人公杨杏园跟【创建和谐家园】梨云，和后来跟李冬青有过两次爱情都没有成功。那很可能这两次爱情就是他自己的原型，因为主人公杨杏园是以张恨水自己为原型而塑造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春明外史》当中品貌出众，而又富有才华，带一点旧式女子风范的李冬青是最符合中国传统小说“佳人”的形象，但是很无奈，张恨水最终没有办法跟她结合。
现在我们就只能推测，也许正是这两次失恋对张恨水的心理上打击非常沉重，使他产生了自卑感，所以他到贫民习艺所去寻找爱人。贫民习艺所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孤儿院性质的，孤儿院收留了许多女性，那么这些女性慢慢地长大了，到她16岁的时候，那么贫民习艺所就把她的照片挂出来，就是说，你们可以来择配，可以选她【创建和谐家园】人。但是，要双方见过面，女方也认为我愿意选他，双方都互相情愿，那么由男方付给贫民习艺所一笔钱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张恨水就在贫民习艺所里选了一个女性。这个女性是四川重庆人，她小时候被拐骗卖到北京，她只记得她的父亲是挑江水卖的。那么她是被人家补拐子拐到北京来的，原来是当丫头，因为实在吃不消主人家的虐待，所以逃出来，逃到了孤儿院。到最后，就在贫民习艺所里长大了。那么这样，她成为张恨水的第二个太太。后来张恨水给她起了名字，叫胡秋霞。
胡秋霞原来不认字，张恨水教她认字，一点一点地教会之后，胡秋霞后来已经能够看报了。胡秋霞晚年的时候，自己说，我那个时候贪玩，不努力，我假如当初努力一点的话，我的文化水平会更好。胡秋霞这个人是非常好，心地善良，淳朴老实，心直口快，从来不跟人耍手段、使心眼，所以，深受张恨水的亲近。张恨水自己后来，自己出钱，用他的稿费创办一个报纸，叫《南京人报》，是他在南京的时候创办的，他自己创办。中国作家用自己的稿费创办自己的报纸，恐怕他是第一人。那么这个时候，胡秋霞是家里最支持的一个，她贡献出自己大量的首饰和私房钱，为办报提供资金，表现出她的深明大义。但是胡秋霞的文化程度跟张恨水相差太远，她不了解张恨水的思想，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精神上的裂痕无法弥补，所以张恨水还是感到孤独，他还在等待爱情的降临。
大概是在1928年到1929年，张恨水曾经认识了一个有文才的女子，她写小说，会写小说，会作诗，是留过洋的学生，家境富裕，思想解放，也仰慕张恨水的才气，她希望张恨水与两个妻子离婚，然后跟她结婚。但是张恨水经过慎重考虑，拒绝了她，因为他自己要对这两个太太负责，他不忍心撒手不管。但是张恨水自己仍然在追求爱情。大概在1930年到1931年的时候，在北京一次游园会上，张恨水认识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子，她是春明女中的高中生，叫周淑云。
周淑云出身是一个破落官僚的家庭，父亲早死，家里负担比较重，她爱读张恨水的小说，爱唱京戏，聪明伶俐，张恨水也非常喜欢京戏。张恨水刚到北京的时候，第一次拿了工资还了债，付了房饭费之后，只剩下一块钱，就这一块钱，还有一个月，但是张恨水看到一个戏园子贴着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个人联袂演出，票价最低是一块，马上就把这一块钱买了戏票，到戏园里去看戏了。可见他对京戏的热爱。那么正好，就是说他跟周淑云，虽然他比她十几岁，但是他们两个人谈京戏，谈小说，很有共同语言，那么周淑云也爱上了他。那么这样，周淑云愿意做张恨水的外室。张恨水就另外找好房子，就跟周淑云结婚了。结婚之后，张恨水从《诗经·国风》当中，《国风》当中的《周南》、《召南》取出“周”、“南”二字，给周淑云改了名字，就叫她周南。张恨水找到了他的爱情。周南会唱歌，尤其会唱京剧，张恨水会拉京胡，那么张恨水拉着京胡为她伴奏。周南善于交际，可以陪丈夫去拜访朋友，接待宾客，他深得婆婆的喜爱。尽管小姑子的年龄都比她大，但是也都很尊重她。她有文化，后来还学会写旧体诗，所以张恨水原来的理想“红袖添香夜读书”这个时候终于实现了。
抗战的时候，抗战初期，周南不避艰险，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重庆，与张恨水是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抗战时光。1959年周南患癌症去世，张恨水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实际上，张恨水的恋爱，对于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是有影响的。我发现，在张恨水早期的言情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是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实际上，张恨水的小说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张恨水这个小说当中的老太太往往都是慈祥的、温暖的，但是目光短浅的。这个很可能跟他的母亲有关。而张恨水的爱情，在他跟周南结合之前，那时主人公常常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到了跟周南结婚之后，在他的言情小说当中，好像主人公就更加现实了，往往理想化的色彩就退却，思想感情更接近于现实生活。这是不是作家的爱情得到补偿之后，已经无心再给作品中的人物披上一层浪漫的轻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许心理学家能从中得到许多材料。