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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先后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1996年，《一个女孩》德文译本《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读物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读物银奖；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1998年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1年，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获得台湾年度好书奖；2002年，《上海的金枝玉叶》获得榕树下网站、《周末画报》等单位联合评选的全国十本好书奖。
内容简介：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上海？原因有二：第一，它没有历史；第二，觉得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概。陈丹燕在小时候也是老想着，等长大以后逃离上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德国人自己演绎的原汁原味的贝多芬的音乐，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怀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家旁边的一栋房子使得陈丹燕开始对上海产生兴趣：从对建筑、街道这些东西的兴趣，到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书随之诞生。
上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陈丹燕认为，它是一个混血的城市。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判断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探讨它，再慢慢地认识它。她觉得，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
她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她觉得，她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坑里去一样自然，这个就是她的位置。她觉得，她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世事；她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她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上海这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丹燕女士，我们欢迎陈老师上场！
陈老师被誉为是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以写上海风情和上海女性见长。从1998年到2001年连续四年，她每年出一本以上海为题的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作家》。有人说，如果你熟读陈丹燕的作品，你会喜欢上海；如果你喜欢上海，你一定会喜欢陈丹燕。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就请她为大家讲一讲，她的写作与上海的关系。我们欢迎！
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的写作跟上海有什么关系？然后，在这个写作当中，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其实，我小时候是出生在北京的，我父母那时候在北京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的工作从北京到了上海，所以，我就跟他们到上海，我在上海开始上小学。说起来，北京是我的出生地，上海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们家里刚刚搬到上海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我的哥哥比我要大很多，要大11岁、12岁这个样子。他们那时候是思想开始发育的人，他们非常讨厌上海。包括我家里住的那个环境，我住的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大概住户有五分之四的人是从北方迁移到上海去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面，那个院子里的孩子都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人很小气，然后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北京的孩子比较喜欢英雄气。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上海的市民生活是非常隔膜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大家都不说上海话。因为是迁移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很多上海当地的亲戚什么，所以，跟市民的生活是隔了一层。在这个情况下面，就对上海市不太了解，而且也并不喜欢，就觉得这个城市，第一个，它没有历史；第二个，它没有孩子喜欢的英雄气。在我小的时候，老觉得等我长大了，有一天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生活不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可以有战争，然后有很多浪漫的故事，不是上海这样一个现实的地方。
在我第一次觉得我对上海有兴趣的时候，是已经很长时间，我大学已经毕业了，已经作为一个作家了。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我去欧洲，我去的是德国的一个青少年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为图书馆推荐，参加世界儿童书展的评奖的中国书。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欧洲旅行。在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去德国，然后我旅行的时候去了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奥地利。那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就发现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事情。比如，我认识到在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是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之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西化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才会这样认为。对于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有了一个很深的怀疑，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周末，我去听音乐会，是一个贝多芬的音乐会，在一个15世纪的城堡里。因为我住在那个城堡的楼上，所以这个城堡里所有的音乐会，我都可以免费去听。它们就在我的楼下有一个大厅，它们在那里有音乐会，因为那个城堡有两个塔楼，所以，声音非常好。我从小就一直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母亲非常喜欢交响乐，也喜欢歌剧，所以，我觉得我很熟悉它。当时，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够听这个音乐会，因为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德国人，在德国演绎的德国的贝多芬的音乐。但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进去，每一句的声音都是碎的，感情是不能进去的。后来我就出来了，就到我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塔楼旁边，所以坐在塔楼里同样可以听到音乐会，而且声音还更好，因为它声音是往上走的。然后，坐在一个人呆的塔楼里边，是没有灯的，也没有别的人，也没有别的听众的。然后那个音乐开始能够人（的感情）可以进去了，可以听进去了。就是那些经历让我觉得，我想像的那些东西和我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支持我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都不是真正的欧洲的东西，而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面，由那些碎片组成的那些东西。这个事情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因为在此之前，我非常肯定，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我可以理解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是，我很多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不能够理解。在那个时候，我产生怀疑。
