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全面升级。您可以访问最新站点。谢谢！
关纪新：1949年12月生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1982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获学士学位；1999年起，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起，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副教授；2002年9月起，被聘为该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授；1998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学术成果：2000年10月，学术著作《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999年10月，学术著作《老舍评传》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9年10月，文学论文《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获民族文学杂志社“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1994年10月，学术图集《中国满族》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三等奖”。
内容简介：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老舍抚今追昔，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来之不易的戏来教育青少年，以支持宪法的宣传实施。1956年，老舍开始动笔写就了话剧《秦氏三兄弟》，剧本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从光绪年间写到了1948年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时任院长的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等人，曹禺他们被戏中第一幕第二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那段戏深深吸引，遂建议老舍以这一场戏为基础另起炉灶，发展成一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拍板，三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三幕话剧《茶馆》问世了。
《茶馆》从第一幕的晚清戊戌变法到第二幕的民国初的军阀混战，一直写到第三幕的抗战结束，历经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在《茶馆》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用老舍的话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曹禺先生晚年评价说：“《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与一般的戏剧作品不同，《茶馆》不是要讲述某个具体故事，它要表现的是三个历史时期所代表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茶馆》的创作宗旨就在这里。一向不熟悉政治斗争的老舍采用避生就熟的写作办法，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的政治变迁。《茶馆》对旧时代大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借助于剧中的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老舍通过对三个善良、质朴、正直人物命运悲剧的凭吊，痛诉了那个时代的怪异和丑陋。
现实主义是老舍的创作之魂，幽默风格和喜剧样式对老舍来说是一种机巧天成的结合与表达，讽刺喜剧《茶馆》将老舍的幽默艺术风格完美地引向了极致。老舍用他的理性和智慧咀嚼现实，将最具意味的笑料归结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精神跟幽默风格交相融会的引燃点，将荒唐岁月发酵出的社会现实融进了一个充斥着讽刺、幽默的大茶馆。也正是这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满载纯正京腔京韵、充满“精气神儿”的语言，才有了人们前仰后合后的沉思。
（全文）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
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
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
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
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创建和谐家园】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创建和谐家园】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
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创建和谐家园】”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
《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创建和谐家园】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
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
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
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
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
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
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
《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
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创建和谐家园】’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创建和谐家园】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
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
《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创建和谐家园】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
