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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从《情爱画廊》到《作女》读者读出来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张抗抗。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感觉，里边的这种情爱甚至【创建和谐家园】描写的场面多了。那么您自己的鉴定就是说您的文字可以说是美文学的，那么这种美文学的【创建和谐家园】描写，和目前人们有些人很反感的那种【创建和谐家园】纯粹的那种低级的庸俗的文字您怎么来区别，怎么来界定，或者您当初在写【创建和谐家园】描写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市场因素在里面。
张抗抗：这个我觉得跟市场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只是一种当时确实想尝试面对市场，想写一个好看的故事，当时我对情爱画廊里面所涉及到性的一些表现吧，就是主要是对那个当时的一些比较低俗的一些描写不太满意我觉得男性作家好像有的时候对性的理解跟女人不太一样，所以我只是想表达出女性对性的审美的态度去看待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从那个方面考虑更多一点。就是说我要想表现出比如说知识女性，她们对性的那种审美的态度，或者说对性的态度、感受，是不同于男性作家，不是说所有，一部分男性作家的，他们会比较更重视那种感官的感受，那么女性，可能比较更重视心理的感受。那么我又想把她们能够体现出一种审美的艺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灵肉结合的这样的两性关系，或者说性关系它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想可能是也就是说，尽自己的感觉吧，这个实际上是由一个人的文化品位来决定的，它不是由你对于市场的对应物的需要来决定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很自然地传达出我这种感觉了，传达出我这种感受。如果说你有一定的文化品位，那么你传达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主持人：现在大陆有一些年轻的畅销书作家，为了求作品的畅销和市场化不惜以身体写作，以性描写作为噱头，那么您怎么样来看待所谓的美女写作，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
张抗抗：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如果从女性立场来讲，我觉得身体写作并不能够简单地把它鉴定为是一个坏的或者说是一个我们一听身体写作，就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个坏词，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好像是男性书写女性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你比如说男性传达出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呀，对女性身体的那种观赏，观看。那么女性一直作为被动的被看的这样一种位置，那么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由女性自己来书写自己的身体感受，为什么就变得不可以了呢？这个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因为只有女人能够最准确地传递出对自己身体的体验。
其实还是看身体写作是否是艺术，对了，我觉得您这样概括我也是非常赞成的，所以说不要把它简单化。但是我觉得也确实是现在比较这种极端的商业化，就是说当你没有艺术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时候，那么你只好直接地出售没有生命的肉体。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
主持人：可否透露一下您现在正在写什么题材的小说？
张抗抗：我今年我的那个中短篇小说集《请带我走》，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小说，其中有涉及到，也是有那种女性视觉的或者说是女性故事，女性人物为主的，但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都是在今天的眼光视野下面去回顾知青和文革那段历史，所以我说，它依然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并行的这么一部小说，我想我不会把我的眼光停留在限定在女性题材上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兴趣比较广泛的，或者说怎么说呢，对生活的思考会有更多角度的一个写作的人吧，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女性作家如果仅仅只关心女性题材，她们的眼界会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打开你的门窗》，因为无；伍尔芙不是有一篇很著名的作品叫做《女人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女人要有自己一间屋，她才可以在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里面也是暗示女人经济的独立，女人的思想的独立，人格的独立，那么我就在她的这个概念上再发挥了一下，我们要有一间自己的屋，但是我们这个屋是有门的，有窗的，我们走进来在这个屋子里独立的完成我们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我会从这个门经常出去，我们还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们的窗子也是经常打开的，让风能吹进来，而且通过窗子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很远的地方。
主持人：如果作为作家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折腾没有“作”的成分，那他的作品也许多生命力了。
张抗抗：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我只是说我这个“作”字是一个借用了民间的一个字吧，它也不能涵概所有作家的创作，但是我想，创作恰好这个“作”字跟我的“作”字有一点重合，所以我可以借用它来说创作本身也是一种“作”，这个“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创造力。
那么可能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当中，也是非常需要这种精神的。
主持人：同时也借用您这个字，希望您能够成为好的“作”的作家！非常感谢抗抗老师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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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张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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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张抗抗,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66年初中毕业，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在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5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集50余种。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全国第三届女性文学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多次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德艺双馨奖，以及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奖。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曾出访南斯拉夫、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
内容简介：
我们都知道文学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我们怎样把生活中的感受变成文学？而作家的文学素材是从哪里来？是不是必须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作为一个作家，他在生活当中，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存在？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存在？是为了写作去关注生活？还是由于关注了生活，作家才会写作？这些都是每一个写作的人经常困惑的问题。
那么生活到底是什么？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而生活中的人们就是一个个的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的？或者哪些它被我们提炼出来？这要取决于一个写作者他的心灵的感受。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理论，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我们永远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当你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你的感官有问题了，你的接收器有问题了。生活不是去寻找的。当你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去找是找不到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还会不会感动？如果我们不会感动的话，真是不能写作。你在感受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单纯。你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复杂。这是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作家，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年一直笔耕不辍，有好多作品。一提作品呢，大家可能就知道她是谁了，《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作女》，这两部是这几年引起了轰动和争议的，今年新出版了一本小说《请带我走》，她就是作家张抗抗女士，大家欢迎张女士上场。
说到文学写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文学呢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作家在写作中，是如何提炼生活素材又是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的，很多写作者呢往往是一头雾水，以至于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怎么老上不了道。所以今天呢，我请张抗抗女士为我们来讲《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大家欢迎。
张抗抗：朋友们大家好，像我这样二十多年一直在从事写作，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在书房里面度过，但是当时八十年代还谈不上书房。在一个很小的桌子上面，面对着纸，面对桌子，以后是面对着电脑，或者是面对着很多书本。那么我们写作的这些素材和写作的那些文学作品，它所承载的那些内容和思想，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一直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呢？这个也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我问自己我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存在？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存在？那么我是生活在我的写作当中？还是生活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我的心理状态。我究竟是生活在写作中呢？还是生活在生活中？这有点绕嘴。第三呢，我是为了写作而去关注生活的呢？还是由于我关注了生活，而我会写作？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也是有兴趣知道的问题。因为今天面对我们大量的书籍，我们那么多的写作者，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
恰好昨天我很偶然地看报纸，看到一个笑话。我有时候比较愿意看一些笑话，轻松的版面。它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孩很淘气，他淘气就被他爸爸打了一顿。闯了什么祸了，他爸爸就打他。那小孩就非常委屈，他就去跟他妈妈说，假如说你的孩子被别人打了以后，你会怎么样？他希望在他妈妈那儿得到一些同情和支持。这个笑话是比较幽默的，如果你的儿子被人家打了你会怎么样？他妈妈就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我就会把他的儿子打一顿。这小孩一听，坏了，因为把他的儿子打一顿，那么“他”就是他的爸爸，这个儿子还是他自己。我看了这个笑话以后我觉得很好笑。我想想有意思，我突然找到了某种关系。我就拿这个笑话做个比喻吧，因为这个比较形象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就是它这个主体相对的这个客体两个对应的父母实际上落到这个主体上它仍然是一个人，还是这个儿子。所以他期望得到同情和支持的时候呢，结果反过来他很可能受到的是另一种落在他头上的一种报复。就是把他的儿子打一顿就是又把他给打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个笑话，它用一种幽默的形式阐述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我要讲的写作和生活的关系。
