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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里做了一个他们说是“人”，是一个办公区，这是一个纪念馆。纪念馆我想不要做成像林肯这样一些伟人的，四面都是透的 每个地方，见到总理以后都会看到外面的风景，四个角都能看到风景。那就是现在这个总理的纪念馆，这个是8米高，那么这个门框是总理的住宅的一个符号，那是环境的尺度。所以说我把尺度分成两类，一个是环境的尺度，再一类叫做建筑的尺度，这个大概是4米高，这是一个人的尺度，大门套小门就是这样子做下来。那么这个也有人赞成，也有人不同意，我觉得不要紧。这个呢是做好了以后，发现太矮了，就又把它加高了。这种艺术性的建筑不可能是一次成型，我去了20次，路很远，一趟就是7小时，回来也就是7小时，所以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跑一趟。其实呢我是很想表现总理的形象，所以有时候我经常问同志们，这个像不像总理，因为总理他出国会议的时候，他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世界领导都很尊重他，所以我觉得体形要非常美，尺寸都要很好地推敲。
这是海军诞生地纪念馆，我想海军诞生地，可以做得非常有意义，可以做的非常现代。那么，就这个形状 两块，我构了草图以后，是学生发展的，学生做得不错了，它不是一个船，做成这么一个抽象的一个形状，底下斜面都是玻璃，顶上开始是方的，我把它改成圆的。这是海军的符号。海军每年都要在这儿参观。那么我们研究所也总结我们的工作，我们室内空间研究得不够，所以我们在室内空间在这里头也做了一些突破。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海之梦，就是在福建的一个小岛上。那么到法国去介绍，人家问我，你这个是受哪个的影响，我说没有，受我的影响，我是从海上的自然的海螺和贝壳来想像出来的。那么在做的时候呢，前面小小的妈祖庙，请他们把它修好，保持一个文物，那么跟我这个反差很大。那么这个海螺塔就是很多人来参观了，过了几年都老了，海螺塔已经变成“老太婆”了。正好我参加福建的迎宾馆，它投资三亿多，一个英国的厂商来推荐涂料，我说你可以，我看你涂料好不好，你首先帮我刷一次，后来他就把我海螺塔又重新刷了一次，现在还是还白的。每次飞机下降的时候，我就能见到这个海螺塔。
那么来到黄山，黄山我们想做徽派的，我这个图是第一次被黄山市审查三次，都是非常年轻的人，来审查，那我也没有办法。结果我做下来绝对不是一个小住宅，是一个宾馆。应当是目前皖北，在黄山最好的一个旅馆。
我们就是用马头山墙做的，马头山墙是透空的，这都是马头山墙的符号，所以说文化需要研究，但是地方文化怎么样变成一个新文化，也是我们手上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
这个是在哈尔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那么这条斜道，是对准了金朝太祖，金太祖的墓就是后头，我们可以做成非常现代的手法。那么我想金朝是个战争的国家，再看下面一张，我就做了战争的帽檐，上面戴了盔甲。入口就是一个打仗的符号。
今天我想最后作一些归纳吧，大概有九点基本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建筑呢，总是在一定的地点，地段，城镇，地区，地域中间来建造的，所以说地区某种意义讲，是建筑的属性。第一个观念，也就是地区及地区的环境是建筑的属性。
第二个这个建筑，它要生存，它有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会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包括国家民族地区，地方行政的文化，总地形成了一个总的文化价值。所以我觉得把价值观念提高到一个总的价值上来。
第三个，人类认识自然和人造环境，人类在直观中间常常出现一种失去平衡的情况。比如说迷信高层建筑，迷信过去认为是不好的国外的建筑类型，我们还要去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失衡的现象。所以失衡的现象就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理论，来去纠正它，所以价值观念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中国呢，有过多目前来讲过多地崇外，某些方面就像古人一样，认识不到物质建筑和精神建筑的总和和文化，所以我觉得文化是世界建筑世界文化里头最高的一个层次。
第五个观点就是生态要把自然和人为结合起来，存在有意义，关系也有意义。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与人，人与物，讲文化的世界就是讲意义和解释建设的世界。
第六个观点就是意义常常形成一种观念，那么我经常讲，现代的城市，是观念下面的体制制度形成的，是观念的城市。那么这个观念呢，这个城市有四种人的观念，一种是领导观念的城市，一种是学者观念的城市，还有是老百姓的观念，再还有开发商的观念。所以这里头我们要用新的里面，把四种观念统一在一起，成为一个整的观念。我们求得未来，就是要有未来的城市观念。
第七，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要留出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就区域规划里头，要留出森林留出农田，留出水面，留出山地，留出森林，城市里头也要留出空间；第二个呢就是要组织空间；第三个要创造空间。
在这三个空间中间我觉得有六个字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传承，就是历史文化的传承；第二个就是要转化，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不了解转化，你就不能达到地区建筑的要点；最后一个是创新。
第九个要点，我们需要有整合的整体的思想，分层次，分大小，分性质、分品味地建设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建筑。
我的话讲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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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上） -方尔加
t(xＴ小说"//天,堂/
央视国际 2005年05月30日 10：20
主讲人简介：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创建和谐家园】教授。著有《荀子新论》等专著多本，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孔孟哲学，多年被评为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内容简介：那么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讲，为什么会独尊儒术？出现了独尊儒术。我们还是从一件事情讲起，刘邦当初反抗秦朝的时候，当初怎么样？秦朝的官府通缉刘邦，到处抓刘邦，刘邦到处逃窜，流窜于哪儿，流窜邙、砀之间，邙山、砀山之间，官府到处找都找不到他。结果刘邦的夫人吕氏，也就是后来的吕后她就能找到刘邦，她随时就知道刘邦在哪儿，后来刘邦挺奇怪的，说官府到处找我，找不着，你怎么一下把我找到了？吕氏说什么呀，我看见天上有五彩之云，哪儿有五彩之云，我就到哪儿找你，到那儿准能找到你，五彩之云什么意思？谁天上有五彩之云谁将来要当天子，那可不得了，这都是他编造的神话，他编造这些神话是什么意思，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树立自己的精神权威，那么这是刘邦的想法，就是他也意识到精神的重要。
在这一方面汉武帝时期的很多儒家的学者，都意识到了，如果能够在精神上提高地位，提高君主的地位，就能够解决真正解决君主的权威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和谐，就说汉武帝他也想，使社会成为这么一种和谐的社会，大家彼此都很和谐，他也想创造那种气氛。后来董仲舒给皇帝上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想法受到了汉朝皇帝的重视，汉朝皇帝意识到了他的意见的重要性。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这种在精神上树立汉朝皇帝权威这种做法，应该说有着很大的关系。
（全文）
那么由无为而有为，由无为向有为过渡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这件事情在由无为到有为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抗，遭到了很多人的制止。很多贵族不愿意由无为向有为过渡，很多贵族不愿意有为，为什么呀？因为原来汉朝朝廷采取的无为政治，无为的做法怎么样？造成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有很多贵族就是在这种无为的政治中，他的势力膨胀起来了，他的利益大大地增加了。如果你由无为到有为的话，会损害他的利益，会损伤他的利益。所以他不愿意由无为到有为，那么历史上著名的窦太后，窦太后她就愿意无为，史书记载窦太后愿意怎么样？窦太后喜欢黄老之言，喜欢老子的东西，喜欢无为的东西，不喜欢儒家的东西。那么窦太后不喜欢有为，比如我说的汉景帝时期用的那个酷吏，那个郅都，那么用他实际上搞的就是法家那套。法家就是讲用实力严厉地镇压，严厉地对敌反对派，严厉地镇压那些违法的人，绝不手软。
那么这是法家的有为，那么郅都由于他严厉地镇压那些违法的人，得罪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贵族，然后地方上的这些大豪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来对郅都有各种各样的非议，再加上郅都用这种严厉的手段来制裁那些违法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贵族。所以郅都这个人的很多做法传到窦太后那儿了，很多人对郅都的批评，对郅都的非议，也都传到窦太后那儿去，那么窦太后显然不愿意，为什么？因为郅都的这些做法，这种严厉镇压的做法，实际上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因为这些贵族呢，他们在长期无为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希望自己怎么样，利益越来越大，希望自己可以任意妄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制的范围之内。一有法制就对他们有约束了，他们就不自在了，所以他们不喜欢这种有为，不喜欢郅都这种有为，不喜欢这种法制的东西，所以这个窦太后就开始在汉景帝那儿说郅都的不是了。汉景帝呢，他是要保护郅都的，他觉得郅都代表朝廷，行使法制，郅都没错。所以汉景帝对郅都呢，进行了保护。他把郅都派到雁门，当雁门太守，他是想保护郅都，但是这个窦太后还是饶不了郅都，最后呢，还是想方设法用其他的方式，用一些借口，大概抓到了郅都的一些什么弱点，因为人在工作当中不可能没有失误，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把柄被人抓住，可能她抓住了郅都的一些把柄，最后把郅都还是给杀了。