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产生怀疑？然后，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被打破了，不是像我也遇见过一些中国人是觉得，在欧洲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获得很多，建立起很多。为什么我是觉得被打破很多，碎裂也很多，失去很多东西？后来，我就等到我的工作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我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开始，怎么去找，然后通过什么东西，通过跟谁谈话去找，过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夏天，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发现，在最不能找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应该去看书，就是可以从书里边找到一些东西。后来，我就去了上海的档案馆。那时候是1992年的时候，整个上海的题材是属于低谷的一个，大家不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够在图书馆的书里边找到关于上海的故事。所以，后来我去了档案馆。我其实想去档案馆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旁边有一个房子，我从小看它，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式样的房子。后来是在西班牙的时候，突然看见，噢，这个房子是西班牙式样，因为西班牙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然后，我就想，在我的生活里边，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旁边有很多来自西方的建筑，不光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是来自于西方的小说和哲学，或者说是散文，或者说是音乐和电影，还有很多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后来，我就想去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房子的故事，或者说是设计图。后来就去档案馆找这个房子的材料，后来发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去接触旧上海的故事，上海形成的这样子的历史。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心得的，是一个人慢慢去找她的背景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背景不是你有意识地得到的，而是这生活一点一点给你的，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开始写作。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把它写成小的散文，当时（台湾）《中央日报》有一个专栏，我为这个专栏写作。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编辑来说，我们给这个起个名字吧。这个专栏叫什么名字呢？然后，就说，叫《上海的风花雪月》，后来这个书的名字其实是当时《中央日报》专栏的名字。当时就在《文汇报》上也不要这样子的专栏，因为上海的故事，那时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故事。只是我个人对这个有兴趣、有心得才这样做。当时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因为慢慢慢慢写得多了，看看能不能做成一本书试试看。这就是上海的《风花雪月》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在这个书以前，我对上海真的是不了解，但是这个不了解并不是表示，它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它是影响到我的成长，影响到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形成。这个跟我的成长的年代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整个青少年，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结束是完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来引导你的成长的，全是小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拿到什么，看到点什么，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后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的翻译作品，然后看很少的中国古典，或者说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听很多的西洋音乐，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中国的音乐可以听，反而可以找到的是西洋音乐，是可以听到，用大盘的录音机，可以听到那样的音乐。然后，是会有种种的小的机会，然后让你一点点引导你去，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慢慢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面。但是，那是非常感性的，不是形成什么就是一个理性的结构跟我要这样，这是慢慢这样形成的。后来大家都认为，跟上海这个城市可能还是有很深的关系。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欧洲的旅行和我开始上海城市写作的原因。
然后，我想要说，就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看法。后来写这样子的上海的故事，我写了四本书。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是一个散文集，另外两本是传记的小说，是两个上海的人的生活，一个有80多岁，快90岁，她从一九零几年出生，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去世；还有一个是在一九四几年出生，1975年去世，两个上海女性的故事。还有一本书也是散文书，是最后的一本。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就说从建筑，从街道，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慢慢想到我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有兴趣，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
通过写作这四本书，都是非虚构类的书。我觉得，这个和我的自己的形成有关系，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因为我需要真实材料，真实的东西，才能够明白我自己。所以，用的是非虚构的形式来写。我也觉得，用这种形式大概是最能够让我自己受益，因为这跟我自己想要了解真实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主题的开始，其实都是来自于我自己对某些东西的怀疑和好奇。还有，就是想要了解它，知道它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写完这四本书，我对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就在我没有写这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其实是一直停留在7岁或者8岁，我到上海我哥哥跟我说的话，说这是一个太物质的城市，你不要学习它的任何东西。我哥哥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说上海话，他不会说上海话，他说的还是一口北京话。但是我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我觉得，还是停留在那个认识里。
