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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一个套间的学日语的女孩已经关门睡下，图书馆向来有早睡早起的好风气。此时已经是万物沉睡，我觉得开灯就像扔炸弹一样惊天动地。我把窗帘拉得大大的，让满窗的月光漏进屋。
月光浓稠，质地优良。
我让泽宁坐在我的藤椅上，我坐在床沿上，我的脸对着窗口，月光和阴影在我脸上交替浮动，泽宁的脸则是一团深灰，在深灰之中又有两粒黑亮，那是他的眼睛。此外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则完全看不见。
在阴影中深灰说：蛛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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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游记
小，说，t，xt，天，堂
一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种明亮的黄色。
比柠檬黄深一点，又比橘黄浅一点。我有一件黄色的上衣，双层夹克，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
穿着黑色的牛仔裤，理着一个奇怪的发型，一边非常短，另一边垂下来，盖住了半边脸。多年以后张尊还记得这个发式，每次他跟人感慨完了之后就说：林蛛蛛当年真是非常时髦啊，理着一个清汤挂面的短发。
发型的确标志着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
那是专门为我设计的一种发型，我的女友方耘把她的两个搞美发的朋友弄到图书馆宿舍来，一男一女，男的左看一眼，右再看一眼，然后嚓嚓就把我的垂肩长发剪掉了。他边剪边说：保证好，你放心！
然后我就穿着我的黄色上衣和黑色牛仔裤，顶着这头在全城独一无二的头发游逛在南宁的大街上。在深夜里我像一个骑车的女巫，在白天，我则像一株奇怪的向日葵。
女巫这个词不是我说的。
但我很喜欢这个称号，我觉得它不同凡响、先知先觉、诡秘飘忽，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当某种生活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这比称我为博士或学者更要令我兴奋。
女巫这个说法最早是李管说的，他是我早年的朋友中对词最敏感的人。
李管当时在桂林，我在南宁。那次他正好到南宁开会。有一天傍晚，我到王红家看她给小孩洗澡，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李管。
他劈头就说：林蛛蛛，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头发挡了半边脸。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他说：肯定没错，穿着你这件黄色夹克，单手骑车，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半夜十二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特别像一个女巫，不是你是谁。
在白天，女巫消失，阳光一照，她就变成了一株向日葵。
现在我觉得我的衣服不再是那种难以描述的黄色了，它正是向日葵的颜色，在阳光下散发出炫目的金黄。葵花这种植物使我首先听到一阵歌声，"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创建和谐家园】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在歌声中万人【创建和谐家园】、欢庆、【创建和谐家园】的场面像海水一阵又一阵地涌来，我们手持纸做的葵花，成为这海水的一部分。
葵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得最多的花，它出现在银幕、舞台、墙壁、报纸、黑板、课本、信封、信纸、笔记本、像章、瓷盘、茶杯、脸盆上，并在我们的手上成为一种一开一合的道具，在【创建和谐家园】队伍里，哨声一响，我们同时打开，葵花在我们的头顶一片金黄（如果我兴致不高，或者头晕，我就会觉得这片葵花是一片屎黄，屎黄当然是最难看的），哨子响两声，我们把葵花关上，一片黑脑袋重新露出来。
在南方，在我们的小镇上，我很少看见真正的向日葵，那种有着宽大叶子、焦黄饱满的圆盘、并且神秘地绕着太阳转的向日葵，如果偶尔见到，我就会惊呼，并且停下来看上半天，我喜欢它那种动人的明亮。但在更多的日子里，葵花是一种简化了的符号，当它出现在信封上时，它是一个椭圆，周围是一圈小些的半圆，这使它看上去像一只蛋壳上沾了一圈虫卵，丑陋无比。这种图案铺天盖地，像泥沙一样多，在我八岁到十八岁，我完全丧失了对这种花朵的感受能力。