所以郅都是从法家的角度来代表有为，而窦太后她喜欢无为，她喜欢的是什么呀，黄老之言。喜欢道家之言，无为的东西。那么窦太后还是想方设法还是把郅都给杀了，那么这件事反映出什么？这种有为政治它的实行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实行的过程中还是受到挫折了，还是遭受无为政治的反抗，那么窦太后就是个典型，她实际上就是当时这种维护无为政治的一个代表，她希望无为，无为对她们这些贵族是有利的。
那么还有宁成，那又是一个酷吏，汉景帝时期重用的一个酷吏，他继续按照郅都的这种做法，来按照郅都的那种方法，来那么做。那么最后宁成的处境也不是很好，那些王公贵族到处说他的坏话，到处告他的状，那么在汉武帝时期，迫于上层贵族的这种压力，宁成也被抓起来了，虽然最后没有把他处死，但他也蹲了监狱了。所以宁成一个从法家的角度进行有为，那么有为你就要得罪别人，得罪这些人你可能就要倒霉。
那么这是从法家的角度，像郅都和宁成他们的有为。还有人想从儒家的角度来进行有为，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也遭到了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那些主张无为，坚持无为政治的那些人的反抗，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贵族利益，他要无为，比如这个窦太后的侄子，窦婴。那么窦婴呢，他是好儒，他喜欢有为，他喜欢从儒的角度来进行有为。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汉景帝他的弟弟是梁王，当时在地方的藩国封为梁王，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梁王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么这哥俩的关系应该非常好，而窦太后也非常喜欢梁王，那么有一次梁王从地方到中央来，那么汉景帝呢，就设宴，哥俩喝酒特别高兴，汉景帝这哥俩可能好久没见了，在一起聊天，喝酒特别高兴，汉景帝呢一高兴怎么样？大概当时也是喝酒喝昏了头，一高兴，说什么呀？说将来等我完之后，意思就是我死了之后，皇位是你的。因为窦太后特别喜欢梁王，所以听了汉景帝的话，汉景帝我说了，喝酒喝昏了头了，说出了不符合不符合礼仪的话，不符合制度的话，那窦太后特别高兴。但是窦婴当时也在旁边，窦婴他头脑比较清醒，他意识到，汉景帝这种说法不符合制度，不符合宗法制度，不符合汉朝皇位的继承制度。马上他就来提醒汉景帝，说什么呀？说陛下这话不对，咱们祖宗已经制定了皇位的继承制度，咱们要按照祖宗的制度来执行，不能凭一时高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马上提醒，就是汉朝皇位继承是有自己制度的，你可不能随便自己一高兴，就破坏这个制度。所以窦太后当时特别不高兴，后来就冷落了窦婴，虽然这是她们家的人，但她冷落了他。那么窦婴的这种提醒就是一种有为，这是从儒家的角度去有为，不能放任，什么东西都不能放任，不能凭着感觉走，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按制度来，要有一定的制度。那么当时不光是窦婴主张，好儒家讲儒家的东西，当时还有一些大臣也讲儒家的东西，希望按照儒家的那些思想，来治理国家。
当然一开始还不可能完全大规模地推行儒家，但是有一些大臣主张用一些儒家的东西，起码小规模、零星的来做一些事情，你比如当时有两个大臣，一个叫赵绾，一个叫王臧。这个王臧和赵绾呢，他们两人也是主张儒家，主张用儒家的东西来进行治理。那么这个王臧、赵绾按照儒家的想法还提出了一些主张，什么主张呢？比如说当时在朝廷那儿有很多列侯，这些列侯呢，都是一些贵族了。他们在中央这儿整天惹事生非，是是非非。朝廷这儿、中央这儿聚集了很多列侯，这些人在这儿整天无所事事，招惹是非。所以王臧、赵绾提出让他们都回去，回到你自己的封国当中去，你不要在中央呆着，你是哪儿的？给你封在哪个地方？封在山东，你去山东。封在河北，你去河北。封在湖北，你去湖北。该去哪儿都去哪儿，不要都集中在朝廷，但是这些列侯都不愿意到地方，很多列侯都在中央跟公主结了婚，娶了公主。他不愿意到地方去，地方也比较苦，地方跟中央、跟朝廷距离比较远，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方便。所以按照这个王臧、赵绾的想法呢，都离开、都走，都别在这儿。这样朝廷清静一点，朝廷的矛盾会少一点，有利于朝廷推行自己各项治理政策。那么王臧、赵绾还提出了一些想法，什么想法呢，今后大家穿的服装都要符合礼仪，实际上就是说他要想推行儒家的这些东西，推行儒家的礼仪。哪怕从服装方面，从一些使用的器物，从服装、从各个方面怎么样？要体现出君臣上下的等级，要有这种体现。大概当时有些贵族呢，他觉得他的关系跟皇室的关系比较密切，或者跟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有时候就不太讲究礼仪了，人与人之间比较随便。那么儒家的想法，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儒家孔子说过这种话，“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那么汉代呢，开始无为政治，所以那些贵族可能开始一些礼仪的东西，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礼仪，有很多礼仪不够严格、不够规范。
所以王臧、赵绾主张进一步的规范，那么这种规范他可能是要求先从服装做起，大家穿的衣服先得体现出这种礼仪，体现出一种秩序。那么总之呢，王臧、赵绾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呢都是儒家的东西，希望用儒家的东西来规范朝政，来规范朝廷。那么这些呢，也引起了以窦太后为代表的这些保守贵族的不满，他们希望通过无为来保持自己已有的特权，所以这个窦太后最后呢，就开始对王臧、赵绾开始下手，她就胁迫汉武帝把这个王臧、赵绾给抓起来，可能又找到了王臧、赵绾的一些漏洞，找到一些口实，找到一些漏洞，我说了，人在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不可能一点把柄都不被人抓住，大概抓住了王臧、赵绾的什么把柄，胁迫汉武帝把王臧、赵绾抓起来，胁迫他们俩【创建和谐家园】了，最后这两个人被逼得【创建和谐家园】了。所以可见呢，这个有为并不是一帆风顺搞起来的，在有为的过程中，怎么样？它也遭到了无为的反抗，所以在汉代，这种无为到有为的过程中，它们双方是互有进退的，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有时候你稍微高一点，有时候我稍微高一点，这个双方当时呢，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讲，为什么会独尊儒术？出现了独尊儒术。我们还是从一件事情讲起，刘邦当初反抗秦朝的时候，当初怎么样？秦朝的官府通缉刘邦，到处抓刘邦，刘邦到处逃窜，流窜于哪儿，流窜邙、砀之间，邙山、砀山之间，官府到处找都找不到他。结果刘邦的夫人吕氏，也就是后来的吕后她就能找到刘邦，她随时就知道刘邦在哪儿，后来刘邦挺奇怪的，说官府到处找我，找不着，你怎么一下把我找到了？吕氏说什么呀，我看见天上有五彩之云，哪儿有五彩之云，我就到哪儿找你，到那儿准能找到你，五彩之云什么意思？谁天上有五彩之云谁将来要当天子，那可不得了，这都是他编造的神话，他编造这些神话是什么意思，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树立自己的精神权威，那么这是刘邦的想法，就是他也意识到精神的重要。
在这一方面汉武帝时期的很多儒家的学者，都意识到了，如果能够在精神上提高地位，提高君主的地位，就能够解决真正解决君主的权威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和谐，就说汉武帝他也想，使社会成为这么一种和谐的社会，大家彼此都很和谐，他也想创造那种气氛。所以他也想从精神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谁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呢？法家肯定不行，法家也是有为，但是法家不行，而且法家这种做法越做这个气氛越紧张，我说了这个农民起义，你越镇压越不行，这些地方的豪强【创建和谐家园】，你可以杀，把他们给杀怕了。但最后怎么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你杀了一批，新的又起来了，而且你用法家这套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你得动用很多军队。而且气氛更加紧张，气氛更加不和谐。