尽管任何比喻都可能是不准确的，任何比喻都是有偏颇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它像在哪儿呢？父母他是这个儿子的创造者，那么必须有父亲和母亲才可能创造这个儿子。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比喻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父母是什么呢？产生这个作品，产生这个作品我们从文学上讲，从写作上讲，产生这个文学作品，它的父母我觉得就应该是生活。而单独有生活它是不可能，仍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生命来的。那么这个生活它需要的是思考，它如果没有思考和这个生活的结合的话，你就占有无穷无尽的生活，你占有极其丰富的生活，它依然不能创造生命。我不知道我把这个关系说清楚了没有。
我们先来讲生活到底是什么呢？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信息。生活对于作家来讲，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信息，或者说是一种感性的形象的一种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实际上我觉得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甚至充满在空气当中，充满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它在任何地方，我们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存在，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它也是某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形态。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讲，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那么这个接收器它在接收的时候，我想它应该是全方位地在接收。你不可能说我走到哪儿把眼睛闭上。当然特别恐怖的时候我把眼睛闭上了，你也不可能到哪儿说我不听。你在公共汽车上都会听到传过来的两句对话，是不是？你在散步的时候，你走过去的时候，走过去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在任何时候，你的接收器都是打开的，那么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的？哪些东西是被我们用电脑的术语说它会被粘贴，或者哪些它被我们提炼出来？这个我想根本上是取决于一个写作者他的心灵的感受。所以我想说，因为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理论，在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被这种理论驱使到黑龙江去，驱使到北大荒去。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我们要到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后来我发现生活它不是要你到某处去，它才有生活。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我们永远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我这是引申的他的这句话。我们总是认为生活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那么我们拿《作女》来做比方吧，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大概看起来是如此雷同。上班、下班，然后今年流行滑雪就都去滑雪去了，那么在这种我们大家所感觉到非常重复的或者说是雷同的、相似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究竟还有哪一些东西是能够打动我们？这个我想这就给写作者提出很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写《作女》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呢，很少关注女性文学，或者女性小说。我想八十年代我写了大量的书都是跟“人”这个概念有关，“人性”，所以写《作女》它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想，比如说写女性小说，它写什么呢？婚外恋、家庭关系和子女的关系，然后是对爱情执着的追求，或者是写女强人的事业发展过程。我觉得这都不是文学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说仅仅是文学。因为它有很多我们今天的媒体、新闻它都可以记录这些事实。文学是什么呢？你得找到它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东西，把它能够提取出来。下面我会讲到我的小说《请带我走》那本小说，里面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芝麻》，《芝麻》就是很多很多琐碎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但芝麻它不是文学，你得把它磨成香油的时候，它才是文学。所以面对这么大量女性现象的时候，我非常想为中国的女性写一本书来表达我对很多女性问题的看法。那我从哪里下手呢？不能写。我一直没有找到根本的那个核的时候，我没有找到那个核，我就不能写。我写出来的话，我又跟别人大同小异，讲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已经太重复了。
后来呢，就是在我这样反复的思考当中，我碰到了那个字就是这个“作”字。这个汉字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就觉得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当中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那些特点，是什么呢？中国的女性，她区别于西方女性，或者区别于亚洲其他的女性。我突然碰到这个“作”字的时候，对我很有触动，因为我老家是杭州人，我们杭州人用这个“作”字是用得很多的，还有上海人，上海人也是用得非常多。这个词就是单用在女人身上的，或者是小孩。我们说得具体一点，比如说你每次到她家去，你都会发现她们家的家具又搬过地方，她隔两礼拜她不调整一下她难受。她觉得我每天进来都会面对这样子固定的地方。家里面就这么大嘛，对不对？她不可能隔三个月换一个房子是吧，每天进来的那种重复感，她觉得家里每次走的路线都是一样的，我拿东西的这个动作都是一样的，这个生活简直是不能忍受，那怎么办？搬家具呀，把它换个地方。后来我的小说一出来，人家说对呀，对呀，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得到了很强烈地呼应。女孩子不断地换发型，然后她头发长了要剪短，短了以后再养长了，养长了它烫了，烫了又给它拉直了。前几天我还看到一篇很短的小文章，是《南方周末》还是哪儿，它说头发七次改变发型就走完了女人的一生。我原话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说，它说头发是女人改变自己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吧。她有的时候改变不了生活，改变不了命运，那怎么办呢？就改自己的发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吧，总之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真的是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
在我写《作女》前一年，我有一个朋友在郊外买了五十亩地。挺大一个庄园，她说是庄园，然后说让我一定到那里去看一下，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一个五十亩这么大的地方，里面盖了一个房子一个平房。房子里面非常混乱，当然完全没有乡间别墅印象中那种庄园的感觉。因为她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根本忙不过来。然后一看五十亩地全种的玉米。我说你应该全种树，种点苗圃。她说是呀，明年就开始种树，今年先种点玉米。然后养了十个狗，分别关在五十亩地的各个角落。各个不同的方位全都有狗。每个狗都被关在铁笼子里边，关在十个不同的地方。我说如果碰到歹徒的时候，你怎么能把你的狗把它放出来？你如何迅速地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救你呢？她说反正到时候有办法。然后每个狗面前都放了一个脸盆，里面都是玉米糊糊。我说你养那么多狗干吗？她说看玉米呀，这么多玉米丢了呢，她说得看玉米。那我说你种那么多玉米干吗？喂狗。我当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回来你就得想这事，你不能说你乐了回来说这人神经病。我们通常会这样看待问题。可是我想好像不是这样的。这个女主人我认识她从三十岁不到我就认识她了。她现在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也快五十岁了，充满着热情对她的生活。我觉得狗和玉米的事情，这是典型的不产生效益的这么一个过程性的一个事物。种了玉米喂狗，狗来看玉米，那么她效益在哪里呢？没有效益，她的效益在于她过程中的快乐。她喜欢狗，所以她养了很多狗。狗得吃呀，所以再种玉米喂狗。这个过程中，她觉得她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又养活了这些狗，她又看到她五十亩地长满了绿色的庄稼，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当然这是个很极端的例子。首先我们得有很多的钱，我们得买得起五十亩地。我们还得去买得起十条狗，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说的是她也不是有很多钱的人。但是她有一点钱，她的钱用在能使自己快乐的地方。她也不是什么大款，但是她觉得这种方式她觉得非常愉快。因为她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她虽然是一个不产生效益的同义反复。但是，她的快乐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我并不是提倡大家都要去做这种没有效益的事情，我们现在有效益的事情还做不过来呢。但是我们写作的人，他可能会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去体会到一些让我们可以深思的事情。能从这些事情里面找到这个生活在发生着变化，我们这个社会在发生着变化。毕竟有一部分人，她不是那么绝对追求效益和实力，要每一分钱的投资都要收回十倍的利润。这个大概就是我要写《作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会更注重生命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到的那些生命的意义，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去实现。
所以当我找到《作女》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才觉得女性小说有了更与众不同的跟别人不同的视觉，跟别人不同的角度。因为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女性，我们的现代女性，她们对生活充满着挑战，她是有创造性的，她不愿意再一天一天的、无限地重复这样的生活。当然这个小说出版以后，也引起很多女性的共鸣。当然也会有一些批评，那么有人总结说，他说人其实都是有“作”的欲望。这个欲望不是说是挣钱的欲望，就是说能够改变自己，改变生活，这种欲望都是有。但是呢，这个“作”力是有限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不可能都像你的小说里的人物这样去“作”。但是阅读当中它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创建和谐家园】，当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时候，它一定会提取出一个比我们通常眼睛所能看到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更为超前的，或者说更为丰富的这样的人物形象。所以我一直认为生活它不是你去寻找的，生活你去找了，比如说我们要学习写作，人家说也没什么生活啊。当你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活感，你自己对生活的那些感官，你的感官有问题了，这个接收器有问题了。生活不是去寻找的。当你眼睛看不到，你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你的耳朵你听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去找是找不到的。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麻烦。实际上每个细微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民间的语言，它其实是非常生动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从生活当中吸收营养。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买鸡蛋，我觉得这个鸡蛋有点小。我说了一句，鸡蛋有点太小了吧。然后那个卖鸡蛋的人说，小，我也没咬一口，它生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事真是无处不在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写作的人他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敏感，这种敏感度去接收这些信息。然后这些信息要经过你大脑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种思考的能力，分析的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本身就是很麻木的，或者说对生活很冷漠，他没有感受，他不大容易产生感觉的，或者说他不太容易甚至不太会被感动。我有时候走过地铁通道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在那儿拉琴，我会产生出一点感动来。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他的音乐了，如果有零钱我会放一点零钱。我觉得这是他通过他自己的音乐给过路的人带给你一些快乐，所以我觉得生活中让我们感动的事情这么一个镜头，这么一个画面，会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我们不会感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写作。