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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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耳的老舍 -范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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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范亦豪：1936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至今，先后任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系主任及天津外贸学院、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学术顾问；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鲁迅研究》等有影响的学刊上发表过老舍研究、鲁迅研究、诗歌和戏曲研究等论文多篇。
两次获省级科研论文奖。从事老舍研究二十余年、任中国老舍研究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多年。曾应邀赴日本、意大利和香港、澳门等地讲学。
内容简介：
读老舍，读出声来是必要的，最好用北京话读，而且是跟老舍差不多的北京话，那你就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那是美，是享受、是艺术的。老舍说：“好文章不仅让人愿意念，还要让人念了觉得口腔是舒服的”。走进那音乐世界，从语音角度发现老舍的魅力。日本著名教授中山时子，她是研究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的前辈。她聘中国人当讲师有三个条件：有学问、不会日语和漂亮的北京话。有了这样的条件就保证了他们的“听”老舍。她五十年如一日，每周日必亲自主持他的学员一起感受老舍作品中独特的美，像一位京剧行家在品味青衣名角的咏叹调。
老舍生在北京、生为旗人，算是得了双重的“天赐”。对老舍的语言来说，老舍的悦耳，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作为原材料的北京话是一种在音乐性上特别讲究的方言。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北京话经过作为官话和国语几百年的打磨和提炼；北京话在元代就被定为“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明代已被称为官话；清代的雍正明令全国官吏和参加科考的读书人都必学官话；民国时期北京话再次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这个过程其实是互动的，一方面首先是全国广大知识者学北京话、说北京话；而反过来，四面八方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者又不断把他们继承和掌握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反哺给北京话，潜移默化地丰富、梳理、调整、规范北京话，改造和提升它，使它更悦耳动听、更完善。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话的音乐美也是北京人和全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共同创造。
我们读老舍的作品，从中你会领略到那独具京腔京韵的北京话。老舍写文章会反复推敲、反复朗读，他就是要他的文章不但能看，而且读起来悦耳。老舍写作决不会套着他设定的模式写作，像作律诗或填词那样。老舍是凭着他的修养和感觉，从描述故事、情境与感情的需要出发，在心里孕育成熟，自然而然出口成章的。写出后他再逐字逐句地推敲调整。他说过：“一段文字的律动音节是能代事实道出感情的”。老舍把律动比为“有声电影的配乐”。
（全文）
老舍先生的小说不光好读、好看，而且好听。我们在读老舍作品的时候，可能往往在不经意间忽略掉了老舍先生那独具京白韵味的俗与白的语言的律动，老舍作品读着可以悦耳吗？范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才子，有唱美声的甜美的嗓音，我们洗洗耳、恭听范先生为我们讲《悦耳的老舍》，大家欢迎。
老舍呀，是一个富矿，这矿啊，你从那儿挖呀，都能挖出好东西来。我读老舍也有很多年了，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喜欢读。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最好读出声来，而且用北京话读，就是读着读着你会觉得进入一个音乐的世界，是一种美，是享受。你就觉得，就是从语音的角度就觉得特别舒服，舒服得入了神以后，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分析为什么那么美呀，就像你唱一首你喜欢的歌，越唱越好听，越省劲，你一分析呢，反而会肢解了你的感觉。