所以需要的是儒家，由儒家出面来解决问题。儒家主张伦理道德，儒家要在精神上树立君主的权威，儒家要解决什么呀？精神问题，所以最后呢，还是由儒家来出面。那么在这方面呢，汉代的思想家，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董仲舒呢，他在尊君这方面，解决精神问题，解决精神上尊君这方面解决得是比较好的，那么董仲舒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前头说了，秦朝、汉朝开始，这些君主，他也想解决精神问题，也想在精神上树立自己的权威，不过他们解决精神问题，精神上树立自己的权威呢，他们使用的那些都是一些神学迷信的东西，很多是神学迷信的东西。特别是汉高祖刘邦，他用神学迷信的东西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些神学迷信都是些低层次的、巫术的、精灵鬼怪的迷信。比如说他是龙的儿子，比如说他是什么白帝的儿子，或者说赤帝的儿子，或者他是黑帝，刘邦还自称黑帝，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属于一些低层次的神灵。董仲舒在尊君方面，精神上尊君他也搞神学的东西，但是他搞的是高层次的神，高层次的神学，这种神学是带有理性化的。最低层次的神灵是自然神，像我们说山神河神，树木之神，山洞之神，猪神、牛神、马神。这是最低层次的神，再高一层的神，是血缘群体神，那它表现为什么呀？表现为一些氏族部落的图腾，这是第二层次的神，那么第三层次的神呢是功能神和行业神，功能神，比如正义之神，司法之神，智慧之神，这是些功能神。那么行业神呢？那么由于社会划分成不同的行业，所以人们在各个行业当中，把这个行业的一些创始人，在这个行业当中起着很大作用的人，把他立为神。比如我们说木匠、木工这个行当，那么他有谁呀？鲁班神。航海人们信谁？妈祖。纺织呢，人们信什么？黄道婆。武将，人们信谁呀？比如说信关公。这是行业神，那么自然神、血缘群体神、功能神和行业神，这些神都是多神，是无序列的，无政府状态的。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神，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神，各人有个人的神，这个神很多，然后再往上，开始有一个神灵，我们把它称为至上神。这个至上神呢，他并不排斥多神，而是让多神受他的领导，使多神服从一定的秩序，服从一定的法度，使多神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刘邦神话自己，他用的神就属于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多神，所以他在神话自己时候，他用的神并不确定。他一会儿说自己是龙，一会儿说自己是黑帝，一会儿说他是赤帝的儿子，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这种神对他精神的地位树立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呀？因为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杂七杂八的多神，你可以创造，别人也可以创造，你可以利用，别人也可以利用，别人也可以制造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精灵鬼怪的东西，来神话自己，来虚构这些东西，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董仲舒呢，他这时候，他也提出一个神，这个神不再是那种杂七杂八的、无政府状态的、没有序列的神了。那么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它是一种至上神，它是统领百神的，叫什么神，“天”。天是最高的神，这个神是至上神，是众神的领导者，所以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百神的最高的君主，这个百是概述，也就是天是多神的概述。就是我承认你们信的这些神，你讲神，他讲神，你这个神，他那个神。这些神也都存在，但是所有这些神，都要服从天，天是这个神的最高的君主，所以“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天者是万物之祖，而且董仲舒说了，“不敬天，虽祀百神无益也”，你各个地方的人，各个行业的人，各种人，你可以祭祀你的神，你可以遵从你的神，谁都可以遵从。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在这些神之上，还有一个最高的神，你得敬它，首先得敬它。你如果不敬这个最高的神，你就是祭祀底下那些杂七杂八的神，祭祀你那些具体的神，那也没用。所以尊你那些百神，尊你那些小神，首先你得尊天，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至上的神，提出了一个最高的神。这个最高的神，这个至上的神，不但是神，不但是至上的神。而且还是有规则，还是有法则的，有了这个规则，有了这个法则，那些杂七杂八的那些百神就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了，就应该是有序列了、有规则了。那么他给这些杂七杂八的神，等于给他们套上了规则，由最高的神灵，给他们确立了规则，什么规则呢？实际上就是儒家的道德，就是儒家的规则，董仲舒说了这种话，你不是尊天吗？天有天道，就像我们说神有神道，你不尊神吗？尊神你就得讲究神道，那么天也是神，天是最高的神，你尊天就得讲天道。就得讲天的法则，神的法则。
董仲舒说了这种话，说“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就是天子直接承受天的命令，那么我们这个天下其他人不能承受天的命令，只有天子才能直接承受天的命令，别人不行。天子是最高的，天的儿子嘛！“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人受命于天子。”那是什么呀？天下其他的人，天下的人，除了天子之外，天下其他的人，你只能直接接受天子的命令，你不能去接受天的命令。也就是说这种至上的神，最高的神灵，谁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只有天子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别人不能直接跟至上的神灵打交道。别人要想接受神的命令，接受天的命令怎么办呢？必须通过天子这个中介，然后由天子来向他转达天的命令，所以“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那么所有的天子他来主宰天下，来治理条下，都是由天给他发布的命令，都禀承天的命令，所以这个天子治理天下，不是随便治理的，他完全是禀承天的命令。所以皇帝治理天下，是个非常神圣的事情。过去人们理解皇帝治理天下，理解得比较简单，你不就打赢了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不就打赢了吗？你不就运气好吗？讲的这些东西。那确实历史事实是这样，我利用诡诈，我利用我的军事实力，我利用我的手段，最后把天下给夺取了，过去人们是这么理解的。什么人当皇帝，诡诈、有实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所以为什么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很多老战友们不服，那些异姓王都不服。他们觉得当初咱们一块儿打天下，你不就是凭诡诈、凭实力你打下来。我也去凭诡诈，我也去凭实力。所以很多地方的藩王，那些异姓的藩王就起来反叛，他也想当皇帝，都想当皇帝，都有这种想法。那么同样后来刘家的人，同姓王，他们也不老实，都是刘家的人，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帝？他们的心态都是一个，只要我有智慧，我诡诈，只要我有实力，我这个兵强马壮，我就可以当皇帝，当时就是这种心态。
那么通过董仲舒的论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皇帝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你有实力也不行，你有智力也不行，你还得有什么？有天命，有天的命令。就是谁能当皇帝，谁不能当皇帝，谁能当皇帝就是天的命令，是天让他当的皇帝，是天让他来治理天下，都是秉承天命。如果你没有天命的话，你即使有实力，你也不能当皇帝。他让人们树立起这个信念，这无疑提高了君主的精神地位，实际上就是让人们想到这一点，你虽然有实力，你有没有天命？没有天命，你是不能当皇帝的。所以董仲舒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这话什么意思呢？尧舜是古代的帝王，那么尧舜为什么能够当帝王呢，过去的解释呢，就是说一般说他们有道德，当然道德是一个方面，他们是有道德，但董仲舒这里还提出，不光是道德问题，是天给他的，天命。天给他的，没有这个天的话，他即使得了这个天下，统治了这个天下，他不合法。必须由天来认同的，所以天以天下，给你的，由你来指挥天下。就是尧舜他来治理天下是禀承天的命令，这样就给尧舜这样的帝王治理天下，怎么样？给他们涂上神圣的这种色彩，打上了神的印迹。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当时来说，给汉朝的皇帝，给他们的统治，给他对于天下的治理，就打上了什么？神的印迹。就是说你汉武帝，或者汉朝的皇帝，你统治天下，你治理天下，不是仅仅凭什么实力，不是凭我们人间的这些物质的条件，是神，神让你统治天下。你禀承神的命令，所以这样呢？让他有这么一种信念，所以对汉朝皇帝就更加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怕他的物质实力，不是怕他的军队，不是怕他的财富，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我跟着你，不是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因素，所以汉朝皇帝的精神权威树立起来了，那么这种做法，像董仲舒这种做法，那么实际是什么呀？实际上把汉朝的皇帝，把汉武帝给抬高到这种地位，你不光是政治上最高的统治者，你有全国的最高的实力，土地都是你的，物质财富都是你的，臣民都是你的，而且你还有全国最高的精神地位，精神上你也最高。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直接跟神连在一起，你可以直接接受神的命令，只有你可以跟神来直接打交道，所以在精神上你有最高的地位，精神上你有最高的权威。
那么，董仲舒这种做法，就得到了汉朝皇帝的重视，汉朝皇帝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汉朝的统治才能够真正稳定。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这种在精神上树立汉朝皇帝权威这种做法，应该说有着很大的关系。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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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下） -方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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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2005年05月30日 10：23
