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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青铜器是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青铜器是怎么样铸造的呢？铸造青铜器，首先要用泥巴塑一个模型，这个泥料怎么样。那还很复杂，今天限于时间不讲了，然后把它翻成一个范，要在上面加工，刻花纹，刻铭文，然后再把范合起来进行浇铸。浇铸，当然这个范怎么做，内范外范这都很复杂了。然后进行铸造，铸造了以后再进行修整，大体上这么一个过程。夏代和商代初期，这个时候就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还不久，铸造业还不够发达。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主要是些扁平的工具、武器，器皿这一类东西呢只有那么三四种，发现最多的就是这种东西，叫爵杯，爵是一种酒器。这个时期的铜器，它的体积一般都比较小，大概一般都是十多个厘米到二十多个厘米。器形也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同样一种器，它的器形形状都差不多，器壁很薄、素面。或者只是装饰一点圆点或者圆饼或者是有几道单线。
到了商代的前期，那么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在河南的郑州偃师都发现了当时的都城，相当规模的都城和宫殿的基址。那么这个时候的铸铜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具和兵器以外，容器这类东西已经发现了有十多种，有做烹饪的东西，做盛食器，酒器、水器。像这个，这是在郑州一个窖藏里边发现的铜鼎，这个铜鼎已经有1米高了。一个窖藏里面发现了还不止一件铜鼎，好几件铜鼎，还有些别的东西。这个时期的合范的技术，有了相当的水平。器壁都比较均匀，花纹还是很素朴的。当然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一般地还是有这个兽面纹，花纹都很清晰，但是显得很粗犷。
到了商代的后期和西周时期，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器类齐全、铸造精细、纹饰华丽。有很多是成套的大件的东西，商代的后期，我们知道都城是在现在的河南的安阳。这个地方，在近代盗掘出土的青铜器是很多。后来又盗掘出土了甲骨文，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所以中国的学术机关的考古发掘，就是1928年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而早期被盗的青铜器，那可以说遍布国内外的博物馆。国外的一些博物馆有很多大件的东西都是民国初年那个时候出去的。这个时期发现过当时的大型的宫殿，发现过那个时候的王陵，也发现过那个时候的铸铜的遗址。现在我们发现的最大的这个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就是这件司母戊鼎，收藏在天安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它的重量是875公斤。这个时候，因为被盗的关系，被盗掘的关系，有很多墓挖了以后，挖了这个时候的王陵，王陵大部分都是空的，剩下的东西很少。
从1928年到1937年，在解放以前，那个当时的这个学术机关做过15次发掘。那个时候发掘的青铜器加在一起，一共只有170件，170件东西。而我们在1976年，曾经发掘过一个墓，叫“妇好墓”，她是一代商王的一个妃子。她当时又是一个武将，可以带兵打仗，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妇好”。这一个墓就出了400多件青铜器。这种容器，像鼎这一类的东西，我刚才讲的170多件呢，不算那小东西，就是鼎这些大件的东西出了170件，而这一个墓就出了210件，一共加起来有1600多公斤。这是这个墓出的最大件的东西，叫三连甗，它是上面是三个蒸锅，就是三个屜啊，下面是那个底，底部是个篦子一样的东西，这个中间放上水，这样可以蒸东西。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出土的，这个叫簋，是盛这个食品的。这也是妇好墓出土的酒器叫尊，妇好的方尊，这是它出的一个鸟形的，一个猫头鹰形的一个尊。这个时期铸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可以说各种门类的东西都已经齐备。它这个时候的花纹，刚才我们看到前期的郑州发现的它是很单线的那种花纹。这个时期的花纹一般地来讲是比较华丽的，都是三层花纹，怎么叫三层花纹呢？它是这个突出的这部分。下面还有个底子，底子是什么？很细的很细的一种回形的这种纹，我们叫它云雷纹，这种突起的花纹呢！花纹上面，表面上还有很细的花纹，所以这样子叫三层花纹。这个时期最流行的兽面纹，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分铸的技术了，分铸是怎么样呢？先铸造一个器身，然后再把它的零件，铸的零件，局部再搞一个模子，像这件东西，那些小东西，就是这样铸进去，还有先把那个零件铸好，然后把它插在那个大件的东西那个范上，然后怎么把它再铸接连起来。这个时期不但在它的首都，而在地方上一些地方也有了相当的发现，就是地方青铜的生产有了相当地发展。
这是在湖南发现的这个象尊，这种鸟兽形的东西发现得很不少，造型是很生动的。这是在北京，北京出的一个西周墓出的当时的酒器，叫方罍。这是妇好墓的叫方斝，读做jiā，“家庭”的“家”。这是发现当时的武器嘛，这是当时的钢盔，这是在山东发现的。这是钺，这个钺个很大，大概有这么30公分长宽，这个斧头，把脑袋一下能砍下来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这个铜人，这个铜人呢，单单这个，不算底座，单单人这一部分，就一米七高，加上底座是2米多。西周时期，当时的都城它开始的时候，西周建国以前，就是武王伐纣以前，那是本来是在陕西的扶风、歧山这一带，后来呢就到了长安，现在的西安的东南。先是在丰京，后来在镐京。在这个武王伐纣以后呢，为了巩固对东方的统治呢，又在洛阳搞了一个陪都。所以这个西周的这个都城呢是在周原、丰镐和洛邑这3个地方，这3个地方都是西周铜器的主要的出土地。我们知道周初的时候呢，一个是分封诸侯，一个是制礼作乐，把他的这个周天子的子弟封到各个地方。然后由周公制礼作乐，制定当时的一些典章制度以巩固他的统治秩序。这个时期青铜器铸造业是对于商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西周时期很多的青铜器都有着长篇的铭文，早年周原和洛阳出土的铜器，有很多也是流传到国内外，最近的三五十年，周原这一个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出土的是最多的。单那有铭文的，据统计就将近400件。在扶风一个地方，一个窖藏一次就出了103件，这103件当中有很多长铭文，重要的铭文。这是西周时期的一件很大的鼎，这件大鼎高度是一米二，重量是220多公斤。这是叫一个大克鼎，西周晚期的，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里面有长篇的铭文。还有个大克鼎，还有小克鼎，小克鼎的铭文比它简单一点，一共有7件。这是在北京琉璃河出土的一个鬲，叫伯矩鬲。伯矩是个人，这个铜器当中就记载了伯矩这个人怎么样受到燕侯的赏识，这件东西陈列在就是琉璃河的那个燕都博物馆，这个琉璃河发现的东西就提到。有另外的铜器就提到，周王怎么样封召公到燕做燕侯，所以讲北京建城多少周年，就是因为琉璃河的考古发现，但是到后来嘛又发现了西周的甲骨。
西周的青铜器在形状和纹饰上是更加规范化，它具有一些朴实的风格。这个凤鸟嘛是很突出，这个可能和这个所谓“凤鸣歧山”，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除了王室的东西以外，在这个都城以外，在它各地的诸侯国也不断地有所发现。北京的琉璃河燕国的墓地发现了一批铜器，特别是在山西曲沃的晋侯墓地，就发现了从西周早中期之间开始，一共是9组19座墓，若夫妻两个，两座墓并列，这么合葬的，中间有一个是一个侯两个夫人，所以是一共是9组19座墓。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很大的一件鬲，这件鬲是鬲当中最大的，它有半米高，将近40斤重。这是周武王时候的一件铜簋，这个西周的时候呢，这种方座的东西很多，它经常是那种，尾巴卷起来的这种，张着嘴卷起来这种。这是另外一件簋，上面是鸟，那个鸟呢鸟头上面还有个垂冠，所以是这个凤凰一类的东西。那个你看两个耳朵也是鸟，这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无己其簋，它是西周晚期的。这是簋当中最大的一件，叫害夫簋，这个字呢读音是读做hú，这是西周的周厉王的名字，周厉王的东西。周王亲自，属于他的别的都是，好多都是属于下面的贵族，属于周王的东西，有数的几件，这一件是他的一件簋。这一件是一件興壶，就是我刚才讲的在扶风，一个窖藏出了103件，这是中间的一件，你看这个花纹啊，已经是图案化了，很朴实的一种花纹。这种花纹我们叫它波曲文，像波浪一样的。这是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的一件盘，这件盘，它是长度是一米三，将近一米四，重量是215公斤，简直像个洗澡盆似的。这个出土以后，后来在民间流传，后来重新发现的时候啊，被人当做喂马的槽子，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件东西。这是一个盘，这个盘，刚才那个盛水，这个盘和我们下面要看的这个叫匜，盘匜这东西是配合着使用的，是怎么使用呢？贵族在举行典礼的时候，祭祀的时候，旁边有3个人伺候他，一个人手里捧着盘子，一个人手里头拿着这个匜，匜里面盛着水，他们要洗洗手，就一个人给他倒水，一个人拿盘子把水擎着，旁边再有人拿手巾给他擦手，这样使用。
下面再讲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势力已经衰微了，列国兴起。所以各地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发展起来，青铜铸造业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是从西周发现了最早的铁器，是西周晚期，那么经过一个春秋，到了战国的时候，铁器的使用就越来越多了，随着铁器使用的广泛，中国从战国时候就进入了铁器时代，但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呢，这个青铜器呢，在社会生活当中还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这样有了铁器也就导致了一些新的工艺的出现，而适应着所谓“礼崩乐坏”的这样一个局面，青铜器的这种神秘色彩逐渐地也就蜕变为，生动活泼的这样一种新的风格，形成了一个新的技艺的高峰。这个前后在若干个地方，有过一大批的发现，在早年，在1925年，在河南新郑这个地方。就发现过郑国的国君的大墓，出土了有上百件，大件的东西，在安徽寿县就发现了，楚王在灭亡前不久的一座楚王的这个陵墓。仅仅这个安徽省博物馆，现在收藏的就有700来件，还有流散的就不算了。特别是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这个墓里面，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就出了有6000多件。有大件的，有一些很小的包括到箭头一共用铜据统计用了有10吨重的铜，就这一个墓地。它连棺材，棺材外面那个椁啊，架子也是铜架子，铜架子上面再镶上木头板。这种礼器，鼎啊什么，这一类的礼器，就出了100多件。
我们下面来看，这件呢，这是在山西太原一个晋国的一个高级的贵族的一个墓里出的，一个鸟尊。你看鸟的羽毛都是栩栩如生的。这是刚才我讲到那个河南新郑郑国的国君的墓出的，这个莲鹤双壶，这个一件在北京，一件在郑州。这是还在淅川那个墓出的，淅川墓出的这个铜禁，铜禁是一个，就等于一个炕桌，弄个台子上面放酒器的，这个边上这个花纹你看着很细，这是用一种新的方法，叫做失蜡法来铸造的，因为这么细啊，要用那个泥范合范，是没办法合范的。它是怎么？先做个蜡模子，就做出这样的模子，然后外面搞成泥范，完了铜汁浇灌进去，以后呢，那个蜡就熔化了，就是这样铸造出来。过去只知道中国呢出现得比较晚。可能到了开始呢，可能认为是到了唐朝，后来因为云南的考古发现，把这个年代 提早到，战国末、西汉初这个时候，因为有了这个墓的发现，这种铸造方法在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就有了。这种铸造的方法到现在，还是精密铸造所采用的方法。这是件吴王夫差剑，这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这个铭文呢是错金，这种方法如果没有铁器，那是很难想像的。它不但错了铭文，还有些铜器的花纹，也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是在洛阳发现的一件铜鼎。它这个花纹错进去了金和银，这个是曾侯乙墓出的一个尊盘，一个尊、还有一个盘。这样连起来。它这个也是采取失蜡法铸造的。