直到凡高在中国出现，向日葵才获得了再生。它们身上的颜色一层又一层，神经质的筋络动荡不已，犹如寂静中一声响镲，纯黄的花瓣在炽烈的燃烧中生长，在这时，真正的向日葵才从泥土中上升，成为不朽的事物。
在八十年代，我身穿黄色的上衣，微歪着头站立在旷野上的照片让我联想起一株向日葵，阳光强烈，天空湛蓝，我上身的纯黄在燃烧，头发在燃烧。但当我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并不是一片蓝色的天空，而是一片红色的壁画。壁画在一面山崖上，山崖从江水里伸出来，需要租一条木船才能到达。
我侧身站在崖画前，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青蛙，这张照片大概摄于８６年或８７年，地点是广西宁明县。在我的旧影集中，我身穿黄色上衣的相片比比皆是，它们分别摄于广西的百色、隆林、田林，云南的文山、马关、麻栗坡、富宁，广州、深圳、珠海、北京，影集里一片金黄，就像无数棵生命力旺盛的向日葵，开放在祖国各地。
由此我认识到，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我仍然应该感谢电影制片厂，它是我呆过的单位中最有趣的地方，它虽然没有给我房子，却给了我自由。
有什么单位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呢？有什么单位总是让你看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而又出钱让你到祖国各地到处走动呢？
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一只电影虫子掉进了电影厂，就像一条蚕掉进了桑田里，桑田无边无际，又肥又嫩又大的桑叶就像海水一样无穷无尽，我吃完一张又吃一张，最后我会变成一条蚕精，通体透明，金光闪闪。这样的福份从天上掉下来，像一张面饼，叭的一下就砸在了我的脑袋上，这件好事我在图书馆干活的时候真是连想也想不到。
我特别喜欢回想我到电影厂报到的那一天。
推荐、考核、面试，像风一样吹过去，我口袋里放着图书馆的介绍信，骑上单车，呼的一下冲上了七一广场。那是十一月份，南宁最美好的季节，酷热已经散尽，凉爽袅袅婷婷，所有的树叶都呈现出一种深秋的墨绿，所有的墨绿都变得更加肥厚，完全是一派丰收景象。
我走在大街上，就像一个农民走在收割的田野里，风是金风，露是玉露，满城的树叶都发出哗哗的喧响，它们一会儿把浅色的背面翻过来，一会儿又把正面的深色翻过去，这使满街的绿色深深浅浅，层次丰满。阳光在叶子上跳荡，绿色煜煜生辉，天地间一片辉煌，连世界上最丑陋的牛肚果（即木菠萝，外壳像牛胃，深棕色，有密密麻麻的凸刺）在秋天午后的光线下也变得像一面面金锣，在明亮的蓝天下当当敲响。
朝阳路、火车站、中华路，往左拐，衡阳路、友爱路，在友爱路尾，这个城市的尽头，马路的左边，就是广西电影制片厂。
淡黄色的大门，寂静而神秘，我穿过铁栅栏，穿过一大片空地，穿过花坛和收发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四楼的左边就是文学部。
整个文学部静悄悄的，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我探头看见部主任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我说：我来报到了。主任说：好，好。他带我到二楼财务科，把我的工资关系交给一个女同志，然后领我到图书室借书。主任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就是读书，先熟悉电影，每个星期一上午九点来开例会，星期六下午四点来扫地，其余时间在家。
然后就没事了。
我又沿着友爱路、衡阳路、中华路、火车站、朝阳路七一广场一路飞车回家，满街的叶子再次沙沙鸣响，纯银的音色在晴空中化作漫天的清流，从我全身敞开的毛孔长驱而入，直抵我的五脏六腑，我的身体溢满了因膨胀而轻盈的气体，有一种力量将我往上托，我既在浪涛上，又在空气中，所有的房屋大楼、电线杆、交通亭、垃圾筒，所有的树叶，连同牛肚果，统统都在说着同一句话：不用上班了！每天都能睡懒觉啦！
自由从天而降，朝辞白帝彩云间，泪飞顿作倾盆雨，便从衡阳到朝阳，李白杜甫和毛主席的诗篇像飞箭，嗖嗖掠过我的血液，发出噼噼啪啪的火光。
到了星期六，我就兴冲冲地去扫地。
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觉得不太对得起我的工资，于是把扫地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到厂里面积辽阔、荒草丛生、落叶满地堆积，我觉得要从四点扫到六点是很有可能的。
