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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外国学者提到过，他说实际上应当把作家作品的杰出性和持久性划等号。我们不应该问这个作家优秀吗？我们应该问这个作家人们还读他吗？
我们知道路遥是在极度贫困中成长起来的，但他最终表现的知识面、思考和创造能力，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更让人思考的是，从极度贫困中成长起来的路遥是否因为生活过于悲哀，美就会消失，没有位置。是否因为被生活扭曲了，心灵就容易变得支离破碎。但是我们在路遥笔下，看到的却不是这些。如果苦难经历只是原原本本地再描写一遍，如果生存多么卑微，叙述的口气就是多么卑贱，或者是玩世不恭，那么高贵的艺术感染力又在何处存在呢？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的作品显示出了它独特的魅力，它让我们看到了他所经历的那种困苦的生活，同时又让我们看到了高居其上的诗意。
从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贫穷与心灵的关系并不是被动的，它只能围绕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来发生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处境它使一个人沉沦，却让另一个人奋起？而路遥就是这样在贫穷中奋起的这样的作家。
所以我们说把生活的苦难、残酷和卑微描写出来，不是路遥的特色，许多作家都能这样做。而能够把年轻人的贫穷和窘迫写得如此无辜、纯洁甚至可爱，这才是路遥的不同凡响之处。你只有明白了作家对贫穷的这种诗意的态度，你才理解路遥的作品。而路遥难能可贵的是，当他成名以后，他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苦难，而是更加猛烈地要把过去思考的东西喷发出来，所以才有了《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这样的跳跃。他特别想超越活着的本身，特别想超越这种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诗意。那么这种诗意过去顽强支撑他生存，也是他创作的通灵宝玉。
《路遥的诗意》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将以演讲的方式纪念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11年前他以42岁的年纪,英年早逝。但是他的艺术生命并没有因为他肉体的消失而失去。相反，在今天文坛炒作风日盛的时候，他依然拥有大量的读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作品，他的艺术生命在延续他的青春和创作。他就是写出了《平凡的世界》和《人生》获得过国内最高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郭小聪先生。他对路遥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并深有研究。今天他带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路遥的诗意》大家欢迎。
郭小聪：路遥去世十余年了，这十年中中国社会变化多么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人们越来越讲究实际，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宣传和炒作，愿意为一个逝去的描写过去生活的，似乎已经过去的这样的作家去花费精力了。但是我发现十年了，我惊奇地发现许多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他们仍然在默默地读路遥的书。有一家青年报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很多青年人，仍然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而且呢，这一切都是悄悄发生的。既没有组织，也没有炒作，它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真正的敬意总是起自于默默的阅读。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路遥作品中那些穿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衣服，说着那个时代特有语言的人物，却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要知道社会变化如此之快，一代和另一代之间用不了十年。而且呢，现在青年人非常倾向于在自己同龄人中去寻找那种偶像和兴奋点。
我记得有一个外国学者他提到过，我也很赞同他的意见。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实际上应当把作家作品的杰出性和持久性划等号。我们不应该问这个作家优秀吗？我们应该问这个作家人们还读他吗？那么对于路遥的身世，我们所知不多。一般只知道他的生活是贫困的。从小生长在农村，受过很多苦，后来读到大学成了作家。那么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作家，路遥肯定是很早慧的，是非常聪慧的，早熟的。这从他早年的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得出。路遥他叙述过一生都很难忘一件事，就是小的时候家里太穷。七八岁的时候，父亲跟他走了几百里路，领到他大伯那儿。实际上要把他送给大伯，又没跟他说。然后有一天早晨呢，他父亲就偷偷地溜走了。可是他没想到这个早慧的，懂事的路遥早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他说他当时就躲在村口的大树下，眼望着父亲的远去。他说我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大喊一声冲过去，说什么也要回去。一种呢，就是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伯父虽然穷但是还能供他上学。结果最后他就忍着眼泪留了下来。那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就懂得为了读书而克制亲情，这需要多大的求知欲望和自制力呀。路遥的早慧，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生活选择中显现出来的，也正是这种选择，使我们今天能在这里谈路遥。
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件小事呢？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是路遥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路遥人生处境的一个象征。他这种处境就像是一颗小草面对石磨般的命运。他的这种生存的欲望是多么顽强，但是他的生存的根基又是那么脆弱。他就挣扎在基本生存的这么一条线上，没有人再关心他别的，关心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如此早慧，更没有人想到他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有所成就。
所以比如说像上学读书这件事，对城里的孩子，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对路遥来讲却是举步维艰，他的确是要走一步看一步。上小学是这样，结果上初中也是这样。因为伯父也供不起他继续念了，想让他回乡干活。这时候路遥是带着绝望的心情走进考场，那还是文革前，他就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升学。结果他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名列前茅，被录到县里的尖子班。后来这个细节用在了《平凡的世界》孙少安身上，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路遥。
从极度贫困中成长起来的路遥，他最终表现的知识面。就是当我们现在面对作家的这个路遥，他最终表现出的知识面，思考和创造能力，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奇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路遥作品中更令人深思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是否因为生活过于悲哀，美就会消失，没有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来呢，就有极大的可能。因为人被生活扭曲了，心灵就容易变得支离破碎。假如从路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压抑已久的愤懑，焦躁和阴郁，那么这并不完全令人意外。因为他完全有权利来发出沉重的叹息。就从路遥自身的极度贫困几度艰难的成长经历来讲，但是你要从文学的理想状态这方面来讲，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当然作为个人他可以发出沉重的叹息，但叹息本身是美吗？如果苦难经历只是原原本本地再描写一遍，如果生存多么卑微，叙述的口气就是多么卑贱，或者是玩世不恭，那么高贵的艺术感染力，又有什么？又在何处存在呢？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要说路遥作品显示它独特的魅力，这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他所经历的那种困苦的生活，同时又让我们看到了高居其上的诗意。我们还记得那个《平凡的世界》的开头，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开头就写什么呢？就写两个极度贫困的高中生，为了避免那种怕被人耻笑，太贫困了，故意挨到最后才来打饭。路遥对当年的生活困苦刻骨铭心，所以我记得开头特别描写了那个时候吃的干粮是三种。一种是白面馍，一种是玉米面馍，一种是高粱面馍戏称为欧亚非。然后菜也是三种，那么土豆白菜加点肥肉片加点粉条，三毛钱，这是最好的，甲菜。没有这个肉片就是一毛五，光是熬白菜就是五分。但是最后那两个学生连五分钱的都菜吃不起，所以小说的主人公孙少平一出场那是太可怜了。拿了自己那两个高粱面馒头，看见旁边乙菜盆里还有点汤，想盛一点又怕别人看见，慌慌张张结果被雨水溅了一脸。那么这样尴尬的场面，在生活中是谁都会畏惧的。这么寒酸这么尴尬，那么更别说敏感和要强的年轻人了，但奇怪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寒酸的开头呢？
这么一个开头这样一个细节，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细节读起来却是绵绵如诗，很快就打动了很多的读者。它具有一种内在的美感。所以我跟一些年轻朋友一探讨，一说到这个开头大家就很兴奋，就觉得里边有一种内在的东西，一种内在的美感。那么我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种美感是一种表面上略带悲哀的，实际上是热烈兴奋的，充满期待的一种属于年轻人的美感。那么当然路遥对贫穷确实是刻骨铭心，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置疑这一点。认为过度贫穷对路遥的创作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呢，整个中国文学界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生活的贫穷呢，容易导致人的性格心理的变态，思想见解的扭曲。那么这样应该说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长久的这种贫穷呢，容易腐蚀人的灵魂。特别是最终会伤害我们与人为善的心境。
但是另一方面贫穷与心灵的关系并不是被动的，不是这个非此即比大而化之的。它只能围绕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来发生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处境它使一个人沉沦，却让另一个人奋起？而我认为路遥就是这样，在贫穷中奋起的这样的作家，事实上从孙少平瘦弱的身躯里和褴褛的衣衫中透出的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勃勃声气。贫穷的感觉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远远抵消不了他走进新生活的那种巨大的精神欢乐。对于这样一个内心独立丰富好奇好学的青年人来讲，他在贫穷面前是无辜的，贫穷尽管也会刺伤他的自尊心，但他的心地始终是坦白纯洁的。所以正是如此，在小说中，那种贫穷寒酸的细节无论写得怎样仔细，都无损于这个人物。而且相反外在的困窘和内心的高傲，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主人公的命运他的发展似乎充满了张力。那么他的处境显得如此不公，又好像是上天特意要磨炼他，那么正是这种诗意的期待，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所以我说它那个开头为什么写的那么好，一下让人读进去，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把生活的苦难、残酷和卑微描写出来，不是路遥的特色，许多作家都能这样做。而能够把年轻人的贫穷和窘迫写得如此无辜、纯洁甚至可爱，这才是路遥的不同凡响之处。但令人惊叹的是在我们身边似乎处处不如意的那种平庸沉闷的生活，在艺术中却没有变成泥沼。而是神奇地变成了别样的闪闪发光的东西。贫穷不是罪过，寒酸并不低贱，落魄依然纯真。这正是作品主人公那种心灵的诗意，也包含着生活的真理，那么你只有明白了作家对贫穷的这种诗意的态度，你才理解路遥的作品。