大家看这件铜器，它是这种花纹是攻战的，水陆攻战的这种花纹，很生动的。这个时期呢，不但一些铜器的花纹程式化，像这种花纹，它有了一定的范本，怎么一定范本，我们发现在不同地点，不同地方出的，那个图像是几乎完全一样，它如果没有一定的范本是不可能的。像这件，是曾侯乙墓出的一个大件的铜器，这件铜器呢，它的高度是一米二六，重量是327公斤。这一个墓里边出了两件，一件调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了，湖北还留了一件。这个时期，我刚才讲了，这个各地的经济政治都有相当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呢，各地的青铜器有了不同的风格。我们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进行分区，知道这个地区能够分作几个地区。它的花纹，这个从器物的形状到花纹，都有所差别。而这种花纹，它的程式化，它是当时有一定的印模，它不是一件一件地来设计、刻。有一定的模子，然后把它拍到那个范上去，这样子。
那么从西周晚期开始，铜器的铭文也都是像活字一样，我们从铜器上可以看出来痕迹。当时是一个一个字拍上去的，不是整体这么写下来的，这么刻的，这个应运用是活字最早的这个渊源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青铜器的组合是商周礼乐文化的实物例证，商周的礼乐文化的核心是“明贵贱，辨等列” 就贯穿个等级制度。这个商代的青铜器的组合的等级情况，因为目前限于资料的所限，我们还说不太清楚，就像那个妇好墓，那样完完整整的墓，这样的墓毕竟还是发现太少。我们知道这个墓，它是大个的方鼎，像司母戊鼎那样的大个方鼎，出了两件，一件大的圆鼎，那是中号的这种鼎出了2组6件。但是别的墓呢？你现在材料还很难对比，它是很难对比，它是我们还看不出这样的等级情况是怎么样，一定有一定的等级，那么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到春秋的时候，这种规范化的组合，就非常明确，就是鼎，是9件鼎配8件簋，当然还再加上别的铜器，7件鼎配6件簋，5件鼎配4件簋， 这都和当时的等级，他的身份有关系。根据有铭文的材料，知道呢，像9件的是诸侯，那么7件5件的吧，是比他低一点等级，不但它这些礼器，而且这个编钟也有一定的组合关系，组合关系，这个一般地是只能出一套，到国君这一级可以出2套，有编钟，还有编磬。再有车马，最高一等的是有真车真马，几辆车几匹马，这个中间有个等级问题，没有真车真马是把这个车马的零件，给它摘下来，放在墓里边，再低的嘛连零件也没有，零件也没有，所以这样呢，从青铜器我们研究当时的礼制是很重要的这个实物资料。
下面再看，这里曾侯墓出的这个编钟，这个编钟是现在出的件数最多的，这套编钟，它是钟连那个钟架子，我们有好多在博物馆看那个陈列，那是复原的。这个它是钟架子，都是原来的架子，在墓里边的那个架子，还摆得好好的。那些零件和那个旁边那个铜人，这么托着，铜人连那个挂钩，这些都是原来的，上面都有铭文，根据这个铭文啊，记载它的部位，部位在什么地方。这是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的一套西周的编钟，西周晚期的钟，西周从西周中期开始，典型的就是八件一组，从第三件开始是发两个音，中间敲中间和敲边上和敲右侧，发两个音。这个时候，西周的钟是四声音节。中国一直到后来的，长期后来的这个民乐，请教他们搞民乐的一直都是五声音阶。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这个青铜器的铭文，是商周时代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商周时代的铜器铭文，大多是铸成的，少数是刻成的，或者凿成的。据我们统计，我们在《殷周金文集成》这部书里面，著录的铜器铭文是将近12000件，因为这个书，是1994年出齐的，在这些年，各地还有不断地有出土，现在呢，总数超过12000件了。有铭文的。商代后期一般呢只有一两个字，多的四五个字，直到商代的末年，才有四五十个字的这样的，也只有几件东西。西周时期就有很多长篇巨制了，字数最多的是现在在台湾故宫的毛公鼎，497个字，我刚才讲了12000件，100个字以上的大概有100件左右，150个字的也大概有20多件，那个几十个字的那就很多了。这些铜器的铭文的内容，就包括了周天子的诰命，记载当时的征伐、宴享、田猎，一直到土地转让，婚姻关系等等。可以说一些长铭文的统计，长铭文的统计，这一篇一件器的铭文就相当于《尚书》中间的一篇。当然到了东周时代一般的铭文都比较少，有的只有这个工名，工人的名字，但是也有个别的长铭文的，像河北平山就是西柏坡，不是在平山县嘛，平山县是战国的时候的，中山国的都城所在就从这一个墓里边，出了三件铜器，长铭文的铜器，这个一件鼎，就460多个字，一件一件方壶是450个字就记载了这个中山和燕国之间的一些历史事件。
我下面举几个例子，这件是，这个叫利簋，这是在陕西临潼就在华清池附近，那个临潼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器就记载了这个周武王，武王伐商的事情。这个铭文一开头第一个字就是武，这个武在铜器铭文中，这个文武的武是带个斜玉旁的。“武征商，维甲子朝”，在甲子这一天，维甲子岁鼎克闻，“鼎”做“当”讲，这一天这个太岁是正当空，这是第一件。刚才我前面讲过一件，武王的器物，那是过去是唯一的，现在又有了一件。这件是有了确切的年代，就是武王伐商的时候铸的。这件叫何尊。这在宝鸡，宝鸡在文革前出土的一件东西，在宝鸡博物馆。文革以后，筹备第一次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出国展览，这件东西拿到北京来，这个筹备展览，到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先生他负责筹备，他是青铜器国内有数的专家，数一数二的专家。看这件尊的内底，看着边上好像露出点笔道，后来一去锈，去出来这么长一篇铭文，这篇铭文就记载了什么，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在洛阳这边建一个陪都，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再看这件，这件叫史墙盘，这就是在扶风那个窖藏，103件当中出的这件东西，这件东西啊这么长篇的铭文，前一半就记载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还有当时在位的这个周天子恭王，七代，每一代呢讲那么两句话，他的突出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什么。后一半就讲他自己本家族几代的事迹，所以这件东西这个历史价值是非常高。因为它这个窖藏出的东西，不是一代人的东西，根据这件铭文，给它串起来，对于西周中期铜器，过去这个时期的铜器啊，标准的器物比较少，所以对这个时期的铜器的断代，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铜器的铭文有很多史事可以和文献资料相对照，甚至可以补充不足。
不久以前，这个报刊上都介绍，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新进了一件铜器，一件壶，这件壶就讲了大禹治水，第一行讲大禹治水。下面整篇铭文就讲怎么样以德治国，这样的思想，大禹治水我们过去知道，只有在春秋的时候铜器当中，有两件铜器提到禹，还没有提到治水，这一下子把这个大禹治水，这个是确切的事件，提早到了西周晚期，提早了几百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当中，夏商周断代工程嘛，最基本的是个西周的王的年的断代，因为841年共和元年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史记》上记载知道，就是往上推，往上推，第一部就是推西周的每一个五多少年，首先第一部就是要它根据考古发现，根据碳14的测定，根据青铜器的断代，青铜器的断代的基础上，天文学家再来推算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年和它比较符合。他如果推的，如果过去的来讲相当长的时间，一些天文学家他不管铜器的年代，这个互相不结合的，这次结合，他推的年代，他说个年代讨论，我们讨论不行，你这个年代早了，没那么早，他再算，这么样算出来的，那么像刚才那个，上海博物馆收藏那个晋侯墓地出的那套钟，那套钟提到了这样的年代，提到了七个历日。那么在同一件器上提到，那当然这个学术价值就非常高了，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是限于时间，只能这么很粗略地这么说一说，我就讲到这里。
提问： 王教授您好，我看了您这么多的图片，感觉到鼎有大的，有小的，数量非常多，因为当时夏商周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比较低下，科技也不发达，我不仅对它的原料来源产生了疑问，我就想请您介绍一下，它铸造这些铜器的原料来源情况。
答： 好， 铜矿在中原地区是比较缺少的，我们知道，大概在山西，山西晋南有铜矿，那在长江流域，铜矿很丰富，从湖北大冶有个铜绿山，大治不是现在还是铜绿山，在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春秋时期，后来不断地发现了，从湖北经过江西经过安徽，一直到，可能都临近到南京了，这一路都有铜矿，都有铜矿。像这个在江西，有的铜矿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早到商代，所以这批铜呢，就是从那个地方，来通过一定的交换关系，输入进来的，刚才我不是介绍这个保利艺术博物馆这套钟，在过去呢，我们是知道的，在宋朝的书上，宋朝的这个著录铜器的书上，讲过一件铜器，这是春秋早期的，就讲了，怎么样到这个河南安徽这一带去换铜去。这套编钟的铭文，它也是它8件是连起来一篇铭文，150多个字就讲了一件事情，叫戎生这个人，他是和晋国有关系的，除山西不知道，山西运城地区不有个盐池吗，盐池产盐卤、产盐，用山西进贡的这个盐，装了多少车，运到繁汤这个地方，再就是河南的东南部这个地方，当时可能是一个贸易的集散地，到那个地方去换铜，换了铜回来就铸的这个钟，我们在有的地方，有的遗址呢就发现过铜锭这些原料，可能那边经过初步冶炼，输入进来是铜锭，这一点恐怕大量地是从长江流域运来的。
提问： 王老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战国以后的青铜器的情况呢？谢谢！
答： 我刚才讲到这个战国时期呢，那么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了，那么从战国和战国以后，从这个工具和武器来讲，那主要都是用钢铁的东西，那么人生活用的这些器皿，这些东西，器皿这些东西，那么到汉代呢，从战国开始，到汉代，是个贵族用的东西，这个漆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铜器呢也还有，像我发现汉代的一些王的墓，徐州的楚王墓，什么还有写河北满城的那个中山王墓，那铜器吗还有相当的铜器，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地位就有所不同，这个铜器一般的都是素面的，铜是大量用来做什么呢？用来铸造铜镜，铸造钱币。那么从这个铜器，汉代以后，瓷器又发展起来了，瓷器金银器这些又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铜器所占的位置，就有所不同，当时像编钟这一类的东西，汉代的编钟也还有。那么到了这个魏晋，铸造佛像，有很多铜的造型，有的鎏金的，当然铜这种东西，这个一直到后来，一直到故宫、颐和园的铜狮子，圆明园的水龙头、猴头、马头，一直到民间铜壶铜盆。那个四川的茶馆用的大铜壶，这些也还用铜，还有香炉、蜡台，但是它和商周时期。这样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这个就有所不同，所处的地位在整个社会中间所占的地位不同，因为社会总要往前发展的，是吧！到后来到近代不但瓷器，玻璃器，塑料器那么这个比重就不一样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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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 -白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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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白云翔：1955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197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从事田野考古、学术期刊编辑和考古研究。曾参加陕甘地区泾水和渭水流域的考古调查，甘肃镇原常山、庄浪徐家碾、陕西长武碾子坡、隋唐洛阳城、香港大屿山扒头鼓等遗址的发掘。1990年和1994年先后在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留学和在日本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研修，就中日古代生产工具和中日文化交流进行学习和研究。研究方向主要为秦汉考古、生产工具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首次提出了“生产工具考古学研究”的命题并进行研究的实践，使之初步形成体系。现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兼任《考古》月刊和《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副主编、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
