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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那您会担心自己女儿的爱情选择吗？
陈丹燕：我不担心她，我觉得她在她这个时代，她会做她认为好的选择。因为她有这个能力去做，所以我相信她。她会做她要做的事情的，她会做。（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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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 -姚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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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09：56
主讲人简介：姚淦铭：1948年生，苏州吴江人，文学硕士。现为教育部所属“211”之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专著有：《王国维文献学研究》、编校《王国维文集》（四卷本）、《汉字与书法文化》、《汉字心理学》、《哲思众妙门——老子今读》、《礼记译注》、《趣谈中国摩崖石刻》等，已发表160多篇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学术论文。曾获国家图书奖。
内容简介：一、王国维是怎样一个人王国维是一个自有境界的人。青年王国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诗人、哲学家、美学家。他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宋代词人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从而脍炙人口。
二、第一境界的历练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为什么王国维如此喜欢这句话的意境？因为这里的意象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为了。他要独自去寻找学术发展的道路，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民族的学术。
三、第二境界的历练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是执着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而为之“不悔"、为之”憔悴".这里不仅有躯体上之苦乏，亦有心志之锤炼。
王国维是一个情商、智商都很高的杰出【创建和谐家园】。他曾经赞扬大学问家看书目光直透纸背。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
四、第三境界的历练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说，寻找到方向对头的道路，又执着地追求，经过千百次劳作，必有所成，最终豁然开朗，求得“真"与”是“，从而将自己的发现汇入真理之长河，这是何等地令人欣慰！王国维在这里机智地活用了这一十分诗意的境界。
五、境界的关键在人格学者的人格是境界的关键。王国维这样一个大学者，上课的时候对研究生们讲过：我愚暗，对于《尚书》这本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先是不能理解，继之则无上敬仰。
（全文）
一、王国维是怎样一个人王国维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我估计身高呢，大概一米六十五左右，瘦瘦的，不太美丽，不是“帅哥”，他的牙齿还有点獠，门牙还有点獠，人又黑又瘦。穿着什么呢？西瓜皮帽子，马褂，长衫，后面还有一根辫子。所以王国维给人的印象，是很不美，不是一般地不美，很不美！但是王国维的内心的这种美，美得不得了，了不得！
王国维是怎么美的呢？当王国维在北京招国学研究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来到清华大学，仰慕着，将要看到日夜思慕的大导师王国维，因为王国维当时的名声不得了啊！所以大家有幸来看看这个导师。大家都在教室里盼望着……【创建和谐家园】响了，进来的是什么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只要念一念他的《人间词话》，他的诗词的话，脑筋先马上就跳出来，王国维是一个风流才子！大家可能马上想到唐伯虎，苏州的唐伯虎，就最风流的才子就是王国维！
【创建和谐家园】一响，踏进来的王国维使大家很吃惊！怎么这么一个人就是王国维？一看就是刚才我描写的西瓜皮帽子，马褂，长衫，等到他转身写字的时候，后面一根长长的辫子……大家很失望！这就是我们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仰慕的伟大的国学【创建和谐家园】？但是等到王国维一张口，一说话，一表述，一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得了，了不得！他把这些学生领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境界、新学问、新天地！这时候，同学们由衷地佩服，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导师！
王国维没什么学位，中等文化程度，王国维他也没有硕士，也没有博士，更没有博士后，他完全是靠的孜孜不倦地自我奋发、刻苦，对境界的追求。他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学术的灵魂在于境界。为什么王国维从一个小职员，变成一个国际型的学术【创建和谐家园】？为什么他能够在二十世纪初，一百年之前，他能够建筑起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里程碑，一座又一座辉煌的学术殿堂，什么原因？就在他把握了学术的灵魂是境界。
王国维他是一种自有境界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搞文学，是文学家；他搞美学，是美学家；他搞哲学，是哲学家，不得了！他搞文学，他是诗人，有诗人的灵性，要写诗，要有灵性，麻木的人怎么写得出诗来呀？诗是水，水是流动的，是灵性的。你看看，王国维既是诗人，他有种灵性；既是哲学家，哲学家不得了，哲学它是一种参悟的，什么东西给他一看，看到里面去了；他又是美学家，美学家不得了啊，什么东西到他眼里都是审美的。这些东西都【创建和谐家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有诗人的灵动，有美学家的审美，有哲学家的那种参悟，所以王国维看到这么三首词，三句话的时候，被深深地感动了——宋代的三首词：一首词是宋代大词人晏殊的一首词《蝶恋花》；他又看到另一首，宋代的欧阳修的《蝶恋花》；第三首词，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那么，他就从三位大词人的三首词当中，灵光照彻，不得了！在宋代的这三位大词人的三首词上，他发现了三句话，他把这三句话串联起来，就成功了一个美妙的经典语言，现在成为我们经典语言。
王国维是怎么说的呢？他突然发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突然发现这三个大词人当中的三句话，如果把它串合起来，那就成为一个大人生、大境界的一段美语。他概括了古今中外无数成功人的一个秘诀，一个内在发展的逻辑，是一种核心的概括。然后把它融在，把它结晶在文学的意象当中。所以王国维这几句话一出来，成为一种经典，成为一种成才之路的经典。
二、第一境界的历练我们要看看，王国维你自己是怎么历练这三个境界？三个境界，我们先看，第一境界历练。
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什么他对这句诗，这么地欣赏？这么地赞同？因为这句诗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闻。“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景啊？昨天晚上，猛烈的西风刮来，碧绿的大树上，一片一片树叶凋落。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带来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凄凉。王国维看到的什么？王国维看到了，是一种变化的意象。变化，是在变，是在化。变在什么地方？时间在变，物象在变，心态在变，理念也大变，王国维看到这些变化。那么王国维当时从这个意象大树飘零，他又看到什么呢？看到中国是一个变化的中国，一百多年之前，他看到了世事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学术也大变化。你看看，国门给打开了，西学进来了，中学怎么办呢？中学是被动地应战，还是不应战，就给它吃掉了？还是怎么办呢？而且他痛心地看到，当时中国整个学术界是什么？麻木的，昏沉的，没有觉醒的，毫无朝气的，非常地痛心。而王国维就从这个一叶飘零当中，用到我们一个成语，叫“一叶之秋”——从一个叶子的飘零，知道秋天要到来了，而王国维更从这个秋天发现了，后面紧跟着的是冬天，而过了冬天以后，将是灿烂的学术春天。所以，王国维特别感悟这一句词，把它作为第一个境界当中一个物象。
我们再看这个“高”字。王国维当时的行路，他确实是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什么高的地方？站在一个民族存亡和学术关系的这个高度，站在一个20世纪初的时代的高度，一个历史的高度来望。
王国维年轻的时候，就有高远的志向。有一次，罗振玉到东文学社去看学生的时候，突然发现同学扇面上题了好多的词。他拿来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他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说，能够写这首诗的人，一定是志向高远。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十二》）他怎么写呢？在当初汉代的时候，西域，就我们新疆这个地方，只不过一百来座城市，所以汉代的皇帝想，这个地方太难管理了，我不要它了，算了。两个大臣说了，不能，皇帝你不能糊涂！尽管是小小的百来座城市，你不能放掉它，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所以皇帝一想，对，所以又开通了。那么这两个人的远谋就胜过皇帝了。王国维又翻过来说，更有比这两个大臣更厉害的，谁？甘英，这个人更不简单。他怎么不简单？他的眼光不是新疆的这块地方了，他已经站在黑海的东头望到大秦。大秦，古罗马帝国了，他已经望到那头了。所以，王国维说，我们都要学甘英。罗振玉是有大志，他一看，这个年轻人的志向不得了，问谁写的？大家说，王国维写的。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王国维这个奇才，提拔他。
那么，王国维他望到了什么呢？望到了当时的学术时代有这么几个特色：第一个，20世纪初，中国的学术是一个必变的时代，必定要变，这多厉害；第二个，中国的学术，将是一个研究自由的时代；第三，当是一个最大发现的时代；第四，西学东渐的时代；第五，中学外渐的时代；第六，“学术三无”的时代。
他不简单，凭个人的观察，看到这么一些时代的特色。我们听听王国维的声音，王国维说，世事在变，国事在变，学术当然也得变，要变。王国维又说：“如今已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而是研究自由之时代。”厉害！王国维又热情洋溢地讴歌：“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之时代，未有能与它相比者。”王国维说，为什么发现了时代呢？第一，甲骨文发现了；第二，西北的许多竹简发现了；第三，敦煌的宝库打开了；第四，故宫里面的内阁大库档案发现了；第五，外国的好多的文书在沙漠里发现了……还有好多好多的发现。王国维很聪明，他从历史上知道，凡是有新的东西发现，就有新的学问起来，所以他说，新发现的时代必将有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出现。
王国维又说，“学术三无”时代。什么叫“三无”呢？第一，学术不分中西，没有中西的；第二，学术不分新旧，没有新旧之分；第三，学术没有有用无用之分。这个眼光也是超前的。我们在一百年以后，还在争论这个问题。你学的什么东西啊？我学的是文学。文学有用吗？你读大学，文学有用吗？你学什么？我学哲学。你怎么学哲学？哲学有用吗？你学什么？我学社会学。社会学有用吗？一百年以后，我们还在争论，中学为主？西学为主？中学有用？西学有用？王国维多超前！是学问，没有中西之分；是学问，没有有用无用之分；是学问，没有新旧之分。超前！所以王国维他这种眼光是超前的，而且是国际性的学术眼光。你看看，王国维一点都不保守，不因为甲骨片是我们中国的，就由我们中国来研究，研究到它透了，再给外国人研究，他不是的。不是因为敦煌宝库是在我们敦煌发现的，我们中国人研究、保密，然后我们研究完了，再给外国人。不是的，王国维非常地开阔，他是站在广阔的国际的学术平台上，来观察问题、考虑问题、研究问题。所以，他的那种眼光、那种胸襟、那种气度，国际性的。所以，我们往往看到，王国维成功了，他的成功不是成功在终点，而是成功在起点上。