生活毕竟不是只供观察的，它还要人去过的，认认真真去过的。这种过的本身，就面临着很多艰难险阻。特别是对路遥笔下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大多出生农村家境贫寒，出路很少。特别是在一个城乡差别巨大阶层分明，而在当时呢，又很难自由流动的社会来讲，这种人生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城乡之间是互相渗透的。正像路遥所说的，由于教育的这种普及，形成了一个城乡的交叉地带，路遥特别用这个词，“交叉地带”。他认为今天的农村知识青年既有这种农村味，又有城市味。虽然生在农村，但向往城里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问题是这种城市化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新生活的坦途，反而会带来更深的挫折和失望。而且许多人生悲剧和剧烈的心理冲突，正是由这一交叉地带产生的。所以你仔细琢磨路遥的作品，他的青年主人公都在交叉地带。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你看他卖馒头那个细节，他们父母让他到县里卖馒头，第一次。结果一个农村青年在县城里卖馒头，却张不开嘴，半天也没卖出一个。因为他不说话，人家不知道他蹲那儿干什么呢。结果呢，他一拐弯进了县里图书室，却如鱼得水。回到了小说中写的报纸的世界，因为初中养成这个习惯，埋头读起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也是，回到农村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又回到了没有书读，没有报纸读的这样的环境。所以这样的农村青年过去是没有的，那么学习成了农村知识青年与外界心灵沟通的重要管道。生活越是贫乏，他们就越是如饥似渴地汲取外部世界的每一点信息和养料。课堂和书本不仅给了他们知识，更溶入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为他们撑起了一个想像的世界。使他们虽然身处农村，心却能在那些远方的城市和更遥远的国度飞翔。学习对他们来讲，实际上它是一种支撑了和放大了自己想像的世界。使自己暂时忘却这种非常贫乏的非常封闭的这种生活环境。
小说你记得写高加林在学校，他最喜欢的是什么？他喜欢研究国际问题，他曾经拟了几个研究题目。比如《中东问题》、《美中苏三角关系之研究》，那个题目一下把同学给吓了一大跳。但这就是他想像中自由翱翔的这样一种结果，那么孙少平也是。他跟田晓霞为什么精神联系那么密切，最重要一点就是田晓霞老把当时那个只有县里干部才能看到的内部刊物，就是《参考消息》给他看。所以他读了之后呢，使他的兴趣和思考范围远远超出他们村他们县。使他在这一刻呢，心志是自由的，高高飞翔。那么他对此呢，既感到脱胎换骨，又刻骨铭心。对知识的占有，开拓了这些农村青年的心胸。占有知识的高傲，也就改变了他们的思维和心态，就是他这个心态就改变了。而且越是聪慧者，改变就越是明显，那么他们在潜意识里，与农村已经划开了一道界限，因为农村不仅意味着环境艰苦，物质匮乏，更意味着文化落后，生活简单。这对心里装下天下大事，在书的世界里周游的年轻人来讲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从户口上来讲，仍然是农村人，但从心理和生活方式上已经接近城里。
正像小说中讲的，就是他们已经有了一般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就说他已经改变了他的心态，具有一种占有知识的高傲。所以小说有一个细节你们可以想到，当他跟巧珍谈对象的时候，巧珍的父亲村里的富户刘立本反对。为什么？他认为是高攀了他们家，结果高加林听了以后非常愤怒。他高傲地反问到，谁高攀了谁？就是一种心理的这种高傲。他已经潜在地跟他所处的农村社会划开一条界限。那么另一点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小说写本来高加林回乡当农村教师，乡村教师，但是后来被村里干部的孩子顶替，就只好下地干活。结果呢，他就穿着最破烂的衣服，腰间系着一个草绳，穿着破破烂烂的鞋然后拼命干活。小说说他什么呢？他要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农民。那么高加林他还要化装吗？他的户口本来就在农村，他本来就应该是农民。他为什么思想意识里还要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农民呢？但我觉得正是这两个字非常传神地道出了高加林微妙的心态和尴尬的处境。就是他虽然身处农村，但强烈意识到，自己与一般的庄稼人有本质的不同。这不仅是指文化这种学历，更是指一种心志结构。知识似乎已经把他塑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本来是应当生活在城里的，他既胜任工作，也更适应城里的生活方式。而且对农村的封闭落后有清醒的认识，并抱有同情。但不幸的是命运又把他抛回到，他在思想意识上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的这种生活环境。而且更不幸的是连一个能够发挥脑力劳动的近似城里工作的民办教师的位置都不可得。所以他才埋头干活，穿着破烂的衣服，表面上是在向命运屈服，实际上是在向环境【创建和谐家园】。看看吧，全村一个最有文化最有头脑的人，如今却穿着最破烂的衣裳，干着最苦最单调的活，这就是他化装背后的潜台词。而在这种自虐行为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自恋、自傲、自我欣赏和自我放纵的这种复杂的心态。所以叫高加林向一般农民看齐，他无论从衣着上和心理上都是需要化装的，他确实是需要化装的。
那么让我们再看看高加林是如何对待乡巴佬这个词的。最开始他出现在卖馒头的路上，他辛酸地想到，因为看到周围的老太婆也挎着篮子，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乡巴佬了，很悲哀。然后到了县里呢，碰到城里同学张贺南和黄雅萍。张贺男是门市部主任，本来好心要帮老同学，但无意中说了一句，你们乡下人卖点东西真难。一下子把高加林得罪了。他心里想什么呢？我有文化，我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特别一种愤懑，不是说他自己能力不够，而是这种现实压抑的。那么你再看他对乡巴佬这个词，当他时过境迁，身份变换，从农民变成了工作者，县里的新闻干事之后。当那个老同学黄亚萍又嘲笑他乡巴佬的时候，他这时候他不避讳了。那么从这种态度的转变中，我们会感到某种如释重负，苦尽甘来的这种感受在里面，就是转换。对于这种从农村奋斗到城市这样一种辛酸的历程，黄亚萍是不能完全理解的，她作为一个城市姑娘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但是黄亚萍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在高加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不同的东西，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东西。那么他既真诚又阴郁，既坚强又固执，既有才学，又有些野性，既叫人欣赏又叫人害怕。所以我记得黄亚萍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说高加林既像保尔又像于连。那么的确作为农民的儿子，在职业即身份的社会里，高加林生错了地方，正像法国的于连生错了时代。他感到压抑愤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以至像小说中讲的，产生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他跟于连的比较也就到此为止了。实际上于连跟他非常不同的是于连是怀着仇恨生活，他戏耍贵族，他报复社会，都是由于心理的仇恨。那么这个人物之所以不是小人，就在于他是有原则的，于连是有原则的。他的冷峻的魅力也是来自于他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那种致死的蔑视。他实际上内心里非常蔑视这些贵族这个腐朽的社会，所以他到最后，他拒绝忏悔，拒绝营救，以自己的死表现出他最光辉的一面。
而相比之下，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始终是怀着爱面对生活。所以他跟于连只是表面的相像。而且我觉得路遥笔下人物最独特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更令人惊异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备受压抑和伤痛，但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天真和纯洁，他们被伤害的高傲的心似乎总是高傲到最终不可能被伤害的地步。
比如我记得一个短篇小说《痛苦》，小说写两个人物。一个大年一个小丽相爱，那么小丽考上大学大年没考上，小丽对他就冷淡了。但是大年仍然照顾她的母亲，小丽的母亲是个寡妇，第二年大年考上了更好的大学，北京大学。然后他回到省城去看小丽，走到半路他想我来干什么？我这不是无言的【创建和谐家园】吗？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于是小说写在心的自责中，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伤害不再成为伤害，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结果最后他悄然离去，给小丽寄去一包家乡的瓜子。人物境界就这么高。所以也正像叔本华所说的，这样的人天生犹如一个贵族应当得到尊重，就是他们天生犹如一个贵族，因为真正的贵族应该是这样的贵族。
所以我记得小说《生活咏叹调》，《生活咏叹调》中写什么呢？写一个井下工人，因为接老父亲从医院出来，结果与一个年轻的护士萍水相逢。矿工和护士这两个阶层似乎是有差别的，特别在当时。但是刚聊了一会儿天，井下工人的谈吐和气质就把这个女护士给迷住了。他们阶层之间的差别就给磨平了。女护士说我没有看错人，你这人有点不平凡，我说的不是劳动模范的不平凡。我是说你这个人指他的内在气质和才华。结果这个井下工人就说了一句点题的话，意思就是说呢，在外人不知晓的这个世界里，还有许多极其优秀的人。其实这个点题的话，可以概括路遥作品中，所有这类主人公，那么这样的人物走下去，不可能不是一条朝圣之路。因为太纯洁了，太艰难了，这样浪漫的处事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说行不通。
不过他表现出来的令人惊讶的单纯，却又可能是作为纯粹的心性高傲。如果坚持走下去，就必然会有圣徒的气息，让我们从中窥到卑微中的神性，尘土中的金沙。所以在这条路上《人生》变成了《平凡的世界》，高加林最终演变成了孙少平。我觉得这就是路遥作品前期后期的重要分野所在。就是走下去以后，必然是一条圣徒之路。如果说高加林既像保尔又像于连，那么孙少平就更像保尔。他不但有着保尔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且他还有着堂吉诃德的那种气质和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这两个人物开始转换了，高加林的人生戏剧更多的表现在如何抓住机会上，赢得社会承认上，展示才干上，所以这样的人物他的痛苦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命运的搏斗，而不是灵魂的焦渴。就是高加林这个人物你仔细分析，他还在外在的，他是跟外在世界的搏斗中，产生种种的悲欢离合。那么人所追求的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因此高加林的悲剧性是可以理解的。
你再对比看一下孙少平，他就不一样了。尽管前面一样，身世、学历相似，上高中也有虚荣的一面，想当作家、教授，让人羡慕。可是奇怪的是呢，孙少平以后的人生轨迹表明，他并没有像高加林那样画出一道认真地向上攀爬的曲线，他一直在底层社会中潜行。无论是回农村做小工，还是当井下工人，他都一直处在底层社会中。但是他这个人物非常平静，他的兴奋点显然不是在个人命运的改变上。所以他缺少高加林式的那种个人奋斗的【创建和谐家园】和戏剧性。你仔细想一想这两个人物，区别在这儿。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读者从孙少平的略显平淡的人生中却能够深深地感觉到，他的内心生活像哲人一样深邃充实。不管他做什么，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的精神游历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绝不是一个仅仅在尘世中走过的人物。事实上，整部小说就像是孙少平善形的展现，精神的求索。在这过程中，他内心的世界日趋完善，犹如神明走过炼狱，所以他常有不同寻常的举动，引人瞩目，令人叹服。圣徒的举动总是常人不能理解的。小说不是描写那个郝红梅感情上曾经有负于孙少平，后来快毕业的时候，因为偷一个手绢被抓住。门市部主任正是他们班同学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孙少平听到了，急急忙忙赶过去，严厉地对侯玉英的父亲说，你应该相信她是一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她。就是让他不要声张，如果谁要伤害她我就不会原谅，迟早会向伤害她的人算帐。那么一下就把侯主任给惊呆了，这是一个非常老于世故的一个人物，小说写他完全被年轻人的气质和坦荡胸怀给震住了，他那颗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心，此刻被一片人情的烫水给淹没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孙少平这样的人，他的女儿过去伤害过孙少平，孙少平却从洪水中救了他女儿侯玉英，那么郝红梅曾经伤害过孙少平，孙少平现在无私地搭救郝红梅，这就是路遥笔下理想的人物。