所以要写作的人，我觉得多少心里面怎么说呢，或者说有一种单纯。你在感受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单纯。你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复杂。这是我的经验。如果你感受生活的时候，没有这种单纯的时候，你对一切事物你都会觉得就那么回事呗。对每一个事情如果它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你会在里面看到一种美感。但是如果你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轻轻一句话你就把它pass掉。你觉得这有什么呀，吃饱了撑的。我们如果用世俗的解释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毫无生气毫无意思了。所以我要说我们在生活中，还会不会感动，这个确实是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有的时候看报纸，我看报纸的时候我会感动。所以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感动的话，那我们这个接收器有一个地方就关闭了，这种关闭是很可怕的。你如果是和通常和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人那样对生活，采取一种非常世故的，或者是冷漠的态度，我觉得你永远不能说你自己在生活中。
所以在这儿我要强调的，也就是要回答我自己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存在，我不是一个写作的人。我是跟大家一样，我是一个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面，我会有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存在的种种的欢乐、痛苦、问题、压力。我会关注我们周围的一切生活，生活当中的一切事情。这个时候你不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存在，你说作家难道是整天像个狗在寻找哪些素材。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在自我意识当中，你就是一个写作者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这只是我的看法。
当你在生活中作为一个公民存在的时候，你忘掉写作，你跟别人一样你在生活。你会碰到小区里面有很多人不交物业管理费，用种种的理由不交物业管理费。然后造成大家的影响，缺乏这种公德意识，用种种理由来拒交物业费而引发你的那种愤慨。你会作为一个公民守法地去缴纳各种费用，然后你又碰到各种生气的事情，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医药费为什么会这么贵。所以我讲的现实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生活在当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除非研究历史小说的，历史故事的，专门写历史故事的人。他可以生活在他的历史资料当中，但是他的历史资料即使是历史资料，它是被什么激活的呢？它也可能是被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感受激活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历史小说，我们看到的历史小说，历史的故事的电视片。它也能跟你的现实生活发生某种对应关系。我们在历史当中还是可以见到今天的影子，甚至在历史很遥远的历史故事当中，看到今天的人物的某种影子，或者说一种折射。何况我们是一个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所以我觉得他都是从任何时候地点在感受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或者说是一种【创建和谐家园】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或者说是一种敏感。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是在哪个农村体验生活，你是在哪个什么单位里面体验生活，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敏感，你没有保持这样的【创建和谐家园】去感受它的话，你就是在生活中，你永远都感觉不到它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我们再回来讲《作女》，后来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听到一些读者的意见，你说这个《作女》还真是那么回事，我都认识谁谁谁，这个人就挺能“作”的。那个人说我们单位有个人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要开始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从来没看到街上有什么建筑材料商店。然后等到你要装修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儿有一个建材店那儿有一个建材店。原来觉得它跟你没关系，你就不注意它，然后这个《作女》小说出来以后，突然很多人都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真是“作女”比比皆是。所以说我觉得一部小说，它如果能够广泛地引起读者的注意的话，它确实要在作品当中体现出那些能够表现出具有广泛性的东西。它的广泛性，对每一个人来讲，他能够在这本书里边找到一些共鸣点。还有呢，就是它的一定的超前性。所以我说市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去迎合市场。你说今天市场上流行什么，你赶紧去写。这个当然我相信严肃的作家，或者说比较好的作家，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不会这样做的。你去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话，读者永远不会接受你的。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我自己希望能够去引导读者和引导市场。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在每天出版物这么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你吸引眼球已经是一种非常过眼烟云或者说急功近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你如果不触动人的神经的话，你触动眼球有什么意义呢？他给你看了你一眼，看了你一眼，他马上就把眼光移开了。因为吸引我们视线的东西太多了，好的文学作品你至少能触动人的神经吧，你能让人家去想一想吧。所以对我来说，生活实际上一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当下的生活，还有一部分是过去的生活。当下和历史构成了我自己在感受生活当中的两个主要的来源。
这两个当下与历史，它实际上是双轨并行。因为我们是建国以后出生的，像我是建国以后出生的，我们这代老三届作家，他跟共和国同龄。所以应该说经历了建国以后大部分的重大事件，所以历史一直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它一直是很难消失的，或者说是挥之不去的，有很多影响。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对于当下的关注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历史的关注，确实是为了更好往前走，所以这样呢，比如说像我的今年刚刚出版的这本小说，今年出版的这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请带我走》。《请带我走》这个小说它就是融合了这两部分的内容，它既有描写当下的生活，里面还有一大部分是描写文革和知青的小说。这个其实也是代表了我的写作，长时期以来都是跨在两个之间的。《请带我走》里面的那个中篇小说，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芝麻》。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把芝麻磨成香油，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个笑话，很穷酸的秀才，连一颗芝麻都不放过。然后芝麻掉到缝缝里头了，怎么想办法把它拍出来。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芝麻这个东西形容人的吝啬或者说是寒酸。秀才嘛，寒酸，连一颗芝麻都不能放过，说明这个芝麻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东西，不值得一提的，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芝麻是非常不值一提的，或者说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芝麻它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缝隙里面，就是掉在缝隙里面让我们看不见，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要写的这个芝麻这个人，就是这个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到城里打工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就像掉在城市街道缝隙里面的一颗芝麻一样，你不拍它，它出不来，你看不见它。在这种皱褶里面，你有时候会到大街小巷里去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皱褶，这个皱褶，这个缝隙里面藏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不可能一一把它找出来，尽我能感觉到的东西，能看到的东西。
所以《芝麻》里边用的一些素材，或者说这个小说它基本上属于我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即兴反映，它是现在时的，它触动了我。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以后，我觉得是很快的可以把新鲜的芝麻马上就可以磨成香油。这个是因为我长期也是有机会接触到，比如说各种各样来打工的农村妇女。她们有时候对语言是非常生动的，她说我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村子里就一个电话，或者说好几家人，拉的电话线共用一个电话的。所以她往家打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有五六家人都可以听，所以说有一次她说村里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夫妇分开了，打回家电话以后说了一句。你好吧。我好。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好了，全村第二天全部都传遍了，我想你。所以她说打电话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我想你。你好吧。我好。你好吧。我好。好了就讲完了。她女儿说，第一次接电话女儿非常惊讶，那个小孩可能七八岁、【创建和谐家园】岁。妈，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猫着呢？她对这个电话觉得很神奇，不明白她妈妈在外边，怎么会突然出现她妈妈的声音了？这样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悲悯之心，有同情之心，对生活有这样一种热情，或者说有一种好奇之心的人，他都会尽可能地关心你能碰到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再会去想这些事情。
提问：我是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我想提问的问题是在当代什么现代派，什么新写实主义，还有一些现代性文学、女性文学是先后登场。那么文学的形式表现得多种多样，但是在文学总体精神价值呈现出了一种下滑的趋势。那么请问您是否认为存在着这一趋势，如果存在，你认为当下作家和一些文学爱好者，应当怎么去做？谢谢您。
张抗抗：首先我要肯定的是一个社会的那种文化的多元状态，这个也是我自己期待和欢迎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结构，它应该允许各种各样东西的存在。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文化样式，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学我觉得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也好，各种形式也好，实际上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时期。这样我们的读者也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和选择余地，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所以现在谁都能找到自己愿意看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这种精神下滑，因为我觉得你说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也不能以此来指责我们其他的文学同行吧。因为文化和文学它一定是当代人的一种精神间接或者直接的反映，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我们文学作品有下滑趋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我们社会的人，本身的精神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委靡或者更物质化的表现呢。但是作家当然他的任务不一样，他应该承载着一定的道义。我当然希望不是这样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在浙江作家节的时候，在杭州作家节有一个叫做西湖论剑。八个作家的一个跟读者见面的活动。那么它的主要的论题是“中国文学的缺失”，就讲中国文学缺什么，那么八位作家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缺思想的力量，有人说是缺少一种耐心和虚心，还有人说是缺少好的批评，还有人说是缺少中国文学最缺的是想象力，还有说中国文学缺的是市场的意识。那么当时我的发言是这样的，我简单说如果对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最缺的是一种丰富的学养。因为我总觉得我的知识和阅读一直没有能够很有系统地学习，我还是缺少丰富的学养。但是对于整个文学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是比较缺钙。所以这个说法可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提问：我从小抱着您的书看，您的名字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问过很多人，但从小就是这个疑问，您的名字为什么叫抗抗？谢谢。