老舍的语言悦耳在什么地方呢？这问题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北京话，一个就是老舍的艺术化了的北京话。老舍从小是不幸的，但是他有两个“天赐”，老舍不是写过《牛天赐传》吗？上天给他的好处，一个就是他是北京人，一个就是旗人。就是老舍作品的悦耳，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北京话是一个在音乐上特别讲究的方言。当然我们不排斥别的方言的美，各种方言都有它的美的地方，乡音对于每一个本土的人、本乡本土的人都有亲切的魅力。但是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惟独北京话，它是经过了作为官话和国语、普通话几百年的格外地打磨和提炼，北京话有特别美的地方，这几百年的打磨和提炼呢，有没有这过程是不一样的。北京话在元朝的时候，就被定为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1324年在元代的时候，编了一部《中原音韵》，《中原音韵》归纳当时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广义地说是北方话，具体地说呢，就是大都话，大都话就是北京话，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到了明代北京话就被定为官话，清朝雍正皇帝那个时候，有官员来给他汇报工作，福建的、广东的，说了半天听不懂，他就火了，下了个命令，说凡是我的官僚都得会官话，也就是北京话，不然我的意思你传达不到下边去，还有你们之间也没法交流，所以凡是想当官得学会官话。那么到了民国，它再次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好多国家定全国的共同语的标准音的地点方言都定在政治中心，可是北平不是政治中心，为什么还让它的话是标准音，我觉得除了各方面原因之外，一个就是它已经过多年推广，一个就是它好听。应该说外地人，全国的知识者，学了普通话。同样反过来，一方面继承，一方面又把他的文化精华反哺给了北京话，潜移默化地去梳理、去调整、去规范北京话让它更加悦耳，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话的音乐美是北京人和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共同的创造。这是一个就是说老舍呀，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家庭，营养不良，但是他喝着北京的奶水长大，在这方面的营养特别丰富，这算一个天赐吧。
再有一个老舍是地道的旗人，旗人，它入关以前文化上没有什么优势，入关以后在这一点上它很开放，它把自己本民族的方言基本上放弃了，而同时他们就学北京话，同时因为他们的“铁杆儿庄稼”，所以他别的活儿不干，不干，这样就把这个民族挤向了艺术，成了一个在艺术上头特别偏好的一个民族。那么经过一代代满人对语音的锤炼，这样北京话就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有表现力。当然也不能说改造北京话完全归功于满族，但是，就是这种全民的艺术化倾向的民族，满族，对语言的美有贡献。甚至有的满族朋友说，就是玩这个，好像有点儿玩北京京腔，他们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美。
那么北京话有什么美的地方呢？语音有什么美的地方？一个，语音清脆；一个，四声匀调，特别匀；一个，有轻声，或者叫轻重有度；一个叫节奏明快。我想就两个问题谈一谈，一个就是声调，一个是轻重音。大家都知道中国古诗里头平仄非常重要，这个四声平仄对北京话有没有这么重要，也这么重要。中国的方言有的地方有五种调子，有的六种，广东大概九种。这个方言的声调都各有千秋，可是呢，这个北京话有它特别的优势，我曾经选过《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想北平》《北京的春节》，还有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当中一些段落，用北京话读，看看四声，统计一下四声都各有多少，找山西人读，找河南人读，找山东人读，找天津人读，统计一下，我不说别的了，说别的有点贬低人家，但是北京我统计了一下，一声占17％，二声占20％，三声20％，四声26％，轻声占17％。当然这样统计也不全面，但是可以看出非常匀，基本上都差不多，天津话就不一样了，天津话老往下出溜，所以有人说北京话越说越高，北京人说天津话，越说越低，都往下走。这个北京话里头声调和降调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显得很和谐，很有律动感。比如我们唱歌的时候，老在高音区唱，你唱着是不是很累？听着也累，有高有低听着舒服，北京话没有这毛病，高了一会儿它就低下来。这个跟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古都有没有关系，我看有关系。中国的古诗文很讲究声调之美，读书人写东西自然受这个影响，年深日久，这个影响就会渗透到语音系统当中去，整个社会的语音系统受这个影响。你看在北京，那是过去了，寻常百姓家门上贴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事长，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它第一句的最后是仄，第二句结尾一定是平。现在好多人不懂，贴对子老贴反。平常的成语也都是平仄搭配的，这个慢慢地年深日久成北京人一种审美习惯，审美需要。所以，那北京话就有一种，有的它不合这个怎么办，它就有一种变调，比如说两个上声在一块儿，必须就有一个要变。
对于老舍来讲，让平仄排列得抑扬有秩，既是刻意为之，又是出于自然。老舍说“白话本身不都是金子，得让我们把它炼成金子”。他写出的是地道的北京话，又是经加工的北京话。老舍说呀，即使是散文，平仄的排列也得考虑，也得考究。他说“张三李四好听，张三王八不好听”，说前头两个是两平两仄，有起有落，后头都是平，就没有抑扬，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他很注意，他就说，我上下句的句尾要是能平仄相映，上字的末字，就会把下句的首字给叫出来，把下句给叫出来，让人听着舒服，甚至于可以运用四六句，用点儿排偶，让比较长的对话挺脱有力。比如讲这个福海，你看这一段，他说：“他长得短小精悍，既壮实又秀气，既漂亮又老成。”秀气轻声了，老成上去了，短小精悍，秀气老成，“及至一开口，他的眼光四射，满面春风，话的确俏皮，而不伤人，颇有道理，而不老气横秋。”就是让人读着觉得上下觉得特别地好听。