到了孙少平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到了后期，最理想的人物就出现了。们衣衫褴褛犹如乞丐，但内心世界纯洁犹如诗人。像孙少平展现出来的，无论他穿的什么吃的什么，别人最终必得以他内心具有的东西来评判他对待他。对此呢，人们最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小说描写他那个班长顾养民，出生很优越，知识分子家庭。开始跟孙少平是有天壤之别，但是到最后对孙少平只有一句话，这人爱读书。只一句话，就把孙少平划到自己的阶层和层次上来了。小说写到，出生分子家庭的顾养民知道，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够重塑一个人。而他正是从孙少平身上感到了这种说不清的吸引力，所以这个评价对孙少平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是精神上的认同，而不是表面上的尊重，是这样。
下一步从学校到社会，孙少平还能保持自己的纯洁吗？因为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学校很纯洁，社会很复杂，于是都转变了。很多小说也是这么描写的，这也是很多读者的疑问。作品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好像少平跟少安形成对照，就是说孙少平和他哥哥孙少安好像是一个人分裂成的。在学校阶段他们是一个人，都是很好强，人穷志不穷，很聪慧。少安也在考场中证明自己，但以后这两个人就开始分裂了，分道扬镳了。少安虽然没有像高加林那样脱离农门，这么高的志向，但是他在这种抓住机会，讲究实干，追求实际，这点上与高加林挺相似的。比如参与村里的事务大量承包砖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孙少平这条致富之路对他就没有吸引力。所以他毕业后没有跟哥哥去打理砖窑，而是自己去当小工，为的是去看外面的大世界。小说写他白天跟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却孤独地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孙少平既活在他人的周围，又活在自己的内心，他有自己的行事原则，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圣徒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尽管他心地单纯没有心计，还经常面临生存的危机。但他绝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弱者，相反他在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上更像是一个强者。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天真而勇敢地介入生活。所以我说他像堂吉诃德，小说写他在另一处工地上，经常受老板的侮辱，所以呢他挺身而出，教训了老板，帮小女孩结回工钱。把自己结的一百块钱的工钱塞给小女孩。当然了，作为堂吉诃德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最悲哀的是什么？最悲哀的是现实是如此之沉重，后来他看到小女孩又回来了，又照样受到那种玩弄，而且呢，更可怕的是脸上开始出现的某种堕落的迹象。这使孙少平非常难过，他偷偷地大哭了一场。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回心转意，仍然像堂吉诃德那样，勇敢地与命运搏斗，施惠他人。所以小说后来写他的情人田晓霞遇难以后，大学生金秀追求他，他没有答应，却跟他师傅的爱人在一起。因为师傅去世以后，跟他师傅的爱人等于生活在一起，实际上呢也就是为了帮助她。当然这不是爱，而是道义。虽然描写有点突兀，但这正是少平的这种善行的展现。这些善行，这些高尚的思想，对自己的生存有什么好处呢？谋生毕竟是现实的，尽管路遥也希望少平这类人物既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又保持自己的精神追求，但这很难。孙少平这种特立独行的勇气，慷慨大度的美德，固然可以压倒世俗准则叫人叹服，但很难融入社会。少平自己实际上呢也是生活一直很艰难，不容易被人理解。相反呢，倒是高加林比较容易理解，他虽然大起大落，倒显得很真实。因为高加林反尔像我们身边的人，既不太好，也不太坏，与命运抗争过，但最终能够幸运与否，还是要靠命运的安排。
我觉得路遥这个作家呢，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十分深刻的作家，但他绝对是一位极其少见的真诚的诗人。特别当他成名以后，他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苦难，而是更加猛烈地要把过去思考的东西喷发出来，所以才有了《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这样的跳跃。那么他特别想超越活着的本身，特别想超越这种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诗意。那么这种诗意过去顽强支撑他生存，现在也是他创作的通灵宝玉。所以他笔下的孙少平可以愤世嫉俗，却不会玩世不恭；可以绝望，却不会沉沦；可以被侮辱，被损害，却绝不会被扭曲；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却不觉虚假和苍白。那么这种对于苦难的追求，他从苦难中追求心灵的高贵，那么这种追求呢，正是少平既像保尔又像堂吉诃德之处。那么这类人物的意义何在？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他不是给我们树立现实生活的典范，而是带给我们一种茫然凝思的美感。就像路遥在一篇作品中真诚地问道的，人活在世上不应该更高尚些吗？当然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甚至常常受到嘲笑的问题，但又不会永远消失。它像林间小路，山谷松涛一样，默默地存在。而且对这个问题更合适的回答，不是正面的那种论证，而应该是驳问式的。你能认为人活在世界上就是弱肉强食吗？你能认定人活在世上就不需要精神美感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上都不会是不假思索的。
当然，坚持高尚的思想和道德感会不会削弱生存能力，这一直是很剧烈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现在社会中，它会不会削弱个人的生存能力，影响个人的幸福？我认为还是康德说得好，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使自己如何无愧于幸福。正是如此，只有人认识自身并试图超越自身，才能真正为自己的生存状态定义。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纯粹的幸福的体验，它与人的寿命无关，却关系到人的生命质量。前一段我跟一个毕业同学说，他还记得我上课时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那种物质的东西吧，它当然也让人高兴，但是很贫乏。比如买了冰箱、彩电，高兴两天，第三四天就熟视无睹，不会老看着它高兴。买了一万块钱的衣服，你还得跟人说这是一万块钱买的，否则等于没买。它是需要一种外界的支持，它跟内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当一个人他越走越高，内心的事越来越完整，他依靠外界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他才心里非常安定，非常幸福。我想康德所讲的呢其实也包含这一点。所以呢，像路遥他们这样的一种理想，我觉得呢，它可能不应该成为社会的规范，因为太高，容易变形为禁欲、流血和专制。但是呢，它确实应该像星空那样美丽存在，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默默感动。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那么谁能说这样的美感是无用的呢。
主持人：我们从郭教授讲《路遥的诗意》也能够感到，从极度贫困中走出来的路遥活得是那么顽强，而且是那么有尊严。另外我想我们也还能够深刻地感到一点，就是什么呢？作品中的高贵诗意绝不会来自一颗卑微的心灵，我们从郭教授讲《路遥的诗意》也好，“高贵”也好，可以很好地体味到这一层，最后我就想说，让我们每个生命都远离贫穷，亲近文明，享受平等和博爱，让我们诗意地栖居着，让我们高贵地活着，也许正像路遥的名字一样，我们都是从遥远走来，而且还将走向遥远的遥远，最后让我们向郭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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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李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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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李玲，女，1965年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获江苏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学术代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代表论文：《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生命的超越性追求与女性日常人生》等。
内容简介：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有两个基本的女性原型，一个是夏娃，一个是圣母。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蛊惑之后，吃下上帝不许人吃的果子，又让人类的男性始祖亚当也吃下这智慧之果，使得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世代背负原罪。这个故事中，女性是惹事生非的灾星。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她自身容易受到撒旦的蛊惑，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能够使得无辜的男人走入歧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与泼妇【创建和谐家园】型女性，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母型女性、夏娃型女性比较相似。只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她们“贤”、“良”的时候所维护的男性准则、她们“泼”、“淫”的时候所挑战的男权原则，与西方文化中以男性为主体的宗教原则、理性原则有所不同。贤妻良母，是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儒家文化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文化。根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女性如果能够自觉维护这个父权制原则的话，也能够得到相当的奖赏。在文学创作中丑化泼妇、【创建和谐家园】，往往是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命价值、合理的生命追求。历史上最有名的【创建和谐家园】莫过于《封神演义》中的妲己、《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妲己的罪过在于她的美貌。因为她太美了，纣王一见她就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讨好美人，纣王干下了许多荒唐事，终于亡国亡命。女人一美，在男权话语中就成为到处流淌的祸水，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她就祸及哪个男人。这里的内在逻辑是，男人不必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不必为自己的荒唐负责任。
男性权威文化虽然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树为女性楷模，但这种被礼教规范塑造、压抑过的贤良女性，男性在感性层面上却觉得她们乏味无趣。中国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并不像西方的天使型、圣母型女性那样具有童贞女的感性美。她们是朴素的“拙荆”、“贱内”，一般只会“挑灯夜补衣”，并不懂得“琵琶弦上说相思”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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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李玲副教授，她是文学博士，大家欢迎。我们都知道文学是想象的艺术，那么作家笔下的人物呢，也是作家们艺术想象的产物，作家是如何塑造人物并如何安排人物命运的，直接反映着作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造。那么男性作家如何想象女性，女性作家在男性的视角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命运，那么我们请李玲为我们演讲《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大家欢迎。