张抗抗：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笔名，也不是我文化大革命改的名字，这就是我的本名。我是1950年生的，正好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人起名字，尤其是建国以后那么高涨的革命热情之下，一直持续到文革的时候。红卫，现在你看带红字的女孩都是文革生的。所以政治意识灌输到中国的百姓当中去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时呢，我的父母当然也都是属于进步知识分子，我就被起名为抗美，就像很多男孩子当时都叫援朝一样。我在一岁之前我是叫抗美，但是我母亲很快就发现了有很多抗美，她很快发现了有遍地的抗美，所以她就觉得这个重名不太好。我们到现在才发现有重名的问题，一查好几百个，所以这个名字的重复确实有很大。我妈妈还是比较有先见之明，一看这么多叫抗美，不行，跟人重复了不好。但是我觉得她也属于比较懒惰，不想重新起一个名字，她把抗字换了一下，把那个美字去掉了，顺着排下去叫抗抗。所以特别简单，其实也是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我觉得还留了一些我母亲的个性的选择。所以这个名字呢，他们觉得还是很好的，因为带有一种坚强或者说一种反抗吧。弄得我一辈子也挺不得安宁的，老有一种抵抗意识。所以呢，这个名字的最后留下来的意义对我个人是有意义的，我们还是有一种这样一种抗争精神吧。这个对我永远是有意义的，我希望对大家也有意义。
主持人：其实并非每一个作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说是独特的。听了张抗抗老师的讲解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从创作角度上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把每个人的生活中的这些独特的经历提炼为艺术？我们生活中是不缺少美的，就是缺少发现，关键是你怎么样用艺术家的修养感觉去体悟生活中这种素材。就像抗抗老师在给我们讲到很多生活的细节之后，她把它提炼出来，把芝麻磨成了香油。好，最后感谢抗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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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评点王国维的悲观人生 -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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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09：44
主讲人简介：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60年代，叶嘉莹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9年回到祖国任教；【创建和谐家园】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著有《迦陵文集》十卷、《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卷。
内容简介：1877年12月3日，浙江海宁诞生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国学【创建和谐家园】—王国维。王国维3岁时，母亲不幸去世，29岁时父亲去世，30岁时继母和妻子相继去世，家庭的重大变故给这位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王国维增添了许多人生体验。而此时的王国维正承受着国难当头之际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巨大心理压力，在旧的科举制度走不通的情况下，他只身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并被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深深感染，对国患忧心忡忡的他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特别是西方的哲学思想来改造国民思想。叔本华认为“生命因意志而存在，现实中意志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人生就是痛苦的”。受他的影响，王国维认为“人只有知苦痛才能奋起，才能避免麻木”。1904年，他在经历了痛苦的思索后，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他运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诠释了《红楼梦》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他的解读中，隐含了王国维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对国运衰亡的忧患以及对人民麻木乐天的慨叹。
有人这样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它是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阐发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着手对《红楼梦》的精神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命的本质就是欲望。王国维的自沉和他的悲观人生哲学是分不开的，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论述《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时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在他看来，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它授人以解脱之道，真正揭示了人生痛苦的真相。他不顾牵强附会而一厢情愿地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也正是当时他自己对人生悲苦、绝望之情的尽情抒发。
（全文）
我觉得现在讲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年2004年，正是王国维先生发表他的《红楼梦评论》的一百年。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最早是发表在1904年，所以我说是一百年前，是1904年，那是清朝的光绪皇帝的光绪三十年，而王国维先生出生是清光绪三年，所以他发表这一篇文章，当时是只有27岁。而王国维这个人，当我在研究他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就是王国维先生的性格。在王国维先生的性格方面，我以为他有几点特色，第一点特色是智与情；就是理智和感情兼长并美，就是智与情兼胜的性格。这个智与情兼胜的性格，有它的优点的一面，也有它劣点的一面。因为他是智情兼胜的，所以他研究文学的时候，一方面有直觉的、感性的、感情的体验和投入，而他一方面能够为文学批评建设一个理论的体系，是智与情兼胜的禀赋。另外他还有第二种特色，就是他自己是忧郁而且悲观的，他曾经写过《静庵文集》，就是他的一个集子，在《静庵文集》有一个续编，续编前面他自己写了一篇序文，他自己这样说，他说“体素羸弱”，他自己说他的身体平常很软弱的，不是一个身体很强健的人，“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而他的性情又是比较忧郁的。所以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有的人喜欢考虑一个人生终极的目的和意义，有的人就是每一天饮食、生活、工作，就只是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不大考虑到人生的问题。可是王国维先生自己说，他是喜欢考虑人生的问题的，而他的性格又是比较忧郁的，所以当他一接触西方的叔本华的哲学，马上就被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所吸引了。而《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就正是写在他沉溺于叔本华的哲学的研读时间。从叔本华的眼光来看，认为人生，这个世界的形成，主要就是意志，意志就是你的一种生活的欲望，一切都是由此而形成的。所以叔本华的哲学，认为人生的最终的一个理想，就是求得一种解脱，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写在他读叔本华的哲学的时候，所以可以说他通篇的理论，就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通篇的立论。他所依据的都是叔本华的哲学，那《红楼梦评论》这一篇文章，一共分成五章。
他说人生的性质就是欲望，生活、欲望、苦痛，是三者的结合。老子曾经说过，说“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说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因为你有你的身体，有你的身体，所以你就有了种种的愿望。而按照叔本华的哲学来说，你有了欲望以后，你就是追求，追求就是一种痛苦。你追求而不得当然是痛苦，就算你追求而得到了满足，满足了以后，就产生了厌倦，厌倦也同样是一种痛苦。所以老子说“人之大患是在我有身”。庄子也说，说“大块”，就是天地、宇宙，“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它赋给我们一个形体，而用生活中种种的劳苦、忧患，来形成我们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一种解脱，这是叔本华的哲学。王国维就用他这样的哲学来评论《红楼梦》，所以他第一章就是讲到人生的欲望，而追求这个欲望的解脱。
王国维就说，说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孟子》里边“告子”的那一篇也曾经说过，说“食色性也”。“食”就是饮食，“色”就是男女。因为人就是，宇宙生下来我们人类，人类就是我们天生来的，我们无可逃避的。饮食是你个体的生命的延续，男女是你种族的生命的延续。所以就是说，人生就是说天生下来就给你一种生存的本能，你个体的生存，以及你族类的生存，是天生来给你的这种本能。可是王国维认为，他说人生果然是有目的的，宇宙给我们这追求生存的这种本能，而追求的生存，果然人生是有意义的。追求这个问题，他认为，生活的原始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他说，从宗教的哲学来说，【创建和谐家园】教说，那是亚当夏娃在禁园之中尝了禁果，是由罪恶而产生的。所以他说，人生就是要如何从你这种痛苦之中脱出出去。我们大家不见得完全同意王国维的这种说法，就是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就是生存的欲望，有了生存的欲望，所以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你既然有了生存，你就为了你个人的生存，为了你种族的生存，而终日在忧患劳苦之中，这是王国维的想法。我们不见得同情他的想法，就是他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认为人生就是欲望，就是痛苦，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就从这个观点，就从叔本华这个观点，来看《红楼梦》。
《红楼梦》的精神，《红楼梦》的意义价值在哪里？《红楼梦》的精神。他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就是你为什么要在忧患困苦之中忙忙碌碌地生活？所以《红楼梦》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怎么样解脱？是“存于出世 ，而不存于【创建和谐家园】”。解脱的道是你真正战胜了，你战胜了人生的欲望，你摆脱了人生的欲望，所以你是出世，而不是【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属于你仍然在痛苦之中没有解脱，你是为痛苦而【创建和谐家园】的。所以他说，在《红楼梦》里边，像尤三姐的【创建和谐家园】，他说她是为了她追求的那个感情，她不能够得到，是她的欲望的痛苦，使她【创建和谐家园】的，她没有脱除她的欲望，所以这种【创建和谐家园】不是解脱，解脱是真的就是看破红尘，摆脱了你的欲望，战胜了你的欲望，这才是解脱。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可是这个解脱的道理，虽然你最后都是解脱了，而《红楼梦》所说的这些解脱，最初都是皈依了佛门，就是佛教的宗教，所以让你泯除人生的一切的欲望。所以佛教让你脱除所有的这些尘世的羁绊，脱除你所有的欲望，恢复到你灵明的本性。所以如果你虽然是【创建和谐家园】，你消灭了你的身体，但你没有消灭你的欲望，你就没有能够得到解脱。那么我们从外表上看起来，《红楼梦》的惜春、紫鹃、宝玉都是出家了，可是他说这种解脱，还有两种分别的不同。他说惜春和紫鹃是由于观他人之痛苦，是因为她是一个旁观者，紫鹃是个旁观者，是紫鹃看到了宝玉和黛玉的这种种的生离死别的痛苦，然后紫鹃观他人的痛苦，惜春也是观到大家庭的种种悲欢离合的痛苦，所以观他人的痛苦而觉悟的，这一种觉悟是一种宗教性的觉悟。可是宝玉不然，所以宝玉之解脱是他亲身经历了、真的感受到了是自己的痛苦，真的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然后解脱的。他说这个是文学的、是艺术的，旁观的完全理性的觉悟，那是宗教的，你透过了痛苦的感受而觉悟的，这是文学的、是艺术的，是有一种悲剧的精神。佛教所以还讲一个故事，说“透网金鳞”，佛教有很多语录都是这些高僧大德们谈话的记述。