北京话还有一个好听，就是在所有方言里很特殊一点，它有轻声，你读老舍必须得该轻的地方轻下来，不然就不算北京话，就没有老舍味儿，就不美。比如《骆驼祥子》开头一句话，你们注意这里有多少轻声：“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这里边52个字，轻声有20个，够多的。可是你如果把轻声都重读，就变味了，有点儿像广东人学普通话。轻声很重要，当然除了语音上它还有一个区别词义的作用，比如说孙子，“子”轻声，孙子是我儿子的儿子，可是你要说孙子，就是孙子兵法，那是军事家。大爷，重音放在“爷”上，我是大爷我有钱，大爷，可是这是我大爷，就是我爸爸的哥哥。有时候差别很大，比如说到商店我买帘子，帘子，我买莲子，吃的，回头你买回一个帘子没法吃，所以这个有一个区分语义的问题。北京话的轻声还有一个好处它省劲儿，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每一个字音如果都是那么平均用力，音强不变，发音器官老是这么紧张，说着费劲，听着也费劲，听长了会让人觉得疲倦。所以这样有抑、有扬、有轻、有重这么交错就省劲儿，这个省力原则是一个很优越的地方。当然北京人我觉得说话不费劲，跟这个有关系。
读老舍如果注意了四声再加上轻声到位，那味就出来了。老舍在他的各种文章里头提到语言要悦耳，我们写的东西要悦耳。为什么这样，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于很痴迷的艺术追求。有的散文作家对音乐美不像老舍这么在意，我随便翻一个大作家的作品，就有这样的句子，比如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我就替你们做代表吧”。像这样的例子在老舍的作品里头我翻了半天找不着，也许他写过，写完以后一读不对劲儿，改了，绝对没有。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大作家不高明，我说的是郁达夫，就是有些作家呀，他的作品就是要给人看的，没打算让人读。老舍的呢，既让你看，又打算让你读，这个咱也用不着有一个统一标准，统一要求。但是，既让你看，又让你听着美，总是个优点吧。他不能让文字只在纸上而且应该让它飞到空中去，他要在自然当中求得悦耳生动，甚至他说，“我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非常注意这个。他改了又改，有些字，一个虚词到底是用“呢”，还是用“了”呢，他都反复地去琢磨，而且他常常不满意。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文字的义、形、音三个都联合运用起来，把文字语言的潜力都挖出来，就是让文字也应该变成声音，这样就打开了又一个空间，就是声音的空间。这个呢，是老舍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追求，并不是所有的作家、散文作家都注意到的。
那么老舍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他没有一个模式，他凭着感觉、凭着修养、凭着感情的需要，自然而然出口成章，然后再去推敲。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核心，就是老舍十分看重的“律动”，他说“一段文字的律动音节，是能代事实道出感情的”，他把律动比做有声电影的配乐。这个律动应该怎么理解呢？在自然界里头有律动，音乐里有律动，舞蹈律动，体育律动，都有。这个词儿，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用过，1949年以后就没见他用，但是实际上他说的就是这回事儿。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虎妞跟祥子结婚了，结婚以后特别高兴，小日子过得挺美，我们注意每一句的结尾。“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白天逛庙，晚上逛灯。”这几段句尾是仄平轻仄平，在音调上有两次起伏，听着很自然、很舒服，整句话落在平声上，晚上逛灯，他烘托新婚之后高兴的心情。你如果颠倒过来，晚上逛灯，白天逛庙，是不是就没那个劲了？论句式，节奏短促，这个就跟虎妞那忙活劲儿就互相配合，跟她的兴奋劲儿相合。还有“煮元宵”仄平平，“包饺子”，平仄仄，“白天”，平平，“晚上”，仄仄。这个词义跟平仄对仗得很工整，就是这个音乐性跟这个情绪表现得更完美。那么是不是都这样呢？你看那个祥子有一段在杨家干活，杨家使唤得简直就没法办了，他不能容忍，他就背着铺盖卷出来了，辞了工了。他这么写：“初秋的夜晚，星光夜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到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这两句呢，节奏就比较舒缓，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茫然无望，所以这个长句子从仄开始，落到仄，落到那个去声“气”上。为什么这样呢？祥子心情不好，你再往下看，他说，“拉着铺盖卷，他越走越慢，好像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这个头两句都是仄声，最后一句落在轻声“了”上面，而且很长，23个字，9个仄声，8个轻声，一读起来就觉得很沉重。