好，谢谢大家。西方文学传统之中的女性形象很丰富，它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形，这个基本的原形呢，有的学者就把它归纳为《圣经》之中的夏娃和圣母。夏娃这个形象大家很熟悉了，她是在《圣经》之中，她一出场，在《创世纪》里边，她是听了蛇的诱惑，说上帝不许他们吃的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可以吃的，然后女人就听了它的说法就吃了。吃了之后，又叫男人也吃，那这一吃呢，就犯下大错误，人类就犯了原罪。【创建和谐家园】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原罪”观念，从这里来的。那么犯下这个原罪之后，人类就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人类永远是流浪的，那么回不到天国之中，而且还要受很多苦难，上帝要罚女人生孩子，要多么苦，男人要一辈子劳作。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什么呢？女人是容易受诱惑的，是吧？她先受到蛇的诱惑，听了一些不该听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第二个就是，她对男人有影响力，说这两点，其实也就作为一种原形，影响了男人，或者说是男性作家对某一类他们感到比较恐惧东西的一种归纳代表，就体现在这个形象之中。这种恐惧是什么恐惧呢，就是夏娃容易受诱惑这种恐惧，很可能是男性对人类自身的恐惧的一种投射。我们都很容易干一些不该干的事，可能是一些我们违反原则的，我们缺乏理性的东西、我们这种人性的弱点，投射在夏娃的形象上。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第二个思路就是说，男人把过错归罪于女人，没有你我们就没事了，不就你叫我们去吃的吗？所以这个思路就是体现了男性作家对人类自身一种有破坏性的力量的恐惧，可这种恐惧归罪于女性，这种思维源远流长。我们在文学中可以看到，很多作品里面的男人其实本来还不错，都是因为一些坏女人的影响，他干了很多坏事。其实我们知道生活之中，还是男人主宰世界的时候更多，可能是男人对世界的影响力实际上更大。但是他把坏东西归罪于女人，这个思路体现在这里。那么这种坏女人，恐怕在西方文学中就很多了，非常典型的像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还有呢，还有很多比如格林童话里边的那个皇后，皇后她就有自己的想法，那她又干坏事。西方文学传统一系列这样的女人，那么这一类女人也被人称为“妖妇”，她可能又巫术，她净干一些坏事，是妖妇，不合规矩。
那么另外一个原形就是圣母，圣母是女性美的典型。她长得很美，但是她的美是让人娱悦的一种美，不是让男人晕过去就受不了的那种美，让人心情很好。那么她有特别多的美德，而她的形象是童贞女和母亲形象的融合。这童贞女和母亲是男性世界最渴望的一种女性形象。她美貌、贤惠而且她是一种辅助性的角色。她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她是庇护嫉妒，这类女性形象。那么这类女性形象也形成了一个传统。男性作家在西方文学传统之中呢，比如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奥赛罗的夫人苔丝德梦娜，就是这类美貌又贤德、又温顺、又纯洁可爱的女性。那比如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吉提，还有《战争与和平》里边的娜塔莎，都是这一类好女人的形象。
但是呢，这类的好女人呢？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以后，也是西方作家里边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个女人好，好在哪里？好在她从不替自己考虑什么，她特别单纯，从来不质问男权秩序。男人说什么好，就什么好，她不质问这个秩序的。她只是维持这个秩序，而且对这个秩序起一种辅助性的、那种庇护性的功能。那么这一类女人又被人称为天使型的女人。她们特别单纯，但是特别可爱。因为单纯不会质问、因为单纯所以让男人没有压力。美国的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就说，这类女人其实她不是为了女人真实的生存的，她们是生活在死亡中。那么英国有个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沃尔夫夫人也说，她在谈妇女的创作问题的时候就说：女性她一旦不体会自己的话，她就没有创造力。那么这种天使型的女人就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女人。如果女作家要进行创作的话，就必须杀死家庭天使。女人不要做这种天使型的女人，这是西方传统中的我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女性形象，我把它简要地归纳成三个类型：一个类型是贤妻良母型；一个类型是泼妇【创建和谐家园】型；还有一类呢，是才女佳人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现当代的，传统社会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类型：贤妻良母。贤妻良母实际上呢，跟西方的天使型女性很像。但是有所差别的就是什么呢？西方文化中的圣母是很美的，天使也是很美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一般不要求贤妻良母有多美，越朴素越好，最好不要有太多的色相味，就比较朴素的，强调一种朴素美。但是她在辅助男性这点上是一样的，她起的是一种庇护性功能，她是儒家父权文化系统里面的、一种辅助性的这一类的女性。
本来有的人就说，那女人强调女性的母亲功能不好吗？难道女性不做母亲，或者说做恶母亲才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女性的生命她其实有非常多面，就是做母亲是非常重要的一面，是很好的一面。但是人身上的任何一种东西，你如果把它放大到无限，压抑另外一面的话，这面本来是合理的东西，它可能就会反过来压抑你身上的其他因素。儒家文化只强调女性这样一种母亲的功能，贤妻的功能。那你女人一替自己想，可能就不合理了。在儒家系统里边，《礼记》里边就说是：“妇者，伏也”，是屈服于人的意思。那么儒家文化传统里面强调“三从四德”，所以它对女性会形成一种压抑。
那么第二类呢，是泼妇和【创建和谐家园】。泼妇【创建和谐家园】，中国传统女人泼，恐怕最坏的一点，就是妒，妒嫉男人要娶妾。比如说你又不能生孩子，那么你又要娶妾。中国古代关于这类的传说非常多。那么【创建和谐家园】往往就是女人一美貌，就归为【创建和谐家园】。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创建和谐家园】莫过于妲己、褒姒、杨玉环、潘金莲这样的一些形象。其实我们以妲己来看一看。妲己呢，她非常美貌，结果商纣王一看到她就管不住自己了，管不住自己就不理朝政。然后呢，就给国家闯了大祸。我们文化中怎么阐释她？文学中怎么阐释她呢？就是说商纣王其实原来还是挺好的，就是因为被这个女人给迷住了，这个女人是个狐狸精。她一美貌她就是一个狐狸精，她不过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中的一个，是君王要宠信她就可以宠信她，君王不宠信她她还能怎么着？什么也不能。其实这是男性无法把握自己的欲望，然后把欲望归罪于欲望的对象。是吧？女人被这男人消费了之后，就是被消费品的过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是很不平等的。我们看《红楼梦》里边王夫人就说，就不喜欢晴雯，不喜欢金钏儿。为什么？就是因为晴雯比较美貌，金钏儿是宝玉对她有兴趣，宝玉对她有兴趣吧，但是宝玉是没错的，有错的都是金钏儿。我们看《红楼梦》都知道不合理，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文化传统之中的、对【创建和谐家园】泼妇的这种批评，我们的反思还是不够的。像《长恨歌》，我们都很感动，李隆基跟杨玉环的爱情天长地久。但实质上呢，在这个天长地久的爱情里边，首先前面说李隆基“从此君王不早朝”。我们说觉得是因为杨玉环的缘故。到关键时刻呢，“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军不发也是归罪于杨玉环的。所以皇帝只要把杨玉环杀了就能够平民心。公众的思路是这个，是吧？那明明是你们两个好，嫁祸于女人的话，李隆基也不出来承担任何责任，他只要最后出来凭吊一下。我们文化里边他还是正面形象，倒是杨玉环的形象是很模糊的，我们还是觉得她不怎么好，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
那最不好的形象就是潘金莲了，潘金莲【创建和谐家园】到了可怕的地步。我们文化中为什么会塑造潘金莲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恶女人和淫【创建和谐家园】人的形象呢？我觉得还是男性作家对自己欲望的一种恐惧投射到女人身上。所以这种有欲望的女人她特别可怕。那么在《金瓶梅》里边她是没有善终的，实际上《金瓶梅》里边所有放荡的女人都没有善终。那她的这种命运结局是作家的一种道德理念在这里起作用。就是有欲望的女人，尤其是自己要把握自己欲望的女人，我们文化就要给她判【创建和谐家园】。告诫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你们还是温顺一点的好，回去做贤妻良母的好。
但是，就是这种贤妻良母是男性认可的人物。但是从她们欲望层面来说，这类女人尽管道德评价非常高，但是在感【创建和谐家园】望上她们觉得没什么意思，是吧？她们太朴素了，没什么意思。而且这些女人总在家里打理家务事，精神也不能共鸣。那么泼妇【创建和谐家园】是比较生动的人，但是又太可怕了。那么男性文化经过了长期的整合，又整合出了另一类女性形象，就是才女佳人。
那么才女佳人呢，有一部书就说它的特点呢，这个佳人的特色是什么呢？“夫色期艳，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贞矣”。就是我们希望这种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就是色要很艳丽，她照样有美色的特征；然后“才期慧”，非常有才华，琴棋书画样样都行，能够跟才子共鸣。“情期幽”，她的情感是幽抑的，不要恶劣，一恶劣可能就变成潘金莲。我们男人把握不住她，就有可能被她把握过去，她比较幽抑。一个人在那边凄凄惨惨的，这样比较好。要有林黛玉的一点幽抑，但是千万不要有林黛玉的那种尖酸刻薄，一尖酸刻薄就受不了。还有一点呢，是“德其贞”，品德最好还要贞节一点，要不我们的道德理念又不行。那这个就是说，是男权文化用伦理道德和他的欲望相整合的、最恰当的一种完美的女人。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很多才女，有一些才女是出格的，比如说像李清照，她有相当出格的东西，比如她的性格中有刚烈的东西，她有表达女性的感情欲望这些独特的东西。但是有大批的才女实际上是用才子凝视的眼光来塑造自己的。
前几年有一些人研究女性文学，像天津的杜芳琴女士，她研究清代的一个女作家叫贺双卿，她的一个文章题目就叫做《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然后呢，美国有个康正果先生他就写一篇文章叫做《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才女往往是在才子凝视之下写作的。那么她的作品，包括她整个人的形象，都是根据才子的需求来来塑造的。所以她实际上还是她虽然跟我们传统的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有所反驳，但是他实际上还是根据才女需求塑造的。实际上这种想象在现当代文化之中也源远流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想象“秦淮八艳”的故事，往往也是按这种才女佳人的一种东西来想象的。想象上海往事，上海女人都是色相味俱全的，然后又都是最美的女人。但实际上往往这些东西它可能都遮蔽了一些生活中真实的现象。比如我们如果去看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就写董小宛的故事。你去认真发掘历史真相，你会发觉，每一个才女，她们做才女的话，都有很多痛苦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她们那么美好、她们是幸福的人，她们可能只给男人带来幸福，而她们自己把不幸掩在背后的。像董小宛，她27岁就死去，实际上她在家庭生活处处克制，所以冒辟疆说她是操劳而死的。像柳如是，在柳如是死之后，她后来也【创建和谐家园】，她生活中就有很多痛苦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去看这种痛苦的东西，因为痛苦的东西不符合这种艳美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男权文化传统之中，他的女性想象有非常多压抑女性的东西。实际上呢，任何生活中的人，或者文学中的具体形象展开的时候，它可能都要复杂得多，那么她可能是几种类型的拼凑。比如像《西厢记》里边的崔莺莺，还有《牡丹亭》里边的杜丽娘。像崔莺莺，她可能既是【创建和谐家园】、又是佳人、又是贞女，往往贤妻良母都是贞女都是贞节的，这种形象的一种融合。她呢，是佳人，所以符合男性作家的感【创建和谐家园】望。她又是侯门小姐，琴棋书画当然也行，符合他的感【创建和谐家园】望。她最开始是主动暗示张生来找她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佳人都是“自荐枕席”的。那男作家为什么要想象她自荐枕席？不都渴望女人贞节吗？是因为才子往往性格都比较弱、性格比较弱，就要有能够淫崩的女人，来满足他的需要。但是一旦淫崩了之后，立刻就变为烈女了。一女不嫁二夫，要死要活的。肯定是忠贞不二的，然后又变成了贞女。所以像崔莺莺，无论她是淫还是贞，她其实都是根据张生的需要来安排的，是吧？为什么会淫和贞？都是的。在蒲松龄笔下的那些美丽的狐仙，无拘无束，跟我们传统中的贤妻良母不一样，有趣得多。但是这些狐仙来无影去无踪，她不会给男人造成任何麻烦的，是可以挥之即去的人。但是她又都能够自荐枕席，她的叛逆都只在于自荐枕席这点上。她从不质问书生，从不说你要替我负责任，从不说这样的话的。所以无论淫还是贞，都是根据文化需求，根据这种男性心理需求来设置的。所以一个文学形象比较丰富它可能是几种类型的融合。