内容简介
工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生产劳动中广泛接触和广泛使用的东西，生产工具是人类的伴生物，始终与人类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区生产别于动物界的特征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的。
法国的思想家拉法格曾经讲过：按照富兰克林的说法，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确,工具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生产工具就存在一天。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的指示器，马克思讲过：“劳动手段是人类劳动发展的分度尺，机械性的劳动手段，它们的总和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生产工具又是最为主要的劳动手段，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成为我们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生产工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因素，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成为我们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标志。因此马克思讲：生产工具所代表的劳动手段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生产工具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
根据考古发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古代的生产工具，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生产工具的石器时代，或者说是生产工具的非金属时代。第二个大的发展阶段，进入了青铜器时代。第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铁器时代，或者说叫古典机具时代。生产工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呢，它的发生和发展，又受到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直接制约。
生产工具本身就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物质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被人们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成为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生产工具是文化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生产工具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内涵，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
全文
朋友们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讲到这个题目，我想大家首先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生产工具？我想生产工具就是从广义上来说，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人工制造物。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走到大街上会看到弹棉花的弹弓，它是生产工具，我们走到工厂里边，看到各种机械设备是生产工具，那么走到建筑工地上，看到各种吊车也是属于生产工具。也就是说，生产工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生产劳动中，广泛接触和广泛使用的东西，生产工具呢是人类的伴生物，始终与人类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特征是劳动。而劳动呢，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的。
我们知道法国的思想家拉法格曾经讲过，按照富兰克林的说法，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按英语说是toolmakinganimal，的确,工具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在地球上只要人类存在一天，那么生产工具就存在一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的指示器，马克思讲过：“劳动手段是人类劳动发展的分度尺，机械性的劳动手段，它们的总和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那么生产工具又是最为主要的劳动手段，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成为我们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举一个例子，我们同样一个人，用石斧砍伐树木和用铁斧砍伐树木其劳动生产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第三，生产工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因素，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成为我们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标志，因此马克思讲：生产工具所代表的劳动手段 “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今天我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生产工具它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我们知道生产工具是人工制造物，它们既然是人工制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很显然生产工具与我们人类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只要我们人类生存一天，那么生产工具就会存在一天。
那么我们要问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大家知道，正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生产工具也有它自身的历史。在我国生产工具的发生，可以上溯到两百万年前。无论是以18世纪的世界的产业革命为其下限，还是说在中国1911清王朝的灭亡为其下限，生产工具的历史已经有两百多万年。那么在这两百万年的历史上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古代生产工具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研究生产工具就必须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我们研究古代的社会历史，那么就必须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
那么我今天来考察古代文明，同样离不开对古代生产工具的考察。下面我想主要地根据考古发现和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下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究竟经历了怎样一个发展历程？它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在古代文明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谈到古代生产工具，大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古代生产工具发生在什么时期，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啊！我们作为研究来讲，研究古代生产工具，首先也是要搞清楚生产工具的发展历程，根据考古发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古代的生产工具，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我们想，第一个发展阶段呢是生产工具的石器时代或者说是生产工具的非金属时代。前面讲到，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是劳动，而劳动又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的。因此人类从制造第一件生产工具开始，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那么，生产工具呢，就登上人类社会历史的舞台，也就开始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根据考古发现，在我国已经发现了距今两百万年前后的最为古老的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说我国的古代生产工具的历史已经有了两百多万年。下面我们看一下画面。
这是一百七十万年前的生产工具，也就是打制的石器。那么最初的生产工具，我们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打制的石器以及还有用树枝木棒砍削而成的最简单的生产工具，这是两百万年前生产工具，石锤，这是两百万年前的刮削器。大家知道丁村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那么这是丁村出土的生产工具。距今有二十万年到十万年前，那么从两百万年前生产工具的发生，到大约五万年前，虽然生产工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所改进。但是，生产工具总体上说呢，属于单体生产工具时期，也就是说，它是握在手里头直接使用的，而且制造的工艺非常简单。经过一百多万年的发展，到了大约距今五万年前后开始，生产工具发生了它的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即弓箭为代表的复合工具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西朔县峙峪出土的两万八千年前的小刀，它是镶嵌在骨柄上或者是木柄上使用的，那么这是两万八千年前的石镞，石镞呢它的发现表明了弓箭的存在，这是著名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出土的三万六千年前到一万一千年前的石镞，我们讲到石镞的发现，表明了弓箭的存在。恩格斯讲：“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的发明标志着复合工具的出现，即先制作生产工具的各个部件，然后再组装在一起。这是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从而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到了石器时代的复合工具时期。