主讲人简介：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创建和谐家园】教授。著有《荀子新论》等专著多本，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孔孟哲学，多年被评为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内容简介：汉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汉朝提出了一个流传千年的治国思想：独尊儒术。但是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就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理论和实际经常脱节，不易操作。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所以历代君主对儒家都有如此的看法。后来叔孙通帮助刘邦整顿朝纲，肃朝廷礼仪，这是儒学运用到实际中的一个开端，到汉武帝时代，皇权的威严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儒家思想能够在汉代中期被统治者接受成为治国良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在实际操作中，把儒学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最后才使汉朝的统治者扭转了对儒家的看法，最后尊儒，用儒。
（全文）
我们继续讲汉代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问题。那么儒家要成为官方思想，儒家要被统治者接受，儒家要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仍然不能真正被统治者所接受，什么问题呢？就是儒家的操作问题。因为当初汉高祖刘邦的时候，他是非常看不起儒家的，为什么看不起儒家呢？他觉得儒家这些学者都是一些空谈家，就会说大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这个汉高祖动不动就骂竖儒，老是骂儒家。
那么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的时候，有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去投靠他，汉高祖对这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很买账，不太高兴。而且汉高祖留下了一个历史污点，他把一个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在里头撒泡尿，然后又把帽子还给人家了，对儒生非常不尊重。那么后来有一个大臣叫叔孙通，叔孙通当年去投靠刘邦的时候，这个刘邦看他穿了一身儒的服装，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出来了，所以叔孙通就回去了，换了一身衣服，换成短衣短袖，当时叫楚服，楚国的楚，刘邦看了以后就高兴了。有几次有儒生来投靠刘邦，那么刘邦往往先问问这些传达的人，这人什么样，服饰、打扮、神态什么样，这个传达人就说状儒，就是像儒的那个样子，刘邦就不见，刘邦对传话人，他就说，你回去跟他说，告诉这个来人，说我正在忙大事，现在没时间会见儒生，没时间跟儒打交道。所以这个反映出什么？刘邦对儒是很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儒（给）他的印象崇尚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操作能力不强，没有什么操作能力，他有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印象呢，其实不光刘邦有，很多人都有。
那么对儒家的这种看法，大家一直就没有变，是一贯的，都认为儒家不切实用，儒家的操作有问题，它不能把它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实际操作。实际上儒家内部一些人，也承认这一点。孔子的【创建和谐家园】子路就说过，“道之不行，已知知矣”。我儒家，我所提倡的道，所坚持的道，推行不下去，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这个东西呢，看样子大家对这个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有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儒家思想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艺、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这个司马迁在《史记》里头对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用。司马迁是这么说的“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就是儒这个东西，它讲的那些六艺，它讲那些古代的文献，讲这些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人们有时候学了几代，都不能把它的意思弄清楚，所以司马迁对儒家也有这样的批判。所以汉高祖刘邦当初不喜欢儒家，整个社会都对它有这种看法。包括后来窦太后，窦太后反对有为，她也反对儒家，她也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际。
但是后来儒家自身也开始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调整完的，是长期的这么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的过程中，儒家逐渐在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这个不好操作，脱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脱离实际工作，讲空洞的道理，它也在克服自己的这个缺点，不过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个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儒家发挥了一次作用，把儒家的一些想法，儒家的思想怎么样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运用了一次，不过这种运用呢，只是一些初步的运用。什么事呢？就是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以后，自己的精神地位并没有确立，自己的尊严并没有确立，他的那些老朋友怎么样，缺调少教，大家过去本来就素质非常低，都是一些地痞无赖，所以夺取了天下以后呢，这些无赖过去的这些陋习，坏习惯还没有改变，特别缺调少教，缺少教养，所以刘邦非常烦恼。
这时候刘邦一个重要的大臣，叔孙通，他在旁边看到了，叔孙通他就是个儒家的学者，他看到了，所以他敏锐地感觉到现在儒家需要开始发挥作用了，儒家能够给他解决问题，前头咱们不是说吗？儒家不好操作，儒家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尽空谈道理，那么叔孙通这个时候抓住了一个机会，他看到了什么呀？他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汉高祖刘邦的朝纲没有建立起来，礼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他的这种皇帝的尊严不能确立，不能树立这件事情，叔孙通觉得儒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点作用，可以帮他解决。所以叔孙通就对汉高祖刘邦说，这件事由我来解决，我来给你【创建和谐家园】，来给你训练这些粗人，这些大臣，这些将军。实际上他要给他【创建和谐家园】这些小流氓，【创建和谐家园】他们。那刘邦当然就答应了，就说既然你能解决，那你给我解决，就答应了。叔孙通就把他过去读的那些书，记载古代的礼仪，礼仪规范、礼仪制度的那些书都给拿出来了，还找来了他的很多学生，然后他们共同干嘛？按照古代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来【创建和谐家园】刘邦手下的这些大臣，这些将军，这些粗人。那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该做什么样的动作，该怎么样说话，平常应该怎么样尊君，在君主面前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你们彼此之间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让他们讲文明，讲礼貌，懂得一些文明的东西。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创建和谐家园】，叔孙通跟刘邦说【创建和谐家园】可以了，怎么样，现在给你来演练一次，你来看一看怎么样，据说在一天早上，开始正式让这些大臣按照叔孙通和他的学生的【创建和谐家园】来演练他们已经学会的这些礼仪。那么到那天呢，刘邦上朝了，来看看底下这些大臣，开始来演习这些礼仪。那么这些大臣一下变得非常规矩，非常讲礼貌，非常文明，迈着四方步入朝，入进来之后，见着皇帝应该怎么样下跪，应该说哪些恭敬的话，文明的话，他们的服装，那也都是非常符合标准的，符合要求的，所以这一个个表现得非常有教养，当时整个上朝这个气氛非常庄严，非常肃穆，给人的感觉非常文明，气氛非常好，所以经过这么一次演练，刘邦当时给美坏了，乐坏了，刘邦当时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严，那么这件事情应该说叔孙通怎么样，使得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小试牛刀，试了一把，使刘邦尝到了儒家的甜头，所以有的人在《汉书》里有这个记载，有的人说叔孙通是汉代儒家之宗。