说有两个僧人，两个和尚在一条水边散步，渔人在那里撒网来捕鱼，把很多的鱼都捕到网里边去了，有的鱼的生命力比较弱的，就被网住了，可是有的鱼的生命力比较强，就在网里边挣扎、跳跃，然后就从网里边跳出来了。有一个和尚就说了，说 “俊哉，透网金鳞”。俊就是美了，我们北京的俗话说“俊”，真是俊，这真是美。是透网的金鳞，是已经被抓到网里边去而能够跳出来的这样的鱼。那旁边一个，另外的一个僧人就说了，说“何似当初不曾入网”，说如果它当初就没有被捉到网里去不是更好吗？第一个和尚就说了，说师兄“你欠悟在”，你缺少觉悟，没有进到网里去的这些鳞，你一旦被网住了，你能不能跳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没有进过网的鱼，你真正被网住了，能不能跳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虽是被网住了，然后再跳出来的，那是艺术的、那是悲剧的、那是文学的。所以他说，《红楼梦》的精神，这是王国维的说法，他说就是贾宝玉是真正能够从自己的痛苦的感受之中解脱出来的，所以《红楼梦》的主角一定是贾宝玉。
还有一种人，《红楼梦》也提到她。这就是因为前几天，我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红楼梦》里的【创建和谐家园】不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解脱是出世，是摆脱这个欲望。可是大家都知道，王国维最后怎么样呢？王国维最后自沉了，他在昆明湖的鱼藻轩前投水自沉了。所以前几天我就看了一个人的文章，就讲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不存于【创建和谐家园】，可是王国维为什么自己后来【创建和谐家园】了，就是他自己对于叔本华的哲学，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红楼梦评论》所提出来的解脱的精神，他没有做到，他怎么会他自己【创建和谐家园】？他自己没有做到解脱。可是《红楼梦》里边就还透露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消息，《红楼梦》就说，说是像尤三姐这些人【创建和谐家园】，像投井的金钏这些人【创建和谐家园】，这些人都是没有摆脱欲望，所以这不是解脱。《红楼梦》里面还有一个人也是【创建和谐家园】的，就是贾母的那个侍女，鸳鸯，贾母的侍女鸳鸯，是因为后来贾赦一定把她要纳为侧室，鸳鸯不愿意做贾赦的侧室，所以在逼迫之下鸳鸯就【创建和谐家园】了。王国维没有说到鸳鸯也是一个解脱的人，因为鸳鸯还是【创建和谐家园】了，不是出世。可是他说，一个转折，他说鸳鸯虽然是【创建和谐家园】了，这是因为环境的逼迫，因为贾赦一定要把她纳为侧室，她是不得已【创建和谐家园】的，如果没有环境的逼迫，他说像惜春、紫鹃这样的行为，鸳鸯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鸳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于贾府的盛衰兴败，悲欢离合，鸳鸯有了一个透彻的觉悟，鸳鸯不愿意再进到这个人世的饮食男女的大网之中，而是她后来是被逼迫，在这种环境之中不得已而【创建和谐家园】的。如果不是有贾赦他们这样的逼迫，那么鸳鸯，他说应该也是可以做到出世解脱的。我现在在想，王国维先生的【创建和谐家园】，虽然在前些天我看另外一个人的文章，在批评，说王国维存于出世，不存于【创建和谐家园】，他怎么【创建和谐家园】了？我认为王国维可能应该属于鸳鸯这一类。就是王国维呢，他自己本身对于人生的痛苦，有一种出世的觉悟，可是那是当北伐的前夕，当北伐的前夕，传言说，说如果北伐军进入到北京城以后，会有怎么样怎么样一种，对于这保守的、顽固的、守旧的有怎么样的迫害。王国维这个人，所以他是矛盾的，我说智与情，我们开头就说了，王国维他的本性，一个很基本的性格，他理智与感情的兼长并美。这种性格在研究学问上有好处，他既有感性，又有智性。可是在人生上，他就不能够做出一个果断的决断来了。王国维并不赞成后来的溥仪受日本人的利用，要组织伪满的满洲国，可是跟王国维合作的罗振玉是要一心协助这个溥仪组织那个伪满洲国的。所以王国维跟罗振玉在研究学问上，合作数十年之久，最终两个人交恶，就这一点点的观念不同。王国维是在理性上，知道不应该拥护这个伪满，尤其不应该依托日本人的势力，来组织伪满洲国，可是王国维就是在革命以前，他就已经入宫做了溥仪的师傅，而溥仪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童子，所以他认为清朝亡国的罪过，不在溥仪，溥仪是一个不幸者，生当亡国之时，做了亡国之君。而王国维既然做他的老师，所以他对他有一份感情，不能够决然竟去，这是他的矛盾。他不像那些遗老，那些人还要拥护溥仪，再建立什么国家，还在那个小朝廷之中争权夺势，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在感情上，他没有办法，他就是有一份这种师生的感情。“我”曾经对他有过感情，“我”没有这一种决断，跟他就决然地断绝，这真是王国维的他智与情矛盾的痛苦。如果真是北伐军来到燕京，把他当做遗老来治罪的时候，他辩也不是，不辩也不是，可是他的心情又不是一个真正地拥护溥仪的遗老的心情，所以他矛盾痛苦，他无法解决，他是智与情两种的矛盾，所以他是环境的逼迫。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说是北伐军要进城了，会对某些人是不利的，如果不是有这种环境，他也许不至于【创建和谐家园】。而他也许，我又说了，王国维说得很理性，说人生是存于解脱，他就是我们说“看得破，忍不过”，古人说。在理性上，“我”都知道，应该是出世，可是在感情上，“我”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看得破，“我”忍不过。“我”下不了这样的手段，“我”下不了这样的决心，所以他【创建和谐家园】了。所以说，能不能按照他所说的鸳鸯的那个例证，说是他内心也可以出世，只是因为在外界的环境之下，不得已选择了【创建和谐家园】，能不能这样说，这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能起王国维于地下来询问他，这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他说《红楼梦》的精神是存于解脱。
他说在中国的小说戏曲之中，中国人一般是乐天的，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可是呢，《红楼梦》是悲剧的，是贾府也败亡了，黛玉也死去了，他说《红楼梦》是悲剧的。而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从叔本华的哲学来看，他说文学里边最高的成就，就是诗歌，诗歌里边最高的成就就是悲剧。不但叔本华这样说，是比叔本华更早，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诗，就叫做《诗学》，他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说，说希腊的古代的悲剧的精神，是一种文学上的美学上的最高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悲剧是告诉人，是恐怖的，罪恶的。他说，你看shakespeare莎士比亚，所写那个《麦克白》，还有《哈姆雷特》，都是悲剧。所以最伟大的悲剧是把恐怖和罪恶展现在人前，是当这些观众面对这些恐怖罪恶的人生呈现的时候，就可以洗涤你的精神，洗涤你的什么精神，洗涤你对人生的，正是贪婪欲望，而为了欲望不惜一切为非作歹，去犯罪、行邪恶的这样的精神。因为你看到了，看到了人生的悲剧，看到了人生的痛苦，所以，悲剧是洗涤人的精神的，悲剧使你从欲望痛苦罪恶之中超脱出来。所以那是悲剧的精神，是文学的精神。而这种悲剧的精神，也是美学的精神，所以他第三章说，美学的精神，那是因为《红楼梦》所写的是一大悲剧，他说《牡丹亭》，《牡丹亭》没有超脱，《牡丹亭》是欲望，《牡丹亭》的杜丽娘游园惊梦，还不是说现实的男女的爱悦，只是梦中见到一个男子，从此就为他死去了，这真是欲望，真是痴欲，而《牡丹亭》最后还给它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西厢记》有长亭送别，后来有《后西厢记》《续西厢记》，最后还是张生跟崔莺莺两个人结婚了，所以中国是喜欢大团圆的，喜剧的，中国所缺少的就是悲剧的精神。他说还有另外一个戏剧，有一点点悲剧精神的意味，那就是《桃花扇》，《桃花扇》的侯方域，跟李香君。可是王国维说，因为这个侯方域跟李香君是在明朝的败亡的战乱之中，两个人分散了，而李香君跟侯方域的爱情始终不渝，中间曾经有人要逼迫这个李香君跟另外一个人结合，李香君就碰破了她自己的头，所以她的血点洒在扇子上，所以被后人点染成为桃花扇，这是爱情，这是欲望。可是最后说是等到最终侯方域跟李香君经过千辛万苦死生离别见了面，因为道士的一句话，两个人居然就觉悟了，没有结婚，都出家了。王国维说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所以《红楼梦》这个悲剧贾宝玉自己在感情的痛苦中，这才是真的悲剧。《桃花扇》说是两个人这么坚贞的爱情，经过死生离别，经过朝代的更易，最后因为道士的一句话，就点破了痴迷，就出家了，这是不可相信的。因为他说《桃花扇》所要写的，不是人生的真正的悲剧，《桃花扇》所要写的是历史的，是政治的，是明朝的败亡，它所要写的不是人生，不是悲剧，只是用侯方域李香君把这个故事贯穿起来而已，所以它不是属于《红楼梦》这个层次，而《红楼梦》这个层次，才真正是悲剧的精神。可是所谓悲剧，就是古希腊的悲剧，它所谓这个悲剧的形成，又有三种不同的情形形成了悲剧。
第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小人的拨弄，有恶人的拨弄。比如说秦桧，陷害了岳飞，风波亭父子归天。这是因为小人的拨弄，由于恶人的陷害，而造成的悲剧，这是一种悲剧。还有一种悲剧是盲目的，是偶然的，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原因的命运的悲剧。我是9月2号才回来的，9月1号从加拿大上的飞机，就在我上飞机的前几天，我看新闻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后面载了一个人，这个车行得很快，这真是盲目，真是莫知其为而为，忽然一个电线掉落了，就把后面这个人勒在脖子上，居然把他的头割断了。他还抱着前面人的身子，这个摩托车后面是一个无头的死尸，这真是悲惨，真是可怕，这是盲目的。这个不是一个恶人小人的拨弄，不是，这个只是你莫知其由来，就是无缘无故地掉下一条电线，无缘无故地就恰好掉在他脖子上，把他头割断了，这真是盲目的悲剧。而第三种悲剧，没有一个小人恶人的拨弄，也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可怕的命运的忽然间的降临。就是在寻常的人世之间，寻常的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没有意外的事情，也没有邪恶的小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说《红楼梦》的悲剧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黛玉跟宝玉两个人相爱了，那个时候，当黛玉的母亲去世了，把她送回到她的外婆家里边来，而宝玉是她的表兄，表兄妹之间两小无猜，自然产生了感情，那后来薛姨妈带着宝钗过来了，也是亲戚的关系，也是表兄妹关系。一个是姑表的关系，一个是姨表的关系，那么在两两相形之下，林黛玉的身体比较软弱，比较不够健康，而且呢，性情比较狭隘，而宝钗这个人，身体比林黛玉健康，而且宝钗善于做人。你看《红楼梦》写薛宝钗，如果跟贾母在一起看戏，她点戏的时候，不是点她自己喜欢的戏，她就琢磨贾母喜欢什么戏就点什么戏。吃饭的时候，如果点菜的时候，她也琢磨贾母喜欢什么样的菜，她就点什么样的菜。而黛玉这个人没有这样的心机，尤其是宝钗扑蝶的时候，她听到人家小红她们私语，等小红要开窗的时候，她恐怕被人误会，她听到这个话对她不利，她喊的是什么？她喊的是“黛玉你跑到哪里去了”？让人家以为是黛玉偷听这个话，所以薛宝钗真是善于做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贾府之中上自贾母，下至宝玉最亲近的侍女袭人要选择，当然都选择薛宝钗了，这是一种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不是有恶人的挑拨，也不是谁要故意陷害谁，就是人情事理，自然而然就如此了。所以他说，《红楼梦》的悲剧就是在这种人世之间没有恶人的挑拨，没有意外的灾祸，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悲剧，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第四章，他说的是伦理学上的价值。因为他说，按照伦理学来说，就是世界上，刚才我说的，世界人的生存全然没有合理的依据，他说是全然没有合理的依据。王国维真是一个悲观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他曾经在他早期的杂文之中，写过三篇文章。他这些文章都是推求人生的意义，一篇文章叫做《论性》，我们说性善性恶，那个性。他怎么说？他说“呜呼，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世界上有善有恶，善恶两个相对立，这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到的，有善有恶。自生民以来，自宇宙有生物有人类以来，一直到现在，他说世界上的种种事情的发生，常常都是善与恶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处处都存在这样的善恶两方面的斗争。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都是因为这种善恶的思想而引起来的。历史所记载的，诗人所吟咏的，都是这善恶二性的斗争，而善恶的二性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斗争。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是从王国维对于人生的反思他所下的结论。
王国维还写了一篇文章，《释理》，就是道理的理，他说什么是“理”呢？一个就是理由，还有一个理就是理性。在伦理学上所谓“理由”，就是动机。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你的理由，所以这个理由就是你做事情的一个动机。他说如果把理由，做事的理由看成一个动机，那么你善是一个动机，恶也是一个动机。你问那些恶人你为什么这样做，他有他一个理由。所以如果从理由来说，善是一个动机，恶也是一个动机。如果从理性来说，什么叫理性，理性就是分析、思辨的能力，你把它说出一个道理来，理性是思辨的能力，他说理性就是对于行为的一种解释，你行善你可以说出一套道理来，你行恶也可以说出一套道理来。所以这个对于人生的解脱，从性来说，善恶一直斗争，是没有解脱的。从理来说，一个是理由，一个是理性，都不能给人以解脱。好，他又做了第三篇文章，这都是王国维的，王国维的第三篇文章就写的是《原命》。他说什么是命？命也有两个道理，他说一般所说的命，说我们的福禄寿夭，是天生来的，这个叫做定命。这都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挽回的。所以他说，你无论是从《论性》来说，无论是从《释理》来说，无论是从《原命》来说，你都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人生的解脱就是你自己从你的欲望罪恶痛苦之中跳出来能够出世，善莫大焉。所以这种解脱就不但是有悲剧的美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同时有了伦理上的价值和意义。