大家知道，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的大变革，从考古学上来说叫新石器革命，从历史上学上来说叫氏族公社革命。这个革命以后呢，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远古的生产工具呢，就进入了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时期，磨制石器的出现。为什么出现磨制石器？那么现在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综合起来看，它与人类的定居、人工住居的建造，农业的产生，树木的砍伐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磨制石器是伴随着定居人工住居的建造和原始农耕的出现而发生的。
从我们刚才展示的图片可以看到，在磨制石器时期生产工具达到了非金属生产工具时代的最高峰，它表现在磨制技术不仅应用于石器的制作，而且应用于骨器等等的制作，穿孔技术，榫卯技术逐渐地发达，以镶嵌、捆绑、榫卯、套合这种工艺制作的各种复合工具成为生产工具的主流，那么生产工具中除了大量的石器之外，还有用骨头、蚌壳做的生产工具，也还有用木头做的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的种类增多，开始出现专门化的趋向，譬如用于砍伐树木的有斧、锛、凿，用于耕种的有铲、锄，用是收割的镰刀铚刀，用于狩猎的鱼镖、石球，还有用于纺织的纺轮、针、锥，用于粮食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杵、臼等等。另外考古发现表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已经发现了桨的遗物。木桨的遗物表明呢，当时已经有了船，当然这种船应该属于独木舟。
那么以上我们说的是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的基本状况。那么石器时代之后是什么时代呢？按照我们考古学上的说法是：石器时代以后属于青铜时代。那么实际上生产工具呢，也随之呢又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大的发展阶段，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应该是从四千年前后开始的。当时国家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青铜器，逐步深入到社会生产的实际生活领域，那么生产工具也随之进入到它的青铜器时代，在我国实际上青铜生产工具的出现，我们目前最早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后，也就是说，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青铜刀是我们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青铜生产工具，但是青铜生产工具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一定的应用，是四千年前后开始的，也就是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各种青铜生产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它包括了木器加工的斧、锛、凿，用于渔猎的鱼钩，还有箭头，各种刀具等等，年代是距今三千九百年，到三千六百年前后，说明青铜生产工具在实际社会生产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应用。
那么进入青铜时代之后，各种非金属生产工具，是不是就立即退出了社会历史的舞台。我们回答说是没有，而是继续在大量的使用。同时呢，青铜生产工具产生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青铜工具在形态上完全模仿非金属生产工具制作的。青铜生产工具的发展是从距今三千六百年前后，才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也就是商代。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商代的青铜生产工具，这个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的生产工具，那么青铜生产工具发生以后，在生产工具本身结构上，形态上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说，它两个方面，一个是形态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由原来没有銎，就是装柄的时候是捆绑的，那么现在出现了竖銎。因此，生产工具，它的安装技术应该说是大大地前进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种类的增加，从青铜生产工具产生以后，在非金属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其种类大大地增加了，而且效率呢，大大地提高了。青铜生产工具发展的高峰时期是春秋时期，并且从春秋时期开始青铜生产工具开始了向铁器生产工具的过渡。那么青铜时代生产工具除了它本身的形态的改变结构的改变之外，那么当作为一个时代来讲，生产工具还有一个重大的发明，那就是马车的发明和牛耕的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的马车，那么在中国马车出现于什么时间？历史文献上有记载，说：大禹治水的时候，说是“陆行乘车”。那么从文献记载上看，夏代应该是有车的，但是考古发现目前还没有见到马车的实物。
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是商代的马车，尽管当时马车主要用于战争或者贵族乘用，但是车作为一种陆路的交通工具，毕竟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标志着生产工具的一次大的飞跃。也就是说，在我国生产工具就是马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中期。同时牛耕出现了，就是用牛来拉犁这种技术出现了。
关于牛耕的发展历史，过去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商代就有了牛耕，但是我们考古发现也没有见到牛耕的实物证据，我们现在一般认为牛耕的出现是春秋时期，但不管怎么样，作为青铜时代来说，就生产工具的发展来说，牛耕的出现，马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牲畜动力使用，也应该说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不仅仅借助于劳动本身，而且开始了畜力的使用。
那么经过青铜时代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了它第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铁器时代，或者说叫古典机具时代。在考古学上，青铜时代之后是铁器时代，生产工具的发展继承也同样是如此。在我国，铁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中期，比如说在河北藁城、北京都发现了三千三百年前后的铁刃铜钺，那么这个铁刃铜钺呢，它的刃部是用铁来制作的，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铁是自然陨铁，而不是人工冶铁，那么根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出现在两千九百年前后的西周晚期，那么人工冶铁出现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就是到两千五百年前后，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铁器呢已经有了斧、锛、凿各种刀具，那么呢，从而社会历史进入到铁器时代。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铁器时代的开始，铁器的使用是古代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次大的飞跃。恩格斯讲：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坚固和锐利的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战国时期，冶铁业获得迅速发展，铁制生产工具在各个生产领域迅速普及开来，到战国末年，初步完成了铁制生产工具取代各种非金属生产工具，以及青铜生产工具的历史进程，是古代生产工具的发展时期。
考古发现的战国铁制生产工具我们现在看到的有砍伐工具，有斧、锛、锯、凿、刀等等，手工工具有削刀、锥、钳、砧等，农具呢有犁、镢、锸、锄、耙、镰、铚等，画面上显示的呢都是战国时期的铁制生产工具。
那么到了秦汉时期，铁制生产工具走向了全面成熟，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一方面是类型的多样化。和器具形态的变革，譬如说从战国时期开始，竖銎结构逐渐改变为横銎结构，大家看到的这个铁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原来竖銎 的时候，柄是一种曲尺形的，那么横銎镢出现以后，柄成了直柄，这是在生产工具结构方面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秦汉时期生产工具的多样化我们从画面上可以表现出来，由于横銎的出现，使器具的装柄更为简单化更为牢固。另一个方面呢铁制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的普及和广泛使用，譬如举个例子，就锯来说，它不仅用于我们一般认为的是木器的加工，而且考古发现证明，在秦汉时期，锯已经用于金属的切割，因此我们可以说秦汉时期是我国以铁制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时期。
那么说到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除了刚才说的，铁制生产工具的全面成熟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古典机具的发展和基本成熟。那么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古典机具，耕地的和播种用的以牛和马为动力的犁发明了，耧车也发明了，提水和灌溉用的桔槔、辘轳也发明了，还有翻车，我们画面的右侧我们看到是在画像石里面反映出来当时桔槔的结构，那么在粮食加工中，除了原来的杵、臼之外，这时候发明了石磨。当然，石磨的发明我们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它的普及是汉代。那么这个画面上表明的是当时粮食加工所用的踏碓，所谓踏碓就是用人体的重量借助人体的重量用脚来踏，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另外画面的右侧所反映的是当时一种风扇，这种风扇就是通过人体来摇，进行去除谷物的壳，这是当时的风车，这是东汉时期的，但是根据考古发现表明呢，西汉晚期，至少是西汉晚期这种风车呢，已经在黄河流域广泛地使用了，大家可以看到从画面上，它风车的一侧是一个踏碓，另外一侧是一个风车，也就是把粮食从上面的入口倒进去，通过里边风叶的旋转然后去除谷糠，在南方实际上现在有些地方还在使用这种风车。