现当代的情况可能跟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从五四开始就讲人的解放，就批判封建文化的等级制度。那么在等级制度里边，鲁迅就说：男人分为几等，而在最低等的男人下边，还有比他更低等的人，就是女人。他说最低等的男人是“台”，台回家了还可以打他的妻子和骂他的妻子，所以呢，地位最低的是女人。所以现当代文化，五四的时候“人的发现”，最初的发现就发现了女人和儿童，都是和男人平等的人。那五四的作家就激烈地批判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东西。那时候我们的文化中就有男女平等的观念。所以，女性境遇应该有很大地改变。
那么我把现当代文化之中的女性形象，现当代作家之中的女性形象，我把它归结为，主要归结为四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天使型女性；第二个类型是恶女型；第三个类型呢，是正面自主型。她是自主的，但是她是正面的。恶女人她是自主的，但她是反面的，有点不同，价值判断不同。还有第四个类型，是落后型。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四个类型的女性形象。
那么天使型的女人就是好女人了。她的代表人物，我想巴金的小说，现当代把女性塑造得最美好的作家，我想就两个人：一个是巴金；还有一个就是曹禺。这类女性形象对男性往往有一种母性特征。这个母性的特点，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亲形象，但是呢，她都特别美丽纯洁。所以很接近西方的那种圣母型、或者天使型的女性。但是呢，她也不完全一样，因为中国现代男作家，一般是在中国现代启蒙或者革命的框架里面来塑造这个女性形象的。那么他庇护的东西、辅佐的东西是什么，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看巴金的《家》，我们来精度解析一下这个文本，大家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家》大家很熟悉了，是高家的事。高家里边有三代人：第一代老的是高老太爷；第二代是他的儿子了；第三代是最主要的，是这里面的主人公，有“觉”字辈的三兄弟。在巴金《家》这部小说里边，很多时候叙述的人的心理呀，跟谁特别接近？跟觉慧特别接近，他经常用觉慧的眼光看问题。那么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鸣凤这个形象。鸣凤非常地纯洁，十六七岁，对世事还都不懂，很温顺美好。那么鸣凤是因为要送去给冯乐山当姨太太，是祖父叫她要送去给冯乐山当姨太太，她只好跳湖【创建和谐家园】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假想，就是说鸣凤可不可以不死呢？如果她不死有什么路可走？我想鸣凤如果不死的话，恐怕一条路就是反抗。是吧？我要坚持我的爱情，因为我跟觉慧好。我绝不能嫁给那个我不爱的老头，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婉儿的路，好死不如赖活。活着总是活着，我还是嫁过去吧。那小说当然不可能怎么写。前面一条路是情的路，情是反抗的路，后面一条是婉儿的路。你让一个人物的道路跟其他人物相同，那小说就重复了。那如果这么写，作家是很蹩脚的，巴金不可能这么蹩脚。但是这个除了小说的结构功能上考虑他不能这么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前面谈鸣凤要送出去的时候，最初的时候是婉儿和鸣凤两个人在房间里谈。谈的时候被觉慧给无意中听到了，觉慧无意中听到之后，他怎么反映？他不是说太可怕了，你要这样我要保护你，他不是的。他很激动地问鸣凤：如果人家真的把你送去的话，你怎么办？是你怎么办！不是我们怎么办！不是我怎么办！是吧？那么鸣凤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去的，要不我赌咒？”，觉慧说不要赌咒，我相信你。这时就好了，其实觉慧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他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女性的所有权。所以鸣凤在这个小说里面她必然要死，她死了能够成全觉慧去新生，作家非得让她死不可。没死的话，觉慧绝对不会恨父权制度多么不好，小说的功能里面必然要这么安排的。但是呢，作家认同，觉慧有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他只能让鸣凤去死。她去死的话，我们能够更好地控诉父权专制。这个作品里面的结构，女性的尸体她承担的是一种物证的作用，这个小说我觉得最美好的女性形象里面有一种男权的、男性中心意识在这里体现。
那么曹禺的作品，像《北京人》里边的愫方；像四凤这些人，我觉得这些形象都是为了拯救男性而设置的。这些男作家塑造好女人会死是什么原因呢？会痛苦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男权制度。我们老一辈的那些父权制迫害她们，都不是我们同辈的男人迫害她们。可是你们看看同时代女作家的作品可不一样了：丁玲为什么苦闷？还有呢，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白薇笔下的女性，苏青、沉樱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的精神痛苦，恐怕更多的都是来自于同一时代、同一辈的男性跟女性之间的一些精神不能契合。这男作家文本和女作家文本一比较，就会发觉性别立场完全不同。
我们再来看看恶女型女性形象。恶女型女性形象有很多了：比如像老舍小说里的虎妞，那是非常典型的。老舍还有一个小说叫“柳屯的”，还有老舍小说里边的胖菊子、大赤包都是恶女人。还有《围城》里边的那个苏文纨也不怎么好，孙柔嘉也不怎么好。还有曹禺戏剧里边的、《北京人》里边的曾思懿，还有路翎小说里边的金素痕。《围城》里边的方鸿渐不断地碰到很多女人：第一个女人是船上碰到的鲍小姐，同时在船上碰到的苏文纨，苏文纨早就是他的同学了。后来又碰到了唐晓夫，后来碰到了孙柔嘉。那么他最后是跟孙柔嘉结婚的，那么孙柔嘉我们对她，如果受作家的引导，我们一般的人都比较讨厌孙柔嘉。她是什么讨厌？一个很有心机，是吧？就跟她的面貌一样的，仿佛没化妆，其实谁知道化了多么精致的壮。其实这个人就特别有心机。还有一个婆婆妈妈，结婚了以后跟方鸿渐吵来吵去的，一点都不美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前面一半，就是她富有心机。富有心机主要体现在：她让方鸿渐嫁给她，方鸿渐被她给谋去了，是吧？孙小姐处处对方鸿渐很好、处处很天真，那么赵辛楣觉得她很造作。其实有多少是造作的成分呢？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孩，最后所谓能够暴露出来的东西也不过就一点，就是她早有爱情而没有暴露。其他方面我们并没有看出来孙柔嘉有什么会搞阴谋诡计的东西？她在学校里边也还是受人排挤的，她惟一一次就是告诉方鸿渐，有人告你的状。这一点可能不算特别光明磊落。但是作家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批评的，她毕竟是替方鸿渐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边，孙柔嘉真的是那么有阴谋诡计的吗？我觉得也不是。她惟一的就是隐藏了她的爱情，她为什么要隐藏爱情？作家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去替别人想一想。因为在那个文化传统之中，女人是无可奈何的。按道理女人跟男人应该是平等的，男人可以爱上女人，女人为什么不能爱男人？男人可以追求女人，女人也可以追求他呀！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总是把会追男人的女人，看作可怕的。像虎妞一样的女人，看作是猎手。穆时英的小说里说的，引诱男人的女人就是猎手。而我是不是一只羊，那不幸的羊，会不会落到她嘴里？都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因为在这种逻辑的压迫之下，孙柔嘉才不得不隐蔽自己的感情，隐蔽了自己的感情，但是又要让方鸿渐知道，或者至少让这个事情成，那么她就得想方设法地把主动的机会让给方鸿渐。那么这里面呢，她固然有她不够特别坦荡的一面，但是也有她的难处。我觉得整个小说对她的体谅特别少。关键还是钱钟书就看不惯这种有主动性的女人。所以我觉得，在关于这些恶女人的形象塑造之中，我们的文化之中，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现当代文化，它虽然以解放女性为使命，但是它常常还是容不得超越男权传统的女性，不能容忍女人，不像传统妇德要求的，传统妇德要求女人要敬顺屈从，女人最好是敬顺屈从一点，才能够成为天使，我们就会表扬你的，你死了就会祭奠你，是吧？
那么第三类就是正面自主型女性。正面自主型女性的话，现当代文学之中，也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光彩照人，但是又有非常独立意志的女性。这比较典型的小说，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一个是李孑然的《死水蔚然》，里边有个邓妖姑，邓妖姐，前面她做姑娘的时候大家叫她邓妖姐。后来她出嫁了，变成了蔡大嫂，后来她改嫁了变成了顾三奶奶。这个女人非常美，她一切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男人只有仰视她的份儿。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许地山的《春桃》，是吧？春桃在两个男人之间，两个男人商量说，我让你，你让我。春桃说我由不得你们让来让去的，我由我自己来安排，是吧？这是我按我自己的逻辑来的，我不是你们的所有物。中国现当代男作家，塑造像春桃这样的一些女性形象，我想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颠覆。它塑造了、按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来塑造她。而且男作家呢，不再是以一种批评的态度，这是对女性人格价值的一种尊重。那么中国女性的那种精力旺盛，个性强健的女性，也到现代才从过水转成了正面形象。男作家、应该说现代男作家是功不可抹的。但是也仍然有东西值得批评的。
就是呢，或多或少我觉得他们常常也有一些男性中心意识。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些女人呢，他们所有的这些男作家，几乎绝大多数这些好女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美貌无比，极为美艳。那个拾破烂的春桃，也跟她拾破烂捡来的那个月份牌上的美女长得差不多，只要洗一洗就长得差不多。那个蔡大嫂，他说随便放在哪儿也是“盖面菜”，盖在面上面的那个菜，是最好的。那么茅盾笔下的那个好女人，美得就是让男人看了她们就心跳，而且感到压抑，只有仰视的份儿了。实际上隐含作者茅盾在沉醉在小说事件里的时候，他对这些女人都是感到晕眩的。实际上茅盾的作品里面看女人常常都是《子夜》里边吴老太爷看女人的那种眼光，大家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吴老太爷看女人，都看到性感器官，然后看到性感器官就头晕。茅盾的作品始终都是这样，大家去细细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你看巴金是看到女人纯美的一面、纯洁的一面，茅盾是感觉到性感的一面。其实我们在想，作家塑造一类人物形象、塑造女性形象，肯定都是两种立场的叠加：一种立场就是说，我如何理解女人的立场；还有一个呢，这个女人的形象之中，也可能投注了我的逻辑、自我的需求。这些好女人个性强硬，其实往往也是作家对自我人格的一种渴望，投注在她身上。