《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创建和谐家园】”（《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
《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骗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创建和谐家园】”，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
《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创建和谐家园】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创建和谐家园】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创建和谐家园】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创建和谐家园】、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骗，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骗子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
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创建和谐家园】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的；即便是像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类旧人物，他们体现的我们民族的善良、质朴、奋发、隐忍、刚强、正直等美好的性情和德行，难道不值得珍惜和爱怜么。老舍历来靠拢和理解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者，也最肯于把他们心灵挣扎过程中真、善、美毁灭的一面如实地写出来，这没有什么不正确的。
戏里有几个政治上很反动的人物，例如开头出现的庞太监、结尾出现的沈处长，老舍也都不是用大肆展示反动言行来刻画他们，对这类人的揭露，也贯穿了从文化角度切入灵魂的原则。庞太监露面的时刻，正是清末守旧派势力卷土重来、抡起屠刀镇压了改良运动之后，他身为阉人却要买妻完“婚”的【创建和谐家园】举动，看似文化怪现象，实际上这是写出反动势力行将就木还盲目狂妄、不甘心退出历史的神来之笔。市党部委员、宪兵司令部的沈处长，操着一串洋腔怪调的“蒿”字，在全剧收尾时刻走到前台，他故意把“好”说成“蒿”，是要模仿洋人讲汉语的蹩脚发音，好显得自己像个洋人，这种“文化现象”，是跟他扶植小刘麻子，要强占茶馆创办【创建和谐家园】公司（其中还要隐蔽着一个特务机关）的行径相伴而来的，这就等于是说：肮脏的殖民文化与险毒的政治用心，原本就是一对孪生的怪胎！
《茶馆》的文化蕴涵还体现在剧作达到了高度的风俗化。戏剧的事件发生地是北京，这里有封建帝都文化、传统礼仪文化、旗人习尚文化、北中国市井文化、半殖民地病态文化等多重文化积淀。不同文化成分，在特定时代被搅合成了既矛盾又协调、既开阔又具体的习俗氛围，散发出浓重而特别的“京味儿”。作家老舍让戏里的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透出京味儿习俗特点。第1幕开头，茶客们“泡”茶馆，常四爷和松二爷来了，进门头件事就是把自备的茶叶交给茶房沏上，外人一看，还以为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其实这是当时下层旗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招儿，自带茶叶，要比沏茶馆里的茶，好歹省下那么一点点儿钱——他们得在生计吃紧、“寅吃卯粮”的时候，保住旗人的脸面，自备茶叶，便是个“两全”之策。可是，就是这位自备茶叶的松二爷，看到二德子向常四爷找碴儿，打碎了茶馆的盖碗，他立马声明：“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更显出旗人时刻都得硬撑着“面子”的习性。当然，故都北京的习俗长河总是在缓缓地流动着，也会不时泛起一两朵奇特的小浪花：第2幕，剧情转入了“民国”，松二爷乍一碰上当年抓他的那对“灰大褂”，下意识间忙不迭地打千儿请安，其实那是已经废止了的前清礼俗，怎奈松二爷在不期然之间又一头撞进了当初的噩梦，他来不及冷静地辨别眼前的一切，赶紧用“老礼儿”向老冤家打千儿请安，以为这才是免遭灾祸重降的惟一办法！习俗，在老舍这儿，也成了写人写事的一种方式。
老舍在谈《茶馆》的时候说过：“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像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这说明老舍对《茶馆》里边各色人等的认识早就深入到了他们的骨子里，这才可能把《茶馆》写得如此地逼真、传神。
三，独树一帜的艺术样式
老舍一生都保持着旺盛的艺术探索精神。创作话剧《茶馆》的时候，他心里积蓄的探索冲动再次燃起。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做“新的尝试”，不愿意“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茶馆》的艺术的确不落旧套。以往的话剧作品大多属于叙事剧，老舍不走老路子，敢叫《茶馆》别开生面。戏中没有总贯全盘的矛盾冲突，没有统领始终的情节链条，专门依赖散在的小人物遭遇、小单元故事，四下铺展，彼此连缀，汇集出来了一幅足以反映3个历史时代的世情长卷。
第1幕与第2幕间隔十几年；第2幕与第3幕间隔大约30年。时间跳荡幅度之大，没看过这出戏的人简直无法想象。老舍用一种“串联”的方式，把3个远远相隔的年代，悬吊在一条垂直的岁月长索上，营造了感观效果上大气魄的史诗意境。而在每个具体的时代（也就是每一幕）里，又选择了另外一种“并联”的方式，把一个个彼此邂逅的人物和事件，缜密地拼装到有限时空之间。
幕与幕之间时间跨度大，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又不一定全有内在关联，这样的戏，写起来如果功夫不到家，就会丧失整体感，弄得水银泻地，散碎难收。作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拿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他把3幕戏，都设定在一个不变的空间——裕泰茶馆的正堂，这能让观众摆脱各幕时间相距遥远带来的脱节感觉，时代变迁造成的这座茶馆和它的主人的命运，像一条内在的线索，使3个时代勾连起来。其次，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比如王利发、常四爷等，都叫他们从第1幕到第3幕贯穿始终，剧情再怎么铺张，还有这些核心角色在拉动全局；而松二爷、康顺子和李三等次要的人物时隐时现，也起着整合剧情的辅助作用；还有一些剧中人物，虽不是每幕都出现，像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宋恩子父子、吴祥子父子、二德子父子、庞太监与其侄媳妇……都是老少两代传承不断的，他们两两组合，也有利于作品的连贯性。《茶馆》总主题是要“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创建和谐家园】”，要“葬送三个时代”，选取的所有人物活动和戏剧片断，都是经过总主题这把“筛子”细细筛过的，瞬间的人物剪影，只有三五句台词、一两个动作的情节安排，都要服务于全剧的总主题，否则就舍弃不用。老舍用这样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把个《茶馆》写得形散而神聚，意阔而气凝，也叫自己在戏剧结构的大胆尝试大功告成。