三、第二境界的历练下面，王国维是怎么进行第二个境界历练的？第二个境界是这样一句话：“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王国维确定了这个方向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走，再走，往前走，一走到底，不回头，不后悔。王国维曾经有这样一首诗：“……玉女粲然笑，照我读奇书。嗟汝矜智巧，坐此还自屠……”（《偶成二首》之一）我把这个意思讲一下，王国维说，啊，天上的月亮啊，太美了，就好像一个美女展露着她美好的笑容，在照着我读书呢，我在书房里读书，天上有个美女陪着我，就是月亮。啊，发出灿烂的笑容照着我，啊，月亮照着我读奇书！我经常感叹，我自己是多么地聪明啊！是多么地有智慧啊！是多么巧妙的一个人！太可惜了，我预料到，将要自己拿一把刀，把自己给杀了。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样刻苦地读下去，最后没有了，人没有了，读死了，太辛苦！你看看，那么美好的夜光，美女的夜光照耀着我，辜负了她。什么意思？王国维就是说，我要走这条路，走到底，不回头，“为伊消得人憔悴”。什么叫“衣带渐宽”？人越来越瘦，所以腰带越来越宽了。所以他说，我要追求真理到什么地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都不后悔。这是何等地尽职！所以王国维这个人，是情商、智商特别高的人，这么一个大学者。你看看，他可以聪明到什么程度？他是绝顶聪明，你看他外表很丑陋，他是绝顶地聪明。所以他把自己看成是天才。一点不错，是天才。他怎么样的呢？他做大学问家的眼光，就跟人家不一样，看到纸面上的字，大学问家的眼光叫“直透纸背”，他看到纸背的后面。王国维就是这样。
王国维有一天在研究甲骨片的时候，甲骨片，我们都晓得一片一片的，聪明的王国维，灵感的王国维，突然有灵感了，为什么这片甲骨片我读不通啊？为什么那片甲骨片，我也读不通啊？那是不是原来它们是一片啊？在出土的时候，因为弄断，崩裂，把它打破了，等到拿出来的时候，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如果把两片能够拼合起来，那不就是一个完整的甲骨片了吗？那上面原来不可读通的，现在不读通了吗！就这个灵感，开出了甲骨学的一个方向，叫做“甲骨学的缀合”。你看，多聪明啊！他不仅看到这个上面，而且透过了纸背，透过了甲骨片。聪明，绝顶聪明！
所以大学问家胡适晚年经常要说到王国维，在台湾的时候，他对他的学生说：“王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还说：“绝顶聪明的人，不是在卖弄聪明，而是肯下苦工夫、笨工夫。”所以王国维就是这样，既绝顶聪明，又能够下苦工夫、笨工夫的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下苦工夫的？
王国维在日本的时候，跟着罗振玉，罗振玉这个书库不得了，家里有50万册藏书，私人藏书。王国维一本一本，大部分，当然很多都翻过，你看，朝夕相处。王国维自己手校手批的，精读之精读，手校手批，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里。你一看上面，肯定会感动，各种颜色的字写满了，都用过了。所以，王国维平时什么呢？手中不离开书的。在日本的时候，他的夫人要跟他商量点事情，家里总有事情，要商量点事情，王国维拿着书本只当不听见，我要看书呢，不理会夫人。潘夫人恨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他这个书夺过来，丢在火炉里。所以，王国维是一个非常刻苦、非常用功的人。
王国维第二次到日本以后，他告别了前面的学问，美学、哲学我都告别了，我要弄传统的国学。为什么？他要投身到新的学问甲骨学，金石学等等当中。他说，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看《十三经注疏》，那这个东西怎么看啊？太枯燥了，现在他不了。为了向新学问应战，王国维把《十三经注疏》每天都看，精心地看，这是何等地勤奋！每天早晨在日本的京都，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年轻王国维，踏着露水，朝气蓬勃地，背面是一轮太阳，到罗振玉家里打工。一做下来，那是何等地艰苦！有一次，罗振玉给他两千份拓本，说，国维你帮我整理。他说，怎么整理？每一个拓片，你要找出来它有几个器物，因为有的，它一个拓片有不同的器物名称，同样一个器物，古人有不同的名称。他说，你要把它查出来，这份拓片有几个器物名称。倒过来讲，一个器物有几个铭文？那太艰苦了！这里有两千份要一一查对。所以，王国维形容当时怎么艰苦呢？每天早晨一到工作室，桌子上堆满了拓本。在夏天，日本的夏天太热了！常常地困，常常地汗流满面，身上全部湿透了。然后查一个铭文，要查十几个，那么一天下来，只能弄十几个铭文，十几张纸，非常非常地艰苦。所以早晨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到罗振玉家里去了，晚上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回家了。明天早晨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明天晚上又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这样轮流地操作。同志们注意，这就叫做“下地狱式”的功夫，没有这个就没有后来更大的成功。王国维就在京都这么几年的刻苦锻炼，最后走到北京就不一样了，成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大学者。这就是他的秘密，这就是他的境界。
四、第三境界的历练下面我要讲的是，第三境界的历练。第三个境界是什么呢？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什么抒发呢？经过炼狱式的磨炼和追求，千百次的劳作，最后必定取得成功，这是有回报的，必定取得成功，一旦找到了这个真理，那就把自己的发现，汇入了真理的长河。王国维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境界？把它作为第三境界呢？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意境，本来是写元宵佳节。元宵佳节太美妙了，家家上了灯笼，观灯，男女老少拥挤在街头，鲜花盛开，鲜花、人脸、灯笼，如此美妙！那么同志们想想看，知道心上的人，但是没有跟她约好在什么地方，不是在大栅栏，不知在什么地方，这么多人，你怎么找？所以，叫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找不到啊！你在哪里啊？来了，蓦然回首，我找了一千次、一万次，有一次偶然回头，看见了，啊！我理想的佳人就在那里对着我笑呢，笑得那么地甜蜜。同志们注意，“阑珊处”是什么？不是在一片灯火的地方，而是在稀稀落落的灯火的地方；不是在通亮的地方，而在比较阴暗的，没有几颗灯的地方找到。你想想看，突然找到了，人山人海当中，突然找到这样一个美丽的佳人，你是何等地激动！何等的愉快！所以，这是一种特别胜利的、成功的境界，富有诗意。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知道，必然会找到，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是一种必然当中的偶然，偶然当中的必然，是处于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的，在意料当中，又在意料之外。王国维是这样说的，当一个人的研究，长年累月，累月长年地研究，一旦当你找到了这个东西，找到了答案，那种心中的快活，是无法形容的。这是一种快活。还有一种快活呢，心中一直有这个意思，心中就一直有这个意境，但是找不到恰当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有一天，当我找到了，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种快活是无法形容的。所以，这种快活是真正的大学者，他才能体会到。梁启超称赞王国维，他这样说：“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之地方。”（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这些成果都是王国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结果。
特别耐人寻味的，王国维还有一个极大的智慧。他知道，我聪明，我能干，我可以下笨工夫，我能够超越别人，我能够超越前人。但是，他像一个蜜蜂一样，他不是叮在一颗花上。他的智慧，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不像一个人，一辈子研究一个窄小的问题，我研究一个作家，就研究到最后，最后挖挖挖……这种是什么呢？就找了一个地方，挖一口井，挖挖挖，挖下去了。所以，你看呢，我们有些学者，就是研究一个领域，而且一个领域很窄的一个面，然后一辈子就这个地方，他不跳出去了。王国维不是这样，他研究文学，他研究美学，他研究哲学，他研究史学，他研究敦煌学、甲骨学……他一个一个跳，这叫“智慧的流转”，像水一样，大智慧，这个智慧更是高级的智慧。为什么？我们再打个比方，王国维是十分潇洒的学者，他跑到这个山头，勘察了一番说，大家注意了，学术家，大家注意了，在这个山里面有学术的金矿，我挖一桶给你们看看。然后他挖下去，挖出一桶来，你们看，这座山里有学术的金矿，金矿金灿灿，多美妙！你们挖吧，大家来挖吧，中国的学者来挖吧，世界的学者来挖吧，大家都来挖吧，我们挖吧，我们的后代也来挖吧。然后说，我走了。他到哪里去？他换了一座山了。他又跑到一个甲骨学的山上去，我挖，挖给你们看。他又挖出一桶金来，淘出一桶金来，你们看，这里还有一桶金，下面还有无数金，我挖了，你们挖吧，大家都来挖吧，一代一代挖下去。他又不干了，他又跑到另一个山头去，你们都说戏曲没有用，都是看看些，唱唱些，我来挖一桶金给你们看看，挖了一桶金，你们看戏曲里面大有研究，我这一桶金就是榜样，你们挖吧，好多人跟着挖，一直挖到现在还没有挖完。他就非常潇洒，你看看，带着一个“竹竿”，跑到这种青山指点一下，这里有金子，你们挖吧。跑到那山，这里有金子，你们挖吧。他跑了好多好多的学术的高山说，这里有金子，你们挖。他自己就是一个杰出的开山者。这是何等的气魄、胸襟、气度！
五、境界的关键在人格境界的关键在人格。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境界。你的人格很低，你怎么会有高境界出来？你要有一个高的境界，必须有一个崇高的人格，崇高的灵魂。当时清华研究院有四大名导师：一个，梁启超；一个，王国维；一个，陈寅恪；一个，赵元任。那么，同学不仅是跟他们学学问，更学到四名大导师的那种人格的熏陶，每天每月，几年当中，那种人格的熏陶太重要了。你看看，梁启超这么有名，这么有学问，学生问梁启超问题的时候，梁启超是那样地谦虚。他说，这个问题我懂，我来回答你，那个问题我不懂，请你去请教王国维先生。你看看，多谦虚！
而王国维也非常谦虚。你看，同学来向他问问题，王国维话不多的，他就坐在办公室。那么研究生来问他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知道的，一遍一遍地跟他讲，懂否？你懂了吗？懂了，好。要是不懂，我再给你讲，一遍一遍讲，懂了吗？懂了，行了。那么有的问题，学生问，王国维一看，不大清楚，他就用海宁话，海宁话有点像上海话：“阿拉弗晓得”——我不知道。多谦虚呀！他从不不懂装懂：“……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他说，我这个人，他当然不是说，自己天才，我这个人比较愚笨，当然谦虚的说法，我这个人比较昏暗。你看人家读了几千年的《尚书》，十分之五，我还读不懂。大家一吃惊，你这么大一个有名的国学【创建和谐家园】，《尚书》怎么十分之【创建和谐家园】懂？他说《诗经》，人人基本上都读得懂，我还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心灵的震动！这些研究生心灵震动！我们的老师这么伟大，还这样谦虚地说，《尚书》还有十分之五读不懂，《诗经》还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那我们更不要不懂装懂，不知装知。所谓这个不得了，就告诉这些人，不知为不知，不知就是不知，不知才能变为真正的知，这就是【创建和谐家园】的人格的熏陶。
我们再来看看，王国维的生命一刻，最后的一刻他是怎么样子展露他的人格魅力。王国维这种死非常地镇定。毕业生毕业了，他照样去参加毕业生的告别宴会，那天回到家里，明天要去【创建和谐家园】了、投河了。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干什么？照样接待一批一批来访的学生，同学们来请教问题啊，王国维照样微笑着，和颜悦色，一丝不慌地回答这些学生的问题，回答完，送走了。送走了以后，冷静地在灯光下写了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一点匆忙都没有，是那么地从容不迫！但是他不跟家里人讲的，他就把遗书揣在兜里面。