在我们现当代文学里边，男人落后是为什么落后？往往是跟不上先进思想就落后，对吧？女人落后是什么？有时候是跟不上先进思想，但更多的时候是落后于男人。我觉得这个逻辑就不对，比如像《伤逝》这个是一部经典作品。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子君为什么会死？因为社会太残酷了，对吧？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她自己不觉悟呗，是吧？她虽然是新女性，结婚了又跟传统女性一样的，只懂得做饭，什么书也不读了，什么道理也不懂了，所以她当然只好死。这个是涓生在忏悔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一点的。那么近几年的研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涓生也有责任，叙述者也没有凭良心说话。那么我来简单地分析两句，这里边的格言，这里边批评涓生在反思的时候，用于批评子君的格言，或者替自己摆脱的一句格言：一句就是“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还有，“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必须更新、生长、创造。子君你呢，回到家只懂得炒菜做饭了，你走入了旧的途径，没有更新创造了，是吧？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们现在没饭吃了，子君还只懂得家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所以我们只好分手了。这两句话一直是当作格言看待的，也当作我们批评子君的一个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文本里面，这两句话是很没有道理的。爱情必须更新、生长、创造，按涓生说的子君没有更新、生长、创造。但我们凭良心想一想，结婚了，转入日常生活了，难道婚姻生活不要日常生活了？子君你还要继续学习是对的，涓生你要不要整合进日常生活观念？是不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小说文本前后来看，我们知道子君是没有工作条件的，他们也没有钱去请保姆，子君她沉入日常生活，到底是无可奈何，还是自觉的呢？文本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倒是涓生拒绝认可日常生活，是他自己的思想问题。这句话呀应该指责涓生反思反思自我。但是文本里边变成了对女人落后的一种批评，女人总是跟日常生活连在一起，所以女人落后。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那么我现在没钱了，没钱了的话，我一个人生活着是容易的，这是涓生说的话，那么子君你就回去吧！让我一个人去生活吧！这合理吗？明知道子君回去了就没路可走了，她只有死路一条，涓生说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那么我为了生活考虑，你就必须回去。这句话呀，仿佛是一个真理。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娜拉走后怎么办》，告诉女人你必须要有经济权你才能独立。那个时候是替女人考虑的，同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替涓生辩护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男性霸权意识。所以女人落后经常是男性对女性的逻辑缺少理解，对日常生活逻辑缺少理解。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的四种类型的女性，最主要的这四种类型：天使型；恶女型；正面自主型；还有落后型女性。这样的一种形象描述和评价之中，都包含着男性中心意识。好，谢谢。
我感觉今天是女性解放的日子。听了李玲的演讲，作为一名男性我都有些羞愧了，好在我像李玲一样，也是女性主义者。希望男作家们多听，是不是不会写女性了？那倒不是，就是怎么样去写女性。用李玲的话来说，关键是要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最后让我们感谢李玲带给我们的演讲。好，我要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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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 女人 作家 -赵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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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赵凝，文坛屡创奇迹的传奇人物，曾任空军少校，后转入职业化写作道路，从新世纪开始，她以独具魅力的长篇小说，掀起新的文学浪潮，被喻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领头羊”。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有毒的婚姻》、《冷唇》、《私欲》、《妹妹梦来 姐姐梦去》、《迷狂季节》、《离婚时代》、《狂野青春》、《宛若独身》、《花蕊里的子弹》。
内容简介：
有人说，在80年代的时候文学是最热的时候，现在的文学很衰落，而赵凝认为现在的文学是真正回到了它正常的状态，而经过90年代的淘洗，真正站在文学行列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热爱文学，钟情于文学的人。
赵凝认为，对于写作者，可能不分年龄。如果他想写的话，他随时可以拿起笔开始写作。有的人经历了一生，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感觉文字能够表达他一生没有说过的话，于是他开始写作。其实，写作的过程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互相张望，而且你能看见你平时看不见的东西，你可能感受到你重新体验一段生命历程。
关于身体写作和头脑写作的问题，赵凝认为写作光靠身体或头脑是不行的，真正的写作是身体和头脑的完美统一，是一种结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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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在文学馆听讲座”，请来的主讲人，是青年作家赵凝女士。那么她带给我们的一个演讲题目，也是非常女性化的，从女性的角度，来阐释一个作家怎么样创作，来阐释女性的非常丰富复杂的内心的世界，她的演讲题目是《女作家·女人·作家》，让我们欢迎。
主讲人：我想我今天来，我非常想带给大家女性写作的强劲的气息和女性写作的一种特别美好的空气。我觉得女性作家更张扬个性，我们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往往是女性作家更加勇于发言，表达自己张扬自己的个性。我们在现代的文坛来看呢，也是女性作家表现非常出色。其实我觉得因为媒体的炒作，它有很多误区，比如说它说女作家的写作，主要是占了隐私写作的优势，美女作家的优势等等，和性别有关的炒作的这种优势。但是我认为女性写作，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使得她们非常热烈，非常红火，而是因为女性天生的，那样一种对艺术的热爱，对文字的执著和对生命体验的，非常痛彻的感悟。那今天我就从长篇小说，开始讲起。
我是从新世纪，就是2000年到2002年，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这7部长篇小说呢，包括“布老虎”的，2001年的长篇小说《冷唇》。大家可能有的读过，还有就是《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这个“瓣”，是“花瓣”的“瓣”，今天就从《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开始讲起。我今天也带了这个书，这个是我1998年以前，就是我辞职之前写的一本小说，这个小说在网上，因为引起很大的震动，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小说，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各种说法。在汕头经济台有一档文学节目，然后他打电话邀我做直播说：赵凝，你能不能谈一谈隐私写作？因为他看到很多人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是一个隐私小说。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的经历和他的小说完全没有区别，那我觉得这个作家，肯定他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作家。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远远超越于他的经历，那么就说明他肯定是一个有想像力的作家，是一个有梦想的作家，是一个可以超越自己精力的作家。我就是想成为这个后者。其实我所有的长篇，我主要是要靠想像力，靠自己的梦想来写作，而不是说经历。如果有那样子把自己一次性所有的隐秘经历都写出来的人，我想他可能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没有想像力的作家。我们也看到过那样的作品，比如说他写到他到哪个地方去，他到什么海南、深圳，甚至他到远一点澳洲去打工，然后整个经历写下来，那么一个东西。如果要是那样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算他标准的隐私小说吧，或者他可能制造了一点吸引人的内幕。有的没有的编造出来的，但我觉得这种小说呢可以看一下，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的文学作品，他不过是需要倾诉，他把他的经历写一下。我想我的《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儿》，我是想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想写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其实每个女人都有经历，她这个两瓣分裂的过程，裂变成一个女人，她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很疼痛的东西。我们无论到多少岁，我们可能都会回忆起来，而且女人生命中经历的事情，也可能与男人完全没有关系。也可能一个男性介入你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你，都有可能。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种隐私性的作家，就是说只有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才能写。对于我们这一代作家，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一般称为“新生代作家”。大部分人觉得我们是在写一种破碎的生活，没有一种就是说很有结构的那种小说，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长篇小说，我觉得我非常讲究结构。而且我觉得所有的小说，无论是你形式上制造得没有结构，或者说你语言上非常破碎，但其实内核是应该有结构的。不能说你写到哪里，就算到哪里。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小说其实不应该记录空间，就是说只是你经历过的事情你记。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想说你经历过什么你就写小说。他觉得小说就是一种记录，那如果我说小说是一种记录，那我们没必要写小说，其实可以用其他的形式，现在媒体也很多，你可以拍记录片，你要记录这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小说其实实质上应该是一种创造，而且这个创造并不是一种文字的铺陈，它应该创造一种意境，创造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可能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像《冷唇》那个空间，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我陷进去以后，我写作的过程中，我非常感觉到它的真实存在。因为《冷唇》那个故事它是讲一个女性她有两面性，她一方面是一个像地下头目的大姐大，另外一个方面她是一个女作家。比如说像我这样在公共场合，我是在谈文学，我在讲演。而且她的小说并不是她个人写的，是有一个创作班子，有一些【创建和谐家园】在给她写。那样一种生活显然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想制造那样一种空间，非常神秘，非常魔幻，有一种凉气，在吸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只有小说才能制造这样一种气氛，一种控制人的范围。而如果说这个小说变成其他的形式，我想可能那种氛围减弱很多。《冷唇》我最近也给它改成了一个实验话剧，那么这个话剧的过程呢，我想从一个长篇小说变成一个3万字的话剧剧本，可能会凝缩，就是很凝练的一些东西。而且我想小说可能和那个话剧的语言差别非常大的，所以在一边写作的过程中，一边磨洗自己，一边使自己有一种感悟和提升。