除了结构上非同凡响，话剧《茶馆》风格样式的特异，也叫人难忘。作者笔下的历史时代那么暗淡绝望、遭人诅咒，不过，人们也许想不到，老舍居然别出心裁地做出了他更大胆的选择：不是用悲剧样式，而是用喜剧样式来写这个戏。
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大多注入了作者或冷嘲或热讽的幽默和调侃。这类幽默调侃，因为依据作家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就不再是失掉控制的无谓逗哏。对于丑恶现象，老舍的幽默调侃不弱于【创建和谐家园】辣的抨击，厉害得就像皮鞭，鞭鞭见血；对于虽然带有【创建和谐家园】成分，却又毕竟属于旧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幽默调侃，则裹着温热与惋惜，切中这些人与事的实质性弱点。第2幕，吸毒成性的唐铁嘴宣称自己“已经不吃大烟了”，王利发顿生疑窦，还以为他是戒掉恶习了呢，谁知道唐铁嘴话头一转：“我改抽‘白面’啦。你看，哈德门的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儿福气还小吗？”他是个寡廉鲜耻之徒，这几句话，把国人那点儿“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沿着丑陋卑贱的心路发挥到了顶点，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毒品危害，只有到了唐铁嘴这种丧失灵魂的家伙嘴里，才能说成是对国人的“侍候”！真是可耻之尤，也可笑之极。这就是老舍砸向丑类们头上的幽默，智慧又犀利。也是在同一幕，从庞宅逃出来的康顺子母子，到茶馆来恳求收留，王利发不愿意，却被内掌柜一句话给留下了，王利发只好嘟嘟囔囔：“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王利发的牢骚、无奈，转化成了这么一句灰色幽默，把这个饱经世故、惨淡经营而又有点自私的小商人的感受，勾画得多到位！观众听到王利发的“怪话”，都会有会意的微笑，也会有隐隐的怜悯，也许还有酸咸苦辣一齐被搅起的感慨，人们能瞧见作家对旧时代小人物杂糅着温情和讥讽的一片心。
邪恶势力的可憎，与被欺侮者的可悲，都来自时代的荒谬。老舍扭住旧时代的荒谬本质不撒手，让正义、【创建和谐家园】，以及酣畅的嘲弄，化作投枪和匕首，去戳穿旧制度旧文化的虚弱本性，给观众少有的欣赏满足。黑暗的社会充满了罪恶，可是，当它注定灭亡的时刻，却总是暴露出许多滑稽、失重的形态，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喜剧场景；铲除在历史肌体上苟且存活的荒唐、怪诞，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把准了这一点，当然要开怀大笑，在开怀大笑中领略整个旧时代的土崩瓦解。我们在座的朋友，凡是看过话剧《茶馆》的，恐怕都会对欣赏这出戏的时候那种整场接连不断的酣畅淋漓的笑声记忆犹新吧！老舍一生写过许许多多诅咒旧时代、同情苦人儿的故事，终于到了写《茶馆》的时候，这么清醒地把握了时代更迭的历史规律，他的那管以幽默著称的笔，才找到了可以这样从容挥洒的绝妙感觉，写出来了这样世所罕见的大气派的喜剧作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里，严肃、悲怆，总是属于纯文学的上品格调；喜剧呢，不能说是没有一席地盘吧，可往往还是要被当成饭后茶余的“消遣”。满族作家老舍，毕竟有过另外一重民族文化的滋养，他自幼饱经忧患，却又性情倾向幽默，爱用好笑的眼光看人生，从走上创作道路以来，幽默始终是他乐于保持和时常启用的风格。清代满族的前辈作家们曾经以幽默调侃的心态，写出过不少讽喻时弊的好作品。可惜，那种特别的创作追求，因为不同民族欣赏习惯的不同，没有完全获得中原文坛的认可。各民族文学的审美习惯，从来就不可能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的。正因为各个民族的艺术风格有差别，彼此文化交流才会有价值，才会让人们产生新鲜、惊喜、愉悦、扩充的心理满足。
现实主义历来是老舍的创作之魂。话剧《茶馆》充满了迷人的传奇性，又没有离开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半步。荒唐岁月发酵出来的社会现实，本身饱含着数不清的失态和笑料，老舍把最具意味的笑料扫拾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跟幽默风格交相作用的艺术焦点。英若诚先生说起过：“演松二爷的黄宗洛同志说，他演的这个人物是个到死也没有明白的人物。其实《茶馆》里的人物，王掌柜到死明白了吗？没有！只是觉得自己倒了一辈子的霉。常四爷明白了吗？也没有。刘麻子被大令当逃兵砍了头，他也胡里糊涂根本不明白。我觉得这正是老舍创作中高明的现实主义的地方。”这一体会很准确，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深化一下这一体会，一出戏里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物，都是到老、到死仍然糊里糊涂没明白过来，那么，这出戏的调侃力量还小么！老舍的现实主义，与他的幽默风格，早已经是浑然一体了。
话剧《茶馆》，常被说成是全面体现民族风格的作品，其实不尽然。中国传统的戏剧，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和戏剧冲突的一致性，《茶馆》却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的经验：淡化故事、不着力编织统一的矛盾过程，而用一个笼罩全局的写作宗旨把散在的琐细情节收进去。不过，这个戏毕竟主要面对国内观众，为了跟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轨，老舍又在“变”中注入了许多“不变”，他从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中挖掘出一些招数，嫁接到这部作品中间，使它重新成为教中国观众易于接受的“国货”。
有评论家谈到过，《茶馆》颇有点儿国画“大写意”的气韵，这是很精到的看法。《茶馆》没有追求磨砖对榫式的情节密集推进，而是大处落墨，挥洒跳荡，在人物和事件之间，都给欣赏者留下充分的浮想余地，这样，情节虽然简约、具体，却能发挥溢满画面、溢满时空的艺术感染力。这不是跟国画大写意的意境很想像么。
老舍还在《茶馆》中，运用他善于借助民间曲艺来强化戏剧效果的本领。为了对3幕戏各自的时代背景有个交代，也考虑到演出过程中各幕之间台上换景、演员改妆需要时间，他填写了3大段朗朗上口、妙趣横生的“莲花落”（又叫“数来宝”，北方曲艺快板书的一种），让一个跟剧情没有太多瓜葛的角色——乞丐“大傻杨”，在各幕开始之前登台说唱。这种崭新的舞台形式，纯属从民族传统曲艺脱胎而来，它活跃了场上气氛，也加强了3幕戏的整体感。
剧作的语言是体现民族气派的重要支撑点。《茶馆》的台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不但充满古都北京街巷语言的“精气神儿”，具备市井口语的灵动和脆生劲儿，也带有古今诗歌作品的含蓄气质。这出戏张嘴说话的有几十人，每个人的谈吐都是性格化的，专靠各自的声口，就可以把不同身份和情感的人物，从人群中间找出来。第2幕，唐铁嘴正和王利发在茶馆里逗嘴，来了一个报童，问：“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王利发没好气地反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报童乖巧地回答：“也许有，您自己找！”王利发动了火，把报童往外轰，偏偏唐铁嘴凑过来跟报童说：“我不像他，我最关心国事！”说着，唐铁嘴抄走一张报，没给钱就溜了。这么一个小细节，先是勾画出了王掌柜怕打仗、烦打仗却又知道战事一时完不了、盼安宁又盼不来的情绪，接着又把唐铁嘴为发国难财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也反衬出来，唐铁嘴口说“关心国事”，又白占报童的便宜，也捎带着揭露了这个“混混儿”的嘴脸。