但是通过这四本书五年的时间，我想，我大概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混血的城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但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诞生的时候，就是像一个混血儿一样的，混血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它长得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也不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这个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困惑。就是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在它身上可能有这个地方人的优点，和那个地方人优点，也同时带着这个地方人的缺点和那个地方人的缺点。所以，这种混血性，其实让这个城市有一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它跟纯粹的英国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混乱的气氛，有些人会把它说成是非常生机勃勃的气氛，充满了机会的气氛。然后，充满了非道德性，就是文化混杂以后的那种不知所属带来的没有约束感的气氛。
我看到，就是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王储或是王子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然后他说的话是，他觉得，英国人在这里实在太胡作非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本土连想都不敢想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犯罪在这样的城市里边，然后有很多由于脱离了文化，脱离了文化和道德的背景带来的那些放纵，人性的放纵以后，他会出来很多很多他原来在制约下面不可能犯的错误和做的坏事，都会有。但同时它也激发了人很本能的热情，因为这地方充满机会，有很多很多一夜致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做一次坏事，然后成了富翁，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慈善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这样的城市里边会出现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是抱着梦想来到这样子的城市。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边，它的本身的形成，是跟正常的单一文化的形成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它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我觉得是宽阔的气氛。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化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地方。我后来也觉得，当时我没有较深的体会，那时候有很多人学世界语，在上海。然后，觉得自己不属于什么文化，属于上海的文化。后来，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些非常真实的地方。慢慢地在这样的城市，这样子的文化和这样子的生活里边，它会滋生出一种它自己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是跟世界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它的是非观开始变化，它不再以一种文化里边的是非观来作为自己的是非观。它会觉得，世界上还有一种标准不是民族的标准，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坏的标准，就是全世界人都会认同，糖是甜的，盐是咸的。我们还存在这样一种标准，我觉得，这种标准有的在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是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是非观来说，比如，上海的银行的兴起，跟平遥的钱庄的没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整个中国的传统的经济状态的没落，带来了上海外滩那条线上面的繁荣。其实这个城市如果从这样的是非观来讲，它的发展是很不道德的。沿海的一条线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有机会有生机的地方，然后平遥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闭塞的、悲伤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子的是非观，在你的心里，你不能够在上海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肯定。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它慢慢会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同的是非观，来支持自己。这是一个在上海的史学界是一直争论的。有一派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上海的发展，就觉得这个城市在中国人的手里它就是一个沙船港，然后在租界的时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化的都市。
这里边牵涉到很复杂的、不同的是非观的碰撞产生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上海的很多人的心里边是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就是不要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论是非，是要从一个公众，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去论是非。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但是上海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常常被斥之为，是一个有洋奴习惯的人和地方才有的这种观点，就是你为什么不起来像三元里的人民反抗？我们需要是非观，需要有一个更确定的更大的一个是非观。为什么广州的工匠是不敢给外国人修房子？因为他们会被杀掉。如果按照外国人的图纸修房子，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你上海的工匠这么热衷于给他们修房子？修了这么多新式的房子？一点都没有受到阻拦，还被认为是趋时的，是时髦的事情。就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个一直是上海一个很基础的冲突，一直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上海人在心里边是喜欢外国人，是洋奴的。
我慢慢就接触到这个矛盾，这是一个在上海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并不是以争论的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很奇怪，就是它管它存在，就是你不要管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然后我就是这么支持。即使像我这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的这一代人，父母叮嘱你学英文的热情是丝毫不减。我见过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英文，后来用《英语900句》学英文，后来用最早进来中国的《new concept》学英文。每个人学英文都是天经地义的正经事情，学不好是很丢脸，这个传统一直还是存在在那里，它真的是比较少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而是用这件事情的本身质量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