这个画面显示的呢是冶铁的情况，这个画面的左侧大家可以看到，它表明是当时冶铁中已经使用了皮囊这种鼓风的技术。这是当时鼓风皮囊复原的图，这时纺织中出现了织机，最开始纺织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发展成了有这种立式的织机，那么这儿也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马车自商代发明以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它主要是用于战争和贵族乘用，而在结构上它主要是单辕。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它是单辕车，那么从战国开始，马车由单辕向着双辕发展，而且出现了各种不同用途的结构上有不同特点的车辆，而车的动力呢，也由原来的马发展到有牛车，还有驼车，这表明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社会生产中开始广泛使用了。那么这是贵州出土的东汉的马车的模型，铜马车模型。另外就是汉代还发明了独轮车，我们现在这种独轮车在很多山区还在继续使用。船我刚才讲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有了独木船，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了汉代，船发展得已经比较完备。从我们现在发现的船的模型可以看到，当时不仅已经有了桨，而且有了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秦汉时期，随着铁制生产工具的全面成熟，古典机具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因此我们说从战国秦汉时期及其以后不仅是生产工具的铁器时代，而且是生产工具的古典机具时代。
那么秦汉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虽然在技术上在结构上也有某些改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没有大的变革。当然宋元时期，有一些不少的发明和改进。但是，秦汉时期形成的生产工具的基本体系没有改变，秦汉时期所形成的很多生产工具都在继续使用，甚至使用到今天。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魏晋时期的，也就是距今一千七百年前后的，当时耙地的图画，这是一千七百年前后魏晋时期犁地的模型，我们跟现代的云南地区犁地的图像比较可以看出，那么秦汉时期形成的犁的基本结构跟现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这是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俑女士推磨的情景，跟现在有些农村使用推磨情景还是一样的。到了元代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曲柄的辘轳这个在解放前后还在大量使用。这种人力翻车已经不太多见了，但从文献记载可以发现到了明清时期在很多地方，在河边是在使用这种人力翻车的。这是一种水转翻车，通过水做动力，来提升水，这是王祯《农书》中所载的牛转的翻车。用牛拉一个转盘，然后进行提水。
总之，秦汉时期所形成的铁制生产工具以及古典机具，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甚至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在现代某些地区还在使用。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我国古代生产工具的发展里程，以及在生产工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发明。使我们看到经过两百多万年，尤其是五万年前复合工具产生之后，中国古代生产工具的一些发展和变化，那么如何认识古代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这些问题呢？我想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讲从本质上说，生产工具是什么？从本质上说生产工具发展改进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我们说，生产工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人类从制造第一件生产工具开始，从而从动物界真正地脱离了出来。从此以后，生存成了人类面临的最根本的、第一的问题。同时不断地努力改善生存状况，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叫生存得更美好，成了人们的本能，成了人们最根本的需要。于是，最初的人们为了生存、能够制造简陋的、简单的打制石器，以及木器进行采集和狩猎活动。能够制造皮的衣服来进行裹体，通过采集狩猎获取简单的食物进行充腹，并且抗击野兽的侵袭。
但是当这单体生产工具不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时候。那么人们发明了复合的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在五万年前开始，人们就已经学会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道理，实际上复合生产工具的发明，主要是说，根据不同的需要，利用了不同的材质。为了能够生活得更稳定一些，原来那种移动的游来游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人们希望相对永久地定居在一个地方，需要从向自然界攫取转向食物的生产。于是人们发明了磨制石器，以及骨头制的、蚌壳制的工具，用来砍伐林木，挖掘洞穴，建筑永久性的住居，开垦土地进行种植，而且进行纺织。
但是，各种非金属生产工具虽然很容易制作。而且，材料也遍地都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是容易破损，而且效率非常低下。那么人们在实践中，就学会了冶炼青铜。这里需要说一下，就是冶炼青铜为代表的冶金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第二次大飞跃。第一次大飞跃实际是制陶术，制陶术的发明，标志着就是说人们原来的对自然界的物体进行物理加工，转向化学的加工。那么，冶金术发明以后，标志着人们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达到了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但是，青铜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而且青铜器在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它的坚硬程度是不够的。于是人们又学会了制作铁制的生产工具，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和使用，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兴修水利的第一个【创建和谐家园】时期，不管魏国的漳水十二渠，还是说秦国的都江堰，韩国的郑国渠，还是秦王朝时期修建的灵渠，这些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都与当时铁制工具的使用有直接的关系，并且标志着人们开始了对水的改造和利用。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发明和创造，这些生产工具基本上是靠人体本身来进行劳动的，那么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说不仅生产得要快，而且还要不断地减轻劳动强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就开始发明了畜力的使用，利用牲畜，利用动物来作为动力，来进行生产。同时，人们还想在生产工具的发展过程中间，不仅靠人体本身直接进行劳动，而且发明了各种机具，刚才我们讲到的各种桔槔也好，踏碓也好，石磨也好，风车也好，这些都是一种原始的机具或者原始的机械。它们这些生产工具的发明，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况，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更使人体本身直接能完成的生产劳动，原来不能完成的，现在可以完成了。
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桓谭的，他有一本书它就讲，讲到踏碓它的功效是十倍于原来的杵舂这种方式，那么水碓呢，它的功效呢，百倍于杵舂。另外，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面粉，小麦是北方地区的主食之一，在我国小麦的历史也有五千多年了，但是小麦真正的发展是在战国及其以后。为什么呢？与石磨的发明有关系，因为大米是可以进行粒食的，我们煮一煮，蒸一蒸可以吃，但小麦不行，石磨发明以后，面食呢成为人们一个主要的饮食习惯。小麦的种植业也大大地发展了起来。说明生产工具的发展，不仅对生产本身而且对人们生活方式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而水碓的发明，水排的发明，标志人们在利用畜力的同时，还开始了自然力的利用。总之，人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美好，需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需要从更广更深的层次呢，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这就需要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因此说呀，生产工具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许就在这里。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生产工具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人类在发明和改进各种生产工具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譬如说人类知识的积累，生产的技术，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自然环境的制约，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生产工具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下面我们讲生产工具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认为，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它的发生和发展，又受到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直接制约，首先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他讲：“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那么从我们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从实践上来看、从生产工具发展历史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这种关系上来看，也的确是这样。当人们仅仅能够制造简陋的打制石器的时候，其社会组织结构，处于原始群和血缘公社这么一个时期。随着复合工具的出现，也就是大约五万年前后，五万年前开始，复合工具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开始由血缘公社向氏族公社转变。在氏族公社时代，生产工具又发展到了以磨制石器为代表的，非金属生产工具时代的最高峰，社会组织结构处于一个氏族公社时代。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生产资料共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样一种原始共产制度。