老舍语言的幽默特征，在《茶馆》里十分突出。宋恩子要向王利发索取贿赂，他要求：“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他多少有些张不开口了，吴祥子马上替他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那点意思！”宋恩子正中下怀：“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王利发抗不过他们，只好用小商人的算计法，叮问了一句：“那点意思得多少呢？”狡诈油滑的吴祥子一点儿不示弱：“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这段对话，圆熟地运用了汉语常有的“双关”含义，来刻画特务们利用特权打秋风、砸明火：他们要把坏事做绝，又想少留下口实，就把对方被迫缴纳的贿赂，说成是自愿送礼（民间把送礼叫“意思”），又把对方如果缴不上贿赂，说成是人家该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再有，当小刘麻子向小唐铁嘴吹嘘他那包办全城娼妓业的“拖拉撕”（“垄断公司”的中文译音）计划时，小唐铁嘴兜头泼过去一盆冷水：“‘拖拉撕’……不雅！拖进来，拉进来，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倒好像是绑票儿撕票儿，不雅！”他们只是在议论一个买卖的叫法，可作者却利用小唐铁嘴别致的“解词”，把他们的坑人计划与【创建和谐家园】绑匪如出一辙的本质，一句话就给认定下来。这些幽默话语，显示了老舍作为一个京城旗人作家，对语言内涵葆有的高度的敏感和绝妙的把玩。他把这种敏感和把玩，搁到特定的戏剧语境当中，就成了“既明快又深刻的惊人之语”（《喜剧的语言》），收到“一碰就响”的艺术奇效。
话剧《茶馆》，集中展示了老舍的多重艺术天赋，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它是作者将满族艺术经验、中华艺术经验和世界艺术经验融会贯通的出色尝试；它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也是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的。
当然，话剧《茶馆》的艺术也不敢说是十全十美。第1幕在艺术上堪称饱和，甚至可以说无懈可击。其经典价值，已经得到了中外观众和许多权威剧评家的公认。相形之下，第2和第3幕，就显得有一点儿单薄。老舍在创作中经常表现出他对古旧岁月有着超人的精微把握，而对比较晚近一些的社会生活，就观察和理解得差着那么一口气。一般地讲，戏剧家们写作时，总是极难把头一幕写好，而写到后面升发开了，他们往往越写越像样儿；老舍却相反，他的戏，常常是顶精彩的部分在前头。《茶馆》最后一幕，就流露了一点依从政治教科书的概念化迹象，康大力、康顺子和王利发儿子一家人陆续投奔西山解放区的情节，看上去还是有些欠缺说服力的，也就难免给人游离于全剧整体之外的感觉。这不能不十分遗憾地，给这出名剧留下了它的白璧微瑕。
www/xiaoshuotxt/c o m
沉重的《月牙儿》 -范亦豪
t xt＋～小＜说＋天＞堂
主讲人简介：
范亦豪：1936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至今，先后任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系主任及天津外贸学院、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学术顾问；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鲁迅研究》等有影响的学刊上发表过老舍研究、鲁迅研究、诗歌和戏曲研究等论文多篇。
两次获省级科研论文奖。从事老舍研究二十余年、任中国老舍研究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多年。曾应邀赴日本、意大利和香港、澳门等地讲学。
内容简介：
《月牙儿》是老舍最本色的作品。《月牙儿》是一首被【创建和谐家园】妇女的悲歌，它写了一个本来是美丽、纯洁、自尊、要强的女孩子，在贫困生活的逼迫下，虽然竭尽全力挣扎终于避免不了作为暗娼的悲剧；生活像一片无边的沼泽。这首悲歌注入了老舍对受尽苦难、【创建和谐家园】的妇女的同情，同时作者在这里也倾吐着自己心里的忧郁，在主人公身上也投射着老舍自己的影子。
月牙儿不是情节的线索，而是抒情的线索，它贯穿全文的始终，文章的哀思被它连缀起来，使全篇完整、连贯、协调，好似乐曲的主旋律。老舍说《月牙儿》有一种“匀调之美”，这条抒情线索的功劳不小。母女两代遭遇的重复，不仅表现了这种悲剧的普遍性，而且还告诉读者它将不断“世袭”下去。在《月牙儿》里，娼妓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那更多的是“暗门子”“浪漫地挣饭吃”的、纳捐的、没纳捐的……普遍意味着本质，而代代相传就更可悲、可怕。面对这“重复”和“世袭”，我们仿佛听到老舍痛彻心肺的呼叫，这声音让人们联想起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
美在毁灭，又在挣扎和抗争中升腾。老舍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并不是用小说在研究来阐述一个社会伦理课题，《月牙儿》的魅力更不是单凭它的思想性它就能使读者的心为之震颤，要紧的在于把这样一个凄惨的故事写得这么完美。主人公很美，可是让生活给毁了，这激发了强烈的悲剧效果，抒情的笔调也很美，把悲剧的气氛渲染得很浓很浓。
《月牙儿》浓郁的诗意对读者更是强有力的征服。老舍说：“《月牙儿》是有以散文诗写小说的企图的。”老舍的作品里始终涌动着诗人的【创建和谐家园】，只不过有时为耐人寻味的幽默，有时为入木三分的讽刺，有时则以浓醇隽永的抒情出之而已。当老舍面对《月牙儿》的悲剧，胸中那深沉的同情和强烈的激愤难以遏制的时候，选择这种直接而充分表达他感情的文体是十分自然的。
（全文）
老舍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几乎是最会讲故事的一个，他的中短篇小说跟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月牙儿》，老舍自己说是以散文诗的企图来写小说，但同时他又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的悲剧美，今天我们请范先生为我们讲沉重的《月牙儿》，大家欢迎。
这个《月牙儿》在老舍的小说里头非常地抒情，什么情呢？凄凉、激愤，有的研究者甚至于说《月牙儿》呢，是老舍风格系统之外的作品。其实我觉得《月牙儿》是老舍最本色的，或者说是“最老舍”的作品。在《月牙儿》里头，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个忧郁的老舍，我们可以最近地去感受老舍的心。
大家都知道了《月牙儿》是一首动人的悲歌吧，一首被【创建和谐家园】的妇女的悲歌。它写一个本来是美丽的、纯洁的、善良的姑娘，很要强，但是在贫困生活的逼迫之下，虽然竭尽全力挣扎，终于避免不了沦为暗娼的悲剧。就是看了以后，觉得生活好像无边无际的沼泽，你怎么也走不出去。