那天晚上他还干什么呢？他就把学生的试卷全部批完，他把这些学生，试卷上的成绩，一一登在成绩本上，然后安然入睡。第二天早晨，他照样到清华园办公室，第一，和别人讨论今年招生问题，一届毕业了，下一届招生了，招生问题；第二，是什么呢？他说，我成绩单搞好了，你们有空的话，到我家里去拿。讲完了以后，他跟人家借了几元钱，就雇了个车到颐和园去【创建和谐家园】。那么他的人格美妙在什么呢？美妙在一个细节上。他有一个学生叫谢国桢，是一个他培养出的一位大学者。这个大学者，他晚年，五十年以后回忆，非常地感动。他说，我的老师明天要去【创建和谐家园】了，自沉了，早晨他还到清华园办公室去上班。上班的时候呢，他说，前几天给他写了一个扇面，扇子，写了个扇面；写了两个，一个给谢国桢，一个给朋友的。他说，他已经走出办公室，到颐和园去了，在路上，他突然想起来了，我写的扇面上，谢国桢他名字下面，他写了一个兄弟的兄，多写了一个兄弟的兄。王国维一想，不妥当，不能叫兄，应该叫弟，所以王先生重新回来，拿了笔把这个兄字涂掉，再改了一个弟，然后再踏出清华园，到颐和园去【创建和谐家园】了。五十年以后，谢国桢回忆到这个往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于是可见，先生强毅坚忍之志，镇定安详，临事不苟的态度。”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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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神韵”（上）-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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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王 毅，1955年5月生于湖南省湘潭市，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有若干学术论文和专著、译著出版，其中《中国民间艺术论》获得第十三界中国图书奖。
内容简介
什么叫神韵？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很恰当地使用这个词，当你看到一幅山水画，你很喜欢它，你会由衷地讲这个画很有神韵。你读到了好的山水诗，你也会使用这个词。而且不限于艺术创造的领域，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把神韵作为一个审美标准的。
那么神韵的提出，它是在魏晋南北朝，它刚提出的时候，主要是在绘画领域。在南北朝有一个相当有名的美术理论家谢赫，他写过一本书，叫《古画品录》。他把他所看到的古代那些著名画家的作品，把它分成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分成了这么几品。在评价第二品中的“顾骏之”时，他使用了这么四句话，“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顾骏之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画家，但是谢赫对他评价不太高，没有把他列入第一品，而是把他放在了第二品。为什么？就是认为他 “神韵气力、不逮前贤”。那么谢赫提出的这个神韵，这是最早的第一次出现。
一直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在使用神韵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谢赫所奠定的这么一种内在的要求之上的。艺术创造的高质量和艺术家的内在生命相结合，艺术作品的感人魅力和艺术家传达出来的某种内在的情思，某种内在的风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才叫神韵。神韵是个很高的要求。
那么神韵的提出，它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在魏晋南北朝。而很重要的就是在人物的评价方面，当时的读书人就是魏晋名士，他们完成了一个转折，对人物的评价由政治角度、实用角度转到了一种审美的角度，这样才有神韵这么一个概念的提出。他们用神韵来评价人物，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东汉末年以来，在世俗社会里面开始流行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人伦鉴识”。东汉以来这种“人伦鉴识”大盛，大家喜欢你评我几句，我评你几句。主要还是一种政治上选拔人才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在这种“人伦鉴识”的环境之中，大家就开始提出要通过人的外在可见之形，来了解人的内在不可鉴之性，这就是东汉末年以来在政治上为了选拔人才流行起来的一种对人的外貌，人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在这些方面大家注意观察，提出了一些选择的标准。
当这种风气流行开来之后，就形成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魏晋名士，魏晋名士肯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审美文化现象。当时大家主要是强调精神自由，生命情调。欣赏别人的生命存在，欣赏别人的生命风姿，展现自己的生命风姿，自然而然从从容容这样来表现。
《魏晋“神韵”》（上）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王毅教授，大家欢迎。
王毅：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产生的魏晋名士，随口我们就可以说出一大串，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刘勰等等。那么我们提起魏晋常说的一个词就是魏晋风度、魏晋风骨、魏晋神韵，但是对风度、风韵具体的内涵我们往往了解得不是很深刻，不是很全面。那么今天我们请王毅教授为我们讲一场《魏晋“神韵”》的演讲。就是文学、艺术、雕塑等等的这种艺术样式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大的转折，出现了大的发展。那么它内在的一种机制是怎样的。我想王教授的《魏晋“神韵”》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大家欢迎。
王毅：今天我讲的题目叫做《魏晋“神韵”》，就四个字。提起魏晋我们马上想到鲁迅先生有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风趣，看过的同志一定会记忆犹新的，它主要谈的是思想史，是文人心态。然而就审美而言，在当时也就是在魏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表述。比如像风韵、韵致、风神，甚至单独的一个“韵”，所有这些表述合在一起，最终就构成了神韵这么一个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基础性的、核心性的概念，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源远流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的一个审美标准，一种审美评价。什么叫神韵？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很恰当的使用这个表述。你看到了一幅山水画，你真喜欢它，你会由衷地讲这个画很有神韵。你读到了好的山水诗，好的诗歌，你也会有这样的表述，好的音乐，都会这样的。而且不限于艺术创造的领域，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把神韵作为一个审美标准的。比如说一个人他梳了一个发型，他穿了一身服装，很妥贴，给人一种气质很优雅的感觉。我们正面看见他，我们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有时候我们心理会产生一种感觉，有一种神韵之美，很多这样的。照相馆，这个相片照得好，一个人的肖像照得好，我们会说他这个相照得很有神韵。广告，一幅广告做得好，卖房子的，甚至卖烟的，或者卖别的东西，这个广告真是达到了艺术上的高质量的话，我们也会说这样的东西有神韵，使用的是非常多的，非常频繁的。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甚至还见过一家理发店就叫神韵理发店。如果这个理发师他手艺高的话，他懂一点美学的话，他知道神韵真正意味着什么的话，他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这个神韵的提出，它是在魏晋南北朝，它刚刚提出的时候，主要是在绘画领域。在南北朝南齐有一个相当有名的美术理论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谢赫”，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在中国绘画理论史上太有名了，叫《古画品录》。他把他所看到的古代那些著名画家的作品，把它分成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分成了这么几品。在评价第二品中的“顾骏之”，在评价这么一位画家的时候，他曾经使用了这么四句话，“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用了这么四句话来评价顾骏之。顾骏之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画家，懂一点中国绘画史的同志会知道，我们中国的国画最早的题材是人物，首先是画人物的，画帝王将相，画功臣或者是给寺庙画宗教人物，慢慢才发展到画山水或者画花鸟，慢慢地才走过来，最早是人物画。顾骏之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人物画家，但是谢赫对他评价不太高，没有把他列入第一品，而是把他放在了第二品。为什么呢？就是认为他是“神韵气力、不逮前贤”。那么谢赫提出的这个神韵，这是考证出来的中国美学史上、艺术鉴赏史上首次使用神韵这个词儿，这是最早的第一次出现。为什么谢赫用这么一个表述来批评他不太满意的顾骏之？我们大家要知道中国国画的操作手段是用毛笔，用线条来勾勒形象，你画一个人，用毛笔、用线条来勾勒一个形象的话，你首先应该做到画得像，比如画肖像画，对人的面部，对人的眼睛，人身上其他的部位，线条的勾勒得准确，不能很不成样子。在这一点上，谢赫肯定了顾骏之“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在这种使用笔画线条来勾勒人物这一方面，顾骏之做得相当出色，比他以前的人做得更为精细，更细腻，更到位。但是重要的另一方面，神韵气力没有以前的人好，“不逮前贤”。用毛笔来做画，在局部在细节问题上，能够做得相当出色，但是不能给人一种神似的感觉，没有把人物那种内在的生命活力，内在的生命灵性，那种飘逸感和力量感勾勒出来，所以谢赫不满意。这个人画得倒是挺像的，但是看起来没有我所期待的那种神采奕奕，灵动飞扬。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所以我不能把你放到第一品之中去。应该说，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来讲，在人物绘画上不但要做到形似，而且要画出内在的神采，内在的生命活力。这是谢赫提出神韵这个概念的一种基本强调。不过问题还不限于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作家使用毛笔来勾勒线条的话，这个线条你是把它画得劲健有力，很飘逸，画到这么一个状态还是断断续续地画一点添一点，断断续续地把它接下来，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线条？在这一个问题上，事实上就涉及到了画家本人，画家主体，他的品味，他的心境，他自己那种内在的生命活力，他的个人风采。所以这应该说是神韵要求的另外一层。不但要把你画的形象，画得既形似又神似，同时应该把画家自己主体的生命活力，个人风采也随之显示出来。我觉得，这样来理解谢赫提出的神韵这么一个审美标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