我们知道，我国古代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呢，大约是五千年前的事情，而恰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会组织结构，也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向着王国时代的转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我国国家的出现，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话，是距今四千年前后的事情，而生产工具由非金属时代转变到青铜时代，也是从四千年前后开始的，这个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尽管说国家的起源，文明的起源，其因素是很多的，其过程也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但是，冶金术、青铜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应该是国家产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重要的物质因素之一。同时我们还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次大变革时期，开始由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转变。恰恰是这个时期，铁制生产工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样恐怕也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关于古代史的分期，郭沫若先生所主张的是春秋战国封建制，就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进入封建时代，那么它的重要的根据之一，就是铁器的使用。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帝国时代的到来，从经济基础上来说，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和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文献记载上说汉初的时候，南越国跟中央的汉王朝、汉朝廷【创建和谐家园】恶化，汉王朝是采取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作为制裁手段的，说明铁制生产工具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多么大的作用。
很显然生产工具呢，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地位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也有句名言，他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当然这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好，制约作用也好，基础地位作用也好这个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等关系，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区间”关系。那么下面我们要说的是生产工具在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同时，那么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生产工具的发展，也有很明显的制约作用，这儿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例子，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进入青铜工具的时期是从四千年前开始的，那么青铜生产工具的发生我们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为什么中间有一千年的时间发展的时间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说，在国家产生以后，由于国家政权由于国家的机器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更趋于专门化，青铜的冶铸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而且在国家机器的管理下，远距离的青铜原材料的开采运输成为可能，而且冶铜技术在提高，规模在扩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的礼器、车马器，青铜的兵器，发展的程度要大大高于青铜的生产工具，而且在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当中，农具又非常少，而青铜的手工工具相对的又比较多，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完全掌握在贵族的统治者手中，贵族来说它本身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在他脑子里边所注重的是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为了一个国家的统治，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事，因此呢对统治者来讲，它把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主要是用于与他生活有关系的，与当时的王国统治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军事有关系的一些青铜礼器、车马器和兵器的制作上，而不太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为什么青铜的手工生产工具发展比较快？而青铜农具发展相对迟缓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关系，就是说进入王国时期以后，手工业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分别独立为两大生产部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手工业生产部门这一个部门内部，而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两个生产部门之间。当时，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交换又非常地不发达，因此，制约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青铜农具发展的高峰是春秋时期到来的，这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学术界有的人从观念出发，从理论上出发，认为说农业在古代世界是具有决定性的部门，而青铜器又是生产力的最高代表，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投入大量的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农具。因此认为商周时期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农具，实际上这种说法呀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在理论上可以推过来，但是在实践上是得不到证明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秦汉时期，我们讲到是我国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时期，是古典机具的大发展时期，又是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时期，其社会原因呢，也在于当时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成立以后，对生产工具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随着汉王朝对周边地区的经营和开发，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比如说现在的像福建广东、云南、广西，这些地区它的铁制生产工具是随着秦统一六国的进程，随着汉代对这些地区的经营而发生的，那么有的同志或许会问，秦汉以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为什么秦汉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对迟缓了呢？我想这个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就秦汉以后的社会历史来说，从经济生活上来说呢，我们简单地讲，它的生产呢，不管在农业生产领域，还是在手工业生产领域，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属于小生产，不管是地主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它们主要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上它的生产技术方式是属于精耕细作为特征，而秦汉时期形成的生产工具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方式的需要，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关系的需要。那么在手工业生产领域，不论是官府手工业，还是说私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虽然它们的规模有所不同，产品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个体生产，以及协作生产，属于作坊生产，那么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也基本能够满足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的需要。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迟缓发展的时期。从社会文化思想上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商品经济并不是太发达，也制约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当然，就是秦汉时期定型的很多生产工具，我们刚才讲到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地区，在某些生产领域还在大量使用，我们现在看到木工使用的生产工具呀，很多还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有些山区，农业种植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呢，很多也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工具，无论从结构上，从功能上它能够满足社会生产需求的时候，它本身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两千多年前形成的很多生产工具，不仅现在在使用，在今后一些时期，在有些地区，有些生产部门里头还会得到长期地使用。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说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文明重要的内涵，它为什么说代表和反映了古代文明。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以下三点来简单说明。
第一，生产工具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那么文化艺术呢，发生和发展需要物质生活做基础，而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又离不开生产工具，因此说，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经济呢，产生不同的文化，而生产工具在经济生活中，又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呢我们说，生产工具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譬如说我们原始社会的原始信仰，原始宗教与当时以石器为代表的低下的生产工具和低下的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产生的是不同的文化。