当然，也存在很多事情，就是喜欢外国的牌子，喜欢外国人，然后就是一开国门，大家都急着往外跑，就觉得，随便什么事情都会去的。这个也是上海的一个共识。它可以去到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它不肯离开上海，他不会说，我去到苏州生活。它市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就觉得，在这种了解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慢慢让我了解到，这个城市从生出来，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一定存在很多特殊的问题。这个特殊的问题，是由城市化带来的，而且是由殖民地带来的，而且是由不同的文化当中的交流带来的。所以，它在很早的时候，遇见了很多城市将要遇见的全球化的问题，身份认同的焦虑，然后没有自己的根的那种，其实是焦虑的，而且是浮泛的，那种在心里边很深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不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遇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很多很多城市都要遇见这样的问题。上海是遇见了，它这么做了，它这样做法就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接受的，什么地方是不能接受的，什么地方才是它一条，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的一条出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调查当中我获得了什么东西。
第三部分，我想要说在调查当中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它当中有很大的秘密和它内在的东西在里边。这个东西是我现在想要去搞清楚，而且想要去表达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前面的非虚构的形式可以完全表达的，所以要用一些虚构的形式加进去。我想，大家肯定每个人都知道，上海有一个公园是在外滩，我们小时候都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个公园的门口有一块碑，碑上面写的“华人与狗不能入内”。从前这个公园叫“外滩公园”，后来叫“黄浦公园”。
但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说：“很多事情，你写上海的故事，有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去调查，让你的眼睛看见你才写，因为这里边的历史并不是被非常准确地记录，所以你不要轻信。”因为那时候我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已经卖得很好。“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在你的书里边写错误的东西。否则，你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从那个事情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调查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那个碑已经没有了，你现在看不到那个碑。但是，那个真的碑到底是上头写的什么，有一张照片留下来，那张照片非常不清楚，你能够看到那个碑，但是你看不到上面字。所以说，这需要去调查，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对这个事情也很有兴趣，所以说我去查了很多很多的书，查下来是有七八条游园的规则：第一条，骑自行车的人不能进去；第二条，带狗的人不能进去，狗是不能进去的；第三条，衣冠不整的，穿拖鞋的不能进去。就像我们地铁上面有个规定；的确有一条，华人不能进去，华人非陪伴西人者，华人如果没有陪着外国人，你不能进去。”其实是这样子一块碑，我们把它接起来就是“华人和狗不能进去”，把它放在一起。
从这个公园开始到这个公园最后开放，经历了60年的时间。这60年其实上海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上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第一个公共的游泳池，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游泳，有第一个公共的菜场，在此以前就是乡下人挑担子到各家各户去，不是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去买菜，有了第一个菜场，有了电话线，然后有了电灯，然后有了路，然后有了租界和华界交通的电车轨道。其实就是现代的城市的基础的建设是一点一点开始的。
我觉得，对上海这个城市来讲，它的确是对自己的判断不像其他的城市来得这么自豪和这么容易，因为它有过这样一个混血的关系，所以，对它的判断就是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然后来探讨它，然后慢慢地认识它。我觉得，就是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我到现在已经12年了，我从开始对到上海有兴趣，到今年是2004年。12年时间里边，我想，我的收获是很小，但是是很切实，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需要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上海，然后我可以看懂更多。
我最后想讲一点，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我自己觉得，我非常高兴，因为有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很多朋友是作家，他们会跟我讲，开始写作的时候要坐到那个桌子前面，是很痛苦的事情。一个长篇小说在开始的时候，他说，看见那个凳子真害怕，就觉得坐下来就是要开始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那个坑里去，这个就是我的地方。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是喜欢的。我想，如果我不生活在上海，我爸爸、妈妈没有离开北京，我生活在北京，我想，我也一定会最后成为一个作家的，就是在北京写作。但是，我生活在上海，上海使我成为了一个，大概我在北京不会成为的这样子类型的作家。我觉得，我的兴趣，就是跟上海这城市带给我的有一个很根本的联系，就是我非常关心这个文化的开放性和它的混杂性。我一直对这个文化的混杂有很大的兴趣，而且从心里边是觉得混杂的文化的地方，让我觉得我比较自在和舒服。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在美国我要写一本美国的书，然后我在美国的很多小城市走来走去，然后走到一个西海岸的城市，叫桑特巴巴拉。这个地方原来是墨西哥的地方，墨西哥从前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然后桑特巴巴拉后来就变成了美国的地方。但是，它们留了很多墨西哥的和西班牙的建筑和建筑的风格，包括讲话的方式，有一些对东西的叫法，还有吃的食物，还有整个城市的气氛。我去桑特巴巴拉，我真的觉得舒服极了。我不是喜欢美国的人，我不喜欢美国的气氛。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我看到我拍的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桑特巴巴拉，很可能你可以说它是西班牙的某个地方，它有那种混杂带来的突然的放松和自由，你就觉得，我可以随便做点什么事情，不用什么事情都顺着美国人的规矩。然后，我可以有一个缝隙，可以是另外一部分东西。我想，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就是混乱的，但是可能性非常多的这种混杂的气氛。我觉得，这是上海给我带来的。所以，我会成为这样子的作家，会关心这样子的问题，会一直揪着身份认同不放。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因为遇见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对你的身份产生了非常根本的怀疑，这个怀疑在很多人的心里边曾经有过。但是，如果他不是以写作为职业，不是以天天想为职业的话，他可能会把它放到更加后面去，在有空闲的时候才想一想。但是，我会一直去想这个事情，一直想要表达。而且我觉得，这个城市对我来讲，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不喜欢一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有定论了。我想，上海跟我的关系，不是我要描写它的一个关系，就是它让我成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一个作家，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非常有兴趣的，而且我觉得我搞清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作家。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带给我的。但是，我跟上海的关系，不像福克纳跟他的那个写作小城市的那种关系，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世界，是福克纳的世界。