这个宗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儒家之宗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说是儒家进入操作，为统治者解决实际问题，实际地为统治者解决问题进行操作，他是一个开端，所以汉高祖刘邦特别高兴，从此知道儒家的优越性，知道儒家的优点，当时还重赏了叔孙通，那么叔孙通的学生也都受到了奖励，给官做，给了赏，所以这件事是儒家操作这方面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当时还是不行，就是叔孙通虽然使儒家进入到操作，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操作是非常浅的，浅层次的操作，这个深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开始，而且即使是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儒家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其实这个浅层次的操作，这种礼仪，这种表面的规范，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在很多方面还是失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秦始皇的时候，人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不喜欢儒家，其实开始秦始皇也并不是排斥儒家，在秦始皇的朝廷里头，还是有儒家的学者在那儿当臣的，他也用了儒家的人，比如淳于越，史书里记载，他当时在秦始皇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治理天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发了言，他也有发言的权利，尽管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这反映出秦始皇的朝廷里头，也并不纯粹都是法家。
再有秦始皇去祭祀泰山，那么祭祀泰山的时候呢，他也征求了当地那些儒生的意见，让他们来讨论讨论，应该怎么样祭祀？什么样的礼仪？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规定？实际上他向一些儒家学者做了咨询，可是不太成功。为什么不太成功，就是这些学者讨论来讨论去，提出的建议都不太实用，比较怪异，他们内部也争来争去，弄了半天也拿不出一套成型的方案，所以秦始皇一看这些人争来争去，他们自己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他们的一些说法都特别怪异，所以秦始皇干脆就不用这些人了，秦始皇自己就上了泰山。就是说我并不是说不用你儒家的，我想用，让你给我解决个实际问题，就像那个叔孙通一样，你给我解决一些表层次的一些礼仪规范，一些表层次的问题，你给我解决呀，他又解决不了，所以就这个表层问题的解决，我们说叔孙通成功了，并不是儒家都成功，有很多人成功不了。
汉武帝时期也发生这个事情，汉武帝要去祭泰山，那么祭泰山的时候，他也是找一些儒生，让他们给讨论讨论，看我应该怎么样祭祀？有哪些做法？有哪些行为，应该怎么做，结果这些儒生也是讨论了几天几夜，拿不不出一套方案来，最后汉武帝也是没办法，最后就不用他们了，汉武帝就自己制定方案，自己去了。
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就是儒家虽然当时在操作有叔孙通成功的一方面，但总得来说，即使这些表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成功的，还是不行的。那么儒家我们说了，你要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你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无法独尊儒术，统治者说我喜欢儒家，你操作不了，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也不可能用你。所以儒家用世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在汉武帝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汉武帝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张汤。这个张汤非常能干，能够给皇帝解决很多问题，做成很多事情，也就是在实际操作这方面，张汤是很有两下子，所以汉武帝是比较喜欢他的，但是张汤受到周围大臣的攻击，咱们有时候说不做工作，可能没人批评，做工作反而（被）批评，做工作越多，批评越多，做工作越多，失误也越多，这个张汤可能难免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么攻击他的人很多，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对他的攻击是相当狠的，谁呢，就是汉武帝朝有一个大臣叫狄山，那么有一次冲突起来，当时讲到就是怎么样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张汤可能根据汉朝当时的实力，根据敌我双方的这种状况，根据当时的情况，汉朝发展的这么一种状况，张汤是主张军事上出击，打击匈奴。那么这个狄山呢，他是主张不要打击，他主张和亲，不要动兵。
本来这个问题是你主张打击，我主张和亲，咱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商量，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狄山由此来开始攻击张汤的人品，狄山说什么，张汤并不是真正忠于朝廷，并不忠于皇帝，你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他攻击张汤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批评他解匈奴这个具体的问题了，开始攻击张汤人品的问题了，实际上要把张汤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彻底否定。那么汉武帝当时就问狄山，你说，张汤是什么人？狄山说，张汤是诈忠，诡诈的诈，欺诈的诈，忠实是忠的，他不是真正的忠于朝廷，他是诡诈，伪装的，汉武帝呢，听了以后，很不高兴。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儒家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操作不行，操作不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老批评人这个，批评人那个，你操作不行，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成为官方思想，官方怎么接受你，因为统治者接受这个东西，是要解决问题，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儒家在这方面其实也在做一些探讨，它也并不是说光停留在理论，儒家在这方面，他们也不是没有探讨。早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包括孔子的学生，在这方面也都在做一些工作，孔子的很多学生在一些诸侯国怎么样，都做了官，他们在做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把从孔子那儿学的一些思想，儒家的思想运用到实际中去，不过它是怎么运用的，因为史书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弄得不是很清楚，它怎么样运用，具体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不好说，那么在汉代，儒家它要取代法家，它要成为官方思想，它想在思想界，占有最高的地位，那它必须什么呀，必须得解决操作问题。
在这方面，汉武帝之前和汉武帝时期，应该说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可以说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是一点成果没有，并不是说没有成果，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张汤这个人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虽然人们说他诡诈，很多人骂他，觉得他道德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他是假的，说张汤这个人专门阿顺君主的意图，拍马屁，顺着君主的意图说他很奸诈，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儒家用世这方面，我们承认他还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这个张汤人们说他是酷吏，说他应该属于法家的东西，酷吏嘛！用严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异己的力量，但是他跟其他的酷吏不太一样，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其他的酷吏就是杀，对那些异己的力量，对那些不利于朝廷的力量，对那些触犯法纪的人，就是杀，就是刑罚，就是关，非常严酷。
张汤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他也镇压这些人，另一方面张汤他经常怎么样，跟一些儒生交接，这些儒生懂得很多儒家的经验，他跟这些儒生交往，然后把自己从事的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一些举措，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他从儒生那儿所得到的一些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附会，然后向别人说明，说我这种做法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这种做法是符合儒家这个理论，符合儒家那个理论，和儒家是一致的，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的包装，就是说我这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用儒家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做了一些包装，所以有的人对于张汤这种做法，大家非议，假的，诡诈。