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中，古代很多文化现象，其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和生产工具还有些直接的关系，四千多年前广西南部地区，流行着一种大石铲，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它的长度最长的可以达到七十多厘米，那么这种石铲七十多厘米的石铲制作得非常精致，显然已经不是实际生产中所使用的工具了，但是它的确是从生产工具中的石铲演化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商周时期代表王权的，代表君权的有一种钺，有铜钺，有玉钺，它当然是从兵器里头直接演化出来的，但是追本溯源的话，它的祖先它的祖型是石斧这种东西，也就是说很多礼器仪仗用品，它实际上是从生产工具中演化出来的。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对古代的钱币感兴趣，东周时期的三晋两周地区有一种布钱，实际上从古代的青铜铲演变出来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刀币实际上是从铜刀演变出来的，也就是说生产工具它本身不仅都有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很多古代的文化有直接的衍生作用。我们知道秦汉时期在我国出现了一种大型的岩洞墓，在山里头凿一个洞穴来埋葬死者，而且出现了大量的画像石墓，那么这些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来说，它的产生其根本物质基础的话，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是有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就不会产生这种大规模的石洞穴的开凿，包括汉代晚期出现了石碑，也实际上与铁制生产工具使用有直接的关系。魏晋以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各地开凿大型石窟，要开凿大型石窟，也离不开铁制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讲，就是生产工具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实际也有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说生产工具本身就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物质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被人们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成为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当然生产工具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它首先需要的是实用功能，就是说我要做一件生产工具。首先是要能完成我的生产劳动，我要能省事，而且生产率要高，这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在保证生产工具实用功能的同时，人们还追求生产工具的美，在生产工具的结构也好，形态上也好，实际上凝聚了人们的一些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举一个例子，复合工具产生五万年前后开始发生的。那么也就是说，在骨柄上、木柄上镶嵌石刃以形成生产工具，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这样。距今一万年前开始，这种复合的生产工具，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迅速地消失了，但是在我国的西北西南东北地区还在大量地流行，成为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半月形文化圈一个重要的物质文化现象。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种很有特色的生产工具，叫齿刃铜镰，它的镰刀的头部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刃部有锯齿，而表面还有很多线纹，那么这种生产工具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这个地区农业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第三点我们讲生产工具是文化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产工具又是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和接触到的东西，很自然呢，在文化艺术作品中，会有很多的反映。这儿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在河南汝州的阎村发现了六千年前的一件陶缸，这个陶缸的腹部画了一只鸟，然后在这个鸟边上画了一条鱼，画着一个石斧，对于这幅画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图腾，有人认为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表现，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从六千多年前开始，人们在绘画艺术中，已经把生产工具纳入了表现的范围里头去。另外我们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那么在诗经中间大量的诗歌涉及到了古代的生产工具，因为什么呢，要描写劳动场面，就离不开生产工具的描写。我们知道汉代的画像石里边，壁画里边，汉代以后的壁画里边大量地描绘了当时的生产的场面和生产工具。秦汉以后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里边，也有大量的描写。
总之生产工具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内涵，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因此我们说呀，我要研究古代文明的话，应该是离不开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研究古代生产工具，跟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是一样的，并不是我们现在闲下来没事了，“发思古之幽情” ，看看究竟古代有什么东西好玩？恐怕不仅仅是这个，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搞清楚古代生产工具是怎么过来的，它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研究古代生产工具，跟我们现代的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的借鉴和历史的启示，我想关于古代生产工具发展历史对我们的启迪、历史启示我想至少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说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重视改进和发展生产工具。这个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这一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必须下大力气改进和发展生产工具。更进一步说，我们想生存得更好，生活得更美好，就不能忽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展，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启示。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发展生产工具，发展生产工具必须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你落后了不行，但是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行的，发展生产工具呢，还要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的各种条件相适应。
那么第三点我们现代来说生产工具要加快发展进程的话，应该是加强生产工具的专业研究发展和商品化进程，应该说呢，商品化进程是发展生产工具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现代社会来说，为什么青铜时代，青铜农具的发展迟缓？为什么秦汉以后，古代生产工具的发展相对迟缓，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生产和使用中间有一个商业桥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的话，就很难促进生产工具的发展。
那么最后一点启示就是，我要说一下，生产工具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从生产工具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工具发展的趋势呢主要有两大趋势，一种趋势是叫生产工具功能的专门化，就是生产工具发展越来越细，使用得越来越专门化，从上百万年前的万能手斧，到后来逐渐的，比如说用于雕刻的刀子呀，锯东西的锯呀，敲东西的锤子呀，它就开始越来越专门，这是一个趋势，但另外一个趋势呢叫生产工具的通用性。，也就是说它基本结构上应该是带有通用性的，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生产工具呢，才能既符合专门生产的要求，又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使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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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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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冯时：1958年10月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考古学报》副主编，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从事古文字和天文考古学研究，发表论著、论文70余种。入载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世界名人录》及美国传记协会《世界五百名人录》。
冯时在天文考古方面将中国天文考古学有确证可考的历史自过去的公元前1000年提前至公元前4500年。所撰《中国天文考古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内容简介