所以老舍自己说，他说：“我们若要传达悲情，我们就需选择些色彩不太强烈的字，声音不太响亮的字，造成稍长的句子，使大家读了因为语调的缓慢、文字的暗淡，而感到悲哀。”他不仅仅是注意到一句的律动，而且他告诉我们，考虑一句的律动的时候，要考虑到全段、全篇，就像我们作曲家作曲一样。你这一句子要整个乐段里头、乐章里头、全曲里头都能够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调子。《骆驼祥子》虎妞找祥子去那段，说我有了，两人在北海大桥那儿溜来溜去，那里头特别讲究这个，讲究情绪跟语音的配合。那么律动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不讲音乐上或者运动上，就讲语音上，我想从外在的来讲，它是一种音节、音高、音强、气息，一种有规律的运动、起伏造成的听觉感受；从内在来讲，是内心情感、感觉的这种起伏、波动。前者是属于物理的、生理的，后者是属于心理的，老舍他最注意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北京话提高到能够充分地表现人物感情的律动跟他一致，所以你读起来你就会感觉到在音乐性上是非常美的，而且就像那个电影的配乐一样，让你感觉到那个气氛，让你走进那个感觉的世界、音乐的世界里头去。这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他的作品特别能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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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止 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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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8日 15：25
主讲人简介：止 庵：学者，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经出版有《樗下随笔》、《张爱玲画话》和《罔两编》等著作。
内容简介：关于张爱玲有很多评论和著作。这些评论中，有一个常见的意见，就是张爱玲的作品比较悲观，没有塑造英雄。有一位评论家，他曾经引用张爱玲在《金锁记》里边的一句话来概括张爱玲的小说，就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她为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悲观或者乐观能够解决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张爱玲的残酷之美》。张爱玲笔下的若干“好人”，他们都是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要求都落空了。张爱玲的这种态度，使我们联想到鲁迅。
实际上张爱玲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她给写出来了。她的这个态度，鲁迅说的是消极，我们说是一种很彻底的态度，就是说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是人间的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这个人可以有喜怒哀乐，可以有悲欢离合，她看待这个自己或者别人，是一个人的看法。这个视点，我觉得可以称为人间视点。还有一个视点就是在这个视点之上，有一种俯看整个人间的那么一个视点。这个视点就是把整个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
张爱玲是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第一个视点来讲，她承认人生的价值。从第二个视点来讲，她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我觉得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在他们作品里面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张爱玲的小说有两个特色，一个叫残酷，一个叫苍凉，而苍凉是因为有个残酷的前提：残酷之下，这个人还继续活着，就是苍凉。所以张爱玲始终是用两副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应该从一个比较全面的立场来体会张爱玲。
（全文）
关于张爱玲有很多评论和著作。这些评论中，有一个常见的意见，就是张爱玲的作品比较悲观，没有塑造英雄。有一位评论家，他曾经引用张爱玲在《金锁记》里边的一句话来概括张爱玲的小说，就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种意见，如果我们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作为陈述事实的话，本身并不错。但是张爱玲她为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悲观或者乐观能够解决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个东西，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好人”的态度。我说好人，他们都是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都有一种向着好的程度不同的发展，对于好的要求。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要求都落空了。