下面一个问题谈一下文学的冷与热。说实话我今天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听一个文学讲座。我也非常感动，说到文学的冷与热，有一种说法呢，就说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是最热的一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读小说，很多青年都有文学梦想。说当时的人好像五个青年里，有三个青年正在写诗，几个青年正在干什么，都是非常热爱文学的，那样一种气氛。而且我想可能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途径实现自我，不像现在，很多人他就去开公司了，去炒股票了，去看足球了，很多途径去宣泄自己的热情。当时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在写作，但是我是看到就是说，而且我们现在开会，很多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作家，他会说现在文学真是衰落，人这么少了。当时特别热烈，《人民文学》，发行都是几十万，现在发行好的刊物也就是几万，几千本，都是这样子的刊物。我想文学是这样子，它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种所谓的，冷寂和平稳以后，其实我觉得文学，是真正回归到了它的正常状态。因为一个国家我觉得如果要说80％的人，都在读文学刊物、读小说，其实我觉得是不正常的。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一场大的动荡以后，马上人的心灵需要一种东西来诉说，然后当时就出现了，什么伤痕文学，很多那样的一种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和政治有关的那些东西，那么文学其实它根本的东西，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人经历了动荡，整个民族经历了动荡，然后就去诉说动荡，诉说战争。其实文学真正是应该平寂下来以后，人都平静了，真正能够关心到自我，关心到人本身。这样的时候，那么再去谈文学，就更接近人的本质，更接近人的那种内核。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淘洗，真正站到文学行列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热爱它的。而大部分如果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既可以去当总经理，一天到晚打电话，把事情办得头头是道，他这边又能当个小说家，我觉得就比较怀疑。因为一个人最优秀的一方面，肯定上帝给你的非常少，那么你可能就在写作那一段，就那一点点地方有才华。但是如果交给你，一个很大的公司，你并不见得能够处理得非常好，而一个大的公司的老板，他站在他的职业角度，他可能认为写作完全没有意义，他觉得每天有这么多事情处理，这个人怎么每天会去写东西，每天会去虚构一些文字。站在他的视角，他认为文学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学经过这样的分层，经过这样的就是各就其位。因为有一段时间，作家好像去做生意，还是一种时髦。那我觉得真正想做生意的人，那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作家，就应该让他去干他该干的事情，那么如果到了现在，新世纪了，2004年，真正还醉心于文学，还站在这个行列里的人，那么可能就是一种文学的最中坚的力量。而且那天我们开“她世纪”的女性文学研讨会，有一个作者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非常好，她就说将来写作者可能不分年龄。可能有一些人，他经历了一生，他年纪都很大了以后，他忽然想起来，他想写作。那么这样的人，他可能也是一种，就不是像过去写作，都是从很小二十几岁，甚至十几岁开始出道，然后到三十出头开始出名，不是那样一个概念。那么未来的写作，我想可能分几种类型，一种就是说，可能每个人都能倾诉自己，特别现在有了网络以后，它的那种传播不成问题。有的人写作，我就是要表达自己，我无论别人给我什么，给我荣誉也好，报酬也好，我无所谓，但是我就是要表达自己。而且呢，因为他写作与心灵有关，可能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一个老先生，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面对电脑，而是面对纸张，他可能也有想表达的那种感觉，他把他一生用文字倾诉得很彻底 ，淋漓尽致。那么这个对他来说，他一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学。那么还有一种写作呢，就是一种“快餐式”的，可能叫流行文化，将来可能也会分出来，那样一种“快餐式”，他写作非常时尚，站在沉重文学角度感觉，他那种东西太轻飘了。那么你说流行文学，它不是文学，它可能像流星一样，马上闪过。那么这个写作呢，可能将来会有一批这样的作家，他不想留下什么，他不想在文学史上留下什么，他不过就是想我参与过，我表达过。现在其实也经常看到，有那种很年轻的小女孩，比如说我上次看到，居然有一个作家，年轻到了5岁还是6岁，写童话的，我在报纸，因为我看报很少，但我浏览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可疑，但是她确实非常年轻，5岁的一个作家，不说她的生命经历，她的想像力。你说她认识的汉字，我就觉得也比较可疑，这个是正规报纸居然炒作。现在这个作家非常年轻，她就是6岁，可能是6岁。一个女孩她写的童话，那么这个呢，我想可能她写的东西，我可能不承认它是文学作品，但是标志着一种趋向，低龄化，可能也有很高龄，可能也有【创建和谐家园】十岁的一个女性，她经历了一生以后，她静下来，她感觉到了文字能够表达她一生没有说过的话。而且其实倾诉是需要对象的，写作是不需要对象的。写作每个人都可以开始，随时都可以开始。有的朋友来找我，他刚开始写作，他就说，赵凝我特别想写长篇，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开始，我肚子里有好多事情，我给你写吧。我就说其实如果你想写，你完全不必要找别人来写，或者找其他作家来写，想写的时候，你今天晚上你拿出纸笔，或者你打开电脑，你就可以开始，随时都可以开始。而且写作它其实并不需要，我先心里准备，准备了十年，然后我在开始写，其实不需要。你就今天想写你就可以写，而且其实从短文写起，是非常容易的做法，每一个人都可以。其实每一个作家，大部分作家，都不是从巨著开始写起，他都可以从点滴心得，一些小的感受，一些东西开始写起。当你职业化写作，你每天都面对电脑的时候，你会觉得写作确实，因为它是掏心掏肺的，杂文不包括在内，我是说的文学作品。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在随着你的作品在飘逝，你就觉得很难受。你就觉得你为什么会把你的很多内心不愿意说的东西，或者说你生活中感觉到的，很柔软的怕触痛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在纸上说出来。为什么？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最害怕的东西是不敢让它，比如说某些段落，我是不敢让它在电脑上出现。我觉得当我面对这些文字，可能和纸上那种感觉还不一样，当你面对纸的时候，你觉得更隐秘。但是有一些文字，可能有虚构，可能有你心里经历的一些事情。你不愿意面对电脑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说给了一个人听。而你当时的感觉呢，特别是在午夜的时候，你的感觉有点恐惧，你想逃离你的小说，你不想进行下去了，甚至你想大段地删掉，这是我内心抵触的东西，我不想给你。但是，这个相反，就是你找到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感觉。所以说整个写小说的过程，是与自己的内心相互张望，而且你看得见，你平常看不见的东西。你可能感受到是你重新体验，那样一段生命历程，而且你重新找回你自己当时的那种，就是青春的那种伤痛。
说到这儿呢，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身体写作。这个我被记者问到的非常多，多到我都不愿意说的程度了。就是所有的记者采访女作家，基本上都要问到这个问题，身体写作。这个我最早看到，是在法国的女作家叫杜拉，她写过《情人》，她在一篇散文里面，非常自然地说，作家的身体也参与写作。非常自然，她没有非常炫耀地说这几个字，到后来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可能因为某些小说的原因，那么这几个字被炒作成一个像时尚品牌的一个东西。那么有一些女作家，她站出来标榜自己，说我就是身体写作。还有一些女作家跳出来说，怎么能说女作家是身体写作，我是头脑写作。那么这个身体派和头脑派，就形成了很大的对立。可能关注文坛的人都知道，“身体写作”的这个问题。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其实就写作来说，不是光靠头脑，或者光靠身体能够解决的，真正的一种写作可能是，身体和头脑的完美统一，是一种结合的状态。所以说写作可能是身体写作加头脑写作的总和。特别是女作家，女作家的那种写作，为什么比男性更优于男性的一种叙述呢。就是说首先女作家，是叙述能力强的。你要观察很小的小女孩，那么小女孩的说话，口吃伶俐的肯定是小女孩，而不是小男孩。就说明女人天生有一种语言能力，那种语言能力呢，是一种有点像第六感的那种能力。并不是说有一些男人，就觉得我面对纸的时候，我特别涩，我要揪胡子，我要怎么着。那个其实并不见得他特别深刻，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语言有一种障碍。有很多人写作的时候，面对纸张，他会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但女性的这种优势就不是女性的优势，特别是你适合写作的人，你可能面对，你该写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有特别多的话要说。而且你会觉得你自己，一下子就打开了，然后你身体所有的器官，你所有的感觉都是通的。那种状态下要写作，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女人热爱写作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一刹那，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时候，我真是全身心地打开。而且我没有任何一个状态的时候像写作这么愉快，像写作这么开放，像写作这么奋不顾身。没有任何其他想做的事情，谈到身体写作我就说，在大陆好像很多，在中国大陆是谈到女作家身体写作比较多。那么我呢 其实非常喜欢日本的两个作家，一个是川端康成，我觉得他新感觉派，我觉得他的感觉，其实就是非常身体。他是一种什么状态？比如说写睡美人的时候，通过江口老人，他写的过程你就会闻到，你跟着江口老人，你会闻到那个气味。你会感觉到天气是否冷，而且他所有的对话，它是非常清爽的对话。我觉得“身体写作”，像川端康成这样的写作，也是非常有身体在现场的感觉。而且他是一个男性作家，所以我觉得其实“身体写作”，不是女性写作的专利。写那种感觉性的东西，都会经历这样一种东西。另外一个日本的三岛由纪夫，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举他一个长篇，它叫《心灵的饥渴》。我看小说非常喜欢以我的视角，她是节子 ，她这个女主角叫节子，“节制”的“节”。通篇是以节子的视角，以她的游走来写作这整篇小说。但是你感觉到，它不像一个女作家，写出来的那样子，那么随机，那么轻盈，他是非常有理智。而且你会觉得，这个人他处理同样的题材，就跟女作家非常不同。他的层次感特别强，就是理性在中间，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相反如果这个题材，这个《心灵的饥渴》，让女性作家处理，可能给它处理得更加感性化一点，没有什么理性的成分在里面。而且不会说像男作家那样，一层一层地去剖析，而且一层一层地说一些令我觉得很惊讶的东西。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非常【创建和谐家园】的时候，他总结一些东西，你就体会到男性写作的手法和男性对文字的感觉，和女性非常不一样。
我今天还准备一个话题就是女权主义者。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说，女作家好像给很多人的印象，因为我在接受采访太多的问题，你是女权主义者吗？我还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赵凝是大女子主义者，就是跟大男子主义，是相对应的那样一个主义。可能就是因为我是女性，性别视角张扬得太厉害。首先从小说中，男性是比较让他属于从属地位。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学，全是男性在写女性，你像《红楼梦》里，都是男性是中心，然后多少个女人在边上，像行星似的。那我的小说，其实完全颠覆这一切，我都是中心人物是一个女人，然后周围是一些男性。然后我看到别人的评价说，赵凝写了很多面目模糊的男性。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视角里，我看我的生活中，那肯定女性是中心人物，而男性是从属的，男性是周围的。我的世界并不是因为男性的发生而发生。那么谈到女权主义者呢，在中国有一种比较温和的译法，也是说法叫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可能在文坛是比较通行。而且大部分女作家，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不以这个“主义”来写作的一个作家，那么其实你可以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我不太赞成“主义”先行，就是说你站在女权的角度，你去写作，然后你是为了张扬一种女性的东西。因为中国它没有女权运动，而在国外还有女权运动，女性解放，很多东西。在我们中国呢，可能是在文学上，它表现得比较激烈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吧，中国女作家女性意识比较崛起。从我一开始做事，我一写作，我和男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从来没有觉得女性是弱势，或者说我利用我的性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误解。文坛还有一种怪现象，就觉得女人的东西容易发表，是不是她们利用了她们的性别。他们觉得女人有些事情，她们就好办，其实真正的写作，根本不牵扯到这些问题。你是男性，你是女性，你只要你文字上非常优秀，你只要你真正是一个好的小说家。那么你肯定都会写出来。我还是非常热爱那种平和的，不要太多争斗的那样一种社会。所以女性写作，它就在这个平和社会里，更细腻、更温婉、更适合它的那个角色。然后在我所有的作品里，我其实是表达对男性的热爱。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其实你不光应该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你还是应该爱男人。就跟男人他如果天性里，他要没有特别热【创建和谐家园】的感觉，他肯定也不会热爱生活。因为对男人来说，女人是他另一半世界。拿现在男人来说，他努力去做官，努力什么，其实有很多因素是因为女性。但反过来女性其实更自我，没有哪个女性说，我一定要出名，是为了某个男性，很少有这样子的女性，大部分女性我是要张扬我自己。而且呢，女性其实基本上，包括比如说挣钱，做官 出名，种种社会的功利性的东西。女性很少说为某个男人去争取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内心的需要，我觉得我能量大，我就要超出我原来的磁场，我要做更多的事情。