我早早就到了，文学部三个办公室都关着门，一个人都看不到，我没有钥匙进不了，只好在楼道里徘徊，我徘徊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没看到有人来，于是我又从四楼到一楼，从一楼到四楼，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人。
已经四点过了，我有点着急，看到楼道里有一个半人高的大竹扫帚，拿过来就在楼道里扫了起来。扫了几下，又觉得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扫地比较奇怪，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到地的悬空感。
我疑惑着放下了扫帚，重新下楼。我走到办公大楼旁边的橱窗跟前，那是一个要塞，谁来都要经过那里。我打算等到有人扫地我才扫，否则我无法确定自己在一个新单位的行为。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文学部的同事，我向他打听包干区。他说，包干区就是你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没什么好扫的。说完他就到收发室看信去了。我左右看看，其他部门有人拿着扫帚陆续出来了，没有文学部的人，我内心感到无比孤独，如芒刺在背，有一种四面受敌之感。好在只是方寸之地，我几下就扫完了，我有些不放心，又去问别的部门的人。那人瞪着我说：你们文学部经常出差，包干区就那点。
扫完地上楼，文学部的秘书才来。
她告诉我部主任出差到北京去了，下星期一不用来开会，主任让她布置我看剧本并提出意见，但又没留下本子。她让我先看看书，等主任回来再说。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影厂上班的情形。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谁当部主任，都会经常到北京去，主任一不在家就不用来开例会，扫地也是不用扫的，一年扫两次就够了，十一一次，元旦一次，你一次都不扫也不会扣你工资。
有时候连着两三个星期都不用来上班，连你自己都忘了是电影厂的人，这时厂里却来了电话，说厂里发广柑橘子了，你快来拿吧，水果不能放。有时是白糖，一发就是十斤，有时是排风扇，一人一个。当年电影厂经济效益甚好，经常有东西发。我用自行车把一筐新鲜的广柑、橘子、芒果运回家里，整日睡大觉、写小说、谈恋爱，我边写小说边吃水果，每天要吃一两斤，这边刚刚吃完，那边又通知说厂里发水果了。
那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啊！这样的好时光再也不会有了。为此我永远都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
假如厂里现在还能发得出工资，不但发得出工资还能给我分房子，而且不用坐班，假如有一天它说：林蛛蛛你回来吧！我一定会连滚带爬，昼夜兼程，像飞蛾扑火那样奔向它！
当然，这只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
二
我身穿黄色衣服的照片有一张摄于广州，那是一身黄色的连衣裙，我歪着头站在东方乐园的门口，面带微笑，兴致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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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北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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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去跟王朔有关。
四月下旬，有一天，我们文学部忽然来了一个奇怪的任务，让我和一位老编辑带领四个来厂实习的大学生到厂资料室翻文学杂志，说是要给张艺谋提供小说线索，张艺谋需要一个城市题材的线索，最好是写青年人的，六月份必须有头绪。
在八十年代，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为张艺谋打工更让一个电影人感到无上荣光的呢？至于精英们是什么看法，我们毫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人民，伟大领袖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让学院派见他娘的鬼去吧！张艺谋就是我们的英雄，他是电影的大救星，呼儿咳哟。有了票房，我们全厂都有救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的一位小朋友。小朋友姓韦，因热爱文学，自己取了个奇怪的笔名叫小虫。