这个《月牙儿》我觉得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老舍最动情的一部作品。一点就是，这里包含着老舍对穷人的刻骨铭心的同情。他自己就是穷苦人出身，那么穷人里头最惨的是妇女，妇女里头最惨的是【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里头最惨的是暗娼。那么老舍完全理解她们，尊重她们，他甚至于在这里头写到，主人公的母亲晚上吭哧吭哧地洗衣服，洗那些臭袜子，像铁板式的臭袜子，熏得吃不下饭，那个其实就是老舍对于自己母亲的那种记忆。他把自己的母亲的经历都写在里头，也说明他对于这个暗娼的态度绝对没有一点儿歧视，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来写的。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这里包含着老舍对于作为一个满人的民族感情的伤痛。满族在入关以前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入关以后呢，为了巩固他这个政权，所以就把满族这八旗都给塞到这北京城里头了，【创建和谐家园】基本上被赶出去了，而且带着家属，这就是一种军民、军政合一的这样一个组织，他觉得这个可以巩固他的政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你们跟我们打天下，也应该享受一下坐天下的好处，于是呢，这满人呢，咱们自己人，这就不要再干活了，我们国家、政府给你们发俸禄，从上到下分级别不一样，俸禄也不一样，每月发银子，发米。当然最低级的呢，分不了多少。在城外呢，再给你发旗地，就是一家分上一块地，但是你不要种，找【创建和谐家园】种。这个真是干了一件大糊涂事，本来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马上马下都有功夫，结果呢，现在是给你好吃好喝，“铁杆儿庄稼”，你享福吧，玩吧，吃吧。没事干嘛呢？玩鸟吧，逗蛐蛐、喝茶、听戏，吃喝嫖赌，于是这个民族给糟蹋了。这笔俸禄的开支是不小的，后来满族人人丁兴旺越来越多，这个俸禄呢，占整个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压力不小。到后来政府也感觉得有点儿受不了了，到嘉庆的时候，太平天国这么一闹，军费开支重了，于是呢，这俸禄就减少了，后来到了八国联军还要赔款，俸禄又减了，减到什么程度呢？俸米最后就成两成了。下层的旗人呢，他们的俸银一个月也就一两多。一两多银子是怎么个概念呢？大概一两能买一百五十个鸡蛋吧，那时候鸡蛋也便宜，相当现在也就是说这一家一个月几十块人民币，这日子过得就够难的。
所以老舍有些作品呢，常常说，特别是《正红旗下》，每月都要欠，欠完了以后，到发了俸银、俸米再还，还完了以后再接着欠，就过这样的日子。这还是说满清这一段。到了民国呀，“铁杆儿庄稼”完全倒了，没人再给他俸禄了，可是这些旗人没学什么本事啊，特别是下层的旗人又没有什么存饷，那么怎么办呢？有文化的当警察，或者呢，当跑堂儿的；那么没有文化的呢？没文化的就拉洋车；妇女呢，就更难了，有的当女佣，有的被卖出去当小老婆，有的甚至于晚上，夜里蒙着头出去拉车，假装男的；实在混不下去的，这是很多的，只有去当【创建和谐家园】。当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有调查报告，说北京的暗娼很多，大多年轻貌美，态度大方，说此项人口以满族为多。1923年有一个英文报纸就统计了，说是北京当时有七千个【创建和谐家园】，这个【创建和谐家园】我估计还是在册的，不包括暗娼，七千【创建和谐家园】里头大多数是满人，这是一个民族的惨景。所以老舍呢民族意识是很强的，写这样一个暗娼的悲剧故事，这个民族的感情的伤痛，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动机。
老舍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初恋，他曾经深爱着一个姑娘，这姑娘就是刘寿绵的女儿。刘寿绵就是刘善人，也就是后来老舍写一篇散文叫《宗岳【创建和谐家园】》，就是这个宗岳【创建和谐家园】的女儿，这个姑娘。刘寿绵，这个刘善人曾经领着一个穷孩子老舍到学校里去念书，于是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成了一个大作家。这个刘姑娘温柔、恬静、庄重，上过师范学校，跟老舍一起后来还在刘善人开的贫儿的学校里教过书。那么老舍跟她之间是有感情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提亲？恐怕是因为他们家庭的地位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始终没提。但是他们两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约定，咱们不知道，这个恐怕也很难再弄清楚了。但是从老舍的小说里头呢，能看出一些痕迹。1924年，老舍离开中国到英国去教书，这一去六年，天各一方，就没想到两年以后，老舍出国两年以后呢，刘寿绵出家当了和尚，夫人呢?带着两个女儿也出家当了尼姑。刘寿绵是个大善人，过去是当大官的，很有钱，在西直门一带住，他的房子如果连起来有西直门大街半条街那么长，非常有钱。但是这个人呢，一个，好行善，花多少钱不在乎。一个，这个人呢，太轻信，好多人就骗他，这钱有一多半大概都让人骗走了，但是他也无所谓。最后呢，弄得破产，什么钱都没有了，他出家当了和尚。这个刘姑娘呢，出家以后，好像是说出家了就可以安静了，也不是。据说后来很悲惨，怎么悲惨法，不好说了。那么老舍从国外回来看到这种情况，当然非常痛心，而老舍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所以尽管这样，他还想娶这刘姑娘，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是做不到的。老舍的朋友也劝他，就放弃了吧，可是老舍心里头那种难过是很难摆脱的。所以后来呢，在1933年他就以刘姑娘为原型写了《微神》，沉痛地控诉这个世道。当然结局呢，他写的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暗娼，但是这个男青年回国了，回国以后呢，她不愿意见他，因为她现在已经是这样了，那么就为了保住她在这个青年心里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呢，就在打胎的时候，自己杀了自己。所以我想《月牙儿》是《微神》的那种充满天地的悲愤的【创建和谐家园】的继续。
除了《微神》、《月牙儿》，老舍还写了小福子这个【创建和谐家园】的形象，她的结局跟《微神》一样，也是不堪忍受，后来【创建和谐家园】了。我觉得呀，老舍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不能容忍这种逆来顺受，实在无法抗拒了，无法逃避了，我就死，这是我的最高的反抗，我让摧残者无可摧残，让压迫者无可压迫。从这儿，我甚至于想到了老舍自己的结局。所以我们说，《月牙儿》里是有老舍的，从《月牙儿》里我们可以感觉到老舍的心。
为了写出这个穷人的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这个主题，《月牙儿》在构思上有几点很深刻，一个就是他写这个主人公不甘心堕落，顽强地挣扎，这样呢，就写出这个悲剧命运无法避免，也分清了罪责。这里有一种写法就是，老舍把这个主人公的母亲当成他的影子，在前面走，这个很耐人寻味。也就是说，她母亲走了这样一条可怕的路，女儿想着，我如果那么走，她心里头都哆嗦，她千方百计地不走母亲的路，母亲也在挣扎，洗衣服，后来丈夫死了又嫁一个丈夫，丈夫又死了，没办法走了暗娼的路，然后呢，又嫁一个馒头铺的掌柜的，馒头铺掌柜的又跑了。这个女儿呢，她母亲让她念书、好好念书，后来在念书的时候呢，又给人家打工，给人织东西，想办法能够在经济上自立。后来又被诱骗，诱骗了以后呢，又不行了，又生活没有着落，那么她去做女招待，但是她又不能忍受那种尊严的被侮辱，于是呢，她想别的办法，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老舍说，“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就逼着你走那条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构思，就是你实在没办法，走不出去，你非走这条路不可。
其次呢，这个母女的世袭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了这种暗娼的普遍性，不是一个。从纵向上说呢，就是表现了这种延续性，就是悲剧对于穷人来说，是世代相传的。这就让人想起鲁迅的《救救孩子》，这一辈是这样，下一辈还得这样，如果再下一辈呢，永远摆脱不了。