我所讲的第一个人物，是《茉莉香片》里边的言丹朱。言丹朱，大家知道，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她想帮助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叫聂传庆，结果最后这个同学把她打得要死。张爱玲曾经说过，她的笔下没有一个角色是完人，如果说只有一个女孩子是比较合乎理想的，就是言丹朱。但是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呢？按照聂传庆的想法，这个言丹朱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聂传庆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他就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就选定了言丹朱。所以最后在小说结尾的部分，把她打得要死。这是一个好人。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边的王娇蕊。王娇蕊本身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女性，但是过去，都是王娇蕊抛弃别人。在小说中王娇蕊刚登场不久，有一个人来找她，她就不理他，说她不在。但是王娇蕊碰到了佟振保之后，结果这次是佟振保把她抛弃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佟振保在公共汽车见到王娇蕊，王娇蕊已经变得不像样了，可是她还是执著于这份情感。张爱玲说：“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是这一次，她说，那个坏女人——“坏女人”指的是王娇蕊，按佟振保的想法，她是个坏女人——是她上了当。在跟佟振保的关系里，王娇蕊很无辜，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也是这样一个结局。这是第二个好人。
第三个人物就是《金锁记》里边的姜长安。姜长安是曹七巧的女儿，这个姜长安本身不是资质多好的女性，因为她已经被曹七巧——她的母亲给调理坏了。可是姜长安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她是一个很纯洁的人。她希望能有一点幸福，希望能够好好找一个人。她也真是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童世舫。童世舫本身是个经历过世面之后，希望能够过安定生活的人。他对于姜长安的缺点，都不当作缺点来看。他想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他认为姜长安就是这样一个女性。结果这场婚姻被她母亲破坏了。最后姜长安一生没有找到人，而且她甚至没有多少可以回忆的。小说写到，姜长安就是只有一点回忆了，可是这个可供她回忆的东西非常少。
上边这三个人，我觉得无论姜长安也好，王娇蕊也好，还有言丹朱也好，她们都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好人，但是她们在张爱玲笔下都遭遇了最悲惨的结局。
那么咱们再看张爱玲另外两个人物，一个人物是《花凋》里边的主人公，她叫郑川嫦。她是一个普通家庭里边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她想找一个人，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找了她想找的这个人，可是当天她就生病了。小说里写她不断地生病，然后病死，就这么一个过程。郑川嫦这个悲剧，完全是一种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她的这个悲剧，我觉得是一种纯粹的悲剧。所以对于郑川嫦来说，更显得无辜了。
张爱玲这种态度，使我联想到她的一个前辈，就是鲁迅。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明天》，写有一个人叫单四嫂子，她有一个孩子叫宝儿，这个宝儿生病了。短篇小说很短，宝儿生病了以后，他就病死了。病死了以后，就把他埋葬了。埋葬了以后，小说的结尾，写单四嫂子希望能够梦见宝儿。小说里没有写她到底是梦见了，还是没有梦见，没有明确地写。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当时是因为要呐喊，所以当时有的地方不能不用曲笔。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她给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在刚才提到的这些小说里边，我们可以认为张爱玲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上，她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就是说，张爱玲在她笔下，对于无辜者有个特别的态度。这个态度，鲁迅说的是消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很彻底，是一种很彻底的态度，就是说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这在其他的中国现代作家那里，我觉得要么就是没有想到，要么就是想到了，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但是鲁迅和张爱玲，他们就写到了。