小虫认识我的时候还在南宁三中上学，三中是南宁最好的中学，升学率达到９８．７％，小虫很顺利就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放寒假的时候小虫从上海回来，到图书馆宿舍找我玩，话不出三句就聊到了张艺谋。
张艺谋的名字像一种奇妙的催化剂，使小虫茶黄色的脸上泛起了一层好看的红色，她的眼睛闪着光，闪着光的眼睛说，张艺谋，我们真是太崇拜他了，我们经常在寝室里谈论他。她想要说出一些谈论的内容，但它们梗在她的喉咙里，一半由于激动，一半由于难以启齿（她们觉得张艺谋特别具有男性魅力，他紧皱着的眉头、刀削般的脸，无一不是魅力的来源，与此同时，她们莫名地嫉妒巩俐）。忽然，她像跟我吵架似的说：张艺谋一点都不土！
这话使我一愣，为了表示我跟她完全一致，我说：土与不土的说法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
小虫觉得此话特别解气，连说：就是就是。她们寝室有一个北京女孩，家住航天部大院，平日十分骄傲，见她们热衷谈论张艺谋，就说：张艺谋最土了，老农民一个。小虫她们认为，北京女孩不但侮辱了张艺谋，还侮辱了她们全体，众女生像被捅了马蜂窝的马蜂，你一口我一口，把北京女孩蛰得遍体起火，最后只好说巩俐比张艺谋还土才平了民愤。
见小虫意犹未尽，我就告诉她，这张艺谋是我们厂的人，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我都在财务室看见他的工资袋。小虫立即跳了起来，她紧张地盯着我，好像我在顷刻间变成了一个骗子。张艺谋是一个神话，他应该出现在法国的嘎纳、德国的柏林，以及被嘎纳和柏林的折光变得无比遥远的黄土高原（虽然这黄土地就在陕北，但它在我们的印象中却不是在中国），他怎么可能在平庸的广西呢，而且还有一个工资袋。
等小虫觉悟到张艺谋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话的时候，她再次跳了起来，好象听见了晴天霹雳，她像电影里一名面对行刑队的【创建和谐家园】人，用下地狱的决心说道：我一定要见到张艺谋。
从此，小虫差三隔四，就要从她家所在的衡阳路骑车来到我们厂，她先顺着围墙，从大门到后门之间来回张望，然后又假托找文学部的林蛛蛛，进入了厂内，她骑着车在厂办公大楼、摄影棚、宣发科、道具车间、图书室等处倘佯，在荒草环绕的摄影棚，小虫也像我当年那样，扒着门缝朝里看，蜘蛛丛生灰尘弥漫的荒凉景象使小虫感到无比失望。她又无师自通找到了通往宿舍区的边门，在千篇一律的楼房之间，小虫仰着头，在一家又一家的阳台上仔细辨认张艺谋照片上出现过的衣服。她走过幼儿园和饭堂，来到家属区的露天放映场，一排排水泥台阶在冬天的阳光下空荡荡地凸起，有几只麻雀停在上面。难道张艺谋会在如此简陋的放映场上看电影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小虫回到家，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张艺谋长年在外面拍片，很少回厂，像我这样住在厂外的人也没见过他，不过凡住在厂里的人都见过他。于是小虫坚决要求，万一我看到张艺谋出现在厂里，立即就给她打电话，她把她父母工作单位的电话都留给了我。结果是，整整一个寒假过去，我和小虫都没有见到张艺谋。
想到小虫对张艺谋的热爱，我感到自己的工作甚有意义。
我带领四个大学生杀到厂图书室，把《收获》《花城》《钟山》《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作家》《青年文学》统统搬出来，桌子椅子顿时一片狼藉。我心想，如此恶读，哪里还能见到天日，不如我到北京找王朔，王朔愿给就给一个，不愿给就得死了心。
立即就自告奋勇。主任听了大喜。
吾厂地处偏远，女编辑一个比一个胆小，一个比一个怕累，既怕坏人，又怕名人，既怕坐火车，又怕找不着地方住，怕举目无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后还怕无功而返遭人耻笑。有一年，厂里让一位女编辑到北京观摩外国电影，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她回来后却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北京了。大家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因为北京太大，从住地到电影院，要坐半个小时公共汽车，害得她起早摸黑，辛苦异常。现在出了一个初生牛犊，不知道怕老虎，一开口竟说要去找王朔组稿，主任立即批准，当天就让她就去财务室领一笔钱买票，还让她中午到家里吃饭，好好商量去京组稿的事。