一直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在使用神韵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谢赫所奠定的这么一种内在的要求。艺术创造的高质量和艺术家他的内在生命相结合，艺术作品的感人魅力和艺术家传达出来的某种内在的情思，某种内在的风采，和这个东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才叫神韵。可见神韵是个很高的要求。我们今天讲一座城市有神韵，桂林这样的城市有神韵。漓江，这样的城市有神韵。湘西凤凰城，沈丛文的老家，这座城市有神韵。我们说一座山有神韵，黄山有神韵，我们说一条河有神韵，漓江有神韵。所有这些大家品味一下，事实上都是把这些对象，不管它本身是生命体还是无生命的东西，我们都在强调它一种内在的生命活力，内在的生命活力的美给我们欣赏者留下了无尽的情思。我们使用神韵这个概念的时候，不信你品味一下，你事实上在要求这个东西的。在《古画品录》这本书里边，除了评顾骏之使用了神韵气力这么一个表述之外，另外谢赫还分别用这样的表述评价了其他的九位画家，像“陆绥、毛惠远、晋明帝、张墨、卫协”等等，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古画品录》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或者是肯定，或者有点惋惜地说这个画家没能做得到，把神韵气力放到一块，或者是分开来讲，一共在九位画家的评价上使用。另外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了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上的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绘画六法，六种。画要画得好，有六方面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有六种规律，那么这六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条就叫气韵生动。大家想一想画画得好不好，艺术创造的质量高不高，别的在谢赫看来都不太重要，重要的就是神韵生动，这种神韵既是画家所描绘的这个对象本身的，而且还是你画家自身的。没有你自身的气韵生动，没有你自己的内在风采，没有你自身的那种生命活力，你想把对象画得气韵生动，你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谢赫在评价一个叫“陆绥”的画家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表扬了他了，他的话是这样的，他说“体韵遒举、风采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他讲他画画得好，画出来的这个人物的韵味，他的那种神采简直就是栩栩如生，后面两句“一点一拂，动笔皆奇”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你这个画家拿着毛笔蘸满了墨汁，在你画的这个人物身上，这个地方点一下，那个地方挑一下，那个地方拿一道线，一点一拂，动笔皆奇，不是那种冗长的、软弱无力的苍白的、没有质量的线条。而是这种很奇特的、很有力度的，很飘逸的线条，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概括起来讲，人的生命意识和艺术创造的内在融合，而这种生命意识又像是盐化到水里头一样，我们吃起来有点淡淡的盐味，但是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咸盐粒子，达到了这么一个境界。你看一座城市，看一幅画，读一首诗，听一首音乐，看一个雕塑，看对面的一个人，你感觉到了这一点，不是很强烈，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种内在的生命情韵。这个时候有可能使用神韵这么一个表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我们轻易不会拿它来评价，我们可以说你漂亮，你美，你好看，不错怎么怎么样，一旦我们使用神韵这个标准的话，事实上已经表明我们由衷欣赏，深深感动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下面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下，神韵它提出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在魏晋南北朝提出了神韵这么一个概念？它提这个关键是什么？这个关键，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就是在人物的评价方面，当时的读书人，就是魏晋名士他们完成了一个转折，对人物的评价，由那种政治角度、实用角度转到了一种审美的角度，这样才有神韵这么一个概念的提出。这两个字我们分开来看一看，先看神，什么叫做神？原始思维，最早的这种思维，万物有灵，它设想在人之外，还有一种超越人类的这种精神性的实体，有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在这个强度、力度、精微的程度，在那种威力无边，在这么一些方面，肯定有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比我们人类厉害多了。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神，天地之神，神灵，把它叫做神。当然“神”我们今天讲起来，它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是我们要注意，它之所以提出，有它的道理。原始人类，我们的先民他们的生存能力太弱，所以总是要祈祷希望或者是求助于这样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这么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或者说一种精神的存在。天神保佑我，山神保佑我，河神保佑我，一座大树林子，树林子里面的林神保佑我。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都是我们的祖先想出来的，他设想有这么一种生命的存在，有这么一种精神的存在，比我们厉害。祈求他们的保佑，所以这就叫做神。神的提出是一种人类对自己做得到的事情，希望去做，但是做不到的事情，对这么一种现象，这么一种期待提出了可能有别的生命或者别的精神，他们能够做到这一切，这就是神。
但是我们大家要注意，事实上这种超常、超凡的这么一种情况的话，有的时候人自身也可以做到。我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大概只能提起来十斤重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孩子和别人不一样。他也只有八岁，他提起来了五十斤重的东西，我们会怎么说？会说这个孩子简直神了。我们一般人跳高大概一米左右，我们能够跳过去，但是有一个人他能跳过去两米，我们说简直神了，当人自身做出了一些在通常状况下做不来的事情，产生了在一些通常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也使用这么一个神字。就是我们今天用的神来之笔，简直神了，神乎其神，所以“神”我的结论就是，它是表征一种超常、超凡的生命或者是精神。它表征这么一种东西，原来主要指的是人和自然，后来又顺理成章地可以用来描述人自身。我们人自己的生命能量、生命状态、生命活力，发挥到了一个超常的境界，我们也使用这个神。写文章写得好，我平常根本写不出来这样的句子，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就写出来了，我自己很得意，神来之笔，别人看了以后也觉得神来之笔，这是“神”字。“韵”字怎么来的。“韵”字据一些专家的考察它在我们中国出现得有点晚，它是在魏晋之间，东汉末年以来一直到三国到晋，在这段它出现，它主要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音乐，魏晋时期音乐的发展，另外就是声韵之学。音乐学和音乐之学提出了韵字。什么叫做韵？大家肯定有亲身感受的，你到一个旅游胜地去或者北京的大钟寺什么地方，年三十的时候，或者你游玩到一个山里头，有一座庙，庙里头有一口铜钟你敲它一下，第一下声音，没有韵的感觉，当它这个声音慢慢地延续下来，余音不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韵的感受就很典型了。所以由音乐和声韵之学所来的“韵”字，它被借用来和“神”字合并到一块儿，来表达人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命风采所具有的一种美，很清远，延续的时间很长，余音不绝这么一种情况。魏晋名士典型的就具有这样一种神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好，这么一种用神，或者是韵，或者是把神韵合到一块儿用来品评人物，对人进行评价，它的使用典型的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在此以前没有过，在此以后有，但是不像魏晋南北朝这一段那样集中，那样强烈，那样流行，简直就成了当时的时尚，就像我们今天什么是时尚一样。魏晋南北朝这是最时尚的，用神韵这样一个标准，人的生命风采，飘逸流远，“清灵精简”这么一种状态来形容人的美，人本身的美。这里面有一个前面的背景，东汉末年以来在当时的读书人，在世俗社会里面开始流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人伦鉴识”。东汉以来这种“人伦鉴识”大盛，大家喜欢你评我几句，我评你几句，我们两个在一块儿评价那个人怎么样，东汉末年以来这种“人伦鉴识”就开始慢慢的流行了，刚开始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人伦鉴识”呢？主要还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拔人才的需要。要选拔人才啊，这个人他堪不堪重任，能不能提拔他，能不能让他担任这个职务，我们必须了解他，它还不太像我们今天有一套科学的考试程序，有一套什么心理测验，它哪有这个啊？而且它大概没有什么试用期，你这个人担任了这个职务之后搞的不好，也没有办法名正言顺的把你拿下来。所以在上任之前在选拔人之前，一定先把这个人看准了，怎样看准。我们要的不是外貌长得好看，我们要的是这个人是个君子，是一个贤人，有能力，有逻辑、有智慧，有良知。我们要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内在之性，你自己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怎么能知道呢？以前我们认为是不可知的，到了东汉末年，这种“人伦鉴识”的环境之中，大家就开始提出要通过人的外在的可见之形，来了解人的内在不可鉴之性，这就是东汉末年以来在政治上为了选拔人才流行起来的一种对人的外貌，人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在这些方面大家注意观察，提出了一些选择的标准。这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人物，当然这个材料很多我只举两个材料。一个是三国魏，这个时候的一个哲学家叫“刘劭”，他写有一本《人物志》，这本书内容很丰富，讲了十来种方法，分成若干类。怎么从人的外貌，从这个角度看，从那个角度看，使用这种标准，那种标准。如何来把握人才，来选拔人才。这是刘劭的《人物志》，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名士嵇康，嵇康也有一本书叫做《养生论》，“养生”这个词在我们今天也很流行，它在这里面也讲到，一个人外在的神情，平常的气度，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模样，都和他的内在之性相通。但是，我在读嵇康的《养生论》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比如刘劭还是比较多的从政治实用的角度来讲，通过十几条标准，若干条标准来选拔人才的话，那么嵇康的重心就不在这上头了。养生之论，他强调人的外貌，外在的行为举止，他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内在生命的和畅。它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你这个人是不是个政治上的人才，能不能为当局所用，这不重要，不是嵇康关心的东西，无所谓了。大家注意，这就是一种转折。原来的这种“人伦鉴识”，为政治选拔人才。政治选拔人才要的是内在之性，内在之性要通过外在之形来看，刚开始是这个角度，但是走着走着，你能不能成为政治上的有用之才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你的外在之形，看出你的内在的生命状态。你这个人内在的那种气质，他的一种生命的调和，要求这么一种东西。