但是，我跟上海的关系，是我要去搞清楚它，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是我内在的东西，我搞清楚它，然后我想把它尽量真实地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跟它是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是一个外面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是就喜欢这样的位置，我觉得我这个“萝卜”就是在这个坑里边，我觉得，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成熟起来的，会通过对这些东西的调查，自己慢慢地成熟起来。我也知道，一个人的成熟和他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有些人会到70岁的时候，他不成熟。有些人会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是很成熟。我觉得，我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很练达、很懂世事，我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我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一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但我觉得，我最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足够大，它能够容纳我去一点点走进去，如果这个房子只是一层历史，这个人只是一生平缓地过去的，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多波折，我就不可能获得这样子好的一个东西它来帮助我。我说的就完了。谢谢大家！
我们在现场听陈老师讲上海和从她的书里读她写上海，有没有感觉都是一样的舒服。或者你还会得到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一旦进入历史，你可能会发现，你所了解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应该有的样子，或者说，你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它原来的历史。一件小事，你一旦重新认识了它，你可能就重新认识了历史。陈老师是非常关注上海的旧事，上海的历史，往往就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入手，然后放大了，给我们带来了上海的旧事，上海的记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等。那么，上海这座混血的城市，今天仍在以它的开放和接纳努力地成为世界的一流城市。不过，我自己对有一个口号似的标语，感到很困惑，就是说，我们要把上海建成“中国的纽约”，我觉得很困惑。上海就是中国的上海，何必非要是中国的纽约呢！最后，让我们向陈老师带给我们的演讲，表示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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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故我在 -张抗抗
t/x/t小.说。天.堂
主讲人简介：
张抗抗，女作家。浙江杭州人，1950年生。1963年考入杭州一中，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八年。1977年到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一年，1979年调到黑龙江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72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反映黑龙江农场知识青年的生活。以后又相继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白罂粟》；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出版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作品《夏》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情爱画廊》《作女》《请带我走》等
内容简介：
从《情爱画廊》到《作女》，张抗抗的小说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她用一支纯熟流畅的笔描绘现代富有挑战精神的女性。她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样绚目夺人，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情感独立是她们的生活的状态。
张抗抗是一位具有女人味的作家，她的身上，散发着知识女性的端庄与利落。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描写生活中的作女，她要为“作”字正名，告诉人们，对于今日女性来说，“作”并不是一个坏词。
究竟女人该不该“作”？
《百家讲坛》特别奉献《让女人说话》，让我们一同聆听作家张抗抗谈她的女性观。
(全文)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作家张抗抗女士，抗抗老师，您好。
张抗抗：你好。
主持人：听说您的小说《作女》被改编成了20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么我想先问问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是作家的一种触电，您觉得这种触电所产生的影视作品会不会对作品的原来的内质有支解或曲解，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种间接触电吧，因为有很多作家直接自己去改编电视剧的，还有自己直接写影视剧本的，我觉得我这个属于间接地它被改编嘛。因为也是由别人来改，不是我自己改，因为我想任何小说它被改成影视之后，影视它都有它特别的独特的这种艺术方式的要求吧，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它是一个视觉艺术，它要通过画面来呈现，那么很多心理活动就不能表现，还有一个呢，影视的受众它跟小说又是不太一样的，它会更大众化一些，所以它肯定要求它的故事会更好看，可能我所要在《作女》里面表达的那些更深刻的思想我觉得在影视里面可能就会打很多折扣，这种担心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以往几次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我觉得都会存在这种缺陷，那么当然最糟糕的是你原作精神的一种曲解，或者说完全不能到位，或者说只涉及了一些皮毛。它故事的改动，因为影视的那种艺术需要改动，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把你的精神实质，如果说它掌握不好的话，又会有一些曲解，那我就觉得比较糟糕。
主持人：《作女》是您写的小说，您自己会不会把它亲手改成影视。
张抗抗：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时间的问题，因为您知道改编电视剧，它还需要重新投入一遍时间，而且呢，可能会再三地修改什么的，这个当然还是其中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导演或者制片人他会从影视的需要，要求你做出某些改动，也可能是你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样，我就觉得可能用这种时间来投入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更有价值，也就是说，小说的基础在那儿，然后改成影视，由别人来做，我这个时间我觉得我可以重新投入一个新的创造性的劳动，原创的作品了，我觉得这样更好些。
所以我目前来说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多作家也都选择这种方式，因为小说它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语言的艺术，当它转换成视觉的艺术的时候，它这种冲突、矛盾，我想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希望它能够减少到最低，或者说尽可能减少。
主持人：小说刚一问世的时候，就引起了关注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就在《作女》的这个“作”字，因为我记得您写过文章，也跟媒体说过，您生活过的三个地方，民间的口语的这个“作”字都是对女性的一种贬义，那么您选择这个《作女》是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故意用人们对女性的一种贬称来表明您自己视角中的一种现代女性的一种生态，一种形态。