当黄昏送走天边的最后一抹云霞，一个斑斓的银河世界便悄然降临了。徜徉在浩瀚的星空里，好奇的琢磨着静谧的宇宙，似身背【创建和谐家园】的猎户老人，似摆动巨尾的天蝎，多姿多彩的星空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思，但人们或许并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对星汉世界的了解其实一点儿也不在我们之下，从远古时代开始，他们就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中国古代天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影响，走进尘封六、七千年的岁月，仍有许多难解之迷等待我们去开启我们探索古代的文明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呢，中国的天文学一直都被认为是巴比伦天文学东传和影响的结果，因为我们对于公元前一千年以前的中国天文学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那么现在天文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一些认识，中国的天文学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的时候，实际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而且形成了相当完备的体系，因此可以说，它的起源的时间，还可以向前追溯得很远，因为这个过程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一个发展时间，而巴比伦的天文学我们现在虽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或者是更远一些，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实物资料，比它的起源的时间要晚得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地去看待中国天文学史在世界科学史中的进程，重新评估中国的古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我们探讨古代天文学对于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国的古老文明实际上是天文学发端最早的古老文明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天文学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大致是处在同一个时期，所以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从天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新的途径。古代的人类、先民们已经对天象有了非常精深的了解，对于宇宙有了丰富的知识，并且由此呢产生出了朴素的数术思想，原始宗教的思想，乃至哲学思想，这都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了极高的智慧和文明，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人类的宇宙观，实际上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因此呢，这个天文考古学的研究，为古代文明的探索，带来了很多新的见识。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古代的气息，会沿着岁月的长河飘落到我们身边。我们的很多想法，我们的所思所想，有很多早已被我们的先人想过，甚至感觉过，而且比我们感觉得可能更细腻，更周到，虽然我们今天享受了很多新的文化，掌握了很多新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自诩比古人高明。因为历史是传承的，我们今天熟悉的一切，又何尝不是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呢？所以我们只有清晰地了解了我们的过去，了解了我们的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我们的今天，认识我们的今天，也才能够更客观地预见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句名言，了解过去的五千年，是为了掌握今后的一百年，这大概就是我们探索古代文明的真正价值。
全文
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聊天，我今天这个演讲的题目叫《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么一个题目？因为我们感到古代的天人关系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我们现在都可以追溯到天文学，就是天文学实际上现在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渊源，那么了解天文和人文的关系，目前天文考古学的发展为它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知道考古学是通过对古代人类留下的实物资料的研究来重建古代历史的科学，那么这个重建工作实际是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的内容。天文考古学实际上是通过对古代人类所遗留下来的天文的遗迹，遗物以及它的文献的研究。进而重建古代人类文明历史的科学，那么它更侧重是探讨古代的精神文化的一个层面。那也就是说，天文考古学不仅有利于探索古代的科学成就，也有利于探索它的文明的成就。因此，它对于我们理解天文和人文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我想就两个话题来谈谈这个认识。首先我想讲一讲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中国古代天文和人文的关系？天文和人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起源最早的科学实际只有三种，也就是最古老的科学，只有三种，这就是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种科学为什么古老呢？因为它们都和古代人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它都是一种实用的科学，那么人们需要居住，他就要建设自己的房屋，因此力学就发展起来，那人们要为适时地从事农业的生产，为了适时地去举行祭祀和庆典，因此观象授时呢！决定时间就是一个首要的工作，所以天文学就发展起来了。那么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力学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需要精确化，因此数学就发展起来了。那么在中国古代从他们的传统认识考虑，数学呢，更侧重于和天文学的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天数是不分的。那么首先，我想我们可以从天文学的起源以及王权政治的形成，这个关系来理解古代的天文和人文的关系。
我们知道当人类开始摆脱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而进入到农业文明的时候，掌握天象知识，掌握天文学的知识，就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想像一个没有任何天文学知识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因此，天文学的起源事实上是和农业的起源息息相关的，那么天文学的起源，天文学它对于农业的作用，首先就表现在它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因为农时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大概有过农村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在一年中，适合播种和收割的这个时间实际上只有短短的几天，因此我们经常会说抢农时，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物候的一些变化，来了解时间的变化。但是这个时间反映的是粗疏的，它不可能满足古人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因此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观测天象规律就是决定时间的惟一准确的标志。
那么在古人来看，他们观测天象虽然没有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些先进的仪器，但是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因为那个时候空气没有污染，大气的透明度非常好，夜晚也没有更多的人工光源的干扰，因此观测是非常容易。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发现天象的运动和时间可以建立起联系，并把准确的农时，并通过这种观测把准确的农时告诉给人民，这个活动就叫做观象授时。观象授时从表面上似乎只是一种天文学的活动，其实不然，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在生产力相当低下的远古社会，假如说有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他的辛勤的实践，发现了天象和时间的某种联系，掌握了天象运行的规律，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古人看来，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天象运动是神秘莫测的，因此，天文学的知识在那个时期就是最先进的知识，它只能为极少数的人掌握。而人们一旦掌握了天文学的知识，他就可以通过观象授时这样一种形式来实现他对整个氏族的统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观象授时它直接的作用就是会决定农业的生产，观象授时的正确与否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困难，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可能我们农业生产很丰富，我们有储备，但是在远古社会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假如说观象授时错了，那么一年可能就会颗粒无收，你的氏族就没有饭吃，所以观象授时实际是决定整个氏族命运的一项活动。因此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这个观念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共识。因此在远古社会了解天象的人也就是被认为是了解天意的人，或者是被认为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当然这种沟通并不是某一个人他可以和天去对话，而是他可以把天象运动的规律告诉给人民，把时间告诉给人民，这是他和天沟通的一种形式。
因此，如果他要是把时间准确地告诉人民了，那么他就必然会赢得整个氏族对他的尊敬，对他的敬仰，这就是王权的基础，这就是最早的王权的基础。孔子在编订《六经》的时候，其中有一篇叫《尧典》，这个《尧典》开篇就叙述帝尧命令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要敬授民时，所以看来古代的帝王对于观象授时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们要兢兢业业地去做，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问题。所以在古人看来，谁掌握了天文学，谁就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所以《论语》上说：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什么意思？就是天时和历法必须由你亲自来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你手中的这个圭表，“允执其中”就是你把握住，中就是圭表，古人决定时间，是靠立表测影来实现的，他们了解时间是靠立表测影来了解的，因此，圭表是最早的一种天文学仪器，“允执其中”你要好好地把握住这个圭表。
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立中的记载，就是立表测影，这些都是可以看出天文学和王权的一种关系。所以说最早的天文学，实际是一种政治天文学，而天文学实际最早也就是一种政治【创建和谐家园】，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是被统治者所利用的。因此，中国天文学的官营的性质，就是早期天文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