第五章，最后他是对于研究红学的人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他的《馀论》。其实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刚才我已经说了，他发表的时候，是1927年，1927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界还没有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理论，而用西方的理论写一篇非常有逻辑思辨性的论文，还没有。所以王国维是第一篇能够用西方的哲学、文学的理论而写出来一种有章法、有组织、有逻辑、有思辨性的论文。他这篇论文比蔡元培先生所写的《石头记索隐》早了13年，比胡适先生所写的《红楼梦考证》早了17年，比俞平伯所写的《红楼梦辨》早了19年。其实在这些人所写的索隐、考证之前，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里边已经提出来了，他说，一般研究红学的，红学家的兴趣，完全集中在考证，说《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谁。我们中国向来讲文学批评喜欢牵连本事，说这个诗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作者是谁，里边提供的主角是谁，所以是完全考论《红楼梦》的主人公。而一篇文学的作品，不在它写的是谁，而在它怎样去写。所以他说，考证《红楼梦》的故事的，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他说，因为小说、文学，文学是要追求一种美学跟伦理上的价值的，而不是考证这个故事的本事的。所以有人说《红楼梦》是反映清朝的政治的，有人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有人说《红楼梦》里面薛宝钗是影射什么人，林黛玉是影射什么人，贾政是影射什么人，给它加以很多的考证。当然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考证，说《红楼梦》是反映阶级斗争的，这是贾府为富不仁，这些做官的这些贪赃枉法的，是反映这种政治上的【创建和谐家园】和罪恶的。而《红楼梦》之了不起，正因为它是一个含蕴丰富的作品。我们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苏东坡的诗。说你横着看就是岭，你直着看就是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以《红楼梦》的好处，就是你从各个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来。王国维也看出，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所看出来的悲剧解脱，这样的一个道理。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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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评赏南唐二主词 -叶嘉莹
t，xt，小，说，天，堂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09：52
主讲人简介：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60年代，叶嘉莹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9年回到祖国任教。【创建和谐家园】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著有：《迦陵文集》十卷，《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卷。
内容简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妇孺皆知的名句，出自南唐著名的皇帝词人李煜。李煜是南唐的第三代国君，历史上称他为李后主，他２５岁继位南唐国君，当时的南唐已经岌岌可危，他却委曲求全，纵情声色，在他３９岁时，南唐终于被北宋所灭，李煜被宋军俘虏，过了二年多的囚徒生活，最终又被宋太宗赐药毒死。李煜虽然在治国上才能平平，却在中国词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和李煜有着同样出众才华的还有一位皇帝词人，那就是李煜的父亲李璟.李氏父子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词人，李璟的遭遇虽不及他的儿子李煜悲惨，但在治国上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李璟是南唐的第二代皇帝，南唐列祖死后，李璟继位，拥有江南、江北三十多个州的土地，称霸江南。成为除中原以外，十国中之最强者。但李璟没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国力，而是致力于词的创作。李璟是一位十分有才华的风流天子，写得一手好词，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像冯延巳这样的既是【创建和谐家园】又是大词人的文人名士，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空间，但李璟的词传世的不多，仅存四首，《摊破。浣溪沙》是李璟存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对李璟和李煜的词，著名学者、古典诗词研究家叶嘉莹教授又是如何评价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全文）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妇孺皆知的名句，出自南唐著名的皇帝词人李煜。李煜的词在中国词史上可以说是个异数，李煜是南唐的第三代国君，历史上称他为李后主，李煜从小就与众不同，不仅文章出众，而且擅长书法和绘画，通晓音律，造诣很深，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足的不称职的国君，他２５岁继位南唐国君，当时的南唐已经岌岌可危，他却委曲求全，纵情声色，在他３９岁时，南唐终于国破，他被宋军俘虏，过了二年多的囚徒生活，最终又被宋太宗赐药毒死。李煜虽然在治国上才能平平，却在中国词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王国维先生曾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这样评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位皇帝词人为什么能如此受到王国维的肯定？有李清照之誉的叶嘉莹先生又是如何评价李煜的词呢？
因为词本来就是歌词之词，都是写给歌女去唱的，是歌词之词，可是你看李后主写些什么呢，我们看李后主写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李后主之所以不同了，李后主写的不再是歌词之词了，李后主写的是他自己破国亡家的悲哀，小楼昨夜又东风，是我的故国不堪回首在月明中，所以王国维说，李后主是变伶工之词，伶工就是演奏音乐的人，伶人演奏音乐的，歌唱的奏曲子的人。就是配合着当时的宴乐歌唱的曲词，所以作者写的都是那些美女跟爱情，作者不是言志，不是说他自己的感觉和感情。可是李后主站出来写他自己的感觉和感情，所以他就改变了伶工的词，成为士大夫的词。士大夫就是自己写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曹雪芹为什么打破了旧小说的传统？旧小说写历史、写传闻、写神话，都不是自己，与作者无干，可是曹雪芹写的是他自己亲身对于人生的悲欢离合的一段深刻的体会，是出于自己深刻的体会。他不得不写，他不得不说，所以他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李后主经过破国亡家的这种惨痛的遭遇，他心里边有这样的悲哀感慨，不能不说。所以当他写歌词的时候，不再写歌女的歌妓酒女的词了，而把他自己的悲哀写出来了，所以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是中国词演化上的一大转折。所以后来才有苏东坡，所以后来才有辛弃疾，不再是给歌女写歌唱的词，是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自己的话，这是李后主之了不起的一点。
还有一点，王国维又说了，“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创建和谐家园】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创建和谐家园】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创建和谐家园】单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句话说得很妙了，李后主一个亡国之君，王国维说他居然有释迦、【创建和谐家园】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如果从释迦、【创建和谐家园】的宗教的哲理来说，李后主就是个罪人，他一天到晚耽溺在酒色之中，笙歌享乐之中。他没有解脱，他没有政务，他没有从他罪恶之中脱出，他怎么能担荷我们人类的罪恶？所以这句话王国维是个比喻，就是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为众人的罪恶而死的，用我的鲜血洗尽了所有人的罪恶，释迦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度众生我誓不成佛。我愿意担荷，我愿意为众生的痛苦，众生的罪恶而担荷。李后主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释迦，也不是【创建和谐家园】。王国维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悲哀，都有我们的痛苦，都有死生离别，而李后主把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悲哀都写出来了，这是王国维的比喻的意思。不是说它就担负我们的罪恶，就是说他一个人把所有我们众生的悲哀都写出来了，李后主怎么把我们众生的悲哀都写出来了。
我们先看他一首小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不是写的所有的人类嘛，是人生，不是个人，是他整个的人生。为什么这首小词能够写出我们整个的人类的悲哀？你看他怎么写的，这么短的一首小词，能够写出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悲哀。“林花谢了春红”，李后主这个人真是个天才，这么简单，这么直接，而他真是掌握了要点。他用那么浅白的话，没有雕章琢句，没有用什么古典，什么典故，什么历史，没有。“林花谢了春红”，这六个字真是写得好。“林花”满林的花，都谢了，“谢了”是已成的事实，完全凋谢了，林花就谢了，“谢了”如此的大白话，而“谢了”两个字包含了这么深的悲哀，完全凋零净尽了。满林的花都凋零净尽，什么花？林花谢了，林花谢了是春红，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红是最鲜艳的颜色。充满了生命的，那么鲜艳的颜色，这么美好的春天的红花。满林的花，“林花谢了春红”，真是“眼见它起朱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三个字，是他的感觉，为什么这么短暂？这么美好的生命，为什么如此之短处无常？太匆匆，多么白话的简单的三个字。里边有两个是叠字“匆匆”，真是太匆匆，你除掉了这么白话简单的“太”字，你还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真是太匆匆。这“太匆匆”三个字，充满了他的惋惜和悲哀，“林花谢了春红”，真是太匆匆，这是说到我们的生命是短暂无常，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尽的，都是短暂的。那么你说如果人生的悲哀只是短暂只是无常，大家都想一想，我们在国内的那些老同学，也跟我说过，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经历了多少事件？我们个人经历了多少生活上的各种的经历？有人问到我对于人生的看法，我不是也说了我对于人生的看法嘛。我到台湾结婚第二年，刚刚生下我第二个女儿，我先生就被关起来了。第二年我的女儿没有满周岁，我带着吃奶的女儿都被关起来了。我们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件？所以林花岂止是谢了春红，太匆匆，你还无奈，朝来的寒雨是晚来风。那花开本来花无三日红，本来也许只有三天美好的日子。凡是在诗词里边朝暮的对举的，都是周边普遍的意思。不是说早晨有雨就没有风，晚来有风就没有雨。所谓朝来寒雨晚来风，是朝朝晚晚雨雨风风，你在短暂的人生之中，你经过了多少悲欢离合，你经过了多少死生离别，所以无奈朝来寒雨是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你看今天那树上的几朵残花，那红花的颜色，像女子胭脂的脸，花上的雨点，就像女子的胭脂，脸上的泪痕。胭脂泪，相留醉，像美人一样的花，带着她的胭脂上的泪点，她流泪，为她喝一杯酒。就是冯正中说的“日日花前常病酒”，就是杜甫说的“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 莫厌伤多酒入唇”。今天还有这朵花，你为什么不为它喝一杯酒了？也许明天连这朵花都没有了，所以“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什么时候这个花再回来？你说不错，明年。明年还有花开，可是古人的诗说得好了，还不是古人的诗，王国维的诗，说“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看今年树上又开花了，那不是去年的花了，去年的那个花的生命永远再也不回来了。所以胭脂泪，相留醉，真是几时重。他这么短的一首词，写尽了我们人生的所有的悲哀，所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也是无可挽回的，“人生长恨水长东”，所以这是王国维说的李后主俨然有释迦【创建和谐家园】担荷人类罪恶的意思。因为他写出来所有的，我们生命的短暂，这样的悲哀和痛苦。