张抗抗：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搞语言的嘛，对语言会比较敏感，所以在中国汉语里面的“作”字，它过去在很多年当中，它都是体现了对女性的一种贬斥的意思。那么恰好我想通过这个字，通过我的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对这个字重新做出阐述，就是我们的汉语其实我们的汉语的这个汉字或者说语词，它的容量是非常大，意思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有一些字或者有一些语词，它的文化内涵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它已经成为一种定式了，这种定式里面恰好是沉淀了我们封建的或者传统的观念，那么我觉得是要对它进行一次颠覆或者说修正，这样这个“作”字里面，恰恰我发现它里面很多积极的含义，如果说我们的女人都是现代女性都是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都是那么地循规蹈矩，都是那么地缺少创造力，那我觉得这个时代社会这种进步，恐怕要缺少一半力量。
主持人：如果不作，那女性的这种形态，本身女人的这种光彩也可能大打折扣。
张抗抗：对，而且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为女性证明，为这个“作”字证明，“作”字里面体现的是种女性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股很重要的力量，甚至是50％的力量。
要给她们一种平等待遇，为什么男人一直说，你说叱诧风云也好，他怎么“作”，怎么折腾，我觉得都很少会受到社会的批评，因为这是很正常的，男人嘛他就要闯荡天下，可是如果女人这样做的时候，她往往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所以现在尤其表现在都市的一个现象，就是似乎成功的女性都有一些“作”。
是，我是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作女”不一定能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她“作”得有受自己力量的限制，或者受条件的限制，她尽管有这种“作”的精神，但是可能由于一些机会的不成熟，失败，很多是失败的。那么，所以“作女”不一定是成功的人，但是成功的女人，我觉得多一半她们是有一种经历过那种“作”的阶段。
如果不“作”肯定不能成功。
咱们说白了，不“作”肯定成不了事，或者至少她在外表的那种温文尔雅，或者很温柔的，外表下面也应该是潜藏着，她内心的那种非常强大的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一种愿望。
但是更多应该是女性在“作”的过程当中，享受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个应该是新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向往或者说是追求的一种东西。
她会在这种过程当中得到快乐，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她释放了她自己的能量，而且她知道她在改变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她在改变自己，她不断地放弃，然后又开始，放弃是需要勇气的，我们所谓说“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断地放弃和不断地开始，这个放弃就是说她是一种及时的修正，她如果知道这个选择不对，我马上放弃，我重新开始，可是有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已经投入了，或者说我已经熟悉它了，我再放弃的话，我要重新开始的话，我会浪费很多的资源，但是我觉得能折腾的人，她会把每一次开始都看作是一种新的起点，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创造的开始，所以她会觉得非常地有意思，对自己有一种否定。
主持人：《作女》里边卓尔的名言就是“我作故我在”。她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您心目当中新的女性形象和独立不羁的一种气质。
张抗抗：这个话其实是我差不多把这本书写完以后，脑子里才跳出这句话。因为我们过去说“我思故我在”，或者说“我在故我思”，一直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当我写完这本小说以后，有一天我突然跳出来，对于那些要求不断地在改变生活的人来说，他只有当他在“作”的过程中，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或者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主持人：那您的先生接受您这个“我作故我在”的观点？或者说您比如在家庭的现实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作”的成分？
张抗抗：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我先生还是很赞赏的，因为我想他也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关于“作女”的这个概念，我在写书过程中，有时候我也是会跟他讨论的，甚至他也会给我提供一些就是他对于女性的“作”的这种现象，从理论上的分析的这个意义。那么其实在生活中，我觉得我倒不是特别一个“作”的人，我自己这么想，我自己觉得我还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时间你知道吗？
没时间“作”。
我想我少女的时候，少女时代，那时候曾经是青春叛逆期，肯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作欲”发作的时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作”，包括我到黑龙江去，你想我已经下乡到了浙江农村了，然后知道黑龙江要报名的时候，我就放弃了，从乡下跑出来了，那时候很对不住我外婆，那是我外婆家，她在镇上，她把我放在一个特别富裕的一个村子，他们都对我们特别好，可是那么安逸的江南的那个地方是非常富裕的，我去的那个农村，在1969年的时候，它的工分值一天是一块八毛钱，你想，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陌生，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特别富裕的地方。不干了，我觉得到黑龙江去，到遥远的地方去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赶回杭州去报名，要到黑龙江去。那我想这种可能都是一种，当时也是特别希望改变自己的欲望了，特别强烈。以后到了北大荒以后，一直在尝试写作或者是学习，不放过一个学习的机会。在小兴安岭伐木的时候，晚上点着蜡烛在那儿看书，然后自己会搭着公路上的便车，就是运木头的车，到深山里去听那个抬木头装车的那个喊号子，东北那种重体力劳动，八个人在抬一根木头。那个时侯还在伐木。很粗的圆木，八个人抬或者10个人，12个人抬，一根木头才能装上车。他们就会有号子歌，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什么哈腰挂，它都是有节奏感，很强的，齐步走啊，然后就往车上走，我就为了听这个号子，我自己就会从帐篷里头利用休息天，然后走到公路上等一个卡车，那个时候比较安全，然后让那个卡车司机把我带到深山里头去，然后带一点干粮在深山里头听，听完以后就再搭这个车再回来。我觉得那个青春期，确实会有比较更鲜明的那种“作欲”和“作”的表现。后来我从事写作以后，我想差不多我就一直比较，因为它要花大量的时间写作、读书、思考，没有让你那么多时间去折腾别的事了，你比如1992年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很多人去下海或者干点什么呀，我想我好像也没有兴趣。
主持人：或者就是说您的这个“作”主要是精神层面上，您在写作的时不光是写《作女》，写《作女》以前的作品，《隐行伴侣》也好，《赤诚丹朱》也好，是不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一种“作”的畅快。
张抗抗：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我自己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作欲”的，实际上，就是他是不是能够实现，潜藏的“作欲”每个人都有，男人女人都有，当然女人当这种“作”的表现就被称为“作”了，那么我的这种“作欲”，我觉得我实际上通过写作，这么多年地写作，不断地释放，通过写作释放掉了，而且我在作品当中的那种不断求新改变的那种愿望的实现，给我极大的【创建和谐家园】。所以我的创作，我觉得不说好坏吧，也是二十多年写作，我一直在不希望重复我自己，一直希望能给自己找到新的东西，也告诉读者新的东西。所以这样我觉得，我每一部作品好像都是有比较大的改变，无论从取材也好，从结构也好，从它的表现形式也好，从它的叙述方式也好，都有比较大的变化，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
主持人：我知道，从您这种作品风格上的改变来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作”的一种延续。
张抗抗：就是不安于现状，写作的现状，当你自己已经构成前一个文本的时候，当你进入下一个创作的时候，你希望里面又融入了你全新的创造力。