提问：您刚才提到，您非常重视小说的结构。我想这个问题能多说两句，就是关于结构。第二个我觉得写作的人，都需要语言阅读的积累，我不知道你开始写字之前，这个积累是怎么做的？做到什么程度？谢谢。
答：说到语言积累，就是说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通读阶段，因为我在大学，我非常不喜欢理工科的专业。其实我整整泡了4年图书馆，读了很多东西，那个不是为了写作，做准备地读，就是一种兴趣地读。在这儿有一点心得跟大家分享。你需要读跟你相通的书，而不是需要读别人告诉你。别人都说你写现代小说，你要去读卡夫卡，但有的人就不相通。你就可以读一读别的东西。并不见得每个人就是像文学老师的必读，文学好像不是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一种悟，感悟。所以我觉得相通的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忽然拿到一本书，你会觉得特别相通。我是非常喜欢一个法国人叫科洛代尔，他是法国人，其实在中国知道的人并不多。我特别喜欢他的书，我每次旅行要带着他的书。我其实是一个害怕旅行的人，但是我带着他的书，他的文字在旁边的话，环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读相通的书。还有一个结构，这个小姐问我，讲究结构。长篇一定要有结构。你比如说《有毒的婚姻》，我上来其实是想好的，上来是男主角缺席，一直找，找到最后也没有找到。所谓非结构小说，就是像散文似的一盘散沙，我写到哪儿算哪儿。我觉得这种没有结构能力的小说家，他可能一步两步能撑着。你永远这么，我今天怎么了去酒吧喝酒了，明天我又遇到一个女孩，你如果永远这么写，我就觉得超不过5部书，你就死掉了。我对结构，我非常重视结构，那么小说圈里还有一种人，是反结构的。就觉得有结构的东西不好，散漫地写吧，思维发散的这样写，写到最后，也不知道写什么了，这是一种反结构的两种状态。
问：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是一个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把这种生活，还馈成一种文字的一个过程。那么您是一位女性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写女性文学的作家。那么你是怎样运用，你独特的那种文学思维，去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我想知道。谢谢。
答：是这样，首先我的观点就是说，生活无需特别体验。在过去来说，好像去体验煤矿生活。我觉得其实一个作家，就是说如果你生命中最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无需特别去体验。那么作为女性作家，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热情的一个很正常的女人。所以我觉得不需要体验，我就把我感受到的，我从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你想释放的东西和压抑的东西，和你每天遇到的东西。我是特别爱记的一个人，这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记的还不是记格言记什么，我记特别细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挺大的，随时我生活中所有的感觉，我都会记下来。我都会用在我的小说中。那么作为一个女性，我想可能就是说，总有那么一群女性，作为很多女性的代言。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做写作这个工作。有的人属于分享，他静静地阅读。我上次开六代会，就碰见一个，他还是一个男的，因为我的小说读者，是女性比较多。一个男的，他拿着我的6本小说。他说：赵凝，我就差一本没买到，你的每一本书我都读。然后我觉得挺惊讶的，因为这样的角色，女孩我遇到的挺多的。但是男人，一个小伙子，所以我就觉得，男性也是分享你的生命体验。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现在该收场了。我也抓紧时间，就是女人们对男性话语下，女人处于从属位置，好像有意见。那么赵女士，在自己的小说当中呢，就要以女主人为主角，而男人处于从属的地位，那这是玩笑话。其实作为男人和女人来说，我想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吧，说得非常好，就是彼此用信任交换信任，用爱来交换爱，女人需要男人去爱，男人同样需要女人去爱。男人不【创建和谐家园】，女人是会抛弃你的，不爱让你走开，女人。那么女人也好，男人也好。我想还是让我们共同地去珍爱对方，去营造一个爱的空间，爱的世界。最后呢，让我们感谢赵凝女士，今天为我们做了一场很好的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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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作家老舍-关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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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关纪新：1949年12月生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1982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获学士学位；1999年起，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起，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副教授；2002年9月起，被聘为该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授；1998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学术成果：2000年10月，学术著作《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999年10月，学术著作《老舍评传》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9年10月，文学论文《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获民族文学杂志社“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1994年10月，学术图集《中国满族》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三等奖”。
内容简介：
我们祖国的灿烂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著名的现代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满族人。“满族”出身对于老舍和他的艺术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意义。老舍先生出生在清末京师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他的先人一直是清代护卫北京城的旗兵。清代八旗下层官兵不仅承担着保卫国家统一人民安定的职责，同时因为“八旗生计”问题的长期困扰，普遍处于相当低下的生存状态。父亲在庚子年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役中为国捐躯，使老舍自幼便懂得了爱国的人生要义，他的情操、性格、处事方式，都有着他的旗人父母影响的影子，这对他的一生都起了作用。
老舍的祖上属于满族的正红旗。有清一代正红旗的驻地在北京城的西北部位，老舍对这一带的社会生活极为熟悉，他写了一辈子北京人的故事，也大多发生在北京的西北部位。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从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艺术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民族文化的烙印。清末，为八旗制度严格束缚的旗人们，痛苦郁闷，愁里寻欢、苦中作乐是他们的人生基本功，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满族人大多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就是在这种融会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例如《赵子曰》、《二马》等），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水乳浑然（例如《离婚》、《牛天赐传》等）。老舍出身于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体认。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充分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有很自觉的思考。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在他的创作中继承鲁迅的传统，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尤其是《正红旗下》、《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都堪称是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忧思录与备忘录，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老舍在这一方面的杰出贡献，也得益于小民族出身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位置对他的启迪作用。
（全文）
我们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一位满族人。这一点，在各类文学读物中均有说明。那么，“满族”二字对于老舍来说，是否只是意味着他的户口本上一个栏目跟我们大多数人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可能许多朋友都没有想过。好，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师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当初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8种旗帜为标志的8个方面军。这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称‘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渐渐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从那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在清代，这是一个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可资容身之处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全都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父亲永寿家，就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就是从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头一条胡同。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老舍的历代先人就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那些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已变得模糊了，不过是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把北京认作了乡土，把北京作为家乡来亲近，“京师即故乡”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城地道的“土著”。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没有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经过几十米，便会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