《红楼梦》是个悲剧，今天我们又讲到，李后主“人生长恨水长东”还是个悲剧，有朋友问起我一个问题说，说你说了，曹雪芹对于人生的看法，王国维对于人生的看法，李后主对于人生的看法，你叶嘉莹对人生看法呢？我刚才说，我不但经历了我先生被关起来，我的女儿被关起来的这些遭遇，而且跟我一同被关起来的那个女儿。在结婚以后的第三年，跟我的女婿一同出了车祸不在了。可是你们今天看我都很好，我八十岁的老人，每一年漂洋过海到各地方讲授古典的诗词。我是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你要只看到你自己个人，你的生命、你的得失、你的祸福、你的生存你是短暂的。但是如果你以你短暂的生命为我们这个绵远的久长的，一直在历史上绵延下去的文化，做出一点事情来，你就尽到了你的责任。
中主词传下来很少，最有名的一首词，就是他的《摊破。浣溪沙》，我们还是先看他的词，说“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 倚阑干”。我们说词都是写相思怨别的，所以这首词也是写相思怨别的，写的是一个闺中的思妇。菡萏就是荷花，说荷花的荷香已经消减了，荷花已经零落了，翠叶就是荷叶，荷叶也已经残破了。西风就是秋风，秋风带着哀愁从水面上吹起，在绿色的水波之间吹起来了，那是一年的秋天了，所以这些植物，荷花、荷叶都憔悴零落了。他说荷花荷叶的憔悴跟女子的容光的憔悴一样的憔悴，古诗十九诗说的“思君令人老”，在相思怀念之中，这个女子就衰老了。韦庄也写过一首词，说“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说劝我早一点回去，我所爱的那个女子，她劝我早一点回去，说你要记得在绿窗之下，有一个期待你的人，这个人是似花，像花一样美丽的人在等待你回来。可是像花一样美丽的人，也像花一样容易憔悴，也许不用说你不回来，就算你回来，大家都是苍颜白发了，那美丽的韶光永远不在了。所以这是闺中的思妇看到草木的零落。“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他说这个女子，白天是看到菡萏荷花，荷叶的零落，想到自己的憔悴，晚上就做梦，“细雨梦回鸡塞远”，窗外的一阵雨声把她的梦惊醒了，她梦到鸡塞，鸡塞就是前线，就是前方。所以这是一个闺中的思夫怀念远方的征人。唐诗有两句“誓扫匈奴不顾身，无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怎么样？“犹是深闺梦里人”。她的丈夫可能早已成为无定河边的一堆白骨了，可是他的妻子“犹是深闺梦里人”，仍然是每天梦见他。她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战死在沙场了。所以这个女子就梦到鸡塞，这一句词有两种可能，是梦回，梦醒了才知道鸡塞那么遥远，以为是梦中，梦中她见到那个征人回来了。韦庄词说过，“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梦醒了才知道那个征人还在那么遥远的鸡塞，“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我醒来以后，再也不能成眠了，所以就吹笙来排解，一直吹到这个玉笙都寒冷了。因为据说如果懂得中国音乐的，说笙要暖笙，东风日暖闻吹笙，这笙上要有一个芦苇的薄膜，那个薄膜要在暖气之中吹出来的声音好听，冷了就不好听了。他说现在这个玉笙已经寒了，已经这个曲子吹了那么久了，“小楼吹彻玉笙寒”，而征人远在鸡塞，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还乡。所以“多少泪珠何限恨”。滴不段的相思血泪抛红豆，所以多少泪珠是何限恨，一直到天明，天明以后如何依栏杆，又靠在栏杆上。靠在栏杆上干什么？遥望远方，遥望远方的征人，温庭筠写过一首小词说“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倚栏是为了望远，望远是为了期待远方的征人，所以“倚栏”是一种期待，温庭筠说梳洗罢，我要把我自己打扮得这么美，等着我所爱的人回来。就“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每一个船过来，我都希望船上有我怀念的人，“过尽千帆皆不是”，一千条船都过去了，“皆不是”，没有一个是我所盼望的人回来，“斜晖脉脉水悠悠”。从早晨一直看到日落，斜晖脉脉、流水悠悠，这个人没有回来，所以她说是倚栏杆，是第二天的盼望。每日的盼望，每日的落空。好，这首歌词我们讲了，你看王国维说什么。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南唐中主李璟的评语，说“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解人之不易得”。如果刚才我讲完这首词，如果请大家不要看王国维的评语，我如果要问你们，说是南唐中主的这一首的词，你最喜欢哪两句？你觉得哪两句最好？王国维说，一般人都以为“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最好，因为这两句是对句，对得这样工整，对得这样美丽，写相思怀念的感情是这样动人。“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不但我们这么以为，南唐作词的风气很盛，中主后主都写词，冯正中也写词，所以他们君臣之间谈话就谈到词。这个中主就说，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因为冯正中写了一首词，说一阵风吹起来，把一池春水吹皱了很多波浪。中主说这与你什么相干？你写这个风咋起吹皱一池春水，与你什么相干？这不【创建和谐家园】的事嘛，这是君臣之间开玩笑了。冯正中马上就回答了，中主毕竟是国君，他说“为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他说我这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然比不上你所写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所以从冯正中就说这两句是好的，可是你看王国维眼光不同。王国维说古今从冯正中一直到我们，都认为“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两句好。他说古今都欣赏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是解人正不易得”。就是真正懂词的人真是不容易找到，我们这些只知道欣赏“细雨梦回鸡塞远”的，我们都不是真正懂得词，王国维说哪两句好？王国维说开头两句好，“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他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现在你要注意到了，就是我说的，王国维说他不是讲词的内容，不是讲词的里边的情事，写的是什么感情，写的是什么故事，写的是征夫思妇，不是。他是说在这个词的语言里边包含了一种境界，给读者很多的感发和联想的，非常丰富的一个东西在里边。王国维是有这样的眼光，看到词里边的这种境界的，王国维他们所开辟出来的，这条欣赏词的路子，都是让你从词里边，看到非常丰富的言外的没有说出来的意思。说出来的都不算，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当然，中主这首词写的是一首思妇的词，“细雨梦回鸡塞远”，写得很明白。我们都可以讲得清楚，是她梦见了她的丈夫从鸡塞回来了，外面下起雨来了，雨声把她惊醒了，发现她的丈夫还远在鸡塞，所以她就吹玉笙来排解她的忧愁。这个我们都可以讲，这个我们都说他也写得很好，可是王国维就从“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的两句，看到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一种感慨。“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是出于屈原的《离骚》。《离骚》说什么呢？他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说我就只培养了蕙草，我又种了九亩的兰花，九畹，九块地，他说我就种了九畹兰花，我又栽培了香草，种了一百亩的香草，“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我就希望我的兰花蕙草，长得茂盛，有一天我能够收获这么多美丽的鲜花，可是结果兰花也【创建和谐家园】了，蕙草也【创建和谐家园】了。他就说“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他说我看到我的兰花蕙草【创建和谐家园】了，我当然悲哀，可是我不是为我自己一个人的兰花蕙草【创建和谐家园】悲哀，“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虽然我的兰花蕙草枯萎了，死灭了，何尝我不悲哀，我所悲哀的是什么？是众芳之芜秽。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种出，没有种活，兰花跟蕙草？我一个人我要完成的没有完成，我要种的兰花蕙草都【创建和谐家园】，我不为我个人而悲哀，“哀众芳之芜秽”，为什么所有人的兰花蕙草【创建和谐家园】都不说，所有世界上的鲜花为什么都【创建和谐家园】了，为什么让这个社会上这种虚伪的罪恶的这样流行？那些美好的都到哪里去了？屈原之所以哀伤，因为屈原生在楚国，而楚国当时是危亡的，众芳芜秽还有美人迟暮，美人迟暮也是屈原说的话，“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说太阳跟月亮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落下去，这么匆忙，它从来也不停留，春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所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我亲眼看到那花草树木的飘零，枯落，我知道了。他说是草木之零落，我悲伤草木的零落还不说，恐美人之迟暮，我看到草木生命的短暂零乱，我就悲哀那美人，那么美丽的人，有一天也会迟暮，也会衰老。你说你悲哀的是美人迟暮，那不美的人，迟暮，悲哀不悲哀，如果说每个人的迟暮，都是悲哀的。“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也不曾饶”。你贵为帝王也不成，衰老死亡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那美人的迟暮悲哀，我们的一般人的迟暮悲哀不悲哀？为什么要说美人？你要知道屈原的美人是意有所指的，屈原的美人，是一种才德美好的人。
而现在，王国维居然从“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看到屈原这样的悲哀。当时的南唐众芳芜秽，因为南唐已经是个必亡的国家，无可挽回了，而中主也好，冯延巳正中也好，你的才能能够完成吗？你的才能，冯正中的才能，他对于南唐无可挽回了，以中主的理想他也不可挽回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而凭什么？王国维凭什么从“菡萏香销翠叶残”就看到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我又要讲一个西方的文学理论了，西方的文学理论本来就是有一种理论，就是讲符号学。因为语言就是一种符号，所以西方有一种学问就叫符号学，就是研究作为语言的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有非常微妙的作用。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给人很微妙的感觉，一篇文学作品，一首诗，一句诗，它感动你的力量在哪里？在那种非常微妙的作用，你看这首词的第一句，“菡萏香销翠叶残”。我刚才讲了，那就是荷花的香气已经消减了，荷叶已经残破了，如果我不用“菡萏香销翠叶残”，我说“荷花调零荷叶残”，这意思完全一样，可是我如果说“荷花调零荷叶残”，就不能够像王国维说的给人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觉。因为“菡萏香销翠叶残”，它那种微妙的作用，菡萏就是荷花，是荷花的别名，可是你用荷花还是用菡萏。如同我们说一个美人，你是用美人你还是用美女？你还是用佳人？你还是用红粉？你用哪一个字？哪一个字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菡萏，菡萏是《尔雅》上的句，《尔雅》上说荷其花菡萏，是非常古雅的，而古雅就给我们一种距离，一种高远，一种典雅，一种珍贵的，一种感觉。荷花日常的语言，荷花调零荷叶残，你就觉得这是寻常的一种寻常的事物，所以是菡萏，我说荷花调零就是调零，可是它不是说调零，他说“香销”，“香销”两个字是双声，那个香气就慢慢消失了，“菡萏香销”你说“荷叶残”，这也是寻常的语言，你说“翠叶残”，“翠”字就给人一种美丽的颜色的感觉，而且你可以联想到珠翠、翡翠、翠玉，一种珍贵的感觉，你这样从显微结构来看，这一句词菡萏的古雅，香的芬芳，翠的珍贵，一连串都是珍贵的、美好的、芳香的，这种形容词和名词，而中间只有两个动词，一个是“销”一个是“残”，众芳芜秽，就是所有的美好都消失了，都残破了。所以“菡萏香销翠叶残”，所以王国维他真是有一种感受，能够不是只看文字的文法的表面的意思，而是能从细微的精美的声音符号之间感受到这种威严，而且看到了双重的语境。眼前就是交给乐师王感化去唱的，一首征夫思妇的词。一般的歌词常常写征夫思妇，一首歌词，可是它里边就隐藏了有一种南唐的危亡的感觉。所以同样是讲美女跟爱情的词，就要看你所写的美女跟爱情里边有没有境界，所以词是以境界为最上的，有的词里边写的美女跟爱情就有境界，给你一种高远的理想，给你很多丰富的联想。有的歌词写美女跟爱情，就是很浅俗，美女就是美女，爱情就是爱情。就是因为词这种作品，很难衡量。不能够用诗跟文章的载道的言志的标准去衡量，所以你要看这首词有没有言外的意思。同样写美女，同样写爱情，有没有给你更高的一种理想？有没有给你很丰富的一种联想？有没有对你的精神有一个境界？有没有一种提升。对不起耽误你们很长的时间，谢谢大家。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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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谈散文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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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
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内容简介：
余秋雨说：把自己已明白的问题讲给学生，把不甚明白的问题交给学生讨论，把自己想不明白的写成散文交给读者共同探讨。今天余秋雨把他的散文创作的体会给了《百家讲坛》。
他说:我的《文化苦旅》那十多万字的书是散文不是论文。论文应有结论，而散文则可不必。评论家批评家攻击人不对，我只是提供评论的理论，提出未知结构，用文字来评论文学。《文化苦旅》写的是“人文山水”，余秋雨边走边写，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在行走中守望文明。
《余秋雨谈散文》 (全文)