张汤个人的品格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诡诈，实际上很多人都诡诈，你也不能说儒家的这些人就不诡诈，其实诡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诡诈，那么张汤的这种做法，我不说他的动机，我不说他的人品，那么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对儒家由理论走向实际，对儒家进入操作应该说是有好处的。那么张汤他的很多做法可能是附会，不管他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他也是一种附会，所以刚开始这个理论运用到实际，需要一个附会的阶段，然后在附会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一步步地深入，一步步地具体化，看看怎么样把理论运用到实际，所以我们说在儒家的理论进入到实际中去，进入到操作层次这一方面，应该说张汤是个重要的人物，需要一批人去附会，附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那么此外，还有一些人，需要我们重视，他们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应该说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比如《汉书》里记载一个地方官叫儿宽，儿宽他一是个基层干部，在地方当干部，那么《汉书》里记载，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因为儿宽他也是儒家的学者，他学过尚书，然后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呢，有意识地、自觉地把儒家的思想，运用到他的实际工作中去具体地操作。这个过去的儒家学者都是高高在上，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空谈理论，所以有时候他结合实际呢，结合得也比较空，是一些大政方针，那么过去很少有儒家的学者能够做具体的工作，具体的操作，在具体的工作中运用儒家的思想，那么儿宽在这方面，应该说做的比较出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在地方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操作？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和老百姓具体的生活结合起来呢？这个史书的记载非常少，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个儿宽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如果当时能够详细地把他当时具体怎么做的工作用文字保留下来，那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理论如何运用到实际，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这方面，肯定儿宽有贡献，遗憾的是他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
比如说儿宽在当地从事基层工作的时候，他追求的是什么？要得人心，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酷吏，其他的酷吏就知道镇压，就知道粗暴地对待底下的人，儿宽不是，他想办法得人心，老百姓兴修水利，帮着老百姓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在当地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处处体现出仁义、仁爱、和缓，让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都能非常和谐，老百姓和官府的关系和谐，所以儿宽在当地的威信非常高。由于他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处处体现出仁爱，深得人心，所以他的影响很大。
据说是这样，他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对老百姓非常好，由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的税收工作没有完成，上级官府呢，它是有税收有指标的，那么儿宽由于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减轻民众的负担，所以他的税收工作没完成，没完成怎么样？没完成那就要惩罚，而且要把你调离这个地方，因为你工作没做好。据说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儿宽因为没有完成税收指标，要受到惩罚，听说儿宽要被调走，当地老百姓全都不干了，老百姓全都着急，结果老百姓纷纷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把自己家里的钱拿来缴税，都是自觉的，没有任何人强迫，大家希望要留下儿宽这样的好官，结果儿宽的税收由原来没有完成到第一，税收完成第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其它残酷暴力的手段，强迫的手段，没有，一切都是人们自觉完成的，都是老百姓自愿，老百姓情愿这个地方气氛非常和谐，非常好。所以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别的地方老百姓，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缴税，拿鞭子抽他，去强迫，弄得这个关系非常紧张，而儿宽老百姓情愿，自觉自愿，而且这个关系处得非常好，基层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儿宽很快就被提拔上来了，所以儿宽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是儒家在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在具体的运用这方面是有进展的，儿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为儒家独尊，为统治者接受儒家提出了很多理论。那么在儒家由理论进入操作这方面，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工作这方面，董仲舒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谈家，并不是一个纯粹光讲理论的，董仲舒看样子也是一个实干家，他也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关注的很多问题，你别看他一方面谈一些理论，谈一些儒家的理论，谈一些神的理论，谈一些抽象的理论；另一方面他非常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董仲舒给皇帝上书一封，讲到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时，他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意思是说，《春秋》这部书中，除了麦禾之外，别的谷物不收录书中，连麦禾欠收都要写的书中，可见圣人最看重五谷中的麦与禾。
比如在《汉书》里头记载，董仲舒给皇帝写信，讲到什么问题，讲到种麦子问题，当初关中地区老百姓都好种麦子，所以董仲舒专门讲了种麦子的重要，而且把他提出的那些抽象的理论和种麦子结合起来，你看这种麦子是老百姓太现实的问题了，太实际的问题了，所以董仲舒关注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把他的那些阴阳五行和种麦子的问题相结合，董仲舒还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下孢子的问题，下孢子也是老百姓很关注的问题，一场孢子下来，老百姓算一场大的灾害，所以董仲舒还专门讲了孢子的问题，所以董仲舒不都是空谈理论，他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董仲舒不光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且董仲舒还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也有实际操作。
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大概是这样，甲和乙发生冲突了，两个人打架，这个乙呢，拿着刀子冲甲就刺过来了，结果这个甲的儿子看到了，拿着棍子就冲乙抡过来了，结果怎么样？没抡好，因为混乱嘛，混战中没抡好，一下抡上自己的父亲了，这个甲的儿子就算犯罪了，这个案子怎么判？那么按照当地的这些官员，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简单，那就是说你这个甲的儿子，你等于打了父亲了，这还得了，按照法律条文应该怎么判？判甲的儿子【创建和谐家园】，因为一棍子打了父亲，判【创建和谐家园】，这个【创建和谐家园】，当时叫枭首。把你脑袋砍下来，然后搁在笼子里头，挂在一个高的地方，让大家来看，你这是犯罪了。那么这个地方当时法官判这个案子呢，他完全是按照表面上，按照字面来判刑，因为表面说儿子打死了父亲，应该判什么罪，他这种判案的做法其实就是例行公事。其实这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做法，我就看字面，字面上你只要违反了规定，我就来判你。
那么这个案子送到董仲舒那儿去了，董仲舒可能要复审一下。那么董仲舒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要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想法来判，所以董仲舒就重新判，他按照那部儒家经典来看。儒家有部经典是《春秋》，董仲舒是专门研究《春秋》的，那么他就按照《春秋》里头的一些记载，《春秋》里头的一些要求来判这个案子。那么《春秋》里头有这种记载，说儿子给父亲吃药，结果怎么样，父亲吃死了，那么父亲吃死，是不是儿子谋害父亲？是不是儿子应当惩罚父亲？不，儿子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并不是为了害死父亲。那么按照《春秋》的这种记载，这个儿子拿起棍子来打乙方，他是打着父亲了，不过他当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父亲，所以按照《春秋》儒家的这种说法叫“君子原于心，赦而不诛”。什么意思呢？君子原其心，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人的举措，要看他的动机，原其心，深入地探求他原来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给父亲吃药，他的动机是为了给父亲治病。那么这个人抡起棍子打乙方，他原本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是出自好意，是出自孝顺，所以动机是好的，原本内心是好的，这样的人不能够杀他，不能够惩罚他，所以大概把这个儿子给放了，那么这种判案子，显然深得民心，你要是把这个儿子给杀了，不光这个甲，这个父亲他们家里的人肯定不愿意，他们肯定对官府不满，你官府这种做法太不合情理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基层，家族社会，大家特别讲人情、情理，所以董仲舒这种判罚是符合情理的，而这种判罚，董仲舒又依据儒家的经典，所以他这种做法就能使深入老百姓之心，深入民心，对儒家的普及，对儒家被社会所接受作用是非常大的。