说王朔是老虎一点都不夸张，王朔虽然不像张艺谋那样得到全球瞩目的国际奖，但他深受广大青年的爱戴，同时也深受电影界的爱戴，那一年正是"王朔年"，王朔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已成燎原之势，我是流氓我怕谁（这话说得多痛快啊，无奈的小人物口念此语，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多少年以后，它还是一句优美的诗），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有多少混沌中的青春热血，受到王朔语录的召唤，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领袖的语录在我们的心中还历历在目，王朔的语录就已长驱直入，它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的热血像开水一样沸腾，像火焰一样招展。
直到１９９２年，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应邀到港澳中心参加香港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研讨会，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来了各路精英，以及一些平日很难见到的人物。我的身边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她伸长脖子不停地四处张望，面露焦灼之色。会议开始之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她先是问我看到王朔没有，我说王朔不会来的，他怎么会来呢？女孩万分不解，她揪着我问：为什么王朔不来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像王朔不来是由于我的阻挠。她跟我论理道：听说作家都要来，为什么王朔不来？她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了，她带着哭腔说：我是听说王朔会来我才从海淀赶来的，我连早饭都没吃，跟学校都没请假。他们骗人。说完女孩便万分委屈地走了。
此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觉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实在算得上是胆大妄为，对于我等凡夫俗女来说，胆大妄为不是去炸白宫，剌杀克林顿，而是胆敢只身一人到人地两生的北京组王朔的本子。记得当时我口放狂言，全身感到十分畅快，但主任刚一同意，我立即又感到心虚，万一找不到王朔怎么办？万一组不回来稿子怎么办？而且根本不是什么万一，而是完全可能的。坐在主任家里，吃着他的炒米粉，我心里一阵阵发虚。
好在主任十分开明，他说：你去吧，组不成王朔的就组别人的，其他题材也可以。
于是，四月里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南宁直达北京的五次特快来到北京。
走进一条灰色的胡同，头顶是北方的榆树和槐树，树杈之上是蓝色透明的天空，我十分喜欢这样的天空，我一边走一边仰头看，心里想道：多美啊，北京。我微笑着，有一种透明的东西从我心里和外面的空气间来回穿梭，发出圆号般纯金的声音，嘹亮而遥远，它们来自什么地方呢？
长长的胡同一会儿就走了一半了，胡同的中段，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儿出版社的办公大楼，我迎着大门走进去，往右拐，有一个很不起眼的门洞，我沿着门洞的台阶走到地底下，再往右，走到尽头，就到我的房间了。中青社招待所在地下室里，有十来个房间，房间里只有床和桌子，一部公用的电话分机放在走廊里，电视在值班室，到了晚上，大家都挤在一块看电视。
我住的房间是两人间，八元钱一天，另一个床位基本上没人住，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住这个房间。这样稳妥的单身宿舍，使我感到像是在家里，甚至比家里还方便，在广西图书馆的宿舍，打电话要下四楼走到辅导部办公室，假如人家下班了，就只好不打。电视则没有，如果我特别想看，就上别人家去。这里的生活设施是多么齐全啊，大院里有浴室，有饭堂，还可以看录像。
浴室里蒸汽弥漫，一个接一个白晰的女体从水汽中浮出来，像天鹅一样美丽，她们带着一种别样的神情和别样的动作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恍惚迷离。我穿衣服的时候看到对面的椅子上有一个年轻女孩，一头湿漉漉的头发遮住了她的整个脸，不知是因为她的皮肤特别白，她的头发才格外黑，还是恰恰相反。我穿内衣时感觉到她在看我，我一抬头，一眼看到她满脸浓黑的头发中露出一只乌黑晶亮的眼睛，以及与眼睛宽度相等的一小段脸，浓烈的雪白和乌黑，就像黑白两种闪电的光芒交会在一起，这种高强的亮度使我几乎往后仰倒。她的眼睛躲在头发后，不露声色，有一种怪异孤标的狰狞之美。我觉得此人甚似日本古代美女，手持短剑，正准备切腹自尽。她到底是谁呢？我无端认为她必是天樱。