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和这个未知结构之间的一个体会。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比较多元的人，我曾经讲过这句话，我说：我把我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因为我是个教授；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学术，因为我还写很多学术著作；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我有这个分工。我把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课堂上你对学生主要还是讲你想明白的问题，这和我们今天的演讲还不太一样，我要告诉他们已经有结论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大概也有很多是教师，想明白交给课堂。有可能想明白，但是现在还没有想明白，那我交给学术。学术，大家知道这个论据最后还有一段还叫结论，我通过我的努力以后，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争论，这是学术。对于有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又觉得这些问题带动了我的感情，我还是想不明白，感情带进去了，我交给散文，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角落，才可能把散文写好，就是和艺术创作有关了。所以我的散文当中有一些散文不好看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想明白了，那这下散文就不好看了，有一点想不明白的东西，又牵动感情，这个散文就比较的好一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写第一篇散文的时候的感觉，我原来搞学术，出了好多学术著作，什么时候触动我写第一篇散文呢？大家看我的《文化苦旅》就知道，第一篇就是叫《道士塔》。就是敦煌，大家想想看，那么多敦煌的文物，被斯坦因他们都拿走了，出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现在法国的巴黎，甚至出现在东京的博物馆里。敦煌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站在那儿，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学者，我觉得非常困惑，或者说非常两难。因为两个东西都在那儿，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兵荒马乱，如果他们不带走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了，因为这些敦煌壁画的洞窟里边，可能看到了很多烧了烟，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儿，在里边乱写。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拿走可能也没了，因为兵荒马乱，他们好多敦煌的经卷，敦煌的洞，发现以后那些经卷运到北京来，路上这个拿一把，那个拿一把，席子裹着。损失都很大，这个我们知道可能也就没了。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馆，当时得到保存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百年前，发现了这些东西，都拿走了，拿走了我们祖先了给我们的东西，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敦煌发现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并没有让外国人来研究，就靠我们的学者凭着甲骨文我们研究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商代。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是有研究水平的。我们还有能力保存它的，但是兵荒马乱太严重，在那么遥远的敦煌，保存可能又很小，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里面困惑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困惑吗？我不知道该不该拿走，我是个世界公民，我不认为当一个强盗，我如果他是帝国主义强盗，我这篇就写不好了，因为这很简单，帝国主义强盗拿走了我们的文物，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来，这个文章就写不好了，因为我这里面有未知结构，没有两难结构了，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吧，没有两难。如果说我另外一个结论，应该拿走，这个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拿走做全人类的保存多好，我这篇文章也写不好了，因为我心里没有两难，拿走就好了。现在好多青年学者说应该拿走，但是我的心中不是这样，我既不认为他们简单是强盗，他们也是学者，他们不是强盗，但是我同时又不认为他们应该拿走，当我两难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出现一个图像，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话，我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在沙漠上会拦住他们的车队，我会和他们辩论，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你们如果好是心的话，有没有可能帮帮忙运到北京，我们那儿有好多学者，和他们辩论。
但是当时也有好多东西运过来了，路上丢失那么多，北京也没有很好的保存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矛盾，如果真把这个车拦下来了，他真交给我了，这是当时幻想了，我把它拉到哪里去？我拉不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把他们放在哪里，拦下来的车队我让他放在沙漠里，我一个人只能蹲在沙漠里，大哭一场。我产生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一篇好的散文出来了，因为两难出现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写出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篇散文，我散文写作的开端，就是这样来的，而不是一般的写作。所以我一看到中学生的好多写作简单就是这样，他们是帝国主义强盗，中国水深火热，他们还趁火打劫，这个不是一篇好散文，文章也可以，不是一篇好散文，倒过来应该拿走，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为什么要保存它？好，这也可以，但是不算一篇好文章，因为它不牵动人的感情，它没法出现两难所造成的一种均势，就是均势。现在世界越来越开放了，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把巴黎和伦敦保存的敦煌的文物。我们都拍过来，我们的学者研究得很好，心理很平衡了吧，是心理可能平衡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读解它，也可以拥有它。
但是我这次到了希腊以后，心理又不平衡了，希腊的文化部长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的一封【创建和谐家园】，应该是这么说，他们的教授委员会写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封信里引了他们已故的一个文化部长的一段话，这段话，而且它们的逻辑讲得很严，就是说你那儿保存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个文物的名称叫巴特农文物，就像我们这个文物叫敦煌文物一样，巴特农在希腊不在伦敦，任何文物只有在它一个环境当中，它才有活力，它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当中，才有它的位置。那我马上想到敦煌，你们保存的不错，它的这个文物的名称叫敦煌文物，敦煌不在你们这儿，敦煌现在活生生还在中国，它只有放在那儿，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关系中，它才有生命力。我被希腊的人说服了，而且他们说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们希腊人，但是它是人民的遗产，你们一定要让它回到自己原生地，你才可能是最好的保存方法。这种话让我当时看了以后眼泪汪汪，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敦煌也是一样，就是这样的感觉，又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情感冲撞，因为好多年轻的学者跟我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西方立场，但是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人都没有这么看。所以在我看起来又对我的心头有一种冲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散文情绪还是保持了。我想大家能够理解我这个意思了，就是散文情绪能够保持，而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我想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对科举制度就有一种感觉，我的散文里头写的最长的就是《十万进士》。对中国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叫做又爱又恨，说不明白你的去向在何处，就是精神去向非常矛盾，恨的地方，这显而易见。我们读过鲁迅的《孔乙己》，我们读过《儒林外史》里边的《范进中举》，我们又看过比如秦香莲，好多人为了考状元人格完全变了，变成了无用的废物。有的时候变得非常奇怪的结构，可以不要妻子，或者可以失去了很正常的思维方式。科举制度造成了人格灾难，我小的时候读这些作品，语文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科举制度应该说是很仇恨的。但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特别对欧洲文明了解以后，我突然发现，欧洲的学者对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官选拔制度评价极高，我仔细一想，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的过程当中，科举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简单讲两句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中国的文明为什么没有破败的重要原因。它一直保持着社会的有序，而有序的原因就是它建立了一个理论结构，就是只要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男子，不管你的出生，不管你的地方，通过文化考试就能成为各级管理人员，这个制度居然实行了一千三百年，而考试的内容又不是抽象的学历，是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确实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也就是说，你学了儒家学说做一些管理是可以的，不是说不可以的，是可以的。
因为儒家学说主要内容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而儒家学说又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所以好多生命为了追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他用自己的生命把儒家学说延续下来了，中华文明的不断绝和这个有关，而中华社会没有变成彻底无序的灾难地，和我们这块土地没有长久的失序有关，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文化官员管着，管的人，他的管理的资格只有一条，文化，而不是其他。这个蛮厉害，所以我对科举制度又有好感，有了好感以后，但在人格意义上又想，一千三百年，中国男子千军万马只有这条生路，没有其他生路，那么多人挤在那儿，人格灾难又造成太多太多。譬如既想做官，又想做学问，这个就是科举制度留下来的，你到底要做官还是到底要做学问？对于做官的来说他是搞学问的，对于搞学问的人来说，他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个到现在还有遗留，这是人格灾难了。还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可以不管家里人的感情，不管什么背景，这是人格灾难。还有在飞黄腾达以前是卑躬屈膝，一旦飞黄腾达之后颐指气使，这都是一千三百年造成的一种延续的人格灾难，不仅仅是孔乙己，不仅仅是范进，一般的文人都有了。我又有点恨了，但是看看文明的延续，看看中国一千三百年没有失去，这种困惑当中，就使《十万进士》这篇文章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因为尽管它很长，我的心态一直处于两难当中，而两难是不适合写学术论文的，学术论文需要有结论的，而我没法有结论，我的结论就是说，我只能想起曹操与杨修这个戏的最后，在一片大雪当中，一个老年的更夫在敲：招贤了，招贤了，一批批人格结构，有才华的人也死亡了，但是像历史老人一样不断地需要召集人来管这个国家，但是满天大雪，而他的头发，他的胡子也像雪一样都白了。就这么一个图像出现在眼前，是这篇文章的终结，而不是学术结论，这就是散文。这样的图像表明我心中的未知结构很强盛，而不是非常简单的说，应该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表达出学术和文学表述的一个差别，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当中，就是如果你要写大的东西的时候，要表述出那种你无法找到结论，但是又牵动你的感情的那个部位，不仅牵动你的感情，你根据你的体验，你觉得也能牵动广大读者的感情。但是简单的结论是没有的，每一次思考都会深化一步，不断地深化下去，永远是逼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不能抵达你最后的目标，只能逐步逼近，这有可能是人文学科当中很多的共同特点。而文艺更需要如此。否则你无疑没有可能，也没有路，让观众进入到你的气场里边，一起投入带着感情的苦恼的思索，带着感情的苦恼的思索，就很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