主持人：抛开《作女》的文学形象，又回到现实生活中，你觉得如果我们生活中的“作女”多了，男人的承受度会怎么样？
张抗抗：这个承受度会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的习俗，或者说历史存积下来的土壤，一个男权社会嘛，或者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它确实是给男性提供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那么可是呢，我们进入现代社会，那么女性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以后，获得了更大的精神自由，或者说是心理自由，还有走出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选择的自由，那么当然会对男人构成的威胁的。因为不是很容易控制，在家庭里，在单位里，那你想一个充满着各种想法的人，她跟她的同事合作的时候，她肯定会对她的同事构成威胁，或者说至少造成互相不满意，那么在单位里会受到压力，然后回到家里面，如果家庭里面的妻子，她会不断地有新想法的话，我想作为丈夫来说有时候也是会应接不暇的。
主持人：至少现实生活中男性好像不太愿意娶个“作女”做老婆。
张抗抗：所以我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小标题说是“谁敢把作女娶回家”，是这样的，因为我想我也是很有体会的，不停地家里要改变，把家具搬来搬去，做饭每天都要换换，试验一些新的菜，这个是日常生活小事了，还有大的事情上可能在职业的选择上还要不断地跳槽。
主持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有没有可能您觉得女性解放，也只是理论层面上的，很难达到。
张抗抗：不是，这个是实际上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它实际上是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和很多具体的事情来体现的。我们不会说有一天打开窗子以后，看到这个社会都变了，这种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它的变化实际就是非常潜移默化的，循序渐进，或者在某一段时间可能秩序有一点混乱。它就是这样子不为我们注意的，悄悄地在发生变化，所以“作女”这个现象，我觉得我把它提炼出来，我想告诉人们女性身上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而在她们的表现当中，我觉得是有很多正在生长的那些积极的因素，那么这本书的读者不仅是女人，还有很多是男性读者，他们通过我的书我觉得他们多少对女性多一点了解，就知道她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要这样做。
主持人：这个好像是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说女性这个自身的解放，还相对容易达到，关键是要解放另一半，就如果男人不解放的话，女性的解放可以说是不完全的。
张抗抗：您说得也是很有道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女性解放最大的障碍是女人自身，是女人自己。因为女人经常把自己看成弱者，而我们的社会文化或者说我们的舆论宣传也是这样的。事实上历史的延续下来造成今天的现实，也是这样的，就说要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它确实把妇女和儿童都作为弱者来看。那么长期以后，就形成对女性心理自身的一种心理认定，就认为自己是弱者，所以这种障碍首先是来自于女性。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呼吁妇女解放的很多都是男性，就是那些优秀的进步学者，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当中都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放小脚，然后办女子学堂，提倡女子就业，很多都是由男性来做的，我觉得它一直是一个互相作用的问题，而我以前认为女性自己的障碍非常大，在女人自身，但是通过社会进步以后，我觉得我们开始有这种萌芽，所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作女”的大量涌现，正是说明了这种进步。好了，那么当女性进步了以后，男性应该也是随之进步的。不是，他这个时候就构成反过来女人造成了威胁，反过来需要推动男性的进步，反过来女性的进步再来推进男性的进步，就说男性要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要支持女性的解放。深度解放。
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有可能当女性的解放完成的时候，男性的解放还不知道落后多远。
它有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这个往前走一步，那个就得跟着走，那个带着他走了，男人本来是带着女人走的，女人跟上去了，后来时候女人的步子加快了，这个时候男人跟她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可能女人再走快点，男人在后面了，拽着他走了，我觉得历史进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交错进行的。
主持人：作为“作女”来说，您是在小说里边安排她拒绝婚姻，选择独立，那是不是说您在这上面有一个疑惑或思考，就是说作为“作女”，她的这种女性的命运，在婚姻上可能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的保证的，或者说只有“独女”才会作，或者说“作”了以后有可能会成为单身女性，您有这方面的考虑？
张抗抗：一个是生活本身提供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作女”吧，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也给别人带来一大堆麻烦。那么通常我们正常的家庭秩序是很难容忍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所以，他们为了使自己能够坚守自己的这样一种信念和尊重自己的愿望，那么她们只能选择独身。这其实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来自于实际上男性还不能够完全地接受女性的这种极强烈的或者说这种独立精神，所以她得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社会进步过程中，婚姻它也逐渐变得不是那么像以前这样只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情感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也不是了。
女人可以完全选择独身。
男人也选择独身，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讲到家庭私有制，家庭起源的时候，建立家庭一个稳定的婚姻，它首先是为了保证它的继承权，财产的问题。那么以后经过很多很多几千年以后，它这种形式也会进入科学时代，它也在变化，它比如说财产的观念不那么强了。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亿万富翁，或者说是世界首富，他们很多都把他们的财产捐给社会，回归于社会。
主持人：如果“作女”要选择婚姻和家庭，自己就要在“作”上要打折扣，否则至少是目前的男性大概是不能接受的。
张抗抗：所以本身就是对于婚姻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它究竟是不是只是一种惟一的形式，我觉得现代人已经提出疑问。所以不管是“作”，还是“不作”，有很多人都选择不结婚，还有一个由于我们住房条件的改善，由于我们社会空间，社会生活空间的加大，它都没有不需要只有婚姻的一种形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主持人：目前日本、台湾、香港这种单亲家庭，或者不婚不育的成功的女性非常多。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从您的小说来看的话，这样的单亲家庭，单身女性，而且是有成就的，成功的，那么有可能是未来“作女”的一种形态。
张抗抗：她实际上已经是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把她套在这里头来。但实际上我这个小说《作女》，只是写出了一部分“作女”，我觉得她应该是千姿百态的，我这个小说也不是一个“作女”大全，不可能把每一种“作”的形式都写出来，她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所以也可能一个很“作”的人，她刚好碰到一个，另外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个男性，他们俩认为一块“作”特别有意思，然后互相支持，我觉得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当初相遇了以后，他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世界上惟一的那个另一半，然后两人合起来“作”更有力量，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房产卖掉，然后跑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他们觉得这种生活才是最【创建和谐家园】，最有意思的。两人情投意合，那你说多好啊。两人一块“作”，也是有的。