好，当这种风气流行开来之后，就形成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魏晋名士。魏晋名士肯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我觉得可能是空前绝后，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审美文化现象。鲁迅先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就是《谈魏晋风度》，他举行了不少例子，这些例子里头有一些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荒唐，但是里面透露出一种生命的真挚，真诚，一种人的个性的可爱。我爱喝酒，我发现这个村子里头，这一家酒店里面的老板娘长得很可爱，我喜欢她，那么我天天跑到酒馆里面坐着，盯着老板娘看，欣赏她。老板娘也不生气的，也没有说你调戏我，而且老板娘的丈夫也无所谓，也不吃醋，当老板娘去世之后，这位名士跑去哭她一场，这个在今天有点荒唐，你跟她什么关系？你凭什么去哭？但是这个名士去哭，她们的家人也可以理解，也能够接受的。一个朋友死了，我们大家去给他开一个追悼会，去悼念他。最后在悼念仪式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人提议，我们共同的这位朋友生前最喜欢听驴子叫唤了，我们大家学两声驴叫送送他吧，于是大家一起学驴叫。我在我自己家里面，我【创建和谐家园】衣服，一个人赤身裸体在自己的房里走来走去。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比较守礼法的，一看眼睛瞪得很大，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儿啊？在自己家【创建和谐家园】衣服，太不象话了吧。这人怎么回答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衣服，你干嘛钻到我的裤子里头来了？所以在魏晋名士里头，我们看一看，很有一些在以前的中国读书人的历史上没出现过，在后来的读书人的传统历史中出现得也不多，当然也有，出现的最典型的，成为一批成为一种时尚的，成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就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就是这一时期。
当时，大家主要是强调精神自由，生命情调。我觉得主要是强调这么几个字，精神自由，生命情调。我去找我的朋友，我在家呆着突然想起，远方有一个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我去看看他吧。我连夜划着小船就去了，走了好远，好不容易到了他的家门口，我不看了，我要回来了。别人觉得很奇怪，你费这么大的劲要来看朋友，到了他家门口又不进去，又回头回家为什么？尽兴而止。我当时想看朋友是很真挚的，那么我一路走过来，到了他家的门口，我的这种兴致已经消退了，这个兴致本身已经得到发泄了，所以见不见他不重要了，我就回来。当时有大量这样的例子，这种精神自由，生命情调，大家共同的推崇，共同的嘉许，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在学理上把它分分类，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的存在。我刚才讲了一些例子，《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人际交往，在人际交往中，大家都强调宁做我，我跟你交朋友，我跟你有来往，但是我是我，我自用我法，宁做我。有不少这样的强调。在这种对我的坦然相待之中，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所谓的主体性，它更有着一种在实际生活之中的人生的自信，我欣赏我自己。不完全是哲学意义上的，我欣赏我自己，这是第一。自我欣赏，自信。第二，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叫做什么高情或者才情？我们两个在河岸边散步，远远的河那边来了一艘船，听说船中间传出一阵歌声，我马上心驰神往，非常羡慕啊。唱歌的这个人很有情，很有高情，认都不认识，隔得老远就从歌声中感觉到了一种生命情调。人在摆脱了外在的束缚之后，所流露出来的一种真实的自我。这种自我的表现是很有风韵的，很有味道的。他用不着很呆板，用不着很拘谨，用不着拿腔拿调，怎么样怎么样，都用不着，放开。这种放开之中就自然了有了一种情调，这是第二，强调人的高情才情。第三，这种高情和才情要求它表现为一种淡味，一定要淡味的，阮籍曾经有过这样的话，他讲惟独只有淡味才是真味，才可以味之无极。就像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朋友一样，你吃东西，一种味道非常鲜浓的食物，你不可能吃得太多，像烈酒，你根本没有办法喝很多的，浓咖啡喝不了多，一大碗红烧肉油腻腻的，你也吃不了很多。但是清茶，素菜，这样一种比较清淡的东西在阮籍这样的魏晋名士看来，它才是人生真味，才可以味之无极，永远不会腻味的。喝茶，我每天喝三杯、五杯，不会觉得受不了，【创建和谐家园】太强烈了，不会的。只有做这种淡味，非常推崇这种淡味。我觉得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人也好，如果真正懂得了欣赏这种淡，能够品味到这淡之美的话，表明了你的一种成熟。如果你仅仅能够欣赏那种夸张的、强烈的、铺张扬厉的美，那种动作幅度很大，很张扬的，如果你仅仅能欣赏这样的美的话，我觉得恐怕还多少有点幼稚不太成熟。真正懂得了淡，淡之中的真味，那样的美，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我觉得算是比较成熟的。魏晋名士做到了这一点，欣赏别人的生命存在，欣赏别人的生命风姿，展现自己的生命风姿都懂得不能过分，不能矫揉造作，不能夸张，自然而然从从容容这样来表现。
这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比如大家都知道魏晋名士中一个大官叫谢安的，他是东晋名相，他的侄子叫谢贤。在淝水前线和前秦的八十万大军对阵，就是打仗。我是谢安，我的侄子在一个地方和一个敌国正在那个地方打仗，我在干嘛呢，我正在和人下棋。这个时候你想想我心里紧张不紧张，我当然紧张了，万一我的侄子带领的部队，仗没有打胜，我这个国家亡了，我这个家也完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下，前线司令官在那个地方打仗，后方这个主帅会不停地打电话，派通信兵，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他会表现得焦急万分，等待消息。或者是胜利或者是失败，他一定会急不可待的。但是谢安在那个地方下围棋，突然有人进来了，对着他的耳朵说几句，递给他一个小纸条，给他一封信，他看了看。脸上好像肌肉稍微抽动了一下，但是很快就恢复正常了，没有任何表情。把这个东西一放，继续下棋，别人就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时候谢安才讲，小侄在前方打仗胜了。我们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姿态，天大的喜事。一般的人要蹦起来的，要喜极而泣的，高兴得要哭出来的。太重要了啊，这一仗赢的话，我的这个国家存在下去，我的家存在下去，荣华富贵，一切的一切都能保持发扬，失败的话一切都灰飞烟灭。我用下围棋来打发这段时光，听到这么一个胜利消息之后，我竟然很快把心中那种狂喜压下去，故意做出不以为意状，无所谓了，小事一桩，毛毛雨了，又继续下棋。这是什么？这是我讲的一个淡味，他觉得个人下围棋这种从容、雅致的风度，比起这一场战争的胜负更重要。这就叫淡雅。我个人认为谢安的这个例子是有点矫揉造作，不如干脆放开，痛快地喊两声。喜极而泣，哭出来可能更真实、自然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读书人当中，大家所推崇就是这么一种从容，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分地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所有这些在当时读书人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之中，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在《世说新语》里面很有这么一些名称，韵、风、神、很有这么一些事例的。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讲了，大家找《世说新语》来读一读，看看里面的小故事很有趣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的。
这里面我主要做一个理论上的归纳。我们讲魏晋名士的思想基础，是当时的老庄哲学的复兴，几百年前的老庄哲学，到了这个时候又重新得到了复活，这基本上是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个定论，我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这是没有争议的。儒家思想观念到了东汉末年以来，到了魏晋，它就已经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思想基础就是老庄基础，但是话仅仅说到这一个程度是不够的，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揭示到位。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我用这么两句话来概括，就是老庄哲学的那种生命意味，已经真正落实到了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具体的呈现之上。这是重要的。老庄哲学，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哲学观念放在一个新的时代，让它得到复活的话，这个还不太具体。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老庄那种哲学的东西，理论的东西，书面的东西。到了魏晋名士之中就不再停留在理论、书面、思想上了。它更多的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我之间，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状态、人生存在。变成了我们怎样穿衣服，我们怎样饮茶、怎样交谈，怎样读书、我们怎样散步，变成了这么一些非常具体化的，非常生活化的细节。我觉得这样来理解老庄哲学数百年之后在魏晋得到的复兴，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再是哲学意义上的复兴，而是哲学变成了一种生活状态，变成了生活本身，人的存在本身，变成了这个东西。老庄思想中那种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已经变成了名士们的道化自然的真实生活，完成了这样一个转折。原来那种很玄妙的，很超越的那种理论命题，变成了此时读书人的一种具体的生活实践，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那么，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我们经常讲美学它的基础，它的根子，它真正的深度、厚度来自于哲学，这个话一点都不错的。但是哲学不是美学，美学一定要是感性的东西，一定要有形象，一定要有形似的构成和呈现。老庄哲学要变成魏晋美学的话，就一定要把那种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变成这种道化自然的真实的生活状态、生活现象。一定要变成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感现、呈现之上，审美的意味才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才会这样。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古典美学史上讲，我们美学的起源当然是在先秦，比较正式的。比如说可以追溯到老子，在老子的哲学中，在他的五千言《道德经》里面，大概就有了最早的道家哲学和道家美学的一些很典型的表述，但是在先秦乃至于两汉，中国美学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领地，它始终和别的东西相伴生，始终在这种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在这么一个主体上它寄生，谈美总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等等。在先秦在两汉都还是这么一种基础情况，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情况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不再是这样，谈美学专门注重感性，注重现象，注重形似，注重那种外在的，我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我耳朵听得到的东西，我实际能够触摸到的东西，注意这种活生生的具体的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的。美如果离开了形似，离开了现象，离开了感性，离开了活生生的观赏对象的话，它不叫美学的。它可以是哲学，可以是宗教，可以是逻辑，可以是别的什么，但它不会是美学。凡是谈到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我可以来欣赏，可以来品味，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对象，没有这个对象，它不叫美学的。那么这么一种转折，我觉得典型就是体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在由东汉末年政治上的“人伦鉴识”发展到这种魏晋名士的生命情调，人生存在的飘逸之美，具体感性的种种表现。