第三，有一个特点就是，《月牙儿》里头没有一个对立面的形象代表，就是没有坏蛋。这跟一些人的欣赏习惯不大相合，我以为老舍故意地不写这个，一个具体的坏蛋，没有这个坏蛋而她必须走这一步，这样呢，就说明是整个社会造成的，这个更深刻，罪责是社会。它不像《日出》里的小东西，有个黑三逼着她，你非给跟我不可，没有。这个我觉得呀，更深刻。
还有一点呢，就是老舍故意地避免着偶然性。女儿走母亲的路，不是偶然的一念之差失足了，或者碰见一件倒霉事，完全没有宿命的色彩。读了这篇小说呀，那么人们不会感慨说她命不好，会觉得是这个世道太坏了，在这个世道里穷人你想干净太难了。
我想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个年轻的、很有水平的朋友，他跟我讨论《月牙儿》，他认为这个女孩堕落为暗娼，就是老舍对她灵魂关注得不够，主要强调外部的环境，所以感觉到她当这个暗娼，沦落这一步好像必然性还不太充分。我能理解这个朋友的看法，我觉得以他的生活经历，他很难懂得什么叫走投无路。我从小到大在北京生活，小时候我就住在那个王府井附近金玉胡同平行的西堂子胡同，我家的对面呢，有几个大门，大宅门，有门洞。到冬天晚上，就有好多要饭的人，就住在那里头，一夜冷风过后，常常冻死人，抬走，脸是绿的，那些人连大杂院都住不起，他明知道在那门洞里头很可能要冻死，他没处去，他还得上那儿去，这就叫走投无路。特别是什么呢？饿。我们年纪大的都知道，饿是个很可怕的东西，饿一顿半顿没关系，长期饿，甚至能改变人的道德观念，改变做人的原则，没有了人的尊严。过去呢，有一句常被说的话，叫“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口号喊得很响。我曾经后来到过有的农村去搞“四清”，了解过当时的情况，那是很传统的农村，在那个农村里饿肚子的时候，为了换一个馒头妇女就可以解开自己的裤腰带，这就是饿，所以老舍说饿呀，“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老舍在这个《月牙儿》里也说过，我们好像我们身上就是为这张嘴活着，为了这张嘴我们甚至于可以卖掉一切，老舍是太了解生活了，太懂得穷人了。
在老一代作家当中，真正地当过穷人的，当过穷人，不是光看看穷人的作家只有老舍一个，舒乙讲到老舍的特点概括了大概六点，用非常精练的话来概括，头一个就是“他是穷人”。所以如果不知道怎么穷法，穷的时候、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饿会改变了人什么，我说就很难理解，老舍为什么这么写。
老舍在做人上和艺术上都非常老实，他没弄明白的，他不假装内行去教训别人。他说了，写几个小孩拣着煤核儿忽然就喊我们必须革命，这还不容易吗？老舍不干。他说我们不能拿文艺当宣传的工具，要不然文艺就成为奴性，得论真格的，得拿艺术说话。守住这个原则，老舍在艺术上成功也才有思想的力量。老舍确实是对的，那些自命能够指明出路的，对革命是不是真弄明白了呢？我觉得这个《月牙儿》感人的力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不仅仅是说思想价值是很高的，它是写了一个真正的悲剧，这悲剧是什么呢？鲁迅说过，“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个《月牙儿》就是一个美的毁灭的过程。有些进步的文学家写【创建和谐家园】主要是同情、怜悯，但是再高一步，不仅仅同情、怜悯，而且写出她们的崇高和美来，她们可尊敬的地方。比如她母亲当时为了母亲自己活路，把女儿抛弃了，可是母亲没有办法，又回来找她。那么女儿自己用出卖自己来养活母亲，这都是很高尚的东西。特别是到了后来，她被收容到了感化院，大官来视察，她吐了那大官一脸唾沫，就把她关在监狱里，她不想出去，她说，外边比这里好不了多少。等于宣布整个世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就是她的境界越来越高。所以这里头她的美的感人的力量在这儿。鲁迅也写过【创建和谐家园】，写一个女人为了养活她的孩子来【创建和谐家园】，到后来孩子生活得好了，嫌弃她，说你给我们丢人，于是她非常愤慨，她赤身裸体地到了旷野，她的愤怒使整个天地为之震动。这个愤怒我们觉得跟《月牙儿》的愤怒也是联系着的。
《月牙儿》在艺术上最大的魅力是它浓郁的诗情，老舍是有意写一篇散文诗体的小说，老舍选择了这样一个文体，为什么？主要还不是文体的一种试验，而是感情的选择。他觉得不用这样一种抒情性非常强的形式不足以表达他的悲愤，但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对他的抒情风格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压抑的悲愤，它不是那种像针扎一样的那么尖锐，不是撕心裂肺一样的，不是猛烈地撞击，是那种同情的泪，闷在心里不能畅快地流出来。比如我们看有些小说，我们甚至可以哭出来，但是这篇小说哭不出来，这种抒情风格更接近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在重重的压制之下，苦痛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或者说这种抒情风格更有中国的味道吧。
我们看过《月牙儿》以后，有一个东西老在我们的想像当中，就是月牙儿这个形象，这个月牙儿呢，不是属于情节因素，像《骆驼祥子》，骆驼虽然是象征，但是它参与了情节，月牙儿跟它毫无关系，跟这个情节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月牙儿》这篇小说里，没有了月牙儿，恐怕他这个小说就减色不少。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它是一个重要的抒情手段，月牙儿无所不在、无所不是、无所不能，这个月牙儿呢，是一个象征体，找这个象征体很不容易。这个象征体呢，老舍找得非常地准，非常地丰富。月牙儿的形象是残损的，不是饱满的，就好像她的命运；月牙儿的光是微弱的，象征主人公挣扎但是没有力量；月牙儿是孤单的，象征主人公的孤独无助，月牙儿的周围是暗夜，随时会被吞没，象征她的处境；月牙儿是伤感的，象征她的心情；月牙儿又永远是洁白的，象征她的心灵。所以从善于用象征、联想我们更能够理解老舍的诗人气质。
老舍有一篇散文叫《诗人》，他说，“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因无关宏旨而忽略，大事可就一点儿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候，他会极不得人心地来警告大家，人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诗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这里写的简直就是他自己，不但性格，连归宿都写到了，这就是我读《月牙儿》的想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批评。谢谢大家。
w w w/xiao shu otx t.com
从《诗可以怨》看钱钟书 -刘扬忠
t xt 小 说 天 堂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2日 14:15
主讲人简介：
刘扬忠，1946年生于贵州大方县。196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任中学语文教员近十年。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吴世昌先生，专治唐宋诗词。198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现任该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遗产》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兼搞诗词创作以词学研究成果为多。现已出版13种著作：《稼轩词百首译析》《宋词研究之路》《辛弃疾词心探微》等。
内容简介：