董仲舒还判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这样，说有一位父女，她的丈夫坐船出门，船上父女在，坐船怎么样？风高浪大，船翻了，丈夫没有了，失踪了，尸体也没看到，可能是死了，那很长时间了，后来这位妇女就回娘家了。回娘家长期找不到丈夫的尸首，所以这个妇女她的娘家的人就把这位妇女另外让她出嫁了，嫁给其他人了。那么这件事官府就要说话了，按照当时基层法官的说法，这个妇女，你的丈夫死没死还不知道，尸体也没找到，你竟敢另嫁他人，属于【创建和谐家园】，你属于有淫心，要判罪，判什么罪？把她抓起来叫死罪，把你杀死，然后把你的尸首抬到集市上展览，让大家看。
那么这么一个案子又到董仲舒那儿去了，那么董仲舒对这个案子另有一种判法，又是按儒家的思想来判。那么怎么按儒家思想来判呢？第一按照《春秋》的记载，这个妇女，她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的话，她就不能再另嫁他人了，不能再跟别人结婚了，她没有儿子了，丈夫失踪了，你是可以再嫁给其他人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妇女并不是她自己要嫁给他人，而是受父母之命，是父母让她嫁给别人的，她等于嫁给别人是服从了父母的命令，所以她这不是淫，而且是孝，因为她服从父母的命令，她是孝。所以妇女无罪释放。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也和合乎情理，应该说广大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从情理上，从内心人们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些案子的审理怎么样？非常有助于儒家进入基层社会，儒家被老百姓所接受，这些案子的审理，也是儒家与老百姓具体生活的一种结合。那我这里讲到张汤，讲到儿宽，讲到董仲舒，我想汉代类似这样运用儒家，具体的从实际工作中，运用儒家恐怕不只这三个，当时恐怕已经有很多人了，可能基层干部当中有很多，基层中层当中是有很多这样人，他们都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儒家在具体运用这方面和实际工作实际生活相结合这方面，虽然不能说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恐怕在这方面的解决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官方思想，接受儒家，也和儒家能够进入到实际操作，进入到实际运用，进入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解决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统治者能接受儒家，和这一点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好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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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金银器与社会生活 -齐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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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导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唐代金银器研究》等三部，发表各种论著百余篇，主要包括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的研究、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古代马具的研究、古代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目前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重大课题“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等课题。
专 业：中国考古学、美术史。主从事三国至隋唐（三至十世纪）考古和中西交通考古、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
内容简介
灿烂辉煌的黄金、白银，自古以来被视为珍贵财富的象征。中国古代金银器富丽华美、格调高雅。一件件巧夺天工的传世之作，凝聚着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灵感。透视出一个朝代的繁华与发展。黄金、白银的自然魅力和永恒价值，使古今中外的人们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现【创建和谐家园】古学挖掘的大量实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金银器的制造和使用，曾出现过变幻莫测，叠宕起伏的变化。在古代社会中，金银器还担负着多种社会功能。它们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百家讲坛》为您播出《揭示中华古文化》大型系列节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齐东方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汉唐金银器与社会生活》，敬请关注。
全文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是金银器，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汉唐盛世。那么这个汉唐盛世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彩的，在这些最精彩的文物当中，金银器又是最灿烂辉煌的，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鉴赏汉唐时期的金银器。金银器，由于它这种自然的属性，使它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永恒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古今中外，都和金银器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联系，经济学家曾经把金银作为一种价值的尺度，商人把金银作为一种财富，艺术家呢，把金银作为一种精美工艺品制作的材料，那么对考古学家和我们在研究历史、研究文物时，金银器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想从以下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个就是神秘与崇拜的象征，第二是艺术创造的新天地，第三个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第四个、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一看汉唐时期的金银器物。
大家知道金银，它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在古代社会，它体现了货币、赋税、赏赐、供奉，赠送、施舍、悬赏、贿赂、赌博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这样它就直接地参与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生活，成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而且，金银给我们每一个人，影响都很大，甚至影响到我们汉语的一些词汇上，我们可以从一些成语和俗语当中看到和金银有关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在日常用语当中，我们在形容一种承诺的时候，叫“金口玉言”，在形容一种规定的时候，叫做“金科玉律”，形容时间宝贵叫“一刻千金”，形容文章写得好，叫“惜墨如金”，或者叫“点石成金”，我们读书呢，要想读得好，会有一个“书中自有黄金屋”，比如漂亮的小孩，我们叫“金童”，高贵的女孩，我们叫“金枝”，如果一个人从坏变好，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可见金银的这种价值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思想深处，使它由一个纯物质的领域，凸显到社会精神的层面。下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谈金银器的问题。
第一个是神秘和崇拜的象征。汉代人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如果用金银做食器，可以长生不老，可以不死，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是根深蒂固的。虽然这是一种偏见，但是它就会使一些帝王、贵族疯狂地追求和占有金银，在考古发现当中，当然会反映出这种社会的历史背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金灶，就是做饭用的灶，这个灶做得非常精美，上面有烟筒，有火门，有挡火墙，然后还有釜，釜的里面还放了一些金粒，表现在煮米的一个情景，这个是用金来制作的，当然这是一种明器，做得很小，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那么这种发现不是孤例、不是偶然的。我们在黄河下游的山东汉墓里头也曾经发现过这种金银器的，它的造型，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也有烟筒，也有火门，也像煮饭似的，煮的那些金粒，不同的是在这件器物的底部有字，这个字，写的是“宜子孙”三个字。像这种带吉祥用语的器物，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见得到，比如像其他地方出土的金饰里边也有这样的东西，它露骨地表示出当时人们对于一种生活的一种追求。金银器的发现，当然不只是象征的这种灶具的这些东西，还有其他别的。