主持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这么说，魏晋神韵就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就没有魏晋神韵，真名士自风流，魏晋名士从他们的人到他们的文都是那么的，像王教授刚才讲到的有气、有味、有韵、有致、有神等等。他们那种旷达的、豪放的、自由的这么一种人生况味，还是我们今人多少所欠缺的。如果魏晋风度、魏晋神韵真的像嵇康的《广陵散》一样，成为了遥远的绝响，那该是多么可惜。最后让我们感谢王教授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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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神韵”(下) -王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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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王 毅，1955年5月生于湖南省湘潭市，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有若干学术论文和专著、译著出版，其中《中国民间艺术论》获得第十三界中国图书奖。
内容简介：
魏晋名士的生命情韵、神调，很多时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活生生的人生存在。但是同样是这批读书人，他们又在探讨一些哲学的问题。这就是当时在士人中间流行的玄学、玄谈。
“玄学”这个词正式地出现是南朝的一个皇帝，他设立了一个玄学馆，召集了一批读书人到玄学馆里头来研究一些很抽象的很超越的和实际社会功利没有利害关系的命题。那么大家在一起聊天，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总得有一些哲学上或者理论上的依据，他们依据就是这三本书。第一本《老子》，第二本《庄子》，第三本《周易》，这叫做“三玄”。
《老庄》的争议是什么？五千言的《道德经》讲的道是什么？《庄子》的真义、真味是什么？《周易》里面的那些表述究竟是什么含义？读书人碰到一起，就讨论这个问题，这就形成了当时的玄学、玄谈。魏晋时期，大家会感觉魏晋读书人活得很潇洒，很放荡，很从容，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会这样？读书人其实不太愿意这样的。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他真正愿意的是想在社会、在政治、在国家民族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很有责任感，很有入世精神的。但是，东汉末年以来，他们发觉做这一点危险太大了，动不动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大家不敢直截了当地对社会政治，对实际事物发表意见。怎么办？那么他们就来谈宇宙、自然，谈人的生命，谈这么一些很玄东西。他们到“老庄”讨论，《周易》讨论的那些问题中，来找他们的精神寄托。这在当时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个就是散文体的日常对话，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中国读书人已经成为他们习惯的做诗。做什么诗？刚开始做的就是所谓的玄言诗，在随后玄言诗就导出了山水诗。在这一个时期，描写山水诗最为诚挚、最显本色、最有韵味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是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他归隐田园，为什么？就是陶渊明深刻地意识到了个体生命之可贵。个体生命这是最可贵的，我一定要让它值得。我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浪费了。所以这就成就了陶渊明的诗歌。后来陶渊明就成为大量的诗人、理论家、批评家所评说的对象。光是在唐代诗人中，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他的，就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这些都是唐代非常好的诗人，他们都在学陶渊明。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陶渊明的诗歌，有一种在宇宙、自然、山水韵律之中去感受生命之隽永这个东西，所以谁都可以被他所触动，包括那些对审美并不太重视的宋代的理学家们，也喜欢陶渊明。
《魏晋“神韵”》（下） （全文）
主持人：神韵是一个美学概念，也是一种审美标准。在上一讲里，我们听王毅教授给我们讲魏晋“神韵”，好像是可感而不可说的艺术的东西，让我们清晰地见了一个轮廓，我们甚至好像能够触摸到了魏晋神韵的情致、韵调。那么在接下来的一讲当中，我们请王教授继续给我们讲魏晋的玄学与美学和山水诗中的生命的隽永，大家欢迎。
王毅：大家都知道对于审美来讲，它这种最直接的、最本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情感。大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天性，我们内在的情感，使得我们去拥抱美。但是作为中国思想史上非常独特，独具光彩的一环，哲学意义上的玄学，又对魏晋美学的产生起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经常琢磨这么一个问题，前面讲的魏晋名士，他们这种生命情韵、神调，这种风神之美，很多时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活生生的人生存在。但是同样是这批读书人，他们又在探讨一些哲学的问题。这就是当时在士人中间流行的玄学、玄谈，你可以说它是学术活动，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活动。首先我稍微解释一下“玄学”这个词儿，“玄学”这个词正式出现是南朝的一个皇帝，他设立了一个专门叫做玄学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研究院。他召集了一批读书人到玄学馆里头来研究一些很抽象、很超越的，和实际社会功利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命题。玄学这个词就是由玄学馆研究的对象，由这个而来的。那么这种对象究竟是什么？最具体的讲，当时有所谓的“三玄”之说，大家在一起聊天，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总得有一些哲学上或者理论上的依据，依据就是这三本书。第一本《老子》，第二本《庄子》，第三本《周易》，这就叫做“三玄”。对这三本书稍微有过一点接触的同学都知道，《老庄》还有《周易》，谈的都不是我们大家日常关心的柴米油盐过日子，根本不是这些问题的。它探讨的是一些纯粹的精神层面的一些问题，宇宙、自然、人和宇宙、自然的关系，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人生的终极价值。它用那种古代的语汇，事实上探讨的是这么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是现代哲学研究的问题。比如像现代西方哲学，它还在研究这些问题。你可以把老庄的思想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比较，真的可以比较。所以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大家非常崇尚老庄，“不务事物，高谈玄理，行为放荡”。《老庄》的争议是什么？五千言的《道德经》讲的道是什么？《庄子》的真义、真味是什么？《周易》里面的那些表述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读书人碰到一块儿的话，就讨论这个问题，这就形成了当时的这种玄学，玄谈。我们顾名思义，所谓“玄”就是这样来的。对于审美，对于美学来讲，我觉得哲学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深厚的土壤，是一种根基，是一种【创建和谐家园】。但是有的时候它也可能是一种障碍。过分的这种哲学，过分抽象的理论思维，会把人的灵性，把人的神思妙想把它扑灭了。但是对我们中国古典美学来讲，魏晋时期的这种哲学性质的玄学，起到的不是一种反面的扼杀的作用，阻碍的作用，而是起到了一种正面的，在某种程度上润物细无声的培育、推动、滋润，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
具体来说，我觉得魏晋玄学对魏晋美学或者说对魏晋美学中的神韵的提出，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做了一个清理，第一个，它在一种纯粹的非功利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生产的层面上，为我们中国古典美学奠定了一种不同于儒家观念的思想基础。这算第一点。我们中国古典美学的源头，一般来讲的话，它应该有两个源头。就是所谓的儒家、道家，而儒家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在两汉的时候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它给中国古典美学提供的这种营养，提供的这种启发，提供的这种引导，主要是一种社会之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人的良好的道德修养的培育，人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人的一种奋发有为等等。这是儒家思想观念，在比较实际的层面上为我们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营养。没问题的，我们很欣赏它，直到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它。
另外一个源头就是老庄思想，道家思想。那么道家思想在几百年之后，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复兴，通过玄学这样的精神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就给我们后来中国古典美学，无论是创造还是欣赏那种真正的心灵自由，真正的精神解放，那种自由的联想。为这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思想之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熟悉中国思想史的同志都知道，在玄学之后我们还有过所谓的禅学，这个禅起到的，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作用。禅和美学也有内在的联系，所以看起来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吃饱了饭撑的，看起来多多少少是有点这个。又不是生产，不是做工，种地，纺纱，织布，你根本不是这个。你两个人弄一杯清茶，手里面拿这么一个东西，就在那个地方谈非常玄妙的《老庄》或者《周易》里面的那些字句，究竟含义是什么？宇宙、天地、人生、自然、研究这么一些问题的话，看起来的确是不务事物，看起来是这样。但事实上我们的美，创造，欣赏，不少的时候都需要有这么一种超越精神，需要有这么一种思想基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玄学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后来就像如盐入水一样，进入到了后世那些大家公认的具有神韵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中去了。它讨论了一些根本性的命题，宇宙自然的本质，人的生命的本质，人在宇宙时空中的位置，人和宇宙天地的一种内在的呼应。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呼应的话，我们就认为它是好作品。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举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比如王维著名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看起来就两句。写戈壁滩的落日时光的景色，但是你体会，它有一种和天地之间的内在节律的一种呼应。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都有的。每一个人回想一下，你所熟悉你欣赏的那些优秀的唐诗、宋词、元曲，甚至包括外国文学中的作品，真正叫你久久不能忘怀的，我觉得都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命题。超过实际人生的层面，都让你去把握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值得我们一辈子为之追求的东西。真正好的文学作品用哲学化的方式都涉及到了，这是一条。