钱钟书除小说《围城》的创作外，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上，他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名家名作也不放弃，以至有人说能受钱钟书的肯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钱钟书也因此落了一个傲慢的名声。钱钟书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狂傲吗？在钱钟书的一篇演讲《诗可以怨》，您将看到一个谦虚的钱钟书。在演讲开始，钱钟书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他发明了雨伞”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有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有事出门，路上突然遇到下雨，他碰巧拿着一根棍子和一块布，人急智生，用棍子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被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觉得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听说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地拿着棍子和布，赶到城里，到局里去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专利局的职员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了个仔细。
钱先生讲这个笑话的用意，是向同行表明一种在学术问题上谦虚谨慎的态度，说是自己有点像那位孤陋寡闻的意大利乡巴佬，没有见识过雨伞，今天拿着棍子和布来撑在这里，是向诸位求教来了。由此可见，有些人说钱先生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态度“狂妄”，“瞧不起人”，甚至很“尖刻”，这是不合事实的。同样在这篇演讲里，您还可以看到钱钟书文学批评的另一面，比如他兼顾中西、打通古今的知识结构，是现代学者无一能比的。详细内容请关注《百家讲坛》10月21日播出的从《诗可以怨》看钱钟书。
（全文）
往往谈到钱钟书先生的时候，我们单位的一些钱先生的晚辈、同事，都有这个感觉。觉得不好谈，他那些东西很深，但是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那些著作，包括他的那些选本《宋诗选注》等等，或者他的大部头的著作《管锥编》还有《谈艺录》这些，还有一些其它的一些文章，除了小说创作之外的那些文章，其实主要就是搞文学批评，就是对中国和外国的文艺现象文学作品来谈他的看法，来进行他的审美鉴赏和评判。需要谈的东西很多，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只想举他的一篇文学批评的文章，叫做《诗可以怨》。这篇文章不是很长，但是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批评的个性，我们知道批评是要讲个性的，那么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少，但是像他这样有鲜明的个性，有独特的见解和渊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的，那是少见的。那么这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并且反映出他博通古今，打通中西的这么一种知识结构。同时又表现出他平常的为人，既很俏皮、幽默，又很风趣、机智。同时在文学批评的态度上很谦虚、很诚恳。我觉得这篇文章全面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和他的水平。《诗可以怨》它是1980年11月20号钱先生去访问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叫文学教授恳谈会上做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记录稿后来把它作为一篇文章就发表了。面对的对象是日本汉学界的一些专家、文学教授。按说钱钟书对汉学的造诣，那些听众应该说没有一个水平是比得上他的，但是他做这个演讲的时候，一开头就表现得非常诚恳，非常谦虚，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国内一般都是这个印象，说钱先生这个人很傲慢，他的学问也很高深，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如神仙中人。但是他在这个恳谈会上，在这篇文章里边，在这个演讲里边，一开头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本色了。在学问、在学术、在面对同行和学者的时候，他是那样谦逊，一开头他就说了一些并不是客套话的一些很诚恳的话。他说到日本来讲学呀，即使不必浑身是胆，也需要有斗大的胆。他说为什么呢？你们日本是汉学很发达的国家，你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来到这儿以后呢，我面对你们，我心里是惴惴不安的，面对着你们这样一些日本的汉学的同行。他就打了个比方，这表现出他一贯的幽默俏皮的性格。他说我就像面对你们这个很大的宝箱，我像一个穷光棍，想来拿一点东西，但是没有号码锁，不懂开号码锁。只能看着这个大保险箱，眼睁睁地【创建和谐家园】。讲到这儿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好像那个意思谦虚地向日本同行求教的态度已经表达得差不多了，他又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笑话。他说意大利有一个笑话叫做《他发明了雨伞》，他说意大利乡下的一个农民，有一次出门办事，路上碰到下雨。他找不到避雨的工具，情急之下，刚好身上带着一根棍子，包里有一块布。临时把这根棍子撑着这块布，就挡在头上，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回到家，很庆幸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高兴庆幸之余，突然一下就兴奋起来，他说我发明了雨伞。我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他就打听，打听知道城里有个发明品专利局。于是呢，他就拿着这根棍子和这块布，去申请专利，赶到城里，到了专利局以后，他说我发明了雨伞。专利局的官员觉得很奇怪，也很好奇。说你表演来看看，他就把这个棍子和布撑开了，你看好不好，这个官员哈哈大笑，打开保险柜，拿出雨伞，你自己看个够吧，这是你的发明吗？钱先生说这个笑话，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乡巴佬，到这儿来还要给日本同行讲学，讲点新鲜的东西，实际上讲不出来，那么只好拿着这块布，这根棍子在这儿来撑着，撑个门面，希望诸位不要笑话。当时据陪同他去访问回来的我们院我们所的同事讲，说到这儿，在座的教授全都哈哈大笑，乐了。但同时对钱先生非常佩服，从这篇演讲一开头，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非常谦逊，非常大度，非常诚恳，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个演讲有了客气的、很俏皮的、很谦虚的这么一个开场白以后，他转入正题的时候，就首先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和说法来开头。