比如像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里头就出土了这样的金银器，那么这个金银器，看起来是具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这些东西是作为一种饰件，而同时在其他地方，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些器物，就徐州这个汉墓里边来看，它这个里边出土的有银的器皿，而这个器皿呢，上面还有文字，这个文字清楚地刻出了这件器物的容积，就是它能装多少东西，显然是和饮食用具是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我们在满城汉墓里边还看到了有这样很奇怪的器物，看起来像一个漏斗，另外一件看起来像一个碗或者像一个盒，但是它有很长的流。这个器物是干什么的呢？据研究它是一种药具，就是人灌药的时候，使用这种银的器具。由于这种长生不死或者是祈求长生不老这种愿望，就使它渗透到丧葬当中。《汉书》里头明确地记载，帝王死了以后，他要用金缕玉衣，列侯还有始封贵人，这些人要用银缕玉衣。长公主这些人要用铜缕玉衣，就是用金丝、银丝或者铜丝，把玉器连缀在一起做成这种葬服，那就是说金银同时又反映了一种保护尸体和强调等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金银在古代社会当中，它体现了一种神秘或者一种崇拜这种观念。
这种情况就引起了一些人对于生产制造金银和金银器的这种探索。比如在文献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就说“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那么金为什么不可以制作呢？就用其他的东西制作的。大家知道黄金是自然的，它可以在自然当中存在，可是当时就有些人认为黄金是可以做的。当然究竟能不能做，在当时的人想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不过他这么想，就反映出当时的一些道家的思想和哲学的一些思想。那么这些方士们准备制作或者希望制作金银的这个观念，它就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那么金银是可以合成的，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观念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汉武帝也相信了这种说法，所以他亲自派人去进行这种所谓的金银的合成的制造。方士们做的这种金银究竟是什么样？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我们在汉代发现了大量的鎏金的一些器物，这些器物当然和方士们所谓丹沙可以化金，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为什么会在战国或者在汉代，大量的鎏金器开始出现呢？我想多少和方士们在求索、探索制造金和银的这种探索当中的意外发现有关系，要不然它不会在这个时期，这样突然的兴盛和流行起来。
从文献记载上看，在汉代西汉时期中国的黄金是特别得多，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有个叫梁孝王，这个人在他死的时候，他家里头居然还有黄金四十万。四十万斤，那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其实不止这一条文献记载，文献有很多。有人做过统计，说西汉把文献当中这些黄金辑录出来，大概有二百余万斤，这还只是文献当中看到的，可是这些黄金最后在东汉文献当中就没有了，很少再记载黄金。所以呢，在过去研究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悬案。从清代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悬案也没有解决，那么有人就做出了推测，人们推测第一个是认为当时农民起义，使一些贵族们把一些黄金都埋葬起来了，后来就失传了，找不到了，这是一种推测。还有一种推测，说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用于购买西域的一些珍宝，使大量的黄金外流，这是一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佛教传入到中国以后，泥金写经，还有造像涂金，把大量的黄金都消费掉了。这是过去对于“西汉的巨额黄金消失之谜”，曾经有过这么三种推测。那么这三种推测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样的话考古发现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们现在西汉时期的墓葬的发现，大概有几万座，大型的遗址也有很多发现，那么在这么多墓葬和遗址当中，发现的黄金还是很少的，所以呢，过去的发现就是这样。
可是最近这些年有一些新的发现，比方说西安北郊谭家乡这个地方，发现了两坑金饼，一共是二百一十九枚，它的总重量达到了五万四千多克，这是发现比较大的，再结合一些其他零散的一些发现，也许我们会通过这些考古新发现，对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提供一些新的线索，这也是考古学发现的一个重要意义。到南北朝时期的情况稍微有些变化，但是，这个时期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佛教在中国已经是很兴盛了。那么佛教在中国兴盛以后，就建造寺院，这些寺院建造地非常豪华，有的时候都涂上金的。然后呢，还要造像，有的直接用金造像，有的造铜的，然后鎏金。所以这个时期的金银器的制造也是和一些信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器皿，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这是三国时期一个墓里面出的，是一个银的唾壶，另外还在东晋墓里边发现了这个银碗，在北魏的墓葬里边发现有这种银的耳杯，就是说用金银做食器，或者用金银做一些容器，在当时还是很流行的。
接下来是唐代，那么唐代这种观念和汉代几乎没有差别，惊人地相似。比方说到晚唐的时候有个人叫李德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他就直接劝说敬宗皇帝，他劝说他的时候，直接引用的《汉书》，还是在讲用金银做食器可以不死，这种观念一直到唐代还是一样的。那么和它有关的发现也有一些，比如在西安南郊有个著名的何家村遗址，这个何家村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金银器，有趣的是这些金银器里边，有的它就装着一些药品类的。比如上面有丹沙、石英这类的东西。那么这类的东西，有人推测就是炼丹用的，而且它又和金银器放在一起。可见汉代一直到唐代，人们把金银作为一种神秘和崇拜的象征，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惊人地相似。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就是说把金银还作为一种等级的观念，在唐代稍微有些变化，就是当时很明确地规定，说是一品以下的人不能用金做食器，六品以下的人不能用银来做食器。当然了，事实上能不能遵守，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我们发现在大量的墓葬当中，属于一品以下的这种墓葬里边也出金，金器，属于六品以下的这样的人的墓葬里边也出银器。但是这个问题呀，并不是说文献记载有什么错误，从反面说明由于这种神秘的观念的趋势，由于长生不老的愿望，使一些人敢于冒着风险来违反法律行事。
好，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艺术创造的新天地。大家知道，在金属里边黄金和白银，它的延展性非常好，相对比较柔软，容易做出非常精美的器物。所以精美的作品，精美的工艺作品很多都是用黄金和白银制作的。工艺品当中的难、巧、细、精，用金银来表现是最合适的，所以在这一时期又出土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文物。下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是战国时期的，这是一件金盏，那么这件盏，大家一看就知道，它和铜器没有什么区别，在造型和纹样上没有什么区别，制作技法采用的也是铸造技术。同样在这个时期，发现的其他器物也是这样，就是它是用一种铸造的方法来制造金银，其实这种方法对金银器来说并不合适。因为金银它的这种特性体现不了，但是最初的时候，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工艺技术来制造的。但是到汉代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汉代在金银制作上，就出现了这种打制、锻造技术。用锻造技术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有一点，它好用在材料上，第二个在制作的时候不需要很多人合作，更能够突出工匠自己的风格，就是有个性化，而且它节省原料，降低成本。汉代的这种锻造技术生产的金银器逐渐地增多了，这个是在另一个汉墓，河北的一个汉墓里发现的这件器物，那么这件器物大家可以看出，由于它采用的锻造技术，棱线分明，特别光滑，光亮如新，刚发掘出来的时候，简直是和我们现代的作品一样，如果它不是出在汉墓里边，我们都不敢相信当时的人能做出这么精美的东西，而且能够这么完好地保存到现在。不过这个银器一但出土之后，和空气接触，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像另外一件，几年以后又拍的照片，大家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黑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