这么一种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作为一种本体感悟，融入到了魏晋之后，那些优秀的文学创作之中，这是它的美学影响的又一个方面。第三点，就是玄学。它讨论的风格对我们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一种风格，我看过一些材料，说玄谈，讨论三玄《老庄》、《周易》。比如我跟你讨论，我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谈话对手。不会像老师一样滔滔不绝地跟你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上下文考证，它表达是什么思想，这个句子应该怎么读，在哪个地方断句。我不跟你讲这些abc的问题，我要看你值不值得我跟你讲。我非常简练地画龙点睛般地说很简短的几句话，你必须听懂，你听得懂我才能跟你谈下去。要是你茫然不知，瞪着眼睛说的啥呀，听不懂呀，对不起，我不跟你谈了。玄学辩论中就有这样一种玄妙、灵动、潇洒、从容而又精致、清俊，一种比较简练，比较含蓄，点到为止，它是这么一种风格。所以这么一种简淡清俊，这样一种风格对于后世中国古典美学，对于神韵在文艺创造和文艺欣赏中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到了唐代，我们的理论家们讲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语言不可能把一切都穷尽，我不可能什么都跟你说得一清二楚，你自己去悟，很重要，有悟的。玄学讨论者就讲究这个“悟”字，一定要悟，所以尽管我一再强调玄学不是美学，我不赞成把玄学直接当成美学，我觉得这样讲依据不足。但是魏晋玄学对魏晋美学的影响，对魏晋美学中神韵这个概念的发育的影响，我觉得有这么三个方面。思想观念、基本命题作为内容作为内在的它的一个核心。另外就是简淡的风格，三个方面还是很有影响的。
具体来说，我觉得神韵它的欣赏和培育，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我来概括一下的话，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句话。第一它兴起的基础就是魏晋士人他们觉醒的生命意识，以及在这种生命意识觉醒之后的欣赏态度。这算第一条。我前面已经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历史或者说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解放时期。多少有点类似于先秦的百家【创建和谐家园】，但是你把先秦的百家【创建和谐家园】和魏晋名士他们这种玄学玄谈，他们的这种魏晋风度，把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用力的不同方面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先秦主要是入世，知识分子在那个地方想，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天下怎样才能治理好。老百姓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不至于动荡。人应该怎样，社会大众应该怎样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大致来说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基本上是入世的。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仍然在想自己的问题，仍然在使用自己的表述，但是这时他们关心的，我认为主要的不再是拯救社会而是要拯救自身。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社会上的直接的政治压迫。魏晋时期，我们前面讲的一些例子，大家会感觉魏晋读书人活得很潇洒，很放荡，很从容，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会这样？读书人其实不太愿意这样的。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他真正愿意的是想在社会、在政治、在国家民族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很有责任感，很有入世精神的。“达者兼济天下”这是他真正想实现的人生梦想。但是，东汉末年以来他们发觉做这一点危险太大了，动不动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大家不敢直截了当地对社会政治，对实际事物发表意见。怎么办？总是要发言的，知识分子长了嘴总是要说话。那么实际的这种问题，我不敢说，怕惹来杀身之祸，就来谈一些玄的问题吧，可以远祸的问题。我不去谈论实际的问题，我来谈宇宙、自然，谈人的生命，谈这么一些东西，哲学的，谈这么一些东西。所以，这么一些知识分子人生态度的基本变化，就体现出来了对个体生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拯救自我，努力方向已经有所不同了。好，我发现，原来一个人要活得有滋有味，他要活得快乐，要活得不担惊受怕，其实他可以从政治漩涡脱身而出。我突然发现这一点，我可以到这种玄理之中，到《老庄》讨论，《周易》讨论的那些问题中，我来找我的精神寄托。他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块天地，那么他就一头扎了进去，这种对超越实际政治，实际社会层面的哲学命题的探讨，在当时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个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散文体日常对话的，大家论辩的这种清谈、讨论这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中国读书人已经成为他们习惯的做诗。做什么诗？一刚开始做的就是所谓的玄言诗，对于玄言诗，我们文学史上历来评价不高的，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才略》篇中就嘲笑过玄言诗，刘勰本人也是魏晋中人，他就看到玄言诗的毛病。评典似道德论，读起来跟《老子》的五千言一样，“质朴无文”不喜欢的。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延续的时间不很长，但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当时一些非常厉害的人物，书法家、诗人、名士、理论家，大量的人写过玄言诗，来的快也去得快。但是为什么我重视玄言诗？现在也有很多学者也相当重视这个东西了，为什么要重视它？它用这种直白的形式，这种在语言技巧，在诗歌创作的那种形式要求上，它很不讲究，为什么我们还要重视它？就是因为它传达出来了一种在宇宙关系中，体悟把握人的生命存在。在有了这样一种发现之后的那种恍然大悟，它传达的是这个。我们大家读读玄言诗，比如我吟两句不算是典型的玄言诗，但是带有玄言诗意味的两句，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诗》我吟它里面的两句：“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它不是典型的玄言诗，但是体会出来了，我不必再在这个政治泥潭里面打滚了，外面有一个更大的天地，宇宙之间更有我“飞翔”的余地。一旦发现了这一点，当时的读书人有了这么一种发现的惊喜，所以第一步他顾不上字斟句酌，怎么样把它变成美好的诗歌，他来不及了。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一样，一个老朋友多年没见，和你家里头好长时间不通音信了。现在突然有了一个机会，你见到了一个老友，见到了故乡的一个亲人，和家里面恢复联系了，这个时候你表达你那种急切的心情。你顾不上在文字上，在技巧上做什么推敲，首先就是要说出来，把心头的狂喜，这种发现之后的那种激动，把它说出来。我觉得玄言诗的实质就是这种说出来，还顾不上去考虑怎样说，他还沉不下心来。而且你可以说玄言诗它缺乏文采，但是你不能说它虚假。它一点都不虚假，它是每一个写这种诗歌的人，他自己那种有悟于心，我本人真切的实在的，没有任何外在束缚的，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全新的自我。所以作为诗歌来讲玄言诗不成功，但是作为生命意识的觉醒，作为人在这个外在世界之中，在政治以外的一片天地之中，人发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了这种人生体悟，从这一点来讲，玄言诗是很有它的价值的。所以它也就顺理成章地导出来了随后的山水诗。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因素我们大家要考虑。就是从玄言诗到山水诗，读过中国文学史的同学们都知道，玄言诗很短暂，紧接着就出现了谢灵运、谢眺、鲍照，最后是陶渊明。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山水诗人，从玄言诗到山水诗是诗歌史上本身的一种过渡。但是我们要注意，我认为它是一种转折，是一种转机，而不是全盘抛弃。不是说，有了山水诗的出现之后，这些山水诗人对玄言诗里面所表达的，发现有悟于心。那种兴奋激动就根本瞧不起了，就一点都不要了，不是这样。实事求是地讲，在优秀的山水诗歌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种玄谈、玄理、生命意识、宇宙、天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神韵的存在，真的可以看到的。这里面，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这里面我想主要提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南朝，因为山水诗的出现主要是南北朝的南朝，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南朝的这些读书人，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当时是庄园经济，在一个山坡、丘陵，建一个庄园，住在这里头，桃李茂密，桐竹成荫、华楼迥榭、临眺之美。当时的文献上有这么四句话的记载。多少有点像什么呢，我个人感觉有一点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没有进洞之前描绘的那个地方，江南的一片山水，读书人们，他们的庄园经济就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中。自己住的周围，自己放目远眺看到的，全是这样很优美的自然环境，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如果像是后来的元、明、清，像市民经济或者初步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住在一种很拥挤的城市里头的话，我觉得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大家住得比较分散，大自然很开阔，生态没有被破坏，自然环境很优美。居住之美、临眺之美，《世说新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的出游之风，不但住在优美的庄园里头，还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干嘛呢？很重要就是和当时一些高僧，东汉末年，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当然不普及，远远不像唐代那么普及。当时差远了，但是已经传入中国了，已经有了这么一些宣讲佛家教义的一些高僧。这些读书人要和他们交往，为什么交往？还是跟玄学有关系，听这些高僧们谈谈佛教、佛理，他觉得也是一种人生体悟，也非常有启发。而这些高僧住在什么地方？都住在一些荒山野岭，山里面搭一个草庵子。不像后来的寺庙那么阔气，随便结一个草庵子，搭一个很一般的木房子，高僧就住在那里。这些读书人要找他们玩儿，跟他们聊天，经常出去走一走。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我把它称之为“以玄对山水”到“以美对山水”，我把它称之为是这么一种变化。刚开始在这些读书人的眼前，他也能看到山水的。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了，政治他害怕了，那么他关注的肯定是大自然。但是这个时候大自然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全身远祸之地。我在山水景色之中，我来体会宇宙、自然的那种内在的启发，我来体会这个东西。以哲学的眼光，哲学的心态来面对自然山水，这就是“以玄对山水”。但是“以玄对山水”，我们大家想一想，它时间稍微一长，就会很自然地转变为一种以美对山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晋宋时期的山水诗体现出来的这种神韵，大家不要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一种写作技巧或者风格上的变化。原来的玄言诗主要是哲学语言，哲学感悟，到了晋宋时期，山水诗就开始描写自然景物了，这是一种写作技巧，一种风格上的变化，是这种变化。但是在这种变化之后，有着更为内在的东西。它把玄言诗中，原来那种直白式的生命意识，把它放到了秀美山水之中。人敏锐性地原创性地捕捉到山水自然本身，作为一种有机生命的感觉。我为什么用原创性这个词呢？我始终认为，说山水有生命，在科学上恐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顽固地认为山水就是有生命，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山水有其神韵。我们把山水当成一种有机生命，这种有机生命，谁给的？我们人赋予的，我们人把自己的情思，把自己的生命感觉，把自己的生命风格，投注在本来没有生命的山水之上。所以我说它是原创性的。发现了这种山水韵律，山水本身的隽永。我再提醒大家注意，不要简单把这个看成是一种移情，不要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写作技巧上的简单的移情。南朝时候的山水诗人，他们在大自然中发现的这种山水韵律超过了这种写作技巧上的移情，它有一个更大的轮廓，有一种更基本的心态。就是在整个宇宙关系之中，我来发现，来领悟人的生命存在，而我这种生命存在又和山水内在的节律浑然一体。所以它就超越了一般的写作技巧或者是风格上的那种简单的一点小比喻啊，一点小借用，超过了这么一个问题的。