这点也是在一般的文学批评里边很少见的，他一开头就发挥他兼通中西的长处，就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引用谁的观点呢，尼采的。他说尼采曾经把母鸡下蛋。母鸡下蛋以后要叫，把它和写诗和诗人的歌唱诗人的吟唱相提并论，诗人的吟唱就像诗人在愤怒在痛苦的情况下写出诗来，就像母鸡很费劲地生了蛋以后，要啼叫一样，把它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是尼采的一个观点一个说法。钱先生引了这个以后，他就说“这个家常而且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边的一个流行的意见，就是说痛苦比快乐更容易更能产生诗歌”。中国传统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者穷愁的表现，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是一种发泄，是对自己的愁苦、烦恼不顺畅的心绪一种发泄。《诗可以怨》这个命题就是这个意思，钱先生一方面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把这个理论的阐述，他给通俗化了。他说这个巧妙的比喻无非就像母鸡下蛋那样。另外一方面，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大量引用西方的诗人、文学家、美学家，他们的诗句、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理论来一起进行比较，来说清这个问题。在这个短短的文章里边，我们很惊奇地发现，钱钟书对西方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西洋人写的诗歌，了解得那种深刻和那种广博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他就举了很多人的话，都是西方的名家，比方说格里巴尔泽、福楼拜、墨希格、海涅、豪斯门、弗洛伊德、歌德、雪莱等等，这些都是在西方响当当的名震文学史的大人物。他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这就表现了他兼通中西的情况，那么你读了这一段文字以后，你对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水平只有赞叹的份，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引用这么多的东西来进行评论。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钱先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熟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广泛地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光是《全唐诗》，他就读过五遍，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同时他又不是单单地沉溺在古典文学里边，他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也非常感兴趣，研究古典文学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目的，就是要总结古代的文学创作的经验，来为当代的创作提供借鉴。其实钱先生谈《诗可以怨》这个题目，他的目的我想也是为当代的诗歌创作、当代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提供经验。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大家知道，他的《围城》，那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硕果。还有他的《人·兽·鬼》等等这些短篇小说集他都有。所以他作为一个创作家兼批评家兼研究家，他为什么要打通古今呢？就是要古代的东西来为当代服务，那么所以他的研究文章，批评文章里边，他就致力于把古今来进行打通。
他在《诗可以怨》里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原则，就是说不管是抒情文学作品，还是叙事文学作品，其实贵在一个“真”字。意思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地书写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诗可以怨”这样一个现象，从先秦出现以来，历代的诗人都把它作为一个创作的套版，其中真真假假都有，有的人是写自己真有穷愁的感情，真有对现实怨愤的情绪，写的是真的。但是也有人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是说装假，无病【创建和谐家园】，这种现象也不少。那么钱先生在这篇演讲里边就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原则，要真。他在这一段文字里边，他连续地举了四个例子，也就是讲了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他说北宋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叫秦观，他是个诗人也是个词人，你可以看到他满纸都是愁，他的诗他的词，都是喜欢写忧愁忧伤的感情的。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是著名的大才子，他的遭遇在后期确实是不大好，曾经被贬官、被流放，最后死在广西了。所以他的有些诗歌有些词写穷愁痛苦的情绪那是真的，但有很多是假的，别人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就是同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就这么取笑他。钱先生就引了张耒取笑秦观的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我看好多好的文章都是出于穷愁潦倒的文人之手。所以后来写文章的人都喜欢写一些描绘穷愁潦倒状态的东西。但是你秦观，我和你是朋友，我就知道，你本来没有什么忧愁，你却写了这么多忧愁感伤的作品，你是不是学那些并不穷困却硬要写自己如何穷困的人？把秦观问得哑口无言，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他是引用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大家知道辛稼轩，写的一首《丑奴儿》的词，钱先生引了，这首词是这样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钱先生引了这首词以后呢，做了个解说，他说辛弃疾的这个词，他写了装假、装病、装愁的这种现象，但他本身不是装假，而是说明了两个问题。他说这个词的上半阕是正好用来说明什么叫无病【创建和谐家园】，什么叫不愤而作。就是说这个少年的词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愁，但是为了写一首新的作品呢，就假装愁，就“为赋新词强说愁”。下半阕刚好说明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缄默，闭口不说话。哪种情况下闭口不说话呢？就是不管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那么都意味和暗示着已经非常痛苦，非常非常悲愤了，这种情况下，反而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