天樱是当年新进女作家，文坛上有关她的传闻极多，我没见过她的照片，但听说她冷艳邪魅，迷倒男人无数。据说她就是踩着男人的身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文坛的，所以正派的人大都要对她表现出不屑以表明自己的正派。
我也打算斜着眼看她，侧目而视。但她怪异的美像一种光，它的能量改变了我的视线。当年我就是这样一只自由的虫子，遵循生命的指引，哪里有快乐，哪里有美，我就像飞蛾一样扑向哪里。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天樱的确有六分之一的日本血液，并翻译过日本女作家吉本香蕉的小说，长久以来我对天樱的了解只限于她与男人的关系。绯闻总是比别的东西传得更远，而对于她的才华，男人和女人同样只字不提。两年之后，听说天樱真的东渡日本了，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听到这个消息，眼前立即飘满了樱花的花瓣，在纷飞的白色花瓣中，一个女子浓发垂肩，遮住了半边脸，她手持一把长剑，剑身寒光闪闪，她鲜红的嘴唇倒映在惨白的剑上。
当然这并不是天樱本人，那个我在浴室里相逢的女子也不是天樱。她隐藏在我的身体里，在某些时刻出现。
中青社饭堂的白菜豆腐也像天樱一样隐藏在我的身体里，比天樱更加真实。我学别人的样子提着饭碗排队打饭，置身于一片普通话之中，我感到自己好像正在溶入京城生活。我发现北京的大白菜真是太好吃了，大白菜炖豆腐里的豆腐真是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那样的豆腐，冻过的，有许多细小的网眼，像我家乡的腐竹，北京真是北京啊，连豆腐都非同一般，它的网眼里注满了大白菜醇厚的甜汁，咬在嘴里，齿间的醇美传遍全身。最好吃的是北京的米饭，北方的大米日照时间长，使米饭散发出浓烈的米香，并且具备了糯米那样的黏性。诱人的菜香在队伍的前面袅袅上升，大白菜炖豆腐的菜汁拌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让我吃一百年都不腻。
北京的豆浆，竟然是装在袋子里的。油饼。油条。咸萝卜。烤白薯。一切都变得意味深长。所有普通的食物全都摇身一变，闪着光，粉墨登场，在我的北京印象中轰然鸣响。
在轰响的声音中我看到了飞机，它们在中青社的会议室里飞翔，如果它们不是越战中的美国飞机又是什么呢？闷热的蝉声响起，密不透风的丛林，子弹、芭蕉叶、椰树，燃烧的火焰、黑烟、气浪，鲜血、鲜血、鲜血，《野战排》。
与《现代启示录》相比，《野战排》是一部沉闷的电影，但会议室里人满为患，听说放《野战排》录像，所有人都觉得必须坚持。而我则认为是一种幸福。电影就是我的生活，它与真实的生活交替穿过我的身体，一分钟前我在中青社的地下室里，一分钟后我就穿越时空，进入越南的丛林中，疯狂的植物缠绕着我的身体，火光灼痛了我的眼睛，我是如此深地进入了虚幻的世界，进入了越南，以至于唤醒了我体内的越南的潜质，在北京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总是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声称自己是越南人，以便给自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地下室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天堂。
我曾以为它是天堂的反面，是地狱。地下室是一个暗处的词，潮湿、发霉、阴森，来自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住在地下室里，就是住在地下的监狱里，有人就是这样理解的。
她说：你住在地下室里？你真年轻啊！可以不在乎。
听到有人将地下室跟年轻联系在一起，这更加使我感到地下室真是太好了。而我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这样美丽，她的话更是真理。
她坐在我的面前。她的名字不够灌耳，但她的美貌弥补了一切。
她已经有四十多岁了，我从未见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还拥有如此彻底的美。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不能称呼她老师，也不能称她为大姐、阿姨，平常的称呼用在她的身上会显得古怪，我只能直呼其名。
吴婀。
吴婀说：林蛛蛛，这个名字挺好听。她又说，你的形象也不错，可以演一个渔家姑娘。
只有电影界的人才爱随时随地地设想别人扮演某一个角色。吴婀既是电影演员，又是电影剧作家，还是小说家。她住在小西天的北影宿舍，在电话里她说：坐地铁，到积水潭下，过护城河的桥，往前走一段，就到了。一个灰色的院子，有很大的树（是槐树呢？还是榆树），树下有一排水龙头（那些银幕上的明星们就是在里站着洗衣服的吗）。我走进一幢房子，里面光线很暗，我摸索着找到了楼梯口。木地板，很暗的走廊，两边的门互相对着。我走到最尽头，敲开其中的一扇。