山水诗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那个文学上审美上不怎么吸引人的玄言诗把它给推掉了，取而代之。扭转玄言诗，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谢灵运。《宋书》这是刘宋不是赵宋，《宋书·谢灵运传》里面有一段话，说谢灵运担任了永嘉太守，就是现在江南的一个地方。他担任了永嘉太守，在他治理的这个郡有名山名水。他作为一个太守，作为地方长官他把自己的主要兴致，主要时间包括自己的工作时间都用在游山玩水之上。我治理这一片地方，好山好水我通通走到，我都要去赏。而且一到地方发现令他心动的优美的山水景致，自己有了体悟一定要做诗，所以这就成就了这位了不起的山水诗人。史书上就是这样记载的。我给大家念一首，我感觉既保留了玄言诗的余味又体现了山水诗的特征这样一首作品。大家可能都熟悉了叫做《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我们先看这首歌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典型的还是谢灵运本身体悟到的一种玄理，还是这个味道的。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讲“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就是一个人不要把人世间的一些物质性的东西看得太重。大家以后碰上这样的诗歌的话，我建议大家把它作为一种过渡状态来把握。它不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优美的山水诗。它里面仍然保留了这种哲理、玄言、老庄，这样的一些因素。写诗的人心里面还惦记着这个东西，还有一丝以玄对山水的想法。但是山水自然本身的美丽已经令他忘归了，已经令他陶醉了。所以像谢灵运的诗，一直是后世推崇神韵，欣赏神韵，追求神韵的诗人，以及评论家们喜欢引用的一个例证。神韵在什么地方？神韵体现在山水之美。那么第一人，做得比较出色的，开创了这种感受的，把这种感受写出来的是谢灵运，很重要的一家。
谢灵运之后，影响很大的另外一位诗人叫谢眺，大家知道了，大谢、小谢是李白非常欣赏的。谢眺我们先从文学上来讲，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文学史有过一个评价叫做有句无篇。句子很好，单独地弄出一两句来，精彩得不得了。就是全篇来看，我们觉得不是太美，整体上不太好，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读的谢灵运的那首诗，前半部分写景物写得那么好，后半部分又给你讲了一种哲理、玄理之类的。我们当然觉得前后两截，不是那么协调，这是一点，有句无篇。第二，两个人本身的下场都不太好。 谢灵运一生不能忘怀政治权势，晚年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捕，被杀。我刚才不是说他当了永嘉太守，对政治其实不太关心的，政治事务他不怎么处理的，就游山玩水。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永远在说服自己，政治这个东西很危险，不要管它，就在山水自然中找到自己吧，他永远在说服自己。如果一个人需要来说服自己的话，就说明他对某个东西还是不能放弃，他还是不能忘怀，所以这是谢灵运。另外谢眺，也是任吏部郎的时候，因事牵连下狱而死，也是跟政治有点关系。所以在这一个时期，描写山水诗最为诚挚、最显本色、最有韵味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大诗人陶渊明。我们今天非常重视陶渊明的，不是今天，唐代以后就非常非常重视陶渊明了。但是同时代的人不太重视陶渊明的，南朝人不重视陶渊明，嫌他的诗歌质朴少文。像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到了很多诗人，但是没有提到陶渊明，很多诗人都进入了刘勰的注意、研究、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陶渊明没有进入，这是一。钟嵘的《诗品》把陶渊明的诗作收进去了，但是把它作为中品而不是上品，谁注意他呢？注意他的是萧统，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有一段话赞扬他，说有人读陶渊明的诗，觉得他每篇诗里面都离不开酒，不太好，但是在我看来，陶渊明的意识不在于酒，而是寄酒为迹者也，不过是借助饮酒来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罢了，他并不是真正写酒。
我觉得萧统对陶渊明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是真正的知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一个人的怀抱很旷达而且真诚，这是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我觉得评价非常到位的。大家都知道了，陶渊明是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他归隐田园，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他当官当得不大，29岁以后他才出仕，快30岁的人了，当一个官。都是一些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很小很小的芝麻官，连县令都没有当过很长时间。所以陶渊明的归隐，我们一定要把它想透，这个透是什么？就是陶渊明深刻地意识到个体生命之可贵。个体生命这是最可贵的，我一定要让它值得。我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浪费了，我当什么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和这些我根本瞧不起的人周旋，我是在浪费我的生命。深刻地意识到了个体生命之可贵。这里面有潜台词，个体生命短暂，和宇宙天地相比它太短暂，正因为它短暂，所以我一点都不敢浪费，我一定要诊视它，我要自己对得起自己。归隐这个事儿，在古代有的时候不是目的，也是一种手段，是一种策略的。我王某人，我当官当得好好的，我不当了，我为什么不当呢？是因为我嫌这个官小，我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洁，我辞官而去。但是今后国君或者什么人给我一个更大的官职，我可以重新出山，我退隐是为了出来，我退一步进两步。不少的人退隐，古人把它叫做“终南捷径”。我躲在终南山里头实际是抄了一条近道，比在官位上一步一步往上挪要快。我到山里走一走，我出去跳了好几个台阶，所以后来有诗“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你不是高士吗？不是归隐吗？像云中的仙鹤一样，飞来飞去最后落到宰相家去了，还是脱离不了政治，心里还是不能忘怀功名利禄。
陶渊明不是这样的，陶渊明归隐之后也有这样的征召，就是邀请他，要求他，命令他出来重新当官，陶渊明通通拒绝了。他是真正的归隐，而不是作为终南捷径，所以这就成就了他的诗歌。有些诗歌大家非常熟悉，像他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诗的。非常简单，非常非常朴素，但是非常真挚，我找到了我的生命意义，找到了我认为最适当的我人生存在的那个天地。归隐二十多年，他并不是对时事根本不关心的。他还有这种“猛志固常在”，借用古代神话人物来表达自己那种对社会不能忘怀，想有所作为。他心理意识的某一个方面，他还是有这个的。鲁迅先生提示了我们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凭心而论，陶渊明的基本状态，还是自由而恬静的。我们不必把鲁迅先生揭示出来的这一面，说成是陶渊明心态的基本方面，我觉得那样讲也违背了鲁迅先生的本意。人本来就是多面体，陶渊明不是彻头彻尾的隐士，他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一面。但是就他的基本状况来讲，还是自由而恬静的。因为他诗作的主题，他绝大部分作品表达的是这么一种心理状态。这么一种人生状态，所以陶渊明的诗歌，后来就成为大量的诗人、理论家、批评家所评说的对象。光是在唐代诗人中，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他的，就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这些都是唐代非常好的诗人。他们都在学陶渊明，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陶渊明的诗歌，那么一种在宇宙、自然、山水韵律之中去感受生命之隽永。这个东西所以谁都可以被他所触动，包括那些对审美并不太重视的宋代的理学家们，也喜欢陶渊明。这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我们从玄学作为一种哲学一路讲过来，它对美学的一种影响，以及玄学本身体现在玄言诗，然后这种玄言诗又转化成为山水诗，山水诗中的几位代表诗人，最后归结为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足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陶渊明，这么一位大诗人身上。
主持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这么说，魏晋神韵就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就没有魏晋神韵，真名士自风流。魏晋名士从他们的人到他们的文，像王教授刚才讲到的有气、有味、有韵、有致、有神等等。他们那种旷达的、豪放的、自由的这么一种人生况味，还是我们今人多少所欠缺的。如果魏晋风度、魏晋神韵真的像嵇康的《广陵散》一样，成为了遥远的绝响，那该是多么可惜。最后让我们感谢王教授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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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与上海 -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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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陈丹燕,女,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先后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1996年，《一个女孩》德文译本《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读物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读物银奖；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1998年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1年，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获得台湾年度好书奖；2002年，《上海的金枝玉叶》获得榕树下网站、《周末画报》等单位联合评选的全国十本好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