主持人：《情爱画廊》里的秦水虹可以说也是有“作”的成分，那么她的这种“作”和卓尔的话有什么异同？
张抗抗：我觉得她们这两个人物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情爱画廊》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作女》是写于2000年开始，当然我也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生活素材和对人物形象这些故事也是准备了很长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秦水虹她离开了苏州的那个自己幸福的家庭，跑到北京来实现她的爱情的理想，她多一半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她是在周游的猛烈的追击下面、攻击下面，最后发现了自己原来灵魂当中，或者心灵深处实还有着一种渴望，真正的爱情的这么一个角落，一直被关闭了。那么在这种外力的冲击下，她把它打开以后，她才会到北京来，然后最后能够接受周游的爱情。所以我认为她还是带有从80年代到90年代那种痕迹。就是女性的命运还是有一点被动。而到了卓尔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想卓尔她就是一个非常主动人，她从一开始任何事都是由自己来选择、来决定的。她对于爱情的态度，她对于她职业的态度，她对于她的命运对于她的生活，或者说对她自己喜欢的事情，她要去南极，她都是自己选择的。那么对她自己所喜欢的人，包括她遇到那个观鸟人，产生一种短暂的美好的感觉，但是跟他分手的时候，她拒绝给他留电话号码。因为她就觉得如果说再重相逢的话，那种感觉是不是就被破坏掉了。她觉得那种感觉对他很珍贵、很宝贵的，所以她希望能够永远保留下去。这种保留下去一旦再重新见面的时候，可能它就会消失。所以我觉得卓尔始终她的姿态都是非常主动的。
主持人：可以看出来，您对笔下这些一系列的《作女》形象是很欣赏，甚至是赞美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怎么样评价温淑贤良的中国传统妇女代表“刘慧芳”式的妇女形象？
张抗抗：那我本人我想我对于那些温良贤淑的女性抱着非常真诚的敬意。因为我觉得她们还是身上保留了很多女性的那些好的美德。
这些美德其实也都是我们需要的。实际上我最终要说的“作”，并不是希望女人都变得一个一个变得张牙舞爪，变得不通人情，变得神经兮兮，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精神上，经济上要有自己独立的这种空间。因为文学它一定要创造人物形象的，它要通过人物来诉说你的想法。所以它创造这个人物，它必定是要吸引读者去看的，从她身上能够得到感染。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真正要说的并不是说要成为卓尔，而是告诉你们有这样的女孩子，这样的女人。你们可能从她身上感觉到一点什么，对你们是有用的。我们不能够再安于我们的命运给我们规定的那样的一个规定的程式去做人，我们可以改变自己。那么是一种精神上的，是一种灵魂里的，是一种本质上的，至于表现形式不重要。一个温良贤淑的女人，你知道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我后来把她归结为这是一种“蔫作”，我认识好几个女朋友非常地温柔，你跟她说什么她永远都说是。然后她每次有问题的时候都来找我，然后我就跟她说：哎呀，这个问题你不能这样，不是这样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她每次都说是，对，是，然后她回去从后她从来没听过我的意见。她可有主意了，后来我把这样的行为归结为“蔫作”。她看不出来，你一点都不觉得她是一个我们好像通常认为的“作女”一样，一定是非常活蹦乱跳那样，也不是。
“作”也可以分好多层次，我后来在我的一些阐述这个作品当中，我讲过什么有“明作’的，有‘暗作”的，有“间歇性地作”，有“持续性地作”，有“蔫作”，还有“狂作”。我觉得形式并不重要，其实我想讲的就是一种精神。所以我觉得女人，其实我自己还是蛮喜欢那种比较温柔、比较温柔、比较有女性味道的那种，我还是蛮喜欢这种女人的。
主持人：您有没有觉得做女人比做男人吃亏的时候。
张抗抗：女人是有她的生理劣势，你比如说女人要生育，生育以后要哺乳，这个角色的担当使女人消耗了她的很多很多的能量。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女人的衰老期，她的青春期比较短， 很快就会进入，因为她哺乳然后养育孩子，她还要出去工作，所以女人的身心负担都很重。她很快到了四十岁以后，她就会感到家庭情感会不会有危机，她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吃得消。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女人在外面做得再好，她回到家里好像必然是要照顾家庭，很少有一个家庭说女人在外面以后，家务可以全部由男人承担，女人总觉得亏欠了丈夫，亏欠了家庭，什么出差回来，女强人回来，我们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么宣传的，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亏欠家人很多，我就要赶紧做一桌好饭给他们吃。就好像女人必须要承担这个义务。这个当然我觉得自然法则，我们如果是唯物主义者的话，我们一定要遵从自然法则，它是一种分工。生命在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有分工，那么分工的话，男女都各有优势和劣势。我们如果说我们女性的优势在哪里？我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适。你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出去办事情，显然比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出去办事情要容易多了吧。
主持人：这比起男人来，女人更关注情感艺术和家庭的东西，另外，从您的作品当中我感觉到有一个现象很有趣，您好像很少在一个作品当中，把男女关系至于一个对质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考虑到男女还是应该阴阳和谐，自由融洽，共融共存，您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么样来写男女关系。
张抗抗：因为每个人写作打上他自己观念的烙印，不一定直接表现出来，那么在我看来，就是男女关系或者说两性关系吧，它就是应该最高的境界它就是能达成和谐，所以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或者说甚至说是女性主义者，比较温和的说法。我不太赞成用这种标签，因为我比较多地会强调两性的和谐。
主持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男女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您同意吗?
张抗抗：当然是这样说。可能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或多或少也都能体会到这种，它这种战争，当然我们用比较极端的词来说，战争它实际上是一种磨合。这种磨合也带有一种修补或者是互补，因为男人和女人他的生理构造不同，有时候互相很难了解，因为你就觉得应该这样想，可他就是不是这样想，所以要通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够知道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他的性别决定了他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谁都不能要求对方来改变成像自己这样，而只能说你去解对方。你不可能试图改变对方，但是你可以了解他的想法。这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那么有的时候磨合得不好，或者说磨合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冲突，冲突当然就变成吵架，当然这个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
主持人：从《情爱画廊》到《作女》读者读出来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张抗抗。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感觉，里边的这种情爱甚至【创建和谐家园】描写的场面多了。那么您自己的鉴定就是说您的文字可以说是美文学的，那么这种美文学的【创建和谐家园】描写，和目前人们有些人很反感的那种【创建和谐家园】纯粹的那种低级的庸俗的文字您怎么来区别，怎么来界定，或者您当初在写【创建和谐家园】描写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市场因素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