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是人间的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这个人可以有喜怒哀乐，可以有悲欢离合，她看待这个自己或者别人，是一个人的看法。这个视点，我觉得可以称为人间视点。还有一个视点就是在这个视点之上，有一种俯看整个人间的那么一个视点。这个视点就是把整个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刚才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张爱玲是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第一个视点来讲，她承认人生的价值。从第二个视点来讲，她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我觉得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在他们作品里面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他们写到像单四嫂子也好，像郑川嫦也好，像姜长安也好，才有这种态度。同时拥有这两种视点，我们可以具体看它在小说中是怎么实现的。
比方说刚才讲的《花凋》。郑川嫦生病了，最后她不想活了，她要【创建和谐家园】，她出去一趟之后又回来了，她们家把她接回来了。这时候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她知道自己已经病得不行了，她喜爱的人也不能够再等她了，找别人了，整个这个世界对她来讲，除了她生病已经没有别的意义了，她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她写道：她母亲在巷子里发现一个卖鞋的，可以买便宜的鞋，她就给每个孩子买两双鞋，给川嫦还买了三双。这鞋有点大，但是没事，她补养补养，胖了就可以穿了。然后郑川嫦说：这个鞋子的皮子很牢靠，可能能穿两三年。小说接着就是一句话：“她死在三星期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当她讲到母亲买鞋和川嫦的想法的时候，作者是认同于这个人物；当她写到“她死在三星期后”的时候，这个作者是俯看这个人物。这就是两种视点再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茉莉香片》。《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把言丹朱打了一顿，打得要死。但是小说结尾说：“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聂传庆跑不了。这整个小说都是从聂传庆的心理出发，他这么想，所以他最后这么做。但是当小说写到他跑不了的时候，作者不管他了，把他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视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人间之上的视点。
通过刚才讲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这里可以多说一句话：大家都讲，张爱玲和市民文学有很深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恰恰是张爱玲最不同于市民文学的地方。因为市民文学没有这个第二个视点，没有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无论是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大团圆也好，它都是人间本身的事情，这是市民文学的一个特点。可是张爱玲不是这样，这一点是她最超越于市民文学的地方。
大家会说，张爱玲不只是写这样的人，还写了好多别的人。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能够概括张爱玲其他的人物？我们再来看看，张爱玲也写了一些相对成功的人物。不是说她笔下所有人物都是失败者，都是这种无辜者，或者倒霉的人，不是这样。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就想到《倾城之恋》里边的白流苏。白流苏是个离了婚的人，她本来住在自己家里。小说开始，突然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徐太太。是来通知：白流苏的前夫死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白流苏是和六小姐，七小姐，她是和她们混同一起的。这个消息传来之后，白流苏突然面临生存的问题了，突然出现生存危机了。她就必须得要改变自己了。白流苏经过徐太太的提示，她明白自己需要找一个人。她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白流苏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张爱玲后来又说过，“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经过很多